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在灾难中长出来的志愿者团队
“5·12”汶川大地震的志愿者身影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让地处龙门山断裂带的大地瞬间地动山摇，使之遭受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5·12”汶川大地震——2008年5月12日（星期一）14时28分04秒，地震烈度达到11度。地震波及大半个中国及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北至辽宁，东至上海，南至泰国、越南，西至巴基斯坦均有震感。
“5·12”汶川大地震严重破坏地区超过10万平方千米，其中，极重灾区共10个县（市），较重灾区共41个县（市），一般灾区共186个县（市）。截至2008年9月18日12时，“5·12”汶川大地震共造成69227人死亡，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也是唐山大地震后伤亡最严重的一次地震。
中华民族在最大的灾难面前总能自我觉醒，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有无数人牵挂着灾区。在国家的号召下，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自我行动开始了，他们（她们）就是由人们自发组织的民间力量——志愿者。
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来到四川参与救灾及灾后重建的志愿者有300多万，2008年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志愿者元年”。这一年书写了中国志愿者永恒的历史，更是谱写了无数壮阔的篇章，不仅为中国志愿者服务与研究奠定了基础，更为推动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北川‘中国心’志愿者”便是这样的团队，从2008年5月进入北川至今，在北川的十年间写下了一篇又一篇值得解读的篇章。从2008年5月26日第一批17名志愿者进入北川开始，一直到2017年冬天，来自全国的2000名志愿者参与北川志愿服务，为1000多名困境学生开展了陪伴活动，捐赠物资数万。“中国心”志愿者团队从1名全职人员发展到27名全职人员，他们（她们）从外省、外市把家搬到绵阳、迁到北川，他们（她们）成为了北川人，他们传递志愿者精神，传播社会工作服务理念，践行社会工作价值。他们（她们）用马丁·路德·金的名言激励自己：“在绝望的大山上，砍下一块希望的石头！”
如今，他们不仅砍下“石头”，还播种了希望！来，让我们一起聆听志愿者、公益人、家长、学生、老师、学者等上百位人的口述，一起见证这个志愿者团队的十年风雨路。
网络生出来的志愿者团队
QQ群，在2008年是比较常用的网络工具之一，当“5·12”发生的那一刻，QQ群成为志愿者最为便捷的联络工具。有三位年轻人用QQ群干了一件事情，他们在中国青年志愿者QQ群里发出倡议，招募志愿者到灾区服务。在这之前，他们素不相识，“5·12”让他们凝聚在一起，或许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样的善举，会让这个团队在北川延续10年。
他们是来自重庆的王欣、西安的陈军和四川的曹鹍。
曹鹍：1988年出生，四川宜宾人，现从事通信技术行业。
当时情况比较特殊，“5·12”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我正在西藏，只能通过媒体对灾情有一些初步的了解，对地震的严重程度并没有一个直观的概念。“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四川人，想要为自己的家乡尽一份力，能帮一点是一点。”抱着这种的想法，我在网上联系了王欣，就这样开始了招募志愿者、筹备后勤物资的一系列志愿行动，QQ群也就这样应运而生。
以前我没有做过志愿者，当时从新闻上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物资、捐款汇集四川，爱心的传递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被这种力量所感染，我想要去帮助更多需要被帮助的人，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我决定回四川做一名救灾志愿者。（曹鹍）
陈军：今年35岁，陕西西安人，现从事文化旅游行业。
当时有两点原因让我决定去四川做一名志愿者，一是因为汶川地震是一次大灾难，想着自己也许能够帮助灾区人民做一点什么；二是因为当时我还年轻，没见过、没经历过的事情太多，想去看一看。当时网络也很发达了，于是我通过论坛、贴吧等方式，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QQ群也就这样成立了。
这场灾难引发了更多人对灾区的关注，还有一位远在西藏拉萨和我一样关注自己家乡的绵阳人，他就是——高思发。
从西藏返乡的药材商人——高队
从西藏返乡的药材商人——高队
高队原名高思发，因为带队在北川，被誉为“高队”。提起地震时的经历，高队说他对当时的每一幕场景都印象深刻。
那时我在西藏参加一个招标会，会议期间，有个四川老乡打电话回家，他的家人说：“房子裂开了，瓦片掉下来了。”我们在旁边笑他：“你们家的房子质量也太差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那就是让整个中国都沸腾了的“5·12”汶川大地震。（高队）
一下午的时间里，高队和他身边的朋友们都还没有意识到这次地震的残酷。直到晚上7点多从招标会的西藏山南回到拉萨时，他们一路上看到有很多人排着长队打电话，还有人对着手机大哭。那时他们才明白，家乡真的遭遇了一场大劫难。
高队是绵阳人，距离电视中多次提到的重灾区北川只有60多公里。每天看到电视中播报的关于灾区的消息，他心里非常焦急，却又什么都做不了。他只能每天和同伴们一直守在电视机前关注四川、关注北川，边看边流泪。
悲痛之余，高队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究竟能为家乡做些什么。5月15日，当他看到《拉萨晚报》在录制“为四川加油”的公益歌曲时，他去参加了为期三天的志愿服务。这次的经历尽管短暂，却点燃了他内心深处潜藏许久的一个想法：回去做志愿者，实实在在为家乡人民做一点小事情。在与家人简单商量并且得到他们的支持之后，高队立马购买了5月21日的火车票。（团队是在5月25日开始进入九州体育馆，5月26日到安州驾校）
就在他即将离开拉萨之前，在他的脑海中突然又冒出第二个想法：找一些“同路人”。他找到记者朋友帮忙，说：“如果还有人愿意跟我一起回绵阳去做一些志愿者工作的话，那你就告诉我。”他没想到，他的倡议很快就得到了回应，这个人叫曹鹍。曹鹍通过记者联系上高队，历史性的见面，改变了高队的一生，或许真没有人可以想得到，这就跟电视剧一样。
一个叫曹鹍的人，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那边有一个志愿者团队，通过QQ群组建而成，都想去当志愿者，找不到地方去哪里，我听完很激动地告诉他们，我订了21号回绵阳的火车票，可以帮忙找志愿者服务的地方，我们见面只用了五分钟就谈完这些事，而后立马去火车站购买了一起返回的火车票。（高队）
诞生在火车上的“QQ群先遣队”
2008年5月21日，一趟由拉萨开往重庆的列车徐徐驶出青藏高原（从重庆再转回绵阳）。这辆几乎载满了四川人的列车成为一趟名副其实的返乡车。在车上可以见到很多来自擂鼓、绵竹等地震重灾区的四川汉子，一讲起家中的事，他们的眼睛就开始泛红。
在火车上看到的一切深深地触动了高队和他的同行者。大家都恨不得立马就到灾区，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灾区的人们提供帮助。尽管突然发生的天灾让各位志愿者情绪波动很大，但在当时，大家都敏锐地认识到要保持基本的理性和规则意识，而这也为“中国心”团队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于是在这之后高队与曹鹍一起在电话中与另外两位发起人进行了协商，确定了团队的名字和一些基本的规则。名字即为“四川抗震救灾志愿者QQ群先遣队”（简称“QQ群先遣队”），后来高队每一次提到这个名字还说比较土，不知道读者看见这个名字是不是也觉得土。
接近十年了，在火车上发生的事情，我也记不太清了。当时对于队伍名字，我们两个想了很多，后来老高说，既然我们这个志愿者队伍是从QQ上发起的，那我们这个队伍的名字就叫做“QQ群志愿者先遣队”吧。对于最初的管理制度，因为当时我也才20岁左右，不管是资历还是见识都还浅薄，基本上是老高在拟，拟好了后大家根据自己的经验一起商量了一些细节问题，最开始的管理制度就是这样出来的。（曹鹍）
这支“志愿者QQ先遣队”开始认真而严肃地讨论，制定了八条相关的管理制度，直到形成了最重要的三条规则：
第一，志愿者必须服从团队的管理规定。
当时团队确立了三个领队，分别是重庆的王欣、西安的陈军、四川的曹鹍，我成为联络人，就是帮忙联系地方政府。我们整个团队共有17人，那时没有想过还有第二批，因为都是想的做一周，10天，只有我自己准备做两周，做完大家就撤，而这17人主要以退伍军人和医生为主。
大家在一些问题的讨论上难免会产生意见分歧，基于充分尊重每个人的自由表达权，所有志愿者都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然而，对于领队们来说，统一大家的意见并形成最终的决策，就需要较强的个人能力和个人魅力了。（高队）
第二，志愿者必须保持身体健康。
所谓助人的前提是自身要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否则，不但不能出力做志愿服务，还可能成为需要别人来服务的对象。（高队）
第三，服务期间所有费用自付。
志愿者AA制提供服务的传统从2008年一直沿用至今。你过来的车费，你吃饭及住宿等各种花销都自己承担。你的服务过程要你自己去买单；你付出了，才会珍惜这次提供服务的机会。（高队）
这些理性的制度规定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提供更加合适的志愿服务，因为“情怀”不可以帮我们“做好”事情，但“规则”可以。
除了三条基本原则以外，当时志愿者的选拔还有一整套严格的筛选过程，“QQ群先遣队”的几位负责人一致认为，在所有的筛选标准中，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这个人是否认同整个团队的理念、愿景和想法。只有在这一问题上的回答是肯定的，他才能获得以AA制的方式参与志愿服务的资格。
现在回想起来，高队仍然非常推崇当时的志愿者所秉持的“志愿者精神”。那是一种互助不求回报的精神，志愿者凭着自己的双手和知识，无偿帮助那些处于困难和危机中的人们，简单而纯粹。
这些年我看到了很多其他地方，志愿服务的过程中有基金会买单，有大本营，甚至每天还有补贴费……这种服务跟我们在2008年的那种服务，以及“中国心”坚持每年成长营志愿者自费服务的差距很大，初心不一样。但这里需要界定的是到底是志愿者服务还是专业服务，因为专业服务是全职工作者，涉及诸多成本，是需要有人为之买单。（高队）
QQ先遣队队员到北川
出藏的两名志愿者高队与曹鹍，和西安的其中一位领队陈军协商，先在陕西下了火车，与西安的部分志愿者汇合。在这里他们见到了另外一位发起人，从事旅游业的陈军，同时也见到了陆卫萍。大家一起商量后决定，高思发作为联络员先行入川，确定好整个团队的大本营地点，并负责协调在当地的各种关系。而后，志愿者团队的其他人员再来到震区汇合。
高队5月23日飞回成都，再回到绵阳家里，先看望了家人，在确认了家里人都很安全以后，立刻开始着手大本营的选址。在此期间，他除了考虑扎营地点的安全性以外，还重点关注在扎营地有多少潜在的服务对象。
高队在选点时，在指挥部认识了北川红十字的蔡凯，照他提供的一些信息，高队在朋友老四杜应双的帮助下去了陈家坝。经历了5.1级的余震，这里还有动物的尸臭味，陈家坝的上游更是有唐家山堰塞湖。综合衡量后，觉得此点有危险，遂作罢。
而后高队认识了原在北川羌族自治县纪委工作的王哥，王哥建议高队以北川安州驾校作为大本营地点，主要原因便是那里比较安全。
（“QQ先遣队”第一批队员17人，此次合影有2人不在场：1位去办事情，另1位高队在指挥部）
在经过综合考量之后，5月25日，“QQ先遣队”的首批17名队员全部抵达绵阳抗震救灾指挥部对面的樊华大厦，进行了路线讨论。第二天通过指挥部的联系，派车送团队成员进驻安州驾校，搭建营地帐篷，团队的帐篷就在北川法院的帐篷旁边。对于这一段经历，让我们一起聆听来到北川的志愿者们怎么说。
因为地震，宝成铁路不通行了，本来是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坐了29个小时，我带着一些救灾物资上了火车，到了成都，很感谢成都几位志愿者帮助，把物资送到了绵阳，然后我们一行人从绵阳到了北川。
当时是不敢相信自己眼前所见到的一切，感觉这样的场景只在电影里面见过，整个人都是懵的。随之而来的是内心的沉痛，因为不知道还有多少生命被掩埋在里面，这也是到现在为止我内心深处的一道仍旧不太愿意去倾诉的阴影。（陈军）
我是当时的第一批志愿者，那时候还不叫“中国心”，叫“QQ群志愿者先遣队”，“中国心”是后来我们才命名的。我是通过网上搜索有没有志愿者组团去灾区做志愿者，一搜就搜到了“中国心”，然后就加入了。
在这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感受过如此高强度、高烈度的地震，所以在地震发生后，从各个媒体和网上看到灾区情况确实非常严重。当时我就有一个愿望，作为一名医者，我想看看自己能否为灾区贡献一份绵薄之力。对于那些在地震中被掩埋的重伤的灾民，我肯定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对于那些被安置的灾民或者受伤不重的灾民，他们肯定是缺医少药的，如果是这样，那我就肯定能够出一份力了。（陈出新，42岁，重庆人，医生）
在当时，安州驾校里已经安置了北川漩坪乡的1500多名受灾群众。由地震造成的唐家山堰塞湖，将漩坪乡的整个场镇都淹没了。尽管漩坪乡在地震中的伤亡人数并不算多，但是他们却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只能居住在安置点中。漩坪乡也因此形成了地质灾害后全世界最大的堰塞湖。而初入安置点的志愿者们，主要做的就是烧开水和发放物资。
所有的安置点都是刚刚建好，老百姓没有地方吃饭，烧开水是为了给他们泡方便面。烧水的过程中，我们也协助政府部门参与了救援物资的发放。
那么大的灾难，北川县政府工作人员伤亡惨重，幸存的公职人员的压力非常大，没有那么多精力关注受灾户的很多细节。我们志愿者可以在很多政府“看不到”的地方发挥作用。社会有需求，才有志愿者存在。但志愿者和政府的分工不一样，政府做的是一些大事，志愿者是协助者的角色。在这里服务我们认识了社区的侯书记、王主任，到现在我们依然是好朋友。（高队）
在与受灾群众与村干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在灾区投放的所有帐篷都是没有纱窗的。5月末6月初正是蚊虫肆虐的季节，如果在帐篷里点蚊香，气味浓重且无法扩散出去。尤其安置点的村民对于自己的家——漩坪乡街道被水淹，以及家人遇难等情况仍有较重的情绪，于是经过讨论之后，团队成员决定，以AA制的方式购买纱窗，帮助村民阻隔帐篷以外的蚊虫，这样可以让他们睡眠质量变得好一点，而这次买纱窗，也是在一个相当特殊的背景下进行的：
5月28日下午，我和另一位领队王欣去绵阳买纱窗。在绵阳城的上游，有一个堰塞湖准备泄洪了（“5·12”之后形成，世界地震灾后最大的堰塞湖）。这就意味着绵阳上百万的人需要撤离开。下午三四点钟，整个绵阳城的大街上，商家都开始关店门。我们根本找不到愿意拉我们的出租车。整个绵阳城人心惶惶，很容易让人感慨生命的脆弱，在灾难面前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弱小无力。
当晚我住在安县，也就是现在的安州区，我和妻子走路遇见一个骑三轮车的人，一路上骑得都很慌张，一边走一边说：“堰塞湖要泄洪，得赶快跑。”妻子忙着向单位打电话咨询，得到的回复是：没有事情，堰塞湖即使要泄洪也需要有方向。现在想想，灾后的谣言真是可怕。（高队）
安州驾校安置点情况比较好一些，环境很快得到了改善，28号开始建灶，29号可以烧开水泡面，这已经是当时算好的生活环境了。指挥部对志愿者特别好，当安州驾校对面的餐厅开始营业，中午和晚上会给志愿者各发了一张餐票，每餐10元，可以凭此就餐。为此，志愿者团队开会时争论很大，有些人认为既然都发了餐票为什么不可以吃；还有人说，我们是志愿者，应该和老百姓一样的生活。最后的决定，吃与不吃不强求，但就是不能穿志愿者衣服出去吃饭，避免老百姓看见了有不良的情绪。
高佳音：哈尔滨人，公务员。
说说让我最有感触的是两件事吧。第一，我们当时到那里的时候，安州驾校安置点还在陆陆续续安置受灾群众。当时是安县人民法院在那里负责指挥，没给我们安排工作，我们就自发地帮人们烧开水，当时出了点意外事故，不小心把手给烫伤了，当时感觉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后来在安置点医疗站检查的时候医生说烫伤挺严重的，因为当时条件有限没有烫伤药，几经辗转，最终第二天从汶川那里送来了烫伤药，当时真的很感动，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团结，非常非常团结，那种力量！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人能互帮互助，那种迅速有效的沟通，感觉特别特别好。
第二，当时的蚊虫特别多，而且蚊子还很毒，叮到就有很大的包，当时团队决定集资买纱窗防蚊虫。当时我见到了一个小孩儿，被蚊虫叮咬得很厉害，都发炎流脓了，家人束手无策，只能在帐篷里面苦恼，我见了很不是滋味，就把一些花露水、消炎药等拿去给孩子上药了。没过几天，遇到了孩子的母亲，她为了感谢我们，硬是塞给了我们一只土鸡，说啥都要给，因为在那个条件下，土鸡是一个对谁来说都是很奢侈的食物，当时特别感动，因为在大灾大难面前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心灵互动是真正的触及内心的。（高佳音）
严欣：四川达州人，自由职业。
因为我是第一次去，之前也没做过志愿者，所以看到自己能做的事情都会去做。我和另外一位志愿者更多的是做心理辅导，去开解受灾的人们。有一件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个阿姨，在得知她的孙子因为地震被埋获救后送往外地治疗，至此失去了联系，我询问了阿姨孙子的名字，通过我的朋友将小孩的信息发到网上，经对比，成功为阿姨找到了她的孙子，并取得了联系，这件事情让我很受鼓舞的。（严欣）
QQ先遣队的“生死状”
“QQ志愿者先遣队”的成员在安州驾校一共服务了一个星期左右，尽管做的都是一些简单的工作，却也使团队的志愿者第一次接触到了灾民，第一次实在地了解了灾区的状况。其实，那时反应的问题也很突出，碰到家有遇难亲属的灾民我们就很棘手，因为不懂得怎么去安慰他们，这时团队里的医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和驾校里面洛阳红十字的医生一样，每天都非常忙，因为来看病的老乡比较多，尤其是老人。
安州驾校作为“QQ志愿者先遣队”救灾的第一站，在“中国心”的发展历史中有着弥足珍贵的意义。
这段记忆中最为珍贵就是生死协议，因为谣言和余震，我们必须要签订“志愿书”，每一个人的生与死，仅仅几位团队领队是负不起这个责任的。
5月26日晚上是我们到的第一个晚上，这一晚我们开会讨论工作安排，还比较顺利。27号晚上开会讨论工作与分配就有些不太平，志愿者与领队发生争吵，有极少数志愿者想自己做事情，不服从安排。这让我对志愿者的管理有了些看法。28号在安装完纱窗后，晚上会议的最后一项内容是签订协议，协议是由我拟定的。（高队）
其内容就是：
我志愿参与志愿者服务，在服务期间出现任何安全事故均由自己承担，与团队无任何关系。
签订协议的晚上是22点过开始，妻子也来到我们的服务地点，安州驾校。
安静的夜，悄悄来临的余震，17位志愿者开始签字，签字并不是那么顺利，有一位女性志愿者在余震后停下手中的笔，眼角流泪，因为她不知道在未来的几天志愿者工作里是否有危险，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面对父母。（高队）
转战任家坪（北川中学驻地）
从安州驾校转战任家坪，从临时落脚点到新的大本营，这是“中国心”团队依据本心而做出的又一个重大选择。在安州驾校只是做一些“小事情”，距离地震灾区还很远，志愿者内心的需求还是没有得到满足，我们一起协商在5月30日、31日分两批去地震最严重的地方——北川中学所在地考察。
在安州驾校服务一周时间，我作为17人中年龄相对偏大的志愿者，发现两个问题，第一是志愿者对制度的遵守意识太差，第二是没有团队意识。因为是志愿服务，又是自费，管理是一个难题。在安州驾校志愿者吵架是常事，还差点打架，更有甚者有的志愿者还会喝酒。（高队）
地震之后，满目疮痍的四川迎来了太多的志愿者。当他们抱着这种“救灾民于困厄间的”愿望和想法来到北川，但真正进入安州驾校的灾民安置点之后，每天做的却只是“物资分发—烧开水—物资分发—烧开水”这样的事情。虽说这些事情也有其本身的意义，但和志愿者的心理预期还是相差很大。回想起当时的情况，高队认为，很多志愿者的心思都已经不在安置点了。
我们的大本营所在地漩坪乡，受灾的主要原因是被水淹了，灾情相对来说不严重。每天为灾民烧开水，是我们最开始提供的服务。很多志愿者的内心其实是抽离的，他们想去看一看其他的地方，找一些内心真正想做的事。（高队）
正是基于以上所说的原因，“QQ先遣队”的志愿者们兵分两路去了任家坪及北川中学看下是否有什么需要，老县城当时已经封闭不让进入。他们想亲眼看一看在地震中伤亡最惨重的地方是什么样子，他们想知道受灾群众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更想知道自己可以为这些灾民做些什么。
在北川中学里，旧楼房上还挂着孩子们的衣服，就好像里面还有人在午睡一样。那些被翻过来的垮塌的楼房，遍地散落着的撕裂的书本，一幕幕场景刺痛着志愿者的内心。在远处的楼房里有人来回走动，他们有的背着孩子们的书包，有的在焚烧孩子们的衣服，有的则只是站在那里低着头，半天都没有动静……很多家长都不愿意离开。而在整个任家坪，扑面而来的全是消毒水的味道，刺眼又刺鼻。
北川曲山镇任家坪村，是到曲山镇最大的村，有1000多人，是北川中学的驻地。外边传言里面已经没有人了，当我们来到任家坪，看到了一些遇难学生的家长在收拾孩子的遗物，更多的还有一些村民在附近，尤其是一些老人。
