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责任
一
我今天给大家演讲的题目是《作家的责任》。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是怎样走上作家之路的。我五岁开始上学，十一岁以语文成绩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初中。到初中去报到的时候，学校大厅的两边挂了两条标语，一条是“欢迎你，未来的科学家”，另一条是“欢迎你，未来的文学家”，我看了看就站在文学家的条幅底下去了。当时是我母亲陪我去报名的，她见我站在标语下不走就说：“你老站在这里干什么？”说着，拉着我就走。这时学校的一个老师看到了，就问我：“你想当文学家，是吗？”我回答：“是啊！”谁知道这位老师就是我后来的班主任。开学第一天，他就说：“我在报到那天看到我们班有个同学站在文学家的标语下，他想当文学家，现在我请他起来和大家见面。”我当时个头儿很矮，十一岁，大概连一米五都不到，体重也很轻，完全是一个发育不成熟的样子。我站起来，老师就问我：“文学家有很多种，你愿意当什么呢？”我说：“我想当诗人！”从那以后，我就有了一个绰号“熊诗人”。他们喊我“熊诗人”的时候并不是一种鼓励，而是取笑。“你们看，全班最矮的一个人，发育都不成熟，还想当诗人。”就是这种嘲讽和玩笑，激发了我做人的尊严。这些细节决定了我最终走上文学的道路。之后的四十多年中，虽然我经历了很多坎坷很多曲折，可我还是按照我十一岁时立下的决心走到了今天。
我喜欢文学的时候，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那个时候文学不是百花齐放，而是百花凋零。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一代人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全部下放农村劳动。我1969年下乡，跟我一起的知识青年有好几十个，组成了一个知识青年宣传队。在宣传队里，我这个半瓢水，成了难得的笔杆子。我从编三句半开始，到写歌词、快板书，到编舞蹈、歌剧、小话剧。我记得很清楚，到了1976年，我们县里的宣传队到省里会演，结果省里文艺界的领导一看，怎么这个宣传队的节目全是熊召政一个人写的啊？熊召政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感到好奇，等见到我本人，他们才发现熊召政是个矮个儿的毛头小伙子。在那之前的1974年，我要写一首诗朗诵来庆祝国庆三十五周年。记得我花了一晚上的时间，写了一首《献给祖国的歌》。后来这首诗发表在当年的《长江文艺》上，整整八个页码，非常长的一首诗。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作品，而且是头条。这首诗发表的时候，我还在乡村当知识青年宣传队的队长。白天劳动，晚上写作、排练或者演出。每天的劳动负荷非常大，又没有什么吃的，幸亏年轻，不然，身体早垮掉了。有一天，我在田里插秧，看到一辆华沙牌小汽车，远远地从山间公路上开过来，我开玩笑地说：“这不知道又是哪个‘走资派’来了！”正说着，只见那辆车就停在了我插秧的田头上。从车上下来一个胖老头，还有县里的一个干部跟着他。一会儿大队长就叫我：“熊召政，你起来！”和我一起做农活的同伴们说：“你说他是‘走资派’，他听见了，找你算账来了！”当然这是玩笑话。我带着两腿泥走到胖老头跟前。通过介绍，我才知道这是省委宣传部的一位领导。他问我：“你就是小熊啊？”我说：“是啊，我就是熊召政。”他就把我带到大队部里面，喝了一碗凉茶，然后从包里拿出发表我长诗的那份《长江文艺》，问我：“这首诗是你写的？”我说：“是的。”他说：“我怎么觉得这首诗好像不是你写的。这里面写到了很多地方，你年纪轻轻又没去过，怎么写得出来呢？你是抄的吧？”我说：“你若不信是我写的，我现在就背一遍你听听。”说着我就站起来，从头到尾把这首诗背了一遍。我记得其中有一句：“祖国啊，我是你大手大脚的儿子，我将用我坚强的臂膀承担你给我的责任。”我二十岁的时候就觉得应该为这个国家，为民族承担责任。但是我那天晚上写这首诗的时候，并不知道为国家承担责任是怎么样一回事。十年、二十年以后，当我真正有勇气为国家承担责任的时候，才知道这句话的分量。
