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逻辑
贺桂梅
一
在20世纪中国的经典作家中，丁玲可以说是唯一一个与“革命”相始终的历史人物。这不仅指作家活跃程度和创作时间之长，也指终其一生她都对革命保持了一种信念式的执著。从初登文坛的1920年代后期，到“流放者归来”的1980年代，丁玲一生三起三落，都与20世纪中国革命及其文艺体制的曲折历史过程关联在一起。革命成就了她，革命也残酷地磨砺了她。丁玲生命中的荣衰毁誉，与20世纪中国革命实践不分彼此、紧密纠缠。
在她青春犹在的革命辉煌时代，她是革命的迷人化身。孙犁写道：“在30年代，丁玲的名望，她的影响，她的吸引力，对当时的文学青年来说，是能使万人空巷、举国若狂的。不只因为她写小说，还因为她献身革命”；在她的晚年，革命衰落的年代，她是革命漫画式刻板面孔的化身。王蒙评价，她一生至死未解“革命”情意结，是一个“并未成功地政治化了的，但确是在政治火焰中烧了自己也烧了别人的艺术家典型”。
丁玲的一生，可以说活生生地演示20世纪中国不同的革命形态。1909年，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登基的第二年，丁玲随湖湘“新女性”的母亲一同入读新式女校：31岁的母亲读预科，5岁的丁玲读幼稚班。那应是她革命生涯的开端。1984年，80岁高龄的丁玲雄心勃勃地创办了“新时期”第一份“民办公助”刊物《中国》。很多人对这一举动表示不解。李锐说：“总觉得像办刊物这样繁重的工作，绝不是一个八十老妪能够担当的了。”丁玲生命的最后两年，也耗尽在这份新式刊物上。其间的77年中，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抗封建包办婚姻、无政府主义革命的“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而走向革命政党的“螺丝钉”，从延安边区的明星作家、新政权文艺机构的核心组建者、新中国的文艺官员和多次政治批判运动中的受难者，到“新时期”不合时宜的“老左派”作家，丁玲不止用手中的笔，更用她的生命书写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将20世纪称为“短促的”“革命的”世纪。他的纪年法主要以欧洲为依据，这个世纪只有77年。事实上，中国革命的历史比霍布斯鲍姆所论述的，要更长、更广阔、更深刻，也更复杂和更酷烈，以至费正清说，历史上所有的革命形态，在现代中国都发生了。而丁玲，是（这些）革命的一个活的化身：她是革命的肉身形态。
二
如何评价丁玲这样一个作家在20世纪中国的存在，不仅是文学史的核心问题，无疑也是思想史乃至政治史的难题。
一般研究著作，主要关注丁玲作为“文学家”的一面。人们记住的，是那个在20—30年代上海文坛“挂头牌”的先锋女作家丁玲。在“民国范儿”风靡一时的今天，《良友》杂志上排在“十大新女性”之首的年轻丁玲，成为那个被美化的时髦时代的象征。人们又或者愿意记住的，是那个延安时期的“明星作家”丁玲，一身戎装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由“昨日文小姐”而为“今日武将军”，满足了无数人的传奇想象。而丁玲最辉煌的时期，是她50年代初担当新中国文艺机构重要官员的时候。亲历者这样描述见到丁玲的场面：“先从大门口传来一串朗朗笑声，丁玲来了！只见一大群人簇拥着她，那情境，我毫不夸张，就像迎接一位女王……”（丁宁）
但是，仅仅从文学家的角度去理解丁玲，便会忽略她生命中许多更重要的时刻。
1933至1936年，被国民党秘密囚禁的三年，是丁玲一生最幽暗的时段。一个风头正健的革命女作家的人间蒸发，曾使鲁迅慨叹“可怜无女耀高丘”，更是此后丁玲革命生涯最重要的历史“污点”，最要说清又难以说清的暧昧岁月。晚年丁玲曾以“魍魉世界”为题，记录这段历史。鬼魅一般的影子生存，对于一生以“飞蛾扑火”般的热情和决绝投身革命之光的丁玲，是多么不堪的记忆，恐怕很少有人能够体会吧。
