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黄杜何以成为“黄杜”
黄杜村曾经陷入贫困。黄杜的土，白茶的根，“金风玉露一相逢”，惹得黄杜人一门心思扑在茶叶上。如今，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成就了一个产业的奇迹。
黄杜也穷过，黄杜又一脚把“穷”字标签踢飞了。
这中间，发挥能量的，是一个产业的起势与蓄势。
第一片叶子是上苍的馈赠，第二片叶子则是人在推与敲。
是人在拓荒，人的精神是基座，人的勇气是向导，人的辛劳在时时浇灌。
还有宽阔的力量“护航”。
黄杜人起跳，碰触到了地道白茶的芬芳。
黄杜人奔跑，将11.5平方千米的面积拓宽成为安吉白茶的道地产区。
黄杜人站出来捐苗，是因为他们有苗，不愁。
黄杜人主动投入扶贫大业，是因为他们在摆脱贫困上有成打的“黄杜经验”可供分享。
新鲜黄杜，作别苍茫。
一、从“村没有村的样子”到“村越过村的样子”
18岁的小伙子阮安丰胸前别着一朵大红花，身上是簇新的绿色棉布军服，头上是一顶向往已久的军帽，系领章、别帽徽的地方还是空着的，但他已经在想象系上、别上那一刻的神圣与骄傲。
在一片锣鼓声中，阮安丰和家人挥手告别。他光荣入伍了，要离开家乡黄杜这块土地。他多少有点不舍，这是第一次真正出远门；又满怀憧憬，毕竟部队保障得力，吃穿不愁，而且，终于可以去见见外面的世界了。还听说自己要去的地方是福建莆田，在海边。
阮安丰是1994年12月底出发的。此时的黄杜，还是一个躲在浙西北群山旮旯里的小村落，人均耕地1.1亩、林地3.3亩、荒地4.3亩。人盯着这么一些不成气候的土地，没脾气。土地无言，不待见人。人跟土地就这么僵持着。当年，黄杜人均年收入“低于全省全县平均水平，属典型贫困村”。像阮安丰这样能逃离出外喘口气的，多少有点幸运。
在莆田，阮安丰前两年在陆军部队。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宣布，在八十年代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的基础上，将在今后三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阮安丰所在的部队被转为武警序列。由于表现良好，他在部队入了党，服役延长一年。1998年12月底，阮安丰正式退伍回家。
哪知道离家四个年头，村里不见大的起色。问他当时大家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他就想起这么一件事。
到家没几天，一起长大的好伙伴来看他。三个年轻人坐在墙角晒太阳，叙叙旧。一个大爷在村子里挨家挨户乞讨，迈着沉重的步子，向阮安丰走来。这个壮小伙是个热心肠，想起家里正好备有一点年糕，属于南方过年的应时小点心。他就进屋拿了一些，递给老人家。大爷说，能不能不给年糕？自己急着要用钱，能不能给点钱？一块也行。三个年轻人把口袋掏了一遍，又搜了一遍，一个子儿也没有。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事我一直记着，怎么也忘不了。说难听的，都是大小伙子，那时候我都二十好几岁了，口袋里是没有零花钱的。说难听的，这够丢人的了。不是父母不给，他们手头也没有几个钱。你问当时黄杜人是怎么过日子的，大多数人家应该就是这么个样子吧。说难听的，就是紧巴巴的。这个事还没法跟现在的年轻人讲。你说口袋里没钱，他们就说口袋里本来就不带钱的，用手机微信扫一扫就是了，没法对话的。”阮安丰说。
谈起以往的艰苦日子，阮安丰的口头禅是“说难听的”。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黄杜村，说难听的，“村没有村的样子”。这么说，黄杜人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或冒犯。他们自己也打趣说，当时看新闻，经常有“改革的春风”吹到哪里、哪里就变富裕了的说法，“大家就不明白了，怎么这么巧，这个‘春风’偏偏绕开了我们黄杜”。
当然，凡事要讲个事实。有一个说法，就是当时黄杜太穷了，小伙子找不到媳妇，人家姑娘不肯嫁过来，是个“光棍村”。黄杜人觉得，这么说就过头了。他们的理由是，如果真的是一堆“光棍”，现在怎么还有这么多后代？这不符合事实。穷确实是穷，但是不到这个程度。
宋昌美倒是安心乐意嫁过来了，没想到婆家给了她一个“下马威”。
北方过节日，饺子是标配。江南一带，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就是鱼。安吉这一带，无鱼不成宴。宋昌美的婆家，上的则是木头鱼！这算不上什么风俗，关键还是手头紧张，这个大菜又不能少，这个彩头还要有。于是，就想出这么一招，重在象征意义。
跟宋昌美一样，叶海珍也是“外来人”，只不过她是来这里工作的。
1995年，叶海珍从当时的安吉县安城镇党委副书记的任上，调到溪龙乡出任乡长一职。乡政府所在地，跟黄杜村是紧挨着的。这里的土，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车子开到黄杜，50米的范围内看不见人影，黄土飞扬。夏天的时候天气炎热，地上干燥。它是黄泥巴，泥土是酸性土壤，要是下雨，一脚踩下去，把鞋子的帮都给淹了”。
钟玉英是黄杜人，也嫁在黄杜。谈起以前的日子，她感觉那时候老是在羡慕人家。丈夫杨学其外出务工，到嘉兴的平湖盖房子，是楼房。他就想起自家的平房。回来跟钟玉英说：什么时候咱们要是能建个楼房住住，就好了。他见了电话机，挺新鲜的，有了兴趣。就跟钟玉英说：什么时候咱们要是有个电话机，就好了。钟玉英姑姑家在山里，去一趟抄近道要走山路，弯弯曲曲的，碰到下雨，脚下不是打滑，就是让黄泥给粘住了。有一回，杨学其边甩鞋上的泥巴，边耍上了臭脾气：你姑姑家，今后不来了！
◆黄杜村老照片
对黄杜的黄土有意见的，还有李粉英。
她的娘家在天子湖镇，位于安吉县北部，当时大家都说黄杜村是“北大荒”。听说她要嫁到溪龙乡的黄杜村，知道“行情”的人好言相劝，还是慎重一点好，那里可是比“北大荒”还要“荒”。李粉英有主见，认准了这个人，就不回头了。
女儿的大事，做娘的操碎了心。李粉英对娘说，“姑娘的命，菜籽命”，就这样吧。
这是说，一粒菜籽，要是落在肥料上，长得就好；要是落在干泥巴上，就长不好。这粒菜籽，落在哪里，由不得自己。
嫁到黄杜住下来，李粉英发现自己这粒“菜籽”情况不妙。种地，地不应，奈何。推开房门就是山。山一堆一堆的，显得笨重。山之用大致就是柴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柴火保证了这个“炊”，关键还是要有“米”。山连着山，阻挡着视线，也拦住了出路。日子过不开，两口子就想办法。他家男人跟着亲戚，跑到江苏盐城阜宁县打工，卖毛竹，做竹椅，补贴家用，日子还是一个马马虎虎。
李粉英有点急了。人是自己选的，路是自己走的，怪不上别人。一肚子的气，怎么处置？“当时我就说气话，黄杜这个地方，没救了，只有黄泥巴。除非黄泥巴值钱了，这个地方才富得起来。”
多年以后，李粉英无法回想起自己是基于什么依据说出这番“气话”的。歪打正着，她还真是说到点子上了。黄杜的泥巴确实特别，也“值钱”了。
后来，黄杜因为种植安吉白茶立住了脚，打出了声望。为何黄杜的安吉白茶喝起来就不一样？科学家想一探究竟。他们把黄杜的泥巴带进了实验室，细细地看。
一片茶叶，好与坏，关联的因素一串串。其生长状况总体上受自然环境的地形地貌、水文、土壤、气候、生物五个因素的影响。拿老百姓的话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林业上有一条原则，叫“适地适树”。这个道理，古人早就琢磨出来了。西汉刘安在《淮南子》中说：“欲知地道，物其树。”说的是，什么地儿，种什么树，结什么果。同样地，什么地儿，产什么茶。
就说气候。茶树生长要有光，这是首要的，不过光照不能太强也不能太弱。白茶树对紫外线有特殊嗜好，因而高山出好茶。高山多高合适，也是有讲究的。如果是海拔超过了1000米的坡地，可能有冻害，茶树扛不住。而且偏北坡的地方为上，坡度最好维持在25度以下。
这些条件摆出来，黄杜都接得住。
再说土壤。茶树长得好不好，茶叶的产量如何、品质怎么样，土壤是有“决定权”的。具体来说，土壤里的氮含量、钾含量是最有“发言权”的。氮含量少，茶树的树冠跟着变小，叶片飘落，光合作用降低；氮多了，茶树的茎干脆弱，病害来袭，挡不住。可见，一片好茶，土壤的氮含量要“刚刚好”。钾含量也大抵如此，钾是茶树光合作用的“担当”，又分管茶树对水分的吸收和利用，还影响着茶树的抗旱、抗寒、抗病能力。
维持一个好的生态，处理好“对立面”是关键。镉，是个“捣蛋分子”，可以改变土壤环境，影响微生物群落结构，抑制作物生长，一旦随着食物进了肚子，对人体健康有害。土壤是作物中镉含量的重要来源之一。茶树生长，容不得土壤中的镉“撒野”。
不是什么地方都适宜种茶，茶树有自己的性格和喜好，有自己个性化的要求。在长期进化过程中，茶树形成了喜酸耐铝、忌碱忌氯以及喜钾、硅，低铁、锰等特性。科研人员将黄杜的土壤研究了一番，发现这些由“砂岩、泥页岩发育的黄红壤”，硅、铝、钾含量高，铁、钙、镁、钠的含量尽量往低处走，而且这些重金属的含量，远低于国家关于无公害茶园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限定值。也就是说，这些元素都很“乖巧”，适量适中，各就各位。
黄杜的土层深厚，比周边地区的土层都要厚，这有利于茶树根系的发育和对土壤中元素的吸收。黄杜的土，少有片状砾石，质地为“粉砂质黏壤土”，有利于保水、保肥和根系呼吸，不像周边的土，属于“侵蚀性红壤石砂土”，光听这名字就感觉不妙。
所以，在这片土地上种植的茶，就是不一样。“研究表明，与浙江名茶相比，安吉白茶中氨基酸、咖啡碱、儿茶素含量最高，硒含量已接近标注天然富硒茶的含量标准，锌含量已达到标准富硒茶的标准，重金属远低于国家绿色食品茶叶的卫生指标的限定值。这是与普通绿茶在品质上的突出区别。”
也就是说，黄杜的土，白茶的根，“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这一片叶子，让黄杜人的日子顺畅了起来。昔日的黄土瘦地，成了黄杜人的“聚宝盆”。
现在的黄杜，用一句话说，就是“村越过村的样子”。
以往到一些工艺品市场参观，总是能看到一排排的“茶海”，就是对树根进行雕刻加工，用于烹茶、品茶的家具。心想，这么一个大家伙，占地方，价格不菲，哪里用得上？酒店大堂？高档茶艺室？到了黄杜，才知道其中一部分到村上来了。
如今的黄杜人家，茶是日常，是烟火，是不经意间的随手“口粮”。“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茶往往还是一个主角。说着说着，话题免不了跑远了。不着急。兜转几圈，大体还是要折回到“茶”上来的。
客人登门，少不了一个“节目”，就是围着茶桌或茶海，说说话。上茶。茶叶当然是自家的。左手拈一点，放在右手掌心。手指滑一滑。一个欣赏、满足的眼神。轻轻一吹。顺入玻璃茶杯里。再拈出一点……余下两三叶，返回。
◆黄杜村民居
这个茶杯，杯身上印着自家的茶叶品牌、商标名称、公司网址，有的还提供“品鉴热线”，还有口号——“浙江历史从这里开始，安吉白茶从这里飘香”。杯子里的叶子，随着滚烫的水流醒来。徐徐舒展，酝酿清香。茶汤的色泽轻声绽放。主人举起杯子，头微微一侧，欢喜地笑：“喏，喏，你看这叶子……”
酣畅茶聊，意兴刚好。欠身站起，往门口走。主人把客人茶杯中的叶子清理了。从另外一个茶叶盒里掏出几束，冲泡。捧上。边领着客人出院门，边清朗地笑：“拿着吧，拿着吧，这一杯的叶子比上一杯的好，你看看这个颜色……今后你就用我家的这个茶杯喝水吧，顺便给我们打个广告，哈哈……”
黄杜人家的房子，有农家小院的气息。推开家门，近处或远处，能看见山。不是荒山，是青山，黄杜特产白茶苗，一团一团的，把荒山都“攻下”了。一个傍晚，我还见着有人家劈柴。一截厚木头垫底，再架上一截木头，壮小伙抡起柴刀使力气。木头和木头撞击的声音，清脆，就着一抹晚霞和幽静的田野，流淌出让人不想言语的空灵。
这里毕竟还是农村，多少保留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气氛。清晨，黄杜人早就起床，开始一天的劳作，往茶山上看，总是能见着人影。中午11点左右就做好午饭了。下午刚过5点，乡间的炊烟开始缓缓升起，路上似乎立即忙碌起来，这是忙乎着要回家吃晚饭了。城里所谓的“夜间经济”，感觉在黄杜施展不开拳脚。
不过，黄杜的日子是季节性的。“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在茶季，也就是每年的3月底4月初，安吉白茶开采。古人留下的诗句“乡村四月闲人少”，要是放在黄杜，还是有点柔润。
那是一个生猛的季节。这时的黄杜，节奏就像是从舒缓、轻快的民族舞，突然转向动感、喧闹的街舞。“立夏茶，夜夜老，小满过后茶变草。”安吉白茶就是那么一个“窗口期”，到了节点，“一叶值千金”，过了时间，“落叶凌乱化春泥”。黄杜人拧紧发条，嗒嗒嗒，把日子赶着往前过。
这时的黄杜，到处都是人，平时一千四五百人生活的地盘，一下子涌入两万多人。
采茶工占了大头，一般是从外地来打短工的，主要来自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以四十岁到六十岁的农村女性闲散劳动力为主，她们相对固定，候鸟一般，每年春天赶到黄杜，二十多天的采摘期结束，就如期返乡，打理自家的活儿。她们到了黄杜，黄杜人开工资，包吃包住。叶子在她们的指间轻盈飞舞，她们是大自然美好树叶的发现者，也是“搬运工”。
◆采茶
再是炒茶工。茶叶采好了，制茶是个重头戏。白茶娇嫩、贵气，炒制是很难掌握的工艺，出品质三分钟，失品质几秒钟。人工炒制的温度、时间、翻炒的均匀受热面等，都是一门学问，需要高手、熟手来操持。好的炒茶师傅，黄杜人礼敬有加。
还有茶商。耳闻不如一见。他们带着鼻子来，带着眼睛来，嗅着青叶的香气，看着青叶的色泽，用洗净的双手摸摸青叶的质地。踏实了。满心欢喜。茶叶炒好了，马不停蹄，给好这口的送上酝酿了365个日日夜夜的新味道，送上青叶之间洋溢着的春天气息。
这个时候的黄杜人是铁打的，恨不得有“翻跟头”的能耐。种田的都说“双抢”，就是夏天要抢收庄稼，又要抢种庄稼，赶在一起了，说茶季“双抢”还不够，最起码是“三抢”“四抢”。
你问黄杜人是不是没法睡觉？黄杜人伸出两个手指。意思是一天只睡两个小时。而且这两小时往往还是随地而卧，可能是沙发上，还可能是车里。
黄杜人说，这个时候的黄杜，白天是白天，晚上也是白天。
热火朝天、人山人海、夜以继日、加班加点……这些书本上的用语，原本只是形容，在这个时候的黄杜是活生生的。这时的黄杜，就像是一项大型工程的施工现场。
