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赋得真情暖人间
张永泉
苏庆昌先生是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名世的学者。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前期，他就在文学评论界崭露头角，引人注目。1991年，我去日本仙台参加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国际研讨会，同行的北京鲁迅博物馆李允经先生曾和我谈起，60年代初，他曾同庆昌先生一起，被抽调到由北京市委宣传部组织的一个文学评论写作组，有过一段密切的接触。这个写作组的成员全部来源于北大、北师大、北师院、河北北京师院的中文系。尽管庆昌先生最为年轻，却以不凡的学识与才气受人称道。的确，我读庆昌先生的文章，也有这样的感受。只可惜就在他最该展现才华的中国学术春机盎然的80年代，病魔却夺去了他太多的宝贵的时间。此间虽有与王惠云先生合著的具有开拓之功的《老舍评传》问世，90年代也时有闪耀着思想火花的论文贡献于学界，但毕竟受精力所限，没能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出现苏氏学术井喷。我常常为他感到惋惜，并由此感悟到命运的可怕。的确，无论是谁，在命运面前都是无可奈何的。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对于一个一生都要与文学为伴且又有一定文学才情的人来说，他总要因时因势找到一种适合的形式来抒写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生命感受。果然，我们在散文创作中看到了苏庆昌先生的名字。我爱读庆昌先生的散文。他的散文平实中蕴含着一种智慧，素朴中流淌着一股真情。但也许和年龄有关吧，他写得更多的还是诗，一种用心血和生命苦吟而成的旧体诗。
回想年轻时代，我曾是个痴迷的诗歌爱好者。几十年来，我的案头总是放着几种唐诗宋词选本，写作之余，常常信手翻来，心灵也就随之沉入一种宁静熨帖的状态。现在读着庆昌先生的诗，我也有同样的感受。我不是把庆昌先生的诗同那些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经典之作相提并论，而只是说，庆昌先生的诗同那些感人肺腑的千古绝唱有相同之处，写得同样情真意切。读庆昌先生的诗，我最集中的感受就是真，情真、意真，真切感人。
文如其人。说庆昌先生的诗，不能不说庆昌先生的为人。庆昌先生是我的老师，但并没有给我们那一届授过课。我和庆昌先生的直接交往，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一起参加河北省文联作协组织的各种研讨会，一起参与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的评奖活动。因为有共同语言，交往就多了起来。特别是在担任评委期间，我们曾多次居于一室，阅读之余，常常一起谈天。城郊果园旁的林荫路上，太行山脚下的庄稼地旁，从议论国家大事到评骘学界人物，从臧否作家作品到感叹世态人情，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在日益深入的交往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庆昌先生为人之真：率真、真诚。他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也从不有意去迎和别人，不矫情，不做作，总是示人以真，待人以诚。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绝对可以信赖的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庆昌先生本烈士后代，其父青年时代投身抗日，为国捐躯，这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也许不算什么，可是对于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走过来的我们那一代人来说，这可是得天独厚的、可以骄人的政治资本。我一生见过不少这样的人，有的还成为过从甚密的朋友。他们大都很看重自己先天的政治资本，并形成特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然而庆昌先生不是这样。他不忘故去的亲人，这有他率全家为其父扫墓诗为证。但在立身处事上，他则全靠自己，靠自己刻苦奋斗，靠自己生存体验，靠自己人生感悟。从这一点，尤其能看出庆昌先生为人之真。
真实之人方能为真实之文。尽管有些伪士提起笔来也能头头是道，讲出一些大道理，但是他们过不了“情”字这一关。文学创作是人的一种精神活动，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情感活动。情乃文学之本。文学的力量就是情感的力量。而情所以感人，所以能打动人心，能使人潜移默化，关键就在于真。虚情不能感人，空泛之情也不能动人心弦。近些年，旧体诗又在一定范围内热了起来，特别是一些老年文化学者，闲下心来，热衷于以旧体诗抒情言志。这本来是丰富人的精神生活的好事，但翻检这类诗作，往往是咏史咏物类居多。题材不可谓不大，政治意义不可谓不深，但阅读起来，往往给人大而无当、感情空泛之感。究其原因，就在于其中缺乏真切的生命感受。其实，以诗歌的形式言志抒情，关键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是否有感而发。在众多的文学门类中，诗歌是最娇气的品种，它容不得一点虚假，甚至容不得一点粗率，它是情感的流淌，是心灵的倾诉，是生命的律动。其灵魂是真——真实的人格，真实的情感。我之所以爱读庆昌先生的诗，就因为他的诗是用心血写成。
