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度的人生最美
蒙田
我们只可以适度明智，而不可以过分明智。世间很多美好的东西一经我们的手触碰过，就会变得格外丑陋，似乎我们的手指尖总带有某种邪气。如若我们怀着过分热切的欲望将品德收入囊中，那么结果只会使它在我们的口袋中变成种种恶行。有人这么言传过，倘若德行过了头，它也就不算德行了，真正的德行，总是恰如其分的。他们总会不屑于这样的话：
一旦行善积德过了头，凡人就会变成疯子，君子也被称作小人。
——贺拉斯
这句话哲理十分微妙。无论是真善或者行义，都不可能完全掌控，真善也可过度，行义也会过头。正如一句圣徒之言：“我们只可以适度明智，而不可以过分明智。”
我遇见过一位特别有名气的大人物，本想在同辈中彰显出自己更加诚恳，却不料在此过程中损害了自己所信仰的宗教的声誉。
我喜欢与温和中允的人交往。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定义那些只注重表面行善的行为，即使称不上厌恶，起码是会令我无比惊讶的。在我看来，不管是独裁者波斯图缪斯，还是帕萨尼亚斯的母亲，都是非正常的秉公行义，只会让我摸不着头脑。波斯图缪斯的儿子仗着自己年轻气盛，就胆大妄为地攻击敌军，最终落得被亲生父亲处斩的下场；而这位母亲所下的第一个决定，也就是秉公行事，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我想，我是不愿意效仿或提倡这种行为的，既残暴野蛮，又得付出高昂的代价。
有两种情况都称不上命中，一是指脱靶的射手，二就是射不中靶子的射手。我们会感觉眼冒金光，什么都看不清，这就相当于你眼前突然迎来一道强光，或者你在一瞬间进入黑暗。我们可以从柏拉图的对话集里找到加里克莱的这样一段话：过分的浮夸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我们应当劝诫世人不可迷信超脱，而就此越过利弊之间的分界点。如若你可以掌握超脱的分寸，自然会赢得他人的喜欢，而一旦你沉溺于其中，就会至此染上恶习怪癖，不合群不劳作，藐视宗教法律，甚至排斥一切人间喜乐，无法打理生活，更谈不上帮助别人了，只会遭受人们的指责和怒骂。我认为这段话说得很有道理，因为，能够捆绑我们天性中的坦然，就是过分的超脱，它总是以狰狞丑陋的面孔出现在我们面前，阻碍我们的视线，以致我们常常被蒙蔽双眼，看不见前方的康庄大道。
丈夫宠爱妻子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神学却要对此加以束缚和节制。在我的印象中，仿佛看过圣多马著作中有这样一条主要理由来谴责近亲结婚：倘若你一直持续这种对妻子的过分宠溺，那只会得到危险的后果。因为丈夫的爱已经抵达顶峰，可还需要再添加一份亲情，毫无疑问，这份过重的情感只会让丈夫难以保持应有的理智。
男子的道德底线全由神学和哲学来看管和规范。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必须经由它来审定评判。只有无所作为、稚嫩无知的人，才会对神学和哲学肆意批判。女人们无法自然地讲出自己是如何照顾丈夫的，却可以很坦然地详述自己是如何同男孩子嬉戏玩闹的。因此，我要告诫那些对自己妻子无比眷恋的丈夫几句话：倘若你对妻子的肉体继续不加节制地迷恋，你以此获得的乐趣是上帝所不认同的；人们只会变本加厉，做出更多有违常理的事，譬如纵欲过度、放荡不羁等。就这一点而言，男子们由于自身需要而做出冲动轻浮的举止，不仅有损自己的身份，还会给妻子带来不利。我期望她们心里清楚什么是恬不知耻，起码不应是自己的丈夫。她们从不会拒绝男子的任何要求。而我在这件事情上，则一直保持自然且简单的态度。
两个人结合，步入婚姻的殿堂，这是多么严肃虔诚的事情。这也充分说明了，为何婚姻给我们带来的乐趣是不该得以放纵的，而应是端庄稳重、简单自然的。通常我们所说的婚姻的目的在于培育下一代，很多人都对此有所质疑：倘若我们并不打算生儿育女，倘若我的妻子已过生育年龄或者已经怀孕，那么我们是否还可以要求她们？柏拉图就把此等做法概括为行凶杀人。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习俗和规定，像穆斯林就极其憎恨与怀孕的妻子同房的行为，还有许多民族的人也不赞同与经期中的女子同房。我想到一个非常值得人们称颂的婚姻典范——芝诺比娅，她愿意结婚纯粹只是为了生儿育女，达到目标后她任由自己的丈夫在外拈花惹草，只要他记得在下一次同房的时间出现就好。
现在我要讲的是柏拉图借用一个毫无家底、色中饿鬼般的诗人的故事：某一天，天神朱庇特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还没等妻子上床就将她扑倒在地；享受的快感使他完全忘记了之前他在天宫与其他众神一起作出的重大决定，不仅如此，他甚至还骄傲地炫耀自己干得多么出色，简直同他以前背着女方父母初次与她媾和时一样痛快。
通常在出席晚宴时，波斯的国王们都会叫他们的后宫佳丽陪同，不过，当他们已经产生浓厚兴致，决定不醉不归时，就会先派人将他们的后妃们送回宫中，这样做的原因，只是害怕她们看见自己烂醉如泥的丑态。但是同时，他们又会叫上身份低贱的其他女人来陪酒作乐。
恩赐不可能人人都有份，乐趣也同样如此。伊巴密浓达曾经逮捕过一名流浪男子，而佩洛庇达试图请求伊巴密浓达，要求看在他的份上放过这个男子，最终却遭到了拒绝，他把这份面子卖给了同佩洛庇达有一样请求的一位少女，并扬言这份殊荣是赐给朋友而非功臣的。