5月30、31号，我们分为两批人去任家坪考察，任家坪是曲山镇北川中学所在地，那是最艰苦的地方。因为那时候外面传言没有人了。第一批志愿者是30号去的，回来以后很激动，说太需要我们去，于是第二批志愿者31号去了，我也是第二批去的。一路上手机没有信号，我们看到擂鼓山里和任家坪垮塌非常严重。最后我们去了北川中学，那是我第一次到北川中学。一般人内心稍微不够强硬的都受不住当时那个场面，你还能看到散落在地上的衣服，扑鼻而来的味道，两栋老宿舍楼的衣服却是那么整齐划一，就如孩子们还在里面午休，而且孩子们的父母亲在那里拿东西，整理焚烧衣物。（高队）
在北川中学和任家坪的经历带给志愿者们的影响是颠覆性的。在这里，他们直面了地震带给人们最惨痛的伤害。伤心之余，大家也坐在一起召开了团队会议，决定将大本营从安州驾校迁到任家坪。这一天是2008年5月31日，距离地震发生已经将近20天。
“那个地方需要我们，我们也一定可以做出一些事情来。”当时，“QQ先遣队”的志愿者们正是抱着这种不太成熟的，甚至是因一时冲动而产生的想法来到了任家坪。在儿童节那天，他们最后一次为安置在安州驾校的孩子们烧了开水，第二天就正式进驻任家坪村。
到任家坪时，志愿者们带了不少的营养液和药品过去。这也源于当时“QQ先遣队”志愿者的要求：当时，先遣队对招募的第一批志愿者有硬性规定，每个人必须自带1000～1500元的药品。在来到灾区之前，志愿者在买药的时候会说：我是到灾区去的。医生就会开一些青霉素、感冒药之类的药品。此外，在安州驾校的时候，“QQ先遣队”还认识了洛阳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他们又为先遣队提供了一些营养液。因此，在那时，“QQ先遣队”的志愿者们认为在药品储备上是十分充足的，而且据当时志愿者判断，药品也是灾民们最需要的东西，并无太大问题。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中国心”的老队员们会清醒地认识到，当时我们发药、发营养液的行为不是那么地恰当。这是因为，在之后参加的很多救灾培训中，培训老师都会告诉大家牛奶、奶粉以及药品在灾区都不可以乱发。这是因为，一方面，对奶制品和药品都有严格的安全标准，而志愿者对这个标准未必熟悉；另一方面，不同灾民有不同的身体条件和症状，如果贸然为他们提供奶制品或者药品，很可能会给他们的身体造成副作用。可对当时的志愿者来说，他们完全没有这种概念，而只是凭着一腔热情做这个事情。
有生之年，没人遇过这样的大灾，期间也没有任何质疑的声音出现，说我们自行发药这种方式不好，加之，当时发药的人少。山里面的老百姓也有储药的习惯，平日里需要走很远的山路去看一个病，倒不如自己储备一些常见药来得方便。我们发的是他们在医院里常开的药品，只要没过期，就觉得OK。那几年救灾我们很多“规则”不懂。这几年救灾越来越规范了，有更加专业的团队去做这个事儿，我们也已经不需要再发药了。（高队）
靳沙，今年35岁，湖南人，医生。
当时环境比较恶劣，物资比较匮乏，什么都很缺，因为是夏天，蚊虫是个很大的问题，四周都是残垣断壁，环境比较压抑。
因为余震比较多，我们都已经差不多习惯了。当时有几次比较大的余震，现在我能记忆起来的是那一次下山的时候有一次很大的余震，孩子们都跑散了，其实待的时间长了，对于余震有点麻木了，习惯了，所以我对余震的感受不是特别深刻。（靳沙）
刘红丽，今年40岁，湖北人，自由职业。
这段经历对于我来说真的是终生难忘的，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六月一号的那一天晚上，我们是在大风大雨里面度过的，基本上我们带去的小帐篷都被吹翻了，然后背后有一个堰塞湖有可能往下泄，当时没有电，没有食物，没有住的地方，那时候的团队真的很团结，都在相互鼓励。周围都是地震造成的废墟以及残垣断壁，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尸体的腐臭味，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地震很恐怖，人们受灾很严重。（刘红丽）
余震与谣言中的恐惧
余震带给每一位志愿者的记忆都很深刻，并造成很大的心理阴影，有些多年后想起来仍是心有余悸。它能轻而易举地带来恐惧，尤其是晚上睡在帐篷里面，能感觉身体背后在移动，更可以清晰地听到500米外的山上因余震发生垮塌的声音。而谣言，直指每一个人脆弱的内心，让人有说不出的恐慌。那时，每一个志愿者都要接受正面和负面的消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灾区做服务有很大的压力。
从拉萨回来，有一天中午陪妻子吃饭，妻子坐的椅子背后突然轻轻移动，妻子瞬间站起来，脸上变了颜色。
2008年6月2日晚上，我们五位男性、一位女性住在任家坪的空地上，既有余震还有野狗的嘶叫声。这天晚上，他们不仅被周围的狗叫声惊醒，更有时不时地余震，尤其在对面山体的垮塌声音，听起来让人不由心生恐惧。
在灾区长时间工作，自己的心里一直有些提心吊胆。其实，那时整个四川都在防余震，用的方法都是啤酒瓶（倒立的方法）。（高队）
我记得最大的一次，是我们搬到任家坪准备做帐篷学校的时候，那时候那里有个加油站，大概是几分钟或者是十分钟左右吧，就来了一次很大的余震，然后我记的高队那时马上喊我们赶快跑，我们一行人就都很快地跑出来了。除了那一次，其他的我都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中，余震是很频繁的，我们必须要克服对余震的恐惧才能坚持下去。（刘红丽）
在协助政府工作人员发放物资的过程中，也发生过一段小插曲。那时有群众说，有些政府官员从里面“拿”了东西。这虽是谣言，但在信息沟通不畅的过程酝酿，它却能够反映出一个问题：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志愿者团队、普通百姓、政府之间会存在相互信任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将会对志愿服务的质量产生很大影响。
余震、四处垮塌的房屋、不远处北川中学飘散出的各种混合味道，然而即使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任家坪仍然有许多村民住在这里，这里需要帮助，需要作为志愿者的我们。
第二节 助学的先声——帐篷学校
大灾面前，当我们把老百姓的需求放在第一位，时时刻刻可以帮助老百姓做点小事情，这样，我们的心就有善念，我们所做的事情自然也有了章法，就像帐篷学校一样，没有任何一位志愿者到这里之前就清晰预测出之后要做什么，而是走到了任家坪，走到北川中学，看见了废墟，闻到了消毒水和空气中悲伤的味道，看到了无尽的哭泣和灰暗的天空……我们的心开始坚定下来。
住在帐篷里的志愿者
地震发生之后，手机没有信号，路也不通的任家坪成为事实上的“孤岛废墟”。而“QQ先遣队”的志愿者在来到了这里之后，再也没有更换服务地点。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其后在任家坪所亲身看到的、经历的，所碰到的人，无形之中决定了整个团队的未来走向，特别是“中国心”团队的助学发展方向。
5月30日，我们到任家坪考察时，这里只能徒步进入，手机没有信号，水源浑浊，关键是余震不断。
事实上，并非团队的全部志愿者都来到了任家坪。在商量来任家坪的人选时，有几位志愿者结束了自己一个星期的服务先行离开灾区，最终只有6名志愿者（5男1女）来到了任家坪大本营。为了保障唯一一名女志愿者的安全，在安营扎寨的时候，志愿者们把女生的帐篷安在中间，男生的帐篷在周围围了一个圈。
尽管在来到任家坪之前已经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可是真正到了之后，志愿者们还是被这里的现状震惊了。不夸张地说，能在任家坪扎根生存下来，对志愿者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考验。回想起那时的情景，高队是这样描述的：
营地的对面有一个小山，这个山体几乎每个晚上都会垮塌。一个小时几次余震，频率很高，大的可以到5、6级。不停的余震给我们这些没有地震经历的人带来了不小的心理压力。其次，卫生条件也很糟糕：挖了一个坑，搭了一个木板，就成了简易厕所。水奇缺。再有，谣言的恐怖力量弥漫周围。遇难的人数太多了，光一个北川中学，遇难师生就超过1000人，空气中全是消毒水的味道，于是出现了“传染病”“水源被污染”各种传言。一到晚上，无家可归的野狗的叫声传来，那种恐怖的感觉一辈子都忘不了。
那种环境至今不忘，第一批志愿者17人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加上临时收留的两位志愿者，三人在任家坪。
6月2日我们到北川当天晚上非常艰难。第一天晚上对我们来说就是很大的考验，只有一个厕所（简易的棚子），很臭而且非常危险，搞不好就容易掉下去。其次没有水，还好我们还有矿泉水。晚上我们还要面对三个问题：第一是北川中学消毒水的气味太重；第二是余震山体垮塌，那个声音听起来就非常近，距离我们不远，睡下后就感觉后背在动；第三是狗，因为狗饿，没有吃的，听说会吃其他动物尸体，狗叫的声音听起来真的非常吓人。这个晚上，我几乎睡不着觉。
我们留下来可以做什么呢？第一个把所有药品发出去，因为医生在那个时候也走完了。我们每天早上出去发药和营养品，中午回来。山上都住着人，我们就一家家的探访。我还记得走到一家姓王的家里，是个军属，女儿从西藏回来，结果遇到“5·12”地震，在家里遇难。主人家是队长，我去的时候家里面非常沉闷，王队长老婆被温总理接见过，她说看到军人与志愿者就感觉有了希望。他们对志愿者很亲热，很感激我们，其实我们也做不了什么，但是当被别人夸奖、被寄予希望后，就总觉得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我们真的很想做一些事情，但是能做的又太微小微小了。（高队）
2008年6月“中国心”北川大本营
2008年6月“中国心”志愿者煮饭的地方
为了他们留在这里
环境恶劣、人心惶惶，在那样的环境中，每一个志愿者都背负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可是，志愿者们却一直坚持留在这里，没有离开。到底是什么让他们一直坚持下来呢？正是当时发生的一些故事给了志愿者们无穷的精神动力。
第一件事是关于任家坪大队的王队长的故事。地震时因整栋楼房坍塌，王队长的女儿女婿在家双双遇难。尽管居住的老房子已经成了危房，但他们还是不肯离开，偏偏就在老房子的旁边搭了帐篷住了下来。看到志愿者来了，他一口一句感谢，说看到我们就已经很温暖。尽管那个时候我们也没能做什么具体的事情。
第二件事是关于一位姓侯的社区书记的故事。他的妻子在北川县城遇难，他的女儿正在上初中，只是哭、不吃饭，情绪非常不稳定。侯书记希望我们志愿者能陪陪他女儿，可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该怎么办。当时我们对“心理救助与辅导”这块儿完全陌生，但我们看到了这方面是有需求的。
第三件事是关于帐篷外玩耍的孩子们的故事。每天当我们在工作时，都会有孩子们跑过来找志愿者们帮忙：“姐姐，姐姐，我的脚被钉子给扎了……”地震刚过，任家坪到处都是危房，因房屋垮塌而外露的钉子更是随处可见。没人照管、四处玩耍的孩子们，常常在被扎伤之后跑到我们的大本营，找做护士的志愿者要碘酒擦脚。
第四件事是关于一个普通妈妈胡姐的故事。我们认识她的时候是在6月2日，她一米五的个头，30多岁，头发微卷。她给我们讲了她孩子的故事：在大地震发生之后，她和丈夫立刻跑到学校去找儿子，当时孩子还活着。但是孩子被掩埋的地方，被大梁压住了。胡姐哭着喊着叫人过来，但由于附近都没有重型机械设备，只能干等救援部队的到来。整整一夜，她努力地和孩子说话，鼓励他一定要坚持。可是，等救援人员在5月13日到达的时候，男娃娃已经没有了声音。每次见到胡姐，我们志愿者的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一幕肝肠寸断的场景：一个妈妈看着自己的孩子，在一声一声的喊叫声中，慢慢没了呼吸……
这几个故事看起来没有什么关联，但却让我们做出留下来的决定：灾民们需要我们，我们继续留在这里是有意义的。
看到活着的孩子们在废墟前四处奔跑，看到一些遇难学生家长疲惫不堪的样子，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我们做了两件事情：为北川中学遇难师生立了一块“无名师生纪念碑”及为活着的孩子建一个帐篷学校。这两个方案，得到后方志愿者、当地学生家长大力支持。
所以我们想，需要有人和他们交流，陪伴他们，给予他们更多的温暖。比如那位胡姐，在大地震后一直不肯吃饭，沉浸在失去孩子的痛苦当中。我们和她还有她的家人商量后决定，请她做我们的“志愿者”，帮我们做饭，让她每天有一些事可做，把情感上的伤痛暂时地忘记。
还有那些孩子们，尤其是家庭受到重创的孩子们，由于失去了家长的照顾，被钉子划伤是常有的事情。那我们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受到其他地方在办“帐篷学校”的启发，我们也想要把孩子们集中在一起，给他们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在这里，给孩子们补补课，志愿者陪着一块儿玩耍，是不是可以给家庭减少一些负担和压力呢？我们还听说有一些孩子因为地震做噩梦，晚上睡不着觉，那么把孩子集中在一起，让他们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玩的，是不是可以逐步地减少他们的心理压力呢？
基于此，我们筹备帐篷学校，不能让活着的孩子受到伤害。
帐篷学校的开始，也就是“中国心”正式开始新的脚步，高队的足迹随之紧紧相连。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来到我们这里，光着脚丫，脚掌上踩了很多钉子，已经发炎肿大了，我们问起原因，小孩说他家没有鞋子穿。我们去村里走访的时候，村民们说因为地震，学校成了废墟，大部分老师都被埋了，没有学校，没有老师，没有人管孩子了，大人因为要灾后重建也自顾不暇，孩子们基本处于放养状态。因为这些原因，我们觉得应该先把孩子们集中起来，办一个学校，至少让孩子们有人照看。（刘红丽）
“中国心”的正式诞生
在离我们帐篷不远的地方，2008年6月初山东援建指挥部已经开始工作，我们与指挥部的陈指挥长协商支持我们7间板房，2间办公室，5间教室。6月13日开始我们住进板房，没想到晚上下暴雨，到凌晨的4点左右，我们的屋子里面起水，早上6点过，我们板房区，大约有20～30间板房全部被淹。许多东西被水淹，如方便面、药品等。父老乡亲帮忙我们筹了一点物资，几个人到了加油站里面安顿下来。
于是，加油站就成为所有志愿者的记忆，这里就是帐篷学校，更是“中国心”志愿者大本营。
2008年6月17日，“QQ先遣队”正式更名为“‘中国心’志愿者团队”。在外人料想，志愿者团队改名一定有其背后深远的意义和精心的构思。但谁也不会想到，这次改名，不论从原因还是结果来看，都显得异常简单。高队是这样解释这次改名行为的：
以前我们叫“四川抗震救灾志愿者QQ群先遣队”，名字太长，也不太好记。于是我们就在QQ群里开会，经过商量后确定更名为“中国心”。其实这一名字背后的含义很简单，我们都是中国人，每人都有一颗中国心。队名确定以后，我们又有志愿者设计了以中国地图为背景的第一个LOGO。这一次的改名是因为有帐篷学校，没有这个学校就没有改名的事情，更没有后来。（高队）
就这样，这个充满草根意味的志愿者团队起了一个同样朴素的名字。尽管这个名字后来未能顺利注册为公益机构的名称，但是在“5·12”汶川大地震以后，它却始终是北川人民对这个志愿者团队的称呼，即便“中国心”团队后续注册了新的机构名称之后也依然如此；而2008年6月设计的团队logo，至今也依然出现在“中国心”后续形成的公益机构的宣传册中。当然，这些都已是后话。
团队标志一设计出来，志愿者们立马购买了T恤，并印上了“中国心”的标志。团队为每位志愿者分发两件，以保证他们在志愿服务期间有统一的工作服、统一的工作牌，同时还以“中国心”团队的身份统一采购食品和其他生活物资。同地震之初自发形成的“四川省抗震救灾志愿者QQ先遣队”相比，这支团队已经逐步实现了从志愿服务的“杂牌军”到“正规军”的转变。自此以后，在所有的灾后服务中，他们都以“‘中国心’团队”的身份出现。也正是在此时，高队也被推举为“中国心”志愿者团队的领队，从此以后渐渐淡化了自己的真名，在圈内只称“‘中国心’高队”。在团队改名的同时，来自全国各地志愿者正前往北川报到。同时，帐篷学校正式开课。
志愿者招募与团队规则的确立
震后的北川县城房屋尽毁，政府系统接近崩溃，很多父母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悲痛和对灾后的惶恐之中。在此背景下，灾区的孩子们生存环境恶劣，生活缺乏照料，基本的受教育需要和娱乐的需要暂时都得不到满足。那时常见的场景就是，一群孩子在坍塌的建筑前跑来跑去，一不小心就会被地上的钉子和建筑物上的铁锈所伤。
看到这样的情景，“QQ先遣队”的志愿者们下定决心要为孩子们办帐篷学校。怎样才算一个学校呢？那一定要有老师和学生。因此，帐篷学校能否办好，志愿者老师和学生的招募就成为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
首先，关于志愿者招募，“QQ先遣队”的志愿者们建立了专门的招募团队，由首批志愿者杨光青负责拟定招募条件，并全权负责志愿者在QQ群上的面试。当时，团队的重点招募对象是老师、医生、大学生和退伍军人，首批一共从全国各地招募到117名志愿者。
招募到志愿者后，如何团结和带领这一群心怀理想的青年，立刻成为摆在管理团队面前的一大挑战。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心”团队的管理者敏锐地察觉到了确立规则的重要性。而这些规则，不仅为团队在灾后服务中的正常运作提供了保障，而且对“中国心”助学的后续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至于当时为什么要用QQ群招募吧，QQ群可能只是作为一个集合大家、联系大家的平台、媒介。更多是在很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各大论坛发帖进行招募。再就是因为我们团队一开始组织也是大家通过QQ群自发组织起来的，自然而然的，后面也就想到继续使用QQ群了。当时好像整个大环境也只有QQ群能作为一个实时传递消息的工具。
一共招募了大概有106人，当时和高队商量后，前期志愿者招募条件为：首先年龄在20岁以上，志愿服务时间至少满足7天以上，家人知情并支持，严禁有观光客思想，有教师资格证优先，其次是师范大学在校学生，然后再是有过教学、支教等经历的优秀志愿者以及医生。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在招募过程中最难的也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当时QQ群里只有10多人，每天最害怕听到的话就是高队给我发消息说前线需要多少多少人，因为我们是帐篷学校，是不参与救援的志愿者团队，但对志愿者的招募条件又相对较高，当时这真难着我了，我自己私自把志愿者招募条件改成了志愿服务需至少满足10天以上。然后一边在QQ群、论坛发布志愿者招募信息。后面慢慢就有了一些改善。
那段时间是我一生难忘的记忆，那是一种不能触摸的情愫、情感，在灾难中，我感受到了不同的温馨和慰藉，感受到了没有差别的爱，虽然现在九年多过去了，生活中有很多人、很多事都已经淡忘，唯有关于这场地震的许多细节却一直刻骨铭心；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一场灾难的洗礼，亲自感受了当时所有志愿者令人起敬的大爱，才让我学会以更坚定的步伐，执着的勇气，宽厚的爱心，坚韧的意志，不退缩，不屈服的精神来面对这后面的风雨人生。（杨东钦）
在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团队规则主要有以下三条：
接待室
第一，志愿者在提供志愿服务期间一律不接受采访，这是“中国心”的铁律。之所以会有这样一条规定，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的：
首先，团队担心自己在采访中说的话可能会被改写甚至是歪曲。如果最终在采访中反映的不是最真实的情况，那么“中国心”团队宁愿什么都不说。当年，在“中国心”团队资助了100个孩子时，就有记者说100个太少，写500个行不行？他们想通过夸大数据来吸引公众眼球。
其次，这也是团队对低调做事、真诚做人的风格的坚持。地震之后，在帐篷学校时期，团队会接触和家访很多的潜在受助家庭。很多时候，你稍稍“夸大”一下孩子们的家庭贫困程度，做一些片面陈述，就可以让更多的孩子受到帮助。团队深知镜头的“魔力”，在摄像机前，志愿者很容易将受助家庭的贫困状况和自己的助人行为夸大。这对团队自身的公信力乃至整个公益圈的诚信度都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再次，团队想要保持更加平和的心态。“中国心”团队入住任家坪本来就不是一个跟风随大流的决定。此时正处于团队刚刚起步的阶段，团队还没有做成什么东西，那就不应该去“夸夸其谈”。对于当时的团队来说，更重要、更紧急的事情是沉下来，思考如何把服务的专业性提上来，做出自己的特色，然后才有资格去讲我们做过什么事情。
最后，团队对志愿服务的认识还不够明晰。由于志愿者团队的身份，很多媒体在采访时，必然会问到团队对志愿服务的看法。他们会问：你们所做的事情对社会有什么样的价值，你们所坚持的志愿者规则是什么，你们如何看待志愿精神的内核……对于这些问题，当时的“中国心”团队都没有搞清楚。如果贸然接受采访、表达想法，不仅对媒体的受众不负责任，更有可能对其余志愿者的行为产生负面影响。
第二，志愿服务期间，志愿者内部禁止谈恋爱。
这个要求的提出与当年发生的一个真实事件有关。“中国心”团队在任家坪开展志愿服务的过程中，一位单身的女志愿者给一位已经有了未婚妻的男志愿者写了一封情书。当事情流传开后，当时志愿者管理团队的成员都很震惊。首先，男志愿者已经快要结婚了，在志愿服务这么短的时间内却又和一位女志愿者的关系特别亲密，甚至还可能存在近似“恋爱”的关系，这种行为在道德上是讲不通的；其次，作为女志愿者，在明知道男志愿者已经快要结婚的前提下，还要向男志愿者表达爱意，甚至还想和男志愿者在一起，这样实在太不合适。
在当时的管理团队看来，这不是简单的恋爱问题，而是可能动摇整个团队根基的关键事件。
我们做志愿者，就是在“做人心”的工作，这种事情是在“伤人心”。如果我们志愿者都违背一些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守不住底线，有什么资格来提供志愿服务？（高队）
关于恋爱的规则正是产生于对这一事件的应对方案的讨论中。团队开会讨论，做了以下几条决定：第一，团队劝说事件中的女志愿者离开北川；第二，团队修改了管理制度，加了一条：在志愿服务期间，如果发现有新建立恋爱关系的志愿者，团队会立刻解除该志愿者的职务。因为在“中国心”团队看来，在短短一两个礼拜的时间内，志愿者恋爱关系的建立是“冲动型”的。而且如果恋爱双方本身不是单身，那就是更加不可接受的。此外，“中国心”团队坚持认为此举并不反对恋爱，如果志愿者在平时服务的过程当中建立了情愫，等到志愿服务结束以后再谈恋爱，那时团队绝对不会干涉。