“茶季的黄杜村是独特的，整个小村庄都浸润在茶香中，空气中也弥漫着茶的香甜，每一株茶树后面都有忙着采青的工人，每一座厂房都有不眠不休的茶人，只为做出一年里最好的一泡茶。”这是黄杜人贾伟印象中的黄杜茶季。
“非常时刻”的茶季毕竟短暂。茶季翻篇，黄杜又回归“日常时刻”，顺着原来的节奏，继续着与大自然合拍的悠然和安宁。
在“日常时刻”，到黄杜走一走，更多的感受还是这里超出了惯常意义上的农家范围。浙江农林大学茶文化学科带头人、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王旭烽好好地在黄杜逛了一圈，用时一个小时左右。初步的印象是路好，平坦、开阔。她起初不理解，这里怎么不通公交车？当地人跟她说，早先公交车开通过一段时间，由于乘客太少了，慢慢也就停了。
黄杜人少？黄杜人不爱出门？不是的。原因是基本上这里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座驾”了。
黄杜农家小院里停的车，颇为直观的是数量。每家往往是一辆小汽车，还有一辆运输车。一辆用于生活，一辆用于农活。出门干什么事，开什么车。有的人家还有好几辆小汽车。问了问，原来是你开你的，我开我的，各有所好，各有所属。再说车的品牌，私家车市场上热门的大致都有，好一点的也不缺。路过一家，当地朋友往院子里一指：看见没，就是那辆，这款车在整个安吉都是买的最早的。当年在路上跑，跟个漂亮姑娘一样，回头率高。有人说，把黄杜人开的车摆出来，撑得起一个小型汽车展销会。大体不差。
黄杜人家，居家摆设、内部结构、装潢设计，自然各家各异，但总体上与都市人家接轨。不同的是，这里的住房是讲究挑高的，屋大房大，进门就感觉空阔，不局促。住房的近旁，是有厂房的，里边摆着用于制作白茶的设备，杀青的，理条的，摊青的，分区域摆放。有的是平房，有的三四层，设有茶室、茶吧、茶展厅。厂房紧挨着的，还有宿舍房、大通铺，或是上下铺，用于茶季采茶工人休息。
如今，黄杜人家的房子，既用于居住，也用于茶叶加工，还用于茶叶经营。按说种茶叶也是一项农事，黄杜人还多是农民身份，但他们在社交时老是被人以“×总”“×老板”称呼。这不是客套，也不是玩笑。各家有自家的茶场，在工商部门注册了公司实体。在“安吉白茶”这个“母品牌”的大树下，各家有自家特色的“子品牌”。茶场的名称，要么刷在自家墙壁上，要么在院子里立起一块牌子，要么干脆立起一块石碑，给当地书法家一个各擅其能的机会。
阮安丰给自家的茶场取名“葡茗茶场”。他喜欢吃葡萄，又想葡萄是人人爱吃的，要是每个人像喜欢吃葡萄一样喜欢喝茶，多好的事。他把自己的期待，存放在茶场的名字里。
说起以往艰苦的日子，阮安丰嘴边挂着“说难听的”，言语之间有些激动。说起现在的生活，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变了调子，平缓了，欢快了，喜欢说“这日子，可以”，或者是再加重一点语气，“真的可以”。
黄杜人的日子，是不是“真的可以”，有这么一篇文章道出了其中一二。2010年春节前夕，时任溪龙乡党委委员的夏靓接到电话通知，说是电视台要到黄杜村采访，围绕新农村建设话题，时间比较紧，能不能事先找找合适的采访对象，大致规划一下拍摄线路。夏靓就动身到黄杜踩点。
一路走来一路看，一边观察一边聊，忙乎老半天，对于采访线路到底怎么走，邀请哪些人接受采访，夏靓有点举棋不定。
转念一想，夏靓就释怀了。“其实采访根本不用安排特定的路线，黄杜村处处是风景：白茶主题灯箱高挂村道两旁；新建白茶公园里‘徽宗和《大观茶论》’大型雕塑讲述着白茶发展渊源；村道沿线镌刻着文人墨客咏茶诗句的文化石与一路绵延的茶山绿带遥相呼应……在摄影记者的眼里，这一路都是盎然景致，哪里都能取景。”
◆白茶公园
至于采访对象，“如今的黄杜村，每个人都能头头是道地说上种茶经”，“一位茶农就有一部自己的致富故事”。
她的结论是：“黄杜村人的故事应该就是新农村建设成果的最好诠释。”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白茶园里春意浓》。
黄杜人的日子，就是“春意浓”。
“真的可以”，是黄杜人对现在生活的一个总括性感受。他们说，以前黄杜的男孩子娶媳妇有点麻烦，女孩子老是想着嫁出去，找个好人家。现在情况有变化，黄杜的男孩子从外边娶个女孩子回来生活还是很顺利的，女孩子却不想嫁出去了，她们喜欢“窝”在家里，要是看中了外边的男孩子，就顺手领回来，在黄杜安心过日子。
宋昌美现在是个大忙人，送走几位客人，又迎来几位。她的茶叶生意很红火，在溪龙乡政府邻近的白茶大道上有一栋大房子，经营着自己一手打造的“溪龙仙子”白茶品牌。房子的一部分辟出来，做成一家商务宾馆。临近饭点，宋昌美时常留客人就餐，“食堂里有的，随菜便饭，不用客气的”。
距离她的公司几分钟路程，是一家餐饮小门面。店里的招牌美味，是所谓的“鱼面”，就是红烧鱼块跟面条拌在一起，面条有鱼味，鱼块有面香。一边享受着面条的顺滑，一边剔着不期而遇的鱼刺，需要一点“左右开弓”的阵势，别有情趣。早餐来一碗热腾腾的鱼面，一个上午元气满满。
好这口鱼面的，在这个小门面进进出出，大多不知道隔壁这家公司的老板娘曾经为一条鱼而犯愁。
宋昌美家的男人姓张，名乐平，他们家的茶场全名“安吉县溪龙黄杜乐平茶场”。这个名字，还出现在一部电视剧片尾的“特别鸣谢”名单里。
2011年7月6日，黄杜比以往热闹，人多了，车多了，各种说法也多了。以往只能在电视上看见的人，这回来到家门口了。当天，电视剧《如意》在这里开机，马上要出场的演员到底有谁？这引起了黄杜人的兴致。
这部电视剧的故事，时间放在清末民初，主体是谭家和佟家两大家族的恩怨情仇。这两个家族，都是茶商，自然要围绕着茶说事。剧情设置的主要场景“乌茶镇”，是一个既有江南风味又有怀旧情调的地方，特别是成片的、有声势的茶园是“刚需”。这么一个地儿，得是实景，摄影棚搞不来的。适合的取景地和拍摄地到底在哪里？剧组转了一大圈，最终在“黄杜村”这三个字上画了一个圈。
包括宋昌美家乐平茶场在内的黄杜万亩茶园，让《如意》剧本上对茶园的文字描述，有了实实在在的、活泼泼的场景。
这部电视剧第一集刚开始，是一群鸭子在湖里缓悠悠地游，镜头上移，再横移，绵延无尽的茶山，青翠、静谧。这就像是一部长篇小说开篇的环境描写、景物描写，给整部作品确定故事情节铺展的基调。《如意》开篇，黄杜的风景，俨然成了“主角”。
片尾“参加演出”部分，有一个名字是“金丽丽”。她是黄杜村的，平时就在家种茶。这次家门口要拍电视剧，招聘群众演员，这是新鲜事，正好有空闲，她就报名了。
佟家少爷生病住院了，金丽丽演的是照顾他的护士。她之前把头发染黄了，有人跟她说，那个年代的护士是黑头发。她专门跑了一趟美发店，染了回来。在剧中，她的任务只是给医生递递东西，做一些简单的护理动作，但她感觉挺好，“演得还是很过瘾的”。
当群众演员，一天的报酬大概是50元。金丽丽当然不是奔着这点补助来的。她只是好奇。开自家车来到片场，换上剧里的衣服，化个妆，候着。金丽丽喜欢这个感觉。
和金丽丽一样来过把“戏瘾”的黄杜人，还有不少。《如意》的主要场景在茶园，就着茶说事，自然要有采茶的镜头。这是黄杜人拿手的。穿上对襟的长衫，腰挎竹篓，指尖在茶叶间穿梭着，动作娴熟，干净利落。剧组要的就是这个专业的架势，黄杜人操持这么个吃饭手艺不费力。
电视剧拍好了，剧组撤离了，黄杜的风景不寂寞。酒店行业开始钟情这片浓浓的绿。
在电视剧《如意》中谭府、佟府房子的周边，现在是一家酒店，全称是“帐篷客·溪龙茶谷度假酒店”。
酒店的运营方是景域（驴妈妈）集团，总部在上海。这家公司是从旅游规划起家的，客户对高品质的旅行有什么期待，旅游景区有哪些普遍的短板，他们都有细致的研究。
衣食住行，“行”的时候怎么“住”得舒适，大家越来越在意。比如，一些风景区在符合政策要求的前提下，周边建有酒店，喊出“住在景中”的诱人广告。不过，酒店还是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家酒店的模样，找不到“住在景中”的感觉。
这个问题，是客户的一个普遍困惑。风景区的酒店应该长什么样？景域（驴妈妈）集团创始人洪清华试图回答。
“就是一家代表本真、自然的酒店，来到这里的客人可以完全放松自己，忘记喧嚣，找到自在的生活状态。”洪清华说。
人在什么环境下感到自在？家。酒店要有“家”的感觉。如何在新环境中营造出“家”的氛围？人来自天南海北，各人有各自的家，对“家”的感受千差万别。那就往根子上追溯：人类最初的家在哪里？
“我们的祖先居住在山洞里，打猎、捕鱼，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又慢慢从岩洞里走出来，从树上爬下来，摆脱天然的野居环境，开始搭建最早的房屋——帐篷。”这么一梳理，洪清华有了一个“帐篷”的念头。
这是酒店的一个概念性造型。将人类原初的“帐篷”放置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之中，是关键。这个酒店要“野”，要有水，有融入原野、走进自然的感觉。洪清华还有一个更细化的指标：到这里住宿的客人，用手机拍照，不用选景，不用构图，不加滤镜，也就是“盲拍”，都是美景，天然的高颜值。“我希望客人离开的时候手机里要留下18张图，够发两个九宫格朋友圈。”
这家酒店建在哪里，也就是具体选址，是洪清华和团队要考虑的核心问题。走了不少地方，见过不少人，一些合作意向还很清晰，但棋子始终落不下来。他们总觉得有更好的，有那么一个地方，让人没有遗憾放下所有的犹疑，一锤定音。
“后来我到安吉考察，站在溪龙乡黄杜村延绵的茶山上，就想马上搭个棚、架张床住下来。这个地方让我愿意付1000元钱住一晚，所以当时就在心里暗自下了决心：第一家帐篷客酒店非这里莫属了。”洪清华说。
2014年10月18日，帐篷客·溪龙茶谷度假酒店正式开业。
他们给这家酒店定义为“野奢”酒店。“野”，说的是环境，真正的山野、乡野、郊野、田园，建筑的外观原生态，有乡土气息。“奢”，说的是酒店内部的构造和服务的水准。
“溪龙乡万亩茶园一年四季常青，春季翠嫩，夏季茂盛，秋季葱茏，冬季茶花盛放，每个季节都有它与众不同的美。到了晚上，可观星象、玩篝火，看到流星也是常有的事儿。”洪清华给这家酒店写过一篇文章，对黄杜的风景不吝赞美。文章的标题有点长，但元素饱满：《敢不敢来帐篷里撒点儿野，茶香伴月可摘星》。
◆帐篷客·溪龙茶谷度假酒店
黄杜的风景是有气场的。在这样的自然风景面前，是不敢也不想“撒野”的。“外来者”在黄杜，都要顺着这个气场。酒店在总体设计上追求原生态，一边低容积率，一边高绿化率，建筑面积和环境面积比控制在1∶4。
建筑是“客”，黄杜是“主”。历来讲究客随主便，反客为主是犯忌的。建筑学家吴良镛说过，好的建筑、美的建筑是从大地上“茁长”出来的，是在本土文化的浇灌培养下成长的，是在地方特有的历史地理条件文化基础上成长的。
这家酒店将这个共性原则具体化为“双本”，也就是“本来的”和“本地的”。土地还是土地，能不硬化就不硬化，周围一根电线杆也见不着，酒店内部的竹、木、石，都取自天然。建筑是非永久性的，除了公共区域部分采用混凝土等常用建筑结构，其他区域全部采用轻质“木结构”和“钢结构”，以摒除厚重的都市建筑感。
尊重“本来的”，有自然环境的“本来”，也有人文环境的“本来”。既然“安家”在茶乡，对茶自然要有礼敬的表达。他们就在客房的命名上下功夫。24间客房，有的就取名于《茶经》，比如“静沸”。有的源于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比如“凤饼”。这间“凤饼”，客人在露台上就可以随手采茶，“人和自然好像可以交流了，就像《ET（外星人）》电影中，外星人和人类小孩指尖相触的瞬间，一切尽在不言中”。
来到这里的住客，一个突出的感受是自然的美。他们留言说：“最好的背景是有云的蓝天。”“在餐厅吃饭，欣赏窗外的火烧云。”“住在水边、躺在床上，看到的风景特别美好，茶园边、山林里呼吸舒服的空气，晚上天空繁星点点……”
这家酒店也属于“网红打卡地”。黄杜的风景，对于酒店经营方而言是一种成全，圆了他们打造一家帐篷酒店的梦，促成一个品牌不仅从概念性的构想落地了，还成长了。对于黄杜来说，这家酒店是一抹亮色，给了黄杜人一个信号：偏远山区、乡野村落，也可以很时尚，乡村的风景也是一块“宝”。
行走在黄杜，时不时要定定神的，想想自己到底身处何方。是农村，还是景区？是茶叶生产制作区，还是茶叶集市？都是的。可谓“亦农亦工亦商亦景区”。
从“村没有村的样子”到“村越过村的样子”，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从过去到现在，是一个悠长的时空隧道，由无数个日子填充起来。日子与日子叠加、绵延，使之蓄满了内在的张力。黄杜从贫困迈向富足，黄杜经历的蜕变，是饱满的“黄杜故事”，是摆脱贫困的一个鲜活样本。
二、两横一竖，一个字，干就是了！
把“穷”字赶出家门，过上好日子，是黄杜人一直在想的事。
都说“扶贫扶志”。摆脱贫困，“志”是管总的。“天虽宽，不润无根之苗。”志气就是这个“根”。
黄杜人自有“志”。
黄杜是比较典型的“七山一水两分田”。水，占比只有可怜的“一”，谋生活、过日子，是靠不上的。山，总量上是占优的，不过那时总是跟“荒”捆绑在一起，不中看，也不中用。这么说来，只好琢磨“田”了。
为了发家致富，黄杜人一门心思盯着手头的这点“田”。他们在这点“田”上使力，甚至使蛮力。“春雨贵如油，多了也发愁。”“夏至落雨重做梅，小暑落雨做三梅。”“处暑的雨，粒粒是米。”“立秋栽葱，白露栽蒜。”“冬雪是宝，春雪是草。”当地流传的这些节气俗语，是他们基于长期的农业劳作积累起来的。有的更直接，像警句——“谷雨立夏，不可站着说话。”赶紧干活吧！
“芒种芒种，样样要种。一样勿种，就要落空。”他们种板栗。收成不行。那就换，种杨梅。卖不出去。辣椒总可以吧？还是一个白忙乎。听说种菊花不错。最终还是收入微薄，生活没有怎么改善。好像茶叶也是可以的。老茶叶，土茶叶，种起来。产量上不去，质量跟不上，销路一时也打不开，只好自家喝起。
怎么办？有的干脆外出务工，随着打工潮，天南海北找出路。有的跟七大姑八大姨好言好语，七拼八凑，买了个小货车，跑运输。
“那个时候，我们确实是穷。但是呢，人穷志不短，还好长。大家都在折腾，想办法，不是说算了吧，横竖是条穷命。不是的。都在闷头想，横竖要过上好日子！”黄杜村原党支部书记盛阿林说。
也就是说，为了摆脱贫困，为了过上红火的日子，黄杜人不是“坐、等、要”，不是望而却步，不是自暴自弃，而是提着一口气，耐着性子，想着法子，去寻找各种可能性。
湖州市委党校卢晨昊博士通过实地调研发现，无论是上世纪贫穷的黄杜村还是现在富裕的茶村，有一点，黄杜始终没有变，就是所有村民的致富理念和勤劳习惯。他们一直在寻找适合黄杜村致富的模式，从未停歇过。
虽然有点“屡战屡败”的意思，但是“屡败屡战”的志气总是有的：摆脱贫困的念头在疯长。
而在一些贫困地区，村民习惯于自给自足的传统生活方式，大多满足于日常生活需要，并不太注重对农产品品质的追求，致富的愿望时常处于“熄火”状态。
