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革命相向而行——《丁玲传》及革命文艺的现代性序论
解志熙
丁玲去世十多年之后，文坛学界仍有不止一人为她的“不简单”或“复杂性”而感叹。即如作家王蒙1997年在一篇专论丁玲复杂性的文章之末就感慨地说：“她并非像某些人说的那样简单。我早已说过写过，在全国掀起张爱玲热的时候，我深深地为了人们没有纪念和谈论丁玲而悲伤而不平。我愿意愚蠢地和冒昧地以一个后辈作家和曾经是丁玲忠实读者的身份，怀着对天人相隔的一个大作家的难以释然的怀念和敬意，为丁玲长歌当哭。”而在紧接着的1998年，批评家李陀甚至径直以“丁玲不简单”为题作论，历数丁玲大半生不平凡的传奇经历，力求深入地解读革命话语生产中的丁玲其人、其文及其思想的复杂性。王蒙和李陀对丁玲的具体分析及其论断，人们自然可能赞成或不赞成，但他们关注和解读丁玲的复杂性之努力，还是值得后来的研究者注意的。
事实上，这种致力于“不简单”或“复杂性”的解读，在此后的丁玲研究里显然颇有反响。近十五年来丁玲研究的最重要进展，就在于此。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本来应该渐趋深入复杂实际的研究趋向，其主导性的创新观点却仍然难免于新的简单化——研究者要么满怀同情地把丁玲的遭际描述成一个天才作家不可抗拒地迭遭政治迫害和扭曲的悲剧过程，要么过分深刻地把丁玲二分为文学的丁玲和政治的丁玲的二元对立，等等。而推原这种复杂化研究趋向之所以终归难免新的简单化，很可能导源于研究者的某种学术的和政治的感情意气——在过分意气论事的态度下，丁玲其人其文的复杂性，不是被慷慨激昂的学术正确兼政治正确的议论所取代，就是被矛盾冲突大起大落的传奇化叙述所掩盖，仿佛丁玲大半生只是被动地“被政治化”，或者不自觉地纠结于艺术与政治的分裂对立，而无论哪种观点，乍看似乎都不无深刻的洞见，但其实都不免把丁玲及其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复杂关系简单化了。
然则，究竟怎样才能深入揭示一个“不简单”的著名作家的复杂性呢？这无疑是一个很难的课题，未必有什么妙法魔方，窃以为研究者首先需要去除或警惕的，倒是某种情不自禁的感情意气和一味好奇的传奇叙事，而不妨采取张爱玲在其反传奇的《传奇》扉页上的题词——“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之态度，才庶几有望接近那“不简单”的复杂实际。老实说，作为一个现代文学研究者，我曾拜读过不少现代作家的传记，惜乎大多都弥漫着推崇备至的感情、慷慨雄辩的论说和刻意传奇的叙事，反让人难以亲近，甚至不免心生疑议，真正平实且平情的撰作，乃稀见如凤毛麟角，就我眼目所及，只有吴福辉先生多年前所撰之《沙汀传》，和王增如女士、李向东先生最近所撰之《丁玲传》，可谓近之矣。私意以为，这两部前后相继的传记，不约而同地把中国现代作家研究和传记写作，从传奇意气的浪漫主义套路推进到实事求是的写实主义路径，这种求真务实的学术追求是很难得的。
这部《丁玲传》无疑是两位著者多年心力和心血的结晶。事实上，就撰写丁玲传记而言，也没有比增如女士和向东先生更“得天独厚”而又特别认真用心的人了。他们在丁玲生前就与她有多年的亲密接触，所以拥有一般研究者所不具备的切身感受，而在丁玲去世之后，他们又一直参与其著作的编辑出版并努力开展其生平研究，因而拥有充分的文献准备和独到的研究心得。在这部传记之前，增如女士和向东先生已撰写出版了好几种关于丁玲的研究论著，如《无奈的涅槃——丁玲最后的日子》（王增如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丁玲年谱长编》（王增如、李向东合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王增如、李向东合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丁玲办〈中国〉》（王增如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等等。由此，增如女士和向东先生相当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身份和态度之转换——从密切接触丁玲的特别亲近者，转变成了认真探索丁玲其人其文的严肃研究者——这个转换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而他们的上述著述，尤其是《丁玲年谱长编》，委实是广搜博采、精心编撰，篇幅长达800多页、字数多达60余万，洵属近年出版的现代作家年谱中最出色也最本色者。这一切当然为这部丁玲新传的写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正因为如此，这部新的丁玲传在史料的翔实完备性和事实的准确可靠性上，确然大大超越了既往已有之作，而堪称集其大成并且取精用弘的研究性传记。应该说，此书在这方面的成绩，是任凭读者随便翻开任一小节，都跃然目前、显然可见的，所以也就无须在此例举了。
就我的阅读感受，这部《丁玲传》最为显著的特点和优点，乃在其叙述事迹的平实道来和分析问题的平情而论。也许有人会说，平实、平情，不过平平而已；殊不知惟其如此，才有助于叙事的求真务实和论事的实事求是——此书与那些煽情好奇的传记之不同，正在于此。
