自序：蜀江水碧蜀山青

近一时期的几个黎明，我一醒来眼前就会出现一个景致，有点儿像磨损过度的皮影，在不该漏光的地方，总是漏出了不该呈现的梦中细节，造成了那些梦中人物过早地露出了侠肝义胆，而烈焰红唇的美女敞开了丰乳下的森森白骨……这是一些本该彻底忘记的细节，问题是怎么也忘不掉，它们嚣张地生长，褴褛而坚强，并且在我眼前自说自话，成为嘲笑我的对手。好在它们坚持不了多久，光天化日，它们越来越淡，回到了梦的深处蛰伏，第二天继续演绎它们的故事章回。我辈平庸，尚且如此，对于那些天降大任者而言，梦中神启的大力简直不可方物。

因为写作《踪迹史——唐友耕与石达开、丁宝桢、骆秉章、王闿运等交错的晚清西南》一书，我走访过近百个村落，许多记忆都模糊了，但去探访广州市花都区大布乡官禄布村的情景，至今分外清晰。“天王”洪秀全的饮食起居与悟道方式，在多年以后依然历历在目。

大大小小一共18座山丘呈半月形环抱村子，左边有天马河和大沙河交汇，右边有山峰拱卫，前面田畴广阔。青龙、白虎守护下，洪秀全故居和洪氏宗祠前有一口半月形的池塘，堪舆学称为“水聚明堂”。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官禄布“施”形成一道窄门，洪秀全并无另外出路，只好在青灯苦读之中消磨生命。他不得不从众，在读书人必须搏击功名的焦虑症影响下，心力日益憔悴。那时，他还叫老老实实的乡野名字洪火秀。火秀第二次赴广州考秀才的时候遇见一个叫梁发的读书人，时间是1836年春天。梁发是传教士，他拿9本一套的《劝世良言》送给了洪火秀，但考试失败的火秀回家就扔在一边，迅疾被重重叠叠的孔孟之书压倒，多年不得翻身。

直到须发早早半白的他，1837年第三次应试而继续名落孙山，洪火秀才把这套宝书翻出来，一读，再读，醍醐灌顶，恰在豁然大悟来临之际，他突发高烧，玉山倾倒，轰然仆地，一睡就是四十多天……昏睡，成为他最后完成悟道的闭关时刻。

昏迷是表象，神速学习才是实质。据传，洪秀全做了一个悠长的、具有章回起伏的怪梦，文献里称之为“丁酉异梦”：他看见一龙一虎一雄鸡走进屋子，接着一群人吹吹打打，一队黄衣童子翩然入室，并用一乘华美的轿子将他抬起，不断升高飞入云端，最后来到一个光明璀璨之地。洪秀全见到了一个身材伟岸、衣着龙袍的长者，他将洪秀全的肚腹轻轻剖开，取出污秽的内脏并易之以新，伤口却倏然而愈，不留痕迹。洪秀全目眩神迷大感受用，留着金色胡须的威严长者自称是他的父亲，告诉他：人间正受到妖魔的祸害，他的任务就是下界前去斩杀妖魔，拯救人间于水火。为帮助他战斗打怪，威严长者给了他一把名叫“云中雪”的宝剑，并派他的兄长耶稣前去助阵。在炫目的光芒中，洪秀全挥舞宝剑，耶稣捧着发光的金印，神兄神弟飞过三十三层天界，投入到斩妖除魔的战斗……昏迷中的洪秀全不断高呼正义口号：“杀妖！杀妖！杀！杀！杀！杀！杀！杀！杀！”听起来有点像对虚无的“七杀碑”内容的填写，家人大为惊恐。

清醒过来时，这个人已经是洪秀全了。

秀全先生双眸秋水深潭，神情、语调、谈吐乃至声音，全变了。他挺身而立昂首天外。有人就发现，他脑后竟然有闪烁的光圈。类似情形，在康藏高原上称之为“包仲”，意思是“天意神授的说书人”。

有人说，洪秀全是中国第一个把外国的思想、外国的意识形态嫁接到国内事功的伟人。

所以伟人强调说洪秀全是中国第一人，是全人，是第一次接受西方真理的人。

其说力透纸背，我辈自然无力置喙。

在研读明末史料过程中，我发现，大西王张献忠的种种言论与行为，似乎才是敢于与西方意识形态接轨的先行者。

1644年年末，在利类思、安文思两位“天学国师”的谆谆教诲下，大西王张献忠对他们奋力鼓噪的天主教义不以为然，你的主是你的主！他不喜欢政教合一，那嬲得很！他喜欢武装到底，把长枪大炮扛到底。但他的思想如泥鳅拐弯迅速“入巷”，对于距离中土智慧极其遥远的天文学、算学、地理学等绝学，很快就登堂入室了。张献忠有时凝神端坐，虎目洞悉虚实，有时背手踱步，踏雪无痕……置身西蜀，放眼世界。每每听完洋人的学术讲演，他就转身与左右跟班辩论，反复学习深刻体会。他融会贯通舌绽莲花，忠实于将飘浮的学问如何落地开花结果。“驴日的，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啊！”出天文进算学，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经过半年学习，他对“天学”已经颇有心得。孺子可教——不不不，是雄才可深造也！两位“天学国师”耳濡目染，不得不承认：“其智识宏深，决断过人。”他们暗暗称奇，进而忘情山呼万岁：皇帝“天姿英敏，足智多谋，其才足以治国”。这一评语，分明已是一代明主崛起西蜀之兆，足以支撑破碎山河。