“农村要脱贫，农民要致富，最大的难点在于村民理念的转变。黄杜村从一个贫困村到富裕村的转型，根本原因就在于村民致富愿望非常强烈，他们通过多次尝试，最终实现了‘一片叶子成就了一个产业，富了一方百姓，振兴了一个乡村’。不仅如此，他们还为党分忧，以白茶产业和技术扶持为抓手，带头先富帮后富，为打好脱贫攻坚战贡献力量。由此可见，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最根本的也是需要率先做的，应该是发挥理念的先导作用，激发农民的脱贫意识和致富愿望，从而为农村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卢晨昊说。
黄杜人身上为何先天性地有着这么一股往前奔的劲头？或许可以从浙江人的性格基因里寻找到些许答案。
浙江人有个显著特点就是“兴业不倦”。他们务实，不玩虚的，对创业有天然的兴致，有从商的灵气，“致富经”念得顺溜；他们自强，舍得卖力气，埋头苦干，善于“无中生有”，在不可能的地方挖掘出更多的可能；他们开放，愿意吸收新鲜知识，乐于到市场大潮中去搏击，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
黄杜所在的湖州属于浙北，这里创造着经济奇迹。有研究说，浙北经济的发达，主要得益于吴文化背景下的浙北人的精致、唯美、勤劳、忍耐、懂世故、守秩序，而这种价值观念十分适合于工业化发展要求。这里的人安土重迁，注重实业，主要是从农业走向工业，而且还有一个共同特点，是“精管理、巧安排”。
这就是说，黄杜人的原初性格里就有一股韧劲，甚至是狠劲。
黄杜人之中就有见义勇为的故事。
十几年前一个冬日的凌晨，黄杜有人家发现有小偷进了门，就喊了起来：“抓贼！有小偷！”这喊声，把住在路边的杨学士惊醒了。天寒地冻，杨学士还是翻身下床，穿着棉拖鞋，顺手抄起一根木棍，冲出了门。
夜正黑，只见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正慌张地向自己这边奔过来。杨学士大嗓门儿亮起来：“什么人？什么人？快停下来！”这男人见有人拦截，掉转车头，往回跑。杨学士疾步追上。
突然间，路边蹿出几个人，拿着手电筒，冲着眼睛照，杨学士的双眼都睁不开了，用手挡着强光。他们见状，疯狂地操起刀子，一边叫嚣着“多管闲事，弄死你”，一边朝杨学士的身上刺来。
杨学士设法躲闪，但有点来不及，背部、颈部和脸部都被划伤了，鲜血直流，一个大石块还击中了他的腿部。疼痛袭来，杨学士顾不上，抡起木棍跟他们搏斗。动静这么大，附近的村民都起来了。这伙人一看情况不妙，朝田野的四面八方，拔腿就跑，不见了踪影。
杨学士是一条汉子，被授予“浙江省十佳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同是省级荣誉，黄杜人盛阿林也拿过。
1946年出生的盛阿林，我们这片土地上典型的老农模样。黑，是经历过太阳、风雨“袭击”留下的痕迹，一种健康的肤色。双手粗短，长着茧子，一粒粒的，看着有新疆葡萄干一般的质感。脸上有沟壑，一道一道的，占据着额头和脸庞。早就过了古稀之年，不染发，没什么白头发，也不掉头发，一根一根的，倔。
当初黄杜人的日子总体上过得不顺畅，盛阿林家还是可以的。他脑子活，点子多，善交朋友，自己做点生意，手头相对来说还算宽裕。村里有一个集体茶场，后来搞承包，盛阿林接住，签了合同，一年的收入还不错。
妻子尹新莲当时是村妇女主任，时不时想做点事，比如逢年过节搞点慰问活动，经费不足，就跟盛阿林商量，家里能不能出一点。盛阿林同意了，“钱在她手里，自己老婆，没办法的！”于是，这次一百，下次两百，家里的钱“充公”了。盛阿林说，自己出手“大方”，不计较这些，跟性格有关系，也跟手头还行有关系，只要老婆高兴，掏个一两百不打紧。
日子就这么往前走着。盛阿林的人生轨迹，在1990年10月拐了一个弯。一天，溪龙乡的领导找他谈话。盛阿林的第一反应是乡里要办什么事吧，是不是要出点资金？乡领导笑着说：不是要钱，是要你这个人。这是请他出任村党支部书记。
盛阿林有点蒙。自己的小日子过得去，还有继续往上扬的意思。当时村里的情况不妙，一团乱麻。这个村支书，是个“烫手山芋”。
乡领导在劝，盛阿林在婉拒，左一个不合适，右一个还是找别人吧。转念一想，自己是1982年6月23日正式成为一名党员的，已经八年多时间了。这是组织谈话，难道要当逃兵？
这么一问，一下子就被击中了。
两横一竖，一个字，干就是了！
盛阿林刚接手，就感觉肩膀上的担子重了。翻翻村里的账本，探探“家底”，发现已经欠下外债6.7万元，内债1万余元。
走在路上，话风变了，有人不怀好意地打趣说：看，“吃白食的”来了。
这也太不是滋味了！
催债的也来了。1万余元的内债，是村里搞基本建设，拖欠农户小工的工资，牵扯不少人。
家里坐着，上午、下午、晚上，时不时有人来问。路上走着，也在问。
有人轻声问：什么时候村里给我们把账结了？就那么几个钱。
有人喊着问：什么时候村里给我们把账结了？就那么几个钱！
有人嚷着问：什么时候村里给我们把账结了！就那么几个钱！
那段时间，家里来个人，路上远远地见着一个人，盛阿林就想：又是一个要债的？
面对大家的盘问，盛阿林的回复是三句话：没有收入。确实没钱。缓一缓吧。
本乡本土的，抬头不见低头见，有的还沾亲带故，这么“应付”几句就算过去了。问题是，外来的压力接踵而至：电力部门要求限期结清因抗旱拖欠的4000多元电费，否则就拉闸停电！
嚯！当村支书原来是这么一个感觉！
要是停电了，老百姓肯定不干。盛阿林想办法先垫付了这笔钱，补上了这个漏洞。
这笔电费，是分摊到各家各户的。村里上门收取，有的还算痛快，交上了。有的手头确实紧，能拖就拖。有的生闷气，抗旱抗旱，田里的秧苗还不是都枯死了，还要来收电费？
停电？那不行！交费？那也不行！就是这么个逻辑。
烦心事一桩接着一桩。
村里要建水库，县上拨款5万元。这是好事。盛阿林拎着布袋子，到信用社取款。信用社工作人员不干了。说黄杜村还有一大笔欠款，这5万块钱正好把这个窟窿补上。这让盛阿林愣住了：还有这么一个理？又想了想，还真是这么一个理。两手空空，打道回府。
回家细琢磨，感觉不对，建水库的钱还是要“专款专用”。农作物喝不上水，白长了。村上的欠款，再想法子。一码归一码。盛阿林再度出马，自己好说歹说，又请“外援”出面“说情”，硬是把这笔款项给争取下来了。
村外的事耗神，村内的事也费劲。
山林可以承包经营了，这也是好事。不过，有人就看不顺眼，“你砍我家的竹，我偷你家的树”，这类事时常发生。有村民发现了，就找盛阿林告状，讨个公道。这确实是个坏风气。盛阿林就领着村干部，制定了一份村规民约，对偷砍竹木的行为给予处罚。有人“顶风作案”，盛阿林将人情搁置在一旁，依照村里的规定，下手了。这惹得人家心里不爽，把盛阿林责任山上的毛竹拦腰砍断不少。
盛阿林上山看了看，没吭一声，回家了。躺在床上，闷了好一阵。冲到大道上，喊了起来：砍光我家的毛竹，我盛阿林照样能活下去。但要我改变观点，变制度，取消处罚，万万办不到！
“不骂第一声，不打第一拳”，这是盛阿林给自己定下的规矩。人的韧性，不是在嘴巴上、拳头上，是在心上。
他身上的韧性被激发出来了，带领大家过上好日子的念头始终在脑海里盘旋。
村里的砖窑塌了，砖窑师傅另谋出路，留下的几万块砖坯眼看着就要毁了。盛阿林和村干部一起，动手修砖窑、上山备柴火，忙前忙后，一块块成品砖又“出炉”了。
黄杜村坐落在山冲里，村民们依山而住，门前那条弯曲、窄小又坑洼不平的机耕路，是进出黄杜的唯一通道。这条路的运输能力差，把黄杜给卡住了。盛阿林想在这条路上动心思。
费用是头等大事。盛阿林施展自己的“坐等”功夫。到安吉县交通局、溪龙乡政府摸情况，打听是哪位领导管事。再坐到单位门口，站在办公室门口，甚至等到家门口，说情况，表决心，求支持。这是一头。还有另一头，修路是要征地的。道路附近的农户，思想工作要通。
几多辛苦，终于算是顺当了，就要开工。上工的突然在传，做这个工，是拿不到工钱的。在这么一个节骨眼上，此类传言容易导致“军心不稳”。盛阿林把胸脯拍得咚咚响：如果年底前不把工钱送到大家手上，你们就来掀翻我家的桌子！
土办法，有时是管用的。
修路的事，是自己牵头搞的。哪有袖手旁观的道理？盛阿林跟着大家一起干。
1992年10月，黄杜的这条大道贯通了。盛阿林还记得一个关键数字：这条路，长4.67公里。
“致富路”“希望路”通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守株待兔”。盛阿林还是往外跑，包打听。
也是1992年，他得知世界银行有一笔贷款，用于开发红壤项目，有意向落在安吉。县里正在忙着物色合适的地方。黄杜的土，都是红的啊！这等好事，岂能眼睁睁看着溜走呢？
盛阿林再度施展“坐等”功夫。这个事，涉及开发办、林业、农业、水利、银行等多个部门。先把人头摸清楚，再守在单位门口、办公室门口、家门口，说情况，表决心，求支持。
用心人，人不负。项目在黄杜落地了。
这是第一步。村里的山，大都给村民承包了。种什么，怎么用，各有各的想法。现在项目化了，是有要求、有标准的，需要规划，栽种板栗、套种西瓜和黄豆等。这是要统一意见的。一纸命令，简单，却不一定管用。盛阿林的办法是尽量面对面做工作，有时还利用晚上时间，进这个山冲，跑那个山弯，跟大伙儿把事情说个通透。
项目真上马，黄杜添活力。
效果如何？2002年6月《中国生态农业学报》杂志上有这么一篇论文，《红壤地区小流域农业综合开发治理研究——以浙江省安吉县黄杜小流域为例》。王卫平、钟传声、徐杨冲、李莹莹四位作者，基于黄杜小流域的考察，提出红壤地区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农业综合开发治理的原则。
具体来说，就是红壤地区小流域应该分上层、中层、下层进行开发治理。上层封山育林，涵养水源；中层开发改造，发展经济作物；下层调节改造，稳定粮食生产。同时，配套实施水土保持、土壤改良、畜牧业养殖和水利道路建设等措施，促进红壤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的良性发展。
黄杜在出经验。
盛阿林继续闷头干活。
村上的小学，是几间平房，低矮，光线不好，年久失修，墙体有裂缝，有的地方还能伸进手指。这是危房啊！每天160多个孩子在这里上课，万一有点什么事，得是多大的事！
盛阿林只上过小学，“读书好”是他的一个信念。孩子们在这么一个环境下读书，是他的一块心病。这个楼，得拆。这个学校，得重建。
扒拉算盘珠子，加减乘除，像模像样的，顺顺当当的，预算大概是20万元。再看看村里的“家底”，凑一凑，勉强有个1万元。这个缺口，实在是太大了。
有人也是好心，说：缓一缓吧。要债的上门，盛阿林经常说的就是这句“缓一缓吧”。轮到拆危房建学堂这事，这四个字盛阿林听不下去了。
“这房子，今天不倒，明天不倒，什么时候倒，不知道，但是呢，你看着它就要倒，就这样等着房子倒，伤孩子，不如拆了。”盛阿林性格里多少有点“一根筋”。
房子横竖先拆了，资金的事再想办法。1994年7月5日，开始放暑假。第二天，拆！
筹集资金，班子成员先带头，一年的工资就暂时扣下了，每个人还要捐款，不少于300元，上不封顶。盛阿林是900元。各家各户，10元起步。
社会力量要发动起来。这个盛阿林有亲身经历。他至今还保存着一张荣誉证书，颁发日期是1993年1月27日，内容是手书的：“盛阿林同志为建设溪龙中学校园，完善教育设施，捐资人民币贰佰元整，特发此证，以作纪念。”现在是村里建小学，也要请大家拉一把。
当然，政府部门是坚强后盾。盛阿林又一次施展“坐等”功夫。单位门口、办公室门口、家门口，说情况，表决心，求支持。
挖土、挑砖、搬水泥……盛阿林领着村干部自己动手。大家都看在眼里，有空的也来帮个工。
“什么是村干部？我说村干部就是个劳力。”盛阿林说。
崭新的教学楼建好了，还搞了一个仪式。时间是1995年11月18日。这个日期，盛阿林还记得。
他这个人，也被一堆荣誉证书“记着”：1994年度、1997年度安吉县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优秀农村党支部书记；1992年度、1996年度、1998年度、2000年度湖州市优秀共产党员；1999年6月，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
◆盛阿林荣誉证书
这个人，有点“乡村政治家”的架势，说的又是大白话、大实话。
他说：“村干部是有工资的。给一块钱，就要干三块钱的事。搞不好，难为情。”
当村干部，他也感觉苦，不过“苦一点不要紧的”。他喜欢看战争片，红军长征，过草地，那才是苦。“我们现在的条件比那时候好几百倍吧。人家也是人啊！人家扛得住，我们就扛不住？”
做工作，难免要遇到烦心事，怎么办？他的人生经验是：“冲啊！就是冲！冲得过去也要冲，冲不过去也要冲。”
在村党支部书记这个位置上干了那么多年，对自己是个什么评价？他的回答很严肃：“好多事还是做下来了，都是实事。好多事没做好，原因好多，自己水平不够是一条。”
什么样的人适合当村干部？他有自己的标准，“盛五条”——
家庭条件还可以，这样就有时间和精力搞集体的，要不然都一门心思搞自己的，耽误集体的事，或者把集体的事都搞成自己的事，结果就出问题了。
年龄合适，精力要跟得上。
身体还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懂文化，还不是一般的懂，要不然吃不开。
有公心，不说一碗水端平，总有个差不多吧，别左边歪一下，右边歪一下，洒了一大半。
当村干部也是有风险的，可能出现“微腐败”。盛阿林的态度是：“搞不了几个钱，自己和家里人一辈子抬不起头来，这是何必！”
他对劳动有感情，“自己从劳动中得来的，是最好的”。现在他还往茶山上背肥料，一包八十斤，压在肩上，走起！
盛阿林对茶叶有感情。他说自己现在的眼神还挺好，不老花，跟这个茶叶有关系，“大锅炒茶，有水汽冲上来，可以清凉、提神，清除眼睛里的杂物。泡一杯茶，热乎乎的，眼睛凑过去，熏一熏，很舒服的”。他还说，如果身上生疮了，用茶水洗一洗，用泡过的茶叶擦一擦，就好多了。有时头昏，或者是心情不大好，他就到茶山上走一走，转一圈，就好了。
他是黄杜村种植白茶的“急先锋”，起了个大早，却拖了后腿。他现在经营的“杜林茶场”，放到整个黄杜白茶产业这片海来说，有点“小打小闹”。他并不介意，很淡然地说：“家里没有搞到什么东西，但大家搞到了，我也高兴。”
盛阿林有时还挺忙，老是有人上门，找他“拍电视”，也就是采访。在节假日，组织上派人到他家走访、看望、慰问，遇到什么事也登门征求他的意见，听听他的看法。
当年，盛阿林刚当上黄杜的村支部书记，其他村的人见着了，说了一句：黄杜怎么选了这么一个人当书记？太难看了！这事他一直记着，说起时边摸着脑袋，从前额一路顺到后脑勺：“很惭愧的，生得不漂亮。唉！”
1996年7月17日的《安吉报》上，刊发了一篇关于他的人物专访，记者直言这个人“其貌不扬”。而这篇报道的标题是《丹心献黄杜》，一个整版的篇幅。
