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日本·之三 她打死了她的丈夫
讲了陈林菲的事之后，无意识中我就自然而然地修改了另一篇稿子，我并不是说两篇稿子中有什么联系，更不希望如此，但它们毕竟有相同之处。其实，这本书的内容都有其相似之处，只不过，这两篇稿子之间的相似之处更多一点。
我坐的飞机在札幌新千岁机场降落了，我是去札幌的一所监狱，去采访刘丽的——2003年5月，她打死了比她大二十六岁的六十六岁的日本丈夫。我是以书信的方式先与她联系的，我介绍自己，并准备以朋友的身份见她，我希望她能对我说出事件背后的东西，她通过警方爽快地答应了。进了监狱，我不免有些害怕起来，我是第一次见“杀人犯”，其实也是第一次走进监狱，好在这所监狱比较卫生、安静，我也没有听到想象中的声嘶力竭。
我们隔着一个长桌坐下，在警察的视野下开始了第一次谈话。
“你是第一个以朋友的身份来看我的。”她一开始就说，“不过，你没有必要动这样的脑筋，我也会对你什么都说的，我太寂寞，想找人说说话，现在很少有人来看我了，就是出事的那几个月，有警察、检察官、记者密集的提审和采访，他们把事情都搞清楚了，就不来了。”
“我只是想与你聊天。”我说，“你父母和兄弟都没有来过吗？”
“我家在农村，在安徽与湖北交界的大别山区，哪里有钱来啊？”
我仍然仔细端详着她，似乎想找出“杀人犯”特别的地方，然而我没有发现什么，她长得并不凶恶，也不丑陋，当然也不漂亮，头比较小，身体就显得胖了些、大了些。只不过脸显得苍白、细腻，这仅仅是关得过久的原因吧。
“你怎么不说话，你不就是来采访我的吗？我是第一次见到你这样的记者。”她口气中根本就不接受我这位朋友，她迟疑了一下又说，“你说你要做我的朋友，还不如给我带一些东西，我已经厌烦了监狱里的东西。”
“你需要什么，我下次来的时候给你带来。”
“你还会来?”她怀疑地看了我一眼，“如果你要来，你给我带点什么，就算我们做点交易，这里的日子难熬，你把你写的书带一两本给我看，要中文的。”
我的脸红了起来：“我现在是第一次写书，我可以带别人写的书给你。”
她随后开始聊起了她的事，但我还没有明白或者理清头绪，会见的时间就到了，我得走了。
下一次去时，我向警方申请对她进行长时间采访，得到了批准，我才得以走进她的牢房，随即牢门关上，我这才略微体会到了坐监狱的滋味。我给她带去了许多吃的东西和用的东西，包括一些女人用的东西。她对每一件东西都翻来翻去地看，检查是否是新的？是否是不好的便宜货？随后她才把它们仔细放好，坐在了我的旁边，与我谈话了。其间，还重新拿上我送她的镜子，在自己眼前晃动着，才继续与我说话。
我共去了监狱三次，才获得了她较完整的故事。
一、她被她的经理骗了、卖了
她二十岁的那一年，在农村嫁过人，因为没有生孩子，五年后被丈夫抛弃了，离了婚，就与家乡人一起到珠江三角洲打工。她们村里很穷，村里就一条黄泥公路通向大山，下雨就走不得车了。平时，也就只有村里的一个人买的旧“双排座”（汽车）上下，运货、运人，驾驶员的座位下还放着锄头和铲子，遇上路上坑大一点儿，就要下来填，之后再慢慢走，十几公里的路要开上1个小时。所以种出来的东西要是拉出去卖，运费会很贵，东西又卖给谁？拉进村里卖的东西也很贵。那种日子怎么过啊？所以年轻人都去外面打工去了，就剩下年老的人在家种地，一到晚上九点，他们就排在村里唯一的电话旁边，守着在外地的儿女打来的电话。可到外面又能干什么呢？大部分人是在工地上挑抬（东西），或者就是没日没夜地倒菜卖，或者拿着几件质量很差的小东西沿街叫卖，对于女人，做保姆的都算幸运的了。她的运气更好一些，因为念过初中，可以到饭店当服务员。但她打了八年工，都已经三十多岁了，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再结婚。平时她也为自己今后的归宿着急，但不管怎样，她是决不回到农村去的，她死也要死到外面。
