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人生
蜕变
书可以在各种地方写成。文字的灵感有可能进入一位船员的舱位里，而这位船员供职的船，冻结在了穿越某个小镇的河流上。既然人们相信圣人会仁慈地看顾他谦卑的信徒，我便沉湎于对福楼拜的愉快幻想中。就自身，福楼拜有一些猜想，比如他想象自己是维京人的后代。老福楼拜的亡灵，或许饶有兴致地盘旋在“阿杜瓦号”的上空。“阿杜瓦号”是一艘两千吨位的蒸汽船，停靠在鲁昂码头的泊位里，被极度的严寒困住了。就是在这艘船上，我开始写《阿尔迈耶的愚蠢》第十章。为什么说饶有兴致呢？那个长着大胡子、声若响雷、内心仁慈的诺曼巨人，难道不是最后一位浪漫主义者吗？以其对艺术超越尘世、近乎苦修的忠诚，他难道不是圣人般的文学隐士吗？
“‘太阳终于落下去了’，妮娜指着夕阳西下的山峦，对妈妈说。”……这话出自阿尔迈耶浪漫的女儿之口。我记得它们被勾画在了便笺簿上，便笺簿就放在舱位的毛毯上。这些文字描绘的是马来群岛的落日，它们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了影像，如同致幻一般出现了那里的森林、河流和海，远离北半球这座浪漫的商业小镇。恰在此时，这些影像和文字制造的幻觉被三副打断了。这个快活随意的年轻人，伴着门的巨响和一声叫喊走了进来：“你把这里收拾得好暖和！”
19世纪的法国鲁昂
的确是。我打开了蒸汽暖气，还在水龙头下接了一个锡罐。或许你不知道，不漏蒸汽的地方会漏水。我不晓得，这位年轻的朋友整个上午都在甲板上做了什么，但他使劲搓着的双手很红，一看就让人觉得冷。他仍是我所认识的唯一会弹班卓琴的人，也是一位退休上校的次子，这些关联让我浮想联翩，总觉得吉普林先生的诗是专门为他而写的。他即使不弹琴，也喜欢坐在那里看着琴。小伙子继续着自己多情的注视，我静默地观察着他。他对着琴弦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快活地问：“如果不介意，我想请问您：您整天都在写些什么？”
这个问题没什么，但我没有回答，只是本能地做了一个掩饰的动作，把便笺簿扣上了。我不可能告诉他，他把妮娜的内心活动吓跑了，驱散了她在第十章一开始的话，还有那些随着不祥的热带夜晚的降临，阿尔迈耶太太将要说出的智慧的言语。我不可能告诉他，妮娜刚刚说：“太阳终于落下去了。”他可能会非常吃惊，甚或把宝贵的班卓琴掉在地上。我也没有可能告诉他，在描述年轻人急切地要满足自己欲望的同时，照临着我航海生涯的太阳也要落下了。虽然这在当时，我自己还不知道；虽然三副是个很好的小伙，就我们的职位关系来说，他对我的尊重和顺从都有些不相称，但我想他也不会关心到我的前程。
年轻人垂下眼帘，温和地看着班卓琴，我则透过舷窗，看向窗外。这个圆形的小窗，锁着铜边，为码头的一隅镶了一个框。一些木桶排列在冰冻的地上，还有一辆大马车的车尾。一个红鼻子的马车夫，穿着宽松的上衣，戴着羊毛睡帽，靠在车轮上。一个懒散的海关警卫踱来踱去，蓝色的斗篷上束着腰带，看上去很沮丧，大概是苦于严寒，也可能是这份差事太乏味。铺着地砖的码头，被结了冰的泥覆盖着，成了棕色。跨过宽阔的码头，是些脏兮兮的房屋，构成了这幅舷窗画的背景。整个画面色调沉郁，最显眼的是一个小咖啡馆，窗子上挂着窗帘，房前的木制作有些破旧，正与河边这片贫困地脚的污秽相称。我们的船是后来才挪到了这里，本来是泊靠在剧院附近的。在那里，透过同样的舷窗，看到的是不同的咖啡馆——镇上最好的那家。我想，可敬的包法利和他的妻子——雷诺老爹那浪漫的女儿，在看完了令人难忘的歌剧表演之后，就是在这里用了点心。歌剧演绎的是拉美莫尔的露琪亚和她的悲剧故事，背景伴着轻柔的乐曲。
我无法把东方马来群岛的幻象召回，但希望能够再看到它们。那天，《阿尔迈耶的愚蠢》只能被搁置到枕头底下，其实并没有什么工作要做，会妨碍我继续写作。我们在那艘船上，过着冥思的生活。就我当时的特权地位，少说为宜。原本我的出现，也只是“帮个忙”，就像一位名演员在朋友的义演中客串一下。
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
从情感上来说，我并不想在当时的情境下待在那艘船上。或许该船需要我，也不像普通意义上一艘船需要一名副官那样。在整个航海生涯中，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效力的船主只是影影绰绰地存在着。当然，我不是指那些闻名遐迩的伦敦船舶经纪人，是他们把船租给了法加运输公司。对这个公司，我不说它短命，而说它转瞬即逝。死亡一般会留下些什么，而法加运输公司没有留下任何摸得着的东西。它的辉煌并不比玫瑰花期更长，但不像玫瑰，它开在了严冬里，散发出某种淡淡的冒险的味道；在春天来临之前，消逝了。但它确信无疑是一家公司，甚至还有自己的公司旗，该旗以白色为底，FCTC四个字母艺术地扭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交织字母。我们把旗升在主桅杆顶，而我现在也得出了结论，那恐怕是唯一的一面公司旗。即使如此，我们当时在船上的人，很多天里都以为自己隶属于一个大型的船运公司，因为在伦敦维多利亚码头的时候，就在我们出发开往法国鲁昂之前，有一大包宣传手册和售股章程被搬上了船。上面说，每两周会有一班航轮开往蒙特利尔和魁北克。在法加运输公司影子般的存在里，或许隐藏着一个秘密：我航海生涯的最后一份工作，稍微打断了妮娜·阿尔迈耶故事的进程。
在当时，伦敦船长协会简朴的办公室位于芬彻奇街。协会的书记是一位不知疲倦、热衷于自己工作的人，就是他让我和“阿杜瓦号”发生了关联，而这次工作，很难称得上一次远洋经历。亲爱的弗劳德船长——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无法不这样亲密地称呼他，以示敬意——对于如何提升整个商船行业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和地位，有着非常合理的见解。他为我们组织职业讲座和圣约翰救护课，还努力就我们行业的利益问题与社会各界以及国会议员通信。至于那些与航海和船员工作有关的咨询和委托，更是被他看作天赐良机，可以为大家的共同利益一展才华。除了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他身上还有一股慈善之风：他有一种强烈的性格取向，要竭其所能地帮助同行。其实，在他正当年的时候，本身就是位非常优秀的船长。而对于一个船员来说，有什么比给他一份工作更好的呢？弗劳德船长认为，除了保护好我们的利益，船长协会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最高级别的职业中介。
“我在试图说服所有的大船舶公司都到船长协会来雇用船员。我们的协会没有一点工会的企图，我真的觉得他们应该来找我们。”他曾经对我说，“我总是告诉船长们，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他们应该优先考虑协会的会员。处在这个位置，我一般都能在会员或准会员中，为他们找到合适的人选。”
当时我正赋闲，经常从伦敦的西头逛到东头，再折回来，而芬彻奇街那两间小小的办公室成了我闲逛的落脚点。因为渴望大海，在这里，我的心灵感觉比在地球其他任何地方都更靠近船、船员和海上生活。大约每天下午五点钟，协会里就挤满了人，四处缭绕着香烟喷出的云雾。弗劳德船长则待在小一点的房间里，与人会面，主要目的是提供帮助。就是这样，在十一月份一个阴沉的下午，他用弯着的手指招呼我进去，而他从镜片上方投射出的特别目光，成了我对他最强的体征上的记忆。
“今天早上有位船长来过”，他边说边坐回到桌边，同时示意我坐到椅子上，“那位船长需要一名副官。是一艘蒸汽船。你知道，没有比问我要人更让我高兴的了，但遗憾的是，我不太知道该怎么办……”
外面房间里不都是应招的人吗？我疑惑不解地看了看关上的门，但他摇了摇头。
“噢，是的，我会很开心为他们中的一位争取到这个职位，但那位船长需要一个能够流利地讲法语的人，这就不好找了。就我本人来讲，只知道你能胜任。只是，这是个二副的职位，当然了，你是不会介意的……对吧？我知道，这不是你想要的。”
的确不是。我已经成了一个心不在焉的人，只醉心于寻找能够捕捉到幻象的词语。但从外表看来，还是很胜任在一家法国公司租赁的蒸汽船上做二副的。我没有表现出被妮娜的命运和热带森林的低语困扰的样子，即使是和阿尔迈耶（一个性格懦弱的人）的亲密接触，也没有显现在我的面孔上。有很多年，阿尔迈耶和他的故事世界成了我想象中的伴侣，希望这没有妨碍到我处理与海洋生活相关的现实事务的能力。从东部海域回来之后，这个人和他生活的环境就追随着我，距离我讲到的这一天，大概已经有四年了。
阿尔迈耶和他的一切，最先出现在一间带家具出租的起居室里，公寓位于皮姆利科广场。他的出现清晰而强烈，与我们之前真正的交往非常不同。当时，我正奖赏自己在岸上待久一点，但早上的时光如何打发？于是，阿尔迈耶（那个老相识）华丽登场了。
自然而然地，他的妻子和女儿也在不久之后加了进来，围坐在我桌旁，然后就是和他们一起生活在海边的那一群人，手里比画着、嘴里吵嚷着，一起来了。我体面的女房东并不知道，早餐一过，我就热闹地接待马来人、阿拉伯人和混血儿，但他们并未着意喧闹，以引起我注意。他们的到来，是出于一种无声却无法遏抑的吸引力。我需要强调的是，这股吸引力并不是出于我的自恋或虚荣。现在看来，应该是有一种道德的意味在里面。试想，为什么对这些人的记忆需要以小说的形式呈现呢？他们骄阳下的存在并不知名。或许是出于一种神秘的情谊，是这种情谊把所有栖身在地球上的人团结在一个充满希望和恐惧的社群里。
我并未带着狂喜接待这些访客，好像他们会带来礼物、收益或声誉。住在贝尔格莱维亚一个衰败的角落，我坐在桌边写作，眼前并没有出书的前景。经过了很多年，每年都在一页一页慢慢写成的稿纸上留下印记。我可以坦诚地说，是一种近似同情的情感，促使我用良心聚集起文字，来书写对远方事物的记忆和那些曾经活过的人。
不过，还是让我们回到弗劳德船长和他坚定的信念吧：一定不能让船主和船长们失望！弗劳德船长要在几个小时之内找到一位能流利讲法语的副官，我怎能让他的雄心落空呢？他解释说那艘船是一家法国公司租赁的，意图建立一条每月航线，从鲁昂出发，运送法国移民到加拿大。照实讲，我对这类事情不感兴趣，却严肃地说，如果此事真的关系到船长协会的声誉，我考虑一下。所谓的考虑，也只是面子话。第二天，我见了船长，彼此印象很好。他解释说，自己的大副不管从哪个方面讲都很优秀，不可能将其解雇让我来接替，但是如果我愿意做二副，可以享有一些特权。
我告诉他，如果真要接受这份工作，职位并不重要。
“我相信”，他强调说，“你一定会跟帕拉莫先生处得很好。”
我承诺至少服务两个航程。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我和船的最后一次联系开始了。但事实上，它一次航程都没完成，这或许是写在我额头的一个宿命：我的整个航海生涯，都不被允许穿越大西洋。“大西洋”有它特殊的意味，就如水手们在大西洋贸易、大西洋包裹、大西洋疑案中所隐含的那样。新的生活小心翼翼地伺候着旧的篇章，《阿尔迈耶的愚蠢》已经写完的九章随我到了维多利亚码头；过了几天，我们从那里出发，开往鲁昂。我不会太离谱，竟至于说因为一个人命中注定不能穿越大西洋，法加运输公司就一次航程都没完成。这当然是有可能的，但更显而易见的问题出在资金匮乏。在维多利亚码头的时候，一群卖力的木匠在甲板间做好了四百六十个移民铺位，但到了鲁昂，一个移民也没有。作为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我得承认自己为此欢欣，但的确有些来自巴黎的绅士出现在了船上。我想应该是三位，据说其中一位还是主席。他们从船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在甲板的栏杆上狠狠地敲着高顶礼帽。是我本人接待了他们，我敢保证他们对事物的兴趣是足够明智的。当然了，也有一点很明显，他们好像从未见过类似的情形。离船上岸的时候，三个人脸上带着愉快、待定的神情。按理说，这次检阅仪式应该是为即刻起航所做的准备，但当他们一个接一个走下舷梯的时候，我内心有了一种警觉：看租船方的意思，不可能有什么远洋航程了。
不到三个星期，就有了变动。我们刚到鲁昂的时候，被隆重地迎到了市中心，所有的街角都张贴着三色海报，宣布法加运输公司的诞生，一些小资产阶级趁星期天放假，带着妻小来参观。我总是身着最好的制服，回答问询，就像库克旅游公司的导游，而我们的舵手们，因为亲自带人参观，也收获了可观的小费。然而，在船挪了位置之后，凄凉和孤独成了我们的命运。我们被顺河拖到了一英里半的地方，拴在了一个非常浑浊破旧的码头。当时的滞留是彻底而无声的。我们已经为出海做好了最细致的准备，但是冰霜越来越硬、日光越来越短，而我们，完全无所事事——无所事事到想起来就脸红，因为工资是照付的。年轻的科尔非常难过。就像他说的，游手好闲地过完一天，到了傍晚，完全没有心情找乐子，就连班卓琴也索然无味了，因为除了吃饭，其他的时间都可以拨弄它。好人帕拉莫——他真的是一个最好的人——生性乐呵，但也快乐不起来。直到有这么沉闷的一天，我完全出于恶作剧，建议他动用船员们沉睡的气力，把甲板上的两根缆绳用力地拖拽，将它们两端对调一下。
