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子黄了,麦客不会回来了

麦子黄了,麦客不会回来了

“客”的意思是“寄居”,是“客”就注定摆脱不了跌宕漂泊的宿命,麦客也一样。他们是这个世界上唯一逐麦而居的生物,每年六月到八月,奔走在中国秦岭以北的广大区域,吃百家饭、居千家屋,追着麦子的颜色,从南到北、从异乡一步步退回故土。

麦子黄了,麦客就来了;麦子落了,麦客也该走了。麦子会说话,只有麦客才听得懂。十几年前,我总能与这些麦客旧雨重逢,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季节,就像事先约定好的一样。我很熟悉这些人,或者说我很熟悉麦子。

盛夏是躁动不安的时节,如今想来,却也未必全是如此。至少,在我的记忆里,夏天总是开始于一段漫长的死寂与沉闷。热气蒸得人难受,蒸得乡下人心慌。学校放假了,外出的农民回来了,大家从四面八方返乡,在暑气中一起煎熬等待。祖父每天都要去地里转一圈。捋一把麦穗,捻碎摊在手心,一口气吹散麦皮,捏起几粒,扔进嘴里,仔细咀嚼,来来回回感知麦子的脾性。嘴里的麦粒一天比一天干爽,终于到了一咬就碎的程度。祖父从地头走到地尾,看着眼前这一片金黄,自言自语道:“是时候开镰了!”

有人在塬上割倒了第一把麦子,又有人割倒了第二把,一个又一个,麦子应声倒下,如同相互传染一般。乡亲们煎熬得太久了,死寂随即转入一片沸腾。知了的嘶鸣被埋入一阵高过一阵的割麦声中,暑气一天比一天来得热烈,塬上的麦子在一夜之间全部变干变黄。用不了几天,这些熟透的麦穗就会重新落入泥土,乡亲们必须赶在麦子脱落之前,就将它们全部脱粒归仓。留给庄稼人的时间所剩无几,男人们加紧挥动手里的镰刀,女人们也挽起袖子一头扎进麦浪,孩子们跟在大人后面,一路捡拾提前凋零的麦穗,老人们疾走于田间与灶头,将茶水、饭点一样不落地送进麦田。

村里赵家寡妇撇下镰刀,瘫坐在麦子上。“还是去请几个麦客吧!”她感叹道。有人直起身子,扫视一遍这十里金黄,重复了一遍寡妇的话。一阵热风扫过,麦浪一层层翻滚,于是,大家都开始赞同寡妇的提议。

“请麦客吧!请麦客吧!”麦子黄了,麦客也该来了。

我们家有五亩麦子,每年在麦子熟透之时,照例要请上两个麦客。

麦客们有固定集散地,他们夜宿于县里农贸市场的大车店,拂晓之时三三两两立在街头,静静等候主家来挑选。麦客们都有一把趁手的镰刀,刀刃磨得锃亮,寒光逼人,夹在腰间或者背在脊背,如同古时关中的刀客。除此以外,布褡也是麦客随身携带的物件儿,由无数布片缀成,花花绿绿,里面收有用来充饥的大饼、磨刀的砺石、账本、水杯、毛巾,还少不了一张驱鬼辟邪的灵符,有了它,麦客就不会迷失在异乡的夜路上。

《征服》1986年8月陕西陇县

麦子熟透的季节,麦客总是很抢手,请麦客要趁早,迟一步就得耽搁一茬麦子。

麦子干得快,熟得透,稍微一动,麦粒就会重新落进泥土。夜里的露水正好湿润了一地麦穗,让麦粒禁得起麦客摇晃,镰刀咬在湿漉漉的麦秆上,走起刀来也干净利落。正午来临之前,暑气还没有升腾,正是割麦子的好时段,父亲早晨五点起床,洗把脸,喝杯浓茶后,就得前往县城请麦客去了。麦客们为了赶一天当中的好时节,通常不到主家吃早饭,他们站在街头,接过主家递过来的香烟,相互客套几句,商定好价钱,便跟在主家后面,径直迈向地头和等待了他们一整年的麦子相会。