她是被“卖”到日本去的，四百五十万日元（不包括她家里收受的一部分钱财）。只不过与拐卖案件不同，她预先知道是到日本当别人的媳妇，知道要嫁给比她大很多的男人，也履行了正常的出境手续，只不过她不知道介绍人向对方要了那么多的钱。一桩普通的国际婚姻，就成了买卖婚姻。
那是1999年7月上旬，广州的天气异常地热。她打工的那家饭店，白天来吃饭的人都很少，仿佛几只苍蝇和蚊子也不是为了混吃混喝才进饭店，而是为了躲避炎热，却也被打死了。
然而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穿西服的日本男人带着一个翻译，却天天来，且是下午一两点钟，人更少的时候来。但引起她们注意的并不是这个原因，不是因为他那样子彬彬有礼，不是因为他随时拿着纸巾擦汗，却始终不肯脱掉西服，而是饭店经理对这位日本人格外热情，像是招待他的亲爹似的——不就是吃顿饭吗？他们一坐下来，就是两小时，经理总要让两三个人轮流给他们服务。也许服务都很难让这个日本人满意，几天下来，饭店三十多位服务员都分别给这个人端过菜、送过水。到了第四天，服务员就固定在四五人了，然而日本人的脾气也大了起来，不仅说话不好听，且总是在训斥她们，她们都默默忍受着。引得厨师和服务员在背后大骂“日本鬼子”、“汉奸”，可人家是有钱人、是客，她们只是打工的。
最后的一两天，就只有她与另外一个服务员了，日本人却也不发什么脾气了，转而通过翻译问她们这，问她们那，都是她们家庭、工作的事。她们已经估计到了什么，只不过日本人一脸严肃，她们只是感觉奇怪，况且留下的两个服务员是年纪较大的——她已经三十四岁了，且不怎么漂亮，他总不会娶她去做老婆吧。
最后一天，就只剩下她为这位日本人服务了。那天，饭店经理也陪同日本人一同用餐。
原来那个日本人叫井上康夫，他是为了给他父亲寻找一个妻子而来的，他认为她比较合适。接着翻译说了他家里的境况。最后问她是否同意。
这件事太突然了，她犹豫了一下说：“我不想去。”其实她是没有心理准备，再说有那么多人在，她又能说什么？
翻译劝她道：“他父亲年纪又不大，还不到五十岁，他家的农场也很大，在日本札幌城区还有很大的一幢别墅，你去又用不着像在这里这样辛苦，去做太太，这样好的机会。”
经理随后半开玩笑地说话了：“你真是傻瓜，如果我是女人，我都会把这饭店卖掉跟他去，可是就算我是女人，也不会有这个机会。你说他为什么会选中你？这说明他父亲不是那种图一时高兴的人，他是要与你好好过日子，这样的人才可靠。”
随后翻译从日本人那里要过了老头的几张相片给她看，她仔细看了，老头看上去不像苍老的样子，很精神的，且给人有些风度的感觉，她问：“这是他最近的照片吗？”
翻译说：“当然是，你看这张照片旁边还写有日期。”
她早已经动心了，这难道不是一个好的归宿？作为一个农村女人，且是一个结过婚的大龄女人，还希望什么？去了实在过不下去，回来就行了，也不见得要损失什么。她当时想得就这样简单。她如果有什么担心，不是担心什么，是她担心自己如果犹豫，让日本人不高兴，他就不来了。她想先答应下来，之后再仔细问一些情况。
然而经理现在倒不急了：“好了，你回去好好想想再答复他，不用急，你先去上班吧。”其实，他也许早已经看出她是同意了的。
之后的事都很顺利，一个星期过后，她、井上康夫和翻译一起去了一次她的家。她在家里很容易地就答应了，只是“试着”提出了一些条件，不过是要一些彩礼钱，井上康夫稍稍犹豫了一下，按要求给了一百万日元。
二、到了日本，她就想回家了
一个月后，她踏上了去日本的旅程。飞机降落后，如每一个中国人一样，当看到四处是汉字夹杂着日本字的地方，她知道自己到了日本，举目无亲的感觉，不安和担忧袭上心来。再后来，坐上新干线和小汽车后，当她看到山坡上的松林、竹子和花园围着的一排白色光亮的房子时，井上康夫就告知她到了，这就是她的家，比她想象的还要好。
