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这本小书以苏州城市为话题，分上下两编，上编以时间为经，下编以空间为纬，上编说的是历史沿革，下编说的是构成形态，故亦算纵横之谈。然而韩愈《送李翱》有云：“譬如浮江木，纵横岂自知。”这样的叙述，格局确乎不小，篇幅却不多，自己的学识更浅，也就很难去把握，只能信马由缰，在这方圆里兜兜圈子，有茫然无见的，有熟视无睹的，也有视而不见的，那就不去管他了。

最早的苏州城建于何时，先秦文献阙如，如果依据汉唐学者的记述，它起造于吴王阖闾时代，且进而认为它的坐落即在当时苏州。自两宋至明清的方志都奉此为圭臬，遂成正统之说。一座古城，岿然不移，悠悠二千五百多年，确乎世间少有，顾颉刚《苏州史志笔记》就说：“苏州城之古为全国之一，尚是春秋时物；其次为成都，则战国时物。”

文献中的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传统学术对它的考察，只是凭藉经史、金石、古物、神话的记载。即使进入二十世纪，中外学者的探险和考古活动已频繁展开，王国维提出用二重证据法来重建古史，依然是金石铭文的继续，并非取诸考古发掘的成果。及至二十年代，随着田野考古的不断发现，文献中上古历史的真实性也不断受到怀疑，于是“疑古”的学术思潮开始涌动，将对上古历史的重新认识，寄托于现代考古学的进一步发达。如胡適在给顾颉刚的信中就说：“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规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至于东周以下的史料，亦须严密评判，‘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古史辨》第一册上编）这种学术观，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五四”以后“新国学”学者的思考。

田野考古纠正和补充了文献记载，苏州古城的遗址所在，也因此得到了发现。二〇〇九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在西郊木渎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证实在那里的山间盆地内，存在着一座春秋时期具有都城性质的大型古城。这一重大考古成果，被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二〇一〇年度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国家文物局二〇一〇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这个考古发现成果，对研究苏州城市史的学者来说，乃是颠覆性的学术观念变化。不少人欢欣鼓舞，因为它解释了过去不能解释的疑问，为以后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也有人感到是当头一棒，自己过去的著述都成了废纸，所谓“学问”都脱空了，也就千方百计想要去维持旧说。三十年前的一九八六年，苏州举行纪念建城两千五百年的活动，当时虽然有不同意见，但因为考古尚未发现，纪年依据和城址坐落是正统史志所记，自然无可厚非。今年某学校又张罗纪念建城两千五百三十年的会议，那就笑话了。学术研究，需要有严肃的科学精神，需要学术胆识和学术胸怀。此则虽说事出有因，情由可矜，但在我想来，至少学术胸怀是难称宽广的。

依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苏州建城至今已有两千六百年历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是从寿梦至阖闾、夫差时代延及西汉晚期，其址在今胥口、木渎一带；后期是从西汉晚期迄至于今，其址在今苏州古城区。就变迁史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一次，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礼制性大城就此而诞生。两千多年来，苏州古城的种种构成形态，如城墙、坊巷、河道、桥梁、官署、寺观、祠庙、学校、民居、园圃等等，也都在不断变化之中，这有战争的因素，经济的因素，也有自然环境变化的因素，但古城不断变迁的历史，正是古城的成长史，也是人群聚结不断增加、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居环境不断改善的历史。

二〇一六年八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