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镜像
哥哥已经和村里的几个人约好，明天到家里来，谈谈村里人口的流向情况及大致的经济情形。哥说，遍想想不起村里还有几个能说上话的人。
吃过早饭，已是十点钟。哥哥约的几个梁姓人来了。一个是村长，五十来岁，是父亲前面提到的前保管的儿子。和他父亲一样，白净，比较精明。言谈之中也在审视我，想弄明白我到底在干什么，有什么目的；一个是做村会计的堂叔，以谨慎出名。还有另外一个，早年在外地工作，我叫大哥的，四十岁左右回到村里，再没有出去过。他很少与人打交道，颇有点神秘，不串门，有人到他家好像也不反对，有一年头发忽然全掉光，于是，常年带着黑色的绒线帽。还有住在村子后面的另外一个中年人，是村里有名的能人。
几百年前，梁家两兄弟带着七个儿子来到这里，定居，并繁衍生息。七门中其中五门人丁比较兴旺，另两门慢慢消失。到目前为止，从大家庭看，梁家几门共有五十四户，小家庭数目处于一种模糊状态。兄弟几个，结婚后，两口子都出去打工，父母在家帮忙看孩子，无所谓分家，但从经济实体来说，应该已经算个体小家庭。从这个角度算，应该有一百五十户左右，共六百四十多个人。三十五岁左右的年轻夫妇至少有两个孩子，少数是三胎。从家庭居所来看，其中两家完全离开村庄，搬到打工的城市生活（把村里的宅基地卖了）；一家不知所终，与村里人没有任何联系；七家在外打工，孩子也在那儿上学，家里房子封着，几年没有回来，短时期内不会回来；一家在镇上生活，但村里还有宅基地，马上要盖房；还有三家在外地做生意，隔一两年回来一次，家里的房子盖得非常好，显然是在为将来回来做准备；其余几十余家都仍在村庄生活，家里的年轻人常年在外打工，留在家里的是老年人、家庭妇女和小孩。还有八九户，家庭人员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就在土地里讨生活。这一类人，在村里是最老实最被看不起的，所以，经常被大家忽略掉。
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初，梁庄人大规模地出去打工，早年主要集中在北京和西安。北京的多在工厂做工人、保安，或在建筑工地当小工，有一段时间聚集在北京火车站倒票；在西安的多是在火车站周围拉三轮车，都是以家族为中心，相互传带。后来，才有到青岛、广州一带去打工的。极少数在外做生意，如校油泵、在城乡结合区卖菜，等等。
梁家在外打工的，有三百二十余人，最老的六十岁，在新疆当建筑工，最小的十五岁，跟着叔叔在青岛首饰厂打工。有三十多个少年，在镇上读初中、高中，基本上是寄宿在学校，星期六、星期天回家。三十多个儿童在镇上小学读书，爷爷奶奶照顾起居，每天接送。村庄的老人有百余人，基本上都五十岁以上，在家种地，养孙子，还有力气的在镇上做点零活，在本地建筑队当小工，或在村里石灰砖厂干活。
这里面有隐蔽的“回归”现象。八十年代中后期最早一批出去的打工者，人到中年，四十多岁将近五十岁的样子，一部分又都回到了农村，在家种地，兼顾着在镇上或周边打点短工，另外一部分还在外面打工，但显然坚持不了几年。其中少部分人不想回来，但又干不动了，只是在那里撑着。譬如我一个堂伯家的儿子，早年从部队复员回来，娶妻生子后就出门打工，是村里最早一批出去的打工者，先在北京当保安，后来到西安拉三轮，每年就只有春节回来。前些年在村里碰到他，说话打扮很有城市味儿，也喜欢显示自己的优越感，非常看不起自己从没有出过远门的老婆。他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哪怕在那里只是一个拉三轮的。但很显然，他终究是要回来的。