只不过，井上康夫没有与她一起把行李搬下车，她就自己搬动了，她曾经就是以此为职业的，她慢慢挪动脚步穿过花园，才把它们放到了门前，这多少让她感觉不快。不过，她想，如果她不搬，会有别人帮助搬的，只不过初次进门，留一个好印象总是必要的。
当她搬完最后一个箱子，抬起头来，又不得不把头低了下去，因为老头井上健已经出来，正在仔细看着她，她的脸也稍稍有些发红了。
但她的眼睛在老头脸上一晃而过时，她最大的担心放下了，因为井上健如照片上的一样，很精神。她学着日本人鞠躬，井上健也同样地回应了她，仅仅是相见的这一时刻，她就感觉到了对老头的爱——实际上，人就是这样一回事，当有人告诉他（她），某个人是他（她）的丈夫或者妻子时，只要对方第一印象过得去，就会在内心立即产生一种情感，并迅速地让这种情感升温。她就是感觉到这种情感了，让她迫切地想对他做一点什么，做一顿饭，或者洗洗衣服什么的，她的爱是朴实的。
井上健似乎也体会到了这种情感，他立即叫出家里一个上了年纪、矮胖的日本女人，让对方把行李搬进去，这个女人是他家的女佣。
井上健也已经给她准备好了房间，就是他卧室隔壁的一间，这间房足足可以放下十张大床。里面虽然没有床，与其他房间一样地面是草席——她知道，这就是日本的“榻榻米”了，陈设虽然素一些，却也精致，比不上原来在国内打过工的宾馆，但比打工住的地方宽敞得多。她已经相当满意了，她有理由对未来充满希望。
第二天，井上健的四个子女及儿媳、女婿和孙子辈都到了。是来参加他们的婚礼的？她不知道，但他们还找了一个中文翻译，还没有去做结婚登记，翻译就按照井上健的要求，拿过一份协议读给她听，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井上健与中国女人刘丽自愿结婚，刘丽承认到日本之前和之后，都没有个人财产，所有的财产都为井上健所有，今后，她也自愿放弃对井上健的财产继承权。刘丽必须细心照料井上健的生活，即使他有时候脾气不好，她都要忍耐和体谅。刘丽的生活费用和养老保险金等由井上家支付，井上健过世之后，视刘丽对井上健照料的情况，除她正常领取养老保险金之外，井上家还给她一百万到一千万日元的生活费，她可以选择回国，或者继续留在日本，包括留在日本另嫁别人。
刘丽听完之后，她立即感觉到自己受到了污辱，但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当翻译再次确认之后，她哭了起来：“你们不是在给他找老婆，你们是在找女佣。我不同意，我要回国去。”她说话的声音不大，她不是善于用大嗓子来抗议的人。
井上一家都感到意外，井上康夫说道：“来的时候，我们都对你说明白了的，你现在怎么反悔了？”
“你是什么时候说的，我没有听到过。”
“我第一次走进你做工的那家饭店，就告诉了你们经理井上家的这个打算和要求，希望他们协助寻找合适的人，我答应给他和翻译一百五十万日元。确定你后，经理开始说你不同意井上家的条件，后又说要是同意给你家人五百万日元你就会答应，我只是同意总共付四百五十万日元，他们也同意了。我当时还认为不保险，但答应办完事之后付钱。后来，他们说你答应了。我还当着你、他和翻译的面，把我们家的所有条件都说了一遍，你也是同意的。最后，你家里还直接向我又索要一百万日元，我也给了。我们回日本之前，我都把所有的钱给了他们。”
她大哭着喊了起来:“我不知道，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我一点儿都不知道。”然而她已经明白，她是被经理和翻译合伙卖了，至少经理的为人她知道一些。
井上一家也你看我、我看你的，脸上是困惑和生气的面容。
“我要回去，我要回去！”她站了起来，疯了似的跑到外面，然而才跑出他家的院子，她就站住了，这里除了一条公路，就是山和十多公里外的大海，就算她进了城也举目无亲，她又能去哪里呢？她重新跑回井上家，仍然叫喊着：“我要回中国。”