1943年，是丁玲一生中“最难挨的一年”。她因批判性杂文《三八节有感》和小说《在医院中》，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被点名批评，因主动检讨和毛泽东的保护，未受大碍。但南京被捕的历史，却使她成为“抢救运动”中的重点审查对象。亲历者描述，“丁玲当时精神负担很重”。那“可怕的两个月”对她是“恶梦似的日子”，“我已经向党承认我是复兴的特务了”（《丁玲日记》）。虽然不久“特务”问题得到澄清，但这个“历史的污点”此后伴随丁玲一生。“新时期”平反的作家中，丁玲是最晚的一个，仅次于胡风，关键原因就在这“污点”无法在一些革命同志那里过关。1984年拿到“恢复名誉”通知的丁玲感慨：“40年的沉冤终于大白了，这下我可以死了！”
另一重要时期是1958年后，丁玲从辉煌的顶点跌落至另一幽谷，她珍惜的一切都被剥夺：政治名誉、文坛位置，特别是共产党员的党籍。她被从革命队伍中开除出去了：“以后，没有人叫你‘同志’了。你该怎么想？”54岁的丁玲，追随丈夫陈明去往北大荒，像一个传统妇女那样，靠丈夫的工资，在冰天雪地的世界生活了12年。在脸上刻着“右派”金印的岁月里，丁玲记住的仍旧是许多温馨情义和充满着劳动欢愉的时刻。她后来的北大荒回忆，题名“风雪人间”。虽有“风雪”，却还是“人间”的生活。但是，那些文字中留下的被“文革”造反派审讯、暴打和批斗的时刻，一脸墨汁的“老不死”，无疑也构成了革命历史中最难堪的记忆之一。
真正的难题，其实不在丁玲那里，而在人们无法理解处于“新时期”的“丁玲的逻辑”。
1979年，丁玲回到离开了21年的北京。这是王蒙慨叹“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的时期，是张贤亮从“灵”到“肉”地书写“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的时期，是曾经的“右派”书写“伤痕”“反思”历史的时期。但是，丁玲却说，她真正要写的作品，并不是记录伤痕的《“牛棚小品”》，而是歌颂共产党员模范的《杜晚香》。她对“新时期”引领风潮的年青作家发出批评之声，她猛烈抨击30年代的故交、不革命的沈从文，她与重掌文坛的周扬在许多场合针锋相对，她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强调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特别是她出访美国，当那些同情她的西方文人们希望听到她讲述自己的受难经历时，丁玲却很有兴味地说起北大荒的养鸡生活……所有的这些“不合时宜”，使得曾经的“右派”丁玲，在“反思革命”的“新时期”，又变成了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左派”。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无疑也是一部知识分子与革命爱恨（怨）交织的心态史和精神史。亲历者的故事，常常有两种讲法。一种是“受难史”，在压迫/反抗的关系模式中，将革命体制的挤压、改造、批判和伤害，视为一部具有独立人格的思想者受难的历史；另一种讲法是“醒悟史”，在革命已不为人们所欲求的年代，忘记了曾经的革命热情，而将自己的革命经历描述为一部充满怨恨的屈辱史。“往事并不如烟”，可是留下来的，都是“思痛录”，是受伤害被侮辱的记忆。但丁玲是例外，她的故事无法纳入其中。
2014年热映电影《黄金时代》的编剧李樯，在访谈中称丁玲是“浓缩了百年中国意识形态的活化石”。在这部萧红传记电影中，丁玲也是怀旧目光中光彩照人的民国文人群中的一个。但那是革命的“风暴”未来之前的“黄金时代”。萧红和丁玲，同为左翼文坛最重要的女作家，在30年代战火中，她们对延安政权一去一留的不同选择，实在意味深长。《黄金时代》的宣传纪录片取名“她认出了风暴”，似乎萧红有历史的先见之明：她预先认出了“风暴”而选择避开，在南方战乱中的小岛寂寞地留下了传世之作。而丁玲则始终“飞蛾扑火”，在“风暴”的最中心燃烧自己，然后历经炼狱而成“活化石”。这是故事的第三种讲法了，是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的“异化史”。
