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制度视界与汉宫廷赋
汉宫廷赋的崛兴，标志了赋由楚臣的“贤人失志”到汉廷的“体国经野”的变化，并形成了以宫廷赋为主体的散体大赋的创作传统。元人祝尧为相如《子虚》、《上林》两赋作“题解”时云：“铺叙之赋。固将进士大夫于台阁……须将此两赋及扬子云《甘泉》、《河东》、《羽猎》、《长杨》，班孟坚《两都》，潘安仁《籍田》，李太白《明堂》、《大猎》，宋子京《圜丘》，张文潜《大礼庆成》等赋并看……一扫山林草野之气习，全仿冠冕佩玉之步骤。”
此从历代宫廷赋的共同特征着眼，以明其台阁文章的雅正风格，其中关注到相如赋的肇始意义，见解亦颇精到。如前所述，汉宫廷赋与汉代制度具有互动的关联，其于文学意义之外，也具有历史的、文献的价值。倘从制度的视界考察汉宫廷赋的发生与发展，有几个问题值得阐发。
第一个问题是制度催生宫廷赋的创作。由于武帝朝奉行文化大一统政策，制度亦由区域向宫廷转移，而伴随这一制度变迁的文学创作，最典型的就是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之赋及乐府祭诗《郊祀歌》。而汉赋中有关郊祀、巡狩、籍田、舆服、养老、婚俗、文教诸端的描绘，又无不维系于相关制度的形成与确立。作为文学侍从的宫廷赋家，他们的创作很多是直接伴生于制度而来。如《汉书·扬雄传》引雄《自序》记述其于成帝时作“四赋”的经历：
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赋成奏之，天子异焉。其三月，将祭后土，上乃帅群臣横大河、凑汾阴。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虚，眇然以思唐虞之风。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还上《河东赋》以劝。……其十二月羽猎，雄从……聊以《校猎赋》以风。……明年，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亲临观焉。是时，农民不得收敛。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以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
这是赋家待诏献赋的典型记录，尽管作者于赋中寄寓了讽意，以合“风人之旨”，然其辞赋创作本身，显然是由制度催生的。
汉制重礼，礼制首重“吉礼”，故对天子郊祀祭典，赋家兼有纪事与歌颂之功能。如纪事者，《汉旧仪》：“皇帝祭天……上甘泉通天台，高三十丈。”王褒《甘泉赋》：“十分未升其一，增惶惧而目眩。若播岸而临坑，登木末以窥泉。”此写祭祀“太一”之地。又，《续汉志·礼仪上》：“进熟献，太祝送，旋，皆就燎位，宰祝举火燔柴，火然，天子再拜，兴，有司告事毕也。”扬雄《甘泉赋》：“于是钦祡宗祈，燎熏皇天，招繇泰一。举洪颐，树灵旗，樵蒸焜上。配藜四施。东烛沧海，西耀流沙，北幽都，南炀丹厓。”此写祭时禋祀、权火诸法。缘于汉人好仙道，自武帝以后尤盛，故祭祀之礼多以神灵之符瑞拟状政治之祥瑞，其于宫廷赋中反映多多。如班固《东都赋》“故下人号而上诉，上帝怀而降监，乃致命乎圣皇。于是圣皇乃握乾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以祥瑞状大汉之德；桓谭《仙赋》“仙道既成，神灵攸迎，乃骖驾青龙，赤腾为历；躇玄厉之嶊嶵，有似乎鸾凤之翔飞”，以祥瑞拟诸仙境；冯衍《显志赋》“跃青龙于沧海兮，豢白虎于金山。凿岩石而为室兮，托高阳以养仙。神雀翔于鸿崖兮，玄武潜于婴冥”，以汉祭四方之神的祥瑞拟状高远志向。这些描写反映汉礼虽或隐或显，然派生于汉代制度则毫无疑问。
