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高元│假如咖啡能开锁
◎记忆地标：太平路天后宫／青岛人民会堂／八大关风景区
记得在2007年11月14日的下午，笔者和两个北京来的朋友在八大关“好时光”喝咖啡。天气很凉，店主开了空调，但衰老的房子依然让人感觉到外面的寒意，暗淡的光线下面，咖啡和时间慢慢被消磨掉。笔者和客人说着这间房子的历史，说着房子所在的八大关，说着八大关所在的城市，说着110年前发生在11月14日早晨的德国占领故事。雅各布斯咖啡的气味在这些过往里面散发着，显得有些荒诞和不合时宜。
1897年11月14日一早出现在胶州湾前海岸边的一切，始终缺少细节，事件的演变过程断胳膊少腿，像装在黑匣子里的幻觉。但占领行为却真实发生了，并被记录在1928年出版的《胶澳志》开篇里，寥寥数语，勾勒出历史拐点的轮廓：七百余德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未晓登陆，则迳行占据市内险要，列炮对章高元之大营（俗呼老衙门），要以三时间以内退至沧口，嗣又逼其退出李村”。等到负守卫之责的登州镇总兵章高元大梦初醒，机会早已丧失殆尽。随后，德国一方面“续派其亨利亲王组织第二舰队迅驶来东”，一方面又由驻北京的德使海靖频频与清廷交涉，要求罢免山东巡抚、赔修被毁教堂、抚恤被害教士及中德合资筑路开矿等等。接下来，柏林提出了核心要求：胶州湾租借权。两个月下来，稀里哗啦，门开了。
章高元
冬天的八大关很萧瑟，窗外匆匆走过的行人踏着法国梧桐的落叶，很快消失在视线之外，像些影子，一如咖啡和这间房子的纠结。突然就想起来，如果笔者爷爷的爷爷当年也端着一杯热咖啡在烧着麦秸的火炕上面咕噜咕噜喝，会是一个怎样有趣的场面。可惜这个假设不可能成立，因为1897年的时候笔者家还没来青岛，并且那个时候海边的土著还没有人喝过这种黑墨水一般苦涩的植物饮料。那个时候，笔者爷爷的爷爷应该在昌邑老家的炕头喝着便宜的南方茶叶末子，旱烟管里吐出的草烟叶子气味，弥漫在粗瓷碗的周围。笔者没见过爷爷的爷爷和爷爷的爸爸，始终想象不出他们冬闲时节的样子。但却相信，这时候倘若谁弄来一碗叫咖啡的汤汁端上去，一定会遭到严厉斥责。抑或他们会笑个人仰马翻也说不定，乡下人老实，看不得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大概也是同理，几年后一种叫铁路的新玩意儿要经过笔者老家的时候，左右乡人不约而同出来反对，说些坏了风水之类的话，直到济南府的袁世凯派兵干预才平息事态。
在铁路预备开头的青岛，稀奇古怪的汤汁来了，玻璃咖啡壶被摆在路边茅草屋下面，慢慢熏陶潮湿的海岸线。1898年春天，大清国和德国在几张纸上签字画押，一部青岛城市史，就此开始。人们很好奇，当年李鸿章、翁同龢和海靖在东堂子胡同总理衙门看着荫昌与富兰格互对《胶澳租借条约》的当口，旁边桌案上摆着的是咖啡还是茶水？如果当时果真有一杯咖啡在桌子上，是不是就暗示了青岛如同咖啡因一般，持续刺激中国社会神经边缘的宿命？
不论是李鸿章、翁同龢、袁世凯、章高元，还是普通百姓，都没有阻挡住青岛命运的改变，也没有阻挡住咖啡的到来。茶水倒是保留着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和咖啡对抗着，对应着，分化瓦解着，逐渐和平共处。如是，青岛就长成了现在这个模样。
其实，咖啡和青岛，咖啡和2007年11月14日下午的八大关，本来就是一个连续的故事。后来发生的这些故事里面，角色有不同时代的成千上万不知道姓名的人们，这些角色和咖啡、茶水、啤酒、卷烟、豆腐脑相互纠缠的日子，成就了青岛城市史的平常风景。把这些故事告诉两个北京朋友的时候，笔者居然保持了平静，像是说着发生在颐和园或者大栅栏的过往，但笔者知道，这是一些和青岛成长有关的过眼云烟。这里面，咖啡的味道凌乱、苦涩，但却真实。