一些中年妇女农忙时组成“打工队”，给村里人帮忙种地、除草、收割，一天也能挣三十来块钱；青年夫妻则是候鸟式生活，两口子都出去打工，用打工的钱在家里盖房子，孩子爷奶养着，在家上学，春节或农忙时回来。村长说，这两年春节回来的也逐渐少了，暑假、寒假时家长让孩子去他们打工的地儿，假期过完，孩子再回来上学，当然，这只限于夫妇在一个地方打工，并且有条件住在一起的。也有少部分比较能干的青年，在外打工挣到较多的钱，回来在本地做生意，卖沙，批发商品。但这只是极个别现象。梁家清保就是其中一例。前年回来，想在镇上做太阳能生意，这是近几年农村新兴的一个家庭装备，盖新房的人家都会买，市场应该不错。但是，店开了一年，没有赚到钱，反而把几年打工的钱赔了进去。清保准备今年再出去。
“人去楼空”是乡村日常生活的景象。大部分在城市打工的农民都在家盖有新房，并且，也是为挣到盖房的钱或为子女挣得学费而奔向城市去的。他们并不以为自己能在城市扎根、养老（也许是他们根本看不到这样的可能性），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在城里打工，挣一笔钱，在家里盖栋像样的房子，然后在本地找个合适的生意做。
夫妻分离，父母与孩子分离，是一个家庭最正常的生存状态。即使夫妻两人同到一个城市打工，也很少能够同吃同住的，他们在不同的工厂、建筑工地干活，吃住在厂里，连见面的机会都很少。
有少数在外面过得不错的，如村长弟弟，小名叫“坏蛋儿”，当年是村里有名的捣蛋鬼，差点被送进监狱。他在内蒙古校油泵，起步比较早，挣了不少钱，就在内蒙古买了房子，俩孩子也接出去，有四五年都没有回来了。村长说起来的口吻有点奇怪，好像不愿意提起这个人似的。等他们走之后，问起哥哥，才知道，村长曾经把俩儿子送去跟着叔叔干，结果，叔叔太抠，不给工钱。但后来村长的两个儿子也在同一城市的另外地方开了一个校油泵的点。
韩家和梁家户数和人口几乎相当，只不过，从文化质量上看，韩家人上大学的与经商的比梁家要多，整体的生活水平也比较高。村庄其他几个小姓，加起来，不过三四十户，一百多人，无论是在村庄里，还是在外的人，都不如梁家和韩家的人过得好。
梁庄一直是“人多地少”，五六十年代人均一亩半地，现在人均八分地。庄稼一年种两季，小麦一季，接着种绿豆、玉米、芝麻、烟叶等经济作物。由于地少，这些农作物的收成连糊口都不够，因此，在八十年代之前，梁庄几乎家家挣扎于贫困线上，一到春天就断粮，所谓“春荒”。改革开放以后，到城里打工为家庭打开了新的挣钱门路，不管在城里干什么活，每年都能拿回家一些钱，供人情世故开销和日常开支。因为种地要交税，还要在麦忙秋收时回来，许多家庭干脆把地租给同村的人，条件就是租户替自己交税，每年再给自己两百斤麦子。这也为留在村庄里面的家庭多提供了一项营生，即租地，麦季收入只够交税和给户主的那一部分，秋天那一季算是获利。到九十年代，村庄缺吃少穿的现象已经非常少见，但是，真正能够轻松盖新房，过得比较滋润的，还是村干部、村庄里的能人、少数经商的或者有吃商品粮的家庭。据村长讲，这两年因为国家免税，有许多人家又把多年不种的地要回去，种点麦子、玉米等，自己并不回来，托亲戚代种代收，工钱照给。但是，也有人家不愿意把种了多年的地再还回去，为此还产生了纠纷。但是，这并不是出于费孝通所言的土地是农民的根性。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情感联系在越来越淡，剩下的只有利益关系。
村庄里的新房越来越多，一把把锁无一例外地生锈着；与此同时，人也越来越少，晃动在小路、田头、屋檐下的只是一些衰弱的老人。整个村庄被房前屋后的荒草、废墟统治，显示着它内在的荒凉、颓败与疲惫。就内部结构而言，村庄不再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或者，它的生命，如果它曾经有过的话，已经到了老年，正在逐渐失去生命力与活力。
梁庄炊烟
承载着过去岁月的老屋
村中废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