蜕变

第一部分 人生

蜕变

书可以在各种地方写成。文字的灵感有可能进入一位船员的舱位里,而这位船员供职的船,冻结在了穿越某个小镇的河流上。既然人们相信圣人会仁慈地看顾他谦卑的信徒,我便沉湎于对福楼拜的愉快幻想中。就自身,福楼拜有一些猜想,比如他想象自己是维京人的后代。老福楼拜的亡灵,或许饶有兴致地盘旋在“阿杜瓦号”的上空。“阿杜瓦号”是一艘两千吨位的蒸汽船,停靠在鲁昂码头的泊位里,被极度的严寒困住了。就是在这艘船上,我开始写《阿尔迈耶的愚蠢》第十章。为什么说饶有兴致呢?那个长着大胡子、声若响雷、内心仁慈的诺曼巨人,难道不是最后一位浪漫主义者吗?以其对艺术超越尘世、近乎苦修的忠诚,他难道不是圣人般的文学隐士吗?

“‘太阳终于落下去了’,妮娜指着夕阳西下的山峦,对妈妈说。”……这话出自阿尔迈耶浪漫的女儿之口。我记得它们被勾画在了便笺簿上,便笺簿就放在舱位的毛毯上。这些文字描绘的是马来群岛的落日,它们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了影像,如同致幻一般出现了那里的森林、河流和海,远离北半球这座浪漫的商业小镇。恰在此时,这些影像和文字制造的幻觉被三副打断了。这个快活随意的年轻人,伴着门的巨响和一声叫喊走了进来:“你把这里收拾得好暖和!”

19世纪的法国鲁昂

的确是。我打开了蒸汽暖气,还在水龙头下接了一个锡罐。或许你不知道,不漏蒸汽的地方会漏水。我不晓得,这位年轻的朋友整个上午都在甲板上做了什么,但他使劲搓着的双手很红,一看就让人觉得冷。他仍是我所认识的唯一会弹班卓琴的人,也是一位退休上校的次子,这些关联让我浮想联翩,总觉得吉普林先生的诗是专门为他而写的。他即使不弹琴,也喜欢坐在那里看着琴。小伙子继续着自己多情的注视,我静默地观察着他。他对着琴弦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快活地问:“如果不介意,我想请问您:您整天都在写些什么?”

这个问题没什么,但我没有回答,只是本能地做了一个掩饰的动作,把便笺簿扣上了。我不可能告诉他,他把妮娜的内心活动吓跑了,驱散了她在第十章一开始的话,还有那些随着不祥的热带夜晚的降临,阿尔迈耶太太将要说出的智慧的言语。我不可能告诉他,妮娜刚刚说:“太阳终于落下去了。”他可能会非常吃惊,甚或把宝贵的班卓琴掉在地上。我也没有可能告诉他,在描述年轻人急切地要满足自己欲望的同时,照临着我航海生涯的太阳也要落下了。虽然这在当时,我自己还不知道;虽然三副是个很好的小伙,就我们的职位关系来说,他对我的尊重和顺从都有些不相称,但我想他也不会关心到我的前程。

年轻人垂下眼帘,温和地看着班卓琴,我则透过舷窗,看向窗外。这个圆形的小窗,锁着铜边,为码头的一隅镶了一个框。一些木桶排列在冰冻的地上,还有一辆大马车的车尾。一个红鼻子的马车夫,穿着宽松的上衣,戴着羊毛睡帽,靠在车轮上。一个懒散的海关警卫踱来踱去,蓝色的斗篷上束着腰带,看上去很沮丧,大概是苦于严寒,也可能是这份差事太乏味。铺着地砖的码头,被结了冰的泥覆盖着,成了棕色。跨过宽阔的码头,是些脏兮兮的房屋,构成了这幅舷窗画的背景。整个画面色调沉郁,最显眼的是一个小咖啡馆,窗子上挂着窗帘,房前的木制作有些破旧,正与河边这片贫困地脚的污秽相称。我们的船是后来才挪到了这里,本来是泊靠在剧院附近的。在那里,透过同样的舷窗,看到的是不同的咖啡馆——镇上最好的那家。我想,可敬的包法利和他的妻子——雷诺老爹那浪漫的女儿,在看完了令人难忘的歌剧表演之后,就是在这里用了点心。歌剧演绎的是拉美莫尔的露琪亚和她的悲剧故事,背景伴着轻柔的乐曲。

