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深治学同大道，志顺道合谱芳华——我与王寅先生的忘年之交
王铭玉
提起王寅老师，在国内外语言学界可谓大名鼎鼎！我与王寅先生结缘于20世纪末，一见如故！我们初识于文，后晤于面，再交于心，前后所历二十余载。他勤奋好学，笔耕不止，一直奋斗在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为我国的语言学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自20世纪70年代从教，已近50载，可谓桃李满园，著作等身。欣闻他今年将迎来七十寿诞，着实人生大事也！几日来，我驻足于书房之中，把先生赠送给我的所有大作遍遍抚览，总感有话要说；况先生于我，志同道合，亦师亦友，脑海中“为人、为学、为师”之字眼总是萦绕不去，于是提笔撰文来祝贺他的“古稀之期”，以表学习与景仰之情！
一、先生为人：身正爱人，兼济同行
他曾告诉我，凡入室弟子，无论硕博，第一课必先记下一句话：“做学问者先学做人。”这既是先生治学为人的箴言，也算是入王师门的“受戒”之语！做人就得修身，王先生的言行处处讲究“修身”，体现出“身正爱人，兼济同行”的高尚品格。
他一身正气，广施仁爱。正气有两个维度：一、有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积极健康的生活趣味；二、有正直的行事风范，远离歪风邪气。王先生为人正直，待人厚道，忠于教育事业。他将自己的一生归为三件要事：读书、教书、写书，这才是天下读书人所循之道。他说，人生始自读书，弄懂来自教书，升华乃靠写书，经过这三个阶段的不断重复和循环，才有可能将一门学科吃透，也才能谈得上继承和超越。他还提出这三个阶段的具体要求，读书要读进去，教书要教精彩，写书要写流畅。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书虽读了，若不得要领又何能很好地达到读书应达到的目的，何以能真正地充实自己；老师站在课堂上就当全身投入，吸引学生，才能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书要写得条分缕析、深入浅出，自己的创新思想才能让人很好地理解。
众所周知，语言问题一直是亘古的哲学话题。哲学乃众学之源，也是语言学的摇篮，不少国外语言学家正是经过了哲学的早期训练，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才原创不断。相比之下，国内语言学界在这方面就逊色不少。于是他与外语界著名语言哲学家钱冠连先生等学者一道，于2005年创建了“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每年举办“西方语言哲学夏日书院”讲学班，风雨十数载，从不间断。讲学班从不向学员收费，讲课人自己安排食宿，他们常戏称自己为“自带行李，自备干粮”，为的是能让语言哲学在外语界得以普及，让哲学之光泽被“芸芸学者”。
在四川外国语大学的学科建设大潮中，先生高举理论旗帜，组建认知大团队。自2015年以来，他们每年在11月11日举行“认知（体认）团队”年会，并邀请校外专家代表与会交流。目前，这支学术团队得到了较快发展，可谓风生水起，很大程度是受王先生人格魅力的感召。王先生带领这个团队围绕“认知语言学、体认语言学”作出了很多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他们于2016年出版的《认知语言学分支学科建设》一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团队尝试将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扩展到十几个分支学科的研究之中，在国内率先提出并论证了“认知音位学、认知词汇学、认知句法学、认知构式语法、新认知语用学、认知语篇学、认知修辞学、认知翻译学、认知社会语言学、认知历史语言学、神经认知语言学、应用认知语言学、认知诗学、认知对比语言学”等，这对于完整和系统地建构一门学科很有意义，对培养本土化语言学人才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二、先生为学：积沙成塔，一丝不苟
自古有言，为文治学，难比蜀道，须日积月聚，正所谓“钝学累功，才致精熟”。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爱读书，且还奉行“取法乎上，与时俱进”的策略，倡导“不附中庸，拒做鹦鹉鸟，不做应声虫”的学术气节！
喜欢读书之人，必定会爱书藏书。他每遇善本，便爱不释卷。先生府上，四面墙垣，枓橱交错，几案盈积、左图右书。且在所学经卷上，满是勾画圈点，上评下注，前证后疏，极为审慎严谨。