一听这个主意，帕拉莫先生两眼放光：“好极了！”但马上又沉下了脸，怏怏地咕哝道：“哦……是的！但这活持续不了三天。”我不知道他觉得我们会在鲁昂城郊的河边困多久，却看到按照我撒旦般的建议，缆绳的确被拖着调了个个，然后就放在那里，没有人再想起它们，直到一个法国的内河引航员来到我们船上，带我们顺河而下，进入勒阿弗尔的航道。我们空空地来，空空地回。你或许以为，这次被迫的闲散，会推进阿尔迈耶及其女儿的福祉。但事实并非如此。像是中了邪恶的咒语，自从被我的班卓琴室友打断之后，一连几个星期，故事都停在了那个决定命运的日落时分。我命中注定要写的小说，总是这样，不管是最短的，还是开始于1889年、结束于1894年的这一本，写来都极为艰难。在整个故事的创作过程中——从一开始阿尔迈耶的妻子喊他回家吃饭，到最后（他的敌人）阿卜杜拉在心中默念伊斯兰人的上帝：“悲悯的，仁慈的”——我经历了好几次漫长的海上旅程，还有一次拜访（我用这个高贵的字眼形容当时的情境），带我回到（一些）童年时的场景，让我意识到童年时的虚词妄语，是如何表达了当时无忧无虑、浪漫的遐想。
那是在1868年，我差不多九岁的样子，看着当时的非洲地图，手指着上面的空白，我对自己说：“长大后，我要去那里。”“那里”指的是欧洲人尚未涉足的非洲地区，而我语气中那份绝对的自信和令人吃惊的胆量，在我的性格中已经找不到了。
当然了，这事后来就忘了，直到差不多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去“那里”的机会却来了，就好似儿时过勇的罪降临到了成年的头上。是的，我的确去了“那里”，那个叫斯坦利瀑布的地方。在1868年，该处还是世界地图上空白区域中最空白的地方。《阿尔迈耶的愚蠢》的手稿就像我的护身符，或者说宝藏，随身跟到了那里。而它能够从非洲走出来，则像是上苍特意的安排，因为我的很多物件，比手稿要珍贵得多、有用得多，却因为运输中的意外，留在了那里。比如，我记得刚果河在金沙萨和利奥波德维尔之间有个特别蹩脚的拐弯，尤其是晚上，如果乘着只有半数划桨手的大独木舟经过那里，非常危险。而我，错失了成为有记载以来翻舟淹死在该处的第二个白种人。第一个死在这里的人，是一位年轻的比利时军官，他的意外发生在我之前几个月。我想，他应该也是走在回家的路上，只不过没有我病得那么厉害。我半死不活地过了那个弯，当时病得太严重，根本无法在意自己过不过得去。《阿尔迈耶的愚蠢》则一直留在我日渐减少的行李中。后来，终于到了令人愉快的首都博马，在那里等待载我回家的蒸汽船，但在船起航之前，我有足够的时间一次又一次、真心实意地希望自己能死去。当时《阿尔迈耶的愚蠢》只写了七章，而我自己的历史，在接下来的一章里，则是漫长又漫长的生病，然后是无比痛苦的康复。日内瓦，更确切地说是佩尔的水疗院，将会因为阿尔迈耶衰亡史的第八章在此处完成而永负盛名。小说第九章的内容，则不可避免地与一个水边货栈的管理工作掺和在了一起。这个货栈属于城里的一家公司，公司的名字就不说了。我当时在该货栈工作，是想让自己重归健康生活，但很快就不干了，好像陆地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挽留我太久。于是，阿尔迈耶令人难忘的故事就像一桶上等的马德拉白葡萄酒，被在海上带来带去整三年。这种待遇是否提升了它的韵味，我当然不好说。就品貌来讲，一定是没有的：整个手稿褪了色，有了年久泛黄的样子。后来，再要期待这世上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阿尔迈耶和妮娜身上，就好像很没道理了，却有一件几乎不可能在海上发生的事情发生了，把他们父女二人从没有生气的状态中激活。
19世纪刚果河上的独木舟
诺瓦利斯怎么说来着：“我的信仰，会因为另一个心灵的加入，增添无穷的力量。”小说不就是一个信仰吗？它坚信可以用一种想象的生活来呈现我们同类的存在。这种想象的生活比现实更清晰，它选取的事件的逼真度累积起来，能让历史纪录片汗颜。上苍把我的手稿从刚果河的湍流里拯救出来，又把它带给了远海之上一个乐施的灵魂。如果我忘记了那位双颊瘦削、面色灰黄，黑色的眼睛深陷进眼眶的剑桥人，那将是我最大的忘恩负义。他当时是“特伦斯号”的乘客，为了健康原因前往澳大利亚。这位乘客是《阿尔迈耶的愚蠢》的首位读者，也是我所拥有的第一位读者。
“如果请你看我手写的一部书稿，会不会很无趣呢？”有一天晚上，我们聊罗伯特·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聊了很久。谈话进行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头脑一热问了这个问题。
那是个暴风雨的夜晚，我是在两小时轮班的间隙待在船舱休息。雅克（是这位乘客的名字）从自己的藏书里带来一本给我读，顺便坐了下来。
“特伦斯号”
“怎么会呢？”雅克以他特有的、礼貌的语调回答，还带着浅浅的笑，但当我打开抽屉时，突然被唤起的好奇心一下让他警觉起来。在当时，他期待看到的是什么呢？一首诗？有可能。现在已无从揣测了。
雅克不是一个冷漠的人，但很平静，疾病使得他愈发如此。他言辞不多，每当有所言语，则词谦语卑，但他整个人却有一种不凡的气质，使他在六十位乘客里鹤立鸡群，他的眼睛有一种沉思、内省的神情。他用迷人而内敛的姿态、暗含同情的声音，问道：“这是什么？”“是个故事”，我有些费力地回答：“还没写完，但我想知道你怎么看。”他把手稿放进了外套的胸前口袋里，我仍清晰记得他消瘦、棕色的手指把手稿竖着折了一下。“我明天读。”他边说边抓住了门把手，然后等船晃得不那么厉害的时候，一下打开门，走掉了。在他走出去的那一刻，我听到狂风怒号，水鞭打着船的甲板，翻腾的大海压低了声音咆哮着，听上去好像很遥远。我留意到海洋巨大的躁动，它越来越不安分，这让我马上从职业的角度做出反应，心想：差不多再过半个小时，大约八点钟，不可能再迟了，上桅帆就得降下来。
第二天，在我们两小时轮班的第一班，雅克来到了我的船舱。他脖间围了厚厚的羊毛围巾，手里拿着我的手稿。他把手稿递还给我，目光坚定但一字不发。我默默地把手稿接过来。他在沙发上坐下，仍然一言不发。我打开然后关上桌下的一个抽屉，桌上摆着一个嵌着木框的日志板，它打开着，上面写得满满的。我习惯于认认真真、整整齐齐地把日志板上的内容，抄写到船的航海日志里。我转过身背对着桌子，但即使这个时候，雅克还是只字不吐。“嗯，你怎么说呢？”我终于开口了：“它值得写下去吗？”这个问题彻底表达了我当时所有的想法。
“毫无疑问。”他用沉静、含蓄的声音回答，咳了几下。
“你感兴趣吗？”我又问，几乎是在耳语。
“非常！”
我们的谈话就此告一段落，我继续本能地随着船身剧烈地晃动，雅克把脚放到了沙发上。我床上的帘布就像布屏风扇一样荡来荡去；舱壁灯在常平架上打转；时不时地，舱门被风吹得嘎吱作响。如果我没记错，那应该是在南纬四十度，差不多是格林威治的经度，阿尔迈耶和妮娜静默的复活仪式就这样进行着。在持续的沉默里，我突然意识到小说中有大量的回顾性描写，这会不会让小说进程变得晦涩呢？我心中这样忖度着，就好像一个故事讲述者已经在一个海员的身体里诞生了。但是我听到甲板上值班副官的哨声，继续保持警觉，看在这个提醒之后将要下达的命令是什么。果然，传来了一声微弱但又强烈的叫喊：“扯平帆桁！”“啊哈！”我心里想，“西风猛吹过来了。”然后，我转向了自己的第一位读者。呜呼！他余日无多，不会等到故事的结尾了。
“请容我再问一句：按照小说现在的样子，你觉得故事够清楚吗？”
“是的！完全清楚。”
这就是我听到的他对《阿尔迈耶的愚蠢》所有的褒奖。我们再也没有谈过这本书。长时间的糟糕天气盘旋不去，我心无旁骛，专注于工作，而可怜的雅克得了致命的感冒，躲在船舱里。我们一到阿德莱德，我的第一位读者即刻去了内地，后来就突然去世了，不知道是在澳大利亚，还是在途经苏伊士运河返乡的途中。我已无法确知，好像也一直没得到过准信，尽管我曾经多方问询返程的旅客。这些旅客在我们停泊期间四处观光，在这里或那里碰到过雅克。后来，我们返航了，但小说没有丝毫进展。可怜的雅克有耐心读完那么多页的草稿，尽管在当时，永恒的阴影已经聚拢在他坚定、仁慈、深陷的双眼中。
1895年恩文版的《阿尔迈耶的愚蠢》
雅克斩钉截铁的“毫无疑问”四个字，让我有了继续创作的动机，但这个动机却沉睡着，等待着苏醒的时刻。我敢说，现在的我是不由自主地在写作，一卷接着一卷，就像过去那些年，我是不由自主地去航海，一程接着一程。一页一页地写作，就像一里格一里格地航行，向前向前，不停地向前，直到既定的终点。这就是真相——生存的真相，所有的人和职业皆如此。
我不知道这两种冲动，哪一种对我来说更神秘、更奇妙，但不管是写作还是航海，我都得等待机会。请容许我在此忏悔，我从来就不是那种能将就的人，为了开心，坐上洗衣盆就可以漂起来；如果可以为自己的始终如一而骄傲，那我得说，对于写作和航海，我向来都是一丝不苟的。我听说有些人可以在火车上写作，甚或是盘腿坐在晾衣绳上都能创作。就此我得忏悔，如果没有一把至少是像椅子的东西，按照我奢侈逸乐的个性，是不会苟且创作的。《阿尔迈耶的愚蠢》不是一页一页，而是一行一行写成的。
26岁时的康拉德
后来，我还差点把已经写到第九章的手稿弄丢了。那是在去往波兰，更确切地说是去往乌克兰的途中。在一个睡眼惺忪的清晨，因为赶着转车，我把便携式旅行箱落在了弗里德里希车站（你知道，那是柏林的一个车站）的茶点间。一位可敬的、智慧的警察挽救了它。然而，焦急的我在当时想到的并不是手稿，而是装在里面的其他东西。
后来到了华沙，我停留了两天。那些浪迹天涯的手稿没有被拿出来见一下光，或者说只是见过一次烛光。当时，箱子敞开着放在椅子上，我匆匆忙忙换衣服，要去一个运动俱乐部赴宴。儿时的一位朋友（他本来是外交官，后来在自家祖传的田地上耕种小麦，我们有二十多年没见了）坐在旅馆的沙发上，等着驾车带我去。
“趁着换衣服，你或许可以跟我说说你的生活。”他提议道，非常友善。
我想不管是当时还是后来，我都没有就自己的生活告诉他什么。这位朋友带我赴宴的小聚会很精英，交谈极为热烈，几乎涵盖了天底下所有的话题，从非洲的大型狩猎，到最新发表在前卫刊物上的诗。这份刊物由年轻人编辑，但得到最高社会的保护。只是，谈话从未触及《阿尔迈耶的愚蠢》。第二天一早，一如既往地，仍是没有人关注它。于是，这个从不离身的伴侣追随着我一路往东南，去往基辅管辖区。
在那个时候，从火车站到我的目的地——一处乡间庄园——驾车至少需要八小时。
“亲爱的孩子（这些字总是用英语写的）”，我在伦敦收到的寄自庄园的最后一封信，这样写道：“你自己乘车去当地唯一的饭店，让自己吃得尽量好些。差不多下午的时候，我的机要仆从、庄园的管家兼总管，一位叫沃·斯的先生（我得提醒你，他出身贵族）会带着小雪橇赶到，跟你见面。第二天，你跟他坐雪橇到庄园来。我会让沃·斯带给你我最厚的皮衣，再加上你自己的大衣，路上应该不会受冻了。”
晚餐是在卧室用的，一位希伯来侍者在旁服侍。那卧室像一间巨大的谷仓，地板刚刚油漆过。果不其然，正在用餐的时候门开了，进来了（贵族出身的）沃·斯先生。他一身行装，脚蹬长靴、头戴大羊皮帽、身穿短袄，系一条皮带，看上去约莫三十五岁的样子。他开朗的、长着大胡子的脸上，一团困惑。我从桌边站起，用波兰语和他打招呼，希望自己考虑得足够周全，用的言词和语调配得上他贵族的血统和机要的位置。他脸上的困惑顿时化开了。原来，不管我舅舅如何向他保证，这个好小伙仍是疑惑重重，不知道我们彼此能否交流，他以为我会跟他讲外语。
后来有人告诉我，就在他坐上雪橇来接我的时候，还发出了心急的呼喊：“好吧，好吧！我得走了，可只有上帝知道，我怎么才能让我们主人的外甥听懂我。”
我们从一开始就彼此理解得很好，他把我当孩子一样悉心照料。第二天一早，他用一件巨大的熊皮做成的旅行大衣把我包裹起来，然后呵护地坐在我身旁，让我有一种愉快的男孩般的感觉，就好像放学了家里人来接我回家。雪橇很小，像个玩具，在四匹红褐色的大马后面显得微不足道；那四匹马，成双成对地驾在一起。沃·斯和我加上车夫，我们三个人把雪橇挤得满满的。车夫是个年轻人，有蓝色的澄澈的眸子，他制服的皮衣领子高高竖起，框住了他欢快的脸颊，把他的脑袋也整个给围住了。
“好了，约瑟夫”，我的同伴对车夫说，“你看我们六点前能到家吗？”车夫回答说：老天保佑的话，一定可以的。只要某些村子之间那些大片的地方没有太多积雪。那些村子的名字，听起来多么熟悉！约瑟夫是位优秀的车夫，他能本能地在大雪覆盖的田野上找对路，而且还有一种天赋，就是能让自己的马儿发挥到极致。
“他的父亲也是约瑟夫，或许船长还记得，就是那个为船长已故的外祖母驾车的人。愿她老人家安息！”沃·斯一边说，一边忙着用毛毯盖好我的脚。
我清楚地记得那个令人信赖的约瑟夫，那个曾经为外祖母驾车的约瑟夫。噢！不就是他让我生平第一次握住缰绳吗？还允许我在马车房门口玩四马马车大大的马鞭。
