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代乐制与献赋之风
汉人论赋，传承《诗》义，如《汉书·艺文志》云“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意谓诗乐之教衰而失志之赋出。从“诗”之用到“赋”之用，即孔子所说“诵诗三百，使于四方”的行人用诗以施德教的行为和思想寖衰后，贤人而作失志之赋，以抒发讽谏怨诽之情。这一问题的前提是春秋以降礼乐制度的崩坏，而至汉武帝朝“崇礼官，考文章”，无论是立乐府制度，还是行天子郊祀之礼，以及乐师采乐，赋家献赋，都是对颓败已久的礼乐制度的重构。因为战国乱世，秦世不文，而汉初“文、景之间，礼官肄业而已”，直到“武帝定郊祀之礼”(《汉书·礼乐志》)，才真正建立起汉天子的礼制和乐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秦与汉初已有“乐府”，而史家仍说武帝“乃立乐府”，采诗作乐与献纳辞赋已被融入同一历史空间。西汉武、宣之世“献赋”风行亦非孤立现象，也不仅限于文学侍从，如班固《两都赋序》所言“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明乎此，才能对司马相如早年“会景帝不好辞赋”而客游梁与武帝读其《子虚赋》而赞叹“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结果招为文学侍从的史实得到正解。从这一层面看辞赋继楚而兴汉且作为一代文学的崛起，不仅在于文学自身的发展，而且有着制度化的意义。
汉代建制，是传秦政而兴楚风，秦政包含乐府制度，楚风则主要表现在辞赋文学。而乐府制度与辞赋创作的关系究竟如何，以及认识其间内含的雅乐与新声的问题，还是应该落实于汉代乐制的建立与变迁。
秦汉时代“乐府”的建立，是乐制史上一重要阶段。秦代乐制，已立“太乐”与“乐府”两个系统，前者掌之“奉常”，掌宗庙礼仪，属官有“太乐”、“太祝”等
；后者掌之“少府”，属官有“乐府令、丞”等。秦立乐府，曾改造周乐“大武”为“五行”，改造“房中”为“寿人”，其传承周朝乐制功能，应属无疑，但其立“乐府”本身，则为新制，主要在于职掌宫廷内乐，有娱乐功用。汉承秦制，如汉初叔孙通定“朝乐”、“庙乐”，汉惠帝命乐府令夏侯宽定“安世乐”等，都说明了秦代与汉初政府都已用行政的手段推行诗乐的社会政治教化。在汉武帝之前，汉代乐制传承秦制，一是“太乐”系，由外廷太常执掌的宗庙典礼，乃官方音乐，属前朝流传下来的雅颂古乐，是雅乐系统；一是“乐府”系，由内廷少府执掌供帝王宫廷的活动，故以楚声乡音和新造之乐为主，要在取悦帝王与贵族，属新声系统。所以宋人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卷八引吕氏曰：“太乐令丞所职，雅乐也；乐府所职，郑、卫之乐也。”既然汉承秦制而设乐府，史书何以言武帝“立乐府”？研究者或主“始立说”，或主“扩建说”，颇有争议。其实从《汉书》的《礼乐志》、《艺文志》及《武帝纪》的有关记载来看，我以为最明显的是“改制”问题。《汉书·武帝纪》赞曰：“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襢，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就乐府制度而言，武帝的改制亦体现在诸如兴郊祀之礼、立采诗制度、置协律都尉、造为诗赋、外兴乐府协律之事、扩建上林乐府、定百官制度等方面。倘对武帝与“立乐府”相关的改制行为作些梳理，有几点宜为注意：
一是乐府属内廷少府，渊源于周代“内府”，武帝强化“乐府”的功用与其削弱“相权”而重用“内朝”(中朝)官员的行为相关，与中央集权政治的建立是统一的。
二是以“乐府”定“郊祀之礼”，是汉代兴“天子礼”而显现大一统政治的表征，而侍奉皇帝行礼的为内廷少府系统与郎官系统的官员。
三是班固《两都赋序》所说“外兴乐府协律之事”，指的是武帝兴郊祀礼与祠太一于长安城外甘泉宫，《汉书·礼乐志》记载“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说明甘泉宫苑正与上林苑囿连为一体，这既是武帝扩展乐府制度与职能的表现，也是内朝权力外拓的证明。
四是立“采诗”制度，再次将乐教与诗教维系，是武帝朝尊儒术与崇礼官的结果。
而上述诸端，皆是与汉代宫廷大赋的造作亦即献赋之风的形成切切相关的。
首先从汉赋的作家身份考察，大多属于内朝官系的郎官，其主要职能就是在皇帝身边随侍行礼，造为诗赋。兹据《汉书》与《后汉书》所载，列武帝朝以来主要赋家身份如次：
司马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后奏赋武帝，“天子以为郎”，为“中郎将”。
