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杨焄

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县）人。魏武帝曹操第四子，魏文帝曹丕同母弟。幼年成长于军旅之中，兼习文武，擅长诗赋。因为天资聪颖，才华出众，深得曹操的宠爱，先后被封为平原侯、临淄侯。为了争夺嗣子之位，曹丕、曹植兄弟各树党羽，纷争不已。但曹植任性放达，不加节制，时常触怒曹操。而曹丕操弄权术，矫情自饰，最终得以继位。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去世，曹丕即位为魏王，随即又代汉称帝。为报前嫌，他屡次构陷迫害曹植，都因其母卞太后出面干预而未能如愿。可曹植还是因此被贬为安乡侯，后又改鄄城侯。黄初三年（222），封鄄城王。次年，徙封雍丘王。黄初七年，曹丕去世，其子曹叡继位为魏明帝。曹植虽身为叔父，却并没有得到起用，先是徙封浚仪，复还雍丘，后又徙封东阿。太和六年（232）朝京师，他想要面见曹叡，以便直接议论时政，最终并未能如愿。随后徙封为陈王，不久郁郁而终。谥曰思，故后世又称他为“陈思王”。

一

曹植是汉、魏之际才华横溢的诗人、辞赋家和散文家。以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去世、曹丕即位为分界线，可以将他的创作生涯大致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随着前、后期生活境遇发生巨大的落差，其作品的题材和风格也相应地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曹植生活在充满着纷争和动荡的衰乱之世，虽然早年过着无忧无虑、悠游自在的贵游生活，却一直以建功立业、澄清天下为己任，甚至对自己喜好且擅长的文学也弃若敝履。正如他在《与杨德祖书》中所说的那样：“吾虽德薄，位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言辞之中透露出强烈的自我期许，显得慷慨激昂，意气风发。尽管有时难免会以炫耀夸饰的笔法渲染浮华放纵的生活，但其作品中依然充满了飞扬跳脱、积极进取的情调。在曹丕继位称帝后，他不断遭到猜忌和报复，政治地位和生活境遇急转直下，年轻时那种昂扬乐观、洒脱自负的风采也逐渐消磨殆尽。由于长期受到逼迫和冷落，使得他在身心两方面都饱受煎熬，满怀彷徨忧生的愁思，乃至深陷苦闷颓丧之中无法自拔。尽管在魏明帝曹叡登基之后，这种失落和沮丧一度稍有消退，他甚至还对未来充满了幻想，屡屡向对方剖白心事，“志欲自效于明时，立功于圣世”（《求自试表》），“臣伏自惟省，无锥刀之用。及观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为异姓，窃自料度，不后于朝士矣”（《求通亲亲表》）。然而曹叡对他始终深存戒心，严加防范，以致出现“婚媾不通，兄弟永绝，吉凶之问塞，庆吊之礼废。恩纪之违，甚于路人；隔阂之异，殊于胡越”（《求通亲亲表》）的情况。因此，他在心理上依然长期处于困顿抑郁的状态，创作时也主要呈现沉郁愤切、孤苦哀婉的风貌。尽管曹植前、后期的生活和创作存在较大反差，不过有一点却是贯穿始终的，即无论他身陷何种逆境，都强烈地追求个性自由，渴望实现自身价值。正是这份历经摧折仍坚忍不悔的执着，才会在千百年来不断激荡起读者的共鸣。

