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洪武、建文朝的文学思想走向
洪武朝的政治环境，对于此一时段、甚至整个明前期的文学思想的形成、文学思潮的走向，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这里所说的政治环境，主要是指其时之政局与此种政局所形成之士人生存空间。
明朝是一个皇权高度集中的朝代。这与这个皇朝的创立者朱元璋有很大的关系。朱元璋是一位复杂的人物。他有历代开国皇帝所具有的雄才大略，有的史家甚至把他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相比拟。他又是一位出身于贫苦底层的佃农，僧寺寄食，淮西流浪，深知民间疾苦，亦深知元末吏治之腐败，切身感受到元王朝之所以败亡的根由。他原本没有文化，征战与治国都离不开文化人的帮助;而其内心深处，又与文化人有着本能的距离。他既有开阔胸怀，善于接受新知识，从一个没有文化的佃农，到熟知历代兴革、熟知历代战例并能运用自如以指挥作战。他能诗能文，甚至能注《道德经》，知晓声韵。他又猜忌成性，不能容人。他杀功臣，人人自危。一个一无所有的佃农，经历十六年的征战，一旦夺得天下，那种极度膨胀的权力欲，那种自是自傲、无所顾忌的气势，自在情理之中。而历经艰难，他又深知创业之不易，于是他兢兢业业、如履薄冰，面对他刚刚得到的天下。
他就是带着这样一种心境，来建立他的王朝。
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同时，他用很大的力量，搜罗人才，统一思想，建立制度。他以一种极严厉的手段，将经历近二十年动荡、战乱、破败不堪的社会，从新整顿起来;使一个失去有效管理的社会重新建立起有效的管理机制。他对思想领域的管制，为士人留出的生存空间，和他对文章的看法，影响着洪武一朝以至明前期文学思想的走向。
第一节 朱元璋对思想领域的管制
朱元璋治道崇儒术，而兼取佛、道。他论三教，称三教各有用处:“于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惟常是吉。尝闻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然于斯世之愚人，于斯三教，有不可缺者。”他所说的三教，是指儒、释、仙。他认为老子不应列入三教之内。他对于老子，给了极高评价。以为老子之道，“乃有国有家者日用常行，有不可阙者是也。”洪武七年，他注《道德经》，在《序》中说他之所以重视老子之因由:
自即位以来，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宵昼遑遑，虑穹苍之切鉴。于是问道诸人，人皆我见，未达先贤。一日试览群书，检间有《道德经》一册，因便但观，见数章中，尽皆明理……见本经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而惧之?”当是时，天下初定，民顽吏弊，虽朝有十人而弃市，暮有百人而仍为之。如此者，岂不应经之所云?朕乃罢极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减恐……朕虽菲材，惟知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非金丹之术也。
他是把《道德经》当作君人南面之术来使用的。注完《道德经》，他举老子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与“圣人去奢去甚去泰”，对儒臣说:“老子此语，岂徒托之空言，于养生治国之道，亦有助也。”对于佛教，他亦从治国之需要着眼。他是信鬼神之实有的，他以为信鬼神有益于治道。“假处山薮之愚民，未知国法，先知虑生死之罪，以至于善者多而恶者少，暗理王纲，于国有补无亏，谁能知识。”信鬼神是使民有所畏惧，为善而无为恶。所以他说信鬼神“于国有补无亏”。他的三教论，并无多少理论之阐释，亦无理论之价值，完全从实用之目的出发，从治术之有用与否去理解三教。并且把此种之理解，变成自己的思想，随意加以发挥。
用《道德经》是用其君人南面之术，用释是用其制约人心，而日常治国，建立各种制度，推行教化，则主要是用儒。还在他取得政权之前，他就开始大批接纳儒士，寻求治国之道。元至正十八年，他征辟儒士范祖干、叶仪，询问治道之要领。祖干推荐《大学》一书，称:“不出此书。”他就召集儒士许元、胡翰、吴沉、戴良等十三人，听祖干讲治道之要。范祖干是金华学派的重要学者。至正二十年三月，征宋濂、刘基、章溢、叶琛至应天，宋濂也是金华学派的重要传人。以后朱元璋一再征用儒士，与他们讨论治道。至正二十六年三月，他对刘基、王祎说:“天下兵争，民物伤残……丧乱之后，法度纵弛，当在更张，使纲纪正而条目举。然必明礼义、正人心、厚风俗以为本也。”立纲纪、明礼义、正人心，就是他开国之后首先要着手的工作。他之以儒治国，主要也在立纲纪与正人心。正人心，他一再提到《大学》的重要。洪武五年，他对礼部侍郎曾鲁说:“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于尧舜。然观其授受，其要在允执其中。后之儒者讲之非不精，及见诸行事，往往背驰。”“《大学》平治天下之本，岂可舍此而他求哉!”洪武十七年四月，他又对侍臣说:“朕观《大学衍义》一书，有益于治道者多矣。每披阅，便有警醒。故令儒臣与太子诸王讲说。”《大学衍义》的作者真德秀，释《大学》四大纲特别阐释正心诚意的重要意义。朱元璋重视《大学》，重要的一点，就是仁政、德治。洪武二十三年七月，他在谨身殿读《大学》，对侍臣说:
治道必本于教化，民俗之善恶，即教化之得失也。《大学》一书，其要在于修身，身者教化之本也。人君身修而人化之，好仁者耻于为不仁，好义者耻于为不义，如此则风俗岂有不美，国家岂有不兴?