2018年3月，中共溪龙乡委员会、溪龙乡人大主席团、溪龙乡人民政府联手，向盛阿林授予2017年度中国·安吉白茶小镇“最美党员”荣誉称号。
◆1996年7月17日，《安吉报》整版刊登 关于盛阿林的报道——《丹心献黄杜》
◆盛阿林荣誉证书
三、一株茶树的骄傲
盛阿林领着黄杜人往前奔的时候，一件大事正在脚下的这片土地上静静酝酿。
这要从一株茶树说起。
茶，一片叶子，一个单字，流淌于中华文化的长河，滋味绵长，甚至有一点难以名状的朦胧味道。茶，又活跃在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深处，有家常感，有烟火气。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茶圣陆羽在《茶经》中一锤定音，读来感觉有深情在。在《茶经》的“八之出”部分，他又写道：“浙西：以湖州上……生安吉、武康二县山谷……”这是在给湖州、给安吉点赞。
湖州是茶乡，历来产好茶，“叶不甚细，以云雾高寒俟其气足者为上，苦不多产耳”。看来是供不应求。“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合住是湖州。”诗人这么说，或许湖州的茶是其中的一个砝码。
茶香醉人，也养人。“喜见幽人会，初开野客茶。日成东井叶，露采北山芽。文火香偏胜，寒泉味转嘉。投铛涌作沫，著碗聚生花。稍与禅经近，聊将睡网赊。知君在天目，此意日无涯。”唐代诗僧皎然是湖州人，他的这首《对陆迅饮天目山茶，因寄元居士晟》，读来有清幽的茶味与禅味。
明代的陈敬则，是安吉人，烟火气更足一些，写的《采茶词》有现实生活的场景与情趣：“灵草丛高不盈尺，绿遍空山露华湿。清明才过谷雨来，摘取旗枪趁晴日。谁家女儿双髻螺，两两携筐相应歌。前岗后崦跻攀倦，犹言赌摘较谁多。幽香满路归来晚，焙上茸茸碧云暖。那知陆羽是茶神，先献灶君三五碗。采茶采罢春思妍，茅屋花深还晏眠。绝胜湖中采菱女，日暮扁舟荡风雨。”在他这里，茶是“灵草”，茶园景色宜人，采茶女的劳作很欢乐，也很神圣，还激起几缕情思。
南朝隐士、人称“山中宰相”的陶弘景，“年逾八十而有壮容”，一个原因据说是他有段时间隐居安吉，好上了当地的“梓坊茶”。陶弘景写有一首《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或许，诗思流淌之时，“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茶”的句子也在他脑海中有那么一闪吧？
清光绪年间编修的《孝丰县志》记载：“茶，出天目山者最佳。谷雨前数日采者为雨前茶，亦谓之芽茶，味清香远，值倍。”1958年，孝丰并入安吉。
典籍对“白茶”的记载早已有之。北宋庆历二年（1042），《北苑拾遗》上有记述：“官园中有白茶五六株……”过了22年，《东溪试茶录》中写道：“一曰白叶茶，民间大重，出于近岁，园焙时有之……”
在安吉说“白茶”，1930年编撰的《孝丰县志》中已经很清晰了：“民国19年，于孝丰北天目马铃岗，有野生白茶树数十本，干高枝繁。枝头所抽之嫩叶色如白玉，焙后微黄，泡而饮之，味清而香，系金光寺之庙产。”
这“数十本”野生白茶树长在哪里？世事沧桑，民生多艰，想不起，也可能顾不及。
时间的步子，轻缓，不停歇。那些静默无声，不沉沦，是顽强，在积蓄力量。这是安吉的一株茶树的生命运行逻辑。
横坑坞是个小村庄，隶属于安吉县天荒坪镇大溪村。这里有一株野茶树，生长在海拔800米左右的山谷里。平时这株茶树都是绿油油的，到了茶季叶子泛白，而且是玉白色的。摘下稍作加工，喝起来口感很特别。过了茶季，叶子又变魔术般返绿了。这茶树也开花，却不怎么结籽。即便结籽了，播种，等长大，到了茶季新茶树叶子还是白不了，“泯然众人矣”。在这么一个地方，为何有一株这么怪的茶树？这是个什么道理？大家想探个究竟。
民间故事登场，将之演化成传奇，请出的“嘉宾”是白娘子。所谓“横坑坞里白茶树，青城山下白素贞”。
话说白素贞喝下雄黄酒，道行不济，现出原形，吓得许仙人都死过去了。自家官人，是要救的。她从杭州起程，飞往昆仑山，要去采摘灵芝仙草。
昆仑山是一座仙山，满山都是仙树、仙草、仙花、仙果。白娘子搜寻一番，发现陡峭的岩石之上，有几棵蘑菇形小草，红中透紫、闪闪发光。她知道，这就是灵芝仙草，有起死回生之功效。白娘子急忙攀上悬崖，轻轻地掰下一枝，衔在嘴里，准备驾云起飞。这时她感觉身边有一股幽香，令人清爽。举目一望，幽香来处，是一株仙茶树，枝叶间挂着几个褐色的果子，这就是解惑定神的仙果。白娘子心想：自家官人受了贼法海的迷惑，又见自己现出真身，难免神志不定，情绪不稳，何不采一个仙果给官人解惑定神呢？她就摘下一个，放入袖口，御风而回。
喝了灵芝仙草汤，许仙慢慢地苏醒过来，心神却安定不下来。白素贞想起仙果来。哪知道袖中空空，不见踪影。这是怎么回事？
对于来回飞行的线路，白娘子是有考虑的。天目山是昆仑山向东的余脉，由昆仑山的山脊一直向东，沿着这条山脉飞行节省时间。一路风驰电掣，到了天目山上空，恰好在东天目山顶时，伸出左手搭个凉棚，遥看杭州还有多远。这一伸手，坏事了，仙果滑出袖口，掉入东天目山的一个大峡谷之中。彼时的白娘子心情急切，飞得又快，浑然不知。
这枚仙果落入凡间，按说命运难测，幸好这峡谷是人间仙境，山好水好，跟仙果的原初生存环境匹配度高。仙果心情愉快，按照自己的生命节奏，继续生根、发芽，长成新的茶树。一到初春，茶树的顶部就抽出粉白色的嫩芽，晶莹剔透，一股清香，不知经历了几多风雨，依然生机勃发。
这属于天马行空的演绎。还有一个版本，有现实的成分。
话说清代康乾年间，一个姓赵的徽州人在朝廷当差，犯事了，整个家族受到株连，朝廷下达了满门抄斩的旨意。这个家族中有一个男丁恰好在外办事，逃过一劫，跑了。途中遇见官差，盘问他姓甚名谁。恰好前方有一棵桂树，他就顺口说自己姓“桂”。官差放行。这个人就干脆姓“桂”了。
这个人跌跌撞撞，专门往偏远处寻找生路。进入安吉，在横坑坞这个地方察看一番，感觉是自己的容身之地，就扎下根来，结茅筑庐，开垦山地。
日子慢慢就平稳下来了。突然一个梦闯了进来：一位须发全白的仙翁，将其领至住处的西面山坡，随手一指，山地上破土而出许多白色的仙树。这人正想问问此为何意，仙翁飘然而去。
梦中醒来，这人很是讶异，就循着梦中方位，实地看看。真的一夜之间冒出了不少野茶树，还都萌发了新芽。这人明白了，对这片茶树投入感情和精力。茶叶以清香，回馈他的用心。
如今，还在横坑坞用心照料这株野茶树的，是桂家的后裔。他们对这个家族故事深信不疑，历来“分家不分茶”，对这株茶树以礼相待。
横坑坞有一株很怪的老茶树，周边的人都听过那么一耳朵。20世纪70年代，有一段时间，当地老百姓到山上采野茶，在山下零星叫卖，就说这是山上来的，价钱要高一点。人家将信将疑，他们就想了一招，抓一把这株茶树上的白叶子，放在其他茶叶上，证明自己没有说谎。
这株茶树，吃透了孤独的滋味。
这株茶树，又迎着一道光。
1981年，“浙北地区当地茶树品种选育课题组”成立，一个主要任务是把湖州茶区的茶树品种资源摸一遍。也就是说，他们想弄清楚好茶树到底在哪里。要干好这个事，走群众路线是个法宝，请大家都来推荐。大溪村横坑坞这株很怪的茶树就“出位”了，首度受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垂青。
当时，茶叶的事，归口在林业这个行当。湖州市林业局茶叶科科长林盛有，是这个项目的主持人。他就在湖州各县区寻找合作方，其中就包括安吉县林业科学研究所。这个林科所，不在安吉县城，至今还是设在溪龙乡。所里懂茶叶的技术人员只有一位，叫刘益民，他自然就成为课题组成员。
刘益民生于1934年，老家在杭州市临安区横畈镇，他是高级农艺师，在林科所担任过茶叶研究室主任，对茶叶的事，是内行。一个好汉三个帮。课题组的事务庞杂，他又是外地来的，需要找当地的帮手。他选中了两个人，一个就是盛振乾。
盛振乾比刘益民小一岁，黄杜人。小的时候家里条件不好，只上了两年小学就回家干活了。他这个人做事认真，爱琢磨，也厚道，给大家的印象不错，二十来岁就被推举为生产队队长。
“他这个人，身体好，脑子好，不是种这个，就是种那个，老是在那里想办法。”这是盛振乾家老四盛勇亮对父亲的总体印象。
盛振乾喜欢喝茶，曾经到山上挖来野茶树，自己琢磨着栽培种植，他还到嘉兴市良种茶场学习过茶苗扦插技术，想探究出个门道来。盛勇亮说，父亲有个特点，就是喜欢跟专家交朋友，听专家的话，“你这个好，就跟你学，他是很好学的”。有这么一个“好把式”，当然要请他加入课题组。
人头到位，课题组开始干活了。从1981年9月起，耗时一年时间，对湖州茶区茶树品种摸底，共选定单株优树77株，对每一株所在地的气温、雨量、土壤pH值、海拔高度、性状等信息编号建档，并剪取插穗，用于良种选育。
横坑坞的这株古茶树，就在其中。
好东西不是一夜之间就冒出来的，需要光阴的打磨。
1982年，课题组在安吉县林科所设立无性繁殖苗圃地2亩，将选定的单株优树上剪取的枝条作插穗，进行无性繁殖，也就是从植株截取枝条来扦插，培养新的植物。通过播种来培育新植物的方式，则是有性繁殖。
课题组从横坑坞这株古茶树身上剪取茶穗537株，开始扦插繁育，成活288株幼苗。都过半了。
这年冬天，又设立良种选育小区对比试验地2亩，并开始移植。横坑坞这株茶树的“成绩单”是种植82株，成活75株。表现良好。
1985年春茶期间，从小区试验地茶树上采制5个茶样，送浙江农林大学茶叶系进行生化测定。
横坑坞的这株古茶树，进入名单。
其他4个茶样，分别取名为银坑6号、报福1号、横岭1号、洛舍1号。这株茶树上的，取名“大溪白茶”，走的是另外一个路子。
从1986年3月15日开始，课题组确定专人，对12个无性繁殖品系进行发芽期和抗逆性观察记录，积累数据。
“大溪白茶”闯关成功。
1987年1月13日至14日，湖州市农业局茶果技术推广站主持召开“浙北茶树良种选育初评会”。
犹如一场竞赛，节奏更紧凑了。
经过评选，7个品系性状表现优异，成为参加区域试验的品系。
“大溪白茶”胜出。
当年，课题组在安吉县林科所、长兴县茶场、湖州农垦场茶场、湖州市埭溪镇关宅茶场、德清县莫干山乡何村茶场五个单位建立五个区试点，建立区域试验茶园。
如今，安吉县林科所茶地里还竖着一块黑色的碑，内容是：“安吉县林科所，白茶基地，珍稀种实验五亩三分，1987—1989年种植。实施人：刘益民。”
经过漫长的时间，课题组就茶叶的生长、产量、品质等性状积累了比较系统的数据，稍微摸准了白茶的“脾气”。
这个白茶，其实是绿茶，是用偏白色芽叶制成的绿茶。这是个遗传突变而形成的特异品种。每到早春低温的时候，叶子的叶绿素缺失，芽叶是乳白色的。等温度升高了，日均19℃以上，芽叶又慢慢复绿了。
大家喝茶，香气如何，味道是不是鲜爽，是很在意的。这两条，茶叶中的游离氨基酸是有发言权的。一般的品种，游离氨基酸的含量是2%—4%，安吉白茶则普遍维持在6%以上，有的更夸张，飙至9%。
既然“成绩单”这么抢眼，自然高看一眼。1992年底，安吉县林科所建设白茶基地11.5亩，其中2亩已经投产，春季生产珍稀白茶15千克，每千克售价600元，比当地其他名茶的价格高出两倍。
用白茶创制的玉凤茶，1985年5月在浙江省茶叶学会组织的第二届斗茶会上获得第一名；1991年，在浙江省名茶评比会上获省级一类名茶奖；1992年，通过当时农业部茶叶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的鉴定。
横坑坞这株古茶树的价值，经由课题组特别是刘益民、盛振乾两位的用心，慢慢就挖掘出来了。
这两位，就像是“双打”选手，配合默契。
刘益民手工炒茶，盛家老三盛勇成是助手。在他的印象中，师傅是不怎么顾家的，一心扑在茶叶上，“他总是在说要把这个茶叶弄好，要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很有老党员的风范”。
盛勇亮回忆，家里试着种植白茶，生活有改善，父亲盛振乾经常说，要是大家的日子都过好一点就好了，“老爷子是一个农民，也是一名党员，不只是想着自己的”。
在一代黄杜人的嘴边，他们俩分别是刘老伯、盛老伯。
他们俩都已经故去。在黄杜万亩茶园观景平台，立起两人的塑像，旁边专门刻有文字介绍，简练总结他们的功绩。
刘益民首次将横坑坞这株古茶树的枝条繁育成功，“结束了‘近千年来安吉白茶只此一株’的历史。探索研制茶叶新品，取名玉凤茶，形成了安吉白茶繁育、种植、产品制作的系列规范”。
繁育的过程，盛振乾大步走在前，“1987年，在黄杜村种下了第一株白茶，并形成一套生产管理、销售体系，奠定了安吉白茶绿茶高端品牌地位，点燃了村民脱贫致富的‘希望之火’”。
横坑坞那株古茶树，跟人一样，也受到特别的礼遇。这株树，有了一个庄重的专有名字——“白茶祖”。
安吉白茶苗，就是从这株茶树开始的，由一而十，由十而千，由千而万……无穷无尽。
我是在2020年元旦下午前往“白茶祖”拜访的。汽车从溪龙乡白茶大道出发，进入山区，活泼泼的绿将身心包围。
到了白茶谷，往“白茶祖”的方向，是要爬山的。路两边零散住有人家，这就是横坑坞自然村了。有个供水站，取名“桂家厂”。责任牌上说，供水站是2019年4月建成，每日供水规模200吨，水源是“山水”。
水声是有节奏的旋律，“淙淙”也好，“潺潺”也好，输送着清幽的气息。
家狗横卧在路中央，眉目慵懒，神色淡然，陌生人走近，眼神温柔地迎着，等走过了，又顺过头来，目送一程。
一路上都是风景，山色青翠，云彩悠闲。有客栈，倚着风景而建，寸寸小心，于是房子也是一景，要是住一晚，料想可以洗却疲倦，一身轻盈。路遇山民，牛仔裤宽大，外套迷彩色，与周边的色系匹配，肩扛斧头，挎着一个帆布包，后腰别着一把镰刀。问：“白茶祖”远不远？手往上一指，答：几步路！说话声和泉水声，是同一个调。
继续前行，有好几百步，到“白茶祖”脚下。
突然想起刚才在停车场，有这茶树的介绍，说是“再生型古白叶茶树”，前缀数量词用的是“一蓬”。真是再也恰当不过，看着就是一蓬高大的灌木丛，身高一米八，腰围二米五。
◆白茶祖
“白茶祖”这三个字，刻在一块素朴的大石头上，篆书写就，结字端庄，线条苍劲，有一股浑厚之气。
形与神之间，有反差，也有隐隐的力。
桂家还在守护这株茶树。见着的是桂家女主人潘春花，马尾辫，高高的，一对黄金耳环亮闪闪，眉毛描画黑弯弯，脖子上系着丝巾，还是鲜红色的，脸庞是红的，袖套是红的，整个人看不出有70岁了。
问她是否有什么保养的法子。笑着回答：没有的。停顿片刻，补充一句：之前有客人说，山水养人。
这个地方，海拔800米左右，到山脚下，走一趟山路怎么着也要个三四十分钟。独门独户，住着自然有不便之处。潘春花习惯了，老伴已经过世了，她以这株茶树为伴，弄点蔬菜，喝着茶，抬头看云，一天就过去了，“到山下，是坐不牢的”。
孙女就读于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在温州，放假回家，就上山陪奶奶，一住就是一个假期，“我这个孙女说外边太吵了，她喜欢这里”。
桂家媳妇名叫潘春花，孙女的名字是桂紫薇，都有天然气息。
