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镜岩：爱党情深，业务精通
采访时间：2007年11月17日下午
采访地点：朗润园王老师家中
记者：李芳芳，王晓鑫，那威
采访对象及简介：
王镜岩，女，1928年8月2日出生在山东省招远县。1947年10月～1948年8月在北京大学医预系学习。1948年8月～1949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医大及军营卫生部接管工作。1949年4月复学北京大学医预系，后转入生物系。1952年大学本科毕业留校，直到1993年离休。1955年8月～1960年11月，在留苏预备部，后到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研究院学习，获苏联副博士学位。1961～1993年间，历任北京大学生物系讲师、副教授、教授、生物化学教研室主任。1981年～1989年10月担任中国生化学会理事会常任理事兼副秘书长、副理事长。1984年2月至今为国际神经化学会员和荣誉会员。1990～1995年担任国家教育委员会首届高等学校生物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1982～1996年负责筹组北京生化学会，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主编《生物化学》（高等学校教材）、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脑的分子基础》（分子生物学分册），主译《现代生物学精要速览》；发表有“大白鼠在组织缺氧状态下大脑皮层不同层内乳酸的积累过程”等多篇论文。
记者采访手记：
对革命事业的衷心、对国家大事的关注，从没有离开王教授的生活。她步履蹒跚，亲身见证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革命历程。她把自己的满腔热血，自己的青春年华全都奉献给了国家。她是无数为革命事业无私奉献的杰出代表，我们不得不说她是一位值得我们爱戴和尊敬的人。
追求业务精通是王教授的另一项终身使命。为了取得国家在生物化学上的进步，她兢兢业业，数十年如一日，冲破重重阻碍，为事业奋斗终生。她不在乎名利，只愿意做一个默默的领路人。
对于年轻人，王教授说，要志向远大，精通业务，致力于国家建设。
默默无闻，功勋卓越，这是对王教授一生的写照。
记者：王老师，很高兴采访您，您能先和我们说说您当年参加革命的经历吗？
王镜岩：我的老家在山东招远，一个出军人的地方。我家是一个多子女家庭，兄弟姊妹一共有7个。多病的母亲在我13岁时就过世了。由于母亲照顾不了我们，所以我们从小养成了比较独立的性格。
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位语文老师讲了很多对旧社会不满的事，激励青年人应该有志气、有抱负，要改变国家现状。我受他的影响很大。我大姐在中学的时候就结识了地下党，她念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就去解放区了。后来陆续地，二姐和妹妹都走了。我大姐在解放区的城工部工作，她经常往来于解放区和北平之间，带回来许多革命书籍和报纸，向我们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一些基本情况和革命事迹。所以那时候我就接触了革命思想。我有时也给她传递消息，帮她散发宣传品，她还教我如何做群众工作。那个时候日军还在呢，我家为此还曾遭到日本宪兵队的搜查，父亲和表哥都遭到毒打，我们每人都受到盘问和训斥。幸亏我家早有准备，才幸免于难。这让我更增加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
抗战胜利前夕，当时我在中学读书，我随着师大的同学去了共产党的解放区——张家口参观，那是我第一次真正地踏上了共产党的领土。
记者：那时候给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情或者经历呢？
王镜岩：我当时最深的感受就是他们相互都称同志，觉得“同志”好像分量很重。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目的，就是为了推翻腐败的政府。虽然我对共产主义没有太多的了解，但是对于国民党的腐败、对日军当时侵略中国欺压百姓的行径，还是了解的。我亲眼看到日本兵的胡作非为。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冬天上学时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街巷里有冻死饿死的人，真的是“路有冻死骨”。那些冻死的人身上披的是装大米用的麻袋。
在张家口解放区，我看到了解放区的革命者是怎样意气风发、艰苦奋斗的，他们吃的是小米饭，穿的是土布衣。我还看到华北大学学生会选举的热烈场面，感受到解放区的民主气氛。
到了高三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了。我姐姐还是奔波于解放区和北平之间。她告诉我，要是想参加共产党，就去找当时她的一位叫艾惠兰的同学。我参加完高三毕业考试就去找艾惠兰，向她提出了入党要求。我的入党没有仪式，当时就被接收了，并交给我一些接收秘密信件的任务。