麦客来了。麦子开始笑了,笑得那么热烈,那么喜庆,争抢着倒在麦客的怀里。麦客用步子丈量一遍土地,在心里估摸出眼前土地的具体亩数,脱去外衣,从用烂布包裹的一层又一层的刀片中捡出一个,稳稳地安在镰架上。喝一口浓茶,紧一紧裤腰带,往手掌中啐一口唾沫,握紧镰刀,挥起手臂,麦客放下了今夏第一镰。麦子们应声倒下,把自己的一生交给麦客,麦客们熟练地将这些无根的“伙计”捆成一股又一股,让麦子安稳地横躺在大地上。

记忆中的麦客头上戴一顶白帽子,这是回族男人的特有装扮。

故乡地处陕甘交界,一条公路将两省贯通。县里住着不少回族人,他们大多聚居在更北的高寒山地,汉民们习惯称他们“回回”。故乡回汉杂居的传统已经存在很久,据说从元朝那会儿就有了,县城里有一座伊斯兰寺院,建筑造型奇特,绿色穹顶上挂一弯月亮,月亮底下的故事在我童年时代始终是一个谜。印象中,回族人是种土豆的行家,也是贩卖辣椒的高手。冬天一到,回回们就满载一拖拉机土豆,戴一顶白帽子,扯起嗓子吆喝着游走在汉民聚居的乡间,过不了几天,满载一车玉米或者是麦子,再次踏上返乡之路;待农闲时,他们又穿梭在乡里小道,一遍遍叩响汉民家的大门,挨家挨户客气询问,尽情寻觅收购辣椒的生意。

回回们的特殊打扮让汉民的孩子总是感到好奇,我常常问母亲:“回回们为什么要戴白帽子呢?”那时,母亲为了不让我每天到处乱跑,就神秘地告诉我:“回回戴白帽子要贩小孩呢!”有一次回到家,我一把推开家门,撞见祖父和一个回回正在院子整理几串辣椒,我转身就往外跑,天黑之后才躲在祖父身子后面怯生生回来。母亲一脸哭笑不得地跟我讲,回回只抓不听话的小孩儿,我转念一想,母亲不是老说我不听话嘛。于是,回回们的白帽子便成了我儿时记忆中的噩梦。不过,回回们除了倒卖土豆、贩卖辣椒外,他们个个还是割麦的好手。

游走在故乡的麦客以回回居多,有的来自甘肃,有的就是本地居民。

回回们也种麦子,他们聚居在地图更靠北的地方,与汉民们的环境相比,那里气候稍寒,地气更凉,回回们的麦子总是落在一年当中最后一批熟透。靠力气吃饭的时代,勤苦耐劳就是庄稼人生存的本钱。当北方大地上第一批麦子熟透时,回回们就要打点行装,背起行头,跨过自家绿油油的麦地,从地图最北的地区一直向南奔走,然后再追着麦子的颜色,又一刀一刀地由南向北,最后割回自家地头。

童年时,麦客们每年割到我们家麦地里时已经是盛夏了!

农口夺食的日子,乡下每一个人都不曾闲暇一刻。麦客是麦地里的主角,大人们则是麦客的帮手,小孩跟在麦客后面,把一捆捆扎好的麦子从田间拎到地头。麦客们一粘上麦子,便如同开动的机器一般,似乎永远不知疲倦。麦客们戴着白帽子把头埋进麦浪,一步一步向前,放倒一片又一片麦穗,偶尔拾起搭在脖颈的毛巾,把即将跌落的汗珠揩干净。

那时出于对回回们的恐惧,我从来不肯在田间和他们靠近一点儿。乡下人看来,麦客是给一家老小收获口粮的人物,必须给予十二分的敬重。按照规矩,主家每天给麦客管两顿饭,中午面条,晚上烧饼小菜,再加一碗稀饭,每天额外供应一包香烟。父亲会在中午和麦客们一起从麦地返回,母亲吩咐我们提前准备好一盆清洌井水,放上毛巾,摆好桌凳,泡好茶水,码好香烟,盛情等待麦客们归来。

母亲知道我对麦客头上帽子的抵触,每年在麦客进家前,她总要提前和麦客商量着烦请他们把帽子取下藏进布褡,在童年记忆中,我只有对回回的恐惧,对麦客却存有另外一份敬意。

麦客说话时带着浓重鼻音,速度如同他们挥舞镰刀般那样飞快!