桂紫薇是1999年出生的。那时电视剧《还珠格格》正热播，里边有个人物叫“紫薇”。很多人问这是不是有关联。她说没有的，爸爸想了好多个，还是感觉这个好。
“这株茶树，是祖祖辈辈、一代一代看下来的。我算了一下，到我是第13代了。”桂紫薇说。“白茶祖”是受保护的，不能采摘，有游客手痒，采一芽，她的心就疼一下。
她对这株茶树也有了家族血液般的情感。
“白茶祖”的枝叶之间，透着“老矣”的沧桑。不过没有“塌下去”的迹象，显精神，踮起脚尖往上长的意思还在。这茶树，很自我，很天然，素颜也威严。
近旁有一块碑，说这一株茶树，已经列入“安吉县古树名木保护名录”，编号是“浙EC—10028”，属于一级保护。
还有一则告示：“禁止采摘，违者罚款。”
黄杜人来到这里，是要拱手的。
每年安吉白茶开采，都有仪式的，其中一项是迎祭“白茶祖”，护送“白茶祖”新茶。
说起这株茶树，他们的言语间有敬意，“天荒坪，‘老祖宗’”。见着天荒坪镇的种茶人，也多了几分亲切，“我们有时候说，他们是‘舅舅家’的”。
下山时，回头看，这株茶树，从容而立，豪气在怀。
她在岁月的深处沉潜。她与时间捉迷藏。她开枝散叶。她以朴素创造传奇。
想起诗人李瑛的一首诗，一串串嘹亮的句子：
我骄傲，我是一棵树，
……
我能讲许多许多的故事，
我能唱许多许多支歌。
……
条条光线，颗颗露珠，
赋予我美的心灵；
熊熊炎阳，茫茫风雪，
铸就了我斗争的品格；
我拥抱着
自由的大气和自由的风，
在我身上，意志、力量和理想，
紧紧地紧紧地融合。
四、种白茶是个“吃螃蟹”的事
◆盛振乾和四个儿子
黄杜人盛振乾下定决心，要种白茶。用时髦的话说，他要“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他有四个儿子，原本各忙各的，现在各就各位，都来种茶。安吉白茶是20世纪80年代问世的，属于80后。有个说法很有意思，这个80后就像是盛家的老五，“盛家四兄弟见证着它的成长，它见证着四兄弟的成熟”。
盛振乾孙辈七个，五个名字中有“茗”：盛立茗、盛亚茗、盛茗娇、盛茗妍、盛茗。给他们盖上“茶”的戳印。
老人家已经故去。看他留下的照片，感觉这个人严肃、精干。事实也是。这个人，能干，也敢干。
黄杜是个行政村，下设6个自然村，分别唤名外黄杜、里黄杜、下思干、大山坞、张家上、水竹塔。盛振乾是大山坞的，他给自家的茶场取名“大山坞”。
看见一份报告，钢笔手书，写在抬头为“浙江安吉县溪龙乡大山坞茶（厂）场”的信纸上，落款时间是1994年11月15日。
这份报告是计划递交给安吉县农经委的。先说这个白茶不简单，“它的内质外观价值均已超过任何一种高档名茶，成品供不应求”。
再说自家茶场的情况，“本场对白茶的育苗、种植、加工、销售，自1981年开始至今已有十余年的历史经验，有一套完整的技术。历年来林科所种植的白茶苗大部分属我场代育的。送省、市等单位质检的白茶成品均属我场加工的”。
还有表格，一项一项，摆清楚。
铺垫足了，开始说想法了，“本场决定建立150亩良种母本园及各个品种加工厂一个”，需要投资10万元。加上每年培育20亩茶苗，也需要投资10万元。奈何手头紧张，“故此特向上级请求借给我场现金柒万伍仟元”。
报告人是“溪龙乡黄杜村大山坞茶场主”。
溪龙乡政府也看出了盛振乾的实力，提出与大山坞茶场联办30亩白茶基地，“作为全乡科教兴农的示范基地”。1994年6月20日，乡政府给安吉县政府打报告，说联办白茶基地经费缺口大，希望贷款10万元，“以解燃眉之急”。
种植安吉白茶，盛振乾总是有新动作，他想把事“搞大”。黄杜人看着，不见动静。
要过好日子，这个信念在黄杜人的脑海里扎下了根。只是哪个属于真正的机遇，身在局中的黄杜人并不清楚。摆脱贫困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头绪复杂，到底应该选择哪一条路，从哪个地方入手，他们也有过犹豫、无奈，甚至是迷茫。
这个时候，就要有人在前方引路了。
黄杜白茶产业从无到有、由小及大，就像是一台大戏，出场的主角有前有后，故事行进过程有起承转合。
被称为“安吉白茶叶妈妈”的叶海珍出场了。
1963年出生的叶海珍，性格干练，有激情，行事方式干脆，不绕弯子，说话流畅，条理分明，有感染力。
“她这个性格，用今天时尚的话说，算是‘女汉子’了，外表非常柔弱，小宇宙却相当强大……利索的短发，秀气的五官，薄唇狭面……未曾开口，她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她微锁的眉头。这样的眉目，使得这位女性显得冷峻，是那种重任在肩、雷厉风行、当机立断的女性，是个干活的劳碌命的女人啊。”王旭烽对叶海珍性格的捕捉，切合实际。
叶海珍记忆力好，心中有一本账。“白茶自为一种，与常茶不同，其条敷阐，其叶莹薄。崖林之间偶然生出，非人力所可致，有者不过四五家，生者不过一二株，所造止于二三 而已。芽英不多，尤难蒸焙。汤火一失，则已变而为常品。须制造精微，运度得宜，则表里昭彻。如玉之在璞，它无与伦也。浅焙亦有之，但品不及。”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中是这样说白茶的，叶海珍顺口就背下来了，一字不落。
她对安吉白茶是有真感情的。
1995年10月，叶海珍被任命为溪龙乡党委副书记、乡长。这时，她参加工作将近11年了。在这之前，她当过其他两个乡镇的妇联专职干部、妇联主任、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到了溪龙，农业由她分管。
生在安吉，长在安吉，熟悉这片土地；农家孩子出身，明白农业是怎么回事、农村是怎么回事；32岁，人这一辈子的黄金期，正值干事创业的年纪；党龄10年，知道自己身上肩负的职责；一个女同志，组织上信任，安排在这么一个位置上，是需要干点实事的；天生又是遇事风风火火的性格。
这些因素聚合在一起，共同作用，给叶海珍以向前的驱动力。
可是，溪龙这么一个地方，要发展农业，从何处入手？
当时，浙江省提出发展“一优两高”农业，也就是优质、高产、高效。如何让这个“一优两高”在溪龙乡落地？
叶海珍先把家底摸清楚。溪龙乡区域面积是32.3平方千米，8000多人口，很小型的一个乡镇。这里的地貌有特色，6个行政村，3个在丘陵地区，以酸性土壤、黄泥巴为主，一大片的荒山，3个在平原地区，以水田、农田为主。
再是往外跑，看看这个乡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老百姓的日子到底过得怎么样。先把村干部家跑一遍，因为这些人熟悉本地的角角落落。再是走访一下乡里的几个大户，看看人家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一个秋日的上午，叶海珍来到大山坞村，喊着“老盛伯伯”，就进了盛振乾家。客人进门一杯茶，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基本礼节。叶海珍道声谢，接过茶杯，轻轻抿了一口……这茶，不一般！
“虽然我也是安吉人，但家里祖祖辈辈是种水稻的。平时也喝点茶，都是野生的，漫山遍野，很普通的。从来没有喝过这样的茶，口味好，鲜爽。而且，泡在杯子里的汤色和茶叶的形态都不一样。我就问老盛伯伯：你这个茶是什么品种？真好喝。他说这是个新品种，我们叫玉凤茶。我也没有多问，但是脑子里有了一个印象。”叶海珍说。
安吉的这方水土，有点特别。就地形来说，称得上“得天独厚”这四个字。天目山和龙王山将安吉团拱成一个“畚箕状”的盆地。沿畚箕口扶摇而上的气流在爬坡过程中往往遇冷凝霜，这就赋予了安吉独特的小气候：无霜期短，冬季低温时间长，山区绝对低温一般在10℃以下，空气相对湿度达84%，直射的蓝紫光较少。这气候，有利于植物中氨基酸等氮化合物的形成和积累，还能形成植物独有的返白过程和物质代谢的遗传特性。
无独有偶，造物主对这里的土壤也关爱有加：无论是山坡还是洼地，土壤中均富含植物生长所需的钾、镁等微量元素。
这么一来，安吉生长的植物就有了自己的特点：汁液丰沛，香味浓郁，清幽沁心。
安吉的好，叶海珍心中慢慢明了。
后来，她参加了一个学习参观活动，地点就在当时的安吉县递铺镇余墩村，也就是现在的昌硕街道余墩社区。这里有个早园竹基地，规模大，是当地早园笋的主要来源。
早园竹的一个特点是出笋早，一般二月初就可以上市了，三四月份是产笋的高峰期。还有就是笋期长，可以持续3个月以上。早园竹栽培也容易，成活率高，成林快，效益好，可以实现“头年栽竹，次年出笋，三年成林投产”。
安吉是1983年起开始引种早园竹搞试点的。当时提倡改造“四荒”来栽种早园竹，也就是“荒山、荒滩、荒地、房前屋后”。“房”与“荒”读音相近，特别是用当地方言一说，更是差不离，就用“荒”一并概括了。
经过持续的发力和实践，安吉的早园竹产业渐成规模。余墩村是其中的典型。这里当时有400多户人家，上千人口，是引种早园竹的试点区域。1995年，余墩村利用“四荒”种植早园竹达740亩，年产笋300吨左右，总产值超过400万元，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的有19户。
他们的日子好起来了。1996年第6期《浙江林业》杂志专门有篇文章，说的就是余墩村的事，标题很直接，就是《早园竹发展大有“钱”途》。其中有这样的描述：“种竹富起来的村民新造的别墅式住宅鳞次栉比，错落有致，简直成了城市化的村庄。”势头这么好，更多的人就关注上了，“他们的早园竹基地像一块块巨大的磁场，吸引着远近的农友新朋前来学习仿效，以强劲的冲击波向四面八方辐射、扩展”。
叶海珍就是被这里的“磁场”吸引过来的。
看着眼前遮天蔽日、绿意葱茏的早园竹，看着当地老百姓因为这个产业把日子过得顺顺当当、有模有样，叶海珍心有所动，突发奇想，冒出一个念头：这里可以搞早园竹基地，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老盛伯伯家有那么好的茶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茶叶基地？
叶海珍要在一片叶子上使力气。
“有了这么一个想法，我就有了抓手，有了具体的目标和方向，就想着现在就干起来，开始着手调查了。”叶海珍有点迫不及待了。
茶苗从哪里来？资金从哪里来？谁来种？谁来进行技术指导？市场怎么解决？
这就像是一张考卷，全是问答题。而且都是叶海珍自己提出来的，自己试着回答，有的多少有点眉目，有的毫无头绪，不知从何下手。
那就一个一个攻下来。
茶苗是个源头的事。这个问题，“落实到人”，那就是老盛伯伯了。
叶海珍再次登门，跟盛振乾说了自己的打算：想花三年时间，把这个茶叶种上1000亩。
“他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这一幕，牢牢地印在我的脑子里。”叶海珍回忆道。
盛振乾还在为50亩的计划四处寻求帮助。现在，年轻的女乡长提出三个年头，要冲到上千亩。计划很美妙，但茶苗是要一株一株种下去的。这超出了他的想象。
如果“知难而退”，安吉白茶的“黄杜故事”可能刚开篇就潦草收场了，故事也就不成为故事。
还好，故事按照自己的节奏继续往前走。
叶海珍和这片叶子“杠”上了。
“我就跟他说，老盛伯伯，我们试试看，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我跟他商量。他有他的顾虑，说搞不得，没有人愿意种的，大家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我就说，我们的日子过得太穷了，又没有其他的好东西，我看这个茶叶还行，有点希望，我们就试试看、种种看、做做看，我也没有十分的把握，但不试一下，不甘心。”叶海珍说。
这个年轻的女乡长，看来不一般。挺执着的。硬！拗！
刚过花甲之年的盛振乾，是个老党员，见过世面，有主见。既然你当乡长这么有干劲，那就奉陪吧！
育苗，可以。卖给外边，是一块钱一株。本乡本土的，那就四毛钱一株。不过，话说回来，育苗是要成本的。一旦培育出来了，你们有个什么变动，说不要了，怎么办？
这是有道理的。叶海珍说，那就签个合同，付定金吧。
资金从哪里来？
老大难的问题。
办法总是有的。
县里有一个矿产企业，跟溪龙乡有业务往来。乡里出面，跟企业谈，借了一笔钱款，成立实体公司。当时茶叶归口林业，借用一个“林”字，再从“溪龙乡”摘取一个“溪”字，也就是安吉县林溪白茶开发有限公司。
登录“天眼查”网站，显示这家公司注册于1997年8月14日，经营范围是“白茶开发、种植，茶叶加工、销售”。目前已注销。
当时，这家公司跟盛振乾签订协议，给他吃了定心丸，安心育好苗。
故事的一个段落，暂时可以画个句号。下一个段落，以问号的形式，重新开启：谁来种？
当然是溪龙的父老乡亲了。而且，这千亩白茶基地，核心区域在黄杜村。黄杜人得行动起来。
黄杜人听了，心里没底：茶叶，不就是树叶吗？到山上顺手采一把野茶叶，就可以喝了。靠卖树叶赚钱，向茶叶讨生活，不靠谱吧！
又劝：种茶叶当然可以赚钱，你看哪里哪里、哪家哪家就靠种茶叶日子好过了。黄杜人回话：人家什么地方，我们这什么地方？人家什么条件，我们这什么条件？
在黄杜种茶叶，有“三高”：种植成本高、技术要求高、失败概率高。这是“富贵病”，普通老百姓消受不起。
人的头脑通了，处处通，要是堵上了，要疏通，太难！
职责在肩，叶海珍只能迎难而上。她心里清楚：自己不打头阵，让谁去！
老办法，到老百姓家里，坐下来，做思想工作。叶海珍想，自己三十多岁，算小辈，又是个女同志，怎么说也是个乡长，谈的事是让大家过上好日子，把话说透了，就通了。
黄杜人给她一个下马威。她进了一户人家，房子是土墩墙，“穷得答答滴”。时任黄杜村党支部书记盛阿林陪着她进了门，只见四人搓麻将正欢。按说来客人了，起身迎一下，寒暄几句，是起码的礼节。这四个人兴致正浓，顾不上。叶海珍还是说了自己的想法，摆事实，讲道理。人家一边继续玩麻将，一边强行抢过话头：你们管得也真宽，种不种茶是我们的事情。你还叫我们种，我们卖给谁啊？卖给你啊？
这就有点不讲理了。
转念一想，话不中听，礼数不到，道理还是有几分的。早就“包干到户”了，土地的经营自主权掌握在农民自己手里，单纯依靠行政命令行不通。
当时黄杜人有一把往前走的力气，但眼光没有那么远。之前种这个不行，种那个也不行，怎么偏偏种茶叶就行了？他们心存倦意，问号一堆。
冷言冷语也传来了：这不是为了往上爬，搞政绩工程嘛！
“满把的泪只能往心底流，为富一方百姓，她飞蛾扑火般扑向了那艰难坎坷的事业……”有报道这般描述叶海珍当时的心情与心态。
那就擦干眼泪找法子。
叶海珍意识到，这个节点上，需要有人出来领头、示范，做榜样。
“这是我们开展工作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很有效的一条经验，那就‘干部带头’，实现‘以点示范’。”叶海珍说。
安吉白茶这出大戏，轮到盛阿林登场了。
叶海珍找到盛阿林，一五一十说了自己的想法。
原来种白茶是个“吃螃蟹”的事。
这白茶，种还是不种？也就是说，这“螃蟹”，敢不敢动手吃起来？