恕我直言，关于现代作家的生平研究和传记写作，多年来实在深受浪漫主义态度和做派的影响。这一方面表现为浪漫传奇的叙事做派，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感情主义的论事态度。随便翻开一些作家传记或作家研究论著看其题名或主题，就可知此种态度和作派是多么的流行了。比如，仿佛成了惯例似的，这些传记或论著对有关作家要么美之曰“现代中国的第一才女”“中国的最后一个贵族”，要么抬举为“现代中国的文化昆仑”“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文人”以至于“文化中国的守夜人”等等，几乎满篇皆是极力传奇的叙事和五体投地的颂赞，诚所谓作者说得天花乱坠、读者看得眼花缭乱，其实除了喋喋不休连篇累牍地颂赞女作家浪漫美丽高雅得人间少有或男作家伟大潇洒深刻得并世无二外，并不能让读者真有所得。
与此类浪漫高调的传记迥然不同，这部《丁玲传》可谓低调朴实之至。其实，无论怎么说，丁玲都算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风云人物，不仅其创作曾数次引领文坛风骚，而且其人生也曾几度坎坷、备受磨难，并且个性倔强、感情丰富，爱情婚姻生活颇富浪漫性和戏剧性，这一切原本是可以大书特书的浪漫传奇之事。然而，本书的两位作者增如女士和向东先生，却没有在这些地方大做文章，全书几乎摈弃了一切浪漫渲染的笔墨——既没有什么光彩夺目的华彩篇章，也不见什么奇峰突起的传奇笔法，而一本平实朴素的态度，将丁玲一生据实断制为十大部分和101个小节，而恰是这种朴实的叙述结构和平实的叙述语调，才更为本真地勾画出丁玲坎坷一生的生命历程和一以贯之的性格本色。
即如丁玲初登文坛就一鸣惊人的故事，委实近乎传奇了，可是本书只在第一部分之末安排了《梦珂与莎菲》一小节，给予了朴实无华的克制陈述，然而惟其平实道来、克制叙述，才真实地写出了丁玲走向文学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同时也写出了丁玲看似虚心谦默而其实极富才气和傲气的性格特点。的确，丁玲并不像当时一般文学青年那样醉心文学，她的两篇成名作之出现确乎近于偶然，乃是她痛感苦闷无可排遣而不得不借文学聊为抒发的产物，仿佛无心插柳、得之偶然耳，可是当我们再回头寻绎第一部分前面各节的铺叙时，才发现它们其实已不动声色地铺垫出丁玲之成为一个作家乃是其来有自的：丁玲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幼逢家道中落，稍后甚至不得不寄人篱下，这自然促成了她的早熟，使她养成了谦抑又高傲的性格和对世态人情敏锐早慧的感应，并且她也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文艺的趣味和天分，从母亲那里学到了自尊与独立——应该说，丁玲在这样的环境里养成的个性，自是敏感、早熟、孤傲而近于文艺的，鲁迅、路翎、张爱玲等现代作家不都是如此么？并且丁玲幼年和少女时期的喜欢作文和对文学的广泛阅读，在上海求学时期与一些极富艺术才情的共产党人的交往，使其文学修养稳步提高，其后她又作为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女性，为寻求理想和出路而南北奔波，却饱尝彷徨失路的苦闷——这一切都使丁玲对文学虽非醉心以求，却是有备而来、有感而发的，此所以当丁玲在1927—1928年之际的那个特定时刻，虽已过了文学爱好者的年龄却别无选择地走向创作时，她几乎必然地一鸣惊人、一举成名。也正因为如此，丁玲的创作起步虽然比胡也频、沈从文晚好几年，但她却一提笔就非同凡响而后来居上也。
再举丁玲创办《中国》一事为例吧。诚如两位作者所说，“创办《中国》，是丁玲晚年做的最后一件大事。她为《中国》操碎了心，耗尽了力，翱翔的飞蛾在砰然腾起的《中国》之火中油尽灯灭，燃尽了自己。没有《中国》，丁玲不会死得那么早那么快，但没有《中国》，1985年的中国文坛就少了许多曲折复杂的故事，这本只有两年寿命的大型文学期刊多次惊扰中央书记处甚至党中央总书记，折射出那两年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斗争风波”。正惟如此，所以才有当年终刊时编辑部同人的情绪化反应，和后来的文学史论著自觉不自觉地把此事悲壮化。这些情绪化和悲壮化的反应当然都可理解，但无可讳言，它们也将事情的复杂性大大简化了。本书的两位作者显然也很重视丁玲最后的这段经历，所以全书的最后一部分即以《办〈中国〉》为题，并以《三把火》《“民办公助”行不通》《祸起萧墙》和《情系〈中国〉》四节的篇幅专述此事。但难得的是，两位作者超越了情绪化和悲壮化的反应，而力求在平实的叙述中深入揭示导致《中国》夭折和丁玲累死的诸多因素——文艺管理体制的束缚、文艺界根深蒂固的派性作祟以及“祸起”《中国》编辑部内部的矛盾纠葛，凡此都与丁玲的一腔热情、团结意愿相违，一件大好事终于半途而废，热情投入的丁玲终于被自己的投入拖累而病逝。而整个事件可悲到近乎荒诞之处在于，所有相关人等未见得谁是坏人——事实上不论丁玲的团队，还是当时作协的管理层，大都可说是思想开明、热忱负责而且富有才华的好人，可是却都身不由己卷入矛盾和内耗，并且没有谁是最后的赢家。然则这种让所有的人都难得好过的文艺管理体制，还不该寿终正寝吗？这正是这部《丁玲传》所要揭示的问题之要害。