“他现在怎么样了？”我问，“是不是已经不驾车了？”
“他曾继续为我们的主人驾车。”沃·斯回答说，“但十年前因霍乱去世了，就是那次大瘟疫。他妻子跟他一起走了，然后全家人都走了，就只留下这么一个男孩。”
当时，《阿尔迈耶的愚蠢》正躺在我们脚下的箱子里，歇息。
就像儿时旅途中见到的一样，我又看到了平原夕照。火红的太阳落了下去，轮廓分明、一览无余地沉入雪中，就像海上的落日。上次看到这片土地上的夕阳，已是二十三年前。太阳隐去之后，我们在黑暗中前行，黑暗被迅速地甩在了身后铅色的雪地上，直到在白色的雪原和灿烂的星空衔接的地方，突然涌出黑色的影子，那是乌克兰平原上一个村落四周的树。又有一两处农舍闪过，然后是一道没有尽头的矮墙。终于，在杉树形成的屏障后面，主人家里的灯光跃动着、闪烁着，影影绰绰地在林木间躲闪。
同一天晚上，浪迹天涯的《阿尔迈耶的愚蠢》被取了出来，不引人注意地放在了我房间的书桌上。舅舅用慈爱地、随意地语气告诉我，我住的这间客房，已经等我差不多有十五年了。但是，手稿没有引起这位在场的深情的长者的注意，他满含爱意地围绕在爱姊儿子的身旁。
“兄弟，你在这里的时候，是不会有太多独处时间的，”母舅说，“我会不时地来找你聊天。”这种称谓是从当地农民那里借来的，在情真意切、兴高采烈、心情大好的时候，大可以使用。
事实上，整座房子都成了我们聊天的场所，彼此不断地打扰。我会入侵舅父退居的书房，书房里最显眼的是一个巨大的银质墨水台。那是他五十岁生日的时候，他所有在世的被监护人筹资送的。从1860年开始，舅舅是南部三省很多出身地主家庭的孤儿的监护人。他们中的有些人是我的同学和玩伴，但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没有一个人写过小说。其中有那么一两个，年龄比我大，而且大很多，我记得有一位在我年龄很小的时候来访，就是他第一次把我放到马背上，还第一次让我坐上了他的四马拉单身汉马车。他完美的骑马技术，还有对一般男性运动出众的技能，赢得了我儿时最早的倾慕。我好似记得母亲站在餐厅窗外的柱廊上，看着我被举上小马，而抱我上马的正是那个约瑟夫，那个专门为外祖母服务的马车夫，也就是后来死于霍乱的那位。我清晰记得他是身穿深蓝色制服的年轻人，外套没有衣尾，下身是肥大的哥萨克裤。当时在马厩工作的人，都是这种装束。我想那应该是在1864年，但用另外一种计算时间的方法，应该是在我母亲获得许可，被允许到南方拜访亲友的那一年。母亲跟父亲一起，去了流放地。为了陪同父亲流放，她同样经过了申请。申请被允许了，但其中的一个要求是她必须接受与流放者同等的待遇。然而几年后，为了纪念她的大弟弟，一些非常有影响的大人物为她争取到了探亲的许可，让她可以离开流放地四个月，拜访亲友。她的这位弟弟虽然英年早逝，却留下了大帮朋友。他曾经是沙皇皇家卫队的军官，在彼得堡的上层社会留下了被爱的记忆。
舅舅塔德乌什·波布罗夫斯基
也就是在这一年，我对母亲有了更清晰的记忆，她不再只是一个满含爱意的、眉心开阔的、沉默的、呵护的存在，她的双眸，总流露出一种压倒一切的甜美。我还记得从远近赶来的亲族们，还有许多家族朋友中的长者，都来到她最爱的弟弟家，向她致以敬意和爱。而这位弟弟，在几年之后也将取代父母的位置，成为我的监护人。
马背上的康拉德、康拉德的母亲伊娃·波布罗夫斯卡
在那时，我并不理解这一切背后的悲剧意义，尽管我也记得医生们的到来。母亲身上并没有病人的样子，但我现在明白了，或许他们当时已经认定了她的死亡，除非是南方的气候，让她重新恢复已经渐近衰竭的气力。但对我来说，那段时间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我有一个表妹，只比我小几个月，是个很可爱，又很容易着急的小女孩。她受到公主般的呵护，但活到第十五个年头，就去世了。还有其他一些孩子，现在也都已经远逝，有很多人的名字我也已经记不得了。而在这一切之上，笼罩着大俄帝国压迫我们的阴影，尤其是在1863年起义失败之后，这重阴影变得越发黑暗而低沉，因为莫斯科的新闻记者们在其国民心中煽起对波兰人新生的憎恨。
我此处记录的，是《阿尔迈耶的愚蠢》的手稿在过去发出的呼喊。但是，对成书印象的记录，并非出自心血来潮或不安的自负，因为它们亦关乎人，而且，这段过往的吸引力正在消逝。一个小说家要留给孩子的，不仅是由他艰苦创作的色彩和人物，还应该更多。孩子们长大成人后，天性中或许会有谜一样的东西，不为世人所理解，甚至是他们自己也不明白，而这些，正是无法改变的过去发出的沉寂之声，以及他们在无意识中做出的反应。作家的小说和他的孩子们的个性，都与过去有着遥远的关联。
只有在人的想象中，每一个真相才能找到它实际的、不可否认的存在。想象而不是创造，是艺术也是生活至高的主宰。对真实记忆想象的、确切的书写，或许可以很好地服务于对一切人性之物的虔敬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赋予故事写作者以想法，赋予回顾过往经历的人以情感。
故土
如前所述，结束了从伦敦到乌克兰的旅程，我正在取出行李。《阿尔迈耶的愚蠢》的手稿已经跟随我三年多，到那时也已经长到了九章大，被毫不起眼地放在了两窗之间的书桌上。我没想到要把它放进桌子的抽屉里，但眼睛却被抽屉造型优美的铜把手吸引了。有两个烛台，每个烛台点着四支蜡烛，把房间照得像过节一样明亮。这间房等待流浪的外甥有很多年了，房间的百叶窗是拉上的。
在距离我坐的椅子五百码的地方，是村子里最近的农户。这个村子是我外祖父田产的一部分，也是唯一还留在家庭成员中的那部分。越过村庄，在冬夜无尽的黑暗里，卧着大片没有围栏的田地，它属于平原但并不呆板、贫瘠，而是能够给予人们面包的低矮的山岭，现在全被白雪覆盖，一片片黑色的树木依偎在山谷里。我来时的那条路，穿过村庄，恰好在庄园门口拐弯。有人在外面很深的雪道上驾着雪橇行驶，铃儿急促的响声悄悄溜进了无声的室内，犹如动听的低语。
我整理行李的时候，有一位仆人在旁看侍。他是来帮我的，但多数时候，只是恭敬地站在门口，帮不上忙。其实，我完全不需要他，但又不好告诉他离开。这仆人年纪尚小，至少比我小十多岁。自从1867年，我就没到过方圆六十英里的地方，但他诚实、开朗、农民的面容，看上去熟悉到有点奇怪的感觉。童年的时候，我在舅舅的庄园生活过，熟悉一些非常友好的面孔，而他，很可能是那些人的后代，是他们的儿子，甚或是孙子。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只是附近村子里的人，之前在一两家学着做过帮厨，刚刚被选拔到庄园里。我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第二天问了可敬的沃·斯。这个问题其实大可不问，因为不久我就发现，庄园里、村子里所有的面孔，对我来说都极为熟稔：一家之主蓄着长髯的严肃面容，初蓄胡须的年轻人的脸孔，金发孩童的小脸蛋，还有站在小屋门口的母亲们，她们端庄的、褐色的、眉心开阔的仪容；就好像我从童年就认识他们，而童年，宛若昨夕。
康拉德出生的庄园
路上行人的车铃声，先是变大，又很快远去，村子里狗儿们的一阵狂吠，归于平静。舅舅坐在角落里的小沙发上，静静地吸他的土耳其长烟袋。
“您为我房间配的这张书桌，很精致！”我说道。
“这其实是你的财产。”舅舅说，目光片刻不离我，一半是出于好奇一半是因为不舍。自从我进到庄园里，他就这么看着我。“四十年前，这张书桌是你妈妈用的。在我们奥拉托夫的家，它被放在一个小起居室里。当时，我们心照不宣地把这个起居室留给女孩子们用，我的意思是给你妈妈和她的妹妹用。我们那位最小的妹妹，年纪轻轻就去世了。这个书桌是在你妈妈十七岁、妹妹十五岁的时候，尼古拉斯叔叔送给她们的礼物。你的那位小姨，是个非常宝贝、非常可爱的女孩，你大概只知道她的名字。她不像你妈妈，因为出众的容貌和思想而光彩照人，你小姨则以她理智的判断、天性的甜美和在与人相处时超常的能力与自在，赢得每个人的爱。她的去世让我们大家非常难过，遭受巨大的精神损失。如果她活着，将是娶她之门最大的幸事；作为妻子、母亲和女主人，她都将带给夫家无尽的福祉。她有一种能力，就是能够在自己周围制造平和满足的氛围。我想，只有那些无私去爱的人，才可能做到。而你的母亲呢，则要美得多，在容貌、举止和思想上都出类拔萃，但性格却没那么平和；因为更有才华，她期待的生活也更多。尤其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我们非常担心她的状况。那时，她因为父亲的突然离世而伤心致疾（父亲去世时，只有她一人在家陪伴），而同时，她还被内心的斗争煎熬着。一方面，她深爱那个她最终要嫁的人，另一方面，她知道父亲是公开反对此事的。她珍视对父亲的记忆，无法置之不顾，无法忽略自己一直尊敬和信任的判断，但同时又感到无力抵抗如此深切、真挚的情感。身处这样的境况，她很难保持心灵和精神的平衡。内心在鏖战，她无法给予别人自己都难以拥有的平和。只是在后来终于与心上人结合之后，她心灵和情感不同寻常的天赋才得以发展，甚至赢得了敌人的尊敬和欣赏。她平和、坚毅地面对生活残酷的考验，这些考验是整个民族、国家与社会苦难的缩影。选择与丈夫一起流放，她实现了作为一位妻子、母亲和爱国志士最高的理念，高贵地代表着理想的波兰女性。
我们的尼古拉斯叔叔，并不是一个容易接近的人。我相信，除了崇拜拿破仑，他一生只爱过三个人：他的母亲，也就是你的外曾祖母，你见过她但可能不记得了；他的哥哥，也就是我的父亲；尼古拉斯叔叔在我们家生活了很多年，我们所有这些在他身边长大的侄儿侄女中，他只爱你妈妈。对于我们的小妹妹和她谦卑可爱的品质，尼古拉斯叔叔好像视而不见。当时，是我对小妹妹突如其来的死亡，痛彻心扉。不幸发生的时候，我掌管家族还不到一年。事发突然。一个大风的下午，妹妹坐着雪橇从特克拉·波托茨卡伯爵夫人家往回走。当时，我们患病的母亲住在伯爵夫人那里，为的是离医生近一点。你妈妈和你小姨每个礼拜轮流赶回家陪伴我。那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为了管理家族产业和处理复杂的事务而不能离开。那天陪侍你小姨回家的，只有马车夫和我们已故父亲的贴身随从瓦莱里。他们当时迷了路，困在了积雪里。当两个人挖积雪的时候，你小姨觉得耽搁得太久，等不及，就跳下雪橇自己去找路。这发生在1851年，离我们现在坐着的地方，不到十英里。
康拉德的父亲和母亲
不久，他们找到了路，但雪又下大了，两个人都用自己的羊皮大衣和毛毯来包裹小妹，为她抵御风寒，尽管她不停地反对、命令，甚至是反抗。就像瓦莱里后来跟我说的：“如果还有一点生命的火星在我身体里，却让小姐受到伤害，让我如何去见老主人受上帝保佑的灵魂？”又过了四个小时，他们终于到家了，可怜的老人被严寒冻僵了，说不出话来，车夫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但他还有力气把雪橇驾到马厩。我批评妹妹为什么这种天气还冒险上路，她回答说，无法想象让我一个人沉闷无聊地待在家里——这就是她的风格。匪夷所思的是，大家怎么会让她启程的呢？我想应该是劝不住。第二天，她试图掩饰自己的咳嗽，但很快肺部就感染了，三个礼拜后，她走了！小妹是我接管家族以后年轻一辈里第一个被死亡带走的人。瞧，我们的希望和恐惧多么虚妄！在所有的孩子里，我出生的时候身体是最弱的。有很多年，因为身体羸弱，父母甚至以为不可能把我养活，然而，我却比五个兄弟、两个姐妹活得都长；还有很多同龄人，也先我而去；我还活过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而所有知道这些事情的人里面，也只有你还在。我命中注定要把很多诚实的心、灿烂的前程、充满生命的希望，早早埋进坟墓里。”
他快速起身，叹了口气，离开了我，临走时说：“我们半个小时后晚餐。”
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我听着他快速的脚步声回响在隔壁房间打蜡的地板上，然后穿过四壁书架的大厅，他停了一下，把长烟袋放到烟斗座上，后来进了客厅（与大厅相连），他的脚步声消失在了厚厚的地毯上，但我听到他书房兼卧室的门关上了。舅舅那时六十二岁，差不多有四分之一个世纪，是我最智慧、最坚定、最包容的监护人，给予我父亲般的爱和关怀，还有精神上的支持，即使是在地球上最遥远的地方，我都能够感受到他近在咫尺的爱。
尼古拉斯·波先生在1808年的时候，是法国军队的少尉，1813年晋升为中尉，还曾短时担任过马尔蒙元帅的军令官。后来，通过维也纳会议建立了弱小的波兰王国，一直到1830年，它都拥有一支自己的军队。尼古拉斯先生在波兰军队的第二步枪骑兵团担任上尉。这些遥远的过往，多是家族传统的一部分，少数则是我亲眼所见；刚刚离开的那位老人，用一席话把它们召唤了回来。但是，尼古拉斯先生在我头脑中的形象，仍是非常的不完整。显然我在1864年是见过他的，因为他不可能错过见我母亲最后一面的机会；对她的身体状况，他应该是知晓的。从儿时到今天，每当想要记起尼古拉斯先生的样子，眼前总是升起一团迷雾，在这雾里，我只能隐约看到一头梳理整齐的银发（这在波家族中是不常见的，他们的男子通常在三十岁之前，就得体地秃顶了）和清瘦、弯曲、挺拔的鼻梁，这一特征与波家族的身形相貌非常吻合。但是，尼古拉斯先生之所以活在我的记忆里，却不是因为这些会消逝的体征。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舅公尼古拉斯·波是法国荣誉军团的骑士，还获得过波兰十字勋章。这些辉煌的事迹，在我心中激起爱慕和崇敬，但不是这种情感——尽管它也很强烈——让我重温他个性的力量和意义，因为它被另外一种复杂的敬畏、同情、恐惧之情给压倒了。尼古拉斯·波先生对于我来说，永远是那个不幸的、可怜的（但也是英雄的）人，他曾吃过一条狗。