索福克勒斯在陪伴军政长官署里的伯里克利时，碰巧看到窗外有一位英俊的青年路过。他情不自禁地对伯里克利喊道：“你快看呐！多么俊俏漂亮的小伙子啊！”而伯里克利回答说：“或许在别人眼里，说这样的话没有什么，可是放在军政长官身上却极为不妥。因为他不仅要保持双手洁净无染，双眼也必须保持无邪。”
罗马皇帝埃利乌斯·维鲁斯常常遭到皇后的抱怨，说他成天只会寻花问柳。他这么回答：婚姻本身就代表着虔诚与崇高，并不是一味的胡作非为，他那样做是出自真心诚意的。在以前，编写经文的作者们十分崇敬一位因为无法忍受丈夫出轨而毅然离去的妻子。总而言之，在人们的观念里，一旦做出超越道德底线的行为，就该受到人们的指责和怒骂。
实际上，人是世间最可悲的动物了。有些思想是天生的，人们总是无法满足于从始至终只享受单一的乐趣，更何况他还会想尽一切办法将它磨灭消损。人本身是特别高尚的，只要你不特意将自己弄得十足可悲。
我们在人为地将我们的命运弄得更悲惨。
——普罗佩斯
我们应该享受的乐趣，总是会被自己时而愚笨时而创新的智慧冲淡和磨灭。在此同时，它还会制造某种美妙而又令人兴奋的假象，使我们无法辨认真伪，想尽手段掩饰丑恶或对其美化。倘若让我做首领的话，我就会采取其他更简单自然的方法，说实话，那是相当神圣的，甚至可能会让我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收服这种智慧。
曾经为人们治疗心理问题的那些医生，都会经过一番漫长而又复杂的研究，他们已经找不到除了体罚、折磨还有痛苦之外的其他药物或可行办法了，不过他们还是会继续引进更多制造痛苦的手段；一切可以做得理所应当，而与此同时，其行为又是那么令人恐惧，譬如禁止进食、剥夺睡眠、创造痛苦、压迫放逐、长期囚禁、笞杖等各种恶劣行为。我祈求别再发生那个叫加里奥的人所承受的那种痛苦了。他先是被流放到莱斯博斯岛。而后，罗马收到通知说他在岛上过得异常安逸，似乎这样的惩罚变成了他的享受。于是，他们又即刻改变主意，立即将他召回，把他关闭在家中，让他只能与自己的妻子接触，目的就是实现惩罚，叫他痛苦而已。做这些事情的原因，都是为了让受饿的人们能够更加身强体壮，已经可以享受鱼肉美味的人，不给他饭吃，或者只给鱼吃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同一个道理，在另一种医学理论里，那些已经不会抗拒药品的人们，药剂对他的病情就起不到任何有利作用了。难以下咽是促使药剂实现功能的最初条件。如果让已经可以熟练操作大黄的土著人使用大黄，那会是多么浪费啊。胃痛就得依靠胃药来治疗。我们可以用非常普遍的一条规律来概括：以毒才能攻毒，任何食物都有它的克星。
古代也曾有过类似的记载。当时，人们预想用杀戮和屠杀来祭拜天地众神。这是非常普遍的做法，在宗教世界里尤其受欢迎。远在我们祖先生活的年代，阿穆拉攻占希腊科林斯城时，就曾残忍地杀害六百名希腊青年，目的只是让这些青年的尸体充当死者赎罪的祭品，以此祭奠其父的亡灵。现在探索家们所发现的新大陆，同我们已经利用的旧陆地相比，仍旧是一张纯洁无瑕的白纸。在那里，这样的做法非常盛行。有许多危言耸听的传言：他们的崇拜者一并都曾经浸透人血。他们不仅将人活活烧死，甚至还会在烧的过程中又将他们解剖，在大火中取肠挖肺。更多的人包括妇女，都会被他们活剥，血淋淋的人皮就当作他们制衣服的布料，或是为人们制作面具。其中并非全都是卑躬屈膝的人，那些已经生儿育女的长辈或是懂事的儿童，都会特别要求他们先奉献牺牲，并还要一边欢快地跳着舞唱着歌，一边奔往屠宰场。费尔南德·科尔泰就曾听墨西哥国王的使臣们说过他们是如何夸奖国王的伟大，他所拥有的三十位封臣，又是如何可以独自召集十万名步兵；他所居住的宫殿，又是世界上最奢华、最牢不可摧的；每年他都会向中西安门提供五万人作为供奉。这一点是事实，他们同个别强大的邻国挑衅，不仅仅只是为了锻炼其士兵，其最主要的目的还是给战俘提供牺牲的机会。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城镇，他们只是为了迎接上述所说的科尔泰，就毫不犹豫地屠杀五十个人。更夸张的是，被他击败的很多民族，战后都会向他表示感谢甚至祈求同盟。使者们给他带来三件贡品，说道：“崇高的主啊，倘若你是嗜血食肉的残暴天主，那么这里有五名奴仆，请你吃掉他们吧，之后我会源源不断地向您供奉；倘若你是宅心仁厚的天神，那么请你收下我们的乳香和羽毛；若你是普通常人，就请收下我们的果品与鸟儿。”
生而为人，只是经过这个世间
蒙田
针对推理与学问这两种能力，即便我们有意给予其最大的信任，我们也不足以抵达行为的极限，我们的灵魂还须历经现实的考验和实践的锻炼，才能够坦然面对人生的艰辛历程；否则的话，一旦遭遇某种突发事件，我们的灵魂就会束手无策，无以应对。因此，试图取得更大成就的哲学家们，就不甘于躲在和平的庇护下等待命运的威逼，担心万一命途多舛，在这场人生战斗中，自己不过只是个经验匮乏的新手。他们越过事物的步伐，走在前面，主动迎接挑战和困难。有些人舍弃万贯家财，甘愿过清贫的日子，有些人节衣缩食，给别人做苦工，磨炼自己吃苦的意志。甚至还有人为了避免自己的意志和灵魂被声色犬马所腐化，甘愿舍弃最宝贵的身体器官，譬如眼睛、生殖器，等等。人的一生中，需要完成的最伟大的事业，就是死亡，对此我们却做不到身体力行。经验和习惯能够给人以磨炼，要他承受得起各种各样的痛苦，贫困、耻辱、病痛或其他厄运；然而，唯独只能经历一次，每个人在经历之时也都是新手——这就是死亡。