与叙事的平实道来相比，本书对待问题人物和问题事件能够平情而论，更其值得赞赏。
大概而言，专研某一现当代作家的人，往往和这个作家有一些直接的交往，这固然能得到一般人难以获得的第一印象和难以知晓的内情史料，但同时也难免与之产生比较亲近的感情，于是研究和作传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感情论事、回护作家，也就在所难免了；即使相互之间没有直接交往，但一个研究者长期专注于某个作家，其实也难免“日久生情”，于是在研究和作传时意气论事、片面维护，甚至曲意奉承和刻意掩饰，也时或有之。这种“感受的谬误”在现当代作家的传记写作中之最可笑的表现，就是喜欢把传主打扮得“像花儿一样美”，以至在政治和文学上一贯地“伟大、光荣、正确”，而对与之相关的问题人物和问题事件，则常以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后见之明任情评说、任意褒贬，力求做出对传主有利的论说，因而失真之论与失态之辞，亦所在多有。按说，本书的两位作者与丁玲亲密接触多年，对这位饱经磨难的老作家自然感情很深，可是，他们在本书中对一些问题人物和问题事件却能发为平情之论，既不随时风任意褒贬其他人，也不随情分为丁玲自己掩饰，此所以格外难能可贵也。
比如，当丁玲辛苦写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送给周扬审阅，而周扬看后认为地主女儿黑妮写得有问题，因而一时态度慎重、未敢即允出版，丁玲转而通过别的高层人士找毛泽东审阅之际，本书于此就如实记叙了江青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的推动作用，并引了陈明1948年8月18日给丁玲的信，此信详细报告了江青前两天到石家庄跟陈明谈起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看法，其中既有热情的肯定，也有坦诚的修改建议，那建议其实与周扬不谋而合。然后，两位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评论：“（当时）江青并无职务，但身份特殊，她的意见自然会得到重视。毛泽东曾经向丁玲表示要看她的小说，但当时正是解放战争紧要关头，他无暇阅读，所以江青接了下来。这大概是江青重视这本书的原因。”这无疑是平情如实之论，而两位作者能如此持论，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近三十年来的社会和学界，江青的一生几乎完全被妖魔化了，仿佛她始终都是个坏透了的“坏女人”，本书当然也可以不必多事而略过江青不提的，但是两位作者还是如实地记述了这段史实。这既体现出对历史真实的尊重，更需要一点不跟风的勇气的。其实，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江青，也是一个热心革命文艺的知识女性，与丁玲有很多相似之处，只是未能成为作家罢了，从她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意见来看，她当真是真懂文艺的，故其所谈意见谦虚而中肯，态度亲切而热忱，很珍重作家的心血，然则又何必忌讳呢！
再如丁玲与陈明的婚恋，诚如两位作者所说，“两个人的年龄、经历与地位，都存在巨大差距，……陈明明显弱于丁玲。这样，即便在民主觉悟程度较高的延安，这场婚姻也招来响亮的非议之声”。并且事情也别有曲折——陈明起初只把丁玲视为一个可敬的大姐，对她的爱情攻势则退避三舍，事实上他稍后也别有所爱，那便是年轻的席平，到1940年秋他们在陇东结了婚。这对丁玲打击很大。丁玲的小姐妹罗兰找到陈明，严厉斥责席平，把陈明带回延安、逼他离婚，而据说此时的陈明也发现，“丁玲在他心中的分量重于席平”。“他说：‘我找不出别的理由来跟席平离婚，就说她不自立，依赖性太强，总想依靠男同志。另外结婚前我提出条件，要她必须对丁玲好，可是后来她对丁玲态度不好。席平当然不同意离婚，但是我的态度很坚决。’”这自然是陈明事后维护丁玲的说法，而被离婚的席平后来默默养大了她和陈明的孩子，从未抱怨陈明、非难丁玲。陈明晚年回忆说：“我与丁玲结婚后，内心常责备自己为与席平分开所找的那样一个借口，当时我的确没有办法解除三个人的痛苦，而与丁玲结合，只是把痛苦都给了席平，这对她是不公平的。对席平，我始终怀有负疚的心情。”这是真心话了。丁玲深爱陈明，后来的事也证明她的选择正确，但为此不惜拆散一对夫妻，也真够强势了。据说“爱情都是自私的”，所以丁玲的作为也可以理解，而最让人尊敬和同情的则是不那么自私的席平。本书作者与丁玲关系亲近，却能不为尊者讳，平情述论此事，并委婉地写出其中之曲折，让读者认识到丁玲性格的复杂性，这才是叙史作传者应有之态度。
有些特别敏感、对丁玲造成极大创伤的问题，本书既努力还原事实之经过，又有政治组织的文件可据，却也能兼听兼采不同意见，力求引导读者历史地理解问题的复杂性和严肃性。