以今天很多人的眼光来看，“中国心”团队当时在恋爱问题上的规则显得过于刻板且不近人情。但我们应当看到，这一规则是“中国心”团队在特殊的背景下为了保证志愿服务的质量而提出的。而且这一规则在很多志愿服务的执行过程中，其效果总体而言还是利大于弊的，它能让志愿者更沉下心去做志愿服务。
第三，志愿服务期间所有费用都由志愿者AA平摊。
从“中国心”团队组建之初，这条规则一直就被保存了下来。这既包括了帐篷安置费、住宿费、餐饮费等因志愿者自身产生的费用，也包括为灾民购买物资以及在志愿服务过程中产生的车费等费用。当时每一位“中国心”志愿者都有一个对自己的要求，那就是：参加志愿服务不能给别人添麻烦，最基本的就是不给团队增加经济负担。
以上提到的三条规则，可以算是在地震结束之初的志愿服务中，“中国心”团队最看重也最坚持的志愿服务规则。在此后“中国心”的助学工作中，尽管这些规则并没有被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但是规则背后的价值判断和理性思考却始终存在于每一个“中国心”工作人员的心中。
Logo照片和队服
在建立了整个团队的规则意识以后，团队领导者开始以各种方式培养志愿者的团队意识。在那时，“中国心”团队会适时组织统一的徒步活动：团队曾花8个小时一起穿越杨柳坪，在相互扶持共同走过艰难险阻的过程中，整个团队的凝聚力得到空前增强。除此以外团队规定，在每天晚上必须开会，商讨解决当天出现的新问题，同时也对一天的工作进行总结。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团队将火车上建立起来的8条管理制度进一步细化和充实，比如团队已经开始有了对帐篷学校教师备课、家访等管理制度的规定。
自6月下旬，应曲山镇一位领导的邀请，“中国心”团队派出志愿者前往邓家开展工作，不久在邓家开办第二个帐篷学校，学校的艰苦超过我们的预期。交通不通，进出只有徒步。
陈晓曦，38岁，江苏人，现在从事自由职业。
“5·12”发生，我还在成都做小学老师，正在听一节公开课，突然感觉到了强烈地摇晃。这场公开课比赛提前结束了，我在回去的路上看到很多人在街头，回家以后发现地上散了一地镜子的碎片。我住的房子也有裂缝。父母都不在身边，因为担心余震还会来，那段时间常常睡在学校的露天操场上。我是在网上知道了“中国心”团队，2008年7月，我放暑假了，和两个江西来的队友万敏和付君竹一起到了北川任家坪。在绵阳下车后我们用平生最快的速度去采购了一些用品，然后前往北川。上午大家一般都在给孩子们上课，我的主要任务是做办公室里的秘书工作，还要给二年级的小朋友上美术课。我感觉到山区的小朋友和市区的孩子们在知识结构方面有些差距，但是他们非常淳朴和懂事，只要老师讲了就很用心在画。小时候，我很怕看见和死人有关的场面，很怕鬼魂之类的东西，看着坟墓就要躲得远远的。可是，在这里我突然不怕了，站在这里，望着那些废墟和无言的青山，我只觉得很沉默，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只能用我有限的精力，为他们尚存于人间的孩子们做点什么。（陈晓曦）
段祖琼，教师，陕西人，今年35岁，现在在政府宣传部门做文化宣传工作，出过一本关于北川经历的书，
“5·12”在电视中看到四川的灾情，感触很深，每次都哭得稀里哗啦的。我觉得自己要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在网上取得了高队的联系方式，在和高队取得了联系之后，我7月4号请假，5号便抵达北川开始志愿服务。
服务期间遇到很多次余震，有两次印象深刻，第一次在8月2号左右，下午四点多，那时刚回到任家坪，余震发生时整个人都站不起来，因为我是老队员，所以必须自己先镇定下来，再来安慰新队员和同学。还有一次是在8月14号晚上，余震很强烈，大约是凌晨五点多，当时住在帐篷的人都处在熟睡之中，余震来临时把大家震得两边晃，我们第一时间冲出帐篷，然后整夜都没有了睡意。（段祖琼）
黄绎霖，43，广东，教育专家。
“5·12”发生当时我在深圳，准备给一个幼儿园办讲座，当时知道了这个消息过后，就马上跟我的母校联系，问我们怎么可以参与进去，学校让我们等等，然而我自己有些耐不住了，我就自己在网上搜索相关的志愿者团队，当时就进了一个群，我介绍了我是心理学老师，经过中间人的转介，就和高队取得了联系。那个时候已经是六月份了，加上学校一直没有回消息，媒体一直在播报灾情，以及自己的性子实在耐不住了，也就因此与“中国心”结了缘。
6月8号我抵达成都，当时由团省委接待所有外来的志愿者，他们叫我们等等再安排。由于我已经和高队有了联系，所以我在早上六点钟自己又偷偷地溜走了，坐火车到绵阳，从绵阳坐车到安县，从安县到擂鼓镇，高队他们派车下来接我，记得到北川差不多是中午十一点五十多，那天是6月9号。（黄绎霖）
薛林，47岁，在政府部门工作，做志愿者时在广西一所大学教书。
在2008年地震发生的时候，我就萌生了去做志愿者的想法，碰巧在网上看见了团队当时在招募志愿者，于是就这样加入了QQ群，并在六月初动身奔赴北川。到帐篷学校结束一起与高队撤出。当时工作主要是管理帐篷学校教务工作及人员安排。（薛林）
李向菲，今年38岁，陕西人，教师。
“5·12”发生时我正在复旦大学读书，在上课。我当初加入“中国心”的初衷，只是想去看看，做一点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从而让我们这些过久了安逸生活、没有经历过苦难的一代人，对于突如其来的灾难，保持一种应有的心态。
当我有了强烈的赶赴灾区的念头后，就在网上四处寻找志愿者招募信息，曾先后联系过好几个团队，最终选择了“‘中国心’志愿者队”。其他的一些团队（当时看起来）要么目的可疑，要么昙花一现。只有这个团队看似比较正规，他们在受灾严重的北川县创办了一所帐篷小学，招募有教师资格证的大学生、经验丰富的教师和后勤人员。报名程序是要先在网上加入他们的QQ群，实名登录，接受简单考察，确定了申请资格后，对方直接用电话联系。我在一个队员的QQ空间里还看到了他们和灾民在一起的照片。所有这些给我的感觉是这个团队比较可信。我从6月12日加入QQ群，于6月27日下午抵达“中国心”大本营——北川县曲山镇任家坪村，成为“中国心”志愿者队第四批第44名队员，那时我对这个团队其实并没有多少了解。
我被安排为辅导老师，带四年级到六年级的语文课；7月1日被派往曲山镇邓家片区协助片区政府安置灾民；7月6日返回任家坪，负责团队的宣传及文档管理；7月14日邓家片区辅导班开办后，再次前往邓家做辅导老师；7月27日返回大本营，随队长带辅导班6名学生到成都，参加“爱心之旅”夏令营活动，出席了开幕式后离队返家；8月7日受邀再次前往北川，参加8日的团队的集体活动，9日上午返乡。
在北川短短一个来月的时间，我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所收获的远远多于我的付出，那将是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一段时光。（李向菲）
庄敏，今年45岁，上海人，自由职业。
“5·12”发生时我做什么？当时我还在上海做小学教师，正在办公室，后来在网上查找到有这样一个QQ群组成的志愿者团队，当时觉得这个团队还比较靠谱吧，就这样加入了。想去做就去做咯，我本来就是一个热心于志愿服务的人，一直在做一些志愿活动，加上我小时候在四川待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所以这也算是对四川的一种特殊的感情吧！
我主要是对五年级孩子的开展教学工作，我们班孩子里面只有两个孩子是失去了亲人的，其中有个孩子特别顽皮，可能是想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吧，另一个孩子非常沉闷不爱说话，但是在家访的时候我们了解到这个孩子以前是很开朗的。在后来遇到余震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孩子们眼中那种惊恐的、紧张的情绪。为了安全考虑，每天放学时我们都会送孩子回家，主要是因为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们可以和孩子们欢歌笑语增进彼此的感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可以更多地了解这些孩子。
帐篷学校里面本身职业是老师的志愿者也比较多，为了更加了解孩子，我们开始了家访。家访当时是团队要求的，因为只靠在帐篷学校的观察是比较片面的，去家访后可以看到家庭环境，与父母互动，通过父母谈吐等可以更多地了解到孩子的性格和心理，更好地做好对孩子的志愿服务。（庄敏）
王宁，“80后”，河北人，教师。
“5·12”发生的时候正在石家庄一家公司上班，当时觉得不得志，在QQ群里看到招募志愿者的信息，觉得正好可以体现一下自己的价值，就辞职了，然后在网上搜寻一些志愿服务信息，加入了当时的一个QQ群，就这样加入了“中国心”，有幸认识了大家。
其实我不喜欢外人（没经历过那次地震的人，包括我）讨论那些孩子们心理的阴影。首先我不是心理学家，我说的可能没有科学根据。其次，我看到的只是一些个例，并不一定具有代表性。我不喜欢说他们有阴影，是因为我并不觉得她们一定有阴影。我们又不是她们本人，怎么一定知道她们有阴影呢？我觉得大部分孩子都是积极乐观的，都愿意开心地过每一天，如果不是特定的人时刻提醒她们，她们并不会天天把那场灾难放在心上，从而影响她们的生活。我教过的一些孩子有的上大学了，有的结婚生子了，每天都过着普通且正常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伤心的过往，只不过她们的更悲惨一些，难道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些往事的阴影吗？
帐篷学校最开始的家访就是到经济比较困难的家里去了解情况，看能不能给予适当的帮助，再有就是了解一下孩子在家的生活表现。（王宁）
张玉磊，今年34岁，内蒙古人，刚辞去工作，目前待业。
“5·12”发生时正在上学，大学还没有毕业。
我知道四川大地震之后，就一直在找志愿者团队。当时我在网上开始搜索，“中国心”是我在无意间搜索出来的，在论坛里面找到QQ群号，才联系到他们。我加入“中国心”其实也是为了能贡献出自己的一分力量。当时的情况非常严重，灾情很惨烈，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为灾区尽一点绵薄之力吧。
记忆中的余震非常可怕，当时在帐篷学校，我们中午休息的时候，发生了一起不大不小的余震，当我们赶过去时，看到所有的孩子们都聚在一起，特别无助，特别恐惧，相互坐在一起，很无奈很迷惘，他们不知道要做什么，每一个孩子都在发抖，但是却没有一个孩子哭。他们特别害怕，特别是没有家人在旁边的时候，孩子们很恐惧，都抱着我们志愿者不敢撒手。
我记得还有一个孩子，他妈妈在地震中遇难了，感觉他特别怨恨自然灾害，总喜欢一个人待着，对所有人都特别排斥，也是特别害怕余震的一个孩子。
正是因为这样，放学只要是家里没有人来接的孩子，我们就会把他们送回家，不让孩子自己回去。一方面是为了孩子的安全，一方面也是为了让孩子们放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让孩子体会到有人关怀，有人帮助，这样他们对灾害的恐惧就能够减少一些。
当时是薛老师、高队等一致通过的家访提案，是为了能够更加了解孩子们的家庭情况。我接触家访这一块比较少，所以感受不是特别深。（张玉磊）
张海军，今年37岁，内蒙古人，医生。
“5·12”发生的时候我在单位上班，刚刚上班，在收拾诊室。
从网上经网友介绍加入了“中国心”，加入的初衷很简单，只想为灾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最常见的是孩子们对地表的震动特别敏感，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正在上课，旁边公路上来了援建的重型卡车，经过时产生的震动很大，孩子们眼中一下有了惊恐的情绪，吓得紧紧抱住了志愿者老师。（张海军）
时晋，今年32岁，四川人，目前就职于某金融机构，现为“中国心”资助人。
“5·12”发生的时候我在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当时正在教室里面。
当时我们学校有很多同学都报名去灾区做志愿者，当时的网络已经很方便了，我记得当时是在一个论坛上看到的咱们这个QQ群志愿者队伍的，加群的时候与高队取得了联系，高队给我发了一些照片，我觉得这个团队还是比较靠谱的，所以就这样加入了咱们团队，毕竟自己也是四川人，也应该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加上当时研究生有要求暑期实践课程，所以就这样加入了奔赴灾区的志愿者队伍。（时晋）
张梅，今年35岁，北京人，高中教师。
“5·12”发生时我正在北京，在学校，当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后来看了很多报道，想着自己能够为灾区人民做点什么，一直在网上搜索，想去灾区做愿者，就搜索到了一个QQ群。加入了群之后，在六月底，听到消息说北川的学校因为地震已经大部分毁坏了，有一些孩子没有办法上课学习，没人去看管，虽然已经有很多人报名去了，但就是很缺数学老师，刚好我就是学数学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去了北川。
在帐篷学校我觉得孩子们可能比较害怕余震，其实我也很害怕。在北川住的时候余震很频繁，小朋友在那个时候一般不会单独外出，都是结伴而行的。记得有一次挺大的余震，孩子们当时真的挺恐惧和害怕的。
为了保障孩子们的安全，有些人还是住在山上的，才三四年级的孩子，山路又很危险，由于地震很多地方已经毁坏了，咱们办的小学，叫孩子们来上学，就要对孩子们的基本安全有所保障。
当时就发现一些孩子的家庭情况比较困难，孩子天天中午吃泡面，学习用品很缺乏，那既然我们办了学校，肯定不能去只关注孩子们的学习方面，我们需要关注到更多的东西，熟悉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去关心关爱孩子们的成长不是吗？（张梅）
胡婷婷，今年31岁，四川德阳人，目前在银行工作，现为“中国心”资助人。
“5·12”发生时我正在上大学，正在准备上课。
当时就在网上看那些帖子，看到了一个QQ群，加进去之后看到了在召集志愿者去灾区服务，就这样我加入了“中国心”。当时就觉得因为自己没有受到地震灾害，自己和家人都挺好的，但是就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有人们正在灾害中受难，就想着自己要去做些事情，为了灾区的同胞。
我觉得其实小朋友们对灾害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觉，也许是因为小孩子这个年龄段的天性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小孩子，他的一个妹妹是北川县城里面的，家里很多亲人都被掩埋，这个小孩子想起他的妹妹就会哭得很伤心。（胡婷婷）
周晖，今年31岁，浙江人，商人。
记得2008年我在北川待了一个月，因为个人原因没有待到最后撤营。走的时候高队正好有事要去绵阳，所以我们坐的同一辆大巴车。车一直开着，没有人说话，车厢很安静，但是一回想这一个月的点点滴滴，跟小朋友的朝夕相处，与志愿者的同甘共苦，以及在帐篷学校的各种酸甜苦辣，心里万般的不舍与留恋，有些人有些事可能我这辈子再也不能遇见。大暴雨送孩子上石椅山的情形历历在目，悬崖边、泥泞里，还有随时有滚石落下山的惊险遭遇。“坚持就是胜利”原本是我激励孩子的，但是却成了孩子激励我的话语！我想哭，但是不能哭，不能给高队丢脸。但是不争气的眼泪还是忍不住往下流，我望着窗外默默地流着泪。
我想回去，想回去再看看北川的变化，看看孩子们过得怎么样，看看胡姐徐哥过得好不，看看席伟现在的状况如何，看看乔茜家店铺生意怎么样……
2008年在帐篷学校我做的是后勤，因为没有教师资格证，所以就干起了后勤。说是后勤其实就是打杂、做“苦力”，反正什么脏活累活都干。不是说自己有多能干，主要还是人手不够，任课老师也都是课后帮忙一起干。最多的时候一个人干六七样活儿，打扫卫生、洗厕所、消毒、接收物资、发放物资、库房整理，等等。2009年的时候学校是在安昌蓝天幼儿园，跟朱晓春园长合作的，那个时候的条件好，活儿还是干的后勤，不过我那时候去已经是老队员的了，做的是后勤主管，整个学校的后勤工作都是我和于雅芳老师主持安排，一干就是三十多天。
去灾区做志愿者原本就是打算好干苦活、累活的准备，那时候年轻嘛，才22岁，有冲劲有干劲。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但是后来回想还是有点后怕，后怕的是当时的余震、山体滑坡、泥石流，还有翻越原始丛林的危险。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不后悔我所做过的，因为每当我看到孩子们开心地在操场上玩耍，那种纯真、质朴的笑声出现在你面前时我觉得世界充满了希望，我们的辛苦都值得，我们的努力换取了孩子的笑声。我个人力量虽小，但是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拧成了一股绳，在2008年大地震救灾以及重建工作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感谢他们！（周晖）
帐篷学校里的欢笑与失落
志愿者招募和团队规则确立以后，“中国心”团队立马启动了帐篷学校的招生工作。在任家坪的北川中学附近，团队一共招募了150多个学生，分属于100多个帐篷家庭。生源的构成以小学生为主体，另外也有少部分初一、初二的学生。
在志愿者教师和学生的招募工作都完成之后，帐篷学校很快就开课了。当时一共有6个班，其中一二年级1个班，三、四、五、六年级和初一各1个班。那时，志愿者们会给孩子们上语文、数学、英语、自然、社会等学校里的常规课程，除此之外，他们也会带着孩子们玩游戏、唱歌……由于地震之后游戏场所和娱乐方式的匮乏，孩子们参与课程和游戏的热情度都很高。尽管那时帐篷学校的环境很简陋，就在马路边上，灰尘也非常大，但是不论孩子们还是志愿者都从中得到了无穷的快乐。志愿者们收获了帮助他人的满足感，孩子们则收获了久违的知识、游戏和陪伴。
队里给新队员都有三天的选择期，三天后，能够适应这里的生活便留下，成为正式队员，交队费和伙食费；觉得不适应或者不认可这个团队的可以走。团队前后有104名队员，据我所知，三天后主动离开的只有两位。第一位是在我去之前离队的，我不清楚情况；第二位就是和我同去的一个女队员，也是我认识的第一个队友。那时在成都，我和她联系好一起坐车到绵阳。在成都昭觉寺汽车站，她身着一身迷彩出现，巨大的背包上还插了一面小国旗，很专业的样子，让我看着自己的打扮和小提包自惭形秽。她和我同龄，四川人，是个警察，现在因为身体原因在家休养。又听她说起地震后已参加过三次救援，到过映秀、茂县、汶川，我不禁肃然起敬。到了大本营后，我们几个队员都是住队里的帐篷，用队里的被褥，只有她自带帐篷，而且她的帐篷里小桶、小灯什么的，野外生存所需的那些物品一应俱全。她体格比较健壮，又抽烟，性格很豪爽，到了大本营就跟队长说：“有什么脏活、累活尽管找我。”于是队里安排她做后勤。
三天后她打包走了，说是和朋友联系好了，去绵竹。我想，也许她受不了这里的平淡。或许在她看来，做志愿者是一个壮举，像她参加过的三次救援，惊心动魄。可是在这里，每天上课的上课，不上课的打扫卫生，照顾孩子，水车来了接水，吃饭了去帮厨，大家做的全是一些平淡无奇的小事情。这确实和我们在外面时想象的差距太大，每个人的一腔热血与激情在这种平淡面前都会完全落空，我也是慢慢适应下来的。（李向菲）
我应该是和高队一起最后撤出来的，一共在北川待了两个多月。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场景，对于大自然的伟力、对于整个社会志愿力量、对于生命的脆弱与顽强，我都只能用震撼来形容。
管理帐篷学校是真的不容易，师资调配、孩子安全保障、志愿者流动性大等问题都困扰着大家。
在六月份的时候，因为志愿者团队很多，开始有一些无序的情况出现，在北川已经开始清理，团队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获得政府以及百姓的支持，是非常不容易的，这对于团队管理者的考验是巨大的。因为团队决定挺进北川地震受灾一线，所以第一批的志愿者基本都签订了生死状，在志愿者中，我看到了咱们很多队员的自我挑战与改变。
对于孩子，其实我内心是很复杂的，孩子们受了这么大的灾难，还能够那么灿烂的微笑，我是非常震撼的，但是我也注意到，在触及敏感的地方时，孩子内心的创伤其实还是很大的。（薛林，广东）
刚开始的时候还挺单纯的，因为人很少。但是后来人多了起来，就开始变得有些复杂了，那时候的年轻志愿者蛮有愤青情结，也因为年轻，有时候没有考虑到一些状况，就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举动。我们就和高队商量，一致觉得对志愿者进行管理是十分必要且迫切的。
当时我们觉得有几条死规矩——第一，不谈政治，第二，不单独去老乡家里，第三，不私自接受老乡的给予。有志愿者来一定要填表，先在网上初次审核基础信息，抵达后一定要面谈，讲志愿者规矩讲注意事项，且要亲笔签字。（黄译林，广东）
志愿者管理是一个难题，志愿者组织是一个公益组织，因此对于志愿者的管理应当依法、严格、规范，特别是组织者要明确规定详细的守则、管理条例，在日常管理中严格执行管理的规则，既要严格要求志愿者遵法守善，又要激起志愿者从事公益活动的积极性。管理需要组织者善于协调、沟通，遵守原则，严守底线。（陈小武）
胡姐：46岁，北川任家坪村人，地震时候孩子在北川中学遇难，她的家庭成为我们志愿者的煮饭的地方。
应该是在2008年6月3号，我的孩子在地震中遇难了，听说地震时我的孩子和他的一个同学被压在废墟下的同一个地方，那个孩子获救了，我想知道我的孩子是否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话，就想去找到我孩子的同学，问一下她，就这样找到了高队他们，想让高队帮我们联系一下。当时我们两口子每天给各位志愿者们做饭，我们夫妻有一辆摩托，每天跑去擂鼓买菜，除了我们两口子，有时候还有一些村民来帮忙做饭。那么多人支援我们北川，帮助我们北川，我虽然没有那么大公无私，但是也知道谁是真的关心我们、对我们好的人。我没有其他的本事，只能做一些自己会做的事请来报答志愿者们。（胡姐）
从物业经理到灾区“骑士”——刘队
刘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加入“中国心”，他与高队成为10年里的最佳拍档，更为“中国心”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力量。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5·12”的亲历者，那个时候，我还是绵阳久远物业公司的业务部经理，负责所在商务楼的日常管理。“5·12”那天办公室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同事两人，第一次晃动的时候，因为时间很短，也没特别注意，但还是有点紧张。第二次更长更剧烈的晃动来的时候，我大喊一声：“快跑！”然后和同事一起跑到了街道上。