第二个问题是围绕汉代制度产生的一些文学热点，同样清晰地表现于宫廷赋的创作。可以说，赋家作品中所反映的汉代制度，如前述郊祀、校猎、都城、宫室等，就是汉宫廷赋围绕制度建设产生的一系列热点问题。比如汉代皇帝亲自主持的军事礼仪制度，有、大阅、校猎等，其中校猎有两义：一是游戏性质，一是军事演习。而其反映于宫廷赋，又分两类，一是大赋中皆有校猎的描写，如相如《上林》、扬雄《长杨》、班固《两都》、张衡《二京》、枚乘《七发》、傅毅《七激》等；一是以其名题，如扬雄《校猎》、王粲《羽猎》、曹丕《校猎》等。而自相如《上林赋》中描写天子校猎礼，后继者不绝，显然成为汉赋一大热点，其中对其制度、仪式、思想，均有写照。譬如行校猎礼的地点，或在上林苑，如相如《上林赋》“蹶石阙，历封峦。过鹊，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驰宣曲，濯鹢牛首。登龙台，掩细柳”；或在长杨榭，如班固《西都赋》“于是天子乃登属玉之馆，历长杨之榭，览山川之体势，观三军之杀获”；或在广成苑，如马融《广成颂》“方涉冬节，农事间隙，宜幸广成，览原隰，观宿麦，劝收藏，因讲武校猎”；或在平乐观，如李尤《平乐观赋》“习禁武以讲捷，厌不羁之遐邻”等。
汉宫廷赋的一些热点描写，亦多缘于汉制度的变迁和争议。如甘泉祭祀“太一”问题，自武帝信方士言以“太一”为尊神，其地位尝置于郊祭之上，历昭、宣、元三朝，直至成帝仍有行废，并引起三次论争。第一次是在建始元年(前32年)，匡衡等人认为郊祀天地在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不合古制，应迁长安南北郊，其结果是建始二年“罢雍五畤。辛巳，上始郊祀长安南北郊”(《汉书·成帝纪》)。第二次是永始元年(前16年)，刘向主张恢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之祀，受此影响的是赞成恢复古礼的扬雄于元延二年(前11年)相继上《甘泉》、《河东》两赋“以讽”，这既属制度决定了赋家的创作内容，也表明了扬雄倡导古制，反对成帝因“求嗣”而恢复祭祀“太一”于甘泉的做法。而第三次论争则是绥和二年(前8年)成帝采纳谷永的建议，再次将祭祀天地的大礼转回长安南北郊，其结果亦与扬雄作赋主张一致。与此相类，东汉京都赋的兴起，也是制度的变迁与论争而产生的创作热点。东汉兴国，定都洛阳，与西汉初定都长安，构成汉世东、西两京史实。然在光武帝刘秀定洛之前，汉皇已有迁都之例，如汉初高祖初定洛阳后依刘敬说迁长安，两汉之际更始帝自洛阳迁长安，所以当光武帝定都洛阳而又亲幸旧都修葺宫室时，引起山东权贵的“翕然狐疑，意圣朝之西都，惧关门之反拒”(《后汉书·杜笃传》)，以致“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眷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班固《两都赋序》)。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杜笃创制了《论都赋》，表明其主张西迁长安的思想，同时也开启了延续数朝的京都赋创作热潮。虽然刘秀未曾西迁，但迁都与否的争议在明、章两朝被不断提起，于是也就出现了一系列反对西迁而赞美东都的赋作，如傅毅的《反都赋》、《洛都赋》，崔骃的《反都赋》，班固的《两都赋》以及张衡的《二京赋》。虽然这些赋是缘于迁都之议的史实而产生的文学热点，但作为文学的创作，又有着不拘于史实的超越性，如班、张巨制对两京各种制度文化差异的描述，比史书的记载更为真切、详密而生动。特别是由东汉制度引发的京都赋创作，成为历朝“盛世作赋”的典范，并成就了历千年而不绝的宫廷赋创作传统与正宗地位。
第三个问题是制度作用于宫廷赋，也影响了赋家的创作思想与文学观念。简要地说，这种影响比较突出地表现于三个字：一曰“丽”。西汉末赋家扬雄论赋，区分“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丽则”与“丽淫”(《法言·吾子》)，褒贬之间，对汉宫廷赋之“丽”则是承认并肯定的。这也是其后曹丕说“诗赋欲丽”(《典论·论文》)的理论源头。然考查汉赋之丽，又与制度相关，尤其与汉代的礼制建设密切联系。因为儒家倡礼，不忌繁文缛节，所谓“郁郁乎文哉”，况且赋家对大汉天子礼的全方位描绘，更是繁缛摹画，以壮丽为美。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明示汉宫廷赋之繁富博丽与礼乐制度的关系，言简意赅。二曰“实”。制度是具有功利性的，在汉代，无论是京都的建置、官仪的制定，或是礼仪礼典的功能，都具有明显的功利目的，其反映于宫廷赋，就是崇尚实用的观念。这表现于赋创作，如扬雄《长杨赋》的“逮至圣文，随风乘流，方垂意于至宁，躬服节俭，绨衣不敝，革鞜不穿，大厦不居，木器无文。