“娃娃,跟我们去甘肃吧,烤洋芋,香着咧!”麦客们从母亲那里了解到我对回回的恐惧后,总在洗脸的档口故意逗我。我当时只是看着他们洗脸,和眼前这些没有帽子的回回不说一句话。

麦客们的年龄都在三四十岁之间,早已滑过娶妻生子的年龄。他们离开家乡,奔走在外,寄食于汉民家里,不免会常常想起远方等待他们的妻儿。麦客们吃过午饭,正是一天当中最酷热的时段,他们要重新打磨一遍变钝的刀刃,顺便和父亲坐在前厅唠唠家常。

“地里麦子长得好呀,穗大!”年轻麦客给刀片过一遍凉水,笑着对父亲说。

“赶上好年景了!”父亲吸一口香烟,看着麦客把刀片在砺石上来回摩擦。

“娃娃上几年级了?”

“三年级了!书念得凑合,一天净乱跑,收不住脚!”父亲喝一口茶水,回头看看我。

麦客停下手里的活儿,笑着冲我道:“书得好好念咧,不然长大就得和我一样当麦客了,苦着咧。我儿子上一年级,小兔崽子死活学不进去,也爱跑,这次回去得好好拾掇拾掇!”麦客堆起一脸欢笑,继续打磨刀片,一根烟咬在嘴角,冒出的烟圈熏得他将一只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麦客们一个人每天能收割一亩麦子,年轻麦客会收割更多。照规矩,麦客的工钱按收割的数量来计算,家里五亩麦子,母亲每天把该给的工钱提前准备妥当,整整齐齐和地契并排摆放,等待麦客回来一一核算。

麦客们似乎更相信自己的脚步!开镰前,他们迈着步子在地里丈量一圈,地亩多寡早已心中有数,他们极少翻动主家提前准备的地契。在麦客看来,那是一家人的产业,翻动地契一方面是对主家的不信任,另一方面也有“窥人家财”之嫌,而麦客们只想谨守本分,靠力气挣足自己该拿的那一份。有麦客存在的那些年头,故乡很少听闻麦客与主家发生纠纷的事情。

麦客在忙完一天后,就得重新寻找主家,赶着和下一批麦子相会。

十多年前,我奔跑在夏日的傍晚,总能在街边的屋檐下、地头的麦垛旁,见到麦客们酣睡正香的身影。第二天晨光初露之时,这帮靠力气吃饭的庄稼人又要开始游走于田间地头,挥舞起手里的镰刀,让熟透的麦子回到它该去的地方。

夏收在每年农历六月接近尾声。

当塬上最后一片金黄消失,知了已不再鸣叫,盛夏即将过去,麦客们也早早出发前往更北的地区。他们还会回来吗?母亲说会的、会的,麦子黄了,麦客就回来了。

我在麦子熟透的年岁里逐渐长大,麦客们也依然遵守着同麦子的约定,他们照例年年踏上南下的路途。麦子们越来越少,麦客们却不曾忘记他们的诺言。后来,麦客们和收割机几乎一起赶来履行同麦子的约会。

《稻谷丰收又一年》1993年10月陕西陇县

二〇〇五年盛夏雨水丰沛,整整一月未能遇到一个完整的太阳。那一年家里总共五亩麦子,由于雨水不断,本应在半个月前就颗粒归仓的庄稼已经耽搁好久。进入农历六月,麦子在地里变黄又变干,潮湿的空气中,阵阵霉味逐渐由麦地往村落扩散。祖父卷起裤边,抬头瞅一眼天边压过来的乌云,戴上草帽,趁骤雨初歇的档口,踩两脚黄泥走进麦地,又带着两腿泥回来。他神色凝重,将一把麦穗摊在簸箕里头,捻碎,吹散麦皮,留下一层变黑的麦粒。祖母捏起一粒,扔进嘴里,又立马吐出来,连同唾沫混入雨水中间。