丁玲与革命不弃不离的这种紧密关系，也有深思者尝试别样的故事讲法。李陀在1993年的一篇文章中，力图说明丁玲的“不简单”。他质疑那种“受难史”叙述，认为知识分子接受革命话语并非“仅仅靠政治压力”就可能，而是因为革命话语本身是“一种和西方现代性话语有着密切关系，却被深刻地中国化了的中国现代性话语”。正因为这一话语解答现代中国问题的有效性，才使得像丁玲这样的无数知识分子被感召，“心甘情愿”地进入“毛话语体制”，并参与具体实践。因此，革命话语与知识分子之间，并非分离乃至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共生”的历史关系：“如果说毛文体的形成、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的话，正是千万知识分子的智慧和努力使这一过程成为可能。”
经历“新时期”的话语转型之后，指认毛话语的历史失误和压迫性，成为一种新常识。这是“受难史”“醒悟史”以及“认出风暴”的叙述成为可能的历史前提。但是，如果遗忘了知识分子与革命曾经的共生关系，遗忘了“知识分子都有过浪漫的、充满理想的‘参加革命’的经历……”，那就遗忘了历史的真实。特别是，“即使在他们一生最困难的日子里，在出卖和被出卖、迫害和被迫害、批判和被批判等尴尬困惑的时刻，许许多多的人仍然坚持毛文体的生产，并且把检讨、批判、迫害都变成毛文体再生产的特定形式”，这些记忆事实上构成了理解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革命的焦点问题。它们不应该被忘记，但也不应该在压迫/反抗的后见之明中轻易地遗弃。关键是，如果把知识分子与革命视为两个彼此分离的事物，那就失去了进入复杂纠缠的历史深处的契机，实则是一种后革命时代的金蝉脱壳之术。
在这样的意义上，丁玲确实是“不简单”的。与其说她是一个“活化石”，莫如说她是革命的肉身形态：她用自己活生生的生命，展示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全部复杂性。
三
为丁玲作传，因此也是困难的。她的一生在荣辱毁誉之间的巨大落差，特别是她在后革命时代的“不合时宜”，使得要讲述她的故事，总是难免捉襟见肘、顾此而失彼。
同情和热爱她的人，容易把故事讲成“辩诬史”。丁玲是复杂的，因此围绕着她的种种误解和传说，常使熟悉和理解她的人不平。特别是，作为革命体制内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丁玲的后半生，其实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在写文学作品，而是在写“申辩书”。要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丁玲”，总是要与复杂的历史人事关系相关的各种谣言、传说、误解和歪曲做斗争，总是难掩难抑辩护之情。但是，如果将丁玲的一生，固执在说明她之“不是”，反而使人无法看清她之所“是”。更重要的是，辩护式写法其实也使写作者停留在丁玲置身的历史关系结构中，而无法超越出来尽量“客观”地描述这个“结构”本身，由此重新理解丁玲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20世纪已然远去，曾经与丁玲爱恨纠葛的当事人和利益格局，今天也大都已成历史。在这样的情境下，客观地描述丁玲的一生，不止具备可能，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知丁玲和20世纪革命的必要步骤。