我把这首诗背完以后，那位领导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小熊啊，你这首诗在我们湖北文艺界等于放了一颗原子弹啊！”这句话是夸我，我听了当然很高兴。我回答说：“这首诗发表以后，我收到来自全国的八百多封信。”用今天的话说，他们都是文学“粉丝”。我最早的“粉丝”现在都已年过半百了。这时候，距离人家嘲笑我是“熊诗人”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十年。不久，武汉大学招生，因为种种原因，我那一年没有跨进武大的门槛。不过，我还是结束了五年的农民生活，被调入了县文化馆，当一名创作辅导干部。为什么叫创作辅导呢？就是辅导全县的业余作者学习写作。
就这样到了1979年的夏天，有一天我去大别山脚下的一个山村，拜访一位乡村中学老师。走在陡峭的山路上，忽然迎面来了一位不到四十岁的农妇。我和那位乡村老师上山，农妇下山。我无意间抬头看了农妇一眼，她也看了我一眼。记得那是8月下旬，天气还非常热，可是那位农妇的眼神却非常冷，冷得让人心里发寒。农妇走过去以后，我回过头去看着她的背影走远，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她的眼神怎么这么冷？”那位姓王的中学老师说：“她是我们村的，她这又是去告状了！”我问：“她告什么状呢？”他说：“她的丈夫被大队民兵连的连长打死了，有冤申不了。”我说：“怎么回事呢？为什么申不了呢？”王老师详细讲述了整件事情。
三年前的一个冬天，她的丈夫在修水库的工地上，一个多月没有回家了。有一天，他请了一天假回家拿咸菜。回家后，他看到家里什么都没有，连柴都没有一根。老婆带着两个孩子，日子过得很艰难。他于是上山帮他们砍柴，又把家里收拾了一下，结果就晚了一天回到工地。按道理说，这不应该有什么大问题。可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却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县里集中数万民工修水库，由于太苦太累，民工逃跑的事件天天都有发生。为制止这类事件，各个大队经常会抓一些典型来批斗。这叫“杀鸡给猴看”。因此，这位民工一回到工地，立刻被民兵连长关起来，并组织批斗。这位民工觉得心里很憋屈，一个月没有回家，家里连烧的柴都没有了，我只是去砍了一些柴，并不是偷懒，怎么就成了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阶级敌人了呢？他想不通，就在批斗会上，和民兵连长争辩了几句。民兵连长就说：“你还狡辩，你这就是反革命！”说着就把他吊起来打。打着打着没有声音了，放下来时已经断气了。人虽然死了，可民兵连长一点都不恐慌，他反咬一口，说这位民工“抗拒批斗，畏罪自杀”，通知他家里来把尸首拉回去。这个悲剧发生在1976年的冬天，“四人帮”刚刚被粉碎，但拨乱反正还没有开始。中国大地上，极左势力仍肆虐横行。那位农妇在当时可以说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两年后，党中央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潮流进行清算。农妇看到了希望，便开始为死去的丈夫申冤。但是，她从公社告到区里，又从区里告到县里，三级政府都没有一个人搭理她。她后来又给地区、省里领导写信。她花五分钱买一张白纸，回到家裁成A4纸那么大，一张白纸可裁十六张；然后她让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歪歪扭扭地写上冤情；再用一个鸡蛋换了邮票，寄到县里、省里。可是这些信又一封封被打回乡里，乡里又打回大队。大队干部都幸灾乐祸地说：“看，信又回来了吧，你再告，就把你一家人的口粮都停下。”不管大队干部怎么威胁，农妇仍锲而不舍，三年如一日为丈夫鸣冤。