此时，井上康夫激动地打电话给在中国的那位经理和翻译，但他们都一口咬定她是同意了的，还不承认收取了井上康夫的四百五十万日元。
他们知道受骗了，但是他们不知道是被那两个人欺骗了，还是被刘丽及她家人骗了，或者被这些中国人合伙欺骗了。
他们一家向日本警方报警了。但对方为难了，因为井上康夫拿不出一项实际证据，主要是他做这些事时没有留下任何字据，同时，在日本也无法了解在中国的当事人。迫于无奈，日本警方建议他们家通过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向中国警方报案。然而他们一家冷静下来之后犹豫了——一旦向中国方面报案，中国肯定要让井上与刘丽去中国接受调查，他们担心去了之后，因为没有证据，不仅刘丽不回来了，钱也没法要回来；况且他们对中国方面本身就不太信任。他们还不如让刘丽先暂时留在日本，再看看问题怎样解决，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再向中国警方报案。
于是，他们再次打电话给中国那边的两位当事人和刘丽父母，威胁对方要报案，想把被骗取的钱财要回来就了事。但他们反被那位经理和翻译威胁了，因为他们家没有证据，即使有证据，井上家也有买卖人口之嫌。刘丽父母说这件事与他们无关，也不同意退回那一百万日元，理由很简单，刘丽是嫁过去了的，如果再让她回去，村里人会怎样想？
这件事就拖了下来，一个星期之后，刘丽已经感觉到自己被扣押了，她不吃饭了。井上家答应：如果这件事一个半月内解决不了，井上一家就向中国警方报警，也带刘丽回去接受调查，实际上也是送她回家。她这才吃饭了。
由于他家看不到这件事有什么结果，也累了，一个星期之后，虽他一家人仍然来来去去的，人数却逐渐减少了，最后只剩下井上健和井上康夫，其他人都住城里。但他们都没有给她太难看的脸色，也许他们认为她骗他家的可能性并不大，她可能也是受害者。
日子对于刘丽来说是难过的，她整天就在卧室里，吃饭时，也是井上家的女佣送进来的。那件事后，她就拒绝与井上家人一起吃饭。
她在房子里待得烦了，她就在井上家周围走走，后来她就顺着公路走，走远一些，路就一条，她不用担心找不到“家”。农场真大，虽然不平坦，却也跨越了几个山坡，有种果树的，有种鲜花的，每天清早，都会有几辆小货车装着满满的鲜花离开。干活的似乎就几个人，大多数开着机器。他们都注意到了她，是一副讨厌的眼神，井上家的事，他们一定都知道了。
她发现井上健总是八点钟开车或骑自行车出去，她想，井上一定是去上班的——子女都不在这里上班，管理农场的事主要是他干的。
那是一个月后的一天，她在农场的路上走，远远地看着井上的白色轿车开过来了，她想躲开，钻进梨树林中，以免双方都尴尬，却觉得太狼狈，因为对方也一定看到了她，于是，她索性转过身去，靠着路边向井上家慢慢走。此时，井上健却把车的速度降下来了，但太慢了似乎也不太自然，于是，车按照一定速度却也很快地到了她旁边。他停了下来，随即有些慌乱地下了车，竟然还给她鞠了一躬，让她上车，她没有动。井上健回身想走，似乎又觉得不太礼貌，就站在了那里。刘丽独自向“家”的方向走，但她到家之后，回头看看，井上健仍站在原来的地方，过了好一会儿才把车开回来。
这件事让她对井上健的好印象又增加了许多，井上健也是受害者，还对她这样有礼，她的内心有了一点感激之情，也突然间，发现自己有一种犯罪感，好像自己真的骗了这个仁慈的老头，因为井上家忙了这么久，什么也没有得到，她虽然受骗，回去了却也没有损失什么。同时，她也隐隐约约地害怕被送回去了，面子上的事小，如果能在这里生活下去真好。但她想到那份协议，她就感到心堵，他们家如果“蒙”着她，却是事实上不给她继承权，她或许也不会有很多的怨言。那一天晚上，她想了许多。