青岛的咖啡宿命，是戏言，也并非戏言。戏和非戏，都在戏之外。弄戏和看戏的人，才是最重要的。可惜，历史的真相本来就很难辨认，遗漏掉一点蛛丝马迹，结果往往就南辕北辙。
对胶澳抑或是青岛来说，1897年像个腐朽的门槛，轻轻一碰，里面的东西就稀里哗啦了。大冷天里，大清国的皇家军队落荒而去，地方士绅炕头上的茉莉花茶泼了一地。若干若干年后，每当笔者走过太平路上的人民会堂，总会觉得老土豪们的茶叶汁就浸泡在脚底下，散发着潮湿的霉味，一直挥发不掉。究其原因，大概是下青岛村地主家炕头和地下温差太大，茶水泼下就冻了，始终没机会蒸发。不过，如果说1897年的这个冬天就是大清国的末日，也未免言过其实，德国人在铁甲船上煮着咖啡来到胶州湾的时候，紫禁城依然在冠冕堂皇地挥动着旗语，尽管袖管里面已经爬满了臭虫。大清国表面泰和着的另外一个象征，是在阳光灿烂的8月16日刚刚发行的第一套普通邮票，大清海关邮局的小纸片上，一条大龙栩栩如生，仿佛是向帝国的一个敬礼。
在1897年，另外有一些事情发生了。比如谭嗣同在两卷五万字的《仁学》中猛烈抨击“天不变，道亦不变”思想，指斥两千年专制制度为“大盗”之政，专制君主是“独夫民贼”；比如求是书院、商务印书馆分别在杭州蒲场巷普慈禅寺和上海成立；比如德国化学家霍夫曼合成了阿司匹林，并开始为他父亲治疗风湿关节炎；比如沙俄正式开工修筑以哈尔滨为中心，连接满洲里、绥芬河、大连的中东铁路。谭嗣同对独夫民贼的讨伐，求是书院的勤诚之风渐已蔚然，阿司匹林这种白色粉末的革命性进步，中东铁路缩短了的地缘政治，都不再是大清帝国喜闻乐见的风景。
1897年4月3日，出生在汉堡一个职业乐师家庭的勃拉姆斯逝世。为纪念这位德国音乐史上最后的古典主义作曲家，汉堡港的所有船只都为之鸣笛并下半旗。只是这时候还没有人预测到，几个月之后，这里将因为胶州湾的被占领，成为德意志帝国连接中华帝国的最重要出海口。许多人和许多货物从这里出发，漂洋过海进入青岛。
1897年是丁酉年，大清国土地上悄无声息地出生了几个肖鸡的人，比如王统照、宋美龄、戴笠。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后来他们会成为有影响力的人物，并和胶州湾边上的青岛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头顶着文学研究会的招牌和几米袋文章，成年后的王统照理所当然地成了青岛的文学领袖，直到他不喜欢的国民政府成为“沉船”。不论母亲在青岛逝世前还是以后，宋美龄一直专一于蒋介石和国民党，至死不渝。戴笠则从青岛踏上了不归路，失去了与他服务的政权一起亡命台湾的机会。这些发生在1911年以后的恩恩怨怨，大清帝国是看不见了，它死在那一年的秋天。惊心动魄的葬礼上，有一杯孙中山从伦敦带来的苦咖啡，杯碟上写着民族、民权、民生，旁边是一柄毛瑟步枪模样的勺子。
丁酉似乎波澜不惊，又到处都是预兆。伴随着各种似乎完全没有关联的事情的交织出现，1897年就这样赤裸裸地来了，最终给患有风湿关节炎的胶州湾以铭心刻骨的疼痛。
距离1897年的11月14日百年之后，当我们能以后人的理性与认知力，去探寻那个远比今天寒冷许多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一切时，历史的原本轨迹早已面目全非。人们不知道，如果1897年这个平常的冬日如同往日一样度过，青岛后来的历史会是什么样。今天我们能做的，仅仅是小心翼翼地去拼接胶州湾屋檐下被强力击碎的冰凌，破解这个改变了渔村走向的日子里所发生的军事占领事件的原委，去体味这其中难以言叙的沉重、悲凉与无可奈何。这个过程，像浸泡在咖啡里的阿司匹林，对疼痛有效，对记忆无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