舅舅年轻时的照片
我听到这故事足足有四十年了，但它的效果丝毫没有减弱。我相信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如此真实的故事，但直到今天，仍是不明白：它为何留给我如此可怕的印象呢？我当然知道村子里的狗长什么样，但还是……不行！直到今天，想起儿时的恐惧和同情，我就问自己：向这么一个冷漠的、难以取悦的世界讲述家族历史上这件可怕的事，对吗？尤其是波家族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向来以对酒食不俗的品味而闻名。但考虑到这次美食的降格影响到的英勇军官，实在是为了伟大的拿破仑而至此，如果保持缄默、只字不提，对“文字克制”的顾虑就有些夸张了。让我们把真相立在这里：责任应归于那个圣赫勒拿岛人，他在俄罗斯战役中的轻率行为令人震惊。就是在那次让人记忆犹新的莫斯科大撤退中，尼古拉斯先生和两位兄弟军官在一个村边套住了一条狗，吃掉了。对于另外两个人的品行和教养，我一无所知，只记得行凶的器械好像是一把骑兵的佩剑。在当时的情形下，捕杀这条狗是性命攸关的大事，与遭遇一只狮子几无不同。有一个哥萨克的纠察队，就睡在那个立陶宛森林深处的村落里。三位军官在冬日傍晚来临之前，大约下午四点钟，躲在一边悄悄地观察他们，看到他们在农户家里自在地安顿下来。三个人憎恶地，或者说绝望地看着他们。到了晚上，饥饿的草率提议战胜了谨慎对他们的拘管。三个人匍匐在雪上往前爬，一直爬到了干树枝做成的篱笆前。在立陶宛的那个地区，村子四周通常围着这种篱笆。他们当时期望得到什么，怎样得到，得到的东西是否抵得上风险，只有老天知道。
然而，这些哥萨克小分队通常没有军官带领，他们四处游荡，防卫意识很差，甚至是丝毫不加防范。况且，这个村子离法军撤退的路线很远，他们不会想到有大军团落伍的士兵来到这里。三位军官是在一场暴风雪中和主纵队走散的，已经在林子里迷失了几天，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境况如此困顿。三个人的计划是试着吸引离围栏最近的农户的注意，但就在他们要冒险进入狮口的时候——我这是打个比方，一条狗（很奇怪只有一条）开始在篱笆的那一边叫起来，在此情形下，这条狗的可怕不亚于一头狮子。
这个故事，我从尼古拉斯·波的嫂嫂，即我的外祖母那里，听了很多遍（都是应我的请求讲的）。每当听到这里，我都激动得发抖。
那只狗不停地叫。如果它只是叫，拿破仑伟大军团的三位军官或许会光荣地死在哥萨克兵的矛头下，或者是逃脱追捕，体面地饿死。但是，他们连逃跑都还没来得及想，那只要命的、讨厌的狗，竟然因为太过激动和热情，从篱笆的一个缝里窜了出来。他一窜出来，就一命呜呼了。我听说，它的脑袋只一下就被从身上砍了下来。我还听说，后来在大雪覆盖的树林里，在一个隐蔽的小山谷里，生起了一堆火。猎物的状况被证明非常不尽人意，它不瘦，恰恰相反，胖得让人觉得不健康；皮毛多处脱落，很恶心的样子。然而，军官们不是为了它的皮毛才要了它的命。它个头不小，被吃掉了，剩下的是沉默。
这沉默让小男孩发抖，他坚定地说：“我才不会吃一条狗。”
他的外祖母笑道：“或许你不知道饥饿的滋味。”
后来，我学到了。并不是说我也被迫吃了狗，但我曾经以某种有象征意义的动物为食，用反复无常的高卢人的话说，那是“疯牛”；我也曾整天吃腌制过的垃圾食品；我尝过鲨鱼、海参、蛇的味道，还有一些无法描述的菜品，它们用的材料连名字都叫不出来，但立陶宛村子里的狗，绝没吃过！我希望在这里把问题说得明明白白：不是我，而是我的舅公——波兰绅士、荣耀军团的骑士等等，在他年轻的时候，吃了一条立陶宛的狗。
我真希望他没吃。儿时对这件事的恐惧，总是跟那位银发老人荒诞地扭结在一起，对此我一点办法也没有。然而，如果他是情非得已，那我们就可怜他一下，原谅他是在实际的军事行动中吃了那条狗，当时他正勇敢地经受着现代历史上最大的军事灾难。从某种程度上看，他这么做也是为了国家。舅公无疑是因为饥饿吃了那条狗，但也是为了一个不可遏抑的爱国的愿望；他们被一个伟大信念的光芒所指引，这个信念直到今天仍然活着。一个伟人点燃了一个幻想，就像一座虚假的灯塔，引导着一个勇敢的民族去追寻，但把他们引偏了。
康拉德外祖母特奥菲拉·波布罗斯卡
为了祖国！
从这个角度看，这一餐雅致而香甜。
从同样的角度看，我的“疯牛”餐则像是愚蠢而奢侈的自我放纵。我作为土地之子——她其他的孩子都扛起了犁头，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我为什么要到茫茫的大海上去吃硬饼干和腌制的垃圾食品呢？即使是从最善意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也无法回答。呜呼！我相信清白、诚实的人会轻蔑地低语：“叛逃”，单纯的冒险也会因此而生出苦涩的味道。无法解释的，应该得到包容；在这个世界上，对于一个人行为的评判，没有什么解释是终极的；对于“不忠”的控告，不可轻易发出。生命易逝，它的表象会欺骗人；用我们不完美的感官去做判断，难保无误。内心的声音在秘密做出决策的时候，或许仍是真诚的。对一个特殊传统的忠诚，也许贯穿在构成人一生的不连贯的事件中，而与此同时，这个人又忠于在无法解释的冲动下择取的道路。
在人性当中，矛盾事物之间的紧密结合，有时候会让爱本身变成绝望的背叛的样子，这要解释清楚，怕是需要太久，抑或是不可能解释得清楚。有人说，嗜好是最有智慧的美德。我冒昧地想，它即使不是最不寻常的美德，也是最不普通的。我这样想，不是暗指人或者说多数人是愚蠢的，远非如此。理发匠和神父在全村人的支持下，公正地裁决与众不同的西班牙绅士及其行径。这位绅士从家乡一路赶来，打断了一个赶骡人的头，杀死了一群无辜的绵羊，还在某间马厩里经历了悲哀的事情。上帝不允许一个不肖的乡巴佬，就因为脚蹬崇高绅士的马镫皮带而逃脱应得的罪责。堂吉诃德的故事，是非常高贵、非常无私的幻想，他一无是处，只配激起下贱人的嫉妒。但是，这个崇高、危险的人物，其魅力不止一面，虽然他也有自己的弱点。读了那么多浪漫传奇，他天真地渴望以自己的肉身逃离让人无法忍受的现实。他想要眼对眼地见到阿拉伯之王，英勇巨人布兰达巴巴兰。巨人的铠甲是龙皮做的，他的盾牌绑在臂膀上，是一座城池的大门。噢，自然可亲的弱点！噢，一颗温和无邪的心，神圣的单纯！谁能不屈服于如此慰藉人心的诱惑？然而，这是一种自我放纵，来自拉曼查的别样绅士不是一个好公民，神父和理发匠的苛责不是没有道理。老国王路易·菲力浦在流放的时候说：“人民从来不会出错。”我们虽不至于完全认同他，但得承认，当全村人口径一致的时候，是应该有它的道理的。疯狂！疯狂！堂吉诃德在客栈的井台边，行持械守夜礼，虔诚地冥想。一破晓，虔敬地下跪，让那个肥胖、狡猾的恶棍店主给他封爵。这种疯狂，几近完美。他骑行而来，头戴光环——实为守护神，守护所有那些被空想的无穷魅力腐蚀或成就了的人。
或许，当我的家庭教师发出感叹的时候，他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的感叹，我牢记着。
那是在快乐的1873年——我生命中最后一个开心假期。在这之后，也有过闲散的岁月，也有它们的快乐和教训，但那一年是我作为学校学生最后一次度假。还有别的原因，也让我记住这一年，但说来话长，不宜在此细表，而且它们也与那个假期无关。在我的老师发出这个感慨的时候，我们已经游览了维也纳、多瑙河上游、慕尼黑、莱茵河瀑布和康斯坦斯湖。说实话，那次的假期旅游颇为难忘。当时我们正沿着罗伊斯山谷往上走，如同闲逛一般，并无跋涉之苦。乘卢塞恩湖的蒸汽船到达弗仑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暮色紧赶着我们悠闲的脚步，一路过了豪斯蓬塔尔。但这还不是老师发出感慨的那一天。在深谷的阴影里，有人居住的地方已经被落在了后面，我们的心思不在探究行为和伦理上，而是关心更简单的人生问题，比如食物和住所。目光所及之处，没有这些东西的影子。我们正想着往回走，突然，在路的拐角处撞见了一处房屋，在暮色中有些吓人。
好友格雷姆被画作《堂吉诃德》插图
房子独自兀立在山脚。当时正在修建圣格塔尔德隧道，巨大的挖掘工程是这处房屋存在的理由。房子虽然不大，但很长；也不高，是用木板搭建的；没有装饰，是简朴的营房样式；房屋的正面是黄色的，很朴素，排列着整齐的白色窗框；但它却是家旅馆，甚至还有自己的名字，只是我忘记了。在它朴素的门口，没有穿金边制服的侍者。一个相貌平平、健壮的女仆接待了我们，后来店主夫妇也出现了。显然，他们没想到会有客人来；这个奇怪的客栈，好似不希望有人突然造访。它简朴的风格，就像玩具诺亚方舟上的房屋，是它们构成了经不起风浪的船体。哪个欧洲孩童不曾拥有这样一件玩具呢？然而，客栈的房顶没有用折页连接，也没有木头做的彩绘动物和满身的细长板条，连游客这种动物都看不到。在一个又窄又长的房间里，有一张又窄又长的餐桌，我们坐在桌头，用了晚餐。这张长桌，在我看来就像一个跷跷板，大概是我太累了，睡眼蒙眬、看得恍惚，感觉它的一头好像随时可能翘起来，因为只有我们风尘仆仆的师徒二人坐在桌子一端，没有人坐在桌子的另一头保持平衡。饭后，我们匆匆上楼，房间里有松板的味道。我头还没碰到枕头，就酣睡过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的家庭教师（他是克拉科夫大学的学生）就把我叫醒。我们穿衣服的时候，他说：“好像有很多人住在这家旅馆。直到晚上十一点，我还听到谈话声。”老师的话让我很吃惊，睡得像块木头，我什么都没听到。
我们下了楼，到了那间有一张又长又窄餐桌的又长又窄的餐厅里。餐桌上摆着两排餐盘。房间有很多窗户，都拉着窗帘，其中一个窗前，站着一位高大瘦削的男性。他秃顶，在耳朵上方各有一撮黑发，还蓄着长长的黑胡须。他本来在看报纸，好像被我们的入侵惊扰到了，抬眼看过来。慢慢地，人们一个个进来，但没有谁看上去像旅人，也没有任何女性。他们彼此好像很熟识，却说不上健谈。那个秃顶的人，神情严肃地坐在了桌子的一端，整个氛围很像家庭聚餐。慢慢地，我们从其中一个健硕的、身着民族服装的女佣那里得知，这家旅馆为修建隧道的英国工程师提供膳食和住宿。这下我可以尽情倾听英语的声音了，虽然只是餐桌用语，但这些工程师们好像并不觉得需要在这些基本的东西上费什么口舌。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英国人，虽然在苏黎世和卢塞恩的酒店里，也看到一些英国游客，但那些游客好像不是普通生活中的人。现在回想起来，那个秃顶的人带有很强的苏格兰口音。像他这样的人，在海上和陆地上我都遇到过很多，比如“马维斯号”的大管轮，应该就是他的孪生兄弟，我忍不住觉得他们长得很像，但不知道为什么，大管轮跟我保证说他没有双胞胎兄弟。不管怎么说，那个审慎的、秃顶的、蓄着炭黑长须的苏格兰人，在我这个男孩眼中是个浪漫而神秘的人物。
我们悄悄从旅店溜了出来。按照规划好的路线，接下来要先经过弗克山口，进入罗纳河冰川，然后顺着哈斯里山谷往前走。我们到达山口的时候，太阳已经西沉，老师的感慨就是在这里发出的。
我们坐在路边，把在半英里外开始的争论继续下去。我确信那是一场争论，因为清楚记得老师如何试图说服我，而我，没有能力反驳，只能听着，双眼固执地盯着地面。这时，路上有响动，我抬起了头，然后就看到了那个终身难以忘怀的英国人。后来虽然也有些相识的人、熟识的人、同在船上工作的人，但我都没有如此清晰的记忆。此人急速东行（有一个面色忧郁的瑞士导游陪侍着），很有热情无畏的旅行家风度。他身着一套荷兰西装，但不知道是出于卫生还是谨慎的考虑，系带长靴里穿的是及踝短袜，让人觉得他的穿搭很有想象力，这也让他的小腿露在了外面，在高山上令人振奋的空气里，它们大理石般的光泽、莹润的象牙色令眼见者目眩。此人带领着一小队人马。他有一种一往无前的高贵气度，流露出对世人和山景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就像亮光一样，映照着他轮廓分明、红红的脸；他蓄着短短的银色腮须，有一双单纯、热切、气概豪迈的眼睛。经过时，此人用友善、好奇的目光看了我们一眼，他硕大的、健康的、光亮的牙齿朝着坐在路边的年轻人和男孩闪了一下。我们像两个风尘仆仆的流浪汉，脚边放着一个朴素的背包。他结实的小腿发着光，粗笨的瑞士导游撇着高傲的嘴角，像一只不情愿的熊，跟在他肘边。三只骡子组成的一个小队，跟在这个鼓舞人心的热心家后面。两位女士骑行而过，一个紧跟着另一个，但因为她们的坐法，我只看到她们平静、沉稳的后背，还有长长的蓝色面纱从她们完全一样的帽檐垂下，披在身后。这一定是他的两个女儿。一头吃苦耐劳的行李骡，垂头耷耳地跟在后面，被一个气色灰黄、无精打采的马夫赶着。我的老师停下来看了一会儿，浅浅地笑了一下，又开始了他热心的劝导。