他强调修身，他自己常常以正心警惕自己。他尝对部臣说:“人心操舍无常，必有所警，而后无所放耳。”他命礼部铸一铜人，手执简书曰“斋戒三日”。“凡致斋之期，则置朕前，庶朕心有所警醒而不敢放也。”他又对李善长说:“人之一心，极难点检。朕起兵后，年二十七八，血气方刚，军士日众，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谁能禁我者?因思心为身之主帅，若一事不合理则，则百事皆废。所以常自点检。……盖防闲此身，使不妄动，则自信己能。若防闲此心，使不妄动，尚难能也。”他论正心，不仅在治己，更重要的是治人。他多次与侍臣论及此一点。洪武十八年五月，他对朱善说:“人心道心，有倚伏之机。盖仁爱之心生，则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则邪诐之心消;羞恶之心形，则贪鄙之心绝;忠慤之心萌，则巧伪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为情欲所蔽，则至公无私，自无物我之累耳。”他在《拟问心》中，说心之运，有君子小人之别。若如君子之运心，则当世世为王侯、为巨富，即使贫穷，亦必无罪;若如小人之运心，则必世世诛戮。他重视《大学》的另一点，是重其执中之道。《大学》讲执中之道，是讲无过与不及，而他对执中的理解，其实是指张驰并用。这在他立国以后的行事中，处处可以得到说明。他施政，有时严刑峻法，有时又宽容舒缓，都不是无过不及之本义。从此一点，我们亦可见朱元璋之崇尚儒术以治国，完全是按他对儒术的理解加以发挥。他之所取，主要是重忠孝，而不重仁，不重对君权的制约。此一点，我们后面将会谈到。
他一再提及尊崇孔子，多次提到孔子为万世帝王师。但他尊孔，主要在于建立严格的礼制，强化王权。制礼作乐，为洪武前期之主要工作，中心是严格制定尊卑等级。洪武元年，诏定乘舆冠服之制。洪武二年八月，诏儒臣修定礼书。三年八月，谕廷臣:“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制礼以明贵贱，明等威……近世风俗相承，流于僭侈，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而奴仆贱隶，往往肆侈于乡曲，贵贱无等，僭礼败度。此元之失政也。中书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条，颁布中外，俾各有所守。”于是省部会议，制定职官自一品至九品房舍、车舆、器用、衣服之等差。规定庶民房舍不得过三间，不得用斗栱彩色，男女衣服不得用金绣锦纻丝绫罗，首饰不得用金玉珠翠。连服饰的颜色都有严格的等级规定。洪武五年，进一步规定，庶民妇女袍衫不许用大红、雅青、黄色，带则只能以蓝绢布为之。洪武六年重申服色器用等第，而更加严格，连帽子的形制、酒器、伞、床榻、帐幕、舟楫都有等级规定，违者给予治罪。洪武二十八年胡惟庸案之后，由于胡惟庸的罪名之一是僭越，于是又命翰林学士刘三吾重加考定官民服舍器用等第，编成《礼制集要》，颁布中外，申明禁制，使各有遵守，敢有违者，必置之法。对于社会生活行为之此种规定，不仅以礼之名义强化行为的等级差别，而且以礼之名义强化尊卑贵贱之等级观念，使此一种极端之尊卑贵贱观念，成为强化王权之思想基础。
其实他尊儒，心态是复杂的。一方面他时时警惕自己，不要安于逸乐，要对民施仁政;另一方面则是尊儒要有利于他强化王权，而且这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凡是有碍于此一点的，无论是何种之思想，都必在他清除之列，儒家思想也不例外。最能说明此一点的是他让侍臣刘三吾等人删节《孟子》事件。洪武五年，有命罢祀孟子，因廷臣之谏诤而复祀，虽复祀，而对于孟子之反感并未消失。洪武二十七年，又命刘三吾等人删节《孟子》中于他有干碍之部分言论，成《孟子节文》一书。
据刘三吾《孟子节文》题辞，编写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删除那些有碍君权的论说:
引文王灵台之事，善矣;《汤誓》时日害丧之喻，岂不太甚哉!雪宫之乐，谓贤者有此乐，宜矣;谓人不得即有非议其上之心，又岂不太甚哉!其他或将朝而闻命中止，或相待如草芥，而见报施以仇雠;或以谏大过不听而易位;或以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其君;或所就三，所去三，而不轻去就于时君。固其崇高节抗浮云之素志。抑斯类也，在当时列国诸侯可也。若夫天下一君，四海一国，人人同一尊君亲上之心，学者或不得其扶持名教之本意，于所不当言不当施者，概以言焉，概以施焉，则学非所学，用非所用矣。