曹植在创作中兼擅各体，在诗、赋、文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其诗歌创作尤其受到后人的盛赞。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对汉末建安时期的诗人群体推崇备至：“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对邺下文士的创作风尚做了非常精要的概括，曹植毫无疑问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其诗作所涉及的题材范围极为广阔，或是像《送应氏诗二首》、《泰山梁甫行》那样直接展现离乱艰险的世间万象，或是像《斗鸡诗》、《公讌》那样恣意铺陈欢畅尽兴的宴游场景，或是像《美女篇》、《野田黄雀行》那样用隐喻寄托的手法来纾解心头的压抑愁苦，或是像《飞龙篇》、《远游篇》那样以奇幻超脱的想象来平复现实的惶惑惊恐，或是像《白马篇》、《名都篇》那样尽情展示甘赴国难的雄心或驰骋任侠的豪情，或是像《赠徐幹》、《赠白马王彪》那样着力抒写真挚朴实的友谊和深沉恳切的亲情……这些内容各异的诗篇，交织着丰富而细腻的情感，折射出跌宕多姿的人生历程。曹植在创作时各体兼备，除了沿袭传统的四言体、楚辞体外，还尝试过六言体、杂言体，而尤以五言体见长。五言诗虽然肇兴于汉代，但经过他对各种表现技巧的努力探索，才开始真正进入成熟阶段。在语言风格方面，他尝试融汇典雅和通俗这两种不同的倾向，使诗歌语言既具有文人吟咏的典丽雅致，又不失民间创作的清新流畅。他尤其工于锤炼诗篇的起句，如“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赠徐幹》）、“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七哀》）、“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杂诗》其一）等，都能起到先声夺人、发唱惊挺的效果。他还擅长运用比兴手法，如《杂诗》、《吁嗟篇》、《当欲游南山行》等几乎通篇都由比兴构成，由此形成蕴藉委婉、深邃隽永的诗境。而在篇章结构方面，他也有不少大胆的创新，特别是《赠白马王彪》，全篇由七章构成，前后首尾相衔，一气贯注，开创了后世联章体组诗的先河。锺嵘在《诗品》中纵论汉魏以来的历代诗人，将曹植列入上品，称许他“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毫不吝惜赞美之词。从曹植的创作实绩来看，这些评价是当之无愧的。

曹植在辞赋创作方面也颇有造诣，他曾自述：“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文章序》）汉代辞赋兴盛，大多是以都城、宫殿、畋猎、纪行等为题材的鸿篇巨制，主要体现铺排体物的特色。曹植的《七启》就受到汉代枚乘《七发》、张衡《七辩》等赋作的影响，展现出铺采摛文、张扬闳肆的风貌。不过他的赋作大部分篇幅较为短小，更加突出其抒情特质。无论是表现人伦亲情的《怀亲赋》、《叙愁赋》、《慰子赋》，还是抒写个人幽思的《闲居赋》、《潜志赋》、《玄畅赋》，抑或是表现游赏宴饮的《游观赋》、《节游赋》、《娱宾赋》，甚至是描摹日常事物的《车渠盌赋》、《宝刀赋》、《神龟赋》、《白鹤赋》，都倾注着强烈的主观情思。有的赋作更是别开生面，颇具巧思，如《鹞雀赋》用拟人笔法写鹞、雀争斗的经过，语言浅俗活泼，略带调侃戏谑，读来兴味盎然。流传最广的自然莫过于《洛神赋》，尽管他早就声明此篇乃仿效宋玉《神女赋》而作，但后世对其意旨仍然做过诸多猜测，提出过“感念甄后”、“寄心文帝”、“求贤自辅”等各种说法，众说纷纭的状况恰恰证明了它所引发的持续关注和强烈反响。曹植当时正处在极度压抑和惶恐的状态之中，却极尽描摹之能事，用典雅清丽的词藻和长短变换的句法，刻画出优雅而灵动的洛神形象。赋作中的情感表达也极为细腻复杂，始则“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继而“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终于“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在踌躇犹疑之际充满了强大的内在张力，寄寓着无尽的哀怨悲戚，因而千载之下犹能扣人心弦。在后世的流传接受过程中，除了出现过一批直接摹拟仿效的辞赋之外，取材于《洛神赋》的诗文、戏曲、小说，甚至书法、绘画作品也屡见不鲜，充分彰显了它在不同艺术门类中所激起的深远影响和连锁效应。

除了诗、赋两大类作品，曹植在书、表、论等各体文章中也多有佳作留存。在《与杨德祖书》、《与吴季重书》等写给朋友的书信中，或掎摭各家的利弊得失，或陈说自己的文学观念，或倾吐个人的理想抱负，或赞叹对方的豪情逸致，无不文采斐然，气势流荡。章表原属应用性公文，但曹植所撰却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中所说的那样，“陈思之表，独冠群才。观其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应物制巧，随变生趣”。如《谢徙封鄄城王表》、《上责躬应诏诗表》等，主要展现忧谗畏讥的疑惧，为求自保甚至不免哀苦乞怜；而《求通亲亲表》、《求自试表》等，则又倾吐从军参政的迫切愿望，仍然散发着年少时的自信张扬。这些表文辞采瑰丽，深情贯注，音节浏亮，张弛有度，都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至于《汉二祖优劣论》、《辩道论》等单篇论文，或研讨史实，或辨析名理，不仅可见其辩才无碍，语言也极为剀切凝练，呈现出另一种不同的特色。