第二天中午吃饭，女佣照例给她送饭菜到卧室，但吃完饭，也许是为了感恩什么的，她直接把碗拿到了厨房，与女佣默默地把碗都洗了。这些，井上父子都看在了眼睛里。到了下午吃饭的时候，女佣就没有给她送饭了，而是比划着让她出去与他们父子一起吃。她犹豫了一下，也就出去与他们一同用餐了。接着又与女佣一起收拾碗筷，但这一次她并没有去洗碗，她不想向对方传递自己愿意当女佣兼夫人的信息，她只是为自己即将离开感到遗憾才那样做。
后来她发现，井上健中午回来吃饭的时间多了起来，井上康夫回来的次数却少了。井上健有时会趁她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看她一眼，或者默默地把什么好菜推到她面前，让她不要只是吃面前的菜。但他们都是默默不语，因为说的话相互听不懂，更主要是因为不知道要说什么。
其实，她很想对井上健说点什么，一方面，她不想继承他的什么遗产，另一方面，她也不会签那种协议。她虽然很遗憾，但她已经打定主意要走了。
一个半月就要到了，那是一个周末，井上家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她不懂日语，他们也就没有特别回避她，一直商量了两天，有时候他们还很激动地争论。
这次会议讨论的是她的去留问题，有的人反对她留下，理由是经过那件事后，虽然不能肯定她参与了诈骗，但他们已经很难相信她了，即使被骗的钱要不回来，也不能留一个隐患在家里。但有的人说看上去，她还是信得过的，况且他们也可惜那些钱，如果再找，再花钱、花时间不说，也难找到符合他们原来的要求的那种人了。让刘丽留下来的意见占了上风，但又怎么把她留下？他们当然死活也不愿意给她遗产继承权的，而且遗产继承权事小，因为井上健只要写一份遗嘱，刘丽就没有法定继承的权利了。可刘丽不需要继承权就可以分井上家的财产，因为结婚，井上健的财产至少有一部分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了。所以这让井上家很伤脑筋的，之后不想让她留下的意见又占了上风，这让井上健也生气了，因为他慢慢地爱上刘丽了。
随后，井上家找来了一个懂得汉语的日本女人，最后一次试探刘丽的口气，看刘丽怎么办，其实是看她是否愿意主动放弃继承权。
日本女人告诉她：井上健的妻子十年前就死了，他本来是不想再娶的，可是，去年得了一场重病，他家里的孩子替换着回来守护他。病好后，他小病不断，病了就感到特别孤独。他的子女才想到应该找一个人长期照顾他，但是家里的女佣虽然能照顾他，却很难二十四小时随时守着他，也无法给他的内心一些安抚。他们在日本试着寻找这样的日本女人却没有找到（其实，是找不到既做妻子又做女佣的女人），他们家才想到去中国找。
说完，那日本女人说道：“井上一家让你签那份协议，只是怀疑有的女人是为了他们家的财产而来的。其实，你只要对他好，井上家是不会亏待你的。不过，井上健也已经对这件事非常懊悔了，觉得对不起你，他说，如果你果真签了那份协议，他之后或许不知道怎么与你生活在一起了，因为任何一个正常的女人都应该对那种协议反感的。”说到这，那日本女人没有后话了，似乎在等待刘丽说什么。
刘丽也没有说话，只是不自觉地叹了一口气，因为她更觉得离开井上健是一种遗憾。
“他家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不过，井上健不愿意让你走。”
“那他们家可以把财产先分了，井上健不就什么都没有了，也就用不着担心我分他们家的什么了。”她觉得这是一个解决的办法，可又觉得这样是受辱，于是，这话是带着生气的口气说的，随后她向自己的卧室走去，“还是让我走吧。”
不过，那日本女人从刘丽的口气中，再次确认，刘丽实际上是不想走的，有这一点就足够了。
第二天井上家又继续开家庭会议，如刘丽所说的那样，他们一家决定先把井上健的财产分割了，再让他们结婚，这样刘丽就不能得到什么了。这样的结果与他们最初的想法没有多大差别，只不过方式不一样罢了。