从内容上说，庆昌先生的诗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怀念题赠亲朋好友，一是回忆咏叹过往岁月，特别是“文革”十年浩劫中的遭际。两者又常常相互交错，在题赠中咏叹，在咏叹中抒发亲朋之情。这些诗大都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贺老妻七十一寿诞》以简洁凝练的词句浓缩了他与夫人崔润华先生半个世纪的相濡以沫之情。庆昌先生与润华先生大学同窗，青年时代两地分居，“文革”中庆昌先生随校搬迁至风沙蔽天的宣化洋河滩，润华先生亦调离省会随之前往，在艰难困苦中相夫教子。特别是在庆昌先生遭受政治打击被迫劳动改造的困厄之日，二人更是相濡以沫，共度时艰。“相濡以沫年半百，酸甜苦辣自明白。”在这平易朴实明白如话的表述中，凝聚了多少只有自己才能深切感受的酸甜苦辣！“顺我逆我都关情，语多语少俱含爱。”这种在相互携手、相互搀扶中凝聚而成的忠贞爱情的表述形式，也只有有过相似经历者才能理解。正是在这样的体会与理解中，庆昌先生唱出了对在艰难与欢乐中执手前行的妻子的鼓励、祝福与祈盼：“莫道夕阳余晖弱，神剑太极可防灾。”句句关爱，字字含情，读之令人动容。《哭惠云》同样写得催人泪下。庆昌先生与惠云先生同窗同事半个世纪，两人相交甚笃，可谓至友。尤为难得的是两人学术思想相通，长期精诚合作。在很长一段时期，两人的名字总是并列出现在报刊杂志上，乃至有外地学者和我谈起，认为他们是一对学术夫妻。“知交半世纪，相印两赤心。京华锐气胜，洋河寒意深。共度艰危日，合修百篇文。”便是两人学术相通、心灵感知的真实写照。了解两位先生的人都知道，二人虽志同道合却性情不尽相同。庆昌先生率真热烈，惠云先生温文尔雅。如果说庆昌先生是一个急公好义，敢于抗争的侠士，惠云先生则是一位颇具儒家风范的谦谦君子。正是这样的性格，造成了惠云先生晚年遭受“赖人侵”，“避之恐不远，难抑心苦闷。生就颜面薄，偷泣苦沉吟”的人生悲剧。也正是这样的性格，铸就了庆昌先生热烈沉痛的诗篇。“君行何太急，飘然入霄云。目极天涯路，引我泪纷纷。”写得是何等深切沉痛！“愧我疏照应，迟钝且粗心。诀别方醒悟，衰年失知音。高风亮节在，千秋永世存。”感情是何等真挚热烈！每读至此，我的心总不免要沉静下去，沉入对惠云先生的感叹与怀念之中。
读庆昌先生的诗，常常能感受到他生命的律动。特别是那些写“文革”遭际的篇什，尤为如此。庆昌先生为革命烈士之后，大学时代入党，思维敏捷，才学拔群，实为那个时代难得的符合党的要求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本来怀着一颗赤诚的报党报国之心，然而只因“文革”中与驻校工军宣传队发生工作认识上的分歧，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成员，被审查、劳改，被剥夺申辩权利。其愤懑之情，不言而喻。韩愈有言，物有不平则鸣。庆昌先生提笔赋诗，一吐胸中块垒：“快哉塞外风，欲来先有声。狂吼如虎啸，震耳欲其聋。滚动似长鲸，劈浪海上行，裹挟沙与石，掀翻地和穹。披襟立高坡，块垒尽出胸！”作者托物言志，借景抒情，气势凛冽，风骨雄健，不平之气，尽显笔端。没有此身经历，没有如此强烈的生命体验，是很难写出这样气韵生动、撼人心魄的诗篇的。庆昌先生的诗可谓大都如此，都是他特定心绪的抒发、特定生命体验的记录。即便是赠友人的诗，其中也有他自身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譬如他写在洋河大桥上捡马粪的古典文学学者李松筠教授：“残屋破窗四面风，僵卧凉炕听雪声。苏武若在堪为伴，牧羊捡粪正同工。”“桥头往复行三程，急寻阳坡捉虱虫。老羊皮袄破毡帽，谁人识得此老翁。”“荷筐独上洋河桥，眼昏腿乏何寂寥。车夫鼾雷犹在耳，昨夜佯睡又一宵。”“霜天飞鸟尚有巢，马车大店做寒窑。何日能得一次浴，洗去全身马粪臊。”（《李松筠先生洋河大桥捡粪素描》）由自身在洋河滩劳改掏大粪的经历，他不能不对李松筠教授遭受的非人遭际心生悲愤。一个有着西南联大和北大执教经历的知识分子，一个在大学讲堂上滔滔不绝备受学生欢迎和尊敬的老教授，如今却沦落为有家不能回，浑身散发着马粪臊的捡粪翁。在这强烈的反差中，作者深切地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荒谬，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与不幸。其他如写素以风度儒雅著称、曾在西南联大和清华研究院师从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先生，且交谊甚笃的萧望卿教授：“长叹跃进拔白旗，难忍斗批改没完。洋河土穴居十载，斯文尽失蹲厕间。”（《恩师萧望卿先生三周年祭》）写著名元曲研究专家王学奇教授在洋河滩白日放鸭，夜晚灯下苦心著述：“书生岂是放牛娃，洋河当年却牧鸭。”“休道不辨鸭雌雄，偏考元人语俗雅。”“冰化雪消冬去也，专心治学成大家。”（《贺王学奇先生九十大寿》）写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一起劳改掏大粪，精神物质生存两艰难的同辈好友赵国存：“三勺掏得池污净，两肩可担满桶黄。”“不嫌腐腥附我体，却愁无银置新装。弱女遮风缺头巾，顽儿踢球鞋百疮。只恨书生太柔弱，正谓改造路非常。”（《忆洋河滩掏大粪并赠赵国存》）……这些诗都写得忧愤深广，具有沉甸甸的历史内涵。给中华民族造成深重苦难的“文化大革命”虽已离我们远去，但其历史遗毒却远远没有肃清，那鬼火一般的幽灵仍在社会上悄然游荡，并不时有人公然为它扬幡招魂。鲁迅曾感叹我们这个民族是个健忘的民族。的确，这一特征又在对“文革”苦难的淡忘中表现了出来。这是历史的悲哀，民族的悲哀。庆昌先生以他镂骨铭心的生命感受撞击着历史的晨钟，呼唤人们的“文革记忆”，启示人们不忘前车之鉴，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