因为我的单位附近有个化工厂，怕震出点问题来，我就看周围哪里最安全，结果就只看到整栋大楼都在剧烈地晃动！
稍微稳定点后，我就从其他地方借来了安全帽，回到了大楼里组织保安挨着电梯、房屋去检查看还有没有人在大楼里。
“5·12”单位组织送药分队，我第一个报名参加，到404医院送饭，等等。因信息不通未能赶上院里组织的北川县城救援行动。当16日深夜从汽车电台听到夏老师（记者朋友）发出贺晨曦获救的报道时，我再也按捺不住，连夜联络摩托车友，并通过广播电台邀约摩托车友赴县城救援，趁着第二天周末换休，悄悄骑上摩托车与十余摩友赴北川县城协助挖掘废墟。
之后，也作为民兵参与了单位分派的疏散、安置任务，看着倾国之力的大爱汇聚，以为自己做不了什么了！然而到了6月中下旬，两位志愿者到办公室门口要报纸，说是要带到北川禹里的灾区里去，与他们交谈后知道了在北川的任家坪村有一个帐篷学校，有很多的需求。他们就是被称为“行者”的广西志愿者刘世海和在四川做电缆生意的山东人张悦，他们答应一周后出山时可以带我去任家坪。
果然，一周后刘世海、张悦如约返回，趁着周末我们来到了任家坪的加油站，见到了此前在电视中才能见到的人和画面，一种找到组织的强烈信号萦绕脑海，可是没有教师证、没有时间，咋加入呢？管它呢，留下联系电话再说！时年35岁的我早被生活打磨得没有了激情，此次从任家坪回来后却久久不能平静，辗转难眠。看到帐篷学校的情况那么艰苦，总想为他们做点什么。终于，想出一辙，当绵阳的联络员，任家坪没有网络，后续的支教队员与一线联系困难，最重要的是还能直接了解一线的情况，以便做好各类准备。
终于接到高队的一个电话，需要一批书架，书堆在帐篷里一下雨全湿了。此后我的工作渐渐多起来，需要接待新队员，需要运送外地寄到绵阳的书籍到任家坪，需要电视，志愿者、受灾的孩子和家长都需要了解外界信息。然而电视到了，还是看不了，没有信号，那就买“大锅盖”接收，所幸不负使命，一样样都解决了。
这里还要感谢一大帮的朋友，为解决这些给予我的各种支持与建议，感谢夏老师及绵阳电视台的几位记者朋友，以及我技校的老师、同学们给予的肯定和鼓励。
在任家坪帐篷学校，有一个见过就无法忘记的孩子，他就是乔××，弹指即破的皮肤、撕心的哭喊，强烈的无力感袭来，不知谁提议的去擂鼓镇的野战医院寻求帮助，以减轻孩子的痛苦，找到我开车去，在野战医院，医生用上最好的手术纱布，孩子终于可以在不哭的状况下更换创口的纱布，算是给一起前往的志愿者心理些许安慰了吧！
2008年7月25日，星期六，我听说任家坪的志愿者要去邓家徒步送物资，于是周六一大早就赶了过去，被分配背水，保障途中饮水之需。第一次翻山越岭并徒步穿越老县城（地震遗址），不少无主的猫、狗、鸡还在遗址里游荡，大家都不敢接近，担心着会被传染上什么病。封闭的地震遗址显得格外凄凉，大约五个半小时后终于抵达邓家海元村帐篷学校。
为了不占用邓家志愿者的“床铺”，徒步进入的志愿者们自带了睡袋和彩条布，铺在地上就当床了，主人“王哥”家的堂屋睡了7、8人。由于是周末，这一次我没有见到上课孩子，“接班”的志愿者留下了，“交班”的志愿者第二天与我们再次徒步返回，只是，更加惨烈的是，老县城进不去了，必须翻越景家山，近8个小时的雨汗交织，大白天的森林犹如黑夜，劣质的迷彩服磨破了皮肤。
当第二周再去时，我机智地换成了越野摩托车，肉啊、菜啊，就都由摩托车“托运”了，现在已经记不清是哪个男生坐在我后座背这些东西了，但记得越野摩托车的前后轮胎都被泥巴填满了，不得不用树枝刮掉后才能继续前行，因为坡度太陡，第二天下山买矿泉水，上山时翘头摩托车差点掉下山崖，带着上海（来的志愿者）的庄敏返回途中因为翘头还摔了一跤。
这一次，终于见到在上课的孩子们了，从此，跟邓家的这帮孩子们有了许许多多的故事，其中一个后来还成了我的干儿子，现在可是一米八几的大个子了。（刘队）
驰援邓家村
2008年7月初，唐副镇长在一个晚上找到高队，期望能派出志愿者前往邓家协助政府工作，“中国心”派出两位志愿者，在四川教书的李雪松老师和警校毕业的陈小武。
李雪松，46岁，四川人，教师。
“5·12”时在学校，当时快上课了，正在办公室。后来民政部招募的志愿者，在成都培训，当时“中国心”团队也有志愿者在那里培训，也因此与“中国心”团队结缘。我在6月22号抵达北川。邓家当时据说是救援最迟、物资最晚（到达）的灾区，刚去邓家的时候，那里基本上没什么人，主要是建立物资分发站，因为没有路运输物资，都是部队在河滩强行开辟的路，交通很是闭塞，物资运输很困难。我觉得自己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需要帮助的人很多，特别是小孩，因为每天的工作很多。因为想到灾民回来之后进行灾后自救，小孩也是一定会回来的，孩子没人管怎么办？当时环境艰苦，很多地方都受了灾害，想到能够把孩子安顿好之后，让家长也能够放心，能够集合灾民进行灾后自救，能够提供一个解决灾民后顾之忧的保障。（李雪松）
陈小武，32岁，广东陆丰人，警察。
“5·12”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位于辽宁沈阳的中国刑警学院读大学，当时正在准备毕业论文和答辩，正是满心愉悦准备迎接毕业典礼。
2008年5月31日毕业后我先是应征了成都金牛区武装部组织的一个志愿者招募，前往都江堰青城山协助搜救失事的直升机，两周后结束任务返回成都准备离开四川时又在网上看到了“中国心”的志愿者招募，才第一次知道了“中国心”这个志愿者团队，并再次应征“中国心”团队的志愿者招募，原定2008年6月15日前往北川任家坪报道，因连续大雨，道路交通中断，最后在6月18日抵达北川曲山镇任家坪。我和李老师接受队里的派遣前往邓家协助管理救灾物资工作，既感到荣幸也感到压力巨大。在镇党委、政府特别是唐副镇长的领导下救灾物资的管理、存储、发放、使用等工作有序进行，也庆幸能给灾后的重建家园的人民群众带来一点帮助，我感到大爱的温暖，也和当地的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虽然我们的血肉身躯无法抵挡无情的自然灾难，但是我们中国人的团结、无私和友爱能够筑起我们重建美好家园的坚定信念和精神城墙。在协助镇政府开展救灾工作的同时，我利用业余时间走访了周边的村庄，了解当地民众特别是小学生因为灾害导致学业中断后对重建临时校舍的需求和愿景，在实地调查后发现存在大量希望尽快重返校园的心声，将该情况反馈给“中国心”志愿者团队的管理层并层报镇政府、教育部门后，“中国心”决定在邓家借用希望小学的场地组建教学团队，开办帐篷小学，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在邓家相应希望小学举办帐篷学校的举措没有成功，只能转为到海员村的山上办帐篷辅导班。该辅导班虽深居高山，但仍吸引了许多各个不同年级的小学生前来报名，该辅导班一直办到8月中旬结束，并顺利交接，得到了家长和孩子们的认可。（陈小武）
邓家帐篷学校成立（访谈）
邓家片区隶属于曲山镇，距离任家坪18公里，整个片区有九个生产队和一个街道办事处。灾情严重，道路没有修通，电力尚未修通，移动信号弱而不稳定，联通偶尔会“飘”去一点信号。此次地震中很多基层干部遇难，人员缺乏，给各项工作带来不便。6月26日，团队应曲山镇政府邀请，派了两名队员前往邓家片区协助镇政府工作。7月1日上午，高队又带着我、王宁、胡婷婷三名女生，前往邓家。当然，除了协助政府部门，我们还有自己的任务，那就是走访灾民，了解片区小学生情况，考察是否有办学条件。
从任家坪到邓家片区如果穿过北川县城或者翻山，也就三个小时左右。可是县城封锁了，山路还不熟。我们坐上曲山镇唐副镇长的吉普车，一路绕过绵阳市、江油市，从早上7点多一直走到下午1点。唐镇长三十多岁，精瘦干练，是地震后新提拔的一个副镇长，主管旅游与宣传，负责邓家片区重建工作，我们去邓家也是应他的邀请。地震发生时他正在开会，从会场跑出来时捡到一台摄像机，他当即提起摄像机，拍下了地震发生时的宝贵画面，中央一套曾经播放过一段北川的黑白、无声的画面就是他拍摄的。我们到绵阳时接了一个记者随行，记者手中一直握着一张报纸，上面一个很醒目的标题是“村官火线升镇官”，说的正是唐镇长。对于重建工作，他很有想法。一路上他给记者讲他的灾后重建规划，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抓经济作物，唐家山堰塞湖泄洪后下游良田全部被淹，他想将这些受灾的土地建成蔬菜基地，再搞猕猴桃种植；二是建地震博物馆，发展旅游业。
唐镇长是个退伍军人，车技一流。越接近目的地，山体滑坡越严重，路越难走，他带着我们跋山又涉水，一路上惊险刺激。看着两边的青山渐渐变成了小“戈壁”，唐镇长说这景象就像他在新疆当兵时经常看到的。“戈壁”上时时会看到一个小红旗，据说旗下都是被掩埋的遇难者，来不及救援，只好插一面旗子做个标记。北川的羌寨在地震中基本上被山体滑坡毁了。
这里的条件和任家坪相比有差的地方，也有好的地方。差的是就像一个孤岛，不通电，在有柴油的情况下，每天下午由发电机发电；手机偶尔才有信号，我到了邓家之后就和家里失去了联系，以致家人担心了好几天；更没有电视、收音机，完全不知道外面世界发生了什么事；饭菜和任家坪无法相比；对我来说，最大的考验就是蚊虫叮咬，别人被蚊子叮了很快就好，我一被叮就过敏，成片成片的起包，奇痒无比，白天还可以忍住，晚上意志力薄弱的时候就使劲抓挠，抓的时候很痛快，抓完就感染、留疤。我用过很多种药，和很多单位的医生都打过交道，当地卫生所的、济南医疗队的、青岛援建队的、部队的、特警的……我有一大堆各种各样的药膏，每天挨个抹过去，大家都说我的皮肤是试验田。不管是在邓家，还是任家坪，我的胳膊、腿上的伤疤都是参观者的一个参观项目。也是在邓家，我知道了蚊子一共有128种，叮人的是母蚊子。
邓家好的地方就是空气清新，山清水秀。虽然山体滑坡已经使往日的青山变成了“戈壁”，但也还可以看出曾经的秀美来，我们不用再忍受铺天盖地的黄土，可以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水是山泉水，长流不断，我们习惯了任家坪的节约，每天看着那哗哗长流的水很觉得可惜，很久不能适应，不停地洗衣服、冲厕所、给院子洒水。我们三位感觉在这没有多少事情，便向高队申请回大本营，回去没有几天，邓家帐篷学校便开课。（李向菲）
任家坪阳光小学作为“中国心”的大本营，而邓家海元村的家庭式辅导班则是我们的第二根据地。7月11号凌晨5点我们5名队员在高队的带领下来到邓家希望小学，准备在那里开办第二个阳光辅导班。在此之前队长和几名队友在邓家做过调研，了解到那里有400个左右的孩子没办法接受辅导和学习，他们的家长忙于灾后重建，根本无法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很多孩子被迫在田间村头游荡。同样是灾区，同样是孩子。当任家坪的孩子在帐篷里书声琅琅时，看着眼前小不点们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没有人能若无其事地走开。
我们几名先遣队员11号奔赴邓家就是为了筹备15号邓家辅导班开课的工作。当我们在当地希望小学的操场上丈量好场地，搭起了一顶顶蓝色的帐篷时，却突然接到通知，说这块地方要用来建板房，我们的辅导班必须撤出。
几经周折我们的辅导班终于在邓家半山腰的海元村如期开课了。当然我们的服务范围也缩小了，很多孩子想来上课，却因为路途太远被迫放弃。当看到一个个远道而来的孩子失望地离去，我们的心很痛，恨自己没有办法帮助他们实现迫切地想要学习知识的愿望。
14号那天的瓢泼大雨没有阻断“中国心”志愿者前进的脚步，一行16人背着沉重的行李，穿着笨拙的雨衣，沿着崎岖泥泞的山间小路手脚并用向山上爬，背包里除了被子和日常用品外，还装了大量的学习用品，为了能够在第二天顺利开课，我们再苦再累也无怨无悔。
15号上午雨并没有停，但是闻讯赶来的孩子却达到了40多人。我们的学习场地就设在了海元村里几户农家的院子里，每个院子之间都隔着几百米甚至几千米的距离。而且要上坎，要爬坡。但是这些都没有吓倒我们英雄的“中国心”志愿者们！孩子们上学很辛苦，每天要从家里带一个小板凳和一块小木板，平常就坐在小板凳上听老师讲课，要写字时就把小木板放在腿上当桌子……
尽管条件如此艰苦，可是想要来学习的孩子一天比一天多。当孩子总人数达到70人时，我们举步维艰，没有场地，也没有条件解决孩子们中午吃饭和休息等问题。特别是有的孩子要走两个小时左右的山路来上课，路途安全是最让人担心的一个大问题。
我们迫不得已把孩子的人数控制在80人以内，为了确保每个孩子的路途安全，放学后志愿者们分三个组把每个孩子送到家中。不仅如此，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安排家访，为每个孩子建立个人档案，以方便时机成熟时给予家境特别贫困的孩子帮助。我们队里有很多来自大城市的老师，他们从没走过山路，可是在邓家每个人每天的行程不低于两小时。特别是家访的时候，大部分队员饿着肚子上山，到天黑以后才回来，而且有些是被好心的村民送回来的，因为走得太远，根本找不到回来的路了。尽管这样，队员里没一个叫苦，没一个喊累。
除了山路难走外，在邓家第二个大的难题就是吃饭问题。由于住在山上买不到蔬菜，老乡家的土豆和小白菜没几天就被买来吃光了，方便面和饼干便成了我们最奢侈的食物。如果天晴，老乡会带队员去山下买菜，但大部分时候由于交通中断，蔬菜运不进来，看着商店里货架上发霉变味的豆腐干，买菜的队员可犯难了。更糟糕的是很多队员开始拉肚子，大部分队员感冒，声音沙哑。可是却没有一个队员请假，也没有一个队员缺过一节课。就像队长说的他每次从大本营到邓家吃饭的时候，拿不动筷子，他心疼呀！
于是一个翻山越岭为邓家战友送物资的队伍默默地出发了。在21世纪的今天，鸡毛信、背背肩扛的种种“落伍”的工具再次有了用武之地。由于邓家通讯不畅，每隔三五天就会有队员翻越高山，穿过森林来往邓家和任家坪送信和捎带一些食物。那些大本营写给我们的“头发信”（他们没有鸡毛，就拔了自己的头发来代替），成了鼓舞我们士气的最好精神食粮。我们回给战友的是正宗的鸡毛信，（感谢老乡家的鸡为我们做的贡献！）就这样两个营地彼此隔着一座大山，而我们的心在一起，一起努力，一起奋斗！
从上个周末开始，大本营星期六会准备丰富的食物由队长带领十几名队员用5个多小时翻越杨柳坪去到邓家，为那里的战友送去新鲜的蔬菜，同时送去的还有“中国心”志愿者团队的精神：同心，同力，同行！
今天也不例外，在高队的率领下，15名队员（其中有且仅有5名男队员，男队友们别不高兴哟！没办法呀！）在上完半天课后斗志昂扬地开赴邓家，明天下午他们再返回来，不至于影响星期一正常的教学。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用这句话来诠释我们“中国心”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中国心”志愿者无论在哪里永远都会是一条心！（“中国心”新浪博客志愿者文章，写于2008年8月3日凌晨）
艰苦生活中的温馨与感动——“鸡毛信”
在21世纪，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鸡毛信”这个词怎么听也觉得新鲜。然而，“中国心”在北川的两个营地之间的鸡毛信却演绎了一段温馨与亲情的故事。
记得我们还在指挥所住的时候，那里每天晚上会用柴油发电两个小时。于是四里八村的乡亲们就会涌到指挥所来给手机充电，这时候移动发射塔也有了信号，手机才会临时发挥与外界联系的作用。
7月15号上午，队长把邓家的工作安排好了以后又匆匆回大本营去了。我们这群年轻的战友在邓家开始了新的征程。在山下移动手机塔有信号的时候，我们也会收到几天前或者几个小时以前大本营或者朋友们发来的信息，但更多的时候我们与世隔绝。我们戏称自己来到了世外桃源，在这里有孩子们的欢笑，有老乡们的厚爱，更有清澈的山泉，还有鸟语花香……
下午没事的时候，战友们围坐在老乡家的院子里，轮流讲笑话，关于那个小白兔系列的故事成了我们队的经典，不是故事本身具有多么大的魅力，而是听故事的队员时不时冒出来的经典语录让我们捧腹大笑，而他自己却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突然有一天，从大本营翻山越岭到邓家来了一名老队员，除了给我们拎来了卤菜猪耳朵、鸡爪子之类的荤菜打牙祭，更重要的是带来了精神食粮——大本营战友们情真意切的问候，他们把自己的情谊化作文字倾注在纸上，并拔了自己的头发作为信物，由一名老队员千辛万苦地送到了我们分队战友的手里。那份感动与激动只能是包含在一次又一次热烈的掌声之中。
几天后，外协组长陈小武要回大本营汇报工作。我们分队的战友也纷纷拿出自己写好的书信，交小武带回去。不知是谁说了一句：“整根鸡毛插着，那才有意思呢！”于是傅君竹和房东王哥欣然受命前去拔鸡毛。可怜了王哥家的那只老母鸡呀！当时正在鸡窝里生蛋，冷不丁从旁边伸出几只“毒手”按着老母鸡，一把揪光了尾巴上的毛。老母鸡吓得咯咯直叫唤，吓得阿姨以为是黄鼠狼偷鸡呢，从厨房里箭步冲出来，边跑边喊：“我的鸡呀！”
每个信封上都粘了一根鸡毛，为了欺负大本营的战友们没有鸡毛可拔，我们把多余的鸡毛写上“赠品”二字，装在信封里捎到大本营去。
小武回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军用挎包里鼓鼓囊囊的，拿出来一瞧，好家伙，大本营的战友们用卡纸糊了一个超大的信封，封面设计相当的精美，几只振翅欲飞的蝴蝶剪纸贴在正面，封底是一座绝望的大山上藏着几块闪闪发光的希望的石头。这别具匠心的信封让我们热泪盈眶。抽出里面的书信，这帮贼精的战友，竟然使用车轮战术赚取我们的激动的泪水。在厚厚的一沓信纸上，大本营的二十几位战友一个接一个地往下写。把他们的思念和对邓家战友的鼓励统统挥洒在这方小小的信纸上。在信封的夹层里竟然还装着21颗阿尔卑斯奶糖，据说这是特警“叔叔”送给大本营战友的礼物，也不忘千里迢迢捎到邓家来和我们分享。
几根头发、几支鸡毛、几颗奶糖，连接起了“中国心”战友之间心灵沟通的桥梁。尽管在桥的两端我们很多战友从不曾相识，或者只是互相听过名字，见了面也对不上号，抑或是只是听其他战友提及过，但这都不能影响我们战友之间的交流与团结，因为我们都拥有一颗又红又亮的中国心。（陕西志愿者段祖群）
翻越杨柳坪的十一位勇士
7月27号是我这一生永记于心的日子，也更是“中国心”志愿者铭记的日子，我和战友们从邓家出发，在暴雨泥泞中翻爬高山穿行在渺无人烟的原始森林，终于历经6个半小时到达北川曲山镇任家坪“中国心”大本营。
上午九点，随同大本营送物资返回的11名战友（王欣、刘斌、杨茹、孔繁成、杨焱森、薛林、王宁、张海军、毛玉华、高思发、刘剑峰）以及邓家分队支教结束调回大本营的9名战友（庄敏、陈哲、胡婷婷、陈玉琴、李娜、常志凯、李向菲、何家清、段祖琼），在天空暗沉下来已开始飘着雨点的时候，一如既往地出发。
翻小山时天空开始有些闷热了，团队中的胖哥孔繁成已经显得分外吃力，毛玉华、陈哲、杨焱森、刘剑峰紧紧地伴随他。刚进森林，豆大的雨点就开始一阵紧似一阵地打在我们的身上，战友们纷纷拿出雨具，一步步在戏谑的“水泥路”（水和泥的路简称水泥路）中滑行，不时传来女队友摔倒的尖叫声和队友善意的哄笑。我在这走过三次的原始森林中回头看着这些在泥泞小道上翻爬早已狼狈不堪的亲爱的战友们，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和难受。陈哲的头上已有一层雨雾包围，即使拿着木棒也是艰难的连滚带爬；繁成走得虽然吃力但他从未放弃；王队居然越走越勇，逐渐显出曾当兵的豪气；刘斌所戴的眼镜模糊看不清表情，来团队的第二天就参与这“残酷的拉练”；杨茹已步履维艰；杨焱森斗志高昂，他头上的帽子就是象征；博后薛老师就像骆驼不知疲惫，笑看人生；被蚊子叮得全身疤痕的王宁在暴雨中不忘发型；队医海军腰痛还不忘边走边关心他人；体院的毛玉华号称“中国心”女人中的男人，特真实；我在雨中鼓励大家不抛弃、不放弃；绵阳联络员——“中国心”的背后英雄——刘剑峰戴着眼镜边走边喊：“高队等一下，后头没跟上！”上海的庄敏从不掉队；成都理工大学的婷婷在雨中欢笑；“80后”的陈玉琴娇弱的身体毫不逊色；白皙肤色的李娜紧跟其后；在成都演讲引起全场感动的常志凯沾满湿泥的脚步沉重；上海复旦的李向菲被蚊子亲近后冲在最前；小个子何家清从不认输，还说高队来一支；带病坚持的段祖琼，不时传来爽朗的笑声。
雨，顺着我的头顶直泻，在瞬间包围了我的脸颊，看着同样被雨水浸泡的兄弟姐妹，看着大城市里第一次翻山的战友，我的头一阵阵剧痛，牢牢地用双手抓紧头发，我的心灵在颤抖，一遍又一遍责问自己？为什么让战友们走这条路，为什么在暴雨中行进，我的良心受到无情的鞭打，我无法面对亲密的好战友及关心他们的亲人。
当我问身边的战友，高队带你们走这条路是不是错了，战友毫不迟疑地回答：“没错，这是我们一生的骄傲，这是我们人生的超越。”
我一次次“欺骗”大家，“快到了”“快到了”，走出阴暗便是光明，快看，有亮光了。其实前面又是茂密的树林，大山中的巨石在地震的咆哮中已摧残了一排排树木，我们一个个互相搀扶着心有余悸地往前走，风夹着大雨无情地考验着战友，我们走走停停，边吃干粮边喝水，在雨中欢笑。当我们在疲惫中坚信快到时，终于看到我和陈哲在大树上雕刻的三个字“中国心”，这一刻，大家没了困惑，没了疲倦，战友们欢呼着冲向前方。
这段经历6个半小时的征程，是“中国心”战友最困难、最艰险的一次跋涉，我们将铭刻于心。（高队）
7月27日一大早，我们匆匆吃过了早点就浩浩荡荡出发了。邓家有8名队员服务到期准备离队，从大本营送物资过来的战友也要返回，而我因为胆囊炎复发也随战友返回大本营休整。就这样在高队和王队的带领下，20名队友沿着蜿蜒崎岖的山路向山顶进发。战友杨焱森帮我背了所有的行李，我空着手还累得气喘吁吁。尽管身体不适，但也不想成为队伍的累赘，所以我拼了所有的力气前行。山路两旁灌木有一人多深，人走在草丛里只见人头晃动不见人影。山势越来越陡，天公不作美偏偏开始下起雨来。雨越下越大，大部分队员都把雨衣和雨伞留给了分队的战友，我们只能是眼睁睁地淋雨了。队长总是在前面开路，他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冲着队员们喊：“加油哇！战友们，只要再加把劲，走进了森林里就不会淋雨了。”在高队的鼓励下，我们又咬着牙向上攀爬。
森林里光线很暗，越深入越黑。有队员打开手电筒，却根本无济于事。我们走在前面的队员在杉树林里休息，等待后面的战友。我们靠在粗大的杉树下避雨，杉树叶子像针一样扎在身上，又痛又痒。背包的战友把包里装的水和干粮拿出来分给大家，给队员们补充一下体力，也给自己减轻一些行李的重量。
由于战友孔繁成比较胖，走山路很困难，队长派了一批战友陪着他在后面慢慢走。我们这些女生没背行李或行李较轻的就跟着队长在前面开路。每走一段距离就会前后吆喝一阵子，相互打打气，鼓励一番。山路很难走，在森林里根本没有路，队长确立了大致的前进方向，我们沿着雨水流下来的沟壑向上爬。地震导致很多树木横七竖八倒了一大片，估计是被山上滚落的巨石砸倒的，白花花的树干裸露着，踩上去特别滑。每个队员的身上都已经找不到一块干的了，鞋里灌满了泥浆和雨水，走起路来特别沉重。在最艰难地一段路上，我的胆囊炎不合时宜地发作了，剧烈地疼痛让我放慢了前进的脚步，最后靠在一棵大树下，用手使劲按压住疼痛的部位。眼看着队友们一个个从我面前走过，为了不让他们发现我的痛楚，我只好背对着他们，挥手让他们上前。大雨滂沱，大家都无法开口讲话，因为雨水不停地顺着脸颊流淌。每个从我身边走过的战友都会轻轻拍拍我的肩背，给我信心和力量。
