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闭抑和分裂的古典
由于晚清诗歌身处两大强势话语之间，屡屡被轻视乃至“刊落”，准确地对它予以历史定位因而显得颇为棘手。较之古典诗歌深厚的艺术资本，晚清诗歌似乎过于贫瘠，不但趋新者的诗歌被认为取径不高，[1]甚至复古的一派，在长长的名单上也只得屈居一隅或者被隐没。[2]在强调新诗源头纯粹性的人看来，作为一项不成功的诗歌改良，源于它与古典的暧昧纠葛而显得不够进步，黄遵宪们可以一笔带过乃至只字不提，更遑论逆“新”而动的复古派诗歌。
然而，晚清诗歌和古典之间的关系值得细加打量。这是因为，无论试图革新诗歌的黄遵宪、梁启超等人，还是企图以复古的方式为诗歌写作寻找资源与活力的王闿运、陈三立等人，古典作为美学和文化的沉积，是他们从事写作的最主要“基座”。从革新诗歌的层面看，古典是一种深度“装置”，诗歌革新被深刻阻遏在古典之内，从复古者寻求写作可能性的层面看，被宗奉的古典在内外交困中走向了闭抑与分裂。
第一节 古典和革新之间的恩怨
对于黄遵宪、梁启超等人的诗歌革新，不同的文学史编制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胡适站在新文学的立场，谨慎地分配“文学革命”的功绩，仅仅有限地肯定黄遵宪的《拜曾祖母李太夫人》一类的诗，然后豪迈地转到自己引领的“文学革命”。[3]作为“新诗的老祖宗”（唐德刚语），胡适为了张扬新诗，在评判晚清时有抑扬上的侧重在所难免，甚至不无权力等级制约下的偏见。郑子瑜不满于胡适们头顶文学革命功臣的桂冠，认为在文学史上，黄遵宪应该和胡适、陈独秀辈一同分享文学革命的倡导之功，[4]这种观点体现了回到黄遵宪身上追认新诗起点的强烈诉求。但是，无论胡适以新文学的立场巩固自身的开新之功，还是郑子瑜企图重新推定新诗的发端，要恰当定位黄遵宪诸人，得先测度出他们的诗歌革新之深度。质言之，只有厘定出它与古典诗歌的距离，才能把握它和新诗的亲疏关系。
一 革新意识的“成色”
或许因为“诗界革命”的影响过于深远，讨论晚清的诗歌革新时，黄遵宪、丘逢甲、蒋智由等人往往被归入到了“诗界革命”的旗号下。[5]又由于“诗界革命”辟出了发表作品的场地，则必须考虑到具有体制性特点的“场域”对他们的“吸附力”。[6]固然黄遵宪们或多或少都在这些发表平台上露过面，但他们和“诗界革命”的亲疏关系还有待厘清。一部分诗人如蒋智由完全沉浸其中，另一些诗人如丘逢甲只和“诗界革命”有过偶然的交会，而直到去世，黄遵宪对“诗界革命”也未置一词，似乎始终游离其外。[7]这意味着，除了“诗界革命”场域中的诗歌活动需要疏解，在它之外展开的诗的写作和观念同样值得注意。
毕竟，“诗界革命”难以轻易绕过。一方面，它给晚清诗歌开启了激越的意识形态想象景观；另一方面更重要的，“诗界革命”的氛围体现了它的操控力量，使该场域的诗歌活动显得相当吊诡，这就是，某种政治诉求抽空了诗歌的革新意识，古典没有成为有待调整或者更新的对象，美学的命题和实践被悬搁了。古典要么没有作为“问题”被意识到，要么作为有效的乃至根本的部件被醒目强调。这说明革新意识的匮乏，它普遍存在于“诗界革命”之中。
作为“诗界革命”的揭橥者[8]和最主要的理论家，梁启超对“诗界革命”的影响甚巨。某种程度上，所有追随者对“诗界革命”的想象与追随均和梁启超有关。梁在《汗漫录》中构想的“诗界革命”，鲜明地体现了他的诗歌观念。这篇文章写道：