古人十分善于利用时间，对死亡充满兴趣，甚至一度尝试去体验死亡的滋味，他们全神贯注地研究死亡的旅途究竟是何般模样；可是，我们却没能等到他们归来的踪影，没法听到他们带回来的消息：
没有人在冰冷的死亡中安息后还能苏醒过来。
——卢卡努
凯尤斯·朱利乌斯，这位稳重崇高的罗马贵族，在得知恶魔卡利古拉将他定为死罪后，他所表现出的那种不屈不挠着实令人折服。在刽子手即将对他行刑之时，他的某个哲学家朋友问他：“凯尤斯，您能感觉到您的灵魂吗？此刻它怎么样了？它在做些什么？在想些什么？”他答道：“我的头脑正专心致志地做准备，毫不分神；在这种转瞬即逝的死亡瞬间，我是否能看见灵魂出窍的那一幕，我的灵魂是否对之后的事有所感觉，若我能感知这一切，以后还有回来的可能，我会向我的朋友讲述这一切。”这个人对死亡的探讨至死都还在进行哲学研究。在这种严肃的重要关头，还能有思考其他问题的闲情逸致，将死亡作为终身课题，还有比这更勇敢、更自信、更值得骄傲的吗？
咽气时他还在支配自己的灵魂。
——卢卡努
但是，至今我都认为，一定有某种办法可以去体验死亡，甚至习惯死亡。我们可以尝试一些实验，即便很难做到完美且全面，但还不至于毫无用处——至少能让我们获得更多的自信，变得更加坚强。倘若无法亲自投身于死亡，至少能接近死亡，认识死亡；倘若无法进入死亡的国度，至少能看见甚至踏上通往死亡之国的大路。有人建议我们可以多观察人的睡眠状况，这的确不无道理，因为睡眠与死亡在某种程度上存有相似之处。
对我们而言，从清醒进入睡眠是多么容易！失去光明、失去自我，又有多么不在意！
让我们丧失行动力和感知觉，这正是睡眠的功能，看起来似乎是违背自然法则的，毫无任何好意，除非是自然在以此方法向我们证明它造物主的身份，让我们知道，自然是一切的创造者，生也如此，死亦如此；一旦我们被赋予生命，自然就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此生之后的不朽状态，并向我们展现出来，以此避免我们产生某种恐惧心理，让我们尽早习惯这一切。
然而，就我看来，那些因遭遇突发事件而大受刺激，瞬间丧失知觉或突然心力衰竭的人，他们借此机会已经靠近了死亡的真相；在这转瞬即逝的过渡期，我们没有时间停下来细细品味，所以也不必担心有什么艰难或不快。痛苦是需要时间来感知的，死亡的瞬间如此短暂疾速，根本不容我们去感知痛苦的存在。我们唯一能体验到的，也是唯一畏惧的，就是走向死亡。
许多事物在想象中都要比现实中更夸张一些。在我的生命中，大部分时间还比较健康；甚至可以说是活力四射，精神焕发。在这种朝气蓬勃和乐观状态下，一想起疾病可能来临，我便不寒而栗。而当疾病真的降临于我，再回想起过去的那种畏惧，病痛显然就不足挂齿了。
每天我都会有这种感觉：倘若在某一个夜晚，我身处一间温暖舒适的房间里，屋外雷鸣电闪风雨交加，我就会不自觉地担忧起那些孤身野外的人；若我自己也遭遇风暴的侵袭，那我绝不愿再去其他什么地方。
我似乎并不能忍受日日夜夜独居一室，足不出户；倘若不得已要闭关一周或者一个月的时间，变得无精打采，萎靡颓废，我会发现自己在健康时对病人的同情，要远远胜于自己也在生病的时候；我在生病时，只会同情自己；在想象力的作用下，事情的本来面目会被夸大一倍。对于死亡，我希望我的想象力也能发挥这样的功能，让我不至于为此而大惊小怪，被死亡的恐惧彻底打垮；不管怎样，我们也不会让事情变得容易多少。
不记得是在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宗教战争期间，有一次，我去往离家一里地之外的地方。那时法国爆发内战，我的住所正处于兵荒马乱的地带，但我并没觉得离家不远的地方会有什么危险，所以并没有特意携带什么武器披肩挂甲，只是顺手牵上一匹不算精壮但却容易驾驭的马。然而，回来的路上却发生了一点状况，我的马儿并不好对付，完全让我束手无策；我有一位身强力壮的仆人，他骑着一匹深棕色的骏马，没想那马儿更是生性暴烈，横冲直撞，完全不听他使唤；这个仆人与马儿较上劲来，硬要逞强，冲出同伴的队伍，策马朝我这条小路疾奔过来，如巨人一般直将我和我的小马儿撞倒在地；我整个人飞出去十几步远，身上皮开肉绽，整个人仰面朝天昏死过去，我的马儿也被撞翻，倒在地上呻吟不已；我手中的宝剑也飞出十步以外，皮带也已断裂，浑身上下全无知觉，无法动弹，同一桩木头没什么两样。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昏迷，也是唯一一次。我的同伴想尽办法试图让我醒过来，结果都没能成功，就以为我死了，花费不少力气把我从半里外抱回了家。
就这样，整整两个小时，我被人当成死人来看待；后来在路途中，我开始呼吸，身体也蠕动起来；我的胃部淤积了太多的血，所以体力被调动起来，压迫我吐了一口血。他们把我扶起来，就这样在路上来回折腾，我整整吐了一罐子的鲜血。之后，我的生命力也稍稍有所恢复。但是至此往后，我内心最原始的情感，似乎并不像之前那样接近生命，反倒离死亡要近得多。
因为灵魂尚未找到回归之路，惊慌失措，飘忽不定。
——塔索
这一回忆是如此深刻，铭记于心，我似乎已经触摸到了死亡的脸孔，认识到死亡的真相，往后再碰见它，便不再觉得太突兀和生疏。当我接触死亡的目光时，我的视线开始变得暗淡、模糊、虚弱，只能辨别出光线来，除此以外别无他物。
眼睛忽而张开，忽而紧闭，人站在睡眠与清醒的半道上。
——塔索