就这样艰难地一步一步向上爬行，4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到达了山顶。走过一段真正的“水泥路”，一尺多深的泥浆和水潭，我们无法绕行，干脆挽起已经湿透的裤脚，踏着雨水和泥潭朝着大本营的方向大步前进。
太阳出来了，路边的野花也格外的鲜艳，每个人的脸上都绽放着笑容。挥舞着手中的衣服或“手杖”，下山的路变得宽敞平坦，队员们的脚步开始变得轻盈，笑声也格外的清脆，女生们开始扯着嗓子唱山歌，虽然不怎么着调却是一片欢腾。
在我们这支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越杨柳坪的队伍里，女同志占了一大半，而且大部分是来自祖国南方的大城市，他们有的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山，更没走过山路，我们“中国心”的战友们胜利地翻越了杨柳坪，不仅是征服了这一座山，而且每个队员更是征服了自己心灵里的困难，达到了一个高度。没有我们完成不了的任务，只要我们努力了，只要我们尝试了，就一定行！（段祖琼）
李向菲，复旦大学博士。
当我有了强烈的赶赴灾区的念头后，就在网上四处寻找志愿者招募信息，曾先后联系过好几个团队，最终选择了“‘中国心’志愿者队”。他们在受灾严重的北川县创办了一所帐篷小学，招募有教师资格证的大学生、经验丰富的教师和后勤人员。报名程序是要先在网上加入他们的QQ群，实名登录，接受简单考察，确定了申请资格后，对方直接用电话联系。我在一个队员的QQ空间里还看到了他们和灾民在一起的照片。所有这些给我的感觉是这个团队比较可信。但是，从6月12日加入QQ群，到27日到达北川，我对这个团队其实并没有多少了解。QQ群的管理人员是已经从灾区撤回的队员，由于与前方信息传递的不畅通，他们对前方情况的进展也不甚了解，群空间里公布的信息都很简单、滞后。比如，我按照要求携带的物品，到了那里才发现很多根本没有用，而很多必需品我却没带。对于“中国心”，是在北川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慢慢了解，并将信任融入其中的。
之前和队长高思发联系时，他告诉我要早点到，开玩笑说天一亮这里就开始“军事演习”了。当时不明白什么意思，到了大本营才体会到。
北川县是山东省的对口援助单位，青岛援建队正在为任家坪灾民搭建活动板房，施工现场就在加油站后面，辅导班处在工地和公路之间，距离公路不到1米。每天天一亮，施工车辆就轰隆隆地、不间断地从辅导班前开过，扬起阵阵尘土，能见度最多3米。到处都是厚厚的黄土堆积，公路都早已看不出柏油路面。每天洒水车会来洒一到两次水，可是洒过水不到10分钟又恢复原样。尽管有帐篷遮蔽，黄土仍然铺天盖地而来，无论是教室的课桌、板凳，还是上课的小学生与志愿者，都是“灰头土脸”。队里买了一次性口罩，可是大家很少戴，太闷，也遮挡不了灰尘。给朋友发短信时我说这里简直就是一个“黄土窝”。
这里没有通水，我们喝的是矿泉水，开始是队员进来时自带，后来团队出去统一购买，在我到的时候已经由当地政府提供了，只是数量有限。生活用水和做饭用水则每天一次由政府的送水车送进来，我们辅导班有十几个白色储水桶，就摆放在接待室旁边的空地上，送水车开进来时，我们就和灾民一起去接。水很金贵，大家都比较节约。洗脸的水都存起来冲厕所、洗手；洗衣服只能在水里过一遍就拿出来晾。其实都是自我安慰，因为灰尘大，我们的队服又都是白色T恤，很快就脏，即便洗过晾出来，没等干就先脏了；洗澡更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有时周末不上课又没什么事的时候，队里会组织大家轮换出去，到附近的安县或绵阳市去洗澡；因为没水，厕所没法冲，经常会堵，又脏又臭，新来的人总是要适应好几天。我刚到时每天都尽量少喝水，一是因为矿泉水数量有限，二是要尽量减少上厕所的次数。
吃饭是在一个老乡胡姐家里，伙食费每天十五块钱，包括给老乡的工钱。第一天去吃饭时，看到四五个菜和汤摆满一桌，有荤有素，比我在学校、在家里都吃的都要丰盛，我暗暗吃惊。去之前从QQ群得到的信息是队里才解决吃饭问题没几天，之前都是自带干粮，进去之前高队还给我发过短信让我带点好吃的，没想到这里却吃得这样好。灾民们可都在吃方便面啊，这让我心里有点愧疚。
白天很热，帐篷里温度有四五十度，戴眼镜的人一进去眼镜就被热气蒙住看不清东西了。所以从早上六点多起床后到晚上十一二点休息之前，我们都待在外面，几乎完全暴露在太阳底下，我这个自以为不会晒黑、从不用任何防晒霜的人，很快被晒黑、晒伤，裸露在外的皮肤留下了很多瘢痕。晚上温度比较低，潮湿，时不时又会有暴雨，导致帐篷进水，我到的第二天就开始长湿疹。
但是，受到在噪声中扯着嗓子上课的队友们的热情感染，又是和那些活泼可爱的孩子们在一起，听着他们朗朗的读书声，我还是坚持了下来。
因为环境的艰苦，志愿者所有费用自理，所以大多数人的服务期限都是队里规定的最少期限——十五天，后方管理人员也根据一线队员的服务期限组织新队员进去。最初一线队员人数基本保持在十六七人左右，英语、数学、美术、体育各科老师都有。
总领队高思发是绵阳人，38岁，之前在拉萨做生意，据说地震发生后，放弃了发展正好的事业来做志愿者。我曾在网上看到过他的照片，典型的四川人，中等个子，肤色黝黑。我对生意人一向没有多少好感，尽管因为他做的这件事对他心怀敬意，也听说过很多队员对他的崇拜，直到走近他才一点点地发现了他的魅力所在，他也成了我最尊敬的、对我影响很大的战友。刚到第一天，觉得他人很亲切，又有点幽默。他一口四川普通话，介绍自己时总会说：“我姓高，叫高队。”他把“QQ群”念成“口口群”，把“北川”读作“百川”，他说“北京”，我老以为是说“百金”。他喜欢召集大家开会，几乎每天晚上一次会议。总结每天的工作，讨论遇到的问题，下一步的打算，更多的是大家彼此的交流。我们在那里没有任何娱乐，只能在辅导班四百平米之内活动。每天送走学生，天一黑，只有一个办公室帐篷通电，需要备课的去备课，其他的人就只能在黑暗中坐着。所以高队的“会”比较受欢迎，后来每到吃完晚饭，大家都会主动问他几点开会，偶尔晚上不开会了大家还会不适应，有时候他不在辅导班，我们也会自发组织开会。每次等高队说完严肃的事情，大家就开始摆“龙门阵”。高队的开场白就是：“我这人有个毛病，开会的时候不喜欢听见手机响，所以请大家把手机关了。”第一天开会，他给我们讲了团队创建以来走过的路，强调了团队的管理制度。我听得有点吃力，队规只记住了三条：一是不准私自行动，二是不能私自赠送老百姓钱物，三要注意言行，不准对老百姓发表任何个人言论。
后来听大家说队里有条不成文规定，所有队员四川话必须过“四级”，有的队友很有语言天分，像陈小武，广东人，比我早到十天，就已经可以用一口蹩脚但流利的四川话和当地人摆龙门阵。我是望尘莫及，一个多月口语始终没过关，但是听力水平提高很多。
教学组长薛林，广西师大的一个女老师，队里唯一一个博士后，三十来岁，人很和气，做事任劳任怨。高队每次给大家介绍薛老师时，总会提到她掏厕所的光荣事迹。加油站的厕所很小，不光我们自己在用，还有辅导班的孩子们和附近灾民在使用。打扫只有我们在做，因为缺水厕所经常会堵，薛老师督促大家把用过的水存着去冲厕所，自己则套上塑料袋去掏厕所。她吃苦耐劳，我几乎没有看到过她有闲坐的时候。我刚到的那个周末，她去绵阳洗澡，一回来放下东西，就拿起扫帚打扫教学区卫生。她的这种热情很能感染人，我们都渐渐养成了习惯，不用安排，每天自觉打扫教室卫生，冲刷厕所。而我们这些行为也渐渐影响到了周围的灾民，有时候看到他们在上厕所时提着水进去，我们都很欣慰。
薛老师对教学和管理都很有经验。我到的时候已经给我排好了课，教四到六年级的语文。孩子们在地震后就没有上课了，除了六年级的学生外，其他孩子课本都还没有学完，但是考虑到他们复课后学校会给他们补课，所以我们的教学以课本为基础，再加些别的内容。比如语文课，薛老师给四年级的学生讲三字经，六年级则加强写作练习。我没有给小学生上课的经验，虽然去之前向几位小学老师请教过，一开始上课还是掌握不好。很多队员和我一样没有经验，为了帮助大家，薛老师组织大家每天晚上训练，轮流上去讲课，其他人则扮演各年级学生，模拟各种课堂上会出现的状况，锻炼大家的处理应变能力。通过这种游戏训练的方式，大家的教学逐渐成熟起来。
黄老师是个心理学专家，在这里很与众不同，人长得漂亮，也带着美女特有的那种高傲。刚到时我就注意到她，因为这么多人，在这“黄土窝”里，只有她总能保持衣着洁净，很是显眼。她和薛老师一起负责教学工作，教六年级的作文课。我看过她批改的作文，并不像我印象中的小学老师批改作文时一副居高临下、批评的口吻，而是以朋友的身份和孩子讨论问题。这一点也影响到了我，我后来在带六年级语文课时，也学着运用这种方式。
其他志愿者分别来自全国各地，有在校大学生，在职教师，也有个体户。他们大多属于“80后”，我这个“70后”在这里比较少见。有一次吃饭时，人多坐不下，一个男生请我先坐，说因为我的年龄属于“前三甲”。以前我一直对“80后”没有什么好印象，觉得他们受到过多关爱，以自我为中心，不懂得感恩，不懂得珍惜，不懂得关心别人……所有这些偏见，在我和他们相处的那些日子里逐渐被修正了。（李向菲）
§孩子们
辅导班的学生最开始有100余名，后来渐渐增加到近200名。在这里，很难找出有哪个学生家里没有人员遇难的，高年级孩子已经懂事了，地震对他们的影响比较明显。我教六年级学生写作文、写日记，只要不命题的，他们大多会写地震，地震当时的情景，地震中如何逃生，怎么失去亲人朋友，我看得很心酸。六年级有个男生，他一个好朋友在地震中遇难了，他从此很少说话，即便该时班里很多学生都是他以前的同学。高队对他进行了多次心理辅导，那孩子才慢慢开朗起来。低年级的学生少不更事，我平时看到的基本上都是他们欢乐的笑脸，只是有时候他们会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突然表现异常。
有一天晚上，大家在门道上打乒乓球，一年级的两个小女孩跑来观战。我给她们一人拿了一支胭脂花，教她们站在前面做啦啦队跳舞。小姑娘们很兴奋，喊得也很卖力：“张美女加油！”“璐璐姐加油！”忽然，一个小女孩回过头来对我说：“我妹妹死了。”接着，另一个小女孩也回头说：“我弟弟也死了。”两人脸上兴奋的表情也没有变，说完又转过头去继续喊。我愣在了那里，一时以为自己听错了。后来在邓家的辅导班，遇见一个二年级的小姑娘，很可爱，我去教室时她会拉住我的手，不说话，只是安静的笑，让人怜爱。有一次课间，正玩着她就忽然哭起来，说，以前都和妹妹一起玩的。我们能做的只是安慰她，陪她玩，让她重新露出笑脸。听高队说，班里一个男孩子，问高队他妈妈在哪，说：“我爸说我妈妈死了，我今天看到坟了。”高队只能安慰他说：“妈妈会回来看你的。”
灾难虽然已经慢慢成为过去，可是孩子们的心理到底遭受了多么大的伤害，我们无法判断，所能做的也极有限。
看望灾民
队里规定晚上十一点半之前睡觉，早上六点半到七点起床，吃过早饭，八点半上课。在学生来之前要打扫教学区卫生。课程安排是早上三节，下午三节，周一到周六上午上课。不上课的时候，有时会安排去山上看望灾民，发放药品。我们的药品有队员自己带来的，有队里集体买的，也有外界捐赠的。
我们到的第二天是周末，不上课，就由一个老队员张玉磊带我们上山。一路上满眼都是倒塌的房屋，我们去的是山体滑坡最严重的村子，村民都从山顶迁下来了，山下的板房还没有建好，他们都在半山搭的帐篷。我们去其中一户人家坐了一会儿，地震中，他们家共有十三人遇难，只剩下老两口带着一个四五个月大的孙女。老人家说起救灾物资的领取，情绪比较激动，说他们住在山上的要先领票，等拿票去领东西就只能领到矿泉水，方便面都被山下的人抢光了。由于队长再三叮嘱我们要注意言行，所以对这些抱怨我们就只能听着。从山上下来，我们给沿路的灾民发放了风油精等一些常用药品，随行的张医生给一些受伤的灾民处理了伤口，有生病的也来找他看病。那时正是吃饭时间，灾民都在帐篷前的简易锅灶上煮方便面。
也许因为地震已过去一个多月，人有点麻木，也许是我反应有点迟钝，当时并没有多少感觉，但是张医生却反应很激烈，回去就哭了，吃饭时说他想打架，因为他看到好多病人，了解他们真实的病情和严重程度。
后来我们又上山去过一次，那天下着小雨，生不着火，很多人都喝不上热水，吃不上饭。每天，灾民们都在废墟上清理东西，在收拾倒塌的屋顶。对农民来说，辛苦一辈子才能盖个房子，却在一瞬间一无所有了。他们物质上的损失，精神上的打击，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李向菲）
陈哲：
7月6日抵达北川，7月28日离开北川。前后23天的日子，待过两个地方，一个是北川县曲山镇任家坪村，另一个是北川县邓家片区。前者是我们团队的大本营，离北川县城只有3公里，离北川中学不到两百米；后者是北川灾后重建进度最缓慢条件最恶劣的地方之一，离北川县城5公里，离唐家山堰塞湖8公里。
在那主要做后勤保障工作，后期在师资比较紧张时，我带了三个班级的数学课。
任家坪是我们的大本营，从我们团队最早5月21日进入灾区时，就是在这进行抗震救灾工作。最早做的是医疗和灾民安置的工作，之后则主要做教育方面工作。我们没救什么人，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我们努力把我们做的每一件小事做好，我们努力做到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北川的百姓。在任家坪，我们学校选在了一个加油站，一个离马路零距离，对面曾发生山体滑坡，每天上课都尘土飞扬的地方。这里没有水，每天从洒水车接的一点水都要循环利用几次，有的女队员十天半个月没洗过澡，她们依然坚持了下来。这片我们能找到的唯一平整点的地方，也是附近最低洼的地方。半夜一下雨，帐篷就进水，感觉后背一下子全湿了。人无所谓，有些捐给孩子的物资也潮了，这真的让我们觉得很对不住外面好心人的期望。
邓家片区，是我这次主要战斗的地方。一个不通水、不通电、移动偶尔有信号、联通肯定没有信号的地方，在那待了半个多月。它离任家坪只有12公里，可由于山体滑坡道路不通，我们一直是靠翻山往返。最长的一次负重走了近7个小时。那里由于道路不通，所以物价特别高，唯一让我们感到庆幸的是大山里那清新的空气，淳朴的民风，和小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在这里，我们创办了一个分校，从无到有，我都参与其中。当背着帐篷上山时，听见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那是对我们所有汗水的最大肯定。
这里的孩子很懂事。小学二年级就有自己洗衣服、做饭的。小学五年级就有帮奶奶背着自己家种的土豆下山去集市上换米的。这里的孩子很辛苦，每天上下课最多都要爬近两个小时的山路，自己手拿小板凳背着小书包。有天下午，我们以为到的孩子会很少，可是，大家几乎都来了。这里的孩子很聪明。山里的孩子都特别调皮，上课不常遵守纪律，男孩子喜欢抓小虫子来吓唬同学吓唬女老师，可是，他们写作业、写作文时真的很棒。
其实很想写点什么，可是真的不知道该写什么。那天，跟队长一起带几个孩子到成都参加夏令营时，主办方安排我们几位队员介绍一下自己的经历和想法。那天，是我来这后的唯一一次哭泣。想起了即将离别有可能再也见不着面的战友，想起了那些调皮而又懂事的孩子，想起了自己在这二十几天来做过的每一件事。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深深爱着这的每一个孩子，深深怀念这的每一寸土地。北川之行，是我生命中最厚重的一笔。
在那里时，我们写过一句话，爱在心中，路在脚下，希望在明天！（陈哲）
庄敏老师：
7月26日，星期六，阴有雨。早上听见门在响，说又是余震。外面飘起了小雨，很担心会下大，希望太阳出来，那样衣服才能干，路才会好走些哦。后勤下山买面粉去了，今天要吃饺子。外面挺凉，穿上两用衫，还把领子也竖了起来。喉咙怎么又疼了起来，真怀疑它是周末综合征。高队说提意见，就这么说可能有的人会不好意思说，让大家把建议写在他的笔记本上。有人在写，其他人就忙着开始拍照了。天上雷声隆隆作响，一会儿工夫，便下大了。高队给大本营打电话，让他们雨停了再来，那边却说下雨也要来。问了高队关于资助安的事。
后勤买了肉、菜、面粉上来了，下午包饺子。中午集体吃泡面，我挑了包不辣的吃。吃好坐在灶前烘队服，那件干的昨晚签名签掉了，这件还湿得很呢，下午大本营队员来要穿着拍集体照的。何他们等大家都吃得差不多了，和傅、常、许下面煮着吃，还放了青菜，开小灶！
吃过饭，雨停了，太阳也出来了，太好了。李老师宣布下午活动分组名单，哲、菲、许、军、伟是接待组，负责去县城出口处接大本营的队员；傅、婷、何、王为摸鱼组，去山下的河里摸鱼给咱改善伙食；段、常、我、娜、琴、成就是包饺组了。哲、傅戏称“接待组”名字应为“接客组”，这俩家伙，凑在一起就能让大家笑翻天。接待组下山了，我们组把帐篷搬到了院子东头，段和琴打扫干净院子，常他们把小方桌抬到院里，铺上白纸晒面粉。面粉是从山下老乡家买来的，可能是受潮了，长了好些虫，太阳一晒就纷纷往外钻。把虫一一拣掉，常就开始和面。找来两个脸盆，在干面粉里加温水，先用筷子搅，再用手揉。琴明显手小、力气小，揉也揉不动，婷的力气显然就大多了，一下一下都能按到底。她们和着，我跟常去田里割韭菜。穿过浴室往下走，半天也没找着韭菜，还是王弟来了指点才发现原来它们就长在路边，刚才我们只顾找成片的，根本没留意到这小小的一块。这韭菜细细的，像野草，听说韭菜长得很快，割了两三天就能长出来。割了一簸箕，常不小心把左手食指拉了一条口子。端回院，我、琴、段拣杂草、枯叶，挑好了我拿到后面去洗。水比昨晚清多了，不过看上去还是挺浑浊的。分成两盆直接用管子冲，洗了三四遍，让党员拿到上面桂林家的清水池又冲了两遍。平负责切肉、菜，娜也帮着切。两盆馅很快出炉了，一盆韭菜鸡蛋，一盆白菜肉。面也好了，常准备擀皮。王弟家原来的擀面杖超大，又粗又长，像根金箍棒，常用不来，阿姨就出去砍了两根比较直、细，短一点的树枝回来，削去皮，就成新的擀面杖了。常擀得挺快，说要在馅里加水，这样的蒸饺才好吃。可我们一包，也不知是因为皮太软还是馅水太多，反正包得不成形，歪瓜裂枣，这边漏那边漏的，看得常直摇头，大呼上当。他示范给我们看，还别说，真是又快又好，三捏两捏就成了。我们又包了两个，似乎样子好些了。娜包的馅最足，个头大，样子好些。常叫琴帮他擀皮，琴根本不会，就左推推右推推，反正连成个圆就行了。很快，第一屉差不多满了，那饺子的模样真是糟得很，四角的、饼状的……奇形怪状，常摇着头端进去蒸了。这时，记者的电话进来了，问我是几时来的？刚没说两句话，信号弱，就断了。只能发短信了，就是慢点。中午高队给了我一些伤亡人数和建队时间、学生人数什么的，说可能记者会问到，其他资料群空间都有，可以去查。
屋里，段、高在写东西；屋外，包的饺子越来越有创意了，干脆变成了小笼馒头。第一屉出笼了，夹了几个大家尝尝，嘿嘿，虽然模样不咋地，味道还是不错的，这下我们总算有点成就感了。摸鱼组的何从坡上冲下来，搞了半天就抓了几个小螃蟹而已，还有几只超级小的，这帮家伙，真残忍哦！过了一会儿，傅和王空着手回来了，在我们眼前晃了一下，又说要去采野梨了。馅不够了，常叫我们再去割点韭菜。问阿姨镰刀在哪？她干脆就和我们一起去帮我们割了，这回不加蛋了。雪拿着盐水瓶坐外面看她们包，评论皮太软，说该用开水和，馅嘛水太多。大家开玩笑说找到理由了，这个模样差那主要是原材料不好，跟咱的技术水平无关哟！傅他们拎着一大袋梨回来了，说是摘的，雪姐笑他们肯定是买的。馅还是不够，就蘸点馅汤包了几个实心的，最后几张皮索性叠在一起摊开，倒上最后一点点馅，卷起来，再切成几段。所有的饺子一共蒸出来两大脸盆，大约有三百个左右。蒸的时候只要15分钟，然后得马上夹出来，否则就很容易穿掉了。可惜我们包得实在太烂了，好多早就穿了，根本夹不起来。
忙乎了半天，正在清理桌子上的面粉，大本营的人到了，个个满脸红通通，精疲力竭的样子。最前面的是毛毛、王队、杨茹，还有几个我不认识。幸亏刚才凉了很多冷开水，倒给他们喝。一会儿，第二拨也到了，还抱了两大扎的矿泉水，这下不用凉开水了，本来热水瓶也空了。一共上来13个，坐在院子里，满满的。傅洗了梨给大家吃，还问我要不要削皮的，我以为他又诳我呢，就自己出去拿了一个。刚咬了两口，他真的给我削好了一只，哎呀，感动，赶紧拿过来。趁他不在，给娜和琴吃了，不知他知道了会不会骂我哟！哈哈！
怕饺子不够，又烧了豆腐、炒了菜。8点多，终于开饭了。端上来的是醋白菜、豇豆、西红柿炒蛋和辣酱浇豆腐，一个菜汤。我、菲、婷、娜、琴、成、茹、宁、许、阿姨坐一桌，哲一开始也坐着，他们饿坏了，就偷吃菜，刚放进嘴里，被正走出屋的高队“逮”了个正着，又惹来一通笑。哲见只有他一个男的，就搬到隔壁桌去了。一群女将，三下两下饺子盘就空了。领导桌有带来的白酒，隔壁猛士桌喝啤酒，今天特意去山下买的。我们这桌也有厉害的，毛、宁、成、菲都每人一瓶，拿着瓶喝。等高队、王队、大刘过来敬酒时，我们已经吃得差不多了。成喝了两瓶，醉了，开始讨酒喝，走起路也摇摇晃晃了。拉她坐下休息。问大刘绵阳有没有好玩的？他说他们单位有个科技馆，他们是生产核什么的，去成都一天没意思。我想那也行，就跟着他吧。一会儿，外面叫看碟片，原来是绵阳电视台的一个记者19号拍的我们阳光小学的录像。大家围坐在一起，电脑放在桌上摆在前面看。正看着，老公来电话了，跟他说不去成都就在绵阳玩玩了，他说那不如改签机票到明晚直接走好了，我说行。又去找大刘，说明天跟他回绵阳直飞了。
来的人太多了，看完碟片就自由活动。看了看人员，让菲、娜、军还是睡帐篷，婷、琴跟雪姐睡大床，我、成睡窗下，段跟阿姨睡后屋，一大一小的垫子正好给来的5个女生睡。谁知，一会儿段跟茹睡外面沙发了，这下屋里就改成琴跟雪姐睡床，我、婷、成睡大垫子，两个小垫子她们两人一组。大本营的男生在厅里铺了张大塑料纸，钻进他们带来的睡袋就睡下了，一溜排，好有趣。他们还带了一个帐篷，女生睡了进去，常终于可以睡自己的帐篷了。十点半，我们先睡下了，婷、菲、哲上山散步还没回来，很多人在院里聊天。高队催他们都快点睡。气枕被军拿出去了，我垫了衣服当枕头，吃了粒康泰克。迷迷糊糊，大本营的女生进来了，指点了一下睡法，他们一共带上来11个睡袋，不怕没被子了。
这一天，好热闹！（庄敏）
第三节 帐篷学校长出来的助学
地震之后，学校里的房子都倒了，孩子们失去了学习知识和与朋友玩耍的场所。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之上，一个个蓝色的帐篷搭起来，成为孩子们的临时学校。尽管那时“中国心”团队并没有将这看作是一种助学行为，但在回顾“中国心”助学的发展历史时，我们却很容易得出结论：帐篷学校正是“中国心”助学的起点。这是因为，“中国心”很多带有助学标签的工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第一次家访、第一次为学生寻找资助、第一次为孩子们开展辅导和活动……而从单纯的授课到狭义上的助学（即资助学生）的转变，则要从志愿者放学后护送孩子们回家这件事说起。
帐篷学校
任家坪学生辅导班
2008年7月“中国心”邓家辅导班
那时候，每天放学以后，很多家长都在忙于生产和生活恢复，无暇亲自来帐篷学校接自己的孩子回家。由于地震之后灾区的生活环境复杂，出于孩子的安全考虑，“中国心”的志愿者总会亲自护送一些距离较远的孩子回家。在护送孩子回家的时候，志愿者常常会在孩子们的家里坐一坐，与他们的家长聊一聊家里的情况。正是在护送学生回家的过程中志愿者们发现，很多孩子的家庭都陷入困境。不仅因为家庭本来的经济状况就不乐观，更是因为地震带给家庭的毁灭性破坏。团队经过讨论后认识到，除了办帐篷学校以外，还可以为灾区的这些孩子做更多的事情。当时他们没想那么多，只觉得可以找到一些家庭贫困的孩子，了解他们的家庭状况，然后寻找爱心人士为他们捐款。