这位农妇不到四十岁，可是却像一个老太婆，头发枯槁，眼神呆滞。那天，我心情本来很好，但就是那位农妇的眼神把我带进了严寒的冬季。走在山路上，我一句话都没有。我觉得好像是我对这个农妇犯了罪，我对王老师说：“今天晚上，你带我到她家去。”晚上我们去了两次，那个农妇都还没有回来。从那个地方到区委会有二十五里山路，她在区委会坐到天色黑尽，没有一个人理她，她连一口水都没有喝，又走回来。见到她时已经是深夜了，王老师喊住她，说：“这是县里来的同志，他特意来看你的。”那时天太黑了，我看不清她的样子，只看得到她的一个轮廓，只觉得她的嘴角轻轻抿了一下。我想那是给我的一个微笑，但那肯定是一个非常悲惨的微笑。我们到她家里，里面没有灯，虽然有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但没有钱买煤油。她点了一片松明。借着这微弱的光亮，我看清了她。她静静地把她的冤情跟我讲了一遍。我们离开她回到老师家里的时候，我说：“王老师，今天要浪费您一点煤油，我想写诗。”他说：“你不睡觉？”我说：“不睡，我要写诗！”就这样，我写出了平生最令我激动的一首长诗，就是获奖的那一首《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在那偏僻的山村，我彻夜未眠，到天麻麻亮的时候写完了。二百多行诗几乎是一挥而就。早晨在老师家吃完早饭，我也是用他家五分钱一张的纸裁成现在十六开那样大，把诗抄了一遍。然后，下山到了农妇去告状的那个镇上，贴了八分钱的邮票，把它投给了《长江文艺》。
二
这首诗到了《长江文艺》编辑部之后，在编辑部主任欣秋同志和诗歌编辑刘益善同志的推荐下，被送到了当时省文联党组书记骆文同志的手上。看过诗稿的人都觉得这首诗很好，但又觉得过于厉害。我记得诗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假如是花神，
欺骗了大地，
我相信，
花卉就会从此绝种，
青松就会烂成齑粉！
假如是革命，
欺骗了人民，
我相信，
共和国大厦就会倒塌，
烈士纪念碑就会蒙尘。
……
昨日的苏区
——火坑！
春雨浇不灭鬼火淫淫；
今日的苏区
——冰坑！
骄阳穿不透千丈坚冰。
写这首诗的时候，我没有感觉到它有多么厉害。但是二十多年以后，我重新来读它的时候，才感觉到这诗就像地心的岩浆一样喷发而来。骆文同志看到诗稿之后，让欣秋同志通知我到武汉。骆文详细听了我的这首诗的创作经过后，立即表态说：“这是一首好诗，我们立即发表，但你也要有心理准备，反对派会来批判你。”就这样，这首诗于1980年元月号头条发表，占了整整四个版面。发表以后，《人民日报》《新华文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全国有影响的报刊电台几乎都发表或播送了这首诗，而且又很快翻译成英文、法文等传播海外。我的这一首诗总共就二百三十多行，可评论却有二十多万字。许多我很敬仰的评论家、作家都写了支持文章。当时的省委书记陈王显亲自接见了我，他说：“我们很欣赏你的勇气。”当然，批判我的也不少，也是很强大的势力。陈王显书记就指示骆文，让他把我从县里调到省里来，创造更好的写作和学习条件，要我更加努力地写作。就这样，我因祸得福，二十七岁就得了全国首届新诗奖，也当上了专业作家。
三
记得1981年的初夏，我坐在前往北京领奖的火车上，那时候的火车开得很慢，从武汉到北京要十八个小时。不像现在，十个小时就够了。夜深了，车厢里的人都睡觉了，我却毫无睡意。我一直静静地坐到天亮，看到窗外一片葱绿的原野，心情非常激动。我在车上写了一首诗《乡村之歌》，后来也在《长江文艺》发表。在这首诗里，我感到我和百废待兴的祖国融为一体。我突然感到我选择的文学道路升华到我整个的生命，我的选择没有错。同时，我也感觉到我的作家的责任从过去的茫然到现在的自觉，这个过程的完成，是时代所赐。
以上所讲的我的文学经历，是想让同学们了解，我是怎么成为一名作家的。现在，我要讲的第二部分是“文学的土壤”。古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一方作家。像岭南作家秦牧、陈残云等等，整个岭南的风物在他们的笔下显得非常迷人，非常可爱。我最早喜欢岭南这片土地，就是通过这些作家的作品。再往前推一点，清代的屈大均写的岭南风物，让我们知道了更多的古典南粤。所以，作家的成就往往会取决于他所占据的文学的土壤。换句话说，什么样的土壤培育什么样的作家。
世界上的古老国家几乎都是文学的国度：中国、印度、俄罗斯、法国、英国，还有波兰。在这样一些历史深厚的国家里，我们会看到一些文学大师们的身影，他们塑造了大国的文化风范。如果文学艺术缺失，这样的大国就是不健全的大国。泱泱大国的民情风俗必定是培植文学大师的沃土。俄罗斯之所以有托尔斯泰，法国之所以有雨果，是那里整个土地上的营养所培育，无论是它的阳光，还是它的雨露，或是它的民族物质、民族精神，都可以成为作家成长的土壤。中国历来是文学大国，我们的四书五经，有一经是《诗经》，这是文学最早的选本。它让我们理解了这一片土地，理解了这片土地上人民的感情。