讲一个完整的丁玲故事，或许最好的办法，是回到“丁玲的逻辑”。1941年在延安的时候，丁玲写了后来引起无数争议的著名小说《在医院中》。关于小说的主人公陆萍，丁玲说，这是一个“在我的逻辑里生长出来的人物”。这固然是在谈小说创作，其实也是丁玲的现身说法。
丁玲是一个个性和主体性极强的历史人物，对她喜者恶者大都因为此。喜欢者谓之“光彩照人”“个性十足”，不喜欢者谓之“艺术气质浓厚”“不成熟”“明星意识”，批判者谓之“自由主义和骄傲自满”“个人主义”……所谓“丁玲的逻辑”，就是她始终以强烈的主体意识面对、认知外在世界，并在行动和实践过程中重新构造自他、主客关系，以形成新的自我。她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但并不自恋；她有突出的主观诉求，但并不主观主义；她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但并不封闭；她人情练达，但并不世故；她的生命历程是开放的，但不失性格的统一性……尽管一生大起大落，经历极其复杂，晚年丁玲对自己的评价却是“依然故我”。
如何理解这种“丁玲的逻辑”，实则构成理解丁玲生命史的关键。
四
在尝试以“丁玲的逻辑”完整地描述丁玲生命史的传记作品中，新近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丁玲传》，做出了特别值得称道的努力。
这本传记的两位作者李向东和王增如，多年从事丁玲研究，而且成果斐然。他们具备其他研究者所没有的一大优势：王增如是丁玲生前最后一任秘书，在她身边工作4年，耳濡目染丁玲的风采，并参与采集、整理了许多丁玲的第一手史料。这些史料，有的是对丁玲的录音采访，有的是丁玲的书信、日记与文件，还有一些以前未曾披露或未受到关注的创作手稿。与此同时，他们也细致阅读了丁玲的全部作品，既有丁玲研究的多种史料和学术成果，也有与丁玲相关的文学与历史事件的研究著作。在写作这部传记之前，关于“丁玲最后的日子”“丁陈反党集团”及丁玲创办《中国》的过程，他们都有专著出版。特别是2006年出版的60万字的《丁玲年谱长编》，综合各种史料，对丁玲的一生做了详细梳理，是目前丁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在充分的文献和研究准备基础上，他们写作了这部传记，力图探索丁玲“曲折复杂的心路历程”。应当说，《丁玲传》颇为完满地达成了这一诉求。这是目前已有的多部丁玲传记中，史料最翔实、丰富，生平经历梳理清晰、准确，叙述语言生动、流畅且颇具可读性，评价方式也中肯而平实的一部。可以说，它写出了一个“活生生”而又“完整”的丁玲。
传记掌握了丰富的文献史料，因而对许多此前丁玲生平中模糊不清的人生经历、人际关系和历史事件过程，都做了清晰明确的描述。更重要的是，它体认丁玲的角度，是颇为“平民化”的。书中记录和描述丁玲一生经历的详细过程，既包括人际关系和重要事件，也包括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行止，以及主要活动场所的历史氛围，从而颇为生动地还原出了某种历史现场感。丁玲当年住什么地方、居所的格局、吃些什么用些什么等等，都在传记中做了细致的呈现。缺乏对丁玲当年生活的详细勘察，缺少对历史现场中的人物的深入体认，这些日常生活细节恐怕也很难“还原”。这就把丁玲从历史的“抽象”中，拉回到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中。
这部尝试写丁玲“心路历程”的传记，在丁玲所作所为的基础上，更关心她之所以如此作为的“所思所想”与“思想和情感”。对于后者，传记作者很少做介入式评价，而主要借助丁玲自己的作品、回忆录、书信和文件等，描述这些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和思想活动。事实上，像丁玲这样的极善书写自己内心活动的作家，这样的史料并不难得到，真正需要的，是仔细阅读作品和深入体察丁玲的内心世界。例一是1924年初到北京的丁玲。