灵魂会与肉体做出同样的反应。我瞥见自己满身鲜血，大氅上也全是我吐的鲜血。我最先想到的是我的脑袋中了枪；的确，在我身边有几个人打出了几枪。我感觉到我的嘴唇已经让我的灵魂命悬一线；我缓慢地闭上双眼，仿佛正帮着那股力量将生命推出我的体外，懒散地享受着生命的逝去。你会感觉到灵魂与想象飘浮空中，同肉体其他部分一样纤弱温柔，实际上并没有痛苦难忍的感觉，反倒让你有种缓缓入睡的舒适感。
人在愈渐衰弱的弥留之际也处于这种状态当中，对这一点我毫无怀疑；我还认为，平日里我们认为他们的身体痛不欲生或灵魂极度不安，并因此对他们心生怜悯，这也是没什么道理可言的。无论埃蒂纳·德·拉·博艾迪怎么认为，我的观点也向来如此，绝不改变。我们亲眼目睹有的人昏倒在地，不省人事，已经濒临死亡的边缘，或者常年卧病在床，或者突发中风，或者年迈衰竭，经常一名病人抵不住病魔的暴力，像遭受雷殛，在我们的眼前倒下；他口吐白沫，痛苦呻吟，四肢痉搐；他谵妄，肌肉抽挛，挣扎，喘气，在全身乱颤中衰竭。
——卢克莱修
或者头部遭遇重创，我们亲耳听到他们的痛苦呻吟，唉声叹气，哀怨刺耳，认为这些声音和举止正是他们身体的反应；我也会认为，不管是他们的灵魂还是躯体，都已陷入了昏迷之中。
他活着，但是他本人意识不到自己活着。
——奥维德
我无法相信，当一个人的身体和感知遭受如此重创，受到这样的摧残后，他的灵魂中自我感觉的能量还能保留下来；我也无法相信，他们的理智还能幸存下来，还有机会去感知痛苦，感知如此悲惨的境遇，所以，在我看来，他们没什么值得同情的。
人的灵魂痛苦至极，却又无从宣泄无以表达，世上还有什么事比这更让人恐惧、更觉得难受吗？这正如我说过的，那些跪在行刑台上被割了舌头的人，一脸严肃且呆滞的表情，又只能沉默不语，这简直就是一幅最形象的死亡之图。这些可怜的囚犯们，被这个时代最凶狠残暴的刽子手士兵反复折磨，忍受五花八门的残酷苦刑，屈服于骇人听闻的威逼敲诈，而与此同时，出于他们那种身份和地位的顾虑，对受尽苦难的痛楚却无从表露，所有的思想也没有表达的出口。
诗人却创造了一些神，给那些慢慢死去的人说出心里的想法，遵照神的旨意，我把这根神圣的头发带给普路托，我让你摆脱你的躯体。
——维吉尔
逼供者贴着他们的耳朵大呼大叫，声音震耳欲聋；他们不得已做出几声断断续续的回答，发出一些短促的声音，被逼做出类似于招供的动作，这都不足以表明他们仍旧拥有生命，至少不能说是拥有完整的生命。当我们站在昏睡的入口处，四周一切都宛若梦中，看不见也听不清，所有的画面朦朦胧胧，声音缥缈不定，在无意中喃喃自语，仿佛徘徊在灵魂的边缘；而且，别人在耳边说的最后几句话，即便是做了回答，那也多半是胡诌乱语，真正有意义的没两句。
此刻即便我有了一些经验，但我也坚信，那时我所做出的判断是错误的。第一，昏倒的那一刻我拼命用指甲撕烂我的贴身衣（紧身衣和盔甲早已凌乱不堪），记忆中似乎也并无丝毫疼痛感，因为做出的许多肢体动作并非源于大脑发出的指令。
半死不活时，手指痉挛抽动，抓住了那把剑。
——维吉尔
跌倒的人在着地前必会先伸出双臂，这是本性使然，是一种本能反应，表明人的肢体动作有时并不处于理性的控制之下，而自动自发地配合一致。
也有报告声称，战场上被刀剑斩断的四肢，散落在地仍旧抽动几下，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以至于灵魂和躯体尚未来得及感知痛苦和伤害。
——卢克莱修
我的胃里慢慢地充斥着淤血，双手不自觉地轻抚着腹部，不受任何理性控制，像在挠痒一般。有些动物丧命之后，我们还能看见它们的肌肉在抽动或伸缩，甚至在人身上也不例外。我想每个人都有过这种经历：有的身体部分偶尔会不受控制的抖动、举起或放下。这些动作不能被称为我们真正的举动，它只是流于表面，处在理性的范围之外；动作之所以能成为我们真正的举动，就必须要让思想和行为协调一致，全身心地投入进去；睡眠期间手脚感受到的痛，就不能称之为我们的痛。
我还未抵达家中，我从马背上摔下来的消息就已先我而去。离家不远处的地方，我看见我的家人奔过来迎接我，一个个惊慌失措，大呼小叫的。后来他们告诉我，我不仅仅回答了别人的问话，看到妻子步履踉跄地在崎岖不平的小路上朝我奔过来，还说要给她备一匹马。这些看起来好像是头脑清醒的人才会顾虑到的，而我压根就算不上清醒。实际上，这些想法是飘忽的，是无意识的，并非是我的理性发出的指令，而是由耳目的感知觉自发引起的。我并不清楚自己发生了什么，从哪里来，去往哪里，也没办法仔细斟酌别人的话语。这像是出于习惯而做出的举动，只是一种由感觉而引发的轻微反应；宛如在梦境中，只留下一抹浅浅的、水一般的痕迹，灵魂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
不过，实际上我的心情并没有丝毫的跌宕起伏，我不为自己惋惜，也不因他人难过；这是一种疲惫至极的状态，一种极度的虚弱，但不掺杂一丝痛苦。我的房屋映入我的眼帘，但我不认识它。别人放下我，让我躺在床上时，我感觉到一种极为甜蜜的舒适感，感到我开始了一次最美好的休息；这些可怜人儿把我折磨得够累，我就这样被他们抬得走了不近的路，一路上坑坑洼洼，他们轮番换了两三次手，才大费周章地把我给折腾回来。
他们不断给我送上许多药丸，我却通通拒绝，我固执地认为头部遭受了致命创伤。说心里话，我觉得这种死法还是比较幸福的；因为身体的极度虚弱让我感知不到一切痛苦，而理智的受损也让我不用对任何事情斟酌判断。我任由自己飘飘然，在迷糊的意志下怡然自得地晃荡，觉得没有任何状态比现在这样更轻柔、更舒服了。两三小时后，我的力气渐渐恢复，我的灵魂也回到了我的身体内，终于，我感觉活力重新回到我的身上。