盛阿林是老支书了，老百姓的生活不如意，又一时找不到出路，他也是干着急。乡长是代表组织来谈话，要求带头种茶叶。可以！满口答应。这是个要讲原则的事。自己当村支书的，遇事不打头阵，让谁去！有这么个说法，“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别拿村长不当干部”。其实，村干部确实不是什么干部，本乡本土的，拐一个弯就是亲戚，摆不出什么干部架子。大家见着喊“书记”，自己是不应的。小辈的，叫老叔或者老伯；长辈同辈，叫名字“阿林”就行了。不过呢，换个角度看，这话也对，村干部，就是不一样，要带头嘛！带头吃苦，带头做事情。大山坞盛振乾家的茶叶能赚钱，大家都听说了。自己也想种这个茶叶。很现实的问题是，钱从哪里来？村干部的工资已经拖欠好一阵子了。
这就点中叶海珍的痛处了。对这些在一线打拼的村干部，她心中是有愧的。他们的工作头绪复杂，上边的任务和要求，特别是跟村民生产生活有关的，大部分都压到他们肩上。老百姓有什么诉求，他们很清楚，用心解决好了，实现“小事不出村”，也就阻截了“小事”酿成“大事”的可能性。不过，他们的待遇往往跟不上。
现在计划建设千亩白茶基地，这在当地是个大工程，村干部特别是村党支部书记是要扛大梁的。叶海珍清楚，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事成一半，但不能说蛮话，要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只要敢想、用心，还是那个话，“办法总是有的”。
一个人闯入叶海珍的视野，溪龙乡后河村党支部书记方忠华。这是个能人。他是学泥工手艺的，19岁就开始走南闯北，只身前往河南打工。一路风风雨雨，几经拼搏，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建筑公司。在外闯荡久了，放不下对家的思念，他就回村里了。叶海珍心想，这样的人回来，是大好事。他有见识，手头也比较宽裕，得给他找点做事的由头。
能不能方忠华出资金，黄杜村出土地，两个村支部书记成为“合伙人”，联手种茶叶？说白了，干这么大一个事，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地的出地，订合同，算股份，一清二楚。
方忠华说，当时自己心里也没底，靠茶叶过日子，向茶叶讨生活，没怎么想过这事。叶海珍及时开劝：种茶叶肯定有风险，不过呢，风险越大，利润也就越大。在外打拼多年的方忠华深以为然，给说服了。
“试一试。支持！”方忠华感觉有点意思。
“晚上不睡觉也要搞起来！”盛阿林撂下一句话。
他们合作打造的50亩茶园，是千亩白茶基地的一个示范区。
盛阿林就闷头干起来了。一部分黄杜人的态度是“先看看再说”，还有一部分的想法是“村干部种茶叶，他们卖得了，我们卖不了”。
盛阿林不言语，埋头做事就是了。
请村干部站出来，种茶叶，做榜样，是叶海珍出的一招，也是关键一招。要成事，除此之外，也要有其他的招数配合。
当时，溪龙乡的计划生育工作是很到位的，代表安吉县通过了全国计生优质服务检查。叶海珍打起了计生部门的“算盘”。不少妇女因为生育落下了毛病，计生部门也有帮扶的责任。是不是可以到溪龙乡种点茶叶，搞一个计生扶贫基地？
想到了，那就设法落地。敲门拜访、座谈汇报、发函请示、沟通协调……1998年4月，市、县、乡、村四级计生部门联手，共同投资10万元，在黄杜村建立了一块白茶基地，共计17亩。
思路一通，天地宽。正在读书的孩子，学校是要组织参观活动的，还要亲近大自然，还要上劳动课。三件事，一个白茶基地就可以了。教育部门就有必要出手了。敲门拜访、座谈汇报、发函请示、沟通协调……教育部门给说通了，也到黄杜找了一块地，种白茶。
看这个阵势，黄杜人不言语了，心想：这是要动真格的了。又听说乡里还安排专门的人手来管白茶的事，决心够大。
1997年5月12日，溪龙乡正式成立白茶开发领导小组，叶海珍出任组长，刘益民是技术顾问，另外两名成员就是盛阿林、盛振乾。
很精干的一个小团队。
溪龙乡的这份红头文件上说，成立这个领导小组，目的有四个，“开发农业，合理利用土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走出溪龙乡独具特色的农业生产路子”。表述简洁，有层次。
字里行间也透出潜台词和画外音：农业不能再是“老三样”了，要把内在的潜力发掘出来；山地、坡地都是资源，要是给荒废了，就可惜了；农民在土地上忙乎老半天，一粒汗，摔八瓣，到头来，一手空；再说了，白茶是溪龙乡的农业特产，是摆脱贫困的一个抓手，太值得做足了、用活了，闯出一条路来。
这份文件也明确了目标：“在两年内，以黄杜、溪龙、横山三个村为基地，全乡种植白茶1000亩。”
对于白茶，黄杜人原本紧绷着的心，已经有了松动的迹象。
叶海珍在下一盘棋。
新的招数陆续亮了出来。
乡里搞白茶种植培训，请专家上门辅导。听课的稀稀拉拉，没多少人来。
上经济杠杆！来参加培训的，可以领补助。一次五块，当场兑现，实打实的。
还有这样的新鲜事？反正在家坐着也是坐着，那就去吧，听听没坏处。
那几天，溪龙乡有这么一景：有人站在门口，手上拿着一沓五块钱纸币，进来一位，递上一张。
听了几耳朵，有点感觉了。种茶叶这事，跟想象的不一样。自己家里是有山的，只是给撂荒了。种茶叶，正好可以开垦出来。种树也是种，种蔬菜也是种，为何不可以种茶叶？村里又有茶苗，都是现成的。政府又支持，村干部又在带头，这事靠谱。
黄杜人的心已经跟着白茶走了，心气儿提起来了。关键节点上，叶海珍和溪龙乡政府再加一把火，出台政策：种茶叶，有奖励。
先是给出期限：1997年10月1日至2000年3月底。在这期间，溪龙乡的农户，包括集体联户股份投入和农户个人，在溪龙乡种白茶，要是连片种植面积达到3—5亩，每亩补助30元；6—10亩，补助随着往上走，每亩40元；11亩以上，那就每亩50元。要是连片种植面积超过50亩以上，这就是大户了，怎么扶持另说，留下想象的空间。
乡里再度举办白茶种植培训班，人自然就多了起来，场地甚至还有些拥挤，“一次五块”的土政策没有实施几次就给废弃了。大家也基本上没有再想过这回事，因为心思已经不在这五块钱上。
黄杜人想的是把白茶种起来。
他们开始对白茶高看一眼，骨子里积攒的力量给激发出来了。
“我们很性急的，第二年，很小的茶叶，我们就采了，每亩采了2斤。第三年长得好的话可以采10斤，第四年到生产季就采20斤了，很快了。农作物嘛，长得很快的。所以到了第二年，老百姓有收入了，积极性马上高涨。老百姓是这样的，你不用说得太玄乎，他们要的是看得到、摸得着的东西。”在叶海珍看来，跟老百姓打交道，蛮干是不行的，要巧干、实干，带着感情去干。
溪龙乡看中了黄杜人身上的这股劲头，再加上这里有着地理环境和土壤条件的特定优势，就不断地给黄杜人压担子：1997年的种植面积要达到180亩，1998年再增加250亩，1999年乘胜追击再加码200亩。
这就是说，整个溪龙乡建设千亩茶叶基地，黄杜占了六成以上。
“组合拳”，一环扣一环，一拳是一拳。1998年6月开始出任溪龙乡党委书记的叶海珍，鼓足了劲，要把黄杜人往白茶种植这条道上引。
“干部带头”“以点示范”“政策扶持”，在亮出这三招的同时，她也在布局又一个关键招数——“科技指导”。
“我们就是牢牢抓住这四句话，自始至终贯彻这四句话。”叶海珍说。
这给黄杜人增添了“雄心”，身处小山村，伺候的是土地，目光却紧盯远方，想着“攀高枝”。
叶海珍到处打听，整个浙江省，茶叶技术哪家强。热心人跟她说，杭州有一个中茶所，是全国性的茶叶专门研究机构，很权威的。她就拜托热心人写了一封介绍信，直接奔向中茶所。
中茶所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简称，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茶叶科研机构，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风景区。1956年经国家批准筹建，1958年9月1日挂牌成立。2001年6月加挂“浙江省茶叶研究院”牌子，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全国茶叶科技研发中心”。
她怀着忐忑的心情，跟中茶所的时任领导面对面，坐在了一起。
“我就跟他们说，我们溪龙乡想发展白茶产业，技术跟不上，希望他们能提供帮助。他们也很实在，说这个技术支持是需要费用的。这也是应该的。他们报了一个数字，我很为难，超出了我们能承受的范围。我就把情况讲得更细一些，重点说了我们面临的困难，把整个来龙去脉都说了一下。女同志嘛，又带着感情，他们听了很感动，没想到是这么一个情况。当场就把费用大幅度砍下来，就是一个基本的差旅费用。我是欣喜若狂，真的是感恩得不得了。后来我们还签了一个协议，内容主要是他们怎么来帮扶。安吉白茶整个发展过程中，都有中茶所的鼎力支持。”叶海珍说。
一个乡镇干部，“勇闯”中字号的国家级科研机构，叶海珍又吃了一次“螃蟹”。
黄杜村和中茶所开始结缘，并不断拓展合作模式，结对共建支部，相互成全。
“有困难，找专家。”黄杜人在种茶时遇到了什么问题，想知道茶产业有什么最新的情况，是可以直接拨通中茶所专家电话的。茶叶种植与管护，有哪些先进的适用技术，中茶所专家也时不时跟黄杜人透露一二。
“找选题，到黄杜。”中茶所的专家有了好的科研成果，需要实地转化，黄杜是一个优先选项。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又通过一线的具体实践，提炼出研究课题，找到新的科研方向，正所谓“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2010年7月，中茶所第二党支部在讨论支部预备党员朱俊峰转正时，特别邀请黄杜村党支部党员代表11人列席支部大会，就他在结对服务工作中的表现征求建议和意见。
黄杜人薛勇家的雅思茶场，善于接受先进适用的茶叶生产技术。中茶所第二党支部有意将茶园修剪和茶树病虫害防治等茶叶生产新技术的试验示范工作交给薛勇来实施，并在技术上给予更多指导。
茶园病虫害无人机防治技术是个新鲜事物，需要“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中茶所感觉这技术可行，需要找个合适的地方试验示范。他们就想到了结对的黄杜村。
现在的茶园管理，都讲究绿色防控，通过生态、生物的方式，“柔性”应对可能存在的病虫害威胁，尽量少用、慎用化学农药，降低茶叶中农药残留风险，提高茶叶的卫生质量安全水平，让大家喝上干净茶、健康茶、生态茶。这是大事，黄杜人正在琢磨从哪里入手，中茶所给他们准备了一个系统性方案，即“五个一”。
“一张纸。”内容包括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措施、技术部门编制的技术资料和技术实施过程的跟踪记录等，就是让大家知道有哪些具体的要求，应该怎么去干，做到心中有数，一条一条梳理出来，以备查。
“一堂课。”其实有好几个课堂，包括政府推进工作的动员布置会、技术部门的宣传培训课和茶农田间的实践操作课。他们设立“农民田间学校”，主动上门，在茶园的茶行间，跟黄杜人一起，有问题就地想法子，没问题看怎么预防，“治未病”。
“一专柜。”也就是“茶园用药专柜”。自从2009年在黄杜村设立以来，病虫防治的次数和化学农药使用的数量都下降六成以上，这里的部分茶园已经开始不使用化学农药了。
“一块地。”划出一片区域来，展示绿色防控技术实施的效果，让大家看看，还有就是试验示范绿色防控新技术，属于“田间试验室”。
“一个人。”最终还是落实到人身上，培养“茶园绿色卫士”。他们掌握病虫害绿色防控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自己能做好，又能帮助他人。
“五个一”，一个体系，可操作，还管用。
中茶所是黄杜的“技术担当”，特别是关键时刻，科技力量是后盾，是可以倚靠的肩膀。
2013年8月，浙江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旱情严重，茶叶生长遭遇灾害。特别是黄杜村，万余亩茶园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热旱害，其中4000余亩茶园受害严重，茶树叶片大部分枯焦、枝干开始枯死，部分茶树濒临死亡。
黄杜人着急，中茶所的专家也着急。他们将防范要求加以提炼、总结，编印《高温旱害茶园减灾与恢复技术措施》挂图，送到黄杜人手中。
他们之间的“热线”不曾中断。
种茶，毕竟还是个农业的事。农业的事，免不了要看天的眼色，即所谓的“靠天吃饭”。风调雨顺，山好水好，就是个丰收年。一旦调皮起来，或者干脆怒了起来，山不好水不好，这就给人一个措手不及。
安吉地处江南茶区北缘，采摘季节是偏晚的，早春季节容易发生“倒春寒”“逆温”等农业气象灾害，形成霜冻。安吉白茶开采期一般都在每年的3月中下旬。“三四月的天，小孩的脸”，一言不合，说变就变，正好是“倒春寒”“逆温”发威的时节。安吉白茶本来就娇嫩，属于敏感型的茶树品种，天气这么一折腾，扛不住，就蔫了。
在盛阿林印象中，十几年前有一次，都快要到采茶的时候了，大家按照以往的步骤，都准备好了，想着大干一场。哪知道一个晚上来了一场霜冻，很厉害的霜冻。第二天早上起床跑到茶园里一看，“怎么是这个样子？昨天还好好的嘛！太惨了，哭都哭不出来”。
至今谈及这次霜冻，不少黄杜人依然记得，摇头，叹气，说起来不是“颗粒无收”，就是“一年白忙乎了”。
关于这次霜冻，相关资料有记载：“2006年3月28日夜间，安吉县遭受晚霜袭击，全县茶园不同程度受灾。据调查，平原谷地及低坡茶园受灾较重，受灾严重茶园全株茶芽基本冻死，造成绝收；较轻的植株上部茶芽冻死，造成严重损失，当年安吉白茶减产减收。”
◆茶芽冻害
盛阿林说，其实应对霜冻，是有很多办法的。比如说，在茶园里铺草，还可以喷水结冰，用烟熏，还可以加热。
这些“土办法”，都是有内在原理的，不过存在的问题和短板也是结构性的。
在茶园铺草，可以防止土壤水分和热量散发，有利于增加地温和湿度，但有费工费时的问题，准备工作很烦琐，茶园的面积又不是一亩两亩，防冻效果也很有限。
喷水结冰，就是向茶树喷水，水温还要高于0℃。水结冰了，就可以释放出热量。这个喷水，一点点是不行的，需要持续、大量地喷水。这么一来，就把水资源给浪费了，而且让茶园的湿度过大，茶树也受不了。
用烟熏，要选在霜冻之夜，在茶园的周边熏烟，促使上下层空气对流，近地面层形成一圈烟雾，可以有效阻挡地面长波辐射，减少地面热量损失，从而达到防止霜冻的目的。这是个很原始的办法，人力跟不上，时间也耗不起。再说了，这办法，属于“按下葫芦起了瓢”，即便防了霜冻，却可能对茶树造成二次伤害，对整个环境也是个破坏，往往得不偿失。
加热跟烟熏的思路相似。就是在霜冻前点火加温，迫使下层的空气变暖，往上升，同时上层原来温度较高的空气往下降，一升一降之间，在茶树周围形成一圈暖气层。这个办法，就理论而言“看上去很美”，带来的问题跟烟熏法属于同款。