根据此一编写原则，《节文》删去了《孟子》一书中的八十五章，并明言此删去之八十五章，“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容肇祖先生归纳所删为十一个不许说。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思想专制，是维持王权的绝对化。凡有触犯王权的绝对权威者，均在删去之列。略举其删去之数章，即可明此一点:
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池台鸟兽，岂能独乐哉?(《梁惠王》上)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闻诛一夫纣也，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
公孙丑曰:“……贤者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固可放与?”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尽心》上)
此数章，都是说君如不仁，则可诛可放的，这正是朱元璋之大忌。此下数章，则言君臣关系:
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公孙丑》上)
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蔽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
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离娄》上)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离娄》下)
在孟子的思想里，君臣之关系，是互为前提的。君如果不尽君道，则臣也可不尽臣道。君有道则仕，君无道则可以不忠。正是此一点，对朱元璋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删此数则与君臣关系有关之论说，似还有一更为深层之原因。何以洪武五年拟罢孟子配享，而至洪武二十七年才令刘三吾等删《孟子》?盖君臣关系实为朱明王朝建立以来长期困扰朱元璋之一大问题，至此必须从思想上给予一个严格规定。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谋反案发。洪武十七年曹国公李文忠卒。王世贞据野史称李文忠多招纳士人门下，上大怒，尽杀其门客。钱谦益以为文忠之卒，淮安侯侍疾进药，“胡惟庸之毒诚意也，奉上命挟医而往;淮安之侍药，岂亦传上命耶?”他为此发为感慨:“若乃中山马肝之谤，开平杜邮之疑。汲冢之科斗，与孔壁而并传;隐桓之异辞，征宝书而莫辨。悠悠百世，可为陨涕者也。”刘基是否为朱元璋假胡惟庸之手所毒杀，当然尚可讨论。而文忠与元璋，亲为甥舅，而又为大明之立国立下那样大的功劳，尚生疑似之二心。洪武二十三年，有国老太师李善长逆党案。洪武二十六年，有凉国公蓝玉谋反案。此数案诛杀者至四万余人。不断出现的臣下之不忠，对朱元璋当是极大之刺激。史家对朱元璋之诛杀功臣，甚有微辞。诛杀功臣，或有其家天下传至永久之一考虑。然防止臣下之反叛，当亦一极为重要之原因。从此一层面，理解何以洪武五年谋罢祀孟子，而至二十七年才下决心删《孟子》，君臣关系之考虑似为一重要之原因。从此一点理解，则删《孟子》之一重要目的，在于清除一切臣可以视君如寇仇之思想依据，而建立君权绝对之观念。删除之此下数则，属于行仁政与爱民的: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离娄》上)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
朱元璋从一个贫苦农民，登上帝位，他一方面深知民间疾苦;一方面他也深知载舟覆舟的道理。删去此一部分言论之目的，显然是要淡化民贵君轻之观念。从他的种种严格管制措施中可以看到他对于覆舟的高度警惕。他规定“今后天下内外城市乡村，凡我良民，无得交结官吏”;“僧尼、道士、女冠，敢有不务祖风，混同世俗，交结官吏，为人受寄生放，有乖释道训愚之理，若非本面家风，犯者弃市。”(《大诰》)对佛道二教进行严格管理，严禁秘密宗教。洪武十五年，他让礼部颁发学校禁例十二条，其中一条是“军国政事，生员无出位妄言。”为了加强管制，洪武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年先后颁布《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昭示全民，“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观为戒。”