比如丁玲30年代被捕后的表现问题，就是一个长期的遗留问题而让她备受折磨大半生，直到1984年8月中组部9号文件才为她彻底平了反。然则，此事是否就像当今一个作家进了一趟拘留所、写了个认错的条骗骗警察、出来了也就全然无事了，因此一切的审查，都是多此一举、无事生非、蓄意陷害？否则，为什么那么无情苛求、揪住不放、没完没了地折腾人呢？本书的两位作者虽然深切同情丁玲的遭遇，又有中共中央最后的平反文件为据，可是他们还是尽可能写出了此事之所以成为问题的严肃性和复杂性。其实，从中共作为一个革命党的组织纪律和道德规范来看，既然一个党员疑有问题，就不可能不审查，审查就不能徇私情、讲人情——中共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之严正和有力也就在于此；并且不能忽视的是，三四十年代的中共作为一个革命党，从秘密工作到建立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再到形成解放区、坚持艰苦抗战，继之以解放战争，这样一直到1947年，中共事实上都处在不稳固状态，而随时面临着被各个击破以至土崩瓦解的危殆局势，而新中国之初又面临着朝鲜战争、东西“冷战”直至中苏对抗，局势也很不容乐观，凡此等等，都使严肃地以至严厉地纯洁革命队伍，成为巩固革命政权之应有和必有的举措；而对一个党员来说，为此备受审查以至蒙受误解和委屈，也就在所难免了，甚至可以说是其生命中不得不承受之“重”或必有的“试炼”（这似是胡风的造语），国民党不就是做不到这一点，才不断有人变节、泄密、出走等等，并导致了最终的失败么？所以，本书在记述丁玲的委屈的同时，也本着历史的态度兼顾了中共的组织原则和革命纪律。如写丁玲在延安时曾去找毛泽东申诉，毛泽东虽然很喜欢丁玲，但还是说：“这是个组织问题，你应该去找陈云，还可以去找康生谈谈。”接着又记述了1940年10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做出的《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根据现有材料看来，说丁玲同志曾经自首没有具体证明，因此自首的传说不能凭信，但丁玲同志没有利用可能（虽然也有顾虑）及早离开南京（应该估计到住在南京对外影响是不好的），这种处置是不适当的。”“虽然如此，但因对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根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1941年1月1日，中组部长陈云把这个审查结论通知丁玲并特意告诉她，结论的最后一句“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是毛主席亲自加上去的。可见毛泽东过问并关注了此事，既坚持了组织原则也给丁玲以鼓励。而使问题复杂化的，乃是丁玲在1943年延安审干时交代了过去隐瞒的一个细节——她给国民党写过一个“小条子”，这一下加重了丁玲问题的严重度和复杂性。丁玲的历史问题长期难以解决，与此关系至大，因为这个小条子确实不好解释，丁玲一时也难以自证清白，于是就留下了尾巴。此所以到了50年代中期批评“丁陈集团”时，中宣部长陆定一给中央写信，提出进一步审查丁玲的历史，在当时严厉肃反的情况下，那自然是疑罪重罚。而据80年代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锐回忆，新时期重新讨论丁玲的这个问题，“在中组部也是有阻力的，第一个是陆定一反对，此外还有两位大姐，这两位大姐都是非常好的人，但是在这个事情上反对”。据本书所述，那两位革命老大姐都曾在20世纪30年代初被国民党逮捕、遭受酷刑而坚定不屈，“她们的态度，应与她们的经历有关”。难得的是两位作者不是仅仅根据丁玲的“一面之词”，而同时也写出了陆定一和两位革命老大姐的不同意见，并且承认他们都是好人，所以并非刻意与丁玲过不去，乃是坚持着比较严格的组织原则。我很赞赏两位作者在这个敏感问题上能够兼顾不同的观点，而非一味感情意气地为丁玲“鸣冤叫屈”，也没有把问题简单归咎于某一个人。而丁玲的可贵之处在于，她虽然备受审查的磨难并且几度落难，却始终不堕其志、不减信仰，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忠实的党员。这在今天的一些先进之士看来，可能会觉得匪夷所思、难以理解，可在丁玲确是九死其犹未悔的真感情。本书特意引用了丁玲逝世后李锐悼念文中的一段话：“这个通知（指中共中央《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引者按）经过一年多的调查落实，几次慎重讨论，最后由中央批准。通知高度评价了她为党做的工作，赞扬她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是的，比起她半个多世纪对党的执著的爱，即使她有过什么过失，又何足计较呢。”这话很值得玩味——从丁玲大半生忍辱负重、矢志不移的表现来说，“通知”对她的高度肯定和赞扬，她是当之无愧的；而所谓“比起她半个多世纪对党的执著的爱，即使她有过什么过失，又何足计较呢”，则含蓄地暗示出中共一向特别严格的组织纪律原则在新形势下与时俱进的宽容，因此给予丁玲老人一个迟到的肯定和宽解，让这位老党员从此安心安度晚年，这于理于情都是应该的。是的，就丁玲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复杂关系而论，这委实是极为严肃也极耐人寻味的事。