（这些事是一年后刘丽与他们一家闹得很僵的时候，才从他们嘴里知道的。）
一个半月时间过去了，她没有提出要走，他们家也没有提出要去中国打官司的事。可是也没有提出结婚的事，但她与井上健的关系却融洽多了。
他们家没有别的人在的时候，她有时候会不顾女佣的劝阻，自作主张地把饺子煮了，之后就会在井上健的面前示范着蘸着为煎饺准备的调料吃起来。井上健竟然还不知道饺子是可以煮着吃的（日式饺子是煎着吃的），也跟着大口大口吃了起来，把水饺吃了个精光，再看女佣在旁边一脸的不解，老头的脸也红了一半。从此，他们家的饺子就煮着吃了。
两个半月后的一天，也就是井上健的儿女把他的财产分得差不多之后，他们家这才对她赔礼，并问她是否愿意与井上健结婚，他们家会平等地对待她的。她终于同意了。
三、她的丈夫爱她，她爱她的丈夫
她与井上健终于去办理结婚手续了，那一天，他穿上了一套新的西服，脸也做了仔细的清理，显得更年轻了。她穿的是一套粉红色的裙子，当然是新的，但款式并不新——是井上健前一天偷偷地给她买来的，因为他害怕让他的儿女们看到他的一点柔肠。再说，井上家的子女在他们来登记结婚的同时，才拖拖拉拉地给他们集中采购结婚的东西。她就穿着这套裙子跟在他后面，一直到区役所。
在办理登记的过程中，她才知道，他实际上已经六十岁了，不过她已经感觉不到这件事的重要了——如果她来日本之前多是为自己的未来生活考虑的，那经过这两个月的波折、两个月的恋爱，她已经完全确信，她爱他！不管他有七十还是八十岁。
走出区役所，他仍然在前面走，她始终跟不上他，她走快，他也走快，她知道老头或许是因为老夫少妻这件事害臊，举动就如她在国内村子里看到的一些刚刚恋爱的男女，总怕遇见熟人，似乎在偷偷摸摸谈恋爱，她更是觉得老头可爱了。一高兴，她拉了一下老头的手，让他与自己并排走，老头很紧张地缩回了手，随后四下张望了一下，这才别别扭扭地与她走在了一起。
回到家，只有女佣一个人在忙着杀鸡杀鸭，洗大堆的蔬菜，她脱下新裙子，换上旧衣服，就帮着干了起来。一直到了下午，井上健的儿女们回来，带回来一些盒子，还带回来了一个厨子。大女儿把她拉进卧室，把盒子打开，让她换上新裙子，给她化了妆。厨子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当他们一家人举杯庆祝时，她都不清楚，这就是给他们举行婚礼了——虽然她不知道日本的婚俗，但照几张相片、布置一下新房子总是应该的吧。但只是前天，井上健的儿子给他们俩照了一张贴在结婚证上的照片，就没有照什么相了。
喝了酒，吃完饭，这些人都走了之后，房子里就只剩下她与井上健了。
他们各自坐在小客厅的榻榻米上看电视，一边是井上的卧室，一边是刘丽的卧室，他总是偷偷地看她两眼，她向他笑笑，与他坐近了一些。他们坐到晚上十一点，她才示意井上健进盥洗间，随后与往常一样，她进了自己的卧室，关上了门，她要等到举行婚礼后才同房。
第二天一大早，她起来准备给井上健做第一顿早餐。然而她起床时，住在几公里外的女佣已经到了，还差不多做好了早餐。不过，她第一次恭恭敬敬地给井上健盛了饭，递到他手上，井上很感激地又躬腰了。
第二天晚上仍然平静地度过了，她只是有些疑惑，他们家准备什么时候给他们举行婚礼。
第三天中午，井上没有回来吃饭，她不由得担心起来，真担心他出了什么事，打手势问女佣。女佣微笑着也比划着说什么，只是她听不懂，不过她至少看出来，井上打电话回来过，他没出什么事。
于是，她出去游逛，也是在农场四周看井上健到哪里去了，但她没有看见，她又回家去看，这样来来去去的几次，也没有见到他，她有些急了，就在路上徘徊。
一直到傍晚，也就在这条路上，她终于看到井上健的车开过来了，她高兴地挥起手。他在她身边停下了车，还没有等她开门上车，他就下来了，先把行李厢打开，又把后门打开，里面装满了衣裙、化妆品的盒子，他还从口袋里拿出两个精致的盒子，是精致的钻石项链和钻石戒指。