余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被千年来鹦鹉名士（余尝戏名词章家为鹦鹉名士，自觉过于尖刻）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尤欧洲之地力已尽，生产过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不然，如移木星金星之动物以实美洲，瑰玮则瑰玮矣，其如不类何。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之诗王矣。……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其集中有今别离四首、又吴太夫人寿诗等，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然新语句尚少，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虽然，诗运无绝之时也。今日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仑布、马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上所举者，皆其革命军月晕础润之征也，夫诗又其小焉。[9]
以哥仑（伦）布、马赛郎期许有志于“革新”诗界的诗人，似乎有种开疆拓域以至另起炉灶的雄心。不过，激进否定旧诗界的同时，又不无保守地强调“新意境”“新语句”“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在梁启超看来，只有在“古人之风格”或古典之中，新意境、新语句才能带来旧诗界的更新。不妨说，革命家的梁启超对诗歌比较隔膜，所谓“今日革命之机渐熟”才是他提出“诗界革命”的最重要动因。[10]但是，用古典承载政治诉求耐人寻味：在高涨的“革命”心境下，古典不是有待改进甚或质疑的对象，相反，它作为必须坚守的部件组合在梁启超的“革命”规划中。
事实上，梁启超激赏的具有革新之品格的诗人驳杂多样，他的《广诗中八贤歌》中，被讴歌的“八贤”成分比较复杂，有“驱役教典庖丁刀，何况欧学皮与毛”的蒋智由，“枚叔理文涵九流，五言直逼汉魏遒”的章太炎，“义宁公子壮且醇，每翻陈语逾清新”的陈三立。梁启超或阐扬诗人能彰显欧洲新精神新思想，或褒奖他们的诗格近于汉魏、诗风雄浑醇厚。[11]
不惟梁启超未着意古典的变动甚至革新，许多参与“诗界革命”的诗人都将之撂在一边，径直奔向政治诉求。实质上，“诗界革命”的提出，最激动人心的是可以期许某种“诗歌之力”，而不是展开新的美学建构。有人就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写了感怀诗，在诗歌革命和政治革命之间划出“等值”关系：“吾徒思想好，发达在精神。革命先诗界，维新后国民”。[12]很明显，作者只重视作为目标的政治革命，却忽略了诗歌的语言策略问题。也有人模仿梁启超的《壮别》，[13]鼓呼用诗歌从事政治活动，所谓“诗从革新命，书号自由篇”[14]。由此可见，尽管“革命”的口号可能一呼百应，但这些追随者在奔赴“革命”时，均没有把调整或变更古典当作要津。最突出的代表是蒋智由，他可能是“诗界革命”中出镜率最高的诗人，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了62首诗。其诗作几乎充斥着激烈的政治诉求，例如脍炙人口的《卢骚》，全诗涨满了“革命”“平等”“自由”的政治符码。纵观他的全部诗歌活动，根本看不到古典引致的焦虑或思考，古典似乎成了一种不置可否的“无意识”被悬搁起来。