张献忠在洋人铸造的天象仪、地球仪、日晷和提供的书籍之间来回穿梭，逐一对位，将堪舆学的天象分析以及《孙子兵法》的诡道，与西方科学进行了创造性的完美结合。这一空中对接的结果，造成了他必须在连续的形而上领域完成转换。

他的主业是统摄堂堂大西国，日理万机，“八小时之外”才是努力学习的唯一机会。他不得不废寝忘食，以至于用脑过度，又猛喝烧酒希望激发灵感，导致产生严重幻觉：光天化日之下，他看到了刀丛剑林自空中冉冉而降，又看到不少断肢残臂不断袭扰、抢夺自己的饭碗，无头女鬼还无耻地伸出了猩红的舌头……

要干啥子？！大西皇帝拍案而起。

他下令百官抬头齐齐仰视天空。大家按照圣旨的吩咐，仰望天空，小心翼翼地说什么也没有看见。黄虎公然说：“今日天不晴朗，故尔等未能见之，且其中亦有天意存焉。天显奇异，只令天子独见，以便将来代天行之。”将百官看不透天机的原因归结为二，一是天气不好看不清，二是只有天子才能看见。尔等不是天子，怎么能看见？

这分明是他深度谵妄的症状。

为了获得身心的彻底解放，他抛弃了皇冠与龙袍，长袖飘飘，展开昔日铁匠游身熔炉间的身法，逡巡其间，体察幽微。他正敞开着箭衣，胸前露出一团浓黑的胸毛。

“皇冠落地类转蓬，空教胡马嘶北风。”眼下，明朝、南明、大顺、大西正在化为历史的烟尘，随风而起，随风而散。抓住时代机遇与天机合一，成为黄虎洞悉本质的捷径。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不断接收着天神发来的高度绝密、只有他才能破译的最高指示，奋笔疾书，记录为一部从不示人的《天书》。他考虑让洋人着手翻译出版，向西方世界宣传大西国宏旨，自己一心向西，要向西方传播东方帝国的超迈文化……1647年元旦翌日，黄虎的神志还没有从天象仪的神启中彻底返回现实。那是一个恍惚而晦暗的早晨，早餐尚未结束，张献忠即在西充县凤凰山顶的荆棘林中殉难，这部记载大西国最高语录的《天书》就此失落，也许是被上天收回了。西南大学历史学院一位教授撰文指出，“可惜这部书的详细内容没有流传下来，但可断言是一部别开生面、富于哲理性的著作”。（《浅析张献忠思想的双重性》，见《张献忠研究文集》，四川师范大学电子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第331页）教授已经“断言”了，让我怀疑教授已经得到了梦中神授。

这就意味着，张献忠敢于“拿来”，敢于在四川实现自己的宏图大业。天府之国成为他的试验田。呵呵，“天兄”在上！可是对于“天学”一窍不通的洪天王，显然只能当张献忠的学生。

天府之国的膏腴土地不必一味生长懵懂无知的农作物，也可以长出森林般壮阔的刀枪剑戟。那是一派多么激动人心的钢铁风景。

著名人生存论心理学家E·贝克尔认为，死亡恐惧是人类心理中最为普遍、也最深刻而隐蔽的存在性不安，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致命之伤。自幼形成的生存恐惧与粗粝的自然空间，占据着张献忠的全部生活，他对命运的安排从来就表现出强烈的反叛，总是下意识地规避一切可能产生顺从现实的矛盾性因素，肯定一方的同时又否定另一方，做出结论之后又将它推翻，使他的言行以分裂、变形的形态呈现在历史面前。张献忠、洪秀全之类的“克里斯玛型”领袖一般初期都反对个人崇拜，反到天上和地下，无非想自己主宰世界和历史。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显然是小儿科级别的。顺我者亡，方显英雄本色。张献忠身上最为典型的特征之一，就是“克里斯玛型”领袖发展到极致之后，刀头倒转，自然而然出现的严重自我分裂，这是一种如影随形的权力伴生物。他的晚期性格中充满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悖谬，甚至他从西方的天文、算学、地理学识中穿越到《孙子兵法》的诡谲，也常常体现为分裂的人格和分裂意识。