我说过那是令人难忘的一年！人一辈子不会两次遇到这样的英国人。或许日常的事件却有着神秘的安排，而他是引导我未来的使者？他在关键时刻被派来，在阿尔卑斯的一个山口为我扭转局势？还有那伯尔尼高地的山峰充当沉默而庄严的见证？他的目光、他的微笑、他的不可熄灭的幽默和热情、他的一往无前的面容，皆令我振奋。有一点还须说明：其实在那天，在那块高地令人兴奋的氛围里，我觉得自己几乎要被完全摧毁了。就是那一年，我第一次大声说出了航海的愿望。一开始，就像那些超出人们听觉范围的声响——我们的听觉好像听不到它，就这样，我的宣言悄无声息地泯灭了。后来，通过不断地调试音调，我成功地在这里或那里引起了短时的诧异，收到了类似于“什么怪声？”的问询。再后来，人们的反应变作：“你听到那孩子说什么了吗？真是不同寻常的发作！”不久，一波震惊和愤怒（如果我说自己要加入加尔都西会修道院，反应也不会比这更强烈了）荡漾开去，出了教育和学术之城克拉科夫，波及几个省。波纹很浅，但传得很远，它激起了大量的规劝、愤怒、带着怜悯的诧异、尖刻的讽刺和彻头彻尾的贬低。重压之下我喘不过气来，也找不出话来应答。人们一定在想，塔·波先生如何处置这个让人烦心的外甥呢？我敢说，他们友善地盼望着舅舅能够马上结束我的胡言乱语。
舅舅所做的则是从乌克兰一路赶来，让自己立足在爱和智慧上，跟我彻底交谈，然后做出判断——公平公正、没有成见。作为一个男孩，我还没有形成自我表述的能力，但仍尽我所能地向他敞开内心的秘密，而他，也让我窥见他的内心和想法；我第一次见到了一座用之不竭、品质高贵的宝藏，充满清晰的思想和温暖的情感。在他有生之年，这个宝藏将始终属于我，可以带着不被欺骗的爱和自信去汲取。经过几次毫无保留的交谈，舅舅得出了结论：他不会让我以后责怪他——因为他无法变通的反对毁了我的一生。但是，我也必须花些时间考虑。除了自己，还要想到他人；除了对目标的忠诚，也要掂量爱与良知的分量。最后，他格外友好地劝诫说：“孩子，要从大局着想。另外，试着年终考试的时候，考出好名次。”
康拉德17岁时的照片
学年结束了，我在考试中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这对于我来说（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比其他男孩要困难得多，这样一来我可以安心去度假了。那是一次长长的休假和旅游，我们游览了古老的欧洲大陆。在接下来的二十四年里，我将很少再看到它。然而，这好像不是本次旅游真正的目的，我怀疑它的目的是分散我的注意力，不再想出海的事，就此事已经有好几个月没人提起了，但我对年轻家庭教师的依恋和他对我的影响，则是人人皆知的。他很可能接受了一项秘密任务，劝我放弃浪漫的蠢念头。这个安排真是再好不过了，因为老师和我都未见过海。大海正慢慢向我们靠近，在威尼斯丽都岛的外滩，我们见到了。与此同时，他非常用心地努力，要完成说服的任务；在到达苏黎世之前，我开始觉得要被压垮了。他在火车上劝我，在湖中的船上劝我，老天，他甚至让我看不成瑞吉峰的日出！他对不肖徒儿的付出，毋庸置疑，这在之前的两年，他通过对我不懈努力的照料，已经很好地证明了。我不可能恨他，但他正慢慢摧毁我。在弗克山口，他又开始了对我的劝导。可能他和我都没意识到，当时他离成功近在咫尺。我绝望地沉默着，听他说，感受着那个影子似的、尚未实现的、被渴望的、梦中的海，正从我松弛了的意志里溜走。
热情的英国老人已经从我们身边经过——争论还在继续：这样一种生活，等到生命的结束，不管是在志向上、荣耀上还是良心上能带给我什么呢？这样的问题，我如何回答得了！但我好像已经不会被击垮了。然后，我和老师的目光相遇，彼此的眼睛里都饱含着真情。争论终于结束了。老师突然拎起包，站了起来。
“你是个不可救药的堂吉诃德，这就是你！”
我很惊讶。在十五岁的年龄，还不知道老师究竟是什么意思，但自己的愚蠢，却突然跟永垂不朽的骑士联系在了一起，隐约感受到一丝恭维。曾有人当面说过我蠢。唉！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生来不是匡扶正义、保护绝望少女的料，对此我的家庭教师心知肚明。因此，即使是在生气的时候，他还用一个高贵的名字来抨击我，这表明他比理发匠和神父要好得多。
我跟在老师身后，走了足足五分钟。然后他站住了，但没有转身。远处的山峰，把拉长了的影子投在弗克山口。当我赶上老师的时候，他转过了身。我们看到整个的芬斯特拉尔霍恩峰，它和巨人般的兄弟们昂起了头，映照着炫丽的天空。老师怜爱地把手放到我的肩头，说：
“好了！够了！我们不会再谈这件事了。”
他说到做到，就我神秘的职业选择，真的没有再说什么，后来也没有人在任何地方，再加以阻拦。我们开始从弗克山口往下走，一路愉快地交谈着。
芬斯特拉尔霍恩峰
十一年后，我月复一月地站在圣凯瑟琳码头的塔丘，成了英国商船队的一位船长。然而，那个在弗克山口把手放在我肩头的人，却不在了。
我们旅行的那年，他拿到了哲学学士文凭。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明白了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服从内心的召唤，他立即开始了四年的医学院学习。有一天，我们的船停靠在了加尔各答，我打开了一封信，信里告诉我一段令人羡慕的人生，如何走到了终点。我的老师在奥属加利西亚一个无名的小镇上行医。信中说，当地痛苦的穷人，其中既有基督徒，也有犹太人，在墓地门口围住了医生的灵柩，哀号、落泪。
他的生命何其短暂，他的愿景何其清晰！在弗克山口，并立在山巅，他督促我保守好刚刚开始的生命，关照它的终点，而他，何曾想到自己在生命结束的时候，不管是在志向上、荣耀上还是良心上，会被如此厚偿？
重回波兰
一
我从来不认为政治暗杀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对王朝继承人的暗杀，尤其如此。我不知道谋杀什么时候可以臻于艺术之完美，但运用理智冷眼旁观，它不过是粗陋的权宜之计，出于急切的希望或草率的绝望而为之。没有几个人的早逝，能够影响人类事务的进程，影响至多是表面的。更深层的原因之河，不依赖于个人或群体而运行；人受命运主宰，这一命运没有任何谋杀可以调解、改变或阻止。
去年七月，我是英格兰中部一座陌生城市的过客，与外部世界的政治断了联系。从来就不是勤勉的报纸阅读者，当时有些个人的原因让我更加孤陋寡闻，对报纸每天的实事报道知之甚少。报纸的内容，既无氛围，也无见解，对于一个有历史感的人来说，着实无味，我当时应该有一个月没读报了。
虽然身为陌生人身处陌生的城市，我并不孤单，因为有一位朋友随我到了那里；他纯粹出于善心，要在紧要的关头陪伴我。从最为私密的意义上讲，当时的日子有些难熬。
就是这位朋友，在某天早餐的时候，告诉我费迪南德大公遇刺的消息。我当时的印象很平淡，甚至没意识到世上还有这么个人，只记得他好像不久前到访过伦敦，能够回想起的也只是一团云雾般的、有关他到访的印刷文字。
对他，人们表达了各种不同的看法，但他作为大公、王位继承人的重要性，并非问题的本质。在这个世上，还有比大公更影子般的存在吗？而现在，他为暴行所害，离开了人世，反倒让人觉察到他人性的一面。这在他生前，我们反而感觉不到。我没意识到他的死与巴尔干阴谋或巴尔干憧憬有何关联，甚至于问朋友：暗杀发生在哪里？朋友告诉我是在萨拉热窝，他正在想这个严重事件会有什么后果，还问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完全真诚地回答：“什么都不会发生！”因为非常反感把暗杀当作政治砝码，我换了话题——这符合我一贯的伦理观，我一直认为残忍荒诞的行为不会有任何用处。我好似看到了一群影子般的大公，隐在背景里，从这一群里将会走出一个人，在欧洲舞台的灯光里，取代这位已逝的大公。其实像我这样一个很少关心时事的人，是不可能做出什么判断的。怎么说呢，我当时关心的是自家的事，并不是家里出了状况，而是正在准备一次令人神往的旅行。关于欧洲，我获取的都是二手信息，来自那些好心的、偶尔来看望我们的朋友。他们到来的时候，口袋里塞满了皱褶的报纸，漫不经心地回答我的问询，嘴角带着怀疑的微笑，不觉得我真的会对时事感兴趣。然而，我并非漠不关心，只是严峻的危机过后，巴尔干的紧张局势变作了老生常谈，不知不觉中就不那么引人关注了，大概是耗尽了众人的注意力。谁能猜到在那个疯狂的舞台上，我们刚刚观看了世界大戏剧的微型彩排？未来已经为原有的世界列强储备 好了暴力与激情，而刺杀事件只是一个缩减版的模型。或许在此 处或彼处，有些罕见的头脑已经觉察到了潜伏的危机，他们通过撰 写评论或召开会议无事空扰地观察着欧洲的舞台运营，先知性地预测着等待它的命运。从精神层面看，他们的预测非常精准：一样的枪炮轰鸣，一样的对不公的抗议，一样的子虚乌有；还有民族、解放、正义——这些与微不足道的示威游行一样的情绪。今天，已经不能说买一张去彼得堡的票，负责预定的铁路职员会提醒你：“您 说的是彼得格勒吧!”阿德里安堡陷落之后，我的一位朋友经过索 菲亚，在午餐的末尾，点了一杯土耳其咖啡。
费迪南德大公遇刺漫画
“先生，您说的是巴尔干咖啡吧！”一位爱国的侍者非常严厉地修正了他。
我不会说自己在巴尔干战争的第一和第二阶段，没有观察到类似颇有教益的迹象。但是，那些听我论及潜在危机的人，很开心地把它当作我杞人忧天、愤世嫉俗的明证。对于忧患意识，我的观点是：恐惧是人的本性，它甚至是有益的；和勇气一样，它能够为民族或机构的延续做出贡献。但对于愤世嫉俗的指控，我总是本能地退缩。它像是控告一个人瞎了一只眼或者是精神残疾；愤世嫉俗是一种可耻的灾祸，得有志得意满的姿态才做得来——我没这个能力。与其被看作得意扬扬的残废，我情愿盲目相信那些显而易见的通行观点。有人向我指出，这些东欧国家与野蛮部落无异，他们的经济还停留在饲养家畜、靠天吃饭的阶段。欧洲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不允许战争的干扰。工业和金融的发展，不会容忍被一个闲散阶级的野心或者是普通大众的憧憬搅乱。
这些听上去好像很有道理，战争得不偿失。曾有一本书专门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试图把物质基础作为和平主义的基点。在商业和制造业全球化的今天，不可能提出比这更切实的观点了。战争是“糟糕的买卖”！此乃盖棺之论。
但是说实话，在七月份的那一天，我没怎么思考文明世界的景况。不管在它复杂灿烂的表面下涌动着多么邪恶的激情，我都在为一个朴素而单纯的愿望激动不已，没有留意到一些迹象并做出正确的解读。即使是最单纯的热情，也会钝化人判断的能力。当时主宰我的愿望，不过是去旅行。这个愿望如此强烈，得有非常明显的征兆，才能动摇我对欧洲大陆局势稳定的朴素信念。当时，我受情感而非理性的控制，我的双眼转向了过去，而非未来；对于过去，人们不会怀疑，那是一份朦胧而又确信无疑的财产，即使是最黑暗的挣扎，也会带上荣耀与和平的光环。
在这之前的五月，我们收到一个邀请，邀请我们去波兰的一处乡间别墅逗留数周，位置靠近克拉科夫，但在俄罗斯境内。这件事有风险，但一开始我就觉得值得考虑。我曾忠诚于大海很多年，离开大海之后，我发现自己的创作中很少有关于旅行的内容。我得说，对于旅行我的第一冲动是别碰它，但带着些许惊慌收到的这份邀请，激起了我情感中沉睡的力量。就是在克拉科夫，我陪父亲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十八个月。也是在这座古老的君王之城、学术之城，我告别孩童时光，长成了少年，知道了什么是友情、爱慕，还有独属于那个年龄的思考和愤怒。就是在那些古老的城墙之内，我开始明白事理、建立感情、储存记忆和感受，而这些，我后来又都以猛力打破，投身到一种完全不相干的生活中去。一切恍如隔世。时光之翼为它们蒙上了一层暮色，我害怕如果亲身闯入，会发现自己创作的很多人物形象，其实是在拥抱年少时的一些人影。我心存惧怕，但恐惧本身令人着迷。比如，有人会深夜独自进入墓地，想在瑟瑟发抖中一窥究竟。而我的历险，将发生在白天，我也不是独自一人。邀请是向全家人发出的。这次旅行，有些迁徙的味道，像是部落入侵。总而言之，我的现在——所有那些给它内容和价值的东西——会陪伴着我，共同经历我的过去可能给出的考验。想到可以让同伴们看一下波兰的乡村生活，我很开心；我想在孩子们长大之前，带他们参观我曾经读书的城市，以免等他们有了自己的过往，而对我的过去失去兴趣。只有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才有能力走出自己，模糊看到另外一个灵魂眼中的景象，分享他的情感。对年少的人来说，世间的一切皆为真实，且自公允，因为他们可以如此生动地看清景象，而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或许会怀疑万物背后是否有实质性的存在。我相信孩子们鲜活的感受力；除非遗传是句空话，否则他们身上一定有根弦，让他们对世界这一角的景象、氛围和记忆做出回应；就是在这里，我自己的男孩时代接收到最早的独立印象。