我无法把东方马来群岛的幻象召回,但希望能够再看到它们。那天,《阿尔迈耶的愚蠢》只能被搁置到枕头底下,其实并没有什么工作要做,会妨碍我继续写作。我们在那艘船上,过着冥思的生活。就我当时的特权地位,少说为宜。原本我的出现,也只是“帮个忙”,就像一位名演员在朋友的义演中客串一下。

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

从情感上来说,我并不想在当时的情境下待在那艘船上。或许该船需要我,也不像普通意义上一艘船需要一名副官那样。在整个航海生涯中,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效力的船主只是影影绰绰地存在着。当然,我不是指那些闻名遐迩的伦敦船舶经纪人,是他们把船租给了法加运输公司。对这个公司,我不说它短命,而说它转瞬即逝。死亡一般会留下些什么,而法加运输公司没有留下任何摸得着的东西。它的辉煌并不比玫瑰花期更长,但不像玫瑰,它开在了严冬里,散发出某种淡淡的冒险的味道;在春天来临之前,消逝了。但它确信无疑是一家公司,甚至还有自己的公司旗,该旗以白色为底,FCTC四个字母艺术地扭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交织字母。我们把旗升在主桅杆顶,而我现在也得出了结论,那恐怕是唯一的一面公司旗。即使如此,我们当时在船上的人,很多天里都以为自己隶属于一个大型的船运公司,因为在伦敦维多利亚码头的时候,就在我们出发开往法国鲁昂之前,有一大包宣传手册和售股章程被搬上了船。上面说,每两周会有一班航轮开往蒙特利尔和魁北克。在法加运输公司影子般的存在里,或许隐藏着一个秘密:我航海生涯的最后一份工作,稍微打断了妮娜·阿尔迈耶故事的进程。

在当时,伦敦船长协会简朴的办公室位于芬彻奇街。协会的书记是一位不知疲倦、热衷于自己工作的人,就是他让我和“阿杜瓦号”发生了关联,而这次工作,很难称得上一次远洋经历。亲爱的弗劳德船长——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无法不这样亲密地称呼他,以示敬意——对于如何提升整个商船行业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和地位,有着非常合理的见解。他为我们组织职业讲座和圣约翰救护课,还努力就我们行业的利益问题与社会各界以及国会议员通信。至于那些与航海和船员工作有关的咨询和委托,更是被他看作天赐良机,可以为大家的共同利益一展才华。除了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他身上还有一股慈善之风:他有一种强烈的性格取向,要竭其所能地帮助同行。其实,在他正当年的时候,本身就是位非常优秀的船长。而对于一个船员来说,有什么比给他一份工作更好的呢?弗劳德船长认为,除了保护好我们的利益,船长协会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最高级别的职业中介。

“我在试图说服所有的大船舶公司都到船长协会来雇用船员。我们的协会没有一点工会的企图,我真的觉得他们应该来找我们。”他曾经对我说,“我总是告诉船长们,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他们应该优先考虑协会的会员。处在这个位置,我一般都能在会员或准会员中,为他们找到合适的人选。”