的确，要准确认识丁玲及其文学，就不能不涉及她与中国革命的复杂关系这个大问题。盖自近代以来，老中国在频仍的外忧内患逼迫下，经过了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和维新改良的政治变法，却都无济于事、没有出路，于是才有了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是为第一共和；然而辛亥革命匆草之极，随即便是接连的复辟闹剧和不断的军阀混战，于是才有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结果是国民党分共、重建了中华民国，是为第二共和，它至少使中国获得了表面上的统一；但重获权力的国民党转向保守和反动，第二共和成了既得利益者的禁脔，分赃不均导致新军阀的混战，中国的外忧内患并未解决，于是便产生了中共独立领导的革命，这场革命着眼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根本难题，经过二十余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国”则偏安台湾），一个真正独立而且有力的现代国家，也可称为真正党国一体的第三共和；这个新共和国在一贫二白、百废待举的起点上起步，且面临着严峻紧张的国际环境，所以几乎“必然”地走上集体化——国家资本化之路并采取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急进手段，“只争朝夕”地在短短二十年间完成了现代资本的“原始积累”、为落后的中国奠定了坚实的现代经济基础；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个党国一体的新共和国的一切积极势能都发挥殆尽，不可避免地走向物极必反的极端和绝境，尤其是集体主义的经济效能已近于失效、极端的政治意识形态控制则让人再难忍受，于是逼出了70年代末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之转型，中国由此迈入了所谓的“新时期”，其实也可以说是第四共和时期，这是一个走向务实的改良主义和渐趋开明专制的新时期。中国近现代史的起承转合大体如是。丁玲的命运则主要和中共领导的那场大革命及其后续建构密切相关，甚至可说是血肉相连的。
本书的两位作者用“飞蛾扑火”来形容丁玲对革命事业的热情和热忱，这是很形象也很准确的，然而既是革命之火就难免激烈以至暴烈，而既近于火者也就难免“惹火烧身”也。丁玲与中国革命的复杂关系就在于此——这是一种既相向而行、生死与共而又不无矛盾和抵触，甚至必有抵触和磨折的复杂关系。而之所以如此复杂，则既关乎现代中国革命的特性及其对革命文艺的规定性，也关乎丁玲自己的革命性和个性。
就中共领导的现代中国革命而言，它力图通过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进行彻底的改造，从而实现人民的解放、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重建，因而极具正义性和感召力；但也正因为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社会里进行一场彻底触动中国社会根本问题的真革命，所以这个革命要取得成功，也就不可能由个人的自发行为自然汇集而成，它甚至不能不抑制个人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的冲动，而必得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集体革命行为——诚如当年的一句常谈所谓“组织就是力量”，它也必须走群众路线而非精英自由主义的路线——这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也恰正是集中发挥中国社会人力资源之比较优势的举措；并且，也正由于这个革命可资运用的现代资源非常匮乏，所以它也就特别看重思想文化“战线”，而不能不把文艺作为革命斗争的重要工具，因而对之实施领导和规范，强调阶级的人民的立场、强调善意维护革命利益的态度、强调革命文艺队伍的团结，于是统一文艺指导思想、制定文艺政策、实行文艺管理、改造文艺作家，也就势在必行。凡此等等都表明中共领导的这场大革命的两面特性：一方面它确是使人民翻身解放和民族独立自由的真革命，所以具有非同寻常的正义感和感召力，而另一方面它其实采取了革命专制主义的战略和策略。这后一面诚然不符合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崇高原则，但从历史情势来看，却也是“非如此不可”，否则，所谓革命也就只能长期局限于知识分子的纸上清谈而已，而无从付诸实践和取得成功的。正因为如此，作为革命之一翼的革命文艺就显然不再是一般比较单纯的文艺活动和个人行为，而是革命的特定形势下组织化的文艺行为。革命文艺的长处和短板都在这里——就它对现代中国革命的贡献、对中国的社会改造所起的巨大作用而论，几乎可以说古今中外无与伦比，而它加诸文艺的规范、限制、磨折以至伤害，也可以说是前无先例后无过者。