七月份第三周的前几天，电报线忙碌地输送着有巨大含义的字词，这些字词后来填满了蓝皮书、黄皮书、白皮书，令全人类惊诧不已，而我们当时却心情放松地做着旅行的准备，对它们未加关注。不就是尽可能快地穿过德国吗？有什么可担心的？
康拉德一家1908年的合影
德国是地球表面上我了解最少的地方；整个一生中，只经过它两次。或许可以说，我见过它，但不熟悉。我所看到的那么一丁点儿，也只是透过飞快奔驰的列车车窗。我的那些旅程更像是朝圣，朝圣者匆匆赶向内心更深层次的需求，而非好奇于沿途的风景。眼前的这次旅行，我同样是毫无猎奇的欲望，只想在英国海岸睡去，如果可能，一睁眼就到了旅程的另一端——西里西亚境内。但事实上，像很多人一样，我也“感觉到了”——那个钢铁、化学染料、技术、效率的希望之邦，那个植根欧洲中心的民族，就像身处软弱的亚洲人和野蛮的黑人中间的欧洲人一样，有一种奇怪的虚荣心；他们自觉优越，这种优越感把他们的双手从一切道德束缚中解放出来，急不可耐地要担起“完美人的重担”——请容我这样形容。与此同时，他们的圣哲们在日耳曼森林的空地上，正在培植一棵愤世嫉俗的智慧树，一株见血封喉树。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株树的阴影已经笼罩在了衰弱的比利时国土之上。不得不说，他们干得堂而皇之，用各种纯正的疯狂之水浇灌毒株，用他们佩戴眼镜的双眼，观察辉煌的血红之果慢慢成熟。关于和平、恐吓最真诚的话语，甚至是贬低之语，即使真的有人足够卑劣说得出来，面对德国圣哲的狂喜也是徒劳无益。如果树枝上的果子成熟了，一定是要落下来的。世上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将其阻止。
二
一开始我不明白为了什么原因，我的一位同伴决定我们的旅行要与众不同，我们将穿越北海，到达德国；而她的愿望，就是法令：我们从哈里奇出发，到汉堡。除了比多佛—加来一线长三十六倍以外，这条不寻常的路线还有些历险的色彩，与我们这次波兰之旅的浪漫情怀更相称。很多年以来，回波兰的计划一直活跃在我们眼前，充满了色彩和希望，但它又总是在后退，就像一座诱人的海市蜃楼，捉摸不定。
而现在事实证明波兰之旅不是海市蜃楼，怪不得他们兴奋异常：能一手抓住海市蜃楼可不是件小事。出发的这一天到了，时钟敲响了出发的时刻，行李正在下楼，一切都真实不过。波兰虽然被从地图上抹去了，但在现实中，它依然存在着；它不是人们只能在想象中前往的梦中国度。孩子们争论说，即使是父亲这样一个习惯于追梦的人，也不会把小说家想象的艺术推到这个程度，竟至于真的背负起行李，踏上去往梦中国度的旅程。
我们的家，栖息在肯特郡非常宁静的一个角落。在我们离开家门的时候，数周风和日丽的天空，突然遮挡了它的深蓝，开始落下细小的泪珠，滋润干渴的田地。田地之上，布了一层珍珠般的模糊，光线柔和，像是过滤掉了晴空万里的天空中所有刺眼、不友好、探寻的东西。我们没有人知道自己正奔向战争，而我，要用眼睛带走这一小片的大不列颠：几块田地，一座林木覆盖的山丘，几丛树木，一小段道路，外加散见各处的红墙之一瞥，还有打湿了的树篱之上房屋的瓦顶，被软软的雾和宁静包裹着。我感觉这一切好似是慈爱与温和精神的象征，紧紧地吸引着我；显然，它们对于我来说不是得自传承，而是来自拼搏，就如通过爱赢得女子的芳心——是一种无条件为之奉献的爱，而非征服。
这些奇思妙想，好似与眼前的事不搭边，我们只是做一次极为简单的欧陆旅行罢了，而且我可以确信的是：尽管同伴们跟我很亲密，但心中并无此等挂碍，他们有的只是掩饰不住的兴奋和愉快的期待。眼前土地的样貌与精神，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承袭，无须拼搏获取。靠拼搏获取的东西，有随时失去的可能，也因此而弥足珍贵，它占有着你——因为你怕自己不配——而非你拥有了它。而且，当我们一起坐在同样的车厢里，他们渴望的是一次空间的旅行，而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开始的是一次时间的旅程，去往过去；即使是对一个忠贞如一的人来说，这也够恐怖，而对于一个不知道如何抵制冲动以保持生命的秩序和延续性的人来说，尤为可怕；生命之于他及其良知，好似一系列的背叛。
我把如此私密的想法写下来，目的是解释为何我的意识里没有空间，来理解一场欧洲战争。不是说我忽略了这种可能，而是说我压根就没往这方面想。两者实无差别，因为即使我想到了，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无知之人蹩脚而又不确定的判断。而且，可以确定的是，只有通过智识达到的十足的确信，才有可能阻止这次旅行，但显然这种确信不是大街上的普通人能够获取的。旅行既已开始，就好似不可逆转，即使是为了自尊也要进行下去。
伦敦，战前的伦敦，炫耀着它巨大的光芒，像是黑色苍穹上一团可怕的火，而在黑色的雨夜，它拥有最美的、威尼斯般的样貌，湿漉漉的沥青街道，一湾湾的水洼，雨水睡在里面，泛着光。城里的大房子，黑魆魆地矗立着，就像是空荡荡的宫殿，浮在路面反射的光之上。
康拉德一家1914年的住处：可贝尔居
在市长官邸的四周，在柔和不完全的夜里，一切都正常进行着，带着迷人的气息，像是一座无生命的商业之城，被昏暗的城墙包围着。数以百万计的居民，无以止息地活动在其中，川流不息的车流，开着灯，汇成闪耀的河。
利物浦街，亦如寻常，接连不断的出租车，开过两重门，滑下斜坡，再上行，就像是一串没有尽头的挖掘桶，带来源源不断的客流，又把乘客带离火车站。高处的钟表面色苍白，做着不可阻挡的运转，宣告着和平的钟秒越来越少。去往荷兰、汉堡的港口联运列车要开了，好像并不缺乘客，人们无畏地、鲁莽地、无知地前往这些地方。车站像往常一样拥挤，如果说很多人的手里挥动着报纸，他们的脸上却没有太多表情。他们不会让我分心，我心里想的是：要从这个车站出发，开始我的寻根之旅，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三十七年前，就是在这个站，我第一次到达了伦敦。建筑虽已更换，地点却未改变。我在十九岁的时候，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和培训，成了一艘沿岸贸易船上的普通水手。然后，我第一次乘火车在英国做长途旅行，从洛斯托夫特来到伦敦，想要签一艘深水船，做一次南太平洋的远航。走出火车车厢，我一下步入了这座伟大的城市，就像一个旅行者进入了苍茫的、人类未曾涉足的荒野，不可能有比我更孤独的旅人了。在街上，行人穿梭在我的周围，但在这百万人当中，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我不能说自己心中没有敬畏，但在那个年龄，情感很简单。当时的我兴高采烈，奔着一个明确的目标前进，而且我是在把一个思考成熟的计划付诸实践。首先，我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有价值的海员，配得上这个职业，还有那些与我一起生活、并肩工作的人。其次，我得证明自己的存在，兑现一个未曾言说的生命诺言。两个目标的实现，都有赖于努力。在那时，生命的问题多么简单！在1878年9月初，在天空披着朦胧雾霭的这一天，我第一次来到了伦敦。
19世纪末的利物浦街车站
青春加坦诚的人生计划，如此看来，1878年算得上是上天眷顾的一年。进军这样一个世界，我所有的依靠，就是一张纸，它是从为伦敦做的攻略里撕下来的，并不比我的手掌大多少，被我抓在手心里。在过去的一些天里，我一直在仔细研究它，却从来没想过可以在车站乘坐交通工具，即使是在我走到街上之后，立身于两万辆出租马车之中焦急地辨认方向，也没想过叫一辆车来坐。这是因为一种奇怪的心不在焉，还是一种无意识的信念——人不能乘坐着出租马车去靠近生命中重要的时刻？这的确有些可笑。而我，也确实是在完成了去往澳大利亚的旅程，绕地球一圈之后，才第一次坐上了伦敦的出租马车。
我的口袋里还装着一份材料，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上面有一家船运中介的地址。这家中介并不知名，但我无须把地址拿出来，因为它已经深深刻在我的脑子里了。我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地默念它，借助藏在手里的地图，在伦敦之海航行，因为我对自己发过誓：绝不向任何人问路。人在年轻时，爱做这样鲁莽的承诺。其实，如果我拐错一个街角，就有可能迷路，而如果我坚守承诺不问路，那有可能几天、几周都找不到路，最后曝尸在怀特查佩尔区的死胡同里，就像在丛林中走失的独个旅行者一样。但我一路走到了目的地，没有犹豫，也没有出错，这第一次显示出我把一张地形图吸收和内化的能力。在后来的岁月里，这种能力帮助我在非常复杂的海域也能够准确把握方向，让托付给我的船免于搁浅。我要去的地方并不好找。它是一个藏得很深的院落，远离有标记、可通航的街道，迷失在密密匝匝的房屋中间，就像森林深处的一池暗水，需要从一个不显眼的拱门进入——犹如通过一条密道——方可到达。这是伦敦那座梦幻之城里一个狄更斯式的角落。伦敦城的扩建，并没有用心设计的痕迹，却有许多怪异、阴郁的幻象，那位大师狄更斯先生对此知之颇深，知道如何运用他深得其中味的爱之魔法，在作品中呈现。我进的那间办公室，也非常“狄更斯”。当年滑铁卢的灰尘，积存在窗框和窗玻璃上；早期乔治时期的尘垢黏着在它的壁板上。
当时是下午一点钟，天气阴沉。房间烟熏的天花板上，吊着一盏汽灯，借着灯光，我看到一位老者，身着黑色绒面呢大衣，银灰的胡须、阔鼻厚唇、厚重的双肩。他卷曲的白发加上头部整个的样子，隐约让人想到意大利巴洛克艺术中魁梧的信徒。他站在一张高高的、破旧的、倾斜的桌边，银边眼镜推到了额头上，正在吃一块羊排，那是刚刚从街角的小吃店送来的。
他一边吃羊排，一边把红润的、巴洛克信徒式的脸转向了我，带着询问的神情。
我一板一眼地发出了一系列声响，一定是很像英语的读音，因为老人的脸绽放出理解的微笑：“噢！前些天就是你从洛斯托夫特给我写信，想要找份船上的差事，对吧？”
的确是我从洛斯托夫特给他写了信。今天，那封信的内容我已经一个字也记不起来了，但它是我用英语写的第一篇习作。显然他理解了信的内容，因为他开门见山地向我介绍说，他的工作主要是为年轻绅士们找到好的船只，这些年轻人一般想作为带薪学徒到海上谋生，目的是得到训练、积累经验，以后好做船上的长官。但他猜想我的目的有所不同，我不想做学徒，是不是呢？
的确如此。他人很好，接下去说：“当然了，我看得出你是位绅士。如果条件允许，你的愿望是在船上做个一级水手，对不对？”
这当然是我的愿望，但他迟疑地说，恐怕没法帮到我。议会有一项法案，会处罚为水手谋差的行为。“议会——法案、法令。”他努力地要把意思讲清楚，好让我这个外国人明白。而我，只是惊慌失措地看着他。
到达伦敦还不到半个小时，我就一头撞上了议会的法案！多么无望的历险！然而，这位巴洛克信徒是位足智多谋的人，我们成功地绕过了法案中的字句，但没有损害其优良的精神。然而严格说来，那不是一个好公民应有的行为；回头看去，我年轻时的这桩罪有点不孝的味道，因为议会的这项法案，即维多利亚时期的《商船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为我扮演了父母的角色。在很多年里，它调节、规训着我的生活，规定着我的饮食和生存空间的大小，看顾着我的健康，而且在一个危险行业里，尽可能地保证着我的个人安全。在一个可靠的议会法案的四角之内，过着努力工作、责任明确的生活并非坏事。而且，我很高兴地说，它的严厉从来没用到我身上。
康拉德写于1894年的一封信
1878年是“和平与荣誉”之年，我像伦敦街道上其他的人一样，独自行走着，把自己托付给这个法案照管。而今，则是为了荣誉和良知而起的战争之年，我又来到了这里，但不再是一个人，而是拥有了宝贵而亲密的关系和纽带，完成了一些工作，书写了一些文字，确保了一些友情，好似是完成了一个三十六年的循环。
没有人觉察到战争天使已然等待、双唇已触号角，就等那致命时刻的到来。我坐在那里，心想：我们的一生，不是太长，也不是太短，却可以非常美好、有趣或哀伤；有些象征意义的意象和匪夷所思的关联，挤进了我约莫有半个小时的冥思和回想。
我也感觉到了，这场突然开启的旅行，会将我步步带离日常的真实。船驶入北海的时候，这种感受更强烈了。夜很黑，风一阵阵地刮过，我远离其他乘客，独自一人徘徊在甲板上。北海之于我，不仅仅是一个名字，而是一处难以忘怀的居所。有一段时间，它曾经是我学习航海技术的学校。我还可以安然地说，也是在这里，我学会了最初的一些英文单词。北海有时是一间狂野、咆哮的住处，但水并不深，像一所封闭的航海职业技术学院。从这里，我驶向了更为广阔的大海。诺福克沿岸的水手，则是我的老师；他们靠海居住，四肢强壮、目光坚定、声音柔和；言语虽不多，但语无虚发；他们 是一群诚实、强壮、稳健的人，因为家庭的捆绑而沉稳。在我的记忆中，这些水手个个可靠。