二

曹植生平著述颇多，曾亲手删定，编选为《前录》，收录辞赋七十八篇。另外还有手定诗文目录，藏于家中。他去世后，魏明帝曹叡曾颁布诏令，撰录其所著赋颂诗铭杂论等百馀篇。唐宋时公私各家书目著录过三十卷本和二十卷本的《陈思王集》，可惜后来都亡佚不存。南宋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提到，当时所见曹集仅有十卷，收录诗文二百馀篇。现知的几种宋本曹植集（包括北宋开宝七年刊本、北宋元丰五年万玉堂刊本、南宋孝宗年间江西大字本和南宋嘉定六年刊本等），其篇、卷数量都与晁公武所说大致相符。到了明代，又相继刊刻过多种曹植集，比较知名的有正德年间舒贞刻本，嘉靖年间郭云鹏刻本，万历年间休阳程氏刻本、汪士贤辑《汉魏六朝二十一名家集》本，明末张燮辑《七十二家集》本、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等，这些明刊本在宋刊本的基础上又加以校订增补，有的还重新编排过卷次。到了清代，又有吴志忠、严可均等先后对曹集进行过校正辑补，但流传未广，知者寥寥。直至同治以后，才相继出现了丁晏的《曹集铨评》和朱绪曾的《曹集考异》，对此前曹集整理、校勘的成果做了全面总结，并进一步予以考订补正，使其内容更趋周详细致，对后人深入研读曹植的作品大有裨益。

丁晏（1794—1875），字俭卿，又字柘唐，号石亭，又号淮亭、颐志老人，江苏山阳（今淮安）人。道光元年（1821）举人，官内阁中书。又先后在观海、表海、文津、丽正等书院担任主讲。生平笃好治经，著有《尚书馀论》、《禹贡集释》、《毛郑诗释》、《三礼释注》等，辑刻为《颐志斋丛书》。丁晏最初编有《陈思王年谱》一卷行世，晚年又校订曹集全帙，并将新辑得的零散佚文、修订后的年谱以及本人所撰《陈思王诗钞原序》、《东阿怀古》、《东阿王墓》等诗文附录于后，编定为《曹集铨评》。他在同治四年（1865）已经完成初稿，其后陆续加以修订补充。至同治七年（1868），经由曾国藩介绍，又委托刘寿曾协助校正文字，最后才交付金陵书局付梓刊行。

清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其中所收曹植集以南宋嘉定本为依据。丁晏虽然已经藉此了解到宋本曹集的情况，但在整理过程中并未以此为准，而是转以明万历休阳程氏所刻十卷本曹集作为底本，这或许是因为程本所收作品较宋本略多的缘故。与此同时，他又以明末张溥所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的二卷本《陈思王集》作为主要参校本，另外则覆核裴松之注《三国志》、六臣注《文选》、《乐府诗集》、《古诗纪》、《北堂书钞》、《初学记》、《艺文类聚》、《白氏六帖》、《太平御览》等历代史传、总集和类书。凡各本之间存有歧异的，都附注在相关字句之下。虽然参校文献在数量上比起其后朱绪曾的《曹集考异》逊色不少，难免因为见闻不周而导致校订有疏漏、辑补有阙略，但丁氏在整理时态度严谨，用力颇勤，确保了《曹集铨评》的校勘、辑佚水平远胜于此前所刊刻的各种曹集。书中还附有若干眉批，或考索创作背景，或阐发作品意蕴，或评析艺术特色，虽然数量并不多，仍有不少可供参酌借鉴。正因如此，《曹集铨评》自问世后即备受推崇，丁氏也被誉为“曹集之功臣”、“思王之知己”（吴棠《曹集铨评序》）。

朱绪曾（1805—1860），字述之，号北山，江苏上元（今南京）人。道光二年（1822）举人，以大挑知县分发浙江，补孝丰，历署武义、秀水、嘉兴等县。转台州府同知，晋知府。生平著述颇富，有《论语义证》、《尔雅集释》、《续棠阴比事》、《开有益斋经说》、《开有益斋读书志》等，大多经乱散佚。朱绪曾有感于隋唐以来曹集旧本无存，而行世的曹集又多承讹踵谬，于是发愿重作董理。校辑工作始于道光二十年（1840），至咸丰三年（1853）才完成初稿。其后修订不辍，直至咸丰十年（1860）他去世时仍未及付印。而书稿则被友人借阅，先是迭经战乱，下落不明，后又不幸遇火，惨遭焚毁。直到同治九年（1870），其子朱桂模才辗转得到他早年抄录并寄存在友人处的初稿副本。两年之后，朱桂模在诸多师友的协助下着手整理校核全稿，又得以参考莫友芝的校补和丁晏的《曹集铨评》，直至光绪元年（1875）方告蒇事。此后书稿又陆续经过修订，直至民国初才收入蒋氏慎修书屋辑印的《金陵丛书》丙集中，得以印行流传。