记者：您那个时候是受鲁迅先生的影响吗？
王镜岩：革命思想的启蒙是受当时的语文老师的影响，她介绍我读一些鲁迅的文章，这对于激励青年人的革命思想起了不小作用。最早的萌芽就是有了一种对腐朽现象不满而产生的反抗思想。
记者：按照当时那种革命背景的话，身为地下党有没有什么危险呢？
王镜岩：假如暴露的话随时都有危险。我就读的志成中学是一所非常反动的学校，那里的很多教员都是国民党的党员和特务。解放后，那里的教务主任被抓起来，枪毙了。他和我父亲在中学里是同事，又是同乡，实际上我转入志成中学跟他有关。高中一二年级我在师范学校读书，高三为了上大学转入志成中学，那时，志成中学和北师有联系。我在师范学校的时候经常拿一些新华社的报纸给班上的同学看，班上几个比较要好的同学也在一起看进步的书籍。国民党当时拼命在学校发展三青团员，我和几位同学就做策反工作，劝同学们不要参加三青团。学校就怀疑我们是共产党。正在这时我转学了，而且改了名字。我走了以后，同学们告诉我，学校已经注意我很久了。所以到了志成中学以后，有一次，北师的校长到志成中学访问，大家都在操场上排队等他检阅，他忽然把我认出来了。幸亏我父亲认识学校的教务主任，有他说情，又因为志成中学很注重学习，很注重名声，他们决定让我考大学，若考上大学，就不再追究我了。后来我考上了北大，这一场惊险就算过去了。
在解放前，地下党员之间差不多都是单线联系，对外都不暴露身份，所以相互间都不大清楚谁是党员，谁不是党员。我刚入学不久，就遇到北大学生会选举（当时叫理事会），全校推举我当学生会委员。我参加了地下党的一个三人党小组，此外还和大学部的主任单线联系，他选择我和我家保护他、掩护他。当时北大经常有特务去搜查，一得到消息，他就赶快把他的书和秘密文件交给我，我就连夜送回家。他还有一个军用电台放在我家，我父亲还帮他收听消息。电台不用时，父亲就把它放在煤堆里。电台转移的时候，我坐洋车，电台放在车上，那位主任在后面跟着。因为我父亲是画家，经常有人到我家里买画或学画，来往的人比较多，他出入我家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他选择我家作为一个掩护点还是比较合适的。
在学生会的工作主要有团结同学组织游行、罢课、散发传单宣传品一类的活动。学校里当时是很恐怖的。有时国民党特务来检查或是抓人，学生会就赶快敲钟。那时北大的校址在沙滩，一敲钟许多学生就都跑到沙滩红楼里，拿桌椅板凳把楼梯堵起来，这样特务们谁也抓不到。我们还出去搞反饥饿、反内战游行。整个那一年，可以说也没怎么念书，都搞学生运动了。我是1947年入学的，到了1948年“八·一九”大逮捕，我的名字就被登在报纸上，让自己去接受传讯，就是要逮捕了。党组织赶快派人告诉我，一清早我就和一个同学骑着自行车一起跑出校门了。我大概是北京大学最早得到消息、最早离开学校的，所以出校门时虽然已经有国民党军人把守，可是没有对我特别留意。开始时我在这家躲两天、那家躲两天，后来去表哥家又躲了大概半个月。9月份，组织想让我去接受传讯，目的是进到监狱里去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因为他们觉得毕竟我比较小，这样的人掩护性比较大。说实在的，我那个时候的思想确实就是一心一意要推翻反动政府，把满腔的热血献给革命事业，所以一点没含糊就答应了。但是党组织还是比较慎重，过了几天，因为了解到监狱里对学生迫害得很厉害，不让我去了，让我去解放区。这样我就去了解放区，开始是到石家庄。沿途也非常有意思，我打扮成乡下姑娘，还有一个男同学，打扮成一个乡下男孩儿，我们两个一起走。我们第一站先到了天津，暂住在我的地下党员同学——王文锦家里，第二天上了火车。1946年初，我去张家口参观时上了一辆运煤的火车。这一次我们上车时比较马虎，一不小心坐到国民党军队的车厢里去了。我们两个坐下一看，不得了，整个车厢都是国民党的兵，幸好我们是坐在紧靠车厢门的两个空位上，没有面向军人。这一路提心吊胆，倒也没出什么事情。到仓县下车后找到联络地点，沿途我们又在人群中走散，还没有同时到达。下了火车以后，要过一个卡子，因为要到解放区了。解放区和国统区中间有一部分是拉锯地区，这个卡子由国民党军队把守，过往行人都要检查。我一看要搜查，心里顿时紧张起来。当时我带着一个英文小字典，我把它藏在身上秘密的地方，可又怕被翻出来。当时过关卡的很多人是去做买卖，共产党非常欢迎，那些烟、盐都是解放区急需的东西，其实就是搜这些东西。当然还要搜找知识青年，因为那时知识青年往解放区跑也形成一种潮流。我一看情况不太妙，灵机一动，找到了一位做生意的老大娘，跟她一起走，她带着我跨过铁丝网，很容易地就把那个卡子绕了过去。第二天从联络点出发，一大早就坐着马车往泊头镇走。很多知识青年以为过了卡子就安全了，高兴得不得了，走了一天，中途男男女女挤在一间屋子里地上铺席过夜。第二天下起大雨，因为这个地方并不安全，还是决定冒雨出发，在路上过了两夜，就到了泊头镇。
从泊头镇乘卡车到了石家庄，我们的目的地是华北军医大学。刚走出石家庄不过几里路，就遇到国民党轰炸石家庄。眼看着飞机在我们头顶盘旋，其实可能离我们很远，可是感觉就在你头顶上。我们亲眼看到炸弹连续不断地往下落，火车站起火了。经历了沿途的轰炸，最后我们总算到了华北军医大学。但是没过几个月，11月就接到命令准备解放北京，真是让我们喜出望外。我们几个北大清华来的学生被编到接管卫生部的办公室工作。我们随着接管卫生部一路行军，一直走到良乡，就驻扎在那里。