“请麦客去吧,再不割全烂地里了!”祖父冲父亲说。

父亲和我夹起雨伞往县城的方向走去。雨水淅淅沥沥,一路上我看见许多麦客斜靠在路边房檐底下,他们抬起惺忪睡眼打量来往人群,也打量着我和父亲。我问父亲:“为什么不就近请这些麦客呢?”

“都是些好多天找不到活干又没钱住宿的,躺在路边,肚子都吃不饱,哪有力气割麦子。”父亲露出嫌弃的神色。

“可以让他们先吃饱再下地呀?”

“小子,现在是抢收,比不了往年。得找些老把式下地。”

父亲在集市上挑选了四个麦客,在一片喧哗中和他们大声讲价,由一亩一百元,勉强压到一亩八十。父亲有点儿不高兴,但又无计可施,四个麦客背起镰刀来到家里,祖父急忙迎出来。“行情乱了!平时一亩地顶破天不过七十元!”父亲向祖父抱怨。祖父瞪父亲一眼,给四个麦客每人递上一支烟。“年景不好,全拜托乡党出力!”麦客们接过香烟,夹在耳朵后头。

小雨时下时停,祖父给麦客们每人准备了一片油纸(塑料布)披挂上阵,四个麦客负责在泥地里割,父亲、祖父和我动手将割倒的麦子往家里抢运。即便如此,直到天擦黑,抢收回来的麦子也不过区区一亩。瞅着剩下的四亩地,祖父和父亲心急火燎。

那一年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地头看见大型收割机。然而,乡下人对这个突然出现的铁疙瘩并不怎么买账,那辆收割机在官道上开上开下,似乎并未接到过几单生意,司机每天躺在收割机下面睡觉,乡下人都快把他当作一个笑话看了。

“要不试试收割机?”父亲向祖父提议。

“能行吗?不知道割得干净不。”

“反正都到这个光景了,再坏也是烂地里,不如试他一试!”父亲说。祖父默然。小雨在停歇半天之后,父亲决定把酣睡的司机叫醒。

“乡党,咋割咧?”

“一亩六十,算割算脱粒,直接倒在你屋晒场!”司机抬手拍拍收割机轮子。

于是,父亲走在前面,收割机跟在后面,那时的父亲就像一个带队出征的将军。我们家叫收割机下地割麦的消息立马在村里成了一个新闻,甚至邻村的乡党也专门赶到地头看热闹。收割机师傅不让主家人下地,叮嘱父亲到村里唤一辆拖拉机过来,车厢要空,里面最好铺一层油纸。

《麦子里的童年》1990年5月陕西陇县

阴云密布,收割机在泥泞中开动,把低垂的麦穗尽数吞噬,就像割韭菜一般,不到一个小时,四亩地就变成了光头。父亲把拖拉机开到收割机旁,麦粒混合着六月潮湿的空气,呼啦啦吐进拖拉机车厢。祖父盯着麦粒,眼睛睁得很大,父亲则跳进车厢,嘴里乐开了花。乡下人一睹收割机的风采,继而奔走相告,连连喝彩。麦客们背着依旧锃亮的镰刀,站在地头,看着收割机在轰鸣中将一亩麦子收割殆尽,他们眼睛同样睁得很大,就如同在打量一件刚刚出土的史前文物。

那个潮湿的夏天过后,麦客们继续游走在田间地头,但他们很少再有这么多机会到麦浪中尽情收割一把了。留给他们的,只剩下附近山上逼仄的小块旱地,之后几年,记忆中的麦客也越来越少,直到最后,终于消失在机器大轰鸣的声音中。

“麦客还会回来吗?”我问母亲。

“回来也没人请!”母亲冷冷地回答。

夏天到了,麦子又黄了,麦客,再也不会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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