朱绪曾撰著《曹集考异》历时多年，经过反复修订，耗费极大心力；其后又经朱桂模等旁搜远绍，补苴隙漏，日臻完备，因而在底本确定、文字校勘、佚文辑补、年谱撰著和资料编纂等方面，都要比丁晏的《曹集铨评》更为细致精审。

为求尽可能体现出旧本面貌，朱绪曾选取南宋嘉定六年刊本作为底本。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在编订曹植集时也以此为底本，在所撰提要中还特别指出：“唐以前旧本既佚，后来刻植集者，率以是编为祖，别无更古于斯者。”嘉定本曹集其实也并非从唐以前流传下来的旧本，而是由宋人根据各种总集和类书辑录整理而成。但因为刻印时间早，校勘质量高，比起后世一些多有舛讹脱漏的刻本来，无疑更可信赖。朱绪曾没有受到明代以来诸多刊本的干扰，而是果断地以此为据，还是颇具识力的。

在校勘、辑补方面，朱绪曾用以参考的资料来源相当丰富多样，除了广泛搜罗明清以来各家刊本以备参考，还追溯至相关的史传、类书、总集、子书、笔记、石刻、释藏、诗文评等。而在搜集考校时，即使是常见文献，他也尽其所能，仔细甄别，或利用不同版本，或参酌相关研究。如在参校《北堂书钞》时，不但利用常见的明万历年间陈禹谟校补本，还另外搜寻旧钞本加以覆核；在参校《文选》时，除了利用宋刊李善注本、六臣注本外，还借鉴过清人胡克家的《文选考异》、余萧客的《文选音义》、张云璈的《选学胶言》、胡绍煐的《文选笺证》、孙志祖的《文选考异》等选学名著；在参校《玉台新咏》时，除参考明代覆刻宋陈玉父本、嘉靖杨士开刻本等，还吸取过清人纪容舒《玉台新咏考异》的校勘意见；在参校《三国志》时，又参考了清人杭世骏《三国志补注》、赵一清《三国志注补》、潘眉《三国志考证》等研究成果。对于前人因条件所限而未能利用的资料，朱绪曾更是竭力搜求，务求完备。如隋杜公瞻所纂类书《编珠》，在后世流传甚稀，至康熙年间其残本才被重新发现。但因出现时间较晚，往往招致怀疑，甚至被认为出于伪托。朱氏并未盲目拒斥，仍从中辑录出部分佚文。而经今人余嘉锡、胡道静等考证，《编珠》绝非清人伪撰，足资考订辑佚之用。再如唐初修纂的大型诗文总集《文馆词林》，在中国本土早已散佚不存，直至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才从日本回传。朱绪曾也注意到其文献价值，及时加以利用。另如宋人吴棫所撰《韵补》，原本是研究古音韵部的小学类著作，朱氏也搜罗其中所征引的曹植诗文片断作为参考。在处理各本歧异时，除了经过仔细比勘写定正文外，他还另将各本异同详列于相关文句之下，以供后人择取。辑佚所得残文断句，也都经过比较妥善的处理，有些经过反复寻绎，径直插入相应篇章之中；有些无从判断具体位置所在，则附缀于各篇之末；有些仅存篇题而无文字留存的，也保留其篇题，以供进一步访求；而一些失去篇题的散句，则依其体裁分别归入各类之末。在整个校勘、辑补的过程中，其搜讨范围之广泛，取舍态度之审慎，处置方法之妥当，都可谓前无古人，因而所取得的成绩也堪称绝无仅有。

