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温度计（代序）
陶方宣
《张爱玲与胡适》的写作灵感起源于一次访谈，听到朋友的建议眼前一亮，把张爱玲和胡适放在一起多么谐调、多么熨帖，他们是东西方文明碰撞交汇孕育出的一对“金童玉女”。
表面上看，这个世界千奇百怪，但是所有的奇怪都源自我们对事物内部的一知半解，所有的千奇百怪其实都有着它的来龙去脉。也就是说，千奇百怪背后，其实都隐藏着一种逻辑上的合情合理。真正的违反规律的奇怪是不可能出现的，这是天地定律——就好比民国时代出现了张爱玲、胡适这样离经叛道的人，为什么他们早不出现晚不出现，偏偏要在民国时代的上海和北平出现？是因为时候到了，或者说火候到了，历史已经掀开崭新的一页，李世民或武则天不可能再现，李莲英或慈禧也绝无可能借尸还魂，他们的死亡是专制历史的消亡，我们终于在脚下这片土地上，看到张爱玲的摩登旗袍或胡适之的笔挺西装，这一天迟早要出现，就像张爱玲和胡适之不出现也会出现陶爱玲或江适之一样——原因其实很简单，历史的走向也就是文明的走向，漫漫寒冬的尽头，肯定是鸟语花香的春天。
人类历史其实一直与气候、地理密切相关，中国大地西高东低，西北风年复一年地劲吹，像一把挥舞在上帝手中的大扫帚，碎石、砂粒吹不走，就近形成大戈壁大沙漠。而那些细如面粉的黄尘，则被吹上万米高空，最后降落成泥土，形成了一片浩大无边的黄土高原，黄河从中穿过，被染得一片浑黄，就成了一条咆哮狰狞的黄龙。大量泥沙沉淀淤塞河床冲毁堤堰，大片大片城池毁灭人民夭亡，黄河成为黄祸为非作歹，让历朝君王胆战心寒。而要治理这条残暴的河流，仅凭占据某一河段的偏安小国是无能为力的，非得有个铁腕暴君，非得有个集权、暴政的封建帝国——民族历史就这样被浩浩北风、被滚滚黄河所圈定，是命中注定的定。
中国人就这样在一片漆黑的隧道中昏睡，这一睡就睡了五千年——当然，它也形成过滥觞的农耕文明，现在成为废都的长安城，当年就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会，它耸立在丝绸之路起点，与古罗马一道在远古的天宇下并驾齐驱遥相辉映，吸引着全人类的目光。可是，古罗马文明诞生了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而东方的专制文化到今天依然阴魂不散，文明传统在欧洲形成了进步的主权在民的法治精神，而在中国却形成了“史官文化”、继而发展成为牢不可破的集权、暴政传统，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只能从各自不同的地理去寻找起因：希腊人原先是蛮族，漂洋过海来到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谋生。那片土地太贫瘠，而周遭全是富饶的文明古国，他们很快学会经商、航海与手工制造，建立起一个个城邦。因为长途跋涉而来，年老体弱者不便跟随，青壮年男子在城邦中地位平等共同处理公共事务，又因为城邦太小，不是领土国家，不必供养庞大臃肿的员工——经过多少个世纪的缓慢发展，慢慢形成了与远东内陆完全不同的民主氛围。而身处两河流域的古国，如中国、印度等，它们只能以农耕、放牧为主，地理环境使它们一开始就建立起强大而独裁的暴力国家——这样的国度、制度到了近代就暴露出劣根性：窒息了发明创造，萎缩了生产力，愚钝了国民，使得它长久落后于世界民族之林，挨打就成为必然。
时间到了19世纪中叶，航海技术得到长足发展，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已达鼎盛，它们迫切需要扩张，为资本增值也为人类弱肉强食的侵略本性寻找出路，幅员辽阔的远东成为觊觎之地，上海成了首选目标——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桥头堡，上海从开埠起就是一个异数，它与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相悖，这一点你单单从它的建筑风格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完全有别于我们耳熟能详的民族风格，那是我们在平遥、在徽州、在苏州从来没有见过的式样：厚重的青石墙壁，带电梯的楼宇，西洋风格的厅堂、纹饰——外滩金陵东路那一条长达三四华里的西洋建筑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十里洋场的繁华和东方大都会的魅力。这样的建筑依稀在海口、武汉、南京等滨江城市见过，但那是零星的片断的，聚合不了城市的底蕴，它们远没有上海这样集中、全面和蔚然成洋洋大观，成为一个城市的魅力与底气所在。从某一角度来说，上海开埠、被辟为“通商口岸”，就是推开一道锈迹斑斑、霉气重重的封建国门，让太平洋上温暖湿润的季风浩浩荡荡地吹进来。没有这股强劲的东南风的吹荡，我们不可能看到一百多年来上海滩那华丽鲜妍的容颜。
似乎是必然的，当西方人借助中国人敬神祭祖的火药轰开中国大门之后，在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中，现代西方文明全方位进入中国，小小的上海滩一下子融入世界文明大格局中，很快一夜暴发一红惊天。那时候十里洋场灯红酒绿，达官贵人跳舞、喝咖啡、看电影、听爵士乐通宵达旦，黎明时分才从夜店出来，印度仆役弯腰为其打开车门；人行道上有骑自行车的送奶工经过，环卫工人推着新颖漂亮的马路清扫机，报童开始叫卖早报——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大都会，上海滩迅速发育成熟，到了20世纪初期，它已是一个规模、体制、文化上相当完善的现代意义上的大都市——没有这种全新的海派文明，我们不可能看到穿西装的胡适之和穿旗袍的张爱玲。他们和她们，是上海记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现代文明标志性人物。
这便是张爱玲和胡适的意义所在——多年以后，很多人在缅想他们书写他们，我是其中的一个，我试图通过他们重新诠释那个时代——因为，现在的世界已不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文明的规则正被越来越多的民族接受。而张爱玲与胡适不管惨遭封杀或大红大紫，都一直保存在民族记忆里，如同两支温度计，一次又一次测试着我们的文化温度或文明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