土办法基本失灵了，不管用了。一筹莫展、望“霜”兴叹之际，现代科技登场了。
科技人员干这一行、在这一行，对行业的最新信息门儿清。黄杜人尊重他们，遇事就问问他们有什么法子。他们跟黄杜人说，有防霜风扇这种设备，好用。
一般情况下，大气的温度随着高度增加而下降，所以高原地区空气稀薄，温度也低。这个时节在黄杜这样的地方，晴天的晚上，无风或者微风的时候，地面的温度就降下来了，靠着地面降温最厉害，空气更冷了，上边的空气降温却要缓慢一些。这就反常了。这个防霜的风扇，劲大，善于“捣乱”，把空气搅动起来，将上方的暖空气输送到茶树冠层，冷空气、暖空气就充分混合。茶树冠层的气温提高了，防霜冻的效果也就有了。而且，这个大功率防霜风扇灵敏、警觉，在霜冻发生的前后自动开启、自动关闭，不太需要人来管，值得信赖。这风扇，寿命也长，用个20年问题不大。
茶农头疼时，信息贵如金。
还有这么好的东西？那就买吧！
说干就干。黄杜村从日本引进12台茶园防霜风扇系统。每台间距是26米，回转直径90厘米，安装高度是6.5米，俯角30度。设定这个系统的自带温度传感器，在探测到茶树冠层气温低于3℃时，让防霜风扇自动开始工作。
后来，黄杜再度遭遇明显的逆温天气。启用了防霜风扇的茶园，平均提高茶树冠层气温达2℃，基本告别霜冻现象了。而没有安装这个风扇的茶园，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霜冻。
黄杜人心明如水。
说农业“靠天吃饭”大体没错，说“靠技术吃饭”应该也是对的。
黄杜人与中茶所专家的“交情”到底怎么样？还可以从一封信里看出端倪。
1996年6月28日，中茶所研究员虞富莲给盛振乾写了一封信，说了说安吉白茶的特色：主要是氨基酸含量高，达6.3%，这是从我国几百个品种资源中发现的两个中的一个。还有一个是云南大叶茶中的一个品种，含量也在6%以上，不过只适合做红茶。一般品种只有2%—3%，安吉白茶高出一倍以上，是其香高味鲜的生化基础。
又问了问盛振乾当时工作的进展情况，“不知黄旦品种苗生长怎样？”建议加强培育，等茶苗长高了，可以自己繁育，原因是这个品种的品质不错，可以做绿茶或乌龙茶。
这一问，可见他们之间的交往已经很频繁了，大体知道对方手头在忙乎什么。
这还算不上这封信的主体内容。虞富莲写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介绍自己的研究生小陈来盛振乾这里取样，以便研究安吉白茶春天叶片变白、夏茶又变绿的生理原因。
后边的“情况说明”就有点意思了。先是说，这个研究结果大体要到下半年才能出来，如果有的地方结果不明显，第二年产春茶的时候还需要继续取样研究，“故现在还不能奉告”。接着又明确告知，等第二年5月论文出来，“定会给你一本，请放心”。
可以看出，他们属于“老交情”，已经有过多少个来回，知道对方的脾气。
盛振乾大概是这么一个思路：省城里有专家来调查研究，这是好事，全力配合。不过呢，研究老半天有个啥说法，是不是能跟老汉我说一声，让我也知道知道？
他应该是对这些“说法”很在意，性子还有点急，可能以前老是在催问这些“说法”怎么还没有出炉。所以虞富莲有言在先：一时半会儿没有可说的，一旦有可说的，自然和盘托出。不忘叮嘱一句“请放心”。
老一辈的“交情”，有了新的回响。
在黄杜的白茶事业服务中心的展板上，中茶所驻溪龙博士工作团集体“亮相”，都是三四十岁的新生代力量。
双方开展的“结对共建、共建共享”党建模式，入选“浙江省机关党建工作优秀品牌”。
◆中茶所驻溪龙博士工作团揭牌
技术是力量，知识是个宝。当初在谋划整个白茶产业发展时，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叶海珍接触到两本书：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厉为民写的《荷兰的农业奇迹——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眼中的荷兰农业》，荷兰人写的、厉为民翻译的《荷兰农业的勃兴》。按说这是专业书，不过她看进去了，还经常放在手头翻一翻，“这两本书始终在启发我，教育我”。
在《荷兰的农业奇迹》中，作者写道，荷兰是个小国，却成了农业大国、强国，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战略选择上有独到之处。
其中一条就是“有进有退”。荷兰主动放弃一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以自身的长处为基础找准突破口，“有所为，有所不为”，在粮食作物上大量进口，目的是为了腾出土地，以马铃薯同其他国家竞争，从而赢得出口的“金牌”。
叶海珍说，顺着这个思路，安吉当时在农业上主攻“三片叶子”，也就是竹叶、茶叶、桑叶。特别是在茶叶上，“进”的力度和强度是很显著的。
荷兰把传统农业做足，把功夫下在温室花卉和蔬菜上，除了高超的农业生产技术，还有高效的拍卖方式，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也就是说，配套的硬件和软件都跟上了。
“种茶叶不只是种茶叶的事，而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一点，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就是围绕着这个安吉白茶，要做好周边，一起来烘托起这个产业。”叶海珍说。
荷兰的环境政策也让她印象深刻。
这个国家通过立法、政府计划和税收等，强化对环境的保护。比如，控制化肥、农药的使用，防止水体和土壤污染；加强厩肥的无害化处理，控制氨、磷的释放量；促使不宜农作的土地退耕，改为自然保护或户外娱乐活动的场所；建立由核心地区、自然开发区和生态走廊组成的国家生态网，保护野生动植物等。而且，在产销的各个环节，有“生态产品”之类的论证，就是特色，身价看涨。
“这跟我们安吉的整个发展路径是一致的，也就是环境、生态是发展产业的底线和红线，专注于发展生态产业，向生态要效益，让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叶海珍发现，大道理都是通的。
这两本书，叶海珍还保存着，有的纸张已经脱落，书上还有她当年随手写下的各类标记，可以想见当初她在书上停留过不少时间。
一边瞩目海外，把别人的好经验吸收过来，一边回望本土，为“白叶一号”寻找历史的依据。
2003年，他们办了一个研讨会，是由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安吉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内容是寻找安吉白茶与《大观茶论》之间的内在关联。
在这个研讨会上，专家学者达成一些初步的共识。比如说，安吉白茶跟中国六大茶类中的“白茶类”的白毫银针、白牡丹，以及“乌龙茶类”中的白叶单丛、白毫乌龙是不同的概念。安吉白茶是一个特殊的白叶茶品种，按绿茶的制法加工制作而成，属于绿茶，既是茶树品种，也是茶叶品名。
◆《大观茶论》与安吉白茶研讨会
宋徽宗赵佶在北宋大观年间著有一部《茶论》，后人称之为《大观茶论》，其中对“白茶”有专门的论述。这个会上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宋徽宗赵佶有关‘白茶’茶树形态和叶片特征的论述，与生长在安吉山间的白茶完全一致，因此，专家认定产于安吉的白茶，就是宋徽宗《大观茶论》中所描述的白茶。九百多年来，白茶虽见于文献，却不见其品。直到近年，才被安吉茶农开发利用。如今，安吉栽制（植）的白茶，种植面积和产量已具相当规模。外地种植的白茶，都是直接或间接由安吉引种的，安吉人民为白茶生产和白茶文化谱写了辉煌的一页。”这些内容，刊登在2004年第2期《农业考古》杂志上。
向历史的深处挖掘文化内涵，给安吉白茶寻找内在而深厚的支撑，这是叶海珍的一步棋。
叫响“安吉白茶”这个品牌，则是另一步棋。
思路是壮大声势，擦亮“安吉白茶”这四个字，努力实现家喻户晓，以统一设计的“安吉白茶”母商标来树立品牌形象，确保产品质量。1998年3月，安吉就启动了“安吉白茶”证明商标申请注册工作。2001年1月，“安吉白茶”正式获得证明商标注册，这是我国茶叶类第一枚证明商标。
同时，又鼓励大家都来用，共享“安吉白茶”这块牌子的声誉，并在“安吉白茶”这个母商标之下注册子商标，在完善白茶质量追溯体系的同时，引导企业提高品牌知名度。
也就是说，政府出面，培育“安吉白茶”这棵大树。各家都有自己的茶场，生产自家的茶叶，就好像是这棵大树上的枝叶。这些枝枝叶叶享用这棵大树的威望，对外代表这棵大树发声。同时它们本身就是这棵大树的一部分，没有了这棵大树，枝枝叶叶不过是零零碎碎的，形成不了阵势，打不开局面，只有枝枝叶叶各自阔大饱满、绿意充沛，这棵大树才有蓬勃、傲然的活力。
“母子商标”这么一个运作方式，给了黄杜人驰骋的空间。
“安吉白茶”这个品牌到底是如何叫响的？黄杜人是如何依靠一片叶子过上好日子的？叶海珍的总结是一句话——“政府拉着茶农的手”。
“我们的茶农就是农民，受教育的程度有限，个人单打独斗，很难摸清楚什么叫市场、标准、专业、品牌。就像一个孩子，去大海里学游泳，是有很大风险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有别的力量在一旁提供帮助。或者说，在孩子长大的过程中，要学走路，不能扔在一边，说你就去学吧。只能慢慢地放手，会走路了，还要跟着，害怕他摔跤，慢慢走稳了，才可以真正放手。农民开始着手做一个产业，也要这样的帮助。这就是政府要做的事。”叶海珍说。
到了2001年，溪龙乡白茶产业的产值超过1800万元，占全乡农业总产值的一半。这边在快马加鞭往前跑，那边一不小心就露出几块绊脚石，比如市场建设的滞后，“这一矛盾在生产快速扩张的情况下日益突出，如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必将对全县白茶销售带来严重影响”。
溪龙乡想出一个法子，就是在乡上建设一条“安吉白茶街”。他们给安吉县委县政府“上书”，乡党委书记叶海珍签发，设想这条白茶街“融商贸、旅游、观光为一体，以改造现有建筑为原则，突出白茶的文化内涵，力争通过这一特色街的建设，为全县的白茶产业打开一个全新的窗口，为生态立县建设一道新的风景线。同时为把溪龙真正建成中国著名白茶之乡树好形象”。
◆白茶街
如今，这条“白茶街”更加宽阔，已经成为安吉白茶产业的一个“发动机”。每年的茶季，这里是茶叶市场的一个焦点，空气中的茶香沉郁而丰厚。
茶季是个特殊的时间段。采茶、炒茶、卖茶，都集中在那么几十天，“跟打仗一样”，黄杜的茶农忙得没边，政府部门也闲不下来。
他们分兵把守，关心茶叶的生产安全，上山采茶的路是否平整，炒茶的设备是否检修了。还有食品安全，上万名采茶工涌入，他们吃得怎么样、住得怎么样，假如有突发疾病怎么办。还有交通的问题，有哪些安全隐患，一旦有治安纠纷如何及时处置，茶叶交易时出现了矛盾如何有效介入，用电怎么协调和管理，整个区域的卫生状况如何维持……大事小事，都要操心。
黄杜人遇到了麻烦，也不客气，直接跟政府部门“喊话”，求关注。
2000年3月，千亩白茶基地粗具规模，黄杜人想把茶园的主要道路绿化一下，桂花树和其他绿化苗木配套种植。手头不宽裕，资金上还有4万元的缺口。他们就向安吉县林业局专文报告：能不能拨款2万元应个急？
在2007年的时候，黄杜人听说白茶套种常绿树种，可以提高白茶的品质，保持水土，提高经济效益，决定一试。算了算，需要投入资金45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们再度向县林业局请求支援。
到了2013年，溪龙乡自己行动起来，出台政策，跟黄杜人说，要是在茶园套种香榧，100亩以上，每亩种植25株，达到这个标准，一亩补助600元。还有套种山核桃、阔叶林，在茶园种植行道树防护林的，符合既定的要求，都可以领取专项经费。
“政府拉着茶农的手”闯市场，这个过程，有曲折也有反复，有弯路也有“诱惑”。当时有大型企业集团来谈判，合作意向很喜人，不过也提出了具体的条件：种茶、采茶，还有中间的茶园管护环节，由当地茶农负责，他们如数支付费用，后边的制茶与卖茶，就是他们的事了，跟茶农不产生关系了。
当地政府部门断然拒绝。
“我们坚持的一个理念是让我们的老百姓成为这片叶子的主人。可以说，正是这句话，支撑起了今天的安吉白茶。”叶海珍说。
五、关爱的目光“护航”
种植白茶大有起色，偏远黄杜开启新篇章。
2003年4月9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来到安吉考察。第二天的《浙江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题为《习近平在安吉调研时强调 推进生态建设 打造“绿色浙江”》的消息。记者写道，这次调研，习近平沿途考察安吉竹种园、中国竹子博览园，天荒坪镇和递铺镇的生态建设，溪龙乡的无公害白茶基地和安吉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一路翠竹绵延不绝，茶园满目葱茏。习近平称赞这里山清水秀，植被相连，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良好，推进生态县建设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在黄杜村，习近平沿着泥巴路走进茶园，询问白茶推广种植情况——白茶是怎么引进的，怎么扦插、采集、加工，销售情况如何。
在听取村里白茶基地的建设发展情况时，习近平充分肯定了“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的绿色发展理念。
这次调研后不久，安吉县的白茶产业得到了跨越式发展，政府注册了“白茶之乡”品牌，免费培训茶农，拓展出茶文化、茶工艺、茶食品等白茶产业链。
也就是说，安吉白茶驶入“快车道”。
到底有多快？从一条路的变迁就可以看出来。
2003年，溪龙乡拓宽新建了一条长180米、宽12米的集镇白茶道路。没多长时间，这条路的局限性开始显现了。2008年2月，溪龙乡给安吉县发改委打报告，提出要对原白茶道路由西向东进行延伸建设，延伸道路全长200米、宽17米。投入资金预计100万元。报告里说清楚，道路延伸的这些经费，由溪龙乡自筹解决，县发改委快快立项就行了。
黄杜人走在这条“快车道”的显眼位置。
要致富，先修路。
日子是不是过好了，有成打的衡量标准，起码的，要看看衣食住行是不是顺畅了。“衣、食、住”按说是老百姓自个儿可以办的事，“行”则不然，老百姓要有个依靠。出行的路怎么样，太影响幸福指数和生活质量了。回忆以往的日子，黄杜人“吐槽”的一个点就是村里的路太糟糕了。