在颁发《大诰续编》时又明示:“今朕复出是诰，大播寰中，敢有不遵者，以罪罪之。”“朕出斯令，一曰《大诰》，一曰《续编》。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发布天下，务必户户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我治化之民，迁居化外，永不令归。”在《大诰三编》中再次重申:“此诰前后三编，凡朕臣民，务要家藏人诵，以为戒鉴。”四编《大诰》，要做到户一本，刊刻规模之巨大，在中国印刷史上，虽非绝后，实为空前。第一次刊刻之后，有御史奏:有些地方的刊印本“字多讹舛，文不可读”。朱元璋认为是字太小，故容易差讹，遂命中书用大字重刻颁行。户户藏，人人读，学校作为课本，农人挂于牛角，劳作之间隙亦读。要使全国人民，人人以《大诰》为行为规范。洪武二十四年，十一月，又诏礼部谕天下学校生员兼读《诰》《律》。“命赏民间子弟能诵《大诰》者。先是，上令天下府州县民每里置塾，塾置师，聚生徒讲授御制《大诰》，欲其自幼知所循守。阅三岁，为师者率其徒至礼部背诵，视其所诵多寡，次第赏之。”这一年，赏民间诵《大诰》子弟十九万三千四百余人。将皇帝一人的见解等同于法律，人人诵读，人人遵守，其普及之规模，自非绝后，亦实属空前。仅此一点，亦可看出朱元璋对思想行为的严格统制。
- 洪武元年五月，他与侍臣论创业之艰难，谓:“朕赖诸将帅之力扫荡祸乱，以成大业。今四海渐平，朕岂不欲休息以自娱，然所畏者天，所惧者民。苟所为一有不当，上违天意，下失民心，驯致其极而天怒人怨，未有不危亡者矣。朕每念及此，心中惕然。”(《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二，页572)
- 朱元璋《三教论》，《全明文》卷十，页145。
- 朱元璋《<道德经>序》，《全明文》卷十三，页188-189。
- 《明太祖宝训》卷二，页89。
- 他写有《鬼神有无论》，论鬼神之实有，见《全明文》卷十，页150
- 朱元璋《释道论》，《全明文》卷十，页144。
- 谈迁《国榷》卷一，页282。
- 《明太祖宝训》卷一，页2-3。
- 《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七，页1410。
-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一，页2489。
-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零三，页3035。此条《明太祖宝训》卷一，记于洪武二十二年三月。
-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九，页1165-1166。又如，洪武九年五月，他对侍臣说:“澹泊可以养心，俭素可以养德;纵欲败度，奢侈移性。故奇伎哇淫，游幸畋猎，皆役心损德之具。是以高台深池，庸主攸亡;卑宫陋室，圣主所兴。”见《明太祖实录》卷一百零六，页1767。
-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二，页2635。
- 朱元璋《拟问心》，《全明文》卷十四，页242。
-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五，页1076。
- 《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三，页1337。
- 《明太祖实录》卷八十一，页1462-1464。
-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三，页3529-3530。
- 关于此事，记载不一。《明史》卷二十六《礼志》四“至圣先师孔子庙记”条称“(洪武)五年罢孟子配享。逾年帝曰:‘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这是说，罢祀在洪武五年，复祀在洪武六年。容肇祖先生《明太祖的<孟子节文>》一文，据明人李之藻的《頖宫礼乐疏》，认为罢孟子配享应在洪武三年。《頖宫礼乐疏》卷二:“太祖高皇帝洪武三年黜孟子祀。逾年，又奉圣旨:‘我听得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先圣之道，今后依还祭祀。’”这是说，洪武三年罢祀，四年复祀。李之藻万历二十六年进士，《頖宫礼乐疏》或作于万历年间，未知其此一记载之史料来源。谈迁《国榷》卷五洪武五年十二月条，据《南京太常寺志》、翰林院故牍，称:“命仍祀孟子。