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每天护送一部分孩子回家已经成为“中国心”志愿者们常规工作的一部分。不过除了安全方面的考虑，志愿者们更加关注这些孩子的家庭状况，通过实地查看他们的生活环境并与家长对话，更好地了解孩子们和他们家庭的需求。可以说，那时所使用的这种粗糙的家访形式正是此后“中国心”团队所形成的完善的家访制度的最早雏形。随着家访频率越来越高，“中国心”志愿者逐渐意识到，家访的目的是为了搜集这些孩子的家庭资料，从而锁定潜在的帮扶对象。
志愿者下课之后，把没有人接送的孩子送回家，顺便看看孩子们的家中的房屋毁损情况如何。家用电器，像电视机、洗衣机这类的，一定会拍照记录下来。还有就是关于家中的人员情况，是否有死伤，有无残疾人员……综合这些信息，决定是否需要“助学”。那时候“助学”主要就是“给钱”。（高队）
当时就发现一些孩子的家庭情况比较困难，孩子天天中午吃泡面，学习用品很匮乏，既然我们办了学校，肯定不能只关注孩子们的学习方面，我们需要关注到更多的东西，熟悉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去关心关爱孩子们的成长，不是吗？（北京志愿者张梅）
家访过程中也曾发生过一些令志愿者久久难以忘怀的事件。尽管猝不及防的天灾带给了人们巨大的心理伤害，可是孩子们在灾难面前的冷静，甚至比他们的泪水带给志愿者的感触还要深刻。
2008年8月18日，“中国心”志愿者全部撤离，物资全部交接给当地学校，这一天，“中国心”新浪博客发布第一期资助名单。2008年有的志愿者开始成为第一批资助人，这样的开始，高队和刘队自己并没有想到，他们二位未来的志愿之路在何方，未来应该怎么做呢？高队与刘队协商，邀请老志愿者那崇翰到北川，协助开展助学。
2008年9月24日，任家坪小学发生了震后的次生灾害，很大的一场泥石流，山上死了十几个人。当问负责家访的那个孩子怕不怕时？他说：我不怕！我习惯了！
你知道吗？他只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
2008年震后的另一场泥石流加剧了伤害
尽管“中国心”在这一时期的助学还带有很强烈的自发性、随意性和草根性的特点。但是随着家访频率的增多，志愿者们也逐渐总结出一些家访工作中的规则。这些朴素的规则尽管欠缺系统性，却无处不体现着“中国心”志愿者对孩子们的尊重、接纳和同理心。
和孩子一块儿聊天的时候，一些问题是不可以问的，比如不可以直接问孩子家人的死亡情况；你可以把孩子先支开，问家中的成年人……要特别注意规避心理上的二次伤害。大多数时候，孩子们还是很天真很乐观的。但另一方面，我想那只是这个时间点他没有表现出来而已……我们不去问你家里面怎么样，不去触动它，他就不会表现出来那种难过；但如果你走近他的内心，谈及一些敏感的话题……就像一个伤口一样，不碰它肯定是没事的，但是一碰的话肯定会痛，会裂开。（那崇翰，“中国心”最早的助学主管，现在在重庆做公益。）
除此以外，正如上文提到的“中国心”团队的三大规则之一——团队媒体采访中的忌讳。其原因之一也是想要避免志愿者在采访中透露自己在家访中发现的情况，从而给灾区的孩子们造成心理伤害。至今，作为“中国心”团队的第一任助学主管，那崇翰仍然非常认同团队在当时家访中的态度和做法。用他的话来说，那个时候整个“中国心”团队的风格就是踏实、低调。
灾区所有学校将在8月20日开学，无论小学和初中、高中，一律都要进行10天的军训。8月15日星期五，任家坪帐篷学校正式移交，我再一次请假前往，和战友们一起归还课桌、移交所有捐赠来的物资给任家坪希望小学，战友们陆续悄悄离开，最后离开的一拨人没能瞒过聪明的孩子们，守在路边要跟我们合影，回看照片，除了我，所有人的表情都很凝重，试图让大家欢快点的我也笑得那么勉强，很遗憾我没有太多时间跟战友们、孩子们相处！（刘队）
第四节 经济助学奠基石
助学工作的起始与根基——家访
家访，作为评估一个家庭情况的重要手段，是整个助学工作中非常关键的环节。对“中国心”团队的志愿者来说，当然需要在家访时保持理性的工作态度，时刻谨记团队的助学标准，做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和判断者。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经历的一些事件，还是会带给工作人员很大的心理冲击。
刘队家访
特别是曾经家访过的一个妈妈，给志愿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场泥石流造成我们刚刚家访完的一个孩子遇难了，那个孩子的妈妈志愿者至今还记得。“5·12”地震使她失去了丈夫和大儿子，9月22日见面时，她说一定要把小儿子供养成人，但没想到两天过后就音散人去……那段日子，志愿者队伍亲眼见证了太多的生死之别。
参与家访给当时的“中国心”志愿者带来了极大的心理触动。看到这些刚刚经历过天灾磨难又生活在困窘之中孩子们，志愿者们常常会联想到自己的生活经历，从而对这些孩子有更多的怜爱。特别是当时担任团队负责人的高队，更容易对这些孩子的经历感同身受。
家访助学是真正让我的内心有所触动的志愿服务经历……小时候我自己家里非常穷，上不起学，初中毕了业就没再读书。三年级的暑假，天气很热，我跟着一帮邻居到山上去偷割别人的莎草，汗流浃背还被马蜂追着咬，就为了能卖几块钱。那个时候的几块钱于我而言是万分万分的珍贵，来之不易的珍惜。因为只有卖了钱，下个星期才能读书，才能去买本子，买笔。
回到眼前来说，北川任家坪这个地方，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伤痛，房屋垮塌，亲人逝去……我们的这些孩子他们怎么去读书？他们读书又会面临着什么样的压力？很多因素的综合，触发了我们开始想要帮助孩子们完成学业，去家访，去给他们找一对一的资助人，首先是解决他们经济困难的问题。（高队）
通过当时志愿者的叙述可以看出来，彼时“中国心”团队的资助更多的还是停留在灾后应急助学的层面。在“家访——找资助人——捐款”的资助模式下，一些刚经历了地震的贫困孩子得到了救急的捐助。
而在帐篷小学结束之后，“中国心”的工作也逐渐从灾后应急助学转移到比较常态的资助上面来。
如果把“开始助学”看作“中国心”志愿团队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的话，估计很多人会认为，应该找个好日子、好时间，团队成员聚在一起庆祝，这才是一个里程碑事件应该有的注脚。然而在当时，“中国心”团队既没有条件这么做，也没有明确认识到哪一天才是助学工作的开端。正因为如此，当时的“中国心”团队并没有仪式般地把某一个日子当作里程碑式的助学起点来铭记。
只是在当时，志愿者们看见很多原本贫困的家庭，在灾后又遭遇雪上加霜的困境。孩子们的处境让人担心，恰好又有很多好心人想要为灾区的孩子们提供经济上的援助，而“中国心”团队恰好成为这两者之间的纽带。而且，在帐篷学校期间，“中国心”团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志愿者资源和社会声望，很多曾经在帐篷学校里服务的志愿者都成为团队的资助人，而这些志愿者通过他们的经历，影响到了自己的社交圈，拉动了更多的亲友成为资助人。
面对这一现象，“中国心”团队的志愿者最初只是简单地想在资助人和孩子之间搭线，抱着这样的想法出发，谁也想不到，从资助1名学生到资助1000名学生，从1位资助人到现在的300位资助人，从2008年筹助学款6000元到现在平均每年筹助学款80万，从不收取项目管理费用到向资助人收取每一名学生50元的项目管理费，到现在每一名学生200元的项目管理费，这条助学之路，“中国心”团队用了10个年头才走到现在。
团队正式确立助学想法的准确日期，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但是通过查阅“中国心”团队的历史资料可以发现，团队在2008年8月15日这一天发布了助学倡议书，8月18日发布助学名单。于是，我们通常将这一天作为灾后常态化助学阶段开始的标志。当助学帷幕拉开的时候，我们懵懂地上路并写下了这些文字，那是我们的初心，是我们当年不完善的见证。
助学倡议书
助学倡议书
2008年8月15日
亲爱的战友们：
首先感谢大家积极加入“中国心”志愿者团队，并投身于前期的救灾与支教活动。我们团队在北川灾区的工作将暂告一段落，后期工作重点将转入协助达成社会人士与北川特困学生的一对一帮扶计划。在此，我们向大家提出倡议如下：
1．在自己的能力和财力所及范围之内，参与到我们的一对一帮扶活动中，奉献爱心，与我们的特困学生结成帮扶对子，帮助孩子健康成长，使他们与其他的孩子一样享有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童年。
2．保持对我们北川特困学生的关注，联系周围的爱心人士，积极促成这些爱心人士参与到我们的一对一帮扶活动中来。
3．我们将在网上（博客和QQ群，以及拟建设的网站）公布特困学生家庭情况表，并随时进行信息更新和资助情况跟踪，同时将公布我们的阶段性工作总结，请大家经常登陆，并予以监督，给予建议。
4．博客备有特困学生情况表供查阅，请有资助意向的战友找高思发队长或者薛林、刘剑峰联系。我们已筛选出25个学生，目前已资助12人。
高思发138×××××××× 薛林135××××××××
刘剑峰159××××××××
“中国心”志愿者团队于北川任家坪总部
简单明了的倡议书正式拉开了助学的道路，更是拉近了“中国心”与志愿者，“中国心”与学生，“中国心”与北川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成为“中国心”团队的助力器。一直从2008年跑到2017年，更成为“中国心”口述历史助学部分的篇章。
专业化助学的探索——首次调整资助标准
在推进助学的过程中，“中国心”团队的志愿者也在不断提高助学工作的专业化程度。在助学的一开始，“中国心”团队只是粗略确定了一个助学的标准，即对困难的学生统一给予每月300元的补助。但是通过更多的家访后团队发现，不同类型的学生在资助标准上差异比较大，有必要对现有的资助标准进行调整。于是在助学工作启动约两个月之后，团队发布了资助标准调整的通知。
关于“资助标准调整”的通知
2008年10月18日
首先团队感谢爱心人士对孩子的帮扶，根据我们最近了解的情况，现将帮扶标准调整，第2批按此标准执行。
1．a类（每月160元）房屋在地震中塌毁，由地震造成的单亲家庭。a类家庭标准：1）一个父亲或母亲带两个孩子，且两个都在上学。2）一个父亲或母亲带两个孩子，一个上学，一个还小无法上学。3）一个父亲或母亲带一个孩子，且老父老母两个都在身边，由自己照料。4）一个父亲或母亲带一个孩子，父亲或母亲是残疾。5）地震孤儿。
2．b类（每月100元）房屋在地震中塌毁，由地震造成的重伤家庭。b类家庭标准：1）一个父亲或母亲带一个孩子，或老父老母其中一个在身边，由自己照料，且无法打工。2）父母其中一个在地震中造成的残疾，现在还在治疗中，且两个孩子读书。
备注：由于第一批属特困生标准为300元/每月，团队11月将对第一批特困生家庭进行回访，资助人对帮扶标准有异议的请与团队总领队助理刘剑峰联系，电话：159××××××××。助学负责人：那崇翰，电话：138××××××××
“中国心”志愿者团队
李姐（李鸿）的到来与助学标准的规范化
即便如此，当时团队的管理人员仍希望能够进一步提高助学工作的专业化程度。2009年初，团队邀请绵阳的李鸿老师加入团队，帮助主持助学工作。李鸿老师是一个已经拥有10多年助学经验的公益老将，她的到来，为“中国心”团队助学标准和方法的改进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李鸿老师到来之前，“中国心”团队在资助标准的确定上往往会采用比较随意的做法。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团队成员对受资助孩子的同情和怜爱。然而在李鸿老师来到团队以后，很快调整了这种工作方式。在她的主持下，“中国心”团队用更加理性的方式开始确定家访资助的标准。作为当时的团队负责人，高队清楚地记得当时助学标准转变的状况。
我们因为热情满怀的开始助学，标准定得会偏高些。那时候总觉得，这个孩子太可怜了，这个家庭太辛苦了，我们的钱给得多一些，再多一些。李姐过来之后，结合她自己多年的助学经验，很理性地帮我们依照一些具体的标准，比如每个孩子的生活费多少，家访费用多少等，计算出一个适合的资助额度，把我们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标准降低下来了。李姐的到来让我们感觉工作方式高了一个档次，有经验真的不一样，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懂理念和工作方法。（高队）
在上文也提到过，在2008年刚开始做助学的时候，“中国心”的资助模式带有自发性、零散性的特点：听到哪里、哪个家庭有问题，就去走访了解情况。而且，“中国心”团队虽然一开始就形成了在家访时记录有关信息的习惯，但“中国心”最初的家访表格里面，只有最基本的收支信息。在一次又一次的实际家访过程中，团队志愿者不断地发现新的需要了解的信息，并不断更新已有的家访表格。
在长期的助学过程中，“中国心”团队一直坚持每户必家访的原则。这种家访的方式带来了极大的工作量，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心”团队成员在助学上的保守态度。团队当时的助学负责人李鸿，是这样阐述原因的：
我们在北川做助学，采用的是百分之百的“家访＋助学”方式，这是很锻炼一个团队的。相比那些不进行家访的资助，或者是只进行一次家访，后面就不再跟进的助学，我觉得这种助学方式更让人感到踏实。
大多数的资助人想要知道她资助的孩子的情况，而不是给了一次钱，再给第二次、第三次钱，却不了解对方的任何信息。
另一方面，助学不仅是经济上的交流，更是心灵上的互动。对受助方来讲，每年都有善良的人走近他们，鼓励他们。在被尊重、被理解、被倾听、被懂得的过程中，他们更有勇气和力量面对自己暂时困顿的生活。
助学，甚至公益，都不是简单的商品交换。除了钱和物资，它还涉及感情、信任、尊重、理解。
受助方的感恩之心同样可以丰富资助人的心灵，于这个社会而言是正能量的传递。所以我们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的家访，我觉得很好。
尽管这种家访方式便于增加对受助对象的了解，但是由此带来的考验也非常明显。作为家访志愿者的“中国心”团队队员，必须要用自己的经验和技巧来获知受助对象最真实的家庭状况。
在长期的工作过程中，团队的工作人员发现，家庭评估并不是一个单向了解老乡家庭情况的过程。从某种程度来看，它也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交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了解的程度有多深、效果有多好，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投入度和双方的信任度。
为了规范家访流程，也为了向资助人和受助对象公开“中国心”团队的受助标准，李鸿曾经撰写过一篇名为《助学中的数学题——我们的资助标准如何确定》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李鸿阐述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计算受助家庭的收入与支出状况，再比照“中国心”团队的助学标准，确定是否资助。可以说，李鸿的这篇文章为“中国心”资助标准的确定打下了最早的基础。
《弟子规》里面有讲，“凡取与，贵分明。”所谓“分明”，就是要用数据说话。
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种玉米、种土豆、养猪、养鸡、养鸭。所以我们在调查表里面，要记地的亩数，树种的数，养猪多少养鸡多少。
山里的老乡没有什么大的支出，很多东西都是自产自销。平日就买些山里没有的大米、面粉。
他们的主要压力就是，当孩子读书了，这些只值几毛、一块钱的东西，全部要变成几百块钱的东西。“变现”对于他们这些不熟悉市场交易的人来说，有很大的压力。
其次，交通费用也是一笔较大的支出。孩子上学距离的远近，出行方式，坐摩托车还是走路，都会影响这一部分花销的大小。
最后我发现，这很锻炼做公益的人。黄连的价格知道了，大黄的价格，杜仲的价格，厚柏树的价格，多少年成材，都知道了。这就需要做公益的人做的有一定的“专业性”或者说“经验性”了。（李鸿）
实际上，了解家庭收支信息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庄稼的收成有好有坏，农作物的价格有高有低，对很多住在山里的家庭来说，每年几百块钱的交通费也是不小的开支。
在志愿者不间断的家访中，家访表格也在不断地完善，每年都会有调整。在最开始的时候，家访表格里只有最基本的收支信息。后来在实际家访的过程中，志愿者不断地发现和补充需要在家访中了解的新信息。比如：在此之前志愿者没有考虑到的国家补助、社保等，被陆续添加到家访表格中来。
后来“中国心”团队还在家访表格中加入了村干部的联络方式。一方面，“中国心”团队可以向村干部核实这个家庭的有关信息；另一方面，当团队成员需要去联系这个家庭时，可能因为他换了号码等原因联系不上的时候，就可以找村干部代为联系。
当年，在一次典型的家访中，“中国心”团队的志愿者会首先观察受访家庭的房子外观，房间内家具、家电的摆设情况，家庭成员的穿着和生活用具等；然后再了解这个家庭的成员构成、入学或工作状况等，把家庭的具体情况都了解一番。最让志愿者感动的是在这些询问过程中，大多数老乡通常没有隐瞒，什么都愿意跟志愿者讲。
当然，在家访过程中，也会有一部分老乡有所隐瞒，这就需要家访志愿者用自己的社会阅历来进行判断。作为在助学领域浸淫了多年的“老江湖”，李鸿老师也形成了自己判断老乡说话真实性的方法。
辨识老乡是否有所隐瞒，需要社会阅历。一般来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会看他们的眼睛。一般说谎的时候他会眼光闪烁，眼神会不专注，并不时故意地闪来闪去。他有点慌张，眼神会透出一点慌张的东西出来。所以我觉得山里面的老乡很可爱，因为一般他们撒点小谎，都瞒不过我。对我来说，这都是太容易辨别的事了。做了这么久，有了这么多经验之后，再遇到乡民撒谎的时候，还会产生“啊，他怎么欺骗我？”的想法。有时候我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但是我也在学习理解他们的做法。
目前，我们主要是找大学生志愿者来做家访，填写评估报告。对于这些初出茅庐、生活阅历不多、经验也不丰富的孩子们来说，我们给他们培训之时压力会比较大。孩子们需要有经验的人带。另外，需要得到当地的支持，跟村里其他人聊，跟老师聊。这样得到的情况会更真实。（李鸿）
从一对一打款到集中打款
2008年8月15日“帐篷学校”结束之后，“中国心”正式启动助学工程。彼时，团队承担的是“信息发布者”的角色，即团队在网上发布需要资助的名单，资助人认领以后，将钱直接打到学生家长的账户。
汶川大地震之后，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大部分志愿者业已回到自己的常态生活轨迹之中。那时候，整个团队只剩下高队和刘队两个人。刘队是兼职在团队做事，而高队心中还留存着回西藏做生意的想法。两位负责人身份的不稳定性也给当时助学方式的延续造成了隐忧。
我们考虑的是，资助款项的钱我们不能亲自去经手，主要为了避嫌。同时，也考虑到我们自身“助学”的不稳定性，万一哪天高队就回西藏了呢！所以，家长提供一个银行卡号，资助人直接打钱过去。我们会给捐赠人快递一式三份的捐赠合同协议。
那么多的协议，要快递到不同的地方。那时候的快递业没有现在这么健全，有的路上就走丢了。寄挂号信，挂了号丢的也不在少数。这个人说没收到，那个人说没收到，非常麻烦。给人家寄过去了，签了字盖了章还要寄回来，也是经常弄丢不见。（刘队，“中国心”志愿者团队副领队）
存在很多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不仅仅是邮寄捐赠协议的工作。彼时为了避嫌，助学金直接在资助人和受助人之间流动，因此，资助人和受助人直接联系的较为频繁，二者也常常因为“资助金”产生直接的对话。此种资助方式尽管看起来足够公开透明，却给“中国心”团队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首先，在“三方协议”中会明确提到资助人打钱的时间，或每月一次，或半年一次，或一年一次。“中国心”团队需要及时跟进，确保资助人的款项能够及时足额到账，然而这个跟踪落实的过程却非常非常麻烦。
比方说，资助人说我按月打了。很多孩子在山里面，山上没有银行，没有信用社。父母呢，又没有意识每个月去查钱，可能三五个月查一次，查一次也不知道钱是从哪里来的，每个月进了多少钱。资助人那边说我每两个月打了一次，受助家庭这边却没有办法说清楚每两个月收到多少钱。他只能回答“好像打了”，或者“好像收到了钱”。这不是很确定的回答。
在打的频率上和打的总数上都存在很多落实方面的难题，甚至有些家长说他没收到钱，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去查款或者查的账号不是他留的汇款账号。总而言之，乱得很，每家都有每家的处理方法。（王玉阁）
除了确认打款以外，当时的资助方式还存在另一个隐患。由于资助人和家长直接、频繁地沟通关于“金钱”的问题，很多孩子产生了“资助人是有钱人”的假想。在这种想法的影响下，一些孩子会变相地向资助人要钱：一个电话打过去说“叔叔，我想要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手机啊，衣服啊”又或是“阿姨，我家里又有什么什么困难了”。
每年资助1000元或2000元的资助金额对大多数资助人来说不是问题。但如果受助家庭有什么变故，虽然也是需要帮助的，但却不在资助人的预期范围之内，可能也不在资助人的可承受范围内，但他们又不好直接拒绝。这种情况的发生，对于资助人来说，其实是一种过度的负担，对受助家庭来说，又容易对资助人产生依赖心理。这两方面都不利于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资助关系。（王玉阁）
此外，家长取款成本高昂也是摆在“中国心”团队面前的问题。北川全境多山、地形复杂，尤其是受“中国心”资助的家庭，大多生活在交通不便的山区。对很多贫困家庭而言，单次取款的来回成本就会高达100元，这使资助款能够发挥的效用大大降低。
受助人收款问题，不能确认家长是否收到了钱。还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家长取钱不便的问题。对于一些特别偏远的山区地区来说，跑出来取一次钱的交通成本可能高达100元。（高队）
最后，当团队将钱打到孩子家长的账户以后，照理说这笔款项是应当用于孩子的助学的。但是如果家长需要急用，这里刚好来了一笔现钱，他们怎么可能不用？这种将资助款用作他途的情况很难控制。然而，这些钱毕竟是资助人的“定向助学金”，正是因为这类的情况发生，“中国心”团队意识到，必须得增强对这笔钱的“控制”。