作为蜀人，我一直有研究、记录大西皇帝言行的愿望。置身蜀天与蜀地，我更有责任记录这一段促使天地翻覆、山河变赤的历史。

我发现，张口“论从史出”、闭口“以论带史”的学术中人，在针对一些历史人物研究中，可以发现他们严重的人格分裂。比如，在针对张献忠入川、建立大西国前后事态，史料就是这么多，涉及的书出自欧阳直、彭遵泗、傅迪吉、费密、沈荀蔚、李馥荣、毛奇龄、吴梅村、顾山贞、张烺、李昭治、利类思、安文思等人之手，或之口。这批学者苦心孤诣从中发现有利于巩固自己的论据，并一再强调材料的真实性以及无可替代的亲历性价值。当然，他们还没有放过田野考察——对民间里那些讴歌黄虎以及大西军的民谣、儿歌的苦心收集与向壁虚构……

而面对同样的一模一样同一批材料，凡是遇到对自己观点不利的描述，遭遇到那种可能“漫化、矮化、丑化、污化”大西朝的论据，则千方百计“论证”为道听途说以及后来柄权者授意篡改。实在没法了，就红着脸说，这是“手民误植”的结果。

凡此种种，就构成了一种“为我所用”的奇葩多重证据法：这些学者百计贬低的史料，恰恰又让他们火中取栗般挑选出可以“担此大任”者——他们不再红脸地说，这就是史料。时至今日，数风流人物还看昨天。他们皤然白发，嘴角白泡子直翻，骈四俪六地谈论着“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的历史观。长此以往下去，构筑出他们三寸薄土之上的巍然学术丰碑。

这就让我认定，他们中蛊了。他们唾面自干的修为还不够。

所以一个人不能迎风吐口水。我明显感觉到，采用以往人物传记、人物分析、历史小说等写作手法，处理张献忠现象必将面临巨大制约。

可见，我不得不采用的一种“悖论写作”，就是为了进一步贴近黄虎十分特殊的个人气质与那一个永难忘怀的破碎时代。

我姑且称之为“大词写作”，就是服从于制式思维的强力指引，采用习惯性行话、意识形态术语，叠加众多形容词、副词来增加“克里斯玛类型”人物的魅力，就像军事上的佯攻，是一种消灭多元、凸显个人，消灭细节、凸显乌托邦的写作；但悄然运行其中的反讽原则与理性精神，不断消解着初衷与初心，将矛盾的对立推到极致就成为佯谬，在意涵的相反向度上，让语象与语义互相冲突、互相排斥、互相抵消，最后过渡成一种终极意义上的“悖论写作”，由此我用一句俗话来指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黄虎张献忠》不是一部以时间为链环的系统传记，我选择了涉及黄虎张献忠最为重要的十几个场景，力图展示他的奇异禀赋以及大西国麾下的政治、军事、科举、文化、管理、民生、交往、沉银等方面的举措和事件，在主流学术中人的叫好与民间的叫骂之外，忠实记录下我的所见所闻。

马拉美则在散文《伊吉图》中有言：“文学，或者说最初的文学，就是从如此等待之中诞生的。读书所开启的，不是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的等待，而是一片空无对另一片空无的等待，是一本书在等待另一本书，是一个孤独在等待另一个孤独。”在我看来，“想象很美好，现实很残酷”，因为这极可能是一个与虎谋皮的写作策略，到了最后，也可能是老虎交出了一张狗皮，但在虎伥们的挟持下，谋皮者最后付出了生命的本钱。

我在锦江九眼桥畔居住了十几年。成都因水而成，缘水而兴。二江珥其市，九桥带其流，府河与南河宛如人体任督二脉，吐故纳新，使“江环城中”格局一直得到承袭和发展。

数千年以降，成都码头镌刻着深纵的城市记忆。三国之时，诸葛亮送费祎出使东吴，因有“万里之行，始于此桥”的感叹，万里桥就此成为锦江文化的地标。明末，黄虎张献忠在九眼桥从事着自诩“替天行道”的清扫工作，留下了无数天地为之色变的事件。进入民国，成都尚有12座码头，其中6座分布于锦江沿岸。无论是人头攒动的水东门货运码头，还是运送盐糖、布匹为主的合江亭码头，抑或因木柴而兴的九眼桥码头，浪涌人聚，千帆竞流，逐渐形成上起新南门、下达望江楼的庞大码头聚落。成都人名之：锦江码头。

马可·波罗、威廉·盖洛、大卫·妮尔、亨利·威尔逊、山川早水等域外学者进出成都均在锦江码头。1879年，一代大儒王闿运入主成都尊经书院，多次进出锦江。20世纪初叶，青年巴金、李劼人正是从这里出发，远渡重洋，负笈法国；郭沫若的“东渡”、艾芜的“南行”也是以此为起点……

成都“因水而兴，因水而荣，因水而困，因水而为”，春水明媚凝脂，烟光梦田含翠。置身锦江码头，思接千载，知锦江之高义；逝者如斯，念崇丽之无尽。

最后，我会在红壤遍布的巴山蜀水间，焚烧10本《黄虎张献忠》。青烟一缕，蜀江水碧蜀山青，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2018年11月25日 于成都九眼桥畔

成都城墙外的街景。美国地质学家张柏林1909年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