——奥维德
我又活了过来，而此时，我立刻回想到从马背上坠落的痛苦，记起跌倒在地、四肢挫裂时的苦不堪言，而接下来的几个夜晚，我都被这种感觉折磨得难以入睡，仿佛又死了一次，但这一次却没能死得那么舒适宁静，现在回想起来，那些辗转反侧的画面还历历在目。
我并不想忘记这一切，对这桩事故的回忆就是我所能记得的最后一件事了；在我的意识清醒之前，我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事情是何时发生的，等等，这些都要别人不断地重复提醒我；而关于我是如何摔下马的，他们将事实隐藏了起来，另外编了个故事，为了包庇那个撞倒我的倒霉鬼。然而，就在第二天，我的意识渐渐清醒，记忆开始恢复，我的脑海里渐渐浮起了那匹马撞倒我时的情形（我看见那匹马儿紧跟着自己撞过来，以为自己已经没命了，这种想法突如而至，以至根本没时间去感受害怕），这就仿佛一道闪电突然击中了我，整个灵魂都会为之一颤，好像我来自于另一个世界一样。
不过，就算我记起这件事也没什么意义，它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只是让我从中获得自己想要的体会。实际上，在我看来，要想习惯死亡，就必须最大限度地靠近死亡。普林尼说过，每个人都能从自己身上学习到某些收获，他只需要就近观察。这里我们并不是在谈我的学识，而是说我的研究；这并非是给别人讲了什么道理，而是让我自己学到了某些知识。
我写下了我学到的这些知识，我想，我不会被人们责难。某些知识对我有用，我想对别人可能也会有用。我也没有破坏或践踏什么东西，我只是将自己的东西利用起来。倘若我是在做蠢事，那么唯一伤害到的也就只是我自己，毫不影响他人的利益。因为，我心中仅存的一点念想和奢望就在于此，事情已经过去了，也无须在意后果。我们都清楚，古人中曾在这方面摸索探究过的也寥寥无几。除了他们的名字以外，我们对其他也一无所知，无法判断我这次的体验是否与他们的相似。自那时起，也没有人再追随他们的脚步而去。细想一番，捕捉飘忽不定的灵魂，探出漆黑一片的心灵空间，抓取闪烁不断的细微瞬间，这种尝试的确比表面上看起来复杂得多，也棘手得多。当然，从某一方面来说，这也是种不同寻常的新颖的消遣方式，让我们从平日里忙碌不已的工作中解脱——的确，甚至让我们放下迫切要完成的任务，先关注起它来。有几年的时间，我所研究和检验的对象只是我自己，我的目标也只在于我自己的思想；倘若我研究别的事，那也只是为了在自己身上验证——更精确地说，是在自己的心中检验它。我认为这种做法不会错，就像在许多不进行比较就无法彰显出其作用的学识中，我将自己的习得完全展示出来，即便此刻取得的成果并不能让我满意。与所有其他的描述比起来，自我描述明显要更困难，不过也更具意义。一个人必须要对着镜子仔细端详，梳妆打扮一番，才肯出门。我反复地自我描绘，也不断地修饰装点自己。炫耀总是与自我吹嘘结伴而行，难免令人反感生厌，出于习惯，高声谈论自己历来都被视为一种恶习，遭人鄙夷。
给孩子擤鼻涕，结果却拧坏了他的鼻子。怕犯错，却犯下罪恶。
在我看来，这一药剂的弊端远远大于益处。然而，若你在人前谈论自己，必定会被视为自大狂妄；对我来说，以我的总体计划为依据，我不会隐瞒自己内心的一种病态品质，也不会掩饰我在工作中和生活习惯上存在的这种缺点。不管怎样，如果要我谈谈自己的看法，我会说，因为喝醉了酒而指责酒的不是，这是不合理的行为。
有这样一条规则——人只会对好的东西毫不节制——这仅仅只针对酗酒。拿绳子来是套牛用的，我们知道的那些滔滔不绝的圣贤，那些神学家和哲人，他们从不会用以捆绑自己。
即便很难说清楚我属于哪类人，但我也不需要绳子。他们只是尚未谈及自己，只要时机成熟，他们就会毫不迟疑地将自己展现于众目睽睽之下。苏格拉底有没有谈什么超过谈他自己？他教导学生谈论的内容，有没有超过谈论他们自己？当然没有，他们并不谈论书本上的知识，而只探讨他们灵魂深处的骚动和心灵暗藏的本质。我们在上帝和牧师面前，虔诚地谈论自己，反省和忏悔自己的行为，而新教徒则当着众人的面开诚布公地谈论自己。不过，也会有人说，他们只谈及自己犯过的错误。我们的谈论没有任何限制，美德也会谈，因为即便是再高贵的品质也会有缺憾，也需要反省忏悔。
我的工作就在于生活，它是我追求的艺术。谁阻止我凭借自己的感觉、习惯和经验去谈论生活，仿佛他在要求一位建筑师听从邻居的建议，而不是凭借自己的见解和知识来谈论建筑一样。倘若谈论自己就代表自大，那么西塞罗和霍尔坦西厄斯，又都虚心地称对方的辩才比自己要好，这又作何解释？
或许他们希望我不要大谈空话，而是拿出自己的行动和作品来做出证明。但我所描述的，主要是一种虚无的非实物——我的思想——无形无体，这很难付诸于言语的描绘，更别说用行动表达了。许多圣贤之人在生命中并没留下什么丰功伟绩，而我留下的显著事迹，就在于我对命运的探讨要多于我对自己的谈论。它们所证明的是各自的价值，而并非是我的价值，即便偶然起到些作用，那也只是个暂时的特例。我将自己赤裸裸地展现给众人：这纯粹就是一具骷髅，血管静脉根根分明，肌肉骨骼一目了然，每一个器官都在它对应的位置上。咳嗽一下，对应的那部分身体就做出反应，心跳和面色苍白又对应着各自的身体部位，模模糊糊地显示出来。
我并非要在这里描写我的动作举止，我所要说的，是我自身以及我的本质。我认为，在谈论自己时要严谨慎重，提供论证时要认真仔细，无论褒扬或贬低，都应同等对待。我认为自己有智慧、心地善良，我就会大声说出来；故意少说，或者不说，这并非是谦虚，而是愚蠢。亚里士多德说过，低估自己是怯懦和吝啬。虚伪成不了美德；真实从来不是错误。高估自己，并不总意味着自负，多半还是出于愚蠢。过分沾沾自喜，不恰当地自怜自恋，按我的看法，才是这种恶习的本质。