我们开始想，将这笔钱放在学校，用到孩子的生活费里面，不能给家长。我自己多办了一张专门收助学款的卡，让资助人把所有的钱打到我们这里，由我们统一地去执行发放，收到之后转给学校或者哪一个老师卡上，或者拿现金去学校存到学生的饭卡里面。（刘剑峰）
绕不开的一环——与学校合作的开始
在此期间，“中国心”的资助模式也开始改变，从非常零散和无序的对接学生的方式，逐渐转变成“以学校为单位先行申报，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家访评估”的形式。在转变为这一模式之后，家访助学逐渐走向了体系化和制度化的轨道。据当时的助学负责人李鸿回忆，转变是这样发生的：
汶川地震之后，“中国心”驻扎在任家坪。那时候，我看到的他们的家访资料是零散的。碰见哪一个学生，他觉得需要资助，就去帮助哪一个。
2009年我进入团队，说按学校片区来；不要谣听哪个地方的学生需要帮助，我们就去走访；成本高、效率低。
助学变得更加稳定。由学校推荐给我们学生名单，我们再去走访。这样一来，就从一种很“茫然”的状态变成了“有序的接触”。
除此以外，“中国心”团队还尝试引入编码的方式，从而实现对所有受助学生的体系化归档管理。
那什么是“编码”呢？从距离来说：比如今年安昌小学的孩子们是第5批受资助的孩子，这一批有20个学生，那么“中国心”团队就会有20个编号，0501，0502，0503……0520。如果永昌中学的孩子们是第6批受资助的孩子，那么他们的编号就是0601，0602……之所以采用分批编码的方式管理受资助的学生，一方面是为了档案管理方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便于资助人查找受助孩子的相关信息。如果你让资助人记某一个序号，比如0813，090，他未必能记住；但你要是让他记批次，那就会容易得多。他告诉“中国心”团队批次，团队也能够很快地找到他资助的孩子的信息。除此以外，分批编码也有别的好处：
编了批次号的话，你就能知道是哪一年的春季哪一年的秋季，有几个学校分别多少人得到了捐助。在跟学校沟通的时候就很清楚，我们今年春季增加了两个批次，你们学校占了一个批次多少人。这样，不仅与学校的沟通很方便；我们自己相当于做了类似于档案管理的东西，方便我们自己查找学生信息。（李鸿）
尽管助学模式在逐步走向正规化和体系化，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还是暴露出一些问题。最明显的莫过于与受资助学生保持联络的困难：由于团队同时资助着几百名学生，因此很难与每一个学生都保持密切的联系，从而了解他们家庭的情况。在那个时期，甚至出现过受资助孩子已经辍学，然而团队工作人员却对此毫不知情的情况。在此背景下，“中国心”团队将与学校的合作继续向前推进一步，在建立了学校申报制度以后，又将学校老师纳入到了整个助学体系中。
在此背景下，学校将委派专门的老师担任兼职助学老师。在学校里，他们除了完成自己的日常授课任务以外，还需要协助“中国心”团队了解受资助学生的家庭情况，代表学校完成贫困学生申报工作，并协助助学款的发放、反馈以及受助学生参与夏令营的报名统计等工作。这一工作模式的确立，正式明确了学校在“中国心”助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也将“中国心”助学工作的专业化程度推上了更高的层次。可以说，时至今日，“中国心”团队仍在沿用那一时期形成的与学校合作的助学工作制度。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逐步地向学校这边转移的，转移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很明确地说“我是跟学校合作”这样一种形式。这个过程中，可能学校说让哪一个老师协助一下你，像“友情支援一下你”这种形式，并非老师的“工作”或者“义务”。可能就在那一天现场，我帮你召集一下学生，剩下自己处理。他没有义务平时去注意这几个孩子，或者孩子有什么问题，他没有义务第一时间反馈给我们。再后来，老师方面开助学会议，请了学校一些领导，慢慢地确立了这样一种制度，每个学校指定一个老师协助我们助学工作的展开。（王玉阁）
总之，在这一阶段，“中国心”团队与学校的合作关系迈向了正规，这也成为灾后常规助学阶段的重要特征。
两方代理协议的签订
在有了相对较为完善的资助标准以后，“中国心”团队又很快地草拟了一份资助协议，在协议中对资助人、受助人和“中国心”团队三方的权利和义务做了界定，从而为助学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协议式的保障。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的话，“中国心”团队当时的这个做法无疑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助学协议的签订不仅规避了三方协作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违约风险，也为此后逾9年间“中国心”助学的规范发展走好了第一步。从现有的档案资料中，我们找到了“中国心”团队在助学开始之初签订的资助协议。
“中国心”早期的资助协议
甲方：资助人
乙方：受助人（备注：填写的是孩子的家人；并注明孩子与乙方的关系）
丙方：中国心志愿者队
甲、乙、丙三方经过协商，就甲乙双方结成一对一帮扶对子一事达成以下协议：
1．甲方决定通过丙方以一对一的形式向乙方的孩子_____提供资助，以帮助其生活并顺利完成学业。
2．甲方以下列第_____种方式向_____提供生活及学习费用_____元人民币/月，资助期限为_____年。
（1）每月邮寄
（地址：）
（2）每月通过银行转账
（账号：）
（3）每月面交
（4）每年预付全年费用
3．乙方同意通过丙方接受甲方的帮扶资助，并保证将捐赠款项全部用于孩子_____的学习与生活。
4．乙方有义务并督促孩子定期或不定期向甲方和丙方报告学习和生活情况。必须保证每月至少一次电话报告，每学期期末寄送学习成绩单和家长报告书复印件。
5．在资助期限内，甲方不得以任何借口停止资助。如因不得已的原因，不得不停止，必须提前3个月通知乙方和丙方，且须丙方寻找到合适的资助人后，方可终止资助。
6．如发现甲方的资助不利于孩子成长，丙方有权利与甲乙双方协商变更资助人。
7．如发现乙方有违反协议的行为，或者乙方的孩子_____表现实在差强人意，甲方可以通知丙方，经丙方查证属实，甲方可终止资助。
8．甲乙双方如需变更协议内容，须征得丙方同意，并重新签署三方协议。
9．因本协议产生的纠纷由三方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0．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每份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11．本协议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 乙方： 丙方：中国心志愿者队 代表：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地点： 地点： 地点：
通过以上几个历史资料我们不难发现，即便是在“中国心”助学的开始阶段，团队也有意识的以标准化、规范化的形式来开展工作，而不是盲目的、无计划的资助。作为一个当时刚刚起步的草根志愿者团队，能做到这一点是十分不易的，无疑也是令人啧啧称奇的。因而我们有理由做出这样的判断：“中国心”助学之路的起点并不低。
“一对一助学打款”程序上的过度烦琐性；资助人的打款及时问题，不能确认钱是否打到了家长账户；受助人的收款顺畅问题，不能确认家长是否收到了助学款；资助人与受助人之间的关系可持续问题；资助款用途性质问题等，基于此五点因素的考量，“中国心”开始考虑转调整现有的资助方式，要求资助人集中打款到团队的指定账户。
与之配套的是我们的“两方代理协议”的签订。一方面，“中国心”团队和受助家庭签订授权委托书，获取合理地使用受助人个人和家庭信息的权利，方便在筹款时向资助人交代受助家庭的情况；另一方面，“中国心”团队通过和资助人签订授权委托书，建立起“代理捐款”以及“代理发放助学金”的制度。虽然在那时，“中国心”团队有意识地通过签订授权委托书的方式规避一些法律风险；但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心”团队并不具备公募资格，更没有合法的身份筹集助学款。
集中收取、管理助学款，签订代理协议帮助解决了助学工作中的一些难点。但在另一方面，“中国心”团队成员的工作量也成批增加。原先，“中国心”团队的成员只负责牵线搭桥和信息传递；现在，他们不仅需要寻找合适的资助人和资助学生对象，还需要跟进资助人的打款情况，更要将学生的相关信息反馈给资助人……这些工作的叠加，使得“中国心”团队的人力成本提高了很多。这也成为“中国心”团队向资助人收取管理费的原因之一。
代理协议是一元协会陈老师给予的建议。（高队）
无人支付的公益成本——50元管理费引发的风波
“贴钱”做公益，在“中国心”的助学工作中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这一特点在助学家访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作为当时的助学主管，李鸿老师从来没有想过让资助人为自己的公益成本买单。
从2004年开始做北川片区的助学，花自己的钱走访学生家庭已经成了我的一个习惯。在我看来，做公益就应该花自己的钱和时间为别人做一些好事……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和大学生志愿者相比，我是一个有稳定工作和收入的人，但是他们却没有。（李鸿，“中国心”最早的助学主管）
2009年底，“中国心”团队渐渐感受到了贴钱做公益的压力。首先，做助学家访的主要团体是大学生志愿者，这一部分人群并没有独立的、固定的经济来源；其次，这时团队已经来了第一位助学专员，需要有行政费用来支付工资。于是，团队成员萌生了向资助人收取50元管理费用的想法，其中包括25元家访费用，25元行政管理费用。但是，在讨论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两方存在分歧和意见。
上文也提及，作为“中国心”的助学主管，李鸿老师一直很排斥向资助人收取助学期间产生的行政成本。在这次讨论中，她自然非常担心收取行政管理费的后果，她尤其担忧这一举措会给资助人带来不信任感。
当时我是不太理解这个事情的。因为我做公益十多年，都认定“做公益是花自己的钱的一个事情”。家访费用这个钱，如果是从资助人身上出的话，我会感觉这个事情有点说不清楚，很容易造成一种不信任，然后这个公益项目变得很难做。（李鸿）
但是，在“中国心”其他工作人员看来，要保证助学工作的可持续性，这部分行政管理费用就必须收取，可以没有工资，但家访需要路费，这部分费用对大学生志愿者而言，是个负担。
在2008年的冬天，记者勒克儿在采访“中国心”时写到：一杆旗帜、一个人、一个账户76元钱，在这之后我们就开始结束捐赠，主要作为运费，往北川关内运物资，现在的几十公里，那时从都江堰、汶川、茂县来回三天，940公里。这就是公益的成本，可是这样的路程，谁来支付车费呢？（高队）
承担家访工作的主力军是大学生志愿者，我也曾经是一名志愿者；那时候（2009年），家访的费用全部由我们自行承担……当时我就觉得这种形式有些不合理，毕竟大学生没有收入。如果他们需要一直贴钱来做“公益”的话，这一部分人是会慢慢流失的。（王玉阁）
除此以外，在长期的工作过程中，“中国心”团队的工作人员也渐渐地发现了做公益所需要的成本。
为什么要收这50块钱，大学生团体的特殊性可能只是一个引子，究其根本，是“公益也有成本”的问题。
比如，有人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可以捐赠物资的邮寄地址，他把很多衣服和食物给寄过来了；但他忘了，这些东西运到山里面是要运费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去陪同运送物资是需要人力成本的。你只是把东西寄了过来，之后的工作你如果不承担费用，那么就需要我们自己来贴钱；我们可以拿钱，但总会有资金不够的时候，到时候我们不做这个事情了，那你的“爱心”也就献不成了。（刘队）
但是，李鸿老师并不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经过讨论之后她也意识到，收取管理费有其必要性，特别是对维持家访志愿者群体的稳定性和团队工作的持续性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经过讨论我也意识到，绝大多数的家访是由大学生志愿者在做，大学生能有多少钱？2008年进关内去家访只能走擂禹路，那条路刚修好的时候，路费是300元，只到禹里，交通成本非常高；还没有算从乡镇入村入组的费用。后来，交通费有所下降，但是平均下来，到一个学生家里家访也需要几百块交通费。这个费用让并没有经济来源的大学生来承担，确实有不合理之处。
另外，我们每年为资助的孩子们举办很多活动，几百个孩子的管理，团队的运作方面，总不可能用手写字，所以电脑要配；工作上的电话费补贴，协调费；办公室电费、水费、打印机的费用……所以，还是有充足的理由和底气向资助人收取管理费的。
一个孩子50元，高队提出了这笔费用的价格。当时还讨论，资助是一年秋季一次，春季一次。那到底是收一次，还是收两次？我们都有讨论。后来觉得，作为一个团队，这种行政费用已经不可避免了。而且，主要参与的人是大学生。如果不给相应的费用的话，可能就把公益的这个门槛设得有点高了。后来，很久后，我意识到高队可能想由此开始给志愿者寻找补贴款项，想为以后专职社工考虑生存的办法。
从我个人来讲，如果是个人做助学的话，这个管理费当然还是不收取的为好。因为个人的话，你收取就好像变成了一种工作了，变成了一种有收入的事情了。我选择做公益，应该还是花自己的钱，用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去为别人服务，让别人快乐。而且，义工和团队要收取管理方面的费用这件事，让社会理解和接受也需要比较长时间。尤其是义工，现在看来，有钱又有精力长期做义工的人真的不多，应该说很少。志愿者的主要力量仍然是大学生。有些年轻人愿意来做公益，就是没有收入也愿意来做。家里人问起都不敢说，偷偷摸摸的，我们也很矛盾。高队的一些理念我还是蛮喜欢的，他说做全职公益的人，也应该有一个好的生活。如果做公益做得连家里人都不敢告诉，就不叫做公益了，公益就太可悲了。他说公益人应该是理直气壮的，敢跟家里人说，还有能力谈恋爱成家。我当时很高兴他这样想，觉得很新奇。不过不知道怎么解决。如果现在收费已经得到资助人的理解和支持，已经再好不过了。（李鸿）
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之后，“中国心”团队内部最终达成了一致——收取管理费。大家将助学期间可能会发生的行政支出和家访支出统计以后，最终得出了收取50元钱管理费用的决定。
事实证明，李鸿老师的担心不是多余的。确实有极少部分资助人因为这件事而对“中国心”团队产生了怀疑，并且坚持“公益就应该是自己掏钱来做事”的理论。但是，迫于人力成本增加的压力，团队始终坚持向资助人传达“公益有成本”的理念。由于“中国心”团队坚持做出收取家访费的决定，一部分曾经无条件信任“中国心”的资助人选择了离开。在当时，这件事情带给“中国心”团队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
回到我们的50块钱管理费，当我们要收这个费用的时候确实流失了一部分资助人，他们觉得我们想从中获利，不值得信任了。但那时候我们很坚持，我们认为有必要向资助人传达“公益成本”的概念。家访可以少做啊，很多助学机构家访做部分，学校报上来谁贫困就给谁发钱，每人发的都一样；但是这里面可能会出现资助不到位的情况，也有可能出现对孩子资助过度，对他人帮助过度依赖的情况。（刘队）
其实，在“中国心”的发展历史中，这场关于收取管理费的讨论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标志性事件。因为它表明，“中国心”团队的助学正式走上了持续化的轨道。而对于当时选择不再信任团队的资助人，我们所做的，只有表示深深的感激和遗憾。
“做公益不都是有钱人玩的小众游戏吗？”公众对于公益往往存在这样的误解。但这样的误解从来都不是单方面造成的结果，如果公益从业人员始终认为“做公益就应该像雷锋做好事一样”，又或是“收取必要的行政管理费用会带来信任危机”。那么，社会大众产生诸如上述的误解，一直不会有很大的改观。
对于50元管理费用要不要收取的内部讨论，虽然在此过程中产生了意见分歧，但也是在这个契机下，“中国心”团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对于“公益”的理解和认识。
涉及钱的问题，总是需要格外地小心谨慎，生怕一个不小心就会被人误解成公益金的私用。自助学开始后，“中国心”团队严格做到了两点：第一，为每一个孩子筹得的助学款，全部都是专款专用；第二，给不同类型的受助群体的资助金额全部有章可循。因为这是我们团队依据家访评估的结果做出的决定，团队可以保证资助人的每一分钱都用在孩子们身上。那么为什么不可以理直气壮地收取一定的行政管理费用呢？
从这里不难看出，整个团队的想法也在逐渐发生改变。从传统的慈善观念“公益即做‘好事’”逐渐转向新的公益理念“公益是把事‘做好’”转变。由此，团队的做法也在发生改变。从害怕失去资助人到可以自信满满地说服资助人再一次交付信任。可以说，正是有了当时收取50元管理费，“中国心”团队才逐渐摸索出可持续发展的公益模式。否则，即便团队做得再好，资助人再满意，零成本的行事方式也注定无法维持多久的。
老志愿者于姐发放助学款——孩子们收到助学款
第五节 心灵助学垫脚石
2009年7月，蓝天幼儿园的辅导班的开办是“中国心”“心灵助学”项目新里程的开始。这一年，“中国心”不仅办辅导班，同时在另一个地方——安县的桑枣，高队开始学习夏令营动作。“中国心”2008年助学工作步入正轨后，开始成长营志愿者招募，2008年冬天，在绵阳本地大学生志愿者招募与宣讲，“中国心”与当地大学开始了互动。从最开始的物资发放到后来的学生家访，再到2009年开始辅导班的准备工作，“中国心”助学工作逐步规范，辅导班选点在北川安昌蓝天幼儿园，幼儿园的朱园长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她也在后来成为“中国心”理事。
蓝天幼儿园里的“暑假班”
在2008年的冬天，那时候起接收了一些从任家坪、擂鼓一带的孩子到蓝天幼儿园。从学生和家长那里知道了“中国心”志愿者团队，知道了高队、刘队。当时我们也有一些很困难的孩子，“中国心”也给我们幼儿园的孩子捐了很多物资。所以，我们在很早就认识了。
2009年暑假，我们好多孩子没有房子住，有些孩子甚至失去了父母，那这些孩子该怎么办呢？当时高队就想在我们幼儿园办暑假班，来陪伴这些孩子度过一个长假。在当时，我就觉得很有意义。我们通过这样的活动可以帮助这些孩子，让孩子们的假期变得有意义。既然有这个活动，大家都挺愿意去做的。
办辅导班的这个举措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记得我们幼儿园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在平时非常不愿意表达自己。当时经过了一个暑假后，你都不知道这个孩子现在有多优秀。就是从那个暑假开始，改变了自己，他开始愿意和别人去接触。我们的活动非常丰富，有活动课、文化课，等等。我们好多孩子都表达出了一个想法——长大了也要像志愿者哥哥姐姐一样，成为一个能够帮助别人的人。现在，那个孩子的母亲见到我都会跟我说谢谢，自己的孩子能够变得这么开朗，也能这么优秀！
其实我觉得这些孩子——志愿者，就是这些大学生真的挺不容易的。站在这些孩子们的父母的角度去想，自己的孩子来到北川，那个地震重灾区的地方，有很多隐藏危险的地方，会有很多的担忧。但这些孩子还能够来到这里，利用自己假期的时间，尽自己所能来帮助咱们北川的孩子。怎么说呢，我对这些孩子真的是很佩服的。我的孩子也是这样，一开始他并不了解志愿者，后来尝试过一次志愿活动之后，第二次的活动他主动报名参加，看到我的孩子能够这么懂事，我也很开心。（朱园长）
夏伟，朱园长的儿子，今年27岁，北川安昌人，从事教育培训行业。
那会儿因为我是本地人，我母亲和高队是朋友，当时是要去北川关内做家访。这个工作由本地人做志愿者牵头会好一些。所以就这样，我成为“中国心”的一名家访志愿者。
大概有一个多月时间，家访这块由我来负责。在这里做家访志愿者的一段时间里，觉得不可思议的一点就是，我身边怎么会有这么穷困的地方？很多人生活在大山里面，真的很艰苦！第二个明显的感受就是，做志愿者真的会上瘾的，以前我觉得暑期这么多时间为什么要去做志愿者，做着一些自己的事不是很好嘛。但当你真正做了志愿者后才发现，原来自己真的可以帮助到别人，也会获自我成就感。所以，做志愿者真的是会上瘾的！（夏伟）
余雅芳，今年55岁，黑龙江人，目前在绵阳休息，“中国心”第一个专职志愿者。
2009年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志愿者团队来北川援建了。那时候，我辞去了原来的工作，加入了“中国心”。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是觉得有什么困难需要有人来救，有人来帮助吧。至于辅导班，当时我也没有太多的想法吧。其实我挺佩服咱们高队和刘队的。辅导班这个事情是在他们的拍板下弄起来的，我只是负责辅导班的后勤工作部分。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2009年暑假辅导班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要通过家访，还有学校推荐来了解地震一年后的一些家庭的具体情况。一些特别困难的，就需要我们走访。对这一部分的孩子，我们让他们加入辅导班。这个对于孩子还有他们的家庭来说都是有好处的。将我们资助的孩子召集起来，就这样做了一个辅导班。
志愿者招募环节对我们而言不是很陌生，在2008年就有了经验。
那时候我们和各个学校是有一定联系的，比如学校的学生会或者是团支部。我们不可能去一个一个学校地走，一般是通过联系这些部门，寻找我们的志愿者。
其实志愿者刚来的时候，我们都是要先进行等级注册，并且附有照片。根据我们的计划，对志愿者的服务类型都有明确划分，而且每一个志愿者我们都会购买保险。关于志愿者们的一些详细资料，我们都会留有备份记录。（余雅芳）
任霜，29岁，绵阳人，公务员。
我记得当时是通过一个朋友介绍咱们团队的QQ群。我在2008年就准备来北川的，但当时有些事情耽搁了，没有来成。所以，在2009年我一早就准备，就这样来到了北川。
在北川待了大概一个多月吧，我主要负责后勤工作。就是帮志愿者和孩子们做饭，负责生活起居之类的事情，相当于生活老师吧。
