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中遇到“胡适”

张爱玲迟早要遇到胡适，就像胡适迟早要遇上张爱玲一样，命运就是这样神奇而无法捉摸——他们是两颗划过夜空的流星，冥冥中的缘分安排他们有一段轨迹相交，却偏偏让一对才子才女错身而过，这就是命运的有情造化与无情捉弄——所有的悲剧或喜剧都是令人诅咒的命运在捉弄人，是它在人间一手导演出无数正剧、悲剧、喜剧或者闹剧。

他们的开始和结局，早在前世今生就安排好了，这便是命中注定——要说起来，其实所有的人，全都是命运的牵线木偶。

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早早出洋，聚少离多。父亲张廷重一向花天酒地，陪伴张爱玲的，除了女仆何干、张干和疤丫丫，就是那些书，书籍伴随着她度过最孤独的少女时代，在孤独的最深处，她遇到了“胡适”——

那是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20世纪30年代，也是民国世界最开放包容的年代，作为一位学贯中西、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在北大任教的胡适像一颗启明星，正被万千青年学子所追捧。作为他的根据地之一，上海滩他常来常去，酷爱阅读的少女张爱玲遇上“胡适”，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张家父亲张廷重不管有多么顽固与保守，但是他有一个良好的习惯值得推崇：就是一直在阅读。尽管他的阅读品位可能不高，但是他一直在阅读，这对张爱玲产生了重要影响。张爱玲后来回忆与父亲在一起的光阴，书是不可缺少的一环：“有一本萧伯纳的戏：《心碎的屋》，是我父亲当初买的。空白上留有他的英文标识：天津，华北。一九二六。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提摩太·C·张。我向来觉得在书上郑重地留下姓氏，注明年月、地址，是近乎于无聊，但是新近发现这本书上几行字，却很喜欢，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像我们在天津的家。”

虽然在书上题上年、月、日近乎无聊，但是足可以看出张廷重对于书籍的爱惜与珍重。后来张爱玲写道：“另一方面有我父亲的家，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和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我喜欢鸦片的烟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直到现在，大叠的小报仍然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看着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

张爱玲在这里所说的“什么我都看不起”，不过是一种年少轻狂，我倒认为正是父亲屋子里那些她当初所看不起的章回小说和乱摊着的小报，影响了她启蒙了她，当然也造就了她——她后来自称为“三流作家”，总喜欢给通俗小报写连载小说，全因为少女时代的阅读与审美趣味，包括对《红楼梦》的喜爱，也是受到父亲影响。很快，在偶然却又是必然的条件下，她终于有一天与“胡适”邂逅。

那本书就是《胡适文存》，当时由胡适的同乡汪孟郊主持的上海亚东图书公司出版，共分三集，是胡适当时最重要的著述之一。当时张廷重和孙用蕃（张爱玲继母）沉迷于鸦片，房间里有一处大烟榻，张廷重和孙用蕃整日躺在大烟榻上，一人一支大烟枪，吞云吐雾，那个阴暗的房间里整日烟雾腾腾，张爱玲写道：“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一个怪异的世界。在阴暗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在那阳光里昏睡。”为了阅读《胡适文存》，张爱玲忍受着鸦片的烟雾和大烟室的阴暗，读得如饥似渴，包括胡适的《歇浦潮》、《人心大变》、《海外缤纷录》，也都被她老鼠一样一本一本拖了去。

张爱玲少女时代生活的老房子，“有古墓的清凉”。

张家毕竟是诗礼人家，大富大贵，不是一般的暴发户可比——张家人都保存着良好的阅读习惯，从张廷重、黄逸梵再到张茂渊、张爱玲——想当年黄逸梵还没有出国时，报纸上连载老舍的《二马》，每天晚报送到家里来，张爱玲和母亲抢着看。有一次黄逸梵上厕所，将报纸带到厕所里看，张爱玲忍受着臭味站在一旁急不可耐，看到母亲笑得直不起腰，她眼红得不行，恨不得抢过她手中的报纸。对于这本令张爱玲着迷的《胡适文存》，张家兄妹也是念念不忘，张茂渊从张廷重手里借走了《胡适文存》，并且一借不还，可能是太喜爱了，借的时候就没打算还。后来兄妹俩为了张爱玲闹翻了脸，有一次张廷重满脸通红地对张爱玲说：“你姑姑借了我的《胡适文存》，后来也不还。”

张茂渊（右一）少女时代喜欢结交文朋诗友。

旧版《胡适文存》第二卷，上有胡适签名：送给秋皎女士，适之。

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细节，但是发生在反目成仇的一对兄妹身上，还是蛮可爱的——为着一套胡适的书，兄妹俩的表现可爱又有点羞怯，令人动容。所以张爱玲能出现在这样的家庭，并在日后写出灿烂锦绣之文，实在一点也不奇怪。