北海上的渔船
北海对于我的意义，便是如此。多年前，我总听到它在船的四周咆哮。我猜想，自那时起我的耳朵里便一直装着它的声音，好似没有比那些短小愤怒的声响更让人熟悉的了。我听着它们，嘴角泛起因重逢而生的深情微笑。
令人想不到的是，没过多久我的这所老学校就被暴力亵渎，四处飘荡着残骸，死亡行走在它的波浪上，躲藏在它的水下面。或许，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那些温和的老师的孩子，甚至是孙子们，正驾驶着悬挂海军军旗的拖网渔船出海，去打捞德国人的潜艇水雷。
三
如前所述，北海是我海员生涯的精修学校，在这之后，我驶向了更广阔的海域。与环绕地球的海洋所构成的巨大舞台相比，北海小巧、闭塞，但我对它所知亦不多，我的教室仅在英国东海岸沿海一带。在“和平与荣誉”之年，北海早已忘记了它所承载的历史上的战事。那是一段和平安稳的海岸，有农业、工业和渔夫们的家园。晚间，它的许多小镇灯光闪烁，光映到了云朵上；在万里无云之时，散落各处的小镇，像是卧在璀璨的水塘里，居于墨黑的陆地轮廓之上。有许多个夜晚，我手拉着背带，立在海岸的阴影里，像水手们惯常做的那样，羡慕那些岸上的人；他们可以听着海的声音，静静地睡在床上。我想，那些令人羡慕的、头枕枕头的人，大概没有一个因为即将来临的海战而不安。一代人用其短暂的一生，把战事带到了离渔夫们的家园如此近的地方。
虽然船航行的路线，远离我温和记忆中的那片区域，走在我不太熟悉的海域，但我能深切意识到周边环境的熟悉感。那天多云，天气很糟：自然的样子，不会改变，除非是历经千万年——抑或是数百年。北海的发现者腓尼基人，它的第一位帝国统治者罗马人，曾经历过类似的天气；即使是在七月的下午，光里也有寒冬的气息，这在他们本土的地中海是没有的。而我，年龄不小了才来到这片海，成了它的学生；对于它典型的样貌，我从受训时起，就记忆犹新，而今则是饶有兴味地识别着它们。一切如昨。灰绿色的大片水域看上去满是污垢，白色的泡沫像一列列山脊，龇牙咧嘴、满含愤怒地盯着人；覆盖一切的，是毫无生趣、灰色黯淡的苍穹，这天空显然是用湿湿的吸墨纸做成的。时不时地，一阵细雨飘过，就像是一缕轻烟掠过远处的黑点——那些打鱼的船，数量很少，很分散；它们焦躁不安地颠簸在时隐时现的天际。
阵阵细雨、颠簸起伏的船，让人们离开甲板、躲进船舱，正好适宜我忆旧的思绪。三十五年前，在北海或其他海上，行驶的多是帆船，见不到那么多的烟囱。多谢这不变的海，我几乎要相信自己回到了过去，却有一位德国乘客，定时从我眼前经过，打破我的思绪和幻想。他在船的甲板上一圈一圈地走着，带着德国人特有的果敢。有两个男孩围着他嬉戏，他们一边走一边打闹，就像两个无法无天的卫星绕着作为父母的行星旋转。他是把儿子们从英国的学校接回家度假。我真是想象不出来：是什么诱使这个理智的日耳曼人，把自己的孩子交给那个衰老的、腐朽的、糟烂的、罪恶的国家，接受它的不良影响呢？不可能是出于经济原因。我没跟这个人说话。他踩踏着这艘堕落的英国船的甲板，脚上带着轻蔑，而他的胸膛（在很大程度上，也包括了他的肚子）好似被他优越的使命感撑宽了。后来，我在一些后备军身上，观察到同样傲慢好斗的举止，带着一丝怪异的民族特性；这些士兵们当时途经克拉科夫，增援东部加利西亚的奥地利军队。的确，这个傲慢的乘客很有可能、或许就是后备军的一名军官，而那两个健壮活泼的男孩，也可能已经成了孤儿。事物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获取意义。一个公民、一位父亲、一名勇士、六百万参战士兵中的一粒尘埃、战争口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分子，而在当时，他的人性并没在我的头脑中留下什么印象。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在甲板室拐角处鞋跟尖锐敲击甲板的声音，还有一顶白色的游艇帽、一袭绿色的长大衣，定期出现在我的眼睛与烟灰色的北海不断变换的天际线之间。他只是一个影子般的闯入者，被我无视；在离那儿很远的西方，在多格滩的方向，渔夫们在打捞每日的口粮——有时也会葬身其中；我还可以看到自己在1881年冬的一场经历，虽然无关战争，却是与自然的一场殊死搏斗。
当时，糟糕的天气持续了一周，其中还有令人憎恨的一夜，或者说是令人心中含恨的一夜（北海不是无缘无故被叫作德国海的）。好像储存在海洋心中所有的愤怒，一股脑儿倾倒了船上；我们的船别无他法，只能侧着身航行，它的姿态不自然、不舒服、很危险、令人无法忍受。除了我，船上还有十七位船员，都善良而坦诚。其中有一位高大壮硕的荷兰人，从日落到黎明的这段时间里，竟然一下消瘦了很多，就像被人放了气。在这之后很久，他虽然活动在我们中间，却满脸皱纹、浑身松弛，就像一只瘪了的气球。我们的甲板员则骨瘦如柴，就像刚从培训学校出来的小稻草人，很容易受惊吓；对他尚显稚嫩的神经来说，狰狞的德国海太可怕、令人无法承受——他呜咽起来（但不到一年，他就长成厚颜无耻的恶棍了）。在野蛮漆黑的夜里，甲板员凄凉的呜咽，透过狂风的间隙阵阵传来。当时的景象，再次鲜活地呈现在我眼前，好像都能感受到，远比德国乘客绿色的大衣、白色的帽子给我的印象更深刻——他不知疲倦地绕着甲板走，两个男孩围着他转。
船长突然告诉我说：“一位好绅士。”也是从他那里，我知道了这位德国人是位鳏夫，每年两次乘坐该船。在一天里，每隔不久船长就从海图室里冒出来，跟我搭话。他心地单纯，头脑不是那么有趣。我相信他并无恶意，只是无意识地崇拜德国人。难怪像他自己说的，驾驶该船十五年，他在哈里奇待的时间与在汉堡停留的日子差不多一样长。
船长不停地重复：“他们人很好。”但并不说细节，只是不住地点着头，固执己见，却自认睿智。他所认识的德国人，多是旅行推销员或小商人。但我很久之前就注意到，在德国人的天分里，有一种魅惑的力量，对肤浅的心灵和一知半解的头脑，尤其奏效。当平庸高度组织化，就会具备巨大的暗示性力量。它不是已经催眠了半个欧洲吗？眼前的船长，就非常受惑于德国品德的魔咒。另一方面，他对法国的轻蔑同样是泛泛而谈、不着边际。我试图对他的立场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却让他心生怨恨。最后，他用非常疑惑的眼神看着我、咆哮道：“我觉得你就是个法国人。”从此便与我这个不靠谱的人断绝了交流。
渐渐地，吸墨纸做成的天空和海面上大片的、平缓的、浅绿色的污点，蒙上了更黑的暮色，但颜色和质地没有改变。暮霭降临到了北海上。黑色乏味的山丘映入眼帘，点缀着东方微暗的水与云，岛屿的顶部镶嵌出德国海岸的边缘。尽管它们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但在渐弱的光线里时隐时现、难以捉摸——我遥望着它们古怪的姿态在海浪中起伏。这时，又有一位乘客来到了甲板上，身着黑色大衣、头戴灰色礼帽，胸前挂着望远镜黄色的皮带。他年纪略长，红润的脸颊上蓄着银色短须，很稀疏；鼻尖滚圆，这好似决定了他整个的面貌特征。的确，他脸上没有任何突兀的棱角。不像那位鳏夫，这位乘客看上去性情平和、慈爱，他把望远镜借给我用。他的妻子和小儿女们躲在船舱里，他觉得他们待在那里很好；他的大儿子，就在甲板的某处。
“我们是美国人。”他语气沉重地说，腔调有些特别。他的英语带着些口音，像是源自我们船长所说的“很好”的那一类人。美国人接着跟我讲，他们如何乘坐白星航运的船穿越了大西洋；在英国停留的时间，仅够从利物浦乘火车到哈里奇，他的家人（待在船舱里的那些）自然会有些劳累。
就在这时，有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从前甲板兴奋地朝着我们冲过来：“万岁！”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喊：“万岁！德国的第一束灯光。”
博尔库姆灯塔
两位美国公民以最大的热情紧握彼此的手，为此庆贺。我转过身，博尔库姆的灯塔矮矮地蹲在黑夜里，它耀眼的光射进我的眼睛。夜幕笼罩了北海。
我想，我从未见过如此灯光璀璨的夜晚，这让我充分认识到，从我航海的时候到现在，航海业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一整天，我都感觉到海上的蒸汽船往来如织。它们一艘一艘一艘地经过，好像彼此追赶；波罗的海贸易、斯堪的纳维亚贸易、丹麦贸易、德国贸易，都顶着浪头重重地颠簸在海面上，驶向多佛海峡的大门。单独地或三两成群地，货船从灰暗、苍茫、没有阳光的远方驶来，好像在灰色、弯曲的地平线之下，储藏着大量这类神秘廉价的机械玩具，它们粗制滥造、源源不断。现在的蒸汽货船只为实用，丑陋不堪；一经想到人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它，心中油然而生无望的敬畏。这些差劲的作品，在海上的时候比在港口还丑，带着一丝无稽。从某个角度看，它们在海上的摇摆和跳跃，它们的船头生硬、机械地点击海面，都与帆船的跃起和飞腾旨趣大异，有一种滑稽的感觉，像是对高贵前辈的低劣戏仿；它们的建造者好似升级换代了，但不过是无趣、机械的劳工而已，自负而无优雅可言。
当这些货船开了灯（每一艘难看的货船，在它板平的两侧都装着乏味的灯光），整个夜空闪烁着廉价的电灯光，如同街上商铺散发的霓虹景象，这儿有、那儿有、处处都有，就像是城市的商业街被拆解、冲到了海面上。后来，赫里戈兰岛强大的光束切开了头顶的黑暗，这束光在云层下面和深不可测的夜里被无限延长了。
20世纪初的蒸汽货船
我一直留在甲板上，直到船停。有一艘蒸汽领航艇穿行在船只中间，因为浑身太亮，看不清它整个的样子。领航艇滑行过我们的船头，让一位导航员上了船。作为工作器械的船桨，怕是会像船帆一样，很快要销声匿迹了。导航员带我们上了那艘摩托领航艇。现如今，人类已经越来越少动用自己的体力，只要扳一下扳手、转一下轮子，就大功告成。这就是进步！然而，在机械出现之前，人们应对自然力量的老法子，还会要求人运用才智和急智。才智与肌肉力量的结合，才会造就一个更加完整的人。
领航艇小得惊人，就像只水里的小虫子，来来回回聒噪着，自大得不得了。在我们附近，易北河灯塔船的船体，在它巨大的圆形灯光下，安静地、黑魆魆地漂浮在水面上，像一个忠诚的黑色身影，守望着灯火闪耀的宽阔河口。
这是我对易北河的第一印象。我们在和平之翼的佑护下到来，而和平之神已准备飞离不幸的欧洲海岸。起初的这种视觉印象紧紧追随着我们，我发现要理性地相信那儿如今正被战事困扰、已经变作漆黑一团，是极其困难的。易北河灯塔船已经被拖离了岗位，赫里戈兰辉煌的灯束已经被熄灭，导航艇也已闲置不用，或者因为没有工作可做，派作了战争用场。很显然，在战争中一切理应如此。
如今，任何途经此地的海外贸易，都须慢慢沿着海岸爬行，一边紧挨着受尽战争蹂躏的漆黑海岸，另一边则是突然降临的死亡。我们那个周日晚上行经的大片海域，现在恐怕都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雷场，厚厚地耕种下仇恨的种子；而潜艇悄悄出海，或许就经过了那个地点——那艘昆虫般的导航艇不可一世地给我们送来导航员的地方。鱼雷、潜艇，海上战争的最新词汇！进步，在这场战争中昭然若揭。
这片海上还发生过其他战争！发生过赌注不可谓不高、牵涉其中的仇恨不可谓不强烈的战争。就在一百年前结束的那一场，英国舰队当时正在窥探布雷斯特，有一位美国人，或许就是富尔顿本人，向港口的长官和法国的元帅提供一种新发明，能够击沉每一艘不加防备的英国战舰，或者至少是其中的多数，这个建议根本没有被考虑。港口长官在向巴黎的部长汇报时，结尾处用了一个很雅致的句子来表达自己的愤怒：“不应该以这种方式，致勇敢的人于死地。”
瞧啊！历史还没来得及酝酿另一场战争，让它在情感的热度和重要性上具有同等的规模，作古的气息已经降临到了那些牺牲自我、展现男儿情怀的字句上。自此，人类被自己掌握的机械弄得灰心丧气，其精神表现出明显的萎靡，而他的肉体变得如此强壮；他能够面对毁灭带来的任何致命的恐怖，而无法抵制任何运用偷偷摸摸杀人器械的机会。他的心灵手巧变得面目可憎，而他本人，也变作了中毒已深的奴隶。的确，在拿破仑时代之后，另外一种战争信条被某一个国家灌输给了它的人民，并向全世界推广。
四
从根本上讲，这次旅行对于我来说，不是一次前进或进步，而更像是重拾人生道路上的足迹，但在德国，我无迹可寻。我从未在那片国土逗留过。整体看来，这个国家没有展示出值得人回忆的慷慨、同情或宽宏大量，这着实令人费解。反倒是有一种根深蒂固、无法征服的地方褊狭观念，主要表现为嫉妒和虚荣，盘结在它的思想形式上，就像是一件散发着霉味的外衣。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就本能地把目光转离它，犹如躲避一个危险的魅影。我相信，孩子和狗儿以其纯真而拥有一种特殊的识别能力，对于幽灵和即将来临的不幸，尤其灵验。
