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口教授
因为自认遭到了某位教授的恶意批评，被批评的教授就在自己的博客上作出了强烈反应，声称“这回有当一当畜生的必要”。在这个原则支配下，他不仅称批评者为“屁眼教授”，而且几乎所有回击文章甚至标题都加上了辱骂的内容：《昏话连篇·臭气熏天》、《患上脑便秘，难免满纸都是屁》……就我的有限视野，这该是继“打虎派”首领——中国科学院某位首席研究员之后，由学者嘴里吐出来的最肆无忌惮的语言了。其“直率”程度，倘若不明就里，会以为出自街头寻衅滋事的瘪三烂仔。
学者或文人自己要当畜生，南宋进士赵从善有过一回，那是他为了取悦权臣韩侂胄，躲在篱笆下学狗叫，很快就为当时及后世所讥讽、鄙夷。这件事，我在《也曾学犬吠村庄》里说得很详细。另外，清朝学者王士禛说：“唐中宗时，群臣多应制赋诗，如崔湜、郑愔、宋之问辈，皆人头畜鸣。”就是说，崔湜等以为自己是人，但因为行为龌龊，大家都把他们当畜生看。这就可见，人，即使是发怒时分，当不当畜生也还要慎重。虽然今天我们对动物的看法已有了截然的转变，但人和畜生之间，还是有着本质分野。
清人叶梦珠说过：“今人见前二十年文，往往指其疵处，以为笑语。夫二十年前文，不过字句陈腐耳，其笑有限，如今所称绝妙好文，留俟二十年后，吾不知人又更当如何笑也。”从前当然也有文学或学术批评，谁都不是绝对正确的。张继的名篇《枫桥夜泊》，欧阳修就认为诗写得虽好，可惜“夜半不是敲钟时”，事实都弄错了。当然，后来也有人说寒山寺的确夜半敲钟，且“惟姑苏有之，诗人信不谬也”。杜牧的《阿房宫赋》、白居易的《长恨歌》，都被指出不少地方违背史实。后者在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正稿》中考订得最为详尽。陈先生说，古人洗温泉，“其旨在治疗疾病，除寒祛风。非若今世习俗，以为消夏逭暑”。因此，玄宗临幸华清池，“必在冬季或春初寒冷时节”，不可能是在盛夏时节的七夕；而且“详检两唐书玄宗记，无一次于夏日炎热时幸骊山”，按照“君举必书”的记载传统，“若玄宗果有夏季临幸骊山之事，断不致而不书”。还有，“唐代宫中长生殿虽为寝殿，独华清宫之长生殿为祀神之斋宫。神道清严，不可阑入儿女猥琐”，那么两人的“私誓”就是空穴来风。陈先生认为：“乐天未入翰林，犹不谙国家典故，习于世俗，未及详察，遂致失言。”
凡批评，肯定有相应的风险，所以陈鹄在《西塘集耆旧续闻》里告诫道：“观人文字不可轻诋。”他举例说，欧阳修与王安石诗云：“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王安石答云：“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安敢望韩公。”欧阳修笑了，说：“介甫错认某意，所用事乃谢朓为吏部尚书，沈约与之书，云二百年来无此作也，若韩文公迨今何止二百年耶！”于是乎，“至今博洽之士莫不以欧公之言为信，而荆公之诗为误”。陈鹄说，其实王安石的句子出自孙樵《上韩退之吏部书》之“二百年来无此文也”，欧阳修“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不过王安石当时并没有像今天的教授那样跳起来大骂，一句“欧公坐读书未博耳”也就过去了。黄庭坚和苏东坡相互挖苦书法，也相当斯文。一个说你的字像石头压着的蛤蟆，另一个说你的字像树梢上挂着的蛇，但我们知道那只是开玩笑。《侯鲭录》记载，黄庭坚评价东坡书法：“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葱葱，散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