其实要说起胡适与张家的最初交往，在张茂渊和黄逸梵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甚至这一对姑嫂还和胡适打过一场麻将——那时候的张爱玲，完全是不谙世事的小女孩。

胡适在上海出生，一岁半去了台湾，后来又回到徽州深山。十三岁来到上海梅溪学堂读书。这个时候的他，是个土气十足的乡巴佬，后来转到中国公学，然后一路混迹上海滩，失了学，又没有工作，花花世界让他猪油蒙了心，跟着一帮狐朋狗友混迹花街柳巷。这个时候胡适一文不名，自然不可能结交到富家小姐张茂渊和黄逸梵。但是这一对姑嫂有一个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的习惯，就是喜欢结交文人雅士，附庸风雅——胡适功成名就之后的1928年2月，也就是张爱玲七岁那年，他来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因为张志潭的介绍，从而结识了张志潭的堂妹张茂渊、和张茂渊形影不离的嫂子黄逸梵。

晚年张茂渊和一生恋人李开第之女李斌在一起。

这背后的关系有点复杂，胡适最先结识了民国篆刻书法家杨昭隽，杨昭隽是张志潭聘请的家庭教师。张志潭的父亲张佩绪与张廷重的父亲张佩纶是亲兄弟，所以胡适便与张廷重、继而与张茂渊有了来往。此时的胡适在万千学子心中犹如夜空北斗，而张廷重和张茂渊兄妹，早已熟读胡适的《胡适文存》，对胡适更是另眼相看，1928年春节期间这次极其偶然的见面，就发生了张茂渊后来告诉张爱玲的“跟胡适先生同桌打过牌”。

张茂渊所说的胡适照片就是这一张，打着个大圆点领的蝴蝶式领结，“像个猫脸的小男孩”。

这个“牌”其实是麻将，是当年十里洋场风靡一时的时髦娱乐，张家天天要开几桌麻将，而胡适太太江冬秀，更是麻将高手，她的后半生，几乎是在麻将中度过。胡适在张志潭的饭局之后，很自然地在张志潭的邀请下打了一场麻将——张茂渊、黄逸梵、胡适、张志潭四个人，据说那晚张茂渊手气好得不得了，还赢了胡适几块大洋。胡适会打麻将也让黄逸梵啧啧称奇，估计是江冬秀日日在家开赌局，耳濡目染而成——但是牌技不精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这一场麻将事后成为张茂渊与黄逸梵永不厌倦的话题，隔三差五总要拿出来说道，张爱玲不知听过多少遍，小人精的她自然也能听出姑姑和妈妈的兴奋与荣耀，这一点对她影响很大，在她幼小的心田里，胡适就是一个高大、完美的形象。在张爱玲这一生来说，很少有人值得她满怀崇敬去仰望，胡适几乎是唯一的一个。她当然无法接近胡适，只是和弟弟张子静一起，抱着翻烂了的《胡适文存》，看了一遍又一遍，慢慢的，胡适几乎在她心中达到一种神化境界：渊博的学识、高尚的情操、英俊的外表、民主的思想——

胡适在张家，一直是个话题，1946年，当时的张爱玲早已在上海红透半边天，某天姑姑从外面回来，手中用《申报》包着两块草炉饼，她急急忙忙将草炉饼放进碟子里，将报纸展开给张爱玲看：你看，适之先生——张爱玲拿起报纸细看，是胡适一张刚刚走下轮船的照片，就在上海公和祥码头，胡适笑容满面，一身西装笔挺，打着个大圆点领的蝴蝶式领结，相当的年轻，相当的帅气。张茂渊和张爱玲挤在一起看那张报纸，原来当年2月胡适赴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演讲，影响深远的《国民晚报》创办人罗敦伟写信给他，声称“组党不易”，拟发起超党派大团结之民本运动，想邀请胡适回来主持。这次胡适一回上海，就被记者围了个水泄不通。胡适当即对记者发表谈话，宣称近三年来主要精力都用在重勘《水经注》。

正好黄逸梵从外面回来，接过报纸看了又看，说：“适之这样年轻。”张茂渊笑着说：“像个猫脸的小男孩。”张爱玲将报纸又重新看了一遍，胡适的只言片语都对她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她后来以半生精力研究《红楼梦》和《海上花列传》，都是受到胡适的影响。张爱玲为《红楼梦》写了本《红楼梦魇》，就是这本书让她九死一生。后来她准备将《海上花列传》由吴语译成国文和英文，这条路其实也是胡适研究白话小说的继续。张爱玲晚年说：“直到去年我想译《海上花列传》，早几年不但可以请适之先生帮忙介绍，而且我想他会感到高兴的，这才真正觉得适之先生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