枚皋：受宠于武帝，“拜为郎”，而“上有所感，辄使赋之”。
东方朔：待诏金马门，后为“常侍郎”，“迁太中大夫给事中”。
吾丘寿王：“迁侍中中郎”，免官后“复召为郎”。
王褒：待诏金马门，“后方士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宝，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
刘向：“以父德任为辇郎”。
刘歆：成帝时“为黄门郎”。
扬雄：成帝时“待诏承明之庭”，因“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
桓谭：谭父成帝时为太乐令，谭因父官至郎中。
杜笃：曾为郡文学掾，后为车骑将军马防从事郎中。
班固：官兰台令史，“迁为郎”。
傅毅：“肃宗博召文学之士，以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
马融：初“拜为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后复拜议郎”。
李尤：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
张衡：“征拜郎中”，任太史令、侍中，出为河间相。
王逸：“为校书郎”，后迁侍中。
崔寔：桓帝时为郎。
黄香：“初除郎中”，累迁尚书令，后为魏郡太守。
苏顺：晚乃仕，“拜郎中”。
皇甫规：先后为郎中、中郎将、议郎等。
张奂：举贤良，擢为议郎。
刘梁：特召入拜尚书郎。
蔡邕：灵帝时为郎，后为侍御史、尚书、左中郎将。
据瞿蜕园《历代官制概述》记述：“汉代有一种无职务，无官署，无员额的官名……直接与皇帝亲近。郎是殿廷侍从的意思，其任务是护卫、陪从、随时建议、备顾问及差遣。”郎本古廊字，即皇帝廊下的宿卫侍从，属中朝官。《汉书·刘辅传》注引孟康曰：“中朝，内朝也。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陈仲安等认为：“中朝是指黄门之内的禁中。……中朝官由加官和职官组合构成。”中朝官在武帝时及以后的兴盛，为汉制一大变革。而武帝朝中朝侍从的来源有二：首先是收罗当时的纵横家为侍从，使汉初藩国瓦解后其宾客流入中朝。《汉书·严助传》：“武帝善助对，由是独擢助为中大夫。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并在左右。……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师古曰：“中谓天子之宾客，若严助之辈也。外谓公卿大夫也。”由此可见，这些纵横才智口辩之士引入中朝，参与廷议，已成为武帝削弱相权、钳制公卿的重要政治工具。其次就是与纵横家相关联的文学侍从。对此，钱穆在复述上引《汉书·严助传》所言诸家受武帝宠信史实后，认为：
是诸人者，或诵诗书，通儒术。或习申商，近刑名。或法纵横，效苏张。虽学术有不同，要皆驳杂不醇，而尽长于辞赋。盖皆文学之士也。武帝兼好此数人者，亦在其文学辞赋。故武帝外廷所立博士，虽独尊经术，而内廷所用侍从，则尽贵辞赋。
考汉赋之源，是远承战国楚廷，近取藩国宾客，所以汉初吴、楚诸国赋家之作，实为战国纵横之残梦，而赋与纵横家的关联，诸多学者已有论述。问题是汉初藩国纵横家和赋家在武帝时流入中朝，根柢在“改制”，所以赋家兼有参政与娱戏的双重功能，已将辞赋创作与政治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
由于郎官与乐府同属内廷少府系，所以多身职郎官之赋家的献赋与乐官的采诗同属汉武帝“改制”过程中构建礼乐制度的文化行为。而赋家造作辞赋，也因内廷语言文学侍从的身份，突出表现在随侍帝王行礼作乐而献赋。其献赋形式又往往是“待诏”而作，即受诏而撰写成如剧本般的赋文，然后呈献皇帝，或自诵述，或他人演诵，起到纪事明功、赞礼修德及取娱释怀等作用。如《汉书·司马相如传》载“上读《子虚赋》而善之”及相如献“天子游猎之赋”、献《大人赋》的情形，《汉书·扬雄传》引雄《自序》记述作“四赋”经过等，都是赋家随侍行礼、待诏献赋的典型记述。而在《汉书·王褒传》中，记载了王褒“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复，乃归。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可见汉代奏献之赋，有或自诵，或由他人演诵的特征。