蒋智由没能展现诗歌革新的意识，源于他的政治热情压倒了对诗歌承载方式的关注。实际上，蒋智由对诗歌技艺比较隔膜，对于艺术地转换思想内容不够会心，因而诗作比较粗疏。[15]但是，像更谙熟诗艺的丘逢甲，他甚至被比喻为“诗坛都头领”，[16]当他进入“诗界革命”的场域时，革新意识又怎样呢？这位保台勇士的《岭云海日楼诗钞》收入自1895年起的诗作，[17]他和“诗界革命”的关系比较松散，尽管很早在《清议报》发表诗作，但迟至1902年才在《论诗次铁卢韵》[18]中对“诗界革命”作明确的呼应，此后就看不到丝毫参与的迹象，甚至自始至终也见不到他在《新民丛报》露面。[19]在《论诗次铁卢韵》中，他豪迈地喊出“迩来诗界唱革命，谁果独尊吾未逢”，不过，丘逢甲之所以呼应“诗界革命”，是因为期待“革命”的巨大政治能量。该诗一开篇即亮明自己的诗歌旨趣——判定各类写作在美学上的孰优孰劣并非其用意，所谓“元音从古本天生，何事时流务竞争？”相反，诗艺上划分疆域、分明壁垒的争执被认为忽略了比诗艺更重要的问题：“彼此纷纷说界疆，谁知世有大文章？”所谓“大文章”即某种政治理想。丘逢甲是比较关注诗歌形构的诗人，在“革命”想象的驱动下，源于诗歌之力的诱引而无暇顾及诗艺的重要性，可见“诗界革命”对革新意识的抽空之普遍。
通过梳理“诗界革命”，不难看出，政治诉求与美学意识之间并无必然的关联。无论把古典的“问题”悬搁起来（蒋智由、丘逢甲等），还是更直接地宣扬据守古典（梁启超），他们的观念均没有展现新的美学诉求。由是观之，以政治的激进看待美学的“先进”颇成问题。不过，梁启超们把承担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注入诗歌，的确带来了诗歌功能的变化。诚如有学者敏锐指出的：“这是一种诗歌趣味与理想的现代性位移，一种诗歌语言功能的时代性变化，由思维与想象的语言转向行动的语言，由审美的媒介变成了社会解放的工具。”[20]
在“诗界革命”场域之外的一些人如黄遵宪，较之被“革命”想象挟制的蒋智由们，他的革新观念又是另一种面貌。现今人们往往把“革新”古典的光环聚焦在黄遵宪头上，需要辨析的是，革新以何种面目出现在黄遵宪30余年的写作历程中呢？从时间上看，他是一位天才式的早慧的自觉者吗？从深度上看，是出自对古典的激烈反抗抑或相对温和的调适？
黄遵宪作于1869年的《杂感》如下：
……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黄土同抟人，今古何愚贤？即今忽已古，断自何代前？明窗敞流离，高炉爇香烟。左陈端溪砚，右列薛涛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21]
它曾被广为征引，甚至被当作他立意改革古典诗歌的宣言，[22]此中的确显露了对惟正典是从的鄙夷和不满，但并不意味着黄遵宪对古典的激烈反抗乃至决裂。钱仲联认为：“此公度二十余岁时所作，非定论也。今人每喜揭此数语，以厚诬公度。公度诗正以使事用典擅长。”[23]钱氏指出黄遵宪相当传统的一面。事实上，反对一味崇古、将俗语入诗，只是重复了许多先贤已有的认识或实践。比如明代袁宏道强调“当代”的高贵：“诗之奇之妙之工之无所不及，一代盛一代，故古有不尽之情，今无不写之景。然则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24]而比黄遵宪早一个世代的金和，同样发出了破古人窠臼的呼声：“乃有真丈夫，于此独攘臂。万卷读破后，一一勘同异。更从古人前，混沌辟新意。”[25]认为流俗语可以植入诗中也不乏前人，宋人张戒强调一切语皆诗语：“王介甫只知巧语之为诗，而不知拙语亦诗也。山谷只知奇语之为诗，而不知常语亦诗也”，他甚至从杜甫的诗中看到“遇巧则巧，遇拙则拙，遇奇则奇，遇俗则俗，或放或收，或新或旧，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诗者”的特点。[26]同为宋人的罗大经更是在杜甫的诗中发现了高妙的“常俗语”，并推崇有加：“余观杜少陵诗，亦有全篇用常俗语者，然不害其为高妙。”[27]把黄遵宪和前人并置在一起观察，可见黄的“狂论”并不显得多么先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