先生说，著书立说者，当谋求文字传世，才对得住青春韶华，才对得住后辈学人。动笔前先读书，要读进去，读懂，努力参悟其中的道理，然后才可铺纸作文，不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先生是一个孜孜追求真理，敢于在是非面前较真的人。他于20世纪末所论述的“像似性理论”曾一度在国内引起学界热议，甚至在一段时间里他充当着“少数人”的角色，但随着认知语言学的普及和深入，现已被学界广泛接受，因为认知语言学就是要探索语言表达背后的认知理据性，且在其作用下如何像似于客观世界，这不仅在理论上是一次重大突破，使得人们深刻反思索绪尔流传了上百年的“语言任意说”，而且在教学上还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我们在教授语言时，就是要讲清楚语言之所以这么说而不那样讲背后的道理，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这就是我们当下所强调的“素质教育”，通过语言学习，揭示人是如何认识世界的，知晓组织语言的方式，这就是孔子所言“不仅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
王先生于2007年出版的《认知语言学》是国内第一部较为全面论述认知语言学的教材。该书自问世以来，每年加印一次，直至现在已印刷了11次，堪称学术著作中的经典作品。可想而知，该书多达70万字，凝聚了作者的多少心血与汗水？据我所知，这是先生所承担的一项国家社科课题，也是与国外该领域权威学者长期互动的结果。书稿在21世纪初就已成型，先油印成册在苏州大学等高校试用，广泛听取意见，然后不断修改完善，最终才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
此后先生的佳作不断问世，鸿篇巨著接踵而来，《构式语法研究》《语言哲学研究——21世纪中国后语言哲学沉思录》，以及即将刊印的《认知翻译学》等都是上下卷，系统而又全面。在《构式语法研究》中，先生既介绍国内外学者的经典理论，评述其利弊，也抒发了自己的观点，提出许多补救方案。特别是在下卷中，运用上卷所论述的观点对比分析了英汉语中的“双宾构式、动结构式、动宾构式、明喻习语构式”等。他于2002年提出的“语言体验观”为学界输送了一个崭新观点，这十几年来又不断撰文加以系统论述。特别是2007年将其修补为“语言的体认观”，且在此基础上尝试建构“体认语言学”这一新学科，连续发表了30多篇论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证，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
逻辑学和哲学是两门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学科，二者彼此相依，不可分离，对语言学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王先生在关注哲学的同时，还深入地学习了逻辑学，对形式逻辑有较深的造诣，他所撰写的《现代形式逻辑入门》即将面世。这是一本专为文科（特别是语言学专业）教学和研究工作者和学生编写的入门性小册子，旨在介绍现代形式逻辑的基本内容。这将有助于读者进一步深刻了解和有效掌握现代形式逻辑的基础理论：命题逻辑、谓词逻辑、内涵逻辑以及模态逻辑，使其知晓理想语言哲学派、形式语言学和形式语义学的运作原理，以期能弥补学科分类过细之不足。
先生对为学著书有如下总结：写好文章出好书，必须善纳前贤卓见，兼收并蓄，勤思善辩；谨记锐意创新，敢于亮“见”。当然，身为学者，必须坚守学术规范，正己尊人。他在自己的文章和专著中，但凡是学生有所贡献，无论大小，必引文作注，给予肯定。
先生不仅是中国内地的知名学者，而且还应邀去国外和境外讲学，如美国、日本、荷兰、中国香港等地作学术报告。2015年先生在加州克莱蒙大学作了关于中国后现代哲学、后语言哲学发展现状的精彩学术报告，受到约翰·柯布教授（Prof.John Cobb，美国著名哲学家，社会科学院院士）的高度评价，柯布教授还发出了“后语言哲学的希望在中国”的赞誉。
贤者用心，道法豁然。先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件事值得提起：他于2010年就提出了“命名转喻观”，后在游览江西九江的石钟山之后又获灵感，以此为理论基础反思了《石钟山记》中人们对该山的命名动因，运用“命名转喻观”合理地重新解读了“石钟山”因形得名说、因声得名说等，并统一归之为“以偏概全”的转喻观，即人们只能选择对象诸多特征中的一个来加以命名，而不可能将所有特征都融合在一起来命名，人类办不到，也不需要如此。他与青年才俊王天翼教授一起于2017年在《外语教学》上撰文，题为“命名转喻论——以石钟山命名为例”，深得学界好评。这无论在语言学界还是哲学领域都掷地有声：同隐喻一样，转喻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同时该观点也批判了“客观主义”思潮，因为人类在命名事物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主观色彩，“抓住一点，不计其余”。
先生2007年在高等教育出版社所编辑的“中国外语知名学者文库”系列丛书中出版了《中西语义理论对比研究初探》一书，同样令我印象深刻。外语界的学者一般忽略中国的训诂学，而中文界的学者一般也不重视西方的语义理论，而王先生凭其渊源的家学较为熟悉训诂学，20世纪80年代中叶又留学英国学习了西方的语义学，他率先在这两个学科之间做了对比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书名虽为“初探”，但其中的论述十分精到，对我们当今努力倡导跨学科研究，乃至超学科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光阴如箭飞逝过，弹指挥间又一春。我在川外审核评估期间了解到，刚刚过去的2018年对王先生而言是丰收的一年：一是获评“四川外国语大学资深教授”；二是荣膺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首届“英华学术奖”一等奖；三是“认知翻译学”荣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四是《语言哲学研究（上下卷）》喜获重庆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五是发表核心期刊论文3篇，出版了3本新著。目前，他手中业已写好即将付梓的学术著作达5部之多，我们为此而欢呼点赞。先生文兴正酣，不减当年。