他就是忙着给她买这些东西的？她感激他这样看重她，她第一次搂住了他，把脸贴在了他的脸上。
但她不知道，他是因为她没有与他同住一室而产生误会了，他感觉对不起她，就这样草草地举行了婚礼，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生一点儿气也是应该的，他就采取这种方式来弥补。
他们回到了家，好不容易熬过吃饭，女佣走了。她娇羞地把他买的裙子一件件地穿给他看，但合身的没有几件，不是宽了，就是小了，然而正是因为如此，更能让她想起她刚来的时候的事，不一会儿，她的鼻子酸了，随后倒在他怀里抽搐着哭了起来。老头竟然也像小孩一样哭了，他也认为他们这种感情来之不易。
这一晚上，井上健把她背进了自己的卧室，她没有挣扎什么，只是觉得他还很开放的，没有举行婚礼就这样了。那一晚上他们都很快乐，他们是一对结过婚又十年没有碰过异性的男女。
之后，每天早上井上健上班之后，她就坐女佣开的车，一起去邻町的超级市场去采购食品，回来后，就一起做饭、清扫房间。女佣干活是很卖力的，楼上楼下、厨房里、院子里的事都是她干的，一天也够辛苦的。她也尽量多为女佣分担一些活儿，两个人的关系也不错。
她想尽快学会开车，既可娱乐，采购什么也方便。下午吃了饭，天还没有黑之前，她会让井上健带上她，在不很宽敞的乡村柏油路上学驾驶。路上很少有人，车在她的操纵下，绕来绕去的，险象环生，她每次惊恐万状的表情都会引起他的哈哈大笑。她会倒在他胸口上，任他一只手去驾驶。
四个月后，她已经能较熟练地驾驶了，不知不觉中，在与井上健的对话和嬉闹中，她也开口说日语了，虽然只是简单的单词。她也渐渐淡忘了婚礼的事，之后再回过头来想，她也明白他们是举行了婚礼的，她也不计较婚礼的简单了。只不过，在她的要求下，井上健与她去补照了一些婚纱照。
井上的子女也很少回来了，他们很忙——井上康夫在城里经营包括他们家农场作物在内的农产品，他的女儿与女婿开了一个不小的鲜花批发公司和鲜花超市，其他儿女干的是与农场无关的生意。偶尔回来，也会对老头的精神状态很满意。
他们一直对她没有什么称谓，却也没有直呼她的名字。她能够理解，毕竟她与他们一般大。
老头的孙子辈们在房间户外跑来跑去，从来就对她视而不见。她为他们做一些事后，他们也称她“喔全”（平辈你的称呼）。日本是很讲礼节的国家，这些行为完全可以说是“大不敬”了。
井上健在这种场合总很尴尬，让儿孙叫她这个、那个，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就转而安慰她几句。她倒也不计较什么，只要老头对她好就行。
刘丽过得很愉快，因为她对井上健乃至对他一家人的情感是真实的，感激也是真实的，他们家没有让她签那份协议，这说明他们家已经给了她一个基本的身份。她也有信心慢慢与井上健的子女们搞好关系，今后她会过得更好。
四、她发现被女佣监视，矛盾浮出水面
刘丽在这个家高高兴兴地过了半年后，她到日本也已经九个多月了。冬天过后，樱树、桃树，所有的植物，都从常青树没有覆盖的区域中露出绿意，接着又一口口地把灰黄色蚕食掉，直到公路边和屋子的墙下，才停止了绿色的蔓延，不过大地已经是生机勃勃、万紫千红了。然而刘丽的不幸却开始了，是从她发觉女佣的举动越来越怪开始的——
女佣偶尔接那么一两个电话，声音压得很低，看刘丽进来，就神色慌张地挂了电话，好像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似的。她也没有计较什么，谁没有一点儿私人的秘密？可有一次，她从外面回来，看女佣又神神秘秘地打电话，出于好奇、出于玩笑，她随即绕到窗子外面偷听，她听出来了：女佣是在向井上健子女报告她的情况！她突然明白了：此人一直就在监视她。只不过原来她一句日语都听不懂，女佣就可以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也不必严格地避开她向他们汇报情况，随着她对日语的熟悉，女佣做这些事时就越来越隐蔽了。