自己认识了很多志愿者，也认识了很多小朋友。在这其中，志愿者最大的意义不仅仅是支教服务，而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陪伴孩子们从地震的阴影中走出。让孩子们每天开开心心的，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任霜）
赵鑫，29岁。
2009年暑假志愿者信息招募不是我看到的，是我一个同学，他好像是在一个网站上看到的然后问我去不去，我说当然去，就这样结伴去到了北川。2009年和2010年暑假都在那里度过。
2009年那次大概有20天左右时间，主要是做生活老师，负责保障后勤吧。还有是对一些学生进行家访。在整个过程中我最大的感受是，我是幸运的，是不掺杂任何功利心去做的这件事，得到的也是纯粹的快乐。不是说为了完成什么暑期实践活动之类的，所以我也能直观去感受，去思考。在做志愿者的那段日子，与其说是我们帮助了他们，不如说是他们在指引我们。帮助我们反思自己的人生，去思考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对我来说非常感恩这段经历。（赵鑫）
常湛，今年28岁，重庆人，目前从事游戏开发。
在2008年的时候我就在“中国心”做志愿者，到了2009年的时候我直接给高队电话，问团队还需不需要志愿者，高队说需要，然后我就去了。
我待了一个月左右吧，那时教孩子们语文、英语、美术还有数学科目。
对我来讲，我不是第一次来北川做志愿者，所以在2009年的时候就没有太多的感受。更多的是，让孩子们接触到他们原本没有机会接触到的一些事情，多了解外面的世界，让支教更有意义。我发现在2009年的时候，孩子们整体上来说，都更加乐观开朗了一些。其实我觉得，虽然社会关注得很多，有爱心的人也有很多。但是，我觉得当时对个体的关注还有点缺乏。（常湛）
王伊玥，今年28岁，北川人，公务员。
2009年参加了辅导班项目，因为我母亲和高队是朋友，当时是母亲告知我的这个事情。
待了一个多月吧，当时我带了一个班。平时就给孩子们讲课，带着孩子们玩。
首先，认识了很多朋友。志愿者们大都来自五湖四海。我本身是北川本地人，很感谢志愿者们千里迢迢来到北川为孩子们做了这么多事情，那是一段很美好的时光，大家相处得非常愉快。
还有小朋友们也非常可爱。分别时，我们大家都哭了。很难想象我们能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建立如此深的感情。（王伊玥）
周晖，今年31岁，浙江人，商人，2008—2009年参与志愿者服务。
记得2008年在北川待了一个月，因为个人原因没有待到最后撤营。走的时候高队正好有事要去绵阳，所以我们坐的是同一辆大巴。车一直开着，没有人说话，车厢很安静。但是一回想起这一个月的点点滴滴，跟小朋友的朝夕相处，与志愿者的同甘共苦，以及在帐篷学校的各种酸甜苦辣，心里涌出了万般的不舍与留恋，有些人、有些事可能我这辈子再也不会遇见。大暴雨送孩子们上石椅山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悬崖边、泥泞里，还有随时有滚石落下山的惊险遭遇。“坚持就是胜利”原本是我激励孩子的，但是却成了孩子激励我的话语。我想哭，但是不能哭，不能给高队丢脸。但是不争气的眼泪还是忍不住下流，我望着窗外默默地流着泪。
时间到了2009年暑假前夕，“中国心”志愿者团队再次招募暑假辅导班志愿者，我毫不犹豫就报了名。我想回去，想回去再看看北川的变化，看看孩子们过得怎么样。看看胡姐、徐哥过得好不，看看席伟现在的状况如何，看看乔茜家店铺生意怎么样……
2008年在帐篷学校做的后勤，因为没有教师资格证，所以就干起了后勤。说是后勤其实就是打杂、做“苦力”的，反正什么脏活累活都干。不是说自己有多能干，主要还是人手不够。任课老师也都是课后帮忙一起干。最多的时候一个人干六七样活儿，打扫卫生、洗厕所、消毒、接收物资、发放物资、库房整理，等等。2009年的时候学校是在安昌蓝天幼儿园，跟朱晓春园长合作的。那个时候的条件好了很多，活儿还是干的后勤。不过我那时候去已经是老队员的，做的是后勤主管。整个学校的后勤工作都是我和于雅芳老师主持安排的，一干就是三十多天。
去灾区做志愿者原本就是做好了干脏活累活的准备。那时候年轻嘛，才22岁，有冲劲和干劲。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但是后来回想还是有点后怕，后怕的是当时的余震、山体滑坡、泥石流，还有翻越原始丛林的危险。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不后悔我所做过的一切。每当我看到孩子们开心地在操场上玩耍，那种纯真，质朴的笑声出现在你面前时，我觉得世界充满了希望，我们的辛苦都值得的，我们的努力换取了孩子的笑声。我个人力量虽小，但是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拧成了一股绳，在2008年大地震救灾以及重建工作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感谢他们！（周晖）
李鸿老师是“中国心”助学第二任主管，第一任是那崇翰，她自己助学已经有8年时间，“中国心”的助学与她曾经的助学有什么不一样呢？
现在的助学与自己曾经的工作差异非常大。比如我以前助学是不会考虑夏令营这一部分的。“中国心”是一开始就设立了夏令营。助学不仅是给钱，做夏令营只是为了让孩子得到更多的快乐和成长。我做助学还没能力把受助方变成一个公益的力量，但“中国心”做到了。“中国心”有很多受助的孩子都会在假期来帮忙，这点让我特别感动。让孩子画心目中的资助人，我也觉得很好，很感动。这种方式更像是爸爸似的教育。“中国心”走向了品质助学，而不只是因为贫困而助学。心灵拯救比经济援助更重要。我们所帮助的家庭都有很贫困的孩子。只要这个家里的精神意识比较强大，有愿意振作的精神力量，他们就会有出息。（李鸿）
“取经”桑枣——夏令营的启示
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每当看到更好的活动，更有利于孩子们健康成长的教育理念的时候，“中国心”团队就积极汲取新的营养。这也是团队从开设“辅导班”到举办“夏令营”的这一转变的初衷。
在2008年地震之后，“中国心”团队一直以开办“帐篷学校”的方式帮助灾区儿童。到了2009年的夏天，“中国心”团队又开设了“辅导班”。顾名思义，就是把辅导孩子们的假期作业作为主要任务。在那个时候，志愿者们考虑更多的是让孩子们的学习成绩不要因地震而受到影响，对孩子们在其他方面的需求考虑不是很充分，而志愿者本身也缺乏给孩子们提供多元服务的能力。
在那时，安县的桑枣镇有一支志愿者队伍正在为当地的孩子们举办夏令营。彼时那个夏令营已经做过4期，每一期都会招募100名志愿者。由于“中国心”团队在做帐篷学校和辅导班项目期间积累了一些管理志愿者的经验，因此他们邀请高队参与并指导夏令营的志愿者管理工作。对以前从未真正接触过夏令营的高队而言，那次经历中所听到、所看到的东西给他带来了很大启发。
这次营会我见到了来自美国、加拿大的志愿者老师。他们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两个字——敬业。我第一次知道，外国人所说的“自由”不是不受限制的“自由”，而是在规则下面的受到约束的“自由”。他会说：“我做这个营会挺累的。其他的时间你不要管我。”但是他在营会期间非常认真。大夏天，四五十岁的人带着孩子们玩疯了，真正地和孩子们融合在一起。那时他整个人的衣服都湿透了。我就想，我们的志愿者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全身心地付出与投入？
外国志愿者与小学员
除了志愿者的敬业精神以外，高队看到更多的是夏令营安排活动的充实和孩子们在营会期间快乐的体验。在5天的营会期间，每天都会有一个不同的主题，由志愿者们带领孩子们一起。尽管没有任何的课业负担，可“纯玩儿”却也不是“瞎玩儿”。志愿者们在游戏之中也加入了一些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元素。比如，培养孩子们的团队意识和关爱他人的意识，等等。在那种形式下，志愿者之间，孩子们之间，他们相互之间都有了更高的默契度。而且在夏令营期间大家会保持持续的开心状态。
于是，这次在桑枣参加完夏令营之后，高队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心”就一定要办辅导班，而不是做夏令营呢？
辅导班的重点是放在孩子们的课业辅导上，少了一些玩耍的时间，非常枯燥。孩子们会觉得太过于乏味。那在夏令营中，我们可以添加一些趣味性的活动。（高队）
游政，今年41岁，四川人，现从事公益行业。
因为高队的邀请，大家又是朋友，我们都有共同的公益情怀。就这样，我加入了“中国心”志愿者团队。而且我们一直在做志愿者的培训，目的是让志愿者能够关心好青少年。从2009年开始到蓝天幼儿园给志愿者做拓展，再接着后来又连续去了三年。
我们的拓展属于生命力训练，是针对志愿者能力及心理素质上的提高。做志愿者服务不只是一腔热血，也需具备能力和过硬的心理素质。这样，才能更好地做好志愿服务。尤其是做好对青少年的关怀服务。（游政）
为了让团队里的其他成员了解到自己的想法，高队专门邀请了桑枣夏令营中的一些国外志愿者过来，为“中国心”团队的志愿者们做团建。参加完团建后，“中国心”团队的核心成员，刘队、李姐、于姐等人也认可他们这套做法。于是，团队一致做出决定，从2010年开始，以后都办暑期夏令营了！
也正是从2010年开始，“中国心”团队的夏令营开始有针对性地招收自己资助的孩子当营员，并选择容量合适、关系良好的学校作为营会营地。
第六节 助学——从“杂牌军”到“正规军”
“山人进京”——“中国心”公益的新篇章
因情怀留北川
自2008年的5月高队回到北川开始算起，他原本计划15天的志愿者之旅最后变成了9个月。
2008年之后，像他一样因为大地震而涌入四川的志愿者人数高达300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都陆续结束了志愿服务，回归到自己原本的生活中了。对“中国心”志愿者团队而言，这个问题同样存在。参与服务的志愿者越来越少，最少的时候就只有高队一个人。
高队也曾反反复复地纠结过，要不要先回西藏继续做生意，等赚了钱之后再回来做公益呢？当时他甚至还想过让刘队以兼职的身份来做团队的负责人。但他最终为什么会选择留下来呢？说到底还是离不开“情怀”两个字。
当初留下来，不排除有一些“情绪”或是“情怀”的东西在。我想，只要真正亲历过一次灾区现场的人，都做不到“放下”。只要亲自走过一次那些孩子上学的山路，亲眼看过一次他们的生活环境，都做不到“放下”。放不下，所以只能留下。2008年底，全国各地的志愿者正如来的时候一样，如潮水退去般地消失了。能够理解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不可能一直留在这里。但是，仍然不免为这些来去匆匆的热情和热心所留下的冷漠所伤。（高队）
因此，在2009年的3月份左右，高队决定留下来，成为一个全职公益人。在绵阳的时候，有志愿工作就来北川做，没有就花时间照顾家里。他说，要全心全意地做“中国心”的高队。
但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很大。如果不回西藏做生意，首先必须面对的是经济收入的大幅下降。在那时候，绝大多数志愿者都以兼职身份开展工作，在自己的业余时间里为公益发光发热。对于高队这样的全职公益人来说，在现实环境中拿着低薪，有时甚至没有工资领。他们在公益道路上的体验倍感艰辛。是啊，没有物质基础的情怀就像是用流沙堆积而成的塔，经不起一点风吹雨打。
一次改变命运的学习
2009年8月份，高队突然收到一封从北京发来的邮件，邀请“中国心”团队参加“社会组织5·12行动论坛暨首届公益项目交易会”，但条件是全部费用自理。这对当时的高队来说，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当时他不仅没有工资也没有伙食补贴，团队账面上也根本没有用于培训、交流的费用。他断了去的念头，转头进山进行对受助学生的家访。
进山的路上，深陷自身与机构发展困惑的高队，在内心终于爆发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拉锯战争。
2008年7、8月的北川，在任家坪和邓家坪之间隔了一座大山。期间不通手机信号，走路翻山要6个小时。当时我们要去到两边办的帐篷学校。路上途经老县城，这是上万条生命消失的地方……铁丝网拉开拦住，我翻过去，走过荒芜之地，心里有些发寒。帐篷学校开得并不顺利，和学校、相关部门沟通不顺畅……酒喝多了，我对自己说马丁·路德·金的那句话自我激励：“在绝望的大山上，砍下一块希望的石头。”这句话后来成了“中国心”的队训。
很清楚地记得2008年的自己豪情满怀。一次又一次，一个人，行走在黑夜里，即使害怕，也没想过要往后退。2009年，那时候的自己走在一条更加安全、更加平稳的山路上，反而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迟疑和想要退缩的冲动。
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个团队未来怎么办？没有费用，没有具体的规划，助学之路也漫长无绪。（高队）
此时，高队已经做了9个月的志愿者，成为大半年没有任何工资的全职公益人。同地震时参与救灾相比，那种为了情怀吃喝拉撒都可以不顾的那种激情已经退去了。高队自己都有可能都坚持不下去了，那么其他人呢？
想到这儿，高队发现，自己没有办法从已有的经历、经验和知识当中寻找到解决方法。这时他忽然想起那封邮件，于是他想：“可不可以走出去看一看？或许别人有和我们相似的问题，或许有人可以给我们帮助。”
于是他拿起手机给交流会的主办方拨打了电话谈及“中国心”在汶川大地震之后就一直待在北川，做了哪些工作……希望主办方可以给相应团队一些经济支持，让“中国心”可以去北京学习。令他又惊喜又意外的是，在报名时间已经过了的情况下，组委会还是很快就同意了他的请求。
他可以去北京了。转机往往就在不经意间悄然出现。
豁然开朗的“中国心”
那时候的“中国心”，对外界的“公益现状”几乎一无所知。团队没有基金会支持，也不知道基金会是什么，没有企业支持，也没有政府支持。资助孩子们的爱心捐款大多通过QQ平台筹集。由于对公益行业的“无知”，“中国心”团队在发展期间经历了很多的纠结、苦恼、困惑。除了小心翼翼地开始倡导资助者捐赠行政经费，几乎没有找到任何让机构持续发展的良方。
更局限的是，“中国心”团队一直待在北川却从未出去过，和其他的公益机构交流甚少。有时候团队甚至还抱有一些“清高”的心态做事，觉得不用你们帮忙，我们自己也可以。当没有任何外界支持的情况下，我们也能做好自己想做的公益事业，有时甚至还会看不上那些因为没有基金会支持就做不去的团队，直到自己也无力面对和解决一些问题，这种想法才得到了改变。所有这一切都在说明一个事实：团队的视野真的太狭窄了。去北京参加公益交流会正是改变以往这些错误认知的最好时候。
就这样在误打误撞之中，我去了北京。再一次见到了“四川公益妈妈”郭虹老师，还认识了很多以前只听说过名字的前辈和同行，徐永光老师，杨团，高小贤，廖晓义……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和“儿童希望”的老吴聊了一个多小时，聊到北川有一家专门做心理辅导和救助的公益机构，因为没有基金会的支持，缺钱做不下去了。那时我就特别不理解，为什么有钱才做？难道这些事不是你自己想做的吗？
但等到那次会议开完了以后，我想的却是：每个团队都有自己的使命和远景，都有自己努力的方向和追求，有基金会支持是很好的一件事，也是挺正常的一件事。更重要的是，我第一次知道，哇，原来基金会可以支持公益机构，我瞬间觉得这是一个新的世界呀！（高队）
此次参会带给高队的另外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做公益的信心得到了极大增强。在会议上，他见到了很多白发苍苍的公益老人，这些老年公益人的事迹给他带来了很大的触动，同时也在激励着他。
这些人年纪这么大了，还在为公益事业奔波劳累，非常地鼓舞人心。当时我想的是，公益是很有希望的，不然这些老人为什么要坚持呢？（高队）
高队终于不再有先回西藏做生意，赚了钱再回来做公益的想法了。但他也认识到，如果想要得到基金会的支持，唯一的前提是得成为注册机构。于是高队立马打电话跟刘队说，团队一定要注册，只有注册团队才有发展的希望；只有注册我们才能获得合法的身份。今后才有可能获得基金会的支持。
从“黑户”到有身份
刘队轻描淡写地叙述了他跟高队关于做机构注册决定的过程。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之后的注册历程要远比他们想象的困难得多。
高队参加完“京交会”回来后，有很长一阵子“吹嘘”注册好，和基金会合作好，问我要不要做得更加专业，更加长久，我说“要”，就这样注册了。（刘剑峰）
易名“北川羌魂”
满载着公益热情和信心的高队从北京归来，立刻开始着手机构注册的事情。
因为注册需要有主管部门，团队首先得找到官方机构。因为以前与北川县团委有过合作的经历，所以高队就数次找到当时的团委负责人马艳书记，与她商讨机构注册的问题。现在回想起那段经历，高队仍然对马艳书记非常感恩。他常常提到，那时候团队挺穷的，每次出去吃饭都是书记给钱。不仅如此，马书记对机构注册的事情也非常支持。但问题是，由于“中国心”是北川第一家要求注册的公益机构，所以团县委也不知道该如何办理注册手续。
于是，高队又去到了县民政局，说县团委愿意做“中国心”的主管部门，可县民政局说，“中国心”团队得到绵阳市去注册。高队又去找到了绵阳团市委，当时的副书记是冯昆敏。他们那儿很快就答应做“中国心”团队的主管部门，但当高队兴冲冲地来到绵阳市民政局时，却又被告知不行，要返回北川注册。当时的“中国心”团队和高队都在注册过程中被搞得晕头转向。
大家都是第一次，所以政府（有关部门）晕，我们也晕。前前后后折腾了三个月，但还是非常感恩，最后注册下来了。（高队）
2009年11月19日，“中国心”志愿者团队正式注册成为“北川羌魂文化传播中心”，“羌”代表北川，“魂”代表志愿者精神。注册像是给“中国心”这个“黑户”办了一张身份证。从此，团队可以有一个合法身份继续从事公益事业了。
公益的世界如何？一两句话肯定说不清楚。高队很喜欢用电视剧《士兵突击》里的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个世界很纯净，人活得单纯、认真，人与人之间重感情，人们的生活追求意义、目标和希望。”能否达到这个世界，没有人可以回答，但是“中国心”团队至少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迈进。
“川道学苑”——高队的公益启蒙
川道学苑一年12期，高队参加11期的学习，为团队的可持续性发展打下基础。谈及学习，高队估计是团队里面文凭最低的，只有初中文化，但他善于发现机会，因为在北京的“洗脑”之后，他真切感受到公益发展的路径，尤其被郭虹老师、高圭滋老师多次引导后，他开始了真正的学习与思考。这就是年龄不一样，生活阅历不一样，公益领路人的不一样。
在学习期间他不仅获得两位老师支持，也得到执行“川道学苑”的原乐施会北京办项目官员李健强的支持，并与他成为朋友。
郭虹老师，60岁，四川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四川NGO人称“郭妈妈”。
我是从2009年开始认识高队的。2009年我们开始办川道学苑，给四川的公益机构提供一个学习的平台。高队是我们第一批的学员，从开办他就过来了。川道学苑办了十几期，他基本上一期不落地都参加了。当时他们还是一个志愿者团队，一个纯粹的志愿者队伍。在这个过程中，怎么从一个志愿者团队走向职业化、专业化的公益机构，我们参与了很多。因为2009年我们工作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推动四川公益组织的职业化与专业化。包括像高队这样的组织，也不止他一家，好多家都是这样。我们当时是根据他们自身的发展状况，努力推动他们完成职业化和专业化的转型。
我记得跟高队深谈过很多次。其实从这个团队一开始，我们就鼓动他们去做注册。在注册了以后，团队就往专业化的方向走。关于一个社会工作服务公益机构和一个志愿者团队有什么不同，以后要怎么做事情的这些问题，这些我跟高队有过多次沟通。同时我也是在看着这个队伍一点点成长起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川道学苑每月一期培训，为他们提供了学习机会，让他们有了成长……应该说，“中国心”的所有员工都来过，大家都是轮着来的。这一次是这两个，下一次又换两个来。但是高队，他是坚持每期都来。包括刘队也来过，那个时候他还在上班（在“中国心”是兼职），所以我一直了解他们在做什么。
高队在四川NGO里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存在。他的出身跟学生、公务员、高校老师或者退伍转业军人都不一样，他经商，是一个典型的商贩和小型业主，自己多少都有些产业。地震的时候，他在拉萨听到消息，满腔热血就回来了。他跟我无数次讲到“中国心”是怎么在火车上成立的。刚好是合适的时候碰到合适的人，又刚好是在北川的这种特殊情况下，“中国心”于是就这么成立了。给别人帮助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他自己也得到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感悟，让他生命的另外一种价值体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关键的转折点。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我第一次跟高队见面的时候，我跟他讲，做志愿者不是来做“好事”的。
高队当时是直接跟我拍了桌子的。他说，“郭老师，不对，你们不了解我们！我们就是好人，我们就是来做好事的！你不能说我们不是来做好事的！如果你说我们不是来做好事的，那我们来做什么来了？”当时他是很激动的。当然我说的“拍桌子”，只是形象的一种说法，主要是说明他当时的情绪有多么激动。当我说，我们做志愿者不是来“做好事”这样一个概念时，他是不能接受的。他觉得这是对他们的一种不理解。
之后我跟他讲，我说你不要激动，坐下来慢慢说。不是来做好事的，那你是来做什么的？是把事情做好。地震之中我们会看到很多人是来“做好事”的，但做下来的结果是什么？是伤害，对当地民众、对孩子们，甚至对以后的整个社会风气的伤害。正是由于这种“做好事”造成了很多问题。这句话有一段时间是做成标语，写在我们“5·12”的走廊上的。因为天天要做培训，天天要讲这句话，说到最后都不愿意讲了。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学雷锋做好事”嘛。我去给志愿者上课，第一堂课就是：做志愿者绝对不是学雷锋做好事。当时我们在“5·12”的所有志愿者，都是经过培训之后，才送到了灾区参与志愿服务。（郭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