如何改善自恋这个恶习？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反其道而行，意思就是，说话尽量不要谈论到自己身上来，更不要想到自己。思维中的骄傲是不可估量的，语言的作用其实十分微不足道。有些人会认为，独自过日子无异于孤芳自赏，自思自量也是自恋的行为。这样的评价其实还很中肯。但这只是针对那些对自己要求甚低，靠整日的幻想和懒散而满足的人，还有事后聪明的人与自我膨胀和向往空中楼阁的人：总而言之，自恋就是把自己看作不同于自己的第三者。
如果有谁陶醉在自我中无法自拔，又贬低别人，那么请让他把眼光放到几千年之前的历史上，那些杰出又优秀的英雄豪杰会让他羞得无地自容。倘若他把自己当作英勇善战的人，那就让他读读两位西庇阿的传记和那些军队与民族英雄的历史，他会觉得自己离英勇相差甚远。一个人不是只拥有一种品质就能够让人踌躇满志，他还必须同时记得自身的弱点和缺陷，最后还不要忘记人生只是一场虚妄的梦。
只有苏格拉底曾经严肃探究过上帝的教诲——人要自知。只有通过这样的研究才会发现，能接受自己对自己的批评和贬低，才称得上是贤人。也只有勇敢地剖析自己，才能算作自知。
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设计师
培根
毋庸置疑，外在的偶然因素会影响人的命运，如相貌、时机、别人的死亡和施展才能的机会等，但人的命运最终还是掌控在自己的手中。所以，有个诗人说：“每一个人都是他命运的设计师。”
上述的外在原因如果总是经常出现的话，这便是某个人所做的愚蠢事情，因为它只是造成了另外一个人的时运。众所周知，最快捷的成功就是趁着他人的出错而获得的成功，“蛇必须吞噬其他的蛇才能成长为巨龙”。有些优点的确显而易见，值得每个知晓它的人的称赞；但是一个人隐蔽的长处或者一个人表现自己的有效方式，往往才是一个人获胜的关键法宝。这些方式无法进行准确的描述，更不能相互传播，也许西班牙字眼Disemboltura可以大概探个究竟：只要一个人没有褊狭的观念，并且待人处世的态度端正，他头脑中前进的方向才能和命运之轮的前进方向一致，并同时起步。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李维在形容加图时虽然说：“这个人的体魄强健，心智成熟，因此无论他出生在哪个家庭都会有较好的时运。”但是，他最后还是发现这个人具有“灵性”。所以，只要一个人睁大眼睛仔细观察，就能看到命运女神的踪影；虽然命运女神的一双眼睛被蒙住，但是她还是有自己的行踪的。
命运的轨迹就像是天上的银河，无数的星星聚集在一起组成了银河，但是看上去银河不是分散的星星点点，而是一条完整的光带；同样的道理，促使一个人有较好的时运也是由于他身上的小小的优点或长处，或者说是一些好的习惯和能力。
人们对于其中的奥妙是想象不到的，但是意大利人却可以洞察其中的天机。当意大利人谈论一个几乎很少出差错的幸运儿时，他们一般会说一句：“这个人倒是会几分装聋作哑。”而人人都熟知的，常常使人走运的习性不外乎两种：一是少几分真诚朴素，二是会几分装聋作哑。由此可以看出，那些最为忠君爱国的人很少走运，而且永远不会走运，因为一个人连自我都不考虑的话，他必然不会只顾自己的利益。很容易就会得到的幸运，仅仅造就了一批鲁莽汉和冒险家；但是经过千辛万苦才换来的幸运，却可以成就杰出的人才。
幸运就其本身来说，是应该受到人们的尊敬和崇尚的，即便仅仅是出于尊重她的两个女儿——“自信”和“声誉”。自信一直留存在幸运的人心中，而声誉则保留在知晓幸运者的那些人的心里。智慧的人为了防止他人嫉妒自己的优点，总是习惯于把自己的长处归因于上帝和命运之神，这样他们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优势了。
另外，神灵的保佑也使得他们的不凡之处得以展现。于是，恺撒曾经在暴风雨中对舵工说：“你的船不仅载着我，还载着我的运气。”所以，苏拉宁可把自己称为“幸运的苏拉”而不是“伟大的苏拉”。并且历代的人们都观察到，凡是过分把自己的成就归因于自身的聪明才智的人，最后的结局都很不幸。
据史书记载，雅典将军提谟修斯每次做政府述职时，总是喜欢说一句：“这次胜利绝不是仅仅依靠运气。”结果后来他没有建过更伟大的功勋。毋庸置疑，有些人的运气如同荷马的诗歌那样，而荷马的诗歌比其他人的都要顺畅；普鲁塔克在把阿偈西劳和伊巴密浓达的运气与提摩列昂的运气作比较的时候，就使用了这个比喻；人与人的运气不同，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是运气也取决于每个人自身，这一点也是明白无误的。
成熟比成功更重要
桃乐丝
我的小女儿唐娜·戴尔刚学会走路的时候，有一天，她搬了一把小椅子到厨房里，想垫在脚下爬到冰箱上去，我赶紧跑过去，准备扶住她，但已来不及，她连椅子一起翻倒在地。我抱起她安慰，她却狠狠地踢了一脚椅子，很生气地骂道：“破椅子，都怨你！”
实际上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幼儿比较任性，明明自己出错却喜欢迁怒于没有生命的东西或是一旁无辜的人，甚至认为这很正常。