再就丁玲自身而言，一方面，她对中共领导的这场大革命之热忱和忠诚无可怀疑，并且她的热忱和忠诚是自觉自愿的。这是因为她从自己的个人经历和社会阅历中，深切地体认到这个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此所以她才那么满腔热情、心向往之，也正因为如此，她才能毫不可惜地很快超越自己那个非常耀眼的最初成功——莎菲女士的个人苦闷之抒写，而义无反顾地转向革命文艺的创造、走向劳苦大众形象的塑造。其实，以丁玲的高才气和高起点，她原本完全可以继续沿着“莎菲”的路子写下去，那自不难达到甚至超越后来的新感觉派以至张爱玲的成就，可是她却毫不犹豫地“方向转换”了。当今的先进之士常常纳闷丁玲为什么要这样、何必要这样？他们不理解这其实反映出丁玲有着超越一般现代才子才女只为个性解放、个人欲望而纠结的深广社会关怀和社会改造理想，所以她才那么认同中共领导的革命事业，坚定不移地投身于革命文艺运动之中，而参加革命和革命文艺运动，也确实推动了丁玲社会视野的拓展和创作的进一步开展。然而也必须看到另一面——丁玲也是一个心高才高、极富感情也极具个性、善于独立思考而且有点桀骜不驯的人，并且当其投身革命和革命文艺运动的时候，她已是一个成名作家，对生活和文艺都有自己独特的兴趣和趣味，这就有可能使她与革命组织及组织化的革命文艺运动产生不合榫、不协调的情况，甚至难免抵触和矛盾。当然，丁玲也一直努力地要跟上革命的步伐、积极适应和配合着革命文艺运动的要求，可她还是免不了犯这样那样的“自由主义”——此处所谓“自由主义”，不是现代政治学上的“自由主义”，而特指中共内部的一些违背党的组织纪律原则的自由散漫言行。毛泽东1937年9月7日发表《反对自由主义》的讲演，就严厉批评说：“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按这个严格要求，身为党员作家的丁玲确乎不无“自由主义”及“个人主义”，从而也就难免和革命组织、革命文艺的指导思想及其组织管理体制产生抵触、发生矛盾，以至遭到严厉处理，身心陷入一次次磨折了。
本书对丁玲因“自由主义”所遭之磨难，有相当翔实的记述。即如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两三年间丁玲以及萧军、王实味等人的文学行为及其遭遇，就是典型的事例。看得出来，这一时期的丁玲正因“南京”问题接受着审查，不免情绪低落且心生委屈，适逢个人英雄主义的萧军，丁玲的思想和情绪显然受到了一些感染，所以她虽不以萧军的“扫荡文坛”之举为然，却也事不关己地默认了，随后她自己也写了《三八节有感》等作品，并签发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由此而来的一股暴露性的文学小浪潮，在今天被认为是延安文艺里的革命启蒙主义思潮，得到高度肯定。然而回首当年，当时的中共高层恐怕也没有妄自尊大到拒绝一切批评，他们只是觉得这股暴露性文学思潮立论片面、态度偏激，且不够善意、不利于团结，也无助于纠正错误，反倒会激化矛盾，甚至把革命事业和革命文艺引向无政府主义之路，那只会坏了革命的大事，所以就不能容忍和放任，而做出了严厉的处理。今天的先进之士都指斥这种处理完全错了，并且都倾向于把中共之错误深刻地追根溯源到封建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我其实也不认为中共和毛泽东就做对了，但窃以为即使全错了，他们还是“必然”会那样处理的，并且他们之所以那样处理此事，也未必就是为了维护个人的既得利益和权力，倒是为了对他们所追求的革命事业负责，至于他们严厉专断的思想之根源，其实也不是什么封建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或小生产者意识在作祟，而是出自现代中国革命的特性及其对革命文艺必有的规定性。倘若革命只限于知识分子书斋中或沙龙里的革命清谈和清议，则这一切也不过吵吵闹闹而已，又有什么关系呢，何须如此严厉以对，而且也不会有人如此严肃和严厉处理啊！可是，在那时还很脆弱的解放区里艰难进行着的乃是一场真革命，则张扬个人自由、个人利益乃是革命之首要的言行，其消极影响就比较严重而不能淡然了。正是在此意义上，我才说，极富才气和个性的丁玲“飞蛾扑火”般地投身革命和革命文艺运动，却几乎必然会“惹火烧身”的。然而即使磨折如此，丁玲的遭遇也不是什么可笑的讽刺喜剧，更不是什么煽情的浪漫悲剧，而乃现代中国革命的正剧里必有的事情。所以，轻佻地讥笑丁玲自找罪受，固然是轻薄为文，慈悲地怜悯丁玲无辜遭罪，其实也大可不必。
毫无疑问，就现代中国革命的艰巨、严峻、复杂却居然能够成功而言，委实是中外历史上空前绝后、无与伦比的事情，而就革命文艺对现代中国革命的贡献和作用及其所受的规范和磨折而言，也同样是中外文学史上空前绝后、无以复加的事情。当然，古代与现代不无历史的关联，但窃以为现代的大事变毕竟是现代自身的产物。因此，把革命政治及其对革命文学的规范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封建政治意识形态，也正如把它的革命性追溯于某些传统精神之遗传一样，此种貌似深刻的追讨，其实解释不了任何问题，反倒陷入形式主义的迷思。