在对曹植作品做巨细靡遗的考订辑补之馀，朱绪曾还充分依托所掌握的大量文献，着手编纂曹氏年谱和研究资料汇编，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有关曹植的生平经历，虽然有《三国志》本传及裴松之注可供参考，但仍有不少语焉不详，甚至与其他史料相互龃龉的地方。在此之前，曹氏年谱仅有丁晏所撰《陈思王年谱》一种，主要依据《三国志》及裴注，内容极为简略。朱氏在丁谱的基础上精益求精，比勘史料异同，考订事实真伪，同时将诗文作年可考者逐年附系其中，以达到知人论世的目的。朱绪曾还从历代书目、序跋、题咏、评论中搜集大量资料，并经过认真的梳理校订。如在卷十二中迻录隋代所立曹植墓道碑文，除了随文校订文字之外，还附录王士禛《居易录》、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王昶《金石萃编》、左暄《三馀续笔》、武亿《授经堂金石跋》、毕沅《山左金石志》等著述中的考辨内容，供读者参考借鉴。这些经过分类编排的文献资料，不仅为考察曹植集的流传递嬗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研究曹植的创作特色提供了重要借鉴。

丁晏的《曹集铨评》在后世流传较广，除有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刻本外，另有1911年文明书局铅印丁福保辑《汉魏六朝名家集》本、1931年商务印书馆铅印《万有文库》本、1934年扫叶山房石印本、1957年文学古籍刊行社铅印叶菊生校订本等。后出诸本都源自金陵书局本，但校订质量参差不齐。其中以叶菊生校订本最为严谨，还曾根据黄节、古直等近人的研究指出过丁氏的一些疏漏，但与此同时却草率地删去了丁氏的部分眉批以及附录的诗文、跋语等内容。至于朱绪曾的《曹集考异》则流传未广，仅有1914年蒋氏慎修书屋铅印《金陵丛书》本，其后《丛书集成续编》和《续修四库全书》等大型丛书都曾据此本影印行世，但迄今尚没有整理校订本。

三

无论是《曹集铨评》，还是《曹集考异》，其重点都在于异文的比勘校证，而在词义考订、典故溯源、文意疏通等方面则多有阙略。虽然这也情有可原，正如丁晏在《曹集铨评自序》中所言，曹植的大部分重要作品都被昭明太子萧统选入《文选》之中，而唐代李善等已经对《文选》做过细致的注解，“家有其书，不复殚述”，但对现代读者而言，未免有未惬人意之处。

近现代以来，有不少学者在丁晏和朱绪曾两位辛劳付出的基础上，对曹植的作品继续进行过深入整理。但如黄节的《曹子建诗注》（商务印书馆1933年）、古直的《曹子建诗笺》（中华书局1928年）等，都仅选录部分诗作加以笺注，无法展现其创作全貌；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虽然旨在对曹氏所有作品加以编年校注，并推崇丁、朱两书“多据旧本及类书检校，矜慎详密，号称善本”，但着手整理时仅以《曹集铨评》为底本，偶见引用《曹集考异》，似乎也是从其他书中辗转得来，并未见过原书，以致在校勘和辑补方面都存在不少疏漏。正因如此，直至今日，《曹集铨评》和《曹集考异》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拟将《曹集铨评》和《曹集考异》合为一编，以便读者披览。考虑到两书大部分内容都有交叉重叠，而《考异》后出转精，更为周详细致，因而选择以《考异》为主而以《铨评》为辅进行整理。校订《曹集考异》时以《金陵丛书》本为底本，朱氏所作校注原均为双行小字夹注于正文之中，现依次以注码形式提出，另排于该篇作品之后。全书征引文献颇多，都尽可能检核原书。除明显阙漏误植者予以径改外，凡遇讹脱衍误而作校改者，均出校勘记予以说明。朱氏为行文便利起见，在征引文献时常加以节略删改；又有个别资料系转引自他书，与原书不尽相同，凡不影响文意者，此次均未作校改。为避免产生歧义，保留了部分繁体字和异体字。另据金陵书局本《曹集铨评》将丁氏所撰眉批辑出，附录于相关作品之后，并标明“丁评”。《曹集铨评》卷首有吴棠所撰序言及丁晏所撰自序，书后又附有刘寿曾所撰跋语及丁晏自撰《陈思王诗钞原序》、《东阿怀古》、《东阿王墓》等，对了解该书撰著过程颇有裨益，现一并附录在最后，供读者参阅采摭。整理校点过程中虽经仔细覆核，反复斟酌，但自知学识谫陋，势必有不少疏漏之处，敬祈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2017年4月初稿，2019年2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