当时我正赋闲,经常从伦敦的西头逛到东头,再折回来,而芬彻奇街那两间小小的办公室成了我闲逛的落脚点。因为渴望大海,在这里,我的心灵感觉比在地球其他任何地方都更靠近船、船员和海上生活。大约每天下午五点钟,协会里就挤满了人,四处缭绕着香烟喷出的云雾。弗劳德船长则待在小一点的房间里,与人会面,主要目的是提供帮助。就是这样,在十一月份一个阴沉的下午,他用弯着的手指招呼我进去,而他从镜片上方投射出的特别目光,成了我对他最强的体征上的记忆。

“今天早上有位船长来过”,他边说边坐回到桌边,同时示意我坐到椅子上,“那位船长需要一名副官。是一艘蒸汽船。你知道,没有比问我要人更让我高兴的了,但遗憾的是,我不太知道该怎么办……”

外面房间里不都是应招的人吗?我疑惑不解地看了看关上的门,但他摇了摇头。

“噢,是的,我会很开心为他们中的一位争取到这个职位,但那位船长需要一个能够流利地讲法语的人,这就不好找了。就我本人来讲,只知道你能胜任。只是,这是个二副的职位,当然了,你是不会介意的……对吧?我知道,这不是你想要的。”

的确不是。我已经成了一个心不在焉的人,只醉心于寻找能够捕捉到幻象的词语。但从外表看来,还是很胜任在一家法国公司租赁的蒸汽船上做二副的。我没有表现出被妮娜的命运和热带森林的低语困扰的样子,即使是和阿尔迈耶(一个性格懦弱的人)的亲密接触,也没有显现在我的面孔上。有很多年,阿尔迈耶和他的故事世界成了我想象中的伴侣,希望这没有妨碍到我处理与海洋生活相关的现实事务的能力。从东部海域回来之后,这个人和他生活的环境就追随着我,距离我讲到的这一天,大概已经有四年了。

阿尔迈耶和他的一切,最先出现在一间带家具出租的起居室里,公寓位于皮姆利科广场。他的出现清晰而强烈,与我们之前真正的交往非常不同。当时,我正奖赏自己在岸上待久一点,但早上的时光如何打发?于是,阿尔迈耶(那个老相识)华丽登场了。

自然而然地,他的妻子和女儿也在不久之后加了进来,围坐在我桌旁,然后就是和他们一起生活在海边的那一群人,手里比画着、嘴里吵嚷着,一起来了。我体面的女房东并不知道,早餐一过,我就热闹地接待马来人、阿拉伯人和混血儿,但他们并未着意喧闹,以引起我注意。他们的到来,是出于一种无声却无法遏抑的吸引力。我需要强调的是,这股吸引力并不是出于我的自恋或虚荣。现在看来,应该是有一种道德的意味在里面。试想,为什么对这些人的记忆需要以小说的形式呈现呢?他们骄阳下的存在并不知名。或许是出于一种神秘的情谊,是这种情谊把所有栖身在地球上的人团结在一个充满希望和恐惧的社群里。

我并未带着狂喜接待这些访客,好像他们会带来礼物、收益或声誉。住在贝尔格莱维亚一个衰败的角落,我坐在桌边写作,眼前并没有出书的前景。经过了很多年,每年都在一页一页慢慢写成的稿纸上留下印记。我可以坦诚地说,是一种近似同情的情感,促使我用良心聚集起文字,来书写对远方事物的记忆和那些曾经活过的人。

不过,还是让我们回到弗劳德船长和他坚定的信念吧:一定不能让船主和船长们失望!弗劳德船长要在几个小时之内找到一位能流利讲法语的副官,我怎能让他的雄心落空呢?他解释说那艘船是一家法国公司租赁的,意图建立一条每月航线,从鲁昂出发,运送法国移民到加拿大。照实讲,我对这类事情不感兴趣,却严肃地说,如果此事真的关系到船长协会的声誉,我考虑一下。所谓的考虑,也只是面子话。第二天,我见了船长,彼此印象很好。他解释说,自己的大副不管从哪个方面讲都很优秀,不可能将其解雇让我来接替,但是如果我愿意做二副,可以享有一些特权。