记者：您那个时候主要做什么工作呢？
王镜岩：那一段主要是学政策。北京解放以后，我们和办公室主任一起接管医疗单位。当时我还参加了接管国民党的陆军总院。我们主要负责整理材料。后来领导说让我们独立锻炼锻炼，就让我和医学院的一个比我高几班的同学接管了宏仁助产医院。接管卫生部工作完成后，领导问我是愿意继续工作还是愿意念书。我当时一心想着我母亲的话，要大学毕业，要长本事，不要依赖别人，我表示愿意继续上学。1948年“八·一九”大逮捕的时候，因为没接受传讯，北大已将我开除学籍了。解放以后，我又复学了。这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政权的改变。
记者：那您回到北大之后，当时北大给您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王镜岩：我回到北大后，以为解放了，应该好好念书、建设国家了。这是我非常朴素的思想。原来我是军队系统的，现在变成地方系统了。可是我刚回来不久，地方系统马上要调我去儿童部工作。我当时很不愿意，所以就到市委找到和我联系的那位同志诉说我的愿望，他当时是市委办公厅主任。我当时刚上完大学一年级，我愿意回大学一边念书，一边为党工作。我觉得做一名共产党员，必须又红又专。虽说做党的工作是党员应该肩负的责任，但是建设国家也要有本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愿意为党工作，但是应该努力学习、增长本领，用真才实学为党工作。最后大学部还是允许我留在了学校。本来我是医学院的，理工农医分家时，我就留在北大上了生物系，下定决心要学生物化学，等于又从头念书了。后来我在生物系还是做了党的工作。说实在的，当时我为党工作是非常努力的，学习也是非常努力的。北大刚解放的时候曾经开过一门政治课，当时是全校的政治大课，全校的师生都参加。那门大课是文重先生主持的，我是当时那门大课上发言最踊跃的一个。后来我们系里的人对我说，当时我们接触进步思想，政治大课起了很大的作用。
记者：那您在北大这一段的经历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王镜岩：我在北大工作了3年后，1955年被选拔参加了留苏预备部考试，录取后念了一年俄文。1956年11月到了苏联留学。当时去留学的除了应届的大学毕业生外，确实许多都是过去给党做过工作的人。到了苏联以后大家都愿意学习，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学习机会，不愿意担任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了。大家推选我作列宁格勒大学的城市分总支书记，作为党组织成员还要团结大家，为党工作。我在苏联的4年非常紧张，每晚学习回来都是10点、11点，星期天从来没有休息过。当时除了学习就是工作，真是一点悠闲的时间都没有。我们那时党员的组织生活就是开会、批评和自我批评，使馆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纪律非常严明。
记者：您从苏联回来之后主要是做党的工作，还是主要从事学术研究？
王镜岩：我一直坚持双肩挑，无论做什么社会工作，从来不放弃教学和科研，业务本领是你一生为国家服务的资本，是永久的，政治工作是一时的安排。这是我作为过来人的体会。要真正地建设国家，没有真正的本领，就靠咱们的说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如果没有一点业务本领的话，退休后就成为对国家无用的人，所以必须“双肩挑”。
记者：您对北大今后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想法、希望或者建议？
王镜岩：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觉得学校要给学生创造各种学习的氛围。1982～1983年，我曾经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当访问学者。人家每天中午都有学术报告，学生自由参加。当然他们的条件比咱们强，学生可以到那里吃点心，喝咖啡，听学术报告。他们非常重视研究生，另外每个星期都有一次学生与比较知名的专业教授的座谈。座谈就是交流，自己从事什么工作，遇到什么问题，有什么见解，拿出来大家一起讨论。这种方式确实非常好。因为学术确实需要有氛围，要大家互相启发，思维才能活跃。学生也自己组织起来，分头查看杂志上最新科学进展，晚上作报告，然后大家讨论，学术空气确实非常浓厚。另外，人家的实验室和老教授的研究思路都是一代代地传承下去的。
记者：那您觉得我们应该强调弘扬的北大精神是什么样的？
王镜岩：北大最重要的是什么？对学校而言，就是发扬民主、自由的学术气氛，对学生而言，就是勤俭朴实的作风。
记者：您给我们现在的北大学生提一些建议吧！
王镜岩：我已离休多年了，不太了解现在的情况。我觉得学生应该有抱负。咱们的国家需要我们大家共同把它建设好。你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也好，这样那样的不满意也好，但是它是你的国家，你要把它建设好。你要勤俭朴实，有真才实学，才能够为国家建设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