是年，国子监请释奠，命罢祀孟子。至是上曰:‘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先圣之道，其复之。’”这是说，罢祀在洪武五年，复祀也在五年。此罢祀说与《明史·礼志》说同。谈迁《国榷》初稿于泰昌朝，而完成于天启六年。如果此说出自他所看到的“翰林院故牍”，那么可信度当更大。朱元璋要罢祀孟子，究竟在洪武三年还是五年，尚难论定。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三十五据黄润玉《宁波府简要志》，称罢祀在洪武二年。查黄《志》卷四，并无二年罢祀之说，《志》卷四《钱唐传》称:“时修《孟子节文》并议其配享，(钱唐)尤切论之。”容肇祖先生以为定在三年较合理，然亦未有史料之确证。本文采五年说。罢祀说之起因，据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三十五引《典故辑逸》称:“上读《孟子》，怪其对君不逊，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时将丁祭，遂命罢配享。明日，司天奏文星暗，上曰:‘殆孟子故也。’命复之。”据《明太祖实录》，文星见在洪武三年，是则罢祀当在洪武三年。然《典故辑逸》之记载存在是否有据之问题。该书不著撰人，有嘉靖三十二年序，当为嘉靖间之作。四库馆臣称其言多不经，或为传闻之辞。提及修《孟子节文》除《宁波府简要志》钱唐传之外，最早的似是杨士奇《东里集续集》卷十七《孟子节文》条，但他没有提及朱元璋的话。接着是正德年间的祝允明。清人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三十五称:“祝允明曰:‘圣祖以孟子当战国之世，辞气或抑扬太过。今天下一统，学者不得其本意而概以见之言行，则学非所学，用非所用。命刘三吾删其过者为《孟子节文》，不以命题取士。”所引祝允明此段话，其实是刘三吾《孟子节文序》中文字。今存祝允明《祝子罪知录》卷一记此事，仅谓:“孟轲纵横者流，不可谓贤人。太祖高皇帝亦尝病之，命儒臣节其书以教人，序言所去者，士不业习，试不命题。”他在《怀星堂集》卷十一《贡举私议》中亦提及此事，谓:“孟子之言，羽翼孔氏，然终是子部儒家之一编耳。古人多有删驳，国初亦尝欲废罢。”均未提及朱元璋在废祀孟子与修《节文》时所说的话。提及朱元璋在废祀孟子时所说的话的，是《明史》卷一百三十九《钱唐传》:“帝尝览《孟子》，至‘土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雍正《浙江通志》卷一百七十五钱唐传、姚之骃《元明事类钞》卷十五所引同此。罢祀之后又复祀，到洪武二十七年修《节文》前后相隔二十余年，可以说明朱元璋对于孟子反感之深。而此种之反感，要在孟子的许多思想，对于他的强化王权大有妨碍。因读“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而罢祀孟子，是可信的。
- 刘三吾《<孟子节文>题辞》，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据明初刻本缩印，经部第一册，页955-956，书目文献出版社。
- 刘三吾在《序》中称删去85章，今人秦燕《<孟子节文>与朱元璋的专制思想》(《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6期)一文，称删去者实88章。杨海文《<孟子节文>的文化省思》(《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2期)称删去者实89章。关桐《从明初的<孟子节文>看孟子思想》(收入氏著《古代社会文化探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称，删去者共107章。我据朱熹《孟子集注》与《孟子节文》逐一认真对照，删去者实91章。所删章数之不同统计，可能缘于所据不同注本所致。
- 钱谦益《太祖实录辨证》五，《钱牧斋全集》第三册《初学集》卷一百零五，页2145-2146。
-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七，页2301-2302。
- 依次《全明文》卷二十九，页621;卷三十，页622;卷三十，页676;卷三十一，页728。
-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一十四，页3158、3159。
- 《国榷》卷九，页7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