可是，如果成年人也像幼儿一样，那可就会引来各种烦恼。古往今来，把自己失败的原因归结于他人的事屡见不鲜。就连亚当也把自己的过错怨在夏娃身上：“是这个女人引诱了我，才使我食了禁果。”
成熟的首要前提是勇于承担责任。我们早已超过了跌倒后责怪椅子的年龄，应该直面现实，对自己负完全责任。
当然，这样做也许并不容易。责怪我们的父母、领导、长辈、境遇、老公、爱妻、儿女则相对容易，若有可能的话，我们甚至会责怪祖先、国家，此外还有一个最好的借口，责怪命运的不公正。
不够成熟的人总能为他们的失误或者懒惰找到借口——的确如此，所有借口都来自他们自身之外——他们的童年过于荒疏；他们的家人过于贫寒或是太富裕，他们被管的太过严苛或者缺乏管教；他们丧失了受教育的机会；他们身体不好、饱受疾病的摧残，等等。
他（她）们埋怨老婆（老公）不了解自己，认为命运之神捉弄了自己，他的运气太坏，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与他找别扭。其实他们是为了开脱自己而编造借口，而不是直面困难，解决问题。
有的父母会因为子女的记忆力太糟糕而责怪他们，但这还算微末之事。从脱发这样的问题到现实中遭遇的各种挫折，把一切都归咎于父母，似乎成了某些人的最佳借口。有一位女孩，她曾谈到母亲对自己生活的影响力：她刚一出生，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就成了年轻的寡妇，但是母亲没有被生活击倒，而是通过自己的奋斗创立了一家企业，后来成为一名成功的实业家。在这样的母亲庇荫之下，她享尽呵护，备受疼爱，而且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但是，这也成了她的借口，因为她要为此承受巨大压力——那就是她母亲的成功！
这个女孩说，她从青少年时期就生活在阴影里，因为她觉得自己是在与母亲“竞争”。她的母亲却对此完全无法理解：“多年来，我努力地工作，就是为了让她拥有良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不料却成了她的包袱！”如果换成我，我一定要给着女孩好好教训一顿，可惜我不是她的母亲。乔治·华盛顿也出身于良好的家境，受过扎实的教育，但他却成了美国的第一任总统。我们从未听说过家庭给了他包袱。
我们再来看一个相反的例子，亚伯拉罕·林肯出身贫困的家庭，但是他却超越了环境的影响。林肯从不埋怨他人，1864年，他在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我要—对美国人民，对主，对历史，乃至对上帝—负责。”这是人类所发出的言论中，最勇毅的声明。若不能以此胆魄为上帝和人类担当，我们就不能说自己成熟。
为了躲避自己的错误、责任，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选择去看心理医生，躺在舒服的长椅上，谈自己变成这种状态的原委。当然了，这样做是十分奢侈的。
如果有人告诉你：“你所有的问题都源自童年时对保姆的依赖，或者母亲对你控制力过强，又或者父亲对你管教太严。”你听了一定觉得说到了心坎上，肯定会去请心理医生治疗—当然，除非你不担忧巨额的诊疗费，你就一生都赖此生活吧。总之，这是一个极好的借口。
精神病学似乎为成年人的推卸责任找到了合理借口，而人们恰好需要这样的解释，这样所有问题都可以归咎与外部的原因了。
早期热衷于占星术的人们经常以星座为借口—“我的星座简直糟透了，”或“我的星座对我的生活没有帮助”—16世纪的时候，这种借口曾经十分流行。
剧作家莎士比亚早就看透了这种把戏，他在《恺撒大帝》中借卡西阿斯的嘴巴宣布：“我亲爱的布鲁特斯，我们的星座并无问题，是我们自己使自己卑微。”
英国历史上的都铎王朝有一个奇怪的传统，王子犯了错不能直接接受惩罚，而是由“替罪男孩”当替身受过。少年时代的王子不管如何顽劣，都不能接受鞭笞，于是花钱雇来一个小孩，代王子受过。不论是责骂或鞭笞，王子都不会损一丝一毫。当时，有不少人渴望获得这一身份，因为薪酬极为丰厚，还有进入上流社会的机遇和可能。
王子的替罪羊这一传统早已消失在了历史的深处。但不成熟的人们，仍然企图寻找一个心理上的替罪羊。如果他们没有找到合适目标，就会迁怒于无辜的人，乃至归罪于社会，说现代生活是病态的，给不了安全感，或者说这个世界太过混乱，总之，他总会给自己一个借口，来安慰自己。前一段时间，我和一个颇有艺术造诣的朋友去参观一个艺术展出。在一幅前卫作品面前，无知的我对一幅作品擅加评论说“我的女儿才3岁，也画的比这好看多了。假若这能算是艺术，那每个人都可以当艺术家”。
我的朋友反驳我说：“这描绘的是精神方面的困扰！反映的是原子时代人们内心的不安和痛苦！”
是啊，任何失去了才气的画家都可以拿原子时代当借口。
但有一点可以确认：如果原子时代带给人类的是美好愿景和成就，而非反面的影响，那么一个坚定而成熟的人，一定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才是时代的英雄。
一个渴求成熟的人，必须铭记：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勇于担当。不找为自己找借口！
只生欢喜不生愁
林语堂