不体认此时丁玲对已故好友王剑虹的思念，就难以理解她之写出《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内在情绪底蕴。传记将此时丁玲人际交往的基调，落实在与王剑虹的情感关系上：“‘你像剑虹！’这是她择友的最高评价。”这种描述，实则相当准确地把握了丁玲的内心世界。例二是1931年胡也频就义之后，丁玲不久即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并加入共产党，担任左联的党团书记。丁玲这一急剧左倾的过程，一般解释为她受胡也频牺牲的激励。固然有很大这方面的因素，但传记也用一小节“我是被恋爱苦着”，写丁玲与冯雪峰的恋情及其对丁玲革命行为的影响。事实上，当年在《不算情书》中，丁玲就毫不隐讳地写到了她与冯雪峰的情感关系。传记结合相关的书信史料，展示这一时期丁玲颇为复杂的心理过程，仍需要一定的勇气。
基于对丁玲作品和相关史料的详细解读，从丁玲自身的逻辑出发，对她生命中丰富的情感世界和人际关系做出准确把握，这样的例子在这本传记中很多。这包括丁玲南京时期与冯达的关系，延安时期与萧军、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的交往，包括她与陈明的恋情，也包括她与周扬的矛盾，以及50年代初期与萧也牧的关系等。值得称道的，是叙述者的态度。显然，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绯闻”不下于萧红，曾风传与毛泽东恋爱、要和彭德怀结婚的明星女作家，丁玲的“传奇”故事并不少。但是，《丁玲传》采取的基本态度，是不回避也不猎奇，而是据可靠的史料陈述历史过程，道出丁玲的真实心态。
解志熙称道这部传记的一大优点，是“叙述事迹的平实道来和分析问题的平情而论”。所谓“平实”，是以史料说话，所谓“平情”，是力求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这也使本书摆脱了“辩诬史”的态度。重要一例，涉及1940年代后期，周扬阻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版。这是丁玲与周扬结怨的关键。不同于一般研究者只站在丁玲的立场上看问题，《丁玲传》也尝试从周扬的心理和动机出发，解释他之所以如此的缘由。另外一例，涉及50年代初期丁玲主持文坛期间对萧也牧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与那种简单地评判丁玲用一篇文章（《作为一种倾向来看》）“消灭了萧也牧”不同，传记分析了萧也牧小说的内容、丁萧的私人交往、新中国建立初期解放区干部及解放区文学在京津沪等大城市面临的处境，和作为文艺界领导与解放区干部代表的丁玲的态度，从而较为丰满地呈现了这一事件的不同侧面。这使传记表现出了颇高的历史研究的“客观性”。所谓“客观”，并不是一定能够有确凿的史料坐实历史人物的行为逻辑，而是超越“私怨说”，不仅站在传主的立场，也体认相关其他人物的心理和处境，尽量对事件作出相对合理和公正的解释。这就是“平情而论”的真实含义了。
与叙述角度、叙述态度相关，《丁玲传》的叙述结构也颇值得一说。它以10章、101小节和生动准确的“小标题”，讲述丁玲的生命历程。这10章分别以丁玲生活过的地方为对象，叙写她在生命的不同时段，在不同地点和历史氛围中的作为和思想。这就好像一幅“生命地图”，形象而明晰地勾画了丁玲一生的行止，格外具有可读性，也避免了一般传记研究的学术腔和八股气。丁玲一生在中国许多地方生活过，这些地方往往是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化、政治中心，而同时丁玲也卷入这些“中心”之核心。丁玲的生命历程、特定地域的社会文化氛围、时代的地理学之间，因此建立了有意味的历史关联。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丁玲并不是一个特别有地域性标记的作家。与之构成对比的，仍然是萧红。萧红一生行迹是“从异乡到异乡”，而精神的世界却一直停留在故乡呼兰。但丁玲的一生，却真如“游子”一般，是以“四海”为家。湖湘是她生命的起点，上海、陕北和北京是她生命的高潮段落，而南京、北大荒则是她生命的低潮期。丁玲的生命遭际与地域场所的这种关联性，在《丁玲传》中做了极好的呈现。这既方便于组织传记的叙述结构，也恰如其分地揭示出了丁玲生命的历史广度、流动性和开放性。那同样是革命的20世纪在丁玲生命中的投影，也是丁玲以自己独特的生存态度和生存逻辑对革命做出的回应与呼应方式。