譬如乍一看，革命政治对革命文学的规范，显然和所谓“文以载道”的封建文学传统相似，但实际上“文以载道”只是唐宋几个古文家的为文旨趣，并且他们也没有把“文以载道”看成教条，更无意让古文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至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则何曾有什么一以贯之的“文以载道”传统——究其实，所谓宰制性的“文以载道”传统，原本是新文学阵营为了批判古典文学而有意建构起来的，而历史的实情是，在大多数时候或朝代，中国古代作家的写作都是相当自由的，并没有什么统一规范的指导思想，更别提有什么文艺政策和文艺组织了。可是，纵使没有“文以载道”的传统，现代中国革命仍然会动用文艺为它服务的，因为那是它可以运用的为数不多的现代资源之一，它不重用才怪呢。历史的真实是，革命和革命文学都是现代中国的现实逼出来的。所以归根结底，现代的问题就是现代自身的问题，现代中国革命及其对革命文艺的规范，也都是现代中国的“现代性”自有之物——正因为现代中国革命是在非常特殊和极为严峻的国际国内情势下发生的，所以才必然地集革命的正当性与革命的专制性于一体，其历史必然性同时也就包含着历史的局限性，其巨大的力量同时也就暗含着重大的隐患，而这一切实乃老大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途中必有和特有的现代性。看得出来，中国革命和革命文学的现代性颇近似于悖论性的存在，内含着非同寻常的复杂和矛盾，并不完美也不可能完美。此所以拥有后见之明的当今先进之士对之很失望甚至很愤怒，然而殊不知一切现代性都不完美。可是，也就因为革命和革命文学不合一些人心目中完美的现代性之标准，所以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它就逐渐被排斥于现代性之外，以至被贬斥为完全封建的政治意识形态之翻版。这种新教条主义的现代性标准论，既遮蔽了中国革命和革命文学的真成就，也无助于认识其问题之症结。
我曾经在一个场合指出现代中国革命和革命文艺运动的不完美性——
其实，既没有完美无缺的历史人物，也没有圆满无误的历史运动。尤其是那些旨在进行社会改造、民族独立、国家重建以至人类自由解放的革命历史运动，总是因其崇高的历史目标而拥有巨大的历史正义性和感召力，然而惟其是非常的历史大事变，所以革命运动也就不可避免带有非同寻常的历史局限性和极端化的偏颇。如此这般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局限性乃是革命历史运动之集于一体的两面，它们在实践上既难以分别去取、在认识上也不可分而观之。而这样的革命运动一旦发动起来、推行开去，就会形成巨大的运动惯性（所谓势所必至不可阻挡之“势”是也），直至彻底发挥出其历史必然性的势能、完全暴露尽其历史局限性的偏颇而后止（所谓走向“极端”直至“反面”是也）。法国大革命、俄国大革命，和发生在20世纪中国的大革命，就是这样非同寻常、真正革命的历史运动，所以它们都挟带着历史的正义而发展得轰轰烈烈、进行得势不可挡，然而也都异常激烈、血火交集，以至在无以复加的专制中走向反面、在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恐惧中偃旗息鼓。许多历史研究者都很感慨于这些大革命运动的走向反面，却很少有人意识到真正的革命运动既具有争自由解放的历史正义，同时也不可或缺地具有注重集中、统一以至专制的基因，可倘若没有后面这些强有力因素的作用，再合理美好的革命理想都只是一纸空谈，而不可能真正付诸历史的实践、真正落实成历史的实际。由于同样的原因，从事革命和革命文艺运动的人多少都会拥有某些共同的革命品格，譬如真理在握的理论霸气、坚定不移的斗争精神和毫不宽容的思想态度。这些近似的品格未必纯属个人气质，而更可能是革命的需要所感召出来的精神品质。即以那种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的理论霸气而言，就正如西方学者霍布豪斯所说：“（那些实行一场革命的人）他们需要一种社会理论……理论来自他们感觉到的实际需要，故而容易赋予仅仅有暂时性价值的思想以永恒真理的性质”。（霍布豪斯著、朱曾汶译：《自由主义》，第25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正因为都程度不同地拥有这些充满“正气”和“豪情”而又不无“霸气”以至“杀气”的品格，所以革命者才能够坚定不移地把革命斗争进行到底；但也同样因为有这些品格，他们都不可能真正宽容政治上和文艺上异己派别的存在，即使在革命阵营内部，也往往纷争不已，甚至闹到互不相容、自相残杀的地步。此所以杰出的革命者之充满“正气”和“豪情”而又不无“霸气”以至“杀气”的品格，往往是集非同寻常的力量与非常偏执的极端于一身。惟其如此，革命的过程和革命的结果，都不可能是革命理想的完美无误的实践和丝毫不差的落实，而几乎必然地带有不容异己、行事专断以至专制残酷的并发症，至于诊治和消解这些并发症及其后遗症，却只能是每一场大革命彻底耗尽其势能之后的“后革命”以至“反革命”时代的任务了。