这里让我们来讨论这种所谓心灵和精神的高等欢乐，究竟它们和我们的情感（不是智能）有什么关系，它们的关系达到何种程度。谈到这件事，我们就不期然提出以下的问题，这些有别于高等欢乐的下等情感欢乐，究竟是什么东西？它们是否是同样东西的一部分，生于情感而又回到情感？它们是否和情感是难于分解的？当我们研究到这些较高的心灵欢乐时——文学、艺术、宗教、哲学——我们发现，智能比之情感和感觉实占着较为无关重要的地位。一幅美丽的图画，它的功用，只是使我们回想到一片真的风景或是一个美丽可喜的面貌，因而生出一种情欲的欢乐，此外可还有什么作用？文学也只是重作一幅人生的图画，表现它的环境和色彩，表现草地的香味和都市中沟渠的臭味，此外，可还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大抵都有一个观念，认为一部小说必须要描写出真实的角色和真实的情感，才近于真正文学的水准。如果一本书的描写脱离了人生，或只把人生做了一个平淡的解剖，那便不是真正的文学。一本书越有真实的人性，也便越是好文学。如果一本小说只淡淡地分析一下，而不把人生的甜酸苦辣描写出来，怎能引得起读者的兴趣呢？
关于其他的东西，例如诗歌，那不过是渲染着情感的真理；音乐，是无字的情感；宗教，是由幻象中表现的智慧。诗歌之基于音韵及真理的情感，正如绘画之基于色觉及视觉一样。音乐全然是情感，决用不着那种运用智能所必须的语言。音乐不但能表现牛铃，繁闹的鱼市场以及战场上的声响，并且能表现花朵的美妙，波浪的澎湃起伏，月光的幽丽恬静。但如果要越出感觉的界线，而想表达一个哲学的观念时，我们可说它是没落的，它是一个没落世界的产物。
那么宗教的衰落可也就是由于理智的本身而开始？桑塔耶纳曾说，宗教衰落是由于推理过多：“不幸，这种宗教历来已不是在幻象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而只变成了推理过多的迷信。”宗教的衰落，就是由于迂腐太过，以及由于信条、公式、学说和谢罪文的树立所致。如果要使我们的信仰变成愈加正当合理的东西，一定以为我们是对的，那么我们将愈加变得不虔敬了。各种宗教相信只有它自己所发现的才是惟一的真理，因之，都成为褊狭的宗派，也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认为愈是信仰我们是合理的，便愈发变得褊狭，这就是目下一切宗教派别的同一现象。因此宗教慢慢地和私人生活上最可憎的偏执仄狭、自私的心理发生了关系。这种宗教造成了个人的自私，不但卑视其他的宗教，并且使宗教的信仰变成了他自己和上帝的私人契约。在这契约下，乙方颂赞着甲方，终日地在唱着圣诗，祷祝甲方的名字，而甲方为报答起见，也将要拿较给旁人更多的福降给乙方，较给别家更多的福降给乙方的家庭。因此我们所看见的那些按时上礼拜堂最“虔诚”的老太太，都是自私自利的。结果，那种自以为正当的意识，那种自以为发现了惟一的真理，便代替了产生宗教的更微妙的情感了。
我觉得艺术、诗歌和宗教的存在，其目的，是辅助我们恢复新鲜的视觉，恢复富于感情的吸引力，和一种更健全的人生意识。我们正需要它们，因为当我们上了年纪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将逐渐麻木，对于痛苦、冤屈和残酷的情感将变为冷淡，我们的人生想象，也因过于注意冷酷和琐碎的现实生活而变成弯曲了。现在幸亏还有几个大诗人和艺术家，他们的那种敏锐的感觉，那种美妙的情感反应，和那种新奇的想象还没有失掉，还可以行使他们的天职来维持我们道德上的良知，好比拿一面镜子来照我们已经迟钝了的想象，使枯竭的神经兴奋起来。这样说来，艺术应该是一种讽刺文学，对我们麻木了的情感、死气沉沉的思想和不自然的生活下的一种警告。它教我们在矫饰的世界里保持着朴实真挚。它应该可以使我们回复到健康幸福的生活，使我们从过分智能活动所产生的昏热中恢复过来。它应该可以使我们的感觉重变敏锐，重使我们的理性和本有的天性发生联系，恢复原有的本性，把那脱离生活中已毁坏的部分收集起来，重变成一个整体。如果我们在世界里有了知识而不能了解，有了批评而不能欣赏，有了美而没有爱，有了真理而缺少热情，有了公义而缺乏慈悲，有了礼貌而一无温暖的心，这种世界将成为一个多么可怜的世界啊！
讲到哲学这种运用着卓越的、精神的东西，其危险比我们失去生命本身的感觉更大。我晓得这种智能上的乐趣包括写一个很长的数学方程式，或是去发现宇宙间的一个大体系这类事情。这种发现或许是一切智能欢乐中的最单纯的欢乐，但是在我看来，反不如去吃一顿丰盛的餐食来得开心。第一，这种意念本身可说就是一个畸形产物，即是我们心智活动的副产物，它确实令人愉快，因为它是不费钱的，但无论如何它对我们总好像在生活上不大需要。这种智能上的喜悦，充其量，也只是和猜着了纵横字谜（Crossword puzzle）的喜悦一样；第二，哲学家在这时大都是会欺瞒自己，和这个抽象的完美发生爱情，幻想这世界上有一样比现实本身所能证明的更为伟大合理的完美。这好比是我们把星星画成五个尖角一样讹误——我们把一切东西都幻化成公式的、矫揉造作的、太简单化的东西了。只要我们不太过分，这种对于完善的东西所生的喜悦倒也是好的，不过我们也要晓得许许多多没有发现这个简单样式的图样的人们，他们也是照常快乐的。我们没有这种东西也能生活。所以我情愿同一个黑种的女佣人谈话，而不愿和一位数学大家谈话。她的言语比较具体，笑也笑得较有生气。和她谈话至少对于人类天性可以增长一些知识。我是唯物主义者，所以在无论什么时候总是喜欢猪肉而不喜欢诗歌，宁愿放弃一宗哲学，而获得一片拌着好酱汁的焦黄松脆的精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