五
可以说，《丁玲传》以尽可能完美的方式、用“丁玲的逻辑”书写了丁玲完整而丰富的生命史。它同时涉及了所需的三个层面：外在性或客观性的丁玲一生行止，内在性或主观性的丁玲心路历程，分析性或阐释性地在历史关系格局中评价丁玲。在这部传记的“后记”中，作者道出写作意图，即“贴近丁玲复杂丰富的内心世界”来写丁玲的一生，以“让传主眉目清晰”。尽管是一部如此丰富而复杂的生命史，但作者指出，丁玲仍有她之为“丁玲”的独特性所在，那就是其“性格”的三大鲜明特点：“孤独、骄傲、反抗。”
这一概括方式可以说并非传记书写本身所需，而是写作者对丁玲人格的一种体认方式。这也是“难题”所在。尽管从个人性格而言，确可说丁玲有这样的气质，但是仅有这样的气质，并不能使丁玲成为革命者，并与中国革命历史相始终。贯穿丁玲一生的，与其说是一种“性格”，莫如说是一种生存态度和独特的生命哲学。那就是“丁玲的逻辑”。
最能显示这种“丁玲的逻辑”的，是她用小说塑造的女性人物。从上海时期的梦珂和莎菲，到延安时期的贞贞和陆萍、桑干河畔的黑妮，再到晚年的杜晚香，人们普遍能辨识出这个女性形象序列的巨大变化，但也很快能意识到她们的某种一致性。这种巨大变化和内在一致性，共同构成“丁玲的逻辑”，正如她丰富广阔、多变多舛的生命经历。“性格”可以解释丁玲的“一致性”，但无法解释她如此强大的生命可塑性和承受能力。
理解“丁玲的逻辑”离不开“革命”。可以说，“丁玲的逻辑”就是“革命的逻辑”。瞿秋白曾评价丁玲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对“火”的向往，包含着对“在黑暗中”的现实的反抗，和对“光明”的未来的追逐。这是革命者的内在精神气质。晚年的丁玲仍如是说：“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走在时代最前面的一股力量，是代表时代的东西。”这种理想主义的气质，固然可以说是20世纪进化论史观的投影，不过，没有这种气质就不可能有任何革命的行动。这是历史赋予丁玲而被她内在化的一种精神气质。
在丁玲的意识中，“革命”有其具体所指，那就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革命。丁玲早在她少女时代的湖湘，就已通过母亲的好友向警予而知道了革命，更在上海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与瞿秋白、王剑虹等交往的时期，直接进入革命文人圈，但是，直到1932年才加入共产党。而一旦加入，终其一生她都对革命保持着“爱情”般的忠诚。特别是“新时期”仍旧如此。许多研究把“新时期”丁玲对革命信念的表白，视为受周扬等宗派挤压而被迫做出的“表演”。这可以解释丁玲在某些场合与周扬针锋相对的行为和言辞，但无法解释她“新时期”之后写作的200多篇文章。在这些作品中，丁玲仍旧是那个“革命的丁玲”。考察一下丁玲如何言说她理解的“党”是有意思的，因为其中很少理论性的阶级分析，而是情感性的表白和信念式的执著。她说：“共产党员对党只能一往情深，不能和党算账，更不能讲等价交换”，表达的正是一种“忘我”“无我”的投入状态，而且是一种情感结构式的精神状态。在这里，革命体制的酷烈和挤压，可以与革命信念剥离开来，“受难史”也可以转化为“考验”和“磨砺”。由此衍生出一种独特的反抗性革命哲学，就像她在1940年代给予陆萍的赠言：“人是在艰苦中生长。”