三、先生为师：传道授业 诲人不倦
20世纪70年代以来，王先生一直在三尺讲台上挥洒青春，传道授业。每每一进教室，他便激情四射、妙语连珠、旁征博引、侃侃而谈。弟子们听得全神贯注，热血沸腾。对研究生授课，先生要求非常严格，勉励学生要牢记“学问勤中得”的道理，为此他在课前经常检查学生的预习情况，并随机提问。有时为了防止思路中断，课间常不休息，而学生也并无枯燥疲惫之感。年年评教，先生都是川外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2016年高票当选为“四川外国语大学首届感动校园十大人物”。
先生虽为名师，但依旧勤奋。每次出外参加学术会议，都会利用旅途的时间读书或批改论文；会议期间自始至终从不缺席，且还认真记笔记。他的勤快笔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每每有心得，总是马上写下来。他还以“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的古训来告诫同行和学生，一有想法就要赶快让它变成白纸黑字。他要求研究生除了写课程论文，还必须要写读书心得，长短不论，先生形象地称其为“豆腐干”，每届学生都是如此，人人必交，且装订成册，编号存档，以此来督促他们读书写心得，养成良好的习惯。正如他所言，把自己的感想一吐为快，变成铅字，这才是读书人的乐趣。
王先生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还介绍了马克思的科研方法。他鼓励研究生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还要学习他的研究方法，提倡“理论整合性”的创新。正因为如此，先生的弟子个个都是科研好手，他们紧扣前沿，狠抓理论整合，意在不断创新。他已经培养出了一百多名硕士博士（还包括博士后），分布在全国各地，很多人已成为高校的教学科研骨干，其中许多弟子获得了国家社科项目，在核心期刊不断发表论文，有的已经成长为教授、博导，这是王师门的荣耀。
王先生育人讲究大格局是出了名的。他积极倡导学生（尤其是嫡传弟子们）务必学好哲学，若文科研究没有哲学视野，很难上升到“一览众山小”的境界。他说，西方但凡成就较高的语言学家都有深厚的哲学功底，如英国的语言学家罗宾斯（R.H.Robins）所编纂的《语言学简史》（1967）就是依据哲学发展史来论述语言学的历史。索绪尔、乔姆斯基、韩礼德等的哲学功底都很深厚，这为他们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认知语言学和体认语言学是以“体验哲学”为理论基础的，试想若不能很好地理解体验哲学又何以能学好它们，而体验哲学又是在西方哲学基础上提出的，这就需要我们在哲学理论上一定要有所修养。只有站在这个制高点上才能“登高望远”。
近来，王先生又提出了“语言学与哲学互为摇篮”的论断，认为哲学不仅为语言学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语言学也帮助哲学界解释了很多遗留难题，这在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因此他是不折不扣的语言学科的跨界大家，是打通了语言学与哲学“任督二脉”的“武林宗师”。我想，一位语言学者有如此高深的哲学造诣，需要多少年的广积凝练啊！
关于师道，王先生的解释很独到：“当今的为师之道应该是劳己筋骨，苦己心智，以解放学生为己任，以进入前沿为目标。”当今的外语老师应熟悉认知语言学和体认语言学，在追寻语言表达背后的理据性（即像似性）上狠下功夫，以减轻学生死记硬背的负担；只有导师处于学术前沿，才能将弟子们带上世界平台，真正推动我国的学术进步；只有自己不断创新，才能为后来者提供厚实的肩膀，让他们向上攀登。只有这样，中国的语言理论研究和教学水平才能与国际接轨，甚至让国外的理论与我们接轨，加强与国外同行对话，才可能实现“立民族之林”的中国梦。
先生对我，既是同道者，也是知心人。虽君南我北，秋山万重，然彼此“分形连气、心犀相通”，但凡先生大作刊行，瞬息可知，心中无比感慨！既遐祝遥贺、心驰神往，亦盼藉交通之便，朝发夕至，面晤言欢，投壶相庆。可见，天地之远，其实非远也。志同道合者，便心心相印，这真是“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祝王寅教授身体健康，全家幸福，也祝他的生命之树长绿，学术之花永开！
2018年12月
（作者：王铭玉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外国语大学前副校长，著名语言符号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