我告诉他,如果真要接受这份工作,职位并不重要。

“我相信”,他强调说,“你一定会跟帕拉莫先生处得很好。”

我承诺至少服务两个航程。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我和船的最后一次联系开始了。但事实上,它一次航程都没完成,这或许是写在我额头的一个宿命:我的整个航海生涯,都不被允许穿越大西洋。“大西洋”有它特殊的意味,就如水手们在大西洋贸易、大西洋包裹、大西洋疑案中所隐含的那样。新的生活小心翼翼地伺候着旧的篇章,《阿尔迈耶的愚蠢》已经写完的九章随我到了维多利亚码头;过了几天,我们从那里出发,开往鲁昂。我不会太离谱,竟至于说因为一个人命中注定不能穿越大西洋,法加运输公司就一次航程都没完成。这当然是有可能的,但更显而易见的问题出在资金匮乏。在维多利亚码头的时候,一群卖力的木匠在甲板间做好了四百六十个移民铺位,但到了鲁昂,一个移民也没有。作为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我得承认自己为此欢欣,但的确有些来自巴黎的绅士出现在了船上。我想应该是三位,据说其中一位还是主席。他们从船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在甲板的栏杆上狠狠地敲着高顶礼帽。是我本人接待了他们,我敢保证他们对事物的兴趣是足够明智的。当然了,也有一点很明显,他们好像从未见过类似的情形。离船上岸的时候,三个人脸上带着愉快、待定的神情。按理说,这次检阅仪式应该是为即刻起航所做的准备,但当他们一个接一个走下舷梯的时候,我内心有了一种警觉:看租船方的意思,不可能有什么远洋航程了。

不到三个星期,就有了变动。我们刚到鲁昂的时候,被隆重地迎到了市中心,所有的街角都张贴着三色海报,宣布法加运输公司的诞生,一些小资产阶级趁星期天放假,带着妻小来参观。我总是身着最好的制服,回答问询,就像库克旅游公司的导游,而我们的舵手们,因为亲自带人参观,也收获了可观的小费。然而,在船挪了位置之后,凄凉和孤独成了我们的命运。我们被顺河拖到了一英里半的地方,拴在了一个非常浑浊破旧的码头。当时的滞留是彻底而无声的。我们已经为出海做好了最细致的准备,但是冰霜越来越硬、日光越来越短,而我们,完全无所事事——无所事事到想起来就脸红,因为工资是照付的。年轻的科尔非常难过。就像他说的,游手好闲地过完一天,到了傍晚,完全没有心情找乐子,就连班卓琴也索然无味了,因为除了吃饭,其他的时间都可以拨弄它。好人帕拉莫——他真的是一个最好的人——生性乐呵,但也快乐不起来。直到有这么沉闷的一天,我完全出于恶作剧,建议他动用船员们沉睡的气力,把甲板上的两根缆绳用力地拖拽,将它们两端对调一下。

一听这个主意,帕拉莫先生两眼放光:“好极了!”但马上又沉下了脸,怏怏地咕哝道:“哦……是的!但这活持续不了三天。”我不知道他觉得我们会在鲁昂城郊的河边困多久,却看到按照我撒旦般的建议,缆绳的确被拖着调了个个,然后就放在那里,没有人再想起它们,直到一个法国的内河引航员来到我们船上,带我们顺河而下,进入勒阿弗尔的航道。我们空空地来,空空地回。你或许以为,这次被迫的闲散,会推进阿尔迈耶及其女儿的福祉。但事实并非如此。像是中了邪恶的咒语,自从被我的班卓琴室友打断之后,一连几个星期,故事都停在了那个决定命运的日落时分。我命中注定要写的小说,总是这样,不管是最短的,还是开始于1889年、结束于1894年的这一本,写来都极为艰难。在整个故事的创作过程中——从一开始阿尔迈耶的妻子喊他回家吃饭,到最后(他的敌人)阿卜杜拉在心中默念伊斯兰人的上帝:“悲悯的,仁慈的”——我经历了好几次漫长的海上旅程,还有一次拜访(我用这个高贵的字眼形容当时的情境),带我回到(一些)童年时的场景,让我意识到童年时的虚词妄语,是如何表达了当时无忧无虑、浪漫的遐想。