在革命者和革命文艺运动中，丁玲并不算很极端的人物，然而她既投身革命和革命文艺运动之中，也就不大可能“洁身自好”“全身而退”——事实上，真正的革命者是难免受委屈也难免犯错误的，此所以就连毛泽东也未能“全身而退”，他生前既受过大委屈也犯过大错误，身后更是毁誉有加而且是毁多于誉。而这恐怕也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事。今天的中国已经迈进到一个“后革命”以至“反革命”的时代了，所以对革命和革命文艺运动多所反思以至于反感，这其实倒是很合乎“后见史学的规律”的——当人们能够抽身退步反观最近的历史时，总难免事后诸葛亮般的求全责备，因此也就否定多于肯定，而依我的粗浅观察，被后人冷落以至咒骂的历史人事，其实大都是成功的历史，被后人同情以至赞誉的历史人事，则差不多都是失败的历史，而同情失败者和讥笑成功者原都是人之常情，拥有了话语权的知识人尤好此道。此所以最近二十年来对革命和革命文艺运动的反感和否斥颇为流行，是并不值得惊诧的，至于连带而及地对于丁玲及其文学的冷落，亦不过惯常的人情冷暖而已，所以也无须像王蒙那样悲伤不平到“长歌当哭”的。我倒想借此机会强调：现代中国的革命和革命文艺之被当今的一些先进之士所否斥，这反倒证明当年的革命和革命文艺是真正的并且是成功的革命和革命文艺，而被他们交口称赞的另一些革命者、革命思想家和文艺家，如葛兰西、卢森堡、本雅明及“西马”“新左”之流，则都是失败的革命者或书斋里的革命者，所以他们也就只好或在狱中深刻地思想着革命或在书斋里诗意地想象着革命，而如今称扬他们，诚然是既深刻悲壮也浪漫诗意而又很安全之举，因为那本来就是些美妙博辩的革命精神胜利法，说来好听好玩而已，并不当真的，也不能当真的。
对本书的两位作者王增如女士和李向东先生，我实在是深感抱歉而又心怀感激的。虽然早就购读过他们编撰的《丁玲年谱长编》，但直到前年暑假参加“萧红·丁玲文学之旅”去东北才得以认识，由此得知他们正在写《丁玲传》，我是很期待的，但完全没有想到增如大姐和向东老兄会约我来写序，其实我对丁玲毫无研究，所以坚辞再三，似乎颇让二位失望，这是我深感抱歉的。而辞不获已，只好从命，于是反复拜读本书，委实收获良多，并且二位也极宽容地容我剌剌不休地说了一些很可能不中听也不着调儿的话，这又让我深为惭愧和感激。而我之所以最终同意勉为其难地写这个序，则或许是隐约感到自己与丁玲老人也似有某种缘分吧。记得1971年正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做骨质增生切除手术，我在县医院的大病房里与邻床的一位大病友交换小说看，我给他的是《吕梁英雄传》和《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他换给我的则是一本既没有封面、也不知作者的书，翻开一看，《梦珂》啊，《莎菲女士的日记》啊，让小小年纪的我完全蒙了，直到上了大学后，才知道那本书就是1951年开明版的《丁玲选集》。后来又进而知道丁玲这个大作家原来和我的家乡还颇有关系，因为我的家乡——陇东的庆阳地区环县，就属于陕甘宁边区。丁玲初到边区所写文章，比较著名的乃是《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而山城堡就在环县，并且那场战斗就是毛泽东等在我的老家环县洪德乡河连湾村指挥的，那里乃是当时的中共陕甘宁省委所在地；而毛泽东写给丁玲的那首《临江仙》词用电报发出，丁玲就是在庆阳前线收到的，以至陈明与席平的结婚之地，也在庆阳。今年春节前夕我回乡探亲，向晚路过山城堡，高耸的山城堡战斗纪念碑映入眼帘，骤然间想起丁玲的文章，不禁感慨系之而浮想联翩——像丁玲这样一个出身名门的娇小姐，竟然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革命，而在亲人牺牲、身被羁縻的情况下，日思夜想着脱出牢笼，一旦出逃成功之后，即急不可待地奔向穷乡僻壤的陕甘宁边区，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呀？而又是什么精神在支持着和激励着她百折不挠地奔向革命呢？她为什么不像自己的老同学施蛰存那样，只因入团被拘，就幡然顿悟到自己是独子，所以革不起命，于是安分守己于书斋？也不像乱世才女张爱玲那样，因为洞察到时代在解体，所以一心只寻求个人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呢？这些比较容易的也比较安全的路，丁玲为什么就不走，而偏要舍易求难、自讨苦吃呢？…… 想起这些，就不能不对丁玲刮目相看、肃然起敬了。这本《丁玲传》如实地记述了丁玲的生命历程，也诚实地回答了这些关于丁玲的重要问题，所以我尽管对丁玲所知无多、没有研究，还是勉力写了这些话以为介绍，相信每个读者都会从这本出色的传记里有所获益、得到人生的和文学的启示。
2014年7月18日草成于清华园之聊寄堂
-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 王蒙：《我心目中的丁玲》，载《读书》，1997年第2期。
- 李陀：《丁玲不简单——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载《北京文学》，1998年第7期。
- 解志熙：《胡风的问题及左翼的分歧之反思——从“胡风与鲁迅的精神传统”说开去》，见《文学史的“诗与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集》，448～44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