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杂史杂传

中国古代小说的诞生，与史书关系十分密切。《汉书·艺文志》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隋书·经籍志》称小说“盖亦史官之末事”，《新唐书·艺文志》谓小说“皆出于史官之流”，都道出了史书与小说的渊源关系。

杂史、杂传皆属于史部，有“体制不经”“真虚莫测”的特点。（《隋书·经籍志》）然两者亦有区别。马端临《文献通考》有言：“盖杂史，纪、志、编年之属也，所纪者一代或一时之事。杂传者，列传之属也，所纪者一人之事。然固有名为一人之事，而实关系一代一时之事者，又有参错互见者。”杂史重在叙事，而杂传偏于写人。

杂史体兼史书与说部，按史实成分的多寡可分为两类：一类史实成分大于虚构，一类小说成分大于史实。前者如陆贾《楚汉春秋》、王粲《汉末英雄记》，近于史；后者如赵晔《吴越春秋》，及袁康、吴平合著之《越绝书》，近乎小说。《吴越春秋》依编年体叙述吴越两国争霸之史，虽从《左传》《国语》《史记》取材，但其中包含不少传说与想象的内容。《隋书·经籍志》称其“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稍伤曼衍，而词颇丰蔚……至于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越绝书》以越、吴两国的兴衰为主要内容，叙及两国的主要人物、地理、城市、冢墓、宝剑、建置等门类，有一定的史实依据，然亦多夸饰虚构，如《越绝外传记宝剑第十三》写越王勾践得“龙渊”“泰阿”“工布”三把宝剑，晋王、郑王求之不得，遂兴师围楚，“三年不解，仓穀粟索，库无兵革，左右群臣贤士莫能禁止。于是楚王闻之，引泰阿之剑，登城而麾之。三军破败，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兽欧瞻，江水折扬，晋、郑之头毕白”。这里的描写显然有些夸张，泰阿之剑具有如此神力，明显带有小说色彩。故明代陈垲称其“文或夸以损真”（《刻越绝书序》），清代卢文弨评其“文奇而不典，华而少实”（《题越绝书》），这些批评的话某种程度上反映《越绝书》具有想象虚构的特点。

杂传是指真假相参、庞杂不典、有别于正史的传记。汉代刘向仿太史公“列传”，作《列士传》《列女传》《列仙传》，始创杂传之体。后继者，有梁鸿《逸民传颂》、侯瑾《皇德传》、吴人《曹瞒传》。至魏晋南北朝时，杂传之作蔚为大观，《隋书·经籍志》录杂传二百一十七部，占史部总类三分之一，可见其规模庞大。现今可见汉魏六朝杂传约四百多篇。《隋书·经籍志》把杂传大致分为耆旧传、先贤传、郡国传、高士传等几类。《新唐书·艺文志》踵事增华，分为先贤传、耆旧传、孝子传、孝友传、高士传、逸士传、家传、列女传、女训等。而从杂传的文本形态来看，其实可归为两类：一为散传，一为类传。散传指单篇个人传记，如《东方朔传》。类传指以类相从的传记集，如《列士传》。从杂传虚实程度的角度，又可将其分为二类：一是实多于虚的，近乎史书；一是虚多于实的，近于小说。杂传小说不受史书“实录”原则的束缚，它可以“杂以虚诞怪妄之说”（《隋书·经籍志》），也可以采入“鬼神怪妄之说”（焦竑《国史经籍志》），如刘向《列士传》写伯夷、叔齐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遭王糜子讽刺“虽不食我周粟，而食我周木”后，遂绝食七日，这时上天派了一只白鹿以乳喂之，而当叔齐心里想杀鹿而食时，这只白鹿竟然能够知晓其心思，不复来下，结果伯夷兄弟俱饿死。这跟《史记·伯夷列传》迥然有别，具有相当的虚幻色彩。同篇写楚王夫人抱铁柱乘凉而怀孕产铁，以及雌剑在匣中常悲鸣，明显荒诞不经，带有民间传说的特点，亦为小说之滥觞。杂史也好，杂传也罢，在史学方面，可以存掌故，资考证，补正史之阙；在文学方面，直接催生了有意作小说的唐传奇，为唐传奇乃至明清小说戏曲提供了素材，在人物塑造、情节结构、叙事技巧等方面，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