那是在1868年,我差不多九岁的样子,看着当时的非洲地图,手指着上面的空白,我对自己说:“长大后,我要去那里。”“那里”指的是欧洲人尚未涉足的非洲地区,而我语气中那份绝对的自信和令人吃惊的胆量,在我的性格中已经找不到了。

当然了,这事后来就忘了,直到差不多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去“那里”的机会却来了,就好似儿时过勇的罪降临到了成年的头上。是的,我的确去了“那里”,那个叫斯坦利瀑布的地方。在1868年,该处还是世界地图上空白区域中最空白的地方。《阿尔迈耶的愚蠢》的手稿就像我的护身符,或者说宝藏,随身跟到了那里。而它能够从非洲走出来,则像是上苍特意的安排,因为我的很多物件,比手稿要珍贵得多、有用得多,却因为运输中的意外,留在了那里。比如,我记得刚果河在金沙萨和利奥波德维尔之间有个特别蹩脚的拐弯,尤其是晚上,如果乘着只有半数划桨手的大独木舟经过那里,非常危险。而我,错失了成为有记载以来翻舟淹死在该处的第二个白种人。第一个死在这里的人,是一位年轻的比利时军官,他的意外发生在我之前几个月。我想,他应该也是走在回家的路上,只不过没有我病得那么厉害。我半死不活地过了那个弯,当时病得太严重,根本无法在意自己过不过得去。《阿尔迈耶的愚蠢》则一直留在我日渐减少的行李中。后来,终于到了令人愉快的首都博马,在那里等待载我回家的蒸汽船,但在船起航之前,我有足够的时间一次又一次、真心实意地希望自己能死去。当时《阿尔迈耶的愚蠢》只写了七章,而我自己的历史,在接下来的一章里,则是漫长又漫长的生病,然后是无比痛苦的康复。日内瓦,更确切地说是佩尔的水疗院,将会因为阿尔迈耶衰亡史的第八章在此处完成而永负盛名。小说第九章的内容,则不可避免地与一个水边货栈的管理工作掺和在了一起。这个货栈属于城里的一家公司,公司的名字就不说了。我当时在该货栈工作,是想让自己重归健康生活,但很快就不干了,好像陆地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挽留我太久。于是,阿尔迈耶令人难忘的故事就像一桶上等的马德拉白葡萄酒,被在海上带来带去整三年。这种待遇是否提升了它的韵味,我当然不好说。就品貌来讲,一定是没有的:整个手稿褪了色,有了年久泛黄的样子。后来,再要期待这世上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阿尔迈耶和妮娜身上,就好像很没道理了,却有一件几乎不可能在海上发生的事情发生了,把他们父女二人从没有生气的状态中激活。

19世纪刚果河上的独木舟

诺瓦利斯怎么说来着:“我的信仰,会因为另一个心灵的加入,增添无穷的力量。”小说不就是一个信仰吗?它坚信可以用一种想象的生活来呈现我们同类的存在。这种想象的生活比现实更清晰,它选取的事件的逼真度累积起来,能让历史纪录片汗颜。上苍把我的手稿从刚果河的湍流里拯救出来,又把它带给了远海之上一个乐施的灵魂。如果我忘记了那位双颊瘦削、面色灰黄,黑色的眼睛深陷进眼眶的剑桥人,那将是我最大的忘恩负义。他当时是“特伦斯号”的乘客,为了健康原因前往澳大利亚。这位乘客是《阿尔迈耶的愚蠢》的首位读者,也是我所拥有的第一位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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