我任由自己被列车带着，穿越德国，好似它只是一个空间，没有风景、没有声响，没有战争的低语妨碍我刻意的心不在焉。或许，并不是那么的刻意！我们每个人对于自己来说，都是一道迷人的风景，而我，得注视着自己的个性从另外一个世界返回，就好似重温旧时月儿的圆缺。考虑到人性的景况，或许我无须为眼前所做的承担罪责。我们珍视生命的延续所带来的感动，而要捕捉这种延续性，只能运用一种方法——凝视。
我们到达克拉科夫的时候，夜已经深了。草草用了些晚餐，我对长子说：“我还不想睡，要出去转转，一起吗？”
他蛮乐意。对他来说，这都是此次旅行有趣历险的一部分。我们出了旅店的门廊，走到了无人的街上，月光皎洁、四周静谧。我的确是在重温月儿的圆缺；感觉自己就像一个鬼影，竟然还记得该往右拐，以及街道大致的方向。这个发现，让我感到瞬时的亲切与诧异。
街道又直又窄，连着城市的市集广场。这个广场是小城的事务中心，也是休闲生活的中心。我们能看到远远的街道尽头，在那豁然开朗的地方，就是广场。街道拐角处有一位警察，他没有架子，但全副武装，在半夜还戴着一副雪白的手套，这让他的一双大手格外引人注目。警察转过身，看着一位满头灰发的外国老人挽着一位年轻人的手臂，用一种奇怪的语言滔滔不绝地说着什么。
广场洒满月光，在孤寂之中，显得尤为空阔。广场四周的房屋，脚边有花环灯饰，就像燃烧在一湾黛青水塘的底部。想当年，市政府无谓地坚持在石头间种树，而这些树，一直拒绝成长，它们比起我记忆中的受害者，没有丁点变化。另外，铺砌路面的工程也没有丝毫进展，跟四十年前我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在明亮的广场上，有一块块被掀开的地砖，成堆的铺地材料看上去黑漆漆地堆在那里，就像银色海面上的黑色巨石，有点不祥的感觉。是谁说时间会制造奇迹？真是早该被推翻的迷信！就这些树和地砖来说，时间什么也没做。我们乘车快速从火车站到达旅店的途中，沿路的风景已经让我隐约感到，事物没有变化；此时，这种感觉在我的心中，又愉悦地得到了加强。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A. B .路。”我自命不凡地对同伴说。
这是镇上大一点的学生，为广场的一个边起的名字。这个城市，以其古典的学识和历史的遗迹而闻名。对这个街名，普通的市民一无所知，即使是知道，也不会拿它当回事。用它的人，也是它的发起者，都是学校学生。我们那群孩子，觉得这个名字很好笑，把它看作是一时幻象产生出的绝佳创造。即使是跟儿子说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仍感觉到作为发起者的优越感。就在此时，不经意间抬头看墙，借着街角的灯光，我看到一块白色铸铁做成的牌子，上面用突出的黑色字体写着：“A.B.路”。老天！街名竟然被官方采用了！任何镇上的顽童、流浪儿、卖药草的妇人、流浪汉，都可以自由谈论A.B.路、走在A.B.路上、与朋友在A.B.路相约，它现在变作了地址簿中的一个名字。我被事物极强的变异性震惊了。时间的确可以制造奇迹，此言不虚；市政府盗用了一个奇思怪想，把一个俏皮的玩笑变作了一块可怖的铸铁。
克拉科夫城市广场
我建议我们一起走到这条街的尽头。我仍叫它这个被亵渎了的名字，只不过失去了由衷的快感，反倒是觉得有些讨厌。这也是时间的一个奇迹：我态度的转变，大概用了不到一分钟。我跟同伴解释说，街道的尽头有一条路，我想去看看。
在我们的右侧，圣玛丽教堂不规则的高大塔楼直冲浩渺的夜空，有影子的塔面很黑，其他的面，则发出粼粼的光。远处的弗洛瑞安城门，在教堂的尖顶下显得厚重、敦实，用旧城墙宽实的肩膀挡住了街道的去路。街上铺着黛青的石板，两边房屋朝街的一面散发着银色的光；街景浅淡而狭长，这让城门的拱顶显得小巧又引人注目。
视线中没有一个人，甚至连耳朵也听不到一声脚步的回响。我的记忆被唤醒，从中走出一个十一岁的男孩，走进了这条清冷、无声、空荡荡的街道。他慢吞吞地沿路走来，要去一所收日间学生的小学。从弗洛瑞安城门数起，第三座楼就是小学所在的地方，学校在二楼。那是1868年的冬天，每天早上八点，不管风吹日晒，我都要沿弗洛瑞安街走上去。但对学校，却记不得什么了。我相信，在和我一起遭罪的那群人中，有一位成了很受认可的史料编纂者。虽然我就读的第一所小学有诸多不足，但我也没有受太大罪。对学校里的麻烦，我有些浑然不觉，因为有个私人的痛苦，啃噬着我的心——这也是我父亲最后一次患病的时候。每天傍晚七点钟，我转身背朝着弗洛瑞安城门，一路走下去，要经过大广场很远，才来到一所很大的老房子，它位于一条狭窄僻静的小巷。老房子里面，有一间很大的会客厅，这个大厅装着壁板，但没有多少家具，檐角很厚重，天花板很高。周围一片昏暗，两支蜡烛燃起了一圈光晕，我坐在一张小桌前，绞尽脑汁、满身墨迹地准备功课，直到把它们都做完。我劳作的小桌，面朝着一扇高高的、白色的门，门是关着的；有时，门会打开一条缝，戴着白色贴头帽的修女会从门缝里挤出来，悄悄走过房间，离开。家里有两位悄无声息的护理修女，几乎听不到她们的声音。是啊，有什么可说的呢？当她们确实要跟我讲话的时候，嘴唇也几乎不怎么动，用的是修道院那种清晰的耳语。我们的家务，由二楼邻居家的老管家代管。邻居是一位教士，在紧急情况下，会让管家帮我们忙。这位管家也是少言寡语，她穿一件黑色长裙，丰满的胸前挂着一条十字架项链。虽然她说话的时候，嘴唇动的幅度比修女们要大，但从来不会让自己的声音高过平和的喃喃声。我周围的空气，弥漫着虔诚、顺从和静默。
圣玛丽教堂
我无法想象，如果自己不是个爱读书的孩子，会怎样？做完学校的功课，我将无所事事，只能呆呆坐在那里，看着病人房中可怕的寂静从关着的门里飘出来，包裹我恐惧的心。我想，作为一个无助的孩子，我应该会发疯。但是，我爱读书。周围全是书，台面上、桌子上、地板上，全都是——我们还没来得及安顿下来。我不停地读！有什么是我没读过的呢？有时候，那位年长的修女，悄悄走到我身边，向着敞开的书页，投以不信任的目光，然后把手轻轻放在我头上，用怀疑的低语建议道：“或许你不适合读这样的书。”我则会抬起双眼，无语地看着她的脸；她微微做出无可奈何的手势，悄悄走开。
再晚些时候，但也不总是这样，我会被允许踮着脚尖，进到病人的房间里，向卧在床上的人体说晚安。这具人的身体，很多时候并不知道我的出现；即使是知道，也仅仅是眼睛慢慢地转动一下。我尽职尽责地把嘴唇放在他没有知觉、搁在床单外面的手上，然后再踮着脚尖走出来。之后，就到走廊尽头的一间房里，去睡觉。我经常都是哭着，沉沉睡去。
我带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惧，等待着即将发生的事情。有时候，我能成功地把眼睛转离它，但每时每刻，都对不可避免的事怀揣着一种可怕的感觉。有些时候，我也会反抗，但这些反抗会剥夺我对宇宙秩序简单的信任。最后，当不可避免的事终于进到了病人的房间里、白色房门大开的时候，我却一滴泪也没有。我怀疑，教士的管家一定觉得我是整个地球上最冷酷无情的可怜虫。
葬礼如期到来。那天，所有学校的学生们、大学学术委员会的成员们、商业协会的代表们（如果他们有留心），也都会注意到那个小可怜虫的冷酷无情。我的头痛着，里面除了几个词，什么也没有，只会说：“完了”“好了”（在波兰语中，这些词更短），或者类似的话——不停地重复着它们。长长的队伍出了狭窄的巷子，走上了长长的街道，经过了圣玛丽教堂参差的塔楼下哥特式的正面，朝着弗洛瑞安城门走去。
月光泻下清辉，古城一片静寂，城中有辉煌的墓碑，也有悲惨的记忆，我好似又看到了那个小男孩。那天，我跟着灵车，和前后保持着距离，独自走在送葬队伍的前头，能感觉到庞大的人群跟在我身后，高高的黑色灵车笨拙地摇晃着，前面有身着白色法袍的牧师唱着颂歌，细长蜡烛的火苗通过了城门低矮的拱顶；一排一排的人们摘下了帽子，站在街道的两旁，神情肃穆、目光坚定。在那个晴朗的五月的下午，半个城市的人都出动了。他们不是来致敬一个伟大的成就或璀璨的失败，逝者与他们一样，都是无情命运的牺牲品，这命运切断了一切美德与荣耀的路径。他们只是来向一个人致敬。这个人怀着热烈的忠诚，用他一生的言行践行了一个信条，而即使是人群中最单纯的心灵，也可以明白和感受这个信条。
我感觉，要是再在那条狭窄的街道待下去，我们会被那些由我唤起的鬼魂围住，无法脱身。他们蜂拥而来，神秘而迫切，还带着坟墓的气息，我闻到尘土的味道，也嗅到昨日希望之虚妄。
“孩子，咱们回酒店吧！”我说，“时候不早了。”
那天晚上，我做梦都没想到会有战争。接下来的两天，我走亲访友。亲友们以最贴心、最友好的方式欢迎我，但就我对战争的担心，一笑置之。他们根本不相信，觉得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第二天晚上，我坐在旅馆的吸烟室。这间吸烟室是一个有些荒谬的私人空间，是城里少数几个精英的圣殿，里面总弥漫着淡淡的宗教气息，比我去过的任何俱乐部读书室都更安静。我们聚成一小撮，以合乎该团体的尺度，小声讨论着时局。
康拉德父亲的墓碑，上书：沙俄的殉道者
有一位蓄着一头精致银发的绅士，突然用不耐烦的手指指向我的方向，大声发问：“我想知道的是，如果有战争，英国会加入吗？”
吸了一口气，我坚定不移地为内阁代言：“一定的！我以为时至今日，整个欧洲都明白这一点了。”
他抓住我的翻领，轻拽了一下，为的是进一步强调，然后掷地有声地说：“如果像你说的，英国会加入，而全世界又都明白这一点，那就不会有战争。德国不至于疯狂到这个地步。”
然而，第二天中午我们就读到了德国的最后通牒。接下来的一天，德国正式宣战，奥地利发布动员令。我们被困住了。我所能做的，就是让一家人撤离，躲开头顶落下的炮弹。我能想到的最好选择，是立马带他们到山里去，那里有一处非常有名的波兰疗养胜地——我也的确这么做了，坐上了接下来三个星期里最后一辆被允许离开克拉科夫的平民列车（十一个小时才走了一百英里）。
在那里，我们跟来自各地的波兰人待在一起，不是被官方拘禁起来了，而是得不到坐车或出行的许可。那是美好而又心酸的两个月，或许不宜在此渲染当时境况的悲惨。整个国家的人，眼看着厄运在最后的灾难中降临，没有办法相信任何人、呼吁任何人或向任何一方求助，他们失去了所有的希望，甚至是最后的幻想，又因为思想的混乱、良心的不安，而无法获得斯多葛式的慰藉。这一切，我都看到了。很高兴我没有几年活头了，不用老是记着那种可怕的感觉——好像无可躲避的命运，在那么多悲惨的岁月之后，以可视可感的恐怖形象出现，用钢铁的唇齿低语最后的判词：毁灭——消亡。
但是，就此说得够多了。对于我们这个小家庭，最让人痛苦的是拿不准西方的情况究竟如何。被困在那边，很难描述事态看起来有多丑陋、多危险。比利时已经被打垮、践踏致死；法国在连遭重击后屈服，有点像1870年的军事溃败；而英国呢，则被卷进这个灾难性的联盟，她的军队被牺牲掉，她的人民陷入恐慌！当然，波兰的报纸只有德国提供的消息。我们自然不会相信读到的所有东西，但有时，要足够坚定地做出反应是极端困难的。我们曾经关起门，谁都不见，一家人坐在一起斟酌那些消息，寻找漏洞、发掘谎言、搜寻希望的理由、相互打气，真是一段生不如死的日子。人们经常带着危急的消息来问我：“你怎么看？”我总是不厌其烦地说：“不管已经发生了什么，或者将要发生什么，不管谁想求和，你尽管放心：英国绝对不会。如果需要的话，哪怕是十年，她也能扛。”
但是，这说得也够多了。经过波兰友人不懈的努力，我们终于获准前往维也纳。一到了那里，美国之鹰的羽翼护住了我们不安的心神。我们无法表达对美国大使的感恩之情（他自始至终关心着我们的命运），感激他为我们的付出，感激他无价的帮助，感激他在维也纳真正友好地接待我们。得益于彭菲尔德先生的斡旋，我们获准离开奥地利。我们能够逃离，实属侥幸。大使大人后来告诉我的美国出版商，他在我们离开一周后接到命令，要求把我们拘禁到战争结束。我们在千钧一发之际，逃到了意大利，后来到了热那亚，从那里登上了一艘从爪哇返程的荷兰邮轮，这艘邮轮途经伦敦。
康拉德一家
如果不是过于强大的现实遮蔽了过去，我在那条航线上的每一英里都能捡拾到回忆。空荡荡的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的紧张形势、比斯开湾出海的护卫舰、英吉利海峡的英国潜艇，都让我们看到战争的迹象。数不清的漂网渔船挂着海军军旗，布满了狭窄的水面。有两位海军军官在南福兰上了我们的船，引导我们穿过白垩山丘。
白垩山丘立在那里，满载着我航海生涯的回忆。但是，一个个体无用的过去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当我们的船头转进了泰晤士河口，空中传来一声轻微但深沉的震荡，带给我们的是震惊而非一个声响；这个声响，好像错过了我的耳朵，直击我的内心。我本能地转头，去看儿子们，却碰上了妻子的目光。她的感受亦是深刻；弗兰德斯海岸大型枪械发射的声音，经过长途跋涉、穿越灰色的海面传来——它们，塑造着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