退伍还乡的盛红兵记得，当时大家开玩笑说，黄杜早就有“水泥路”了。这里的“水泥路”，是另一个概念，也就是“水路”加“泥路”。黄杜村的穿村小道，曾经宽度不足4米，路面破旧，一下雨，一出门，就是一身泥，“恰好骑个车子在路上，很快就让泥巴给‘焊’住了”。
盛阿伟说，一旦下雨，泥巴路还算好的。路边都建着房子，那个时候也没有污水处理的概念，洗衣服的水，厨房洗碗的水，猪棚里流出来的废水，就在路上“汇流”了。天落雨，地上就成了污水沟。
路不好，是掣肘。不只是生活不方便、不卫生，茶叶的运输也受影响，另外还有个形象问题。
那是2000年以后的事了。当时黄杜的白茶已经大有起色。在茶季，有客商上门收购茶叶，见了这么一条路，皱起了眉头，跟黄杜人说：你们这个白茶还挺名贵的，跟你们这么一个村、这么一条路，不相配啊！
“这个话其实很重的，人家又有道理，当时还挺难为情的。”盛阿伟说。
问题来了，有人接招。
2003年，安吉县交通部门改造了黄杜的穿村乡道，把乡道变成路宽6米的双车道公路。过了四年，又通过落实“乡村康庄工程”“农村联网公路”等系列行动，累计投资超过2100万元，新建了三条村道，总长达8公里，进一步打通了茶园聚集区的路网。再过了十年，黄杜村村域之内，有乡道4.7公里，村道5.2公里，自然村道路10公里，路面都硬化了、黑化了。
家门口的路顺畅了，黄杜的白茶产业更畅通了。
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这“四好农村路”，推开了一扇扇门，保障了黄杜人奔小康的一路畅通。
◆黄杜绿道
还有用电的问题。
黄杜村几乎家家产茶，还在自家制茶。三四月份，属于茶季。茶叶采摘下来，要赶紧炒制，耽误不得。“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同样的道理，过了这个时节，茶叶就被迫取消了茶叶的资格。
白茶加工，有自己的要求和规范。多功能机杀青，槽体温度达到250℃—300℃，才可以投放青叶。初烘时，用的是履带式或者是斗式烘干机，温度要维持在100℃—120℃之间。要达到这些个标准，说一千道一万，最基本的，电力供应要足。
家庭炒茶，设备全开，运行一整天，到了晚上，灯火通明，用电的负荷眼看着就上来了，而且持续个几十天。这让变压器受不了。变压器都是有自己固定容量的，当用电负荷超过这个数值，就过载了。
话又说回来。茶季也就那么几十天，过了这段繁忙的日子，炒茶设备就停工了，用电量陡然转为农村居民普通水平，变压器就长期进入轻载运行。
用电量这般骤升骤降，季节性、时段性强，峰谷差大，周边村庄的用电量基本上都维持在一个正常水准，“溪龙乡其余村庄多以宜居综合性村庄为主，户均容量远低于黄杜村，配电网建设同样也滞后于黄杜村，部分村庄在夏季迎峰度夏和冬季春节期间出现低电压状况”。也就是说，唯独黄杜在特殊时刻要特别“关照”。这对于供电部门来说是一道难题。
黄杜出考题，供电部门来答题。
2015年4月，国家电网浙江省电力公司将黄杜村列为“浙江省美丽乡村配电网建设试点村庄”。
供电部门的答题思路是“一村一规划”。先是满足“有电用”，还有更进一步的想法，那就是“用好电”。黄杜既然在用电需求上这么特殊，那就“开小灶”。他们将黄杜的生活用电情况、家庭作坊用电装机情况、低压系统电源可靠性程度、电力设备的运行情况、供电质量情况进行“摸底”，再根据后续产业发展的可能性预留足够的空间。精细的现场调研加上充分的想象力，一“实”一“虚”，在这个基础上为黄杜定制专门的方案，“确保电力送得进，落得下，用得好”。
安吉白茶就像一个宠儿，受到各种政策、各种力量的关心与呵护。作为安吉白茶的主产区，黄杜也在沐浴着这份“恩宠”。
而黄杜所在的安吉，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的品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诞生地。
2020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吉考察时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成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证明，经济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他希望当地坚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在保护好生态前提下，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把生态效益更好转化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安吉就是秉承这样的理念与思路，不断走向高光时刻。
这里，2001年确立“生态立县”的发展战略，就是说要“吃生态饭”；2008年提出建设“中国美丽乡村”，目标是“村村优美、家家创业、处处和谐、人人幸福”，把一个县当一个景区来规划，把一个村当一个景点来设计，把一户人家当一个小品来打造；追求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业、一村一韵；对发展生态农业有着浓厚兴致，总体格局是“一乡一张图、全县一幅画”；提出不断把风景变成产业，把良好的生态环境资源作为一种财富、一种资本来经营。
黄杜就踩着这样的节拍，一路欢歌。
这过程，也要跨越一路坎坷。
每年的茶季，从3月开始。这时的一片片叶子，贵如金。过了这个时间段，茶如草，没人要。只能是“卡点卡位”，召集采茶工，跟时间赛跑，抢在前边，及时把叶子采摘下来。
2020年的茶季，太不一般。此时的新冠肺炎疫情还不明朗。人被突如其来的疫情困扰，大自然却按照既定的节奏，花落无痕，流水有声，不曾快一步，也不曾慢半拍。花了一年时间长胖了的茶叶，已经准备进入自己的灿烂时刻，等待有人如轻舞般地采撷与疼爱。
话说“农时不能误，农事不能等”，这个道理谁都懂，关键是漫山的茶叶谁来采？
黄杜的茶农戴先辰，家里有20亩左右的茶园，一年到头全家的收入就是这点茶叶。为了保证鲜叶能及时采摘，以往他每年至少找50名熟练的采茶工来帮忙。2020年临近茶季时，他和老伴潘秀琴算了一下，采茶工的工资要涨，伙食费也要往上加，还有一笔额外的防疫费用，综合起来，要增加不少开支。
“后来我们想，这个账算错了。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些事不算事，因为采茶的人在哪里都不知道。”戴先辰说。
茶农无助的时候有人来相助。
茶农的心事有人听、有人懂。
安吉县有17万亩白茶基地，需要同时组织26万左右的采茶人前来打个短工。以往寻找采茶工的渠道是畅通的，各家茶场都有自己的办法。疫情一来，不确定因素陡然增加。
安吉出面，上门招工。
先确定招工的大致区域：没有什么疫情风险，有扶贫攻坚需要，劳动力输出密集。再提前沟通，上门时能有人出来对接。
安吉派出一个小分队，前往安徽阜阳太和县摸摸底。
他们是这么一个节奏——
3月1日晚上7点左右从安吉出发，两地相距600多公里，车程7个多小时，抵达太和县是2日凌晨1点半左右，消毒、登记，找个宾馆住下。
不到8点，他们就来到太和县农业农村局，消毒、登记，问问当地劳务输出的情况，有哪些难点和堵点，一起想办法。
下午1点半左右，赶往太和县宫集镇，消毒、登记，与劳务中介人、当地村干部座谈，问问大家有哪些顾虑，大概有多少人愿意出门采茶。
4点半左右，返程。
经过漫长的车上旅途……
3日凌晨，回到安吉。
“打电话，微信聊，当然方便。不过有些事面对面谈一谈，还是不一样。最起码我们大老远来，诚意是有的，决心也是有的。我们就是想知道他们有哪些需求，有哪些疑问，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再看我们能做什么，拿出对策，提前解决好，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一同前往的安吉白茶协会秘书长赖建红说。
更大规模、更有阵势的行动在酝酿。
3月18日上午，安吉县从农业农村局、公安局、综合执法局等部门和乡镇街道调配的30名工作人员，兵分10路，到河南商丘宁陵县、江西上饶横峰县、江苏盐城东台市、安徽蚌埠五河县、山东枣庄滕州市等地走访。
◆2020年春茶如期采摘
采茶工怎么到安吉来？她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如何掌握？跨省的“健康码”能否通用？在安吉采茶期间如何确保她们的平安？她们吃饭怎么安排？住宿有什么计划？一米的安全距离能否实现？回程怎么办？一旦有突发情况如何及时启动应急机制？
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都要提前谋划考虑。
安吉出台专项扶持政策，都是实打实的。比如说，春茶生产的天然气、液化气费用优惠两成，农业生产电价每千瓦时下调0.1元。
防疫不放松，炒茶、摊青、住宿、餐饮等，都要注意安全距离，这就意味着空间要扩充。安吉县综合执法局列出具体标准，符合条件的茶企、茶农，可以办理“春茶期间临时构筑物许可证”，意思是就别玩“躲猫猫”的游戏了，也打消抢搭抢建的念头，过了茶季，就自行拆除，恢复原样。
想着寄递业务需求量大，安吉县邮政管理局专门协调企业行动起来，好好应对。比如顺丰速运，在安吉储备了7万个纸箱，配套的内膜袋和胶带早就到位，还专门从外地抽调了一百四五十名“快递小哥”，支援安吉白茶的寄递。
“安吉白茶生产交易管理平台”也上线了。茶农、茶企、劳务中介、买家、卖家，都可以在“云端”来往。
黄杜人靠着“大树”，安心搞自家的茶叶。
戴先辰在家等来了采茶工。2020年的茶叶产量有所减少，花费也多了，但是茶叶的价钱上去了，收益与往年基本持平。
“搞茶叶”是黄杜人时常挂在嘴边的说法。一路的关爱与护航，让黄杜人“搞茶叶”有声有色。宋昌美就是其中的一抹亮色。
生于1969年的她，是从安吉县梅溪镇嫁到黄杜来的。当时婆家跟人合作，承包了一个茶场。种点茶叶，炒茶没有章法，用的是烧柴灶，忽冷忽热，没个标准，只是把摊好后的青叶在锅里翻动。感觉差不多了，往地上一倒，盖上一块布，闷一闷。出来的茶叶，外形不好，味道也不对，销路自然打不开，价钱也低。整个日子打不起精神，就那么不咸不淡地往前挪着步子。
1993年，偶然的机会，她得知在杭州的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正在招人学炒茶技术。宋昌美想试一试。学费是1000多元，她和丈夫张乐平拿不出，公公听说了，帮他们垫付了。
“一个月的时间，吃住都和采茶工、炒茶工一起，起早贪黑，学技术。这个时候，我明白了要怎么对待青叶，用什么样的手势和力度，怎么样使用电炒锅。我还发现，这里的茶叶一斤好几百块，太让人羡慕了。就大着胆子问经理，如果我这个技术学了回去，我的茶也炒得好，能不能也把我的茶叶收购了？他说可以。我就把这句话记住了。回到黄杜，我就想好好搞茶叶。”宋昌美说。
等到新的茶季，她按照学来的技术，炒了5斤茶，拎着就上了杭州。中茶所说话算话，给她收购了，挣了几千块。这是“真金白银”。宋昌美就想着往前走一步，上规模。这是要资金作为支撑的。她到银行争取贷款，银行回复需要资产担保，一下子就卡壳了。
她个性里敢闯的那一面继续迸发出来。他们两口子带着孩子，来到湖州市区，丈夫进了家电器厂，她则在厂区附近租房开了个杂货铺。虽然手头的事忙得晕头转向，但种茶的念想不曾浇灭。两年时间，挣了十多万元。按说开店这条路也不错，两个人还是放下了，直接奔回家，重新拾起梦想，搞茶叶。先是10亩。后来尝到甜头了，再追加40亩……
一片叶子叠着一片叶子，一斤茶叶再添一斤茶叶，宋昌美的茶叶生涯开始了，她的茶叶天地开阔起来了。
这一路，伴着汗水和泪水。
那时的茶季，宋昌美的节奏大致是这样的：白天采摘青叶，晚上组织人手按要求炒制，第二天凌晨，就用蛇皮袋背着干茶，在路口等班车，往杭州方向进发。一路转车，到了目的地，就往回赶，再走一个流程。“一个茶季下来，不少沿途的司机都认识我了，在路边站着，都不用招手，他们看见我，就停下车来，给我开门。”
这么连续地奔波，太疲劳了，眼睛扛不住，她经常在车上睡着。有一次，迷迷瞪瞪醒来，定神一看，钱包不见了！身边二三十斤茶叶也不见了！
那个瞬间，宋昌美有崩塌的感觉。
慢慢平静下来，种白茶这事，还是要往前走。
把泪水擦干，对茶叶好，用心用情下功夫，让日子飞起来。
新世纪开篇之际，宋昌美给自家的茶叶注册了“溪龙仙子”商标。
自己的日子好了，她就想着领着大家一起把日子过好。
2001年4月，她成立安吉县溪龙乡女子茶叶专业合作社，召集身边的姐妹，共同种植白茶。想种茶的，手头不宽裕，她太知道这是个什么滋味了，就站出来，去银行替人担保；要是没有茶苗，可以到她家的地里拿一点；炒茶技术等于零，她就一遍一遍地示范；产茶了没有销路，她把自己掌握的渠道用起来。
她成立仙子关爱儿童成长基金，专门帮扶生活困难家庭、独生子女家庭，特别关注女孩的健康成长。她给溪龙乡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购买平安保险。她派发问卷，了解孩子们有哪些愿望。得知有的想读历史书，有的想要学习机，有的想要一辆自行车，她都送来了。
为什么有这份热心？宋昌美的回答是“帮人帮不坏”。
她在溪龙乡的街上有一家溪龙仙子商务会所，是茶叶买卖的门市，也可以住宿。楼道里有书法作品：“人道酬诚”“商道酬信”。
“千变万变，诚信不变，质量不变。”宋昌美说。
她知道自己的好日子是怎么来的。2004年12月，她加入党组织。后来合作社建立党支部，她出任党支部书记。黄杜村成立党总支，盛阿伟担任党总支书记。
2012年11月8日，黄杜人宋昌美，胸前别着党的十八大代表证，步入人民大会堂。
这是安吉历史上第一位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在同是十八大代表的《浙江日报》记者俞佳友眼里，这个农家女子，朴实、贤惠，肯动脑筋，很懂茶叶，可以说有研究。整个人，是农民又不像“农民”。他记得宋昌美说过这么句话：“一人富不是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
王旭烽见着宋昌美时，不禁赞叹这是个美丽的女子，“绝无那种风霜雨雪中走出来的沧桑，和她对我讲的奋斗历程完全对不上号”。
在代表团讨论时，美丽的宋昌美说：“‘美丽中国’建设是个宝，农民个个都说好。”她还说：“回去我就要告诉姐妹们，建设‘美丽乡村’就是建设‘美丽中国’。”
黄杜的美丽，一直在延续，并酝酿着新的诗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