1931年之前，丁玲就是向往“革命”的，但那是无政府主义式的革命，是“自己安排自己在世界上的生活”。这使丁玲甫一出现在文坛，就表现出最激进最摩登的个人主义姿态。如福柯理论所言，这种现代个人主义实则深刻地内在于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它所塑造的现代个人，是一种“内在的人”，一种实际上与外在的现实相隔离、丧失行动能力的人。莎菲时代的丁玲也是如此。加入革命政党而自愿做“螺丝钉”，对于丁玲是一次巨大的跳跃，但非彻底的“断裂”，而是以革命的方式改造了这种自我的结构：它赋予这一结构一种不断地朝向外部、通过实践而更新自我的能力。无产阶级政党革命召唤的固然是“献身”，是“无我”，也是“更大的自我”的获得。那意味着在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在与“艰苦”展开搏斗的生活经历中，不断地磨砺自身，不断地认知外在世界，并通过实践转化成自我的构成部分，以塑造新我。莎菲式向内的个人主义是脆弱的，但陆萍式“在艰苦中生长”的主体却是坚韧的。这种主体哲学的终点形态，就是那个卑微而强大的杜晚香：她像是一枝被人遗忘但生命力顽强的“红杏”，在不断地吸纳世界的美好愿望中塑造自己的新品质，最终用她的生命感动了世界。
《杜晚香》实则是丁玲最有意味的作品。那是丁玲在历经磨难的晚年，终于完成的革命者形象。据王增如对丁玲创作手稿的考证，还在写《在医院中》时，丁玲就说其实她并不想写陆萍这样“脆弱”“感伤”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想写一个“共产党员”。只是苦于无法在生活中找到模型，不得已写成了那个“未完成”的陆萍。杜晚香是其完成形态。她身上包含着两个关键要素：其一是主人公孤独地生长，其二是外在的革命之光全部转化为个人的内在修炼。至此，革命者终于可以超越革命体制而独立存在了：她不是革命体制的附属品，而是革命信念的化身。丁玲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超越了受难史的逻辑。
显然，要理解丁玲的生命史，需要理解这样的属于丁玲的“革命的逻辑”。她以理想主义的气质、以对革命信念爱情式的投入、以在艰苦中生长的生存态度，独自承担了革命和革命的全部后果。“新时期”的丁玲对革命史的反思，显然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但有意味的是，她只批判革命中的“封建”（宗派主义），从不否定革命信念和革命体制。真正使得丁玲显得不合时宜的，其实是“新时期”的历史情势。具体到文艺体制的重构方面，很难说80年代的丁玲就一定是落伍的。“新时期”是以破竹之势展开的，共同的历史情绪使人们将那次断裂看作是“历史的必然”。但正是丁玲的存在，显示出了“新时期”的“时”之建构性。80年代已成历史，在“新时期”的社会变革产生了如此复杂的历史后果的今天，更为心平气和地理解丁玲的“逆时”之举，或许并非不可能。这并不是要在“左”与“右”之间重新肯定丁玲，而是去思考革命体制自身的断裂与延续，是否可能以更深厚的方式展开。在“新时期”的主流逻辑中，革命已成漫画式的刻板面孔，是人人不欲甚或厌弃的对象，但人们常常忘记，新的历史其实就是从那样的革命史中生长出来的。
丁玲是一个历史人物，“她的一生凝聚了太多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乃至思想史的内涵”（张永泉）。深入丁玲的逻辑中去理解她的生命史，才能把握丁玲“不简单”在何处，更是超越丁玲的时代性、更深刻地反思其革命经历的前提。而且，这种理解，显然不止关乎丁玲个人，同时也是进入20世纪革命者“丰富复杂的内在世界”，深入到革命史的肌理层面以把握历史的复杂性，从而更为自觉地承担20世纪中国革命作为“遗产”与“债务”的双重品性的契机。没有这样的理解，20世纪的历史将始终缺少必要的现实重量：它或将被迅速地遗忘，或将换一种方式重复归来。
-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