从内朝郎官随行侍礼、受诏献赋这一史实，可知汉代献赋盛行，正是武、宣之世崇礼官、尊儒术，“进用英隽，议立明堂，制礼服，以兴太平”(《汉书·礼乐志》)的新事物。而这也与汉儒为新朝大一统政治构建天子礼乐制度紧密联系。所以从学术背景来看，简宗梧曾在《汉代赋家与儒家之渊源》中从史志著录考察了二者间的关系，并以西汉为例，得出“儒家泰半兼赋家，而赋家兼为诸子十家者，几乎全是儒家”的结论。据《汉书·艺文志》中既在赋家又在诸子列名的共十家，其中九家为儒：
赋家 儒家
贾谊赋七篇 贾谊五十八篇
太常蓼侯孔臧赋二十篇 太常蓼侯孔臧十篇
吾丘寿王赋十五篇 吾丘寿王六篇
倪宽赋二篇 倪宽九篇
刘向赋三十三篇 刘向所序六十七篇
陆贾赋三篇 陆贾二十三篇
朱建赋二篇 平原君七篇。朱建也
严助赋三十五篇 庄助四篇
扬雄赋十二篇 扬雄所序三十八篇
与此相应，汉代赋家献赋不仅在制度上出于制礼作乐的需要，在创作思想上同样体现了儒家的礼乐思想，其所不同者只是将旧儒礼乐观与帝国政治相结合。班固《西都赋》云：“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汉京。”所言显示了汉人尊帝都、倡礼乐与崇王道的关系。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东周以降诸侯强盛，霸业行世，故孔子有“尊王攘夷”之倡；然由战国纷争到秦汉一统，中国统一文化格局的形成，所赖实为霸道。直到汉武帝时董仲舒上策，以“春秋大一统”相号召，提倡“独尊儒术”，始将“霸业”融入“王道”。与学者思想一致，赋家是继战国诸子衰歇后兴起的另一知识群体，他们在强盛现实的感召与专制帝国的迫压下，通过“抒下情”与“宣上德”的方式，显现其“体国经野”与“勤政恤民”的双重作用。也正如此，汉赋家描写天子游猎，在宣扬其武功的同时，无不旨归于俭德行仁的理念。区别而论，西汉赋家倡王道多缘“亡秦”教训，东汉赋家崇礼制更重“新莽”僭越事件。前者如相如《上林赋》写天子游猎盛事后，即归于“游于六艺之囿，驰骛乎仁义之涂”；扬雄《长杨赋》写汉帝田猎之礼，亦归勤民思想，所谓“使农不辍耰，工不下机，婚姻以时，男女莫违，出恺悌，行简易，矜劬劳，休力役，见百年，存孤弱”。后者如班固《东都赋》言述“王莽作逆，汉祚中缺；天人致诛，六合相灭。……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内，更造夫妇，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伦实始……仁圣之事既该，而帝王之道备矣”；张衡《东京赋》亦谓“我世祖忿之，乃龙飞白水，凤翔参墟，授钺四七，共工是除”。充分说明礼乱而行逆败亡，礼备而德兴国治的道理。同样，汉赋家每作必通讽喻，这也与儒家“诗教”观相契，然赋家或颂德、或讽喻的功能，则因与汉代乐制的关系，而同乐府的功能也是统一的。
- 《汉书·百官公卿表》：“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又均官、都水两长丞。”《通典·职官七》“太常卿”下“太乐署”条：“秦汉奉常属官有太乐令、丞。”
- 《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有六丞。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若卢、考工室……十六官令丞。”《通典·职官七》“太常卿”下“太乐署”条：“少府属官，并有乐府令、丞。”
- 瞿蜕园《历代官制概述》，引自黄本骥《历代职官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 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7页。
- 钱穆《秦汉史》，第451页。
- 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按：此赋本纵横说法较早者，后传其说者甚多。如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纵横者，赋之本。古者诵诗三百，足以专对，七国之际，行人胥附，折冲于尊俎间，其说恢张谲宇，抽绎无穷，解散赋体，易人心志。”刘师培《论文杂记》：“有写怀之赋，有骋辞之赋，有阐理之赋……骋词之赋，其源出于纵横家。”
- 汉赋家或有不属内朝郎官者，但亦多在礼职，如太常孔臧、大鸿胪冯衍即是。
- 简宗梧《汉赋源流与价值之商榷》，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版，第118、119页。
- 《文选》卷三张衡《东京赋》李善注：“共工，霸天下者，以喻王莽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