所以孔夫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观、群、怨，孔子把整个文学认知的功能阐述得非常清楚了。历史上那些文学大家：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陆游、辛弃疾、罗贯中、曹雪芹……因为他们，中国的大地上多了很多人文的风景。我们浏览杭州，在西湖上，不但可以看到白居易修筑的白堤，还可以看到苏东坡倡议修筑的苏堤。在四川，因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多少游人，至今还要专程去看这座幽州台。在江西赣州，因为辛弃疾的一首诗，郁孤山声名鹊起，千年不衰。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不用我一一细举。
我们古代的作家，几乎都是社会的公众人物。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行为举止，都能极大地引起社会的关注。中国历代的人民，都喜欢作家。在我们国家里，文学作为民族的基因而存在。今天，我们社会上虽然铜臭味多一点，但是我认为，这种轻文重利的现象最终会改变。因为在我们中国，文学的沃土真是太丰厚了。这是我们作家值得骄傲的一方土地。除了骄傲，我们的作家还要理解这片土地，要积聚旁人所不能积聚的苦难、坎坷，以及由此而生发的思考与忧患。试想一下，曹雪芹如果没有从幸福的顶峰跌到地狱这样一种经历，他怎么写得出《红楼梦》来？被迫在清朝当贰臣的吴梅村以及入清之后装疯卖傻的八大山人，如果没有经历家国俱毁的哀恸，又怎么可能创作出令人心酸的诗画来？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曾经到过浙江的天台山，那里的国清寺中有一个寒山的塑像。寒山生活在唐代的末年，他先是科举屡试不中，后又经历战乱，没有办法，他在陕西老家混不下去，只有当和尚才有饭吃。他走上了一条离家的“不归路”，跑到天台山，在天台山上与风霜雨雪为伴，在庙里终日与鸟语花香为伍。他住在山洞里面，在树皮上写诗，成为中国最伟大的诗僧。今天苏州的寒山寺，也有寒山的塑像。他生存的方式，用我们俗世的观点来看，没有一天快乐。可是在寒山看来，我们世人没有一天是快乐的，他觉得自己很快乐。他的生活给他很多启示。当他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语言表述的时候，你就感到特别动人。
我与同学们讲文学，什么是文学呢？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笔下皆无，这样一种境界、这样一种感受，便是很好的。经历过从南宋到元朝的作家，是把整个人世的风霜化为灿烂的文章。这一时期的作家，整个文学境界只有一个字：苦！所以说，每一时期的作家都有着特定的文学的印记。郭沫若老先生到了杜甫草堂，为杜甫写下了一副对联，可以说明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中国自《诗经》以来的整个文学，都可以为郭老这副对联下一个注脚，但是这只是文学的一部分。诗还可以分为“风、雅、颂”三种：“风”就是我刚才说的风俗、民情、民间的声音；“雅”是士大夫心灵的歌唱；“颂”是帝王创造历史的赞歌。“雅”的这一部分起自老庄的哲学。中国文化精致发展，文学也是灿烂辉煌。不管是民间的疾苦还是帝王的奢侈，在作家那里，都可以掀起笔底的波澜。南唐的李后主，当了赵宋的俘虏，写下“最是仓皇辞庙日，两行清泪对宫娥”这十四个字，可谓道尽了人间的辛酸和富贵。一个国家被他玩完了，换回这么精辟的两句诗。所以说，雅到极致的地方，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痛苦，也看到了民族的心酸。由此可见，不但“风”，就是“雅”，也让人看到了人世的沧桑。“颂”就是歌颂历代帝王。说老实话，这一类的作品好的不多。一本《古文观止》，“颂”的地方非常少。今天，我倒是愿意写赞颂的文章了，赞颂谁呢？我有一个标准，凡是有功于社稷、造福于人民的这样一些精英，不管是历史中的，还是现实中的，都可以成为我们讴歌的圣贤或者英雄。当今之世，中国的文学不是提倡主旋律嘛，我觉得讴歌上述这样一种英雄，就是我们的主旋律。写这样的主旋律，便是作家的责任。
2006年4月21日
在暨南大学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