于是后宫贱瑇瑁而疏珠玑，却翡翠之饰，除雕瑑之巧，恶丽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丝竹晏衍之乐，憎闻郑、卫幼眇之声，是以玉衡正而太阶平也”，是通过对奢侈的批判而表达其崇实思想。同样，汉人对赋家创作的批评，也多出于尚实的观念。如王充批评扬、马赋“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论衡·定贤》)，即以应用文的实用性来要求赋家的。虽然，扬雄的“悔赋”也是处于“文丽”而“用寡”的矛盾心境，东汉赋家接受西汉赋多“虚辞滥说”的教训而于赋之描写更趋于求实，但“尚实”与“博丽”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制度的建设，则是一致的。三曰“中”。制度是社会的铺展，也是人伦的约束，其作用于以描绘性为主要特征的宫廷赋，尝出现尚“实”与尚“丽”的矛盾，而其间起调节作用的正是汉代礼制倡导的“执中”原则，这也是扬雄赋论的“丽则”思想。比如扬雄作《校猎赋》，对天子校猎礼的描写可谓闳衍博丽，然观《汉书·扬雄传》引雄《自序》。谓其创作动因，则是：
昔在二帝三王，宫馆台榭沼池苑囿林麓薮泽财足以奉郊庙，御宾客，充庖厨而已，不夺百姓膏腴谷土桑柘之地。女有余布，男有余粟，国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凤皇巢其树，黄龙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栖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汤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为尚小；齐宣王囿四十里，民以为大：裕民之与夺民也。武帝广开上林……虽颇割其三垂以赡齐民，然至羽猎田车戎马器械储偫禁御所营，尚泰奢丽夸诩，非尧、舜、成汤、文王三驱之意也。又恐后世复修前好，不折中以泉台，故聊因《校猎赋》以风。这种以侈靡之文倡节俭，通过对礼仪制度的繁富描摹再归于“执中”思想，应该是汉宫廷赋家创作的共有特征，扬雄的《自序》，只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赋作为一种文体在汉代的崛起，天生是一矛盾的集合体，它一方面承续《诗》的“风人之旨”，所谓“受命于诗人”；一方面其本质又是修辞的艺术，亦即“极声貌以穷文”，“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所以汉宫廷赋，常于歌颂中暗含讽喻，变诤臣的直谏而为文采斑斓的“谲谏”，其源于制度，又欲改造制度，结果讽喻的内容被掩盖于华丽的词藻与神奇的描绘之下，“欲讽反谀”、“劝百讽一”，成为宫廷赋家的共有心态与尴尬处境。
- 祝尧《古赋辨体》卷三《两汉体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66册，第750页。
- 《三辅黄图》卷四引《汉旧仪》：“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养百兽，天子秋冬射猎取之。”
- 《三辅黄图》卷五：“长杨榭，在长杨宫。秋冬较猎其下，命武士搏射禽兽，天子登此以观焉。”
- 《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延熹六年，车驾幸广成校猎。”
- 《续汉志·礼仪中》注引蔡邕说：“见客平乐，飨卫士，瑰伟壮观也。”
- 详见《史记·刘敬列传》。又，《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欲长都洛阳，齐人刘敬说，及留侯劝上入都关中，高祖是日驾，入都关中”。
- 《论语·八佾》载孔子论三代礼：“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 扬雄“悔赋”语见《法言·吾子篇》：“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又，同书《君子篇》：“文丽用寡长卿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