她对女佣比较好的印象立即就烟消云散了，转而相当反感这个人，也反感他们家的人——井上健的子女、佣人，都把她看成什么人了？不过，她宁可相信这完全是佣人主动这样干的，意在讨好主人，与他们家没有关系，可这种理由说服不了她自己。但她又能怎样？
她这一天都闷闷不乐了，井上健也不是一个粗心的人，也就问她怎么样了。
“我们结婚已经半年了，你觉得我是一个好妻子吗？”
“怎么了？”他爱怜地搂住她，惶惑地说，“原来我只是想找一个能照顾我的人，不嫌弃我就行了，可是我却找到了你，我只是觉得自己老了，有些对不起你。”
“可是……”她忍住了，没有说下去，她能向井上健“汇报”这些事吗？如果这样，不就挑起他们父子、父女之间的矛盾？她也会得罪他的子女，她在井上家待着不就困难了？
她开始学会口气僵硬地使唤女佣了，让对方做这样，做那样，把对井上健子女的不满，一起在女佣身上发泄，因为她知道，她对他们无可奈何。
女佣倒也勉强听刘丽的话，也许是怕她去井上健那里告状什么的。其实，女佣本来就不是刁钻的人，如果真在刘丽背后使坏，井上健的子女早就会对她表现出来了，可他们还是一如既往地不冷不热地对待刘丽。
她有时候也想克制自己，认为自己应该对女佣好一些，这样，对方也许就会在她背后多说一些好话，可她不愿意这样做，因为她的愤恨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把她当成家庭成员对待。她不想在女佣人身上显示她是主人，因为她自己也怀疑自己不是主人，可她又是什么身份？
刘丽对女佣越来越不好了，只要看到对方打电话，不管是什么电话，她都很厌烦。于是，女佣打什么、接什么电话都很紧张。她更是觉得女佣无时无刻都在“汇报”她的事。而且她知道自己对女佣不好，对方也不会说她什么好话。
井上健的子女们来的次数虽然多了，但只是对刘丽投去一些怀疑的目光，却没有直接说过什么。刘丽明白，他们不对她说什么，是因为他们害怕她把这些事告诉井上健。
冷战又持续一个月后，有一次，佣人打过电话后，刘丽就让对方开着除草机去修草，把院子里的青草都剪了一遍，佣人已经累得汗水直冒，刘丽却又让她去剪枝。老太婆怎么也不干了，坐在花台上流泪。
“我没有说过你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是他们让我，唉……”佣人也感到委屈，她似乎想说：这件事不是她想干的，而是他们要求她干的，但她又不方便说出来。
“那你……”刘丽也怕说什么，让井上健的子女知道，不过她看见对方哭，也有些同情对方了，也就暂时放过了女佣。
然而到了下午，井上康夫就回来了，刚进门，他就对刘丽说：“我们想了解家里的事，了解爸爸的身体，佳美（女佣的名字）把这些事告诉我们，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你不应该为难她，她也没有说你什么坏话。”
这一次，他们终于与她“谈话”了。她虽然感到淡淡的不快，不过她觉得对方说的话还是有些道理的，也就打算不为难女佣了。
可这一天过后，女佣看刘丽干的活少，也有些不服气了，似乎井上健的子女私下告诉她：刘丽在他们家也如同佣人一样。她也就尽量少干活了。
刘丽也不说什么了，忍着，因为她不想与井上健的子女把关系弄僵，但不等于她放过女佣了。她改变策略了，她要让井上健去教训对方——因为她们都看着对方，不主动干活，往往要等到井上健就要进家之前，女佣才忙着去做饭、做菜。
这样的事发生了几次后，井上健对女佣大发了一次脾气，因为影响到了他上班，还数落到了家里的肮脏。
女佣低着头哭哭啼啼的，在那里足足站了一个多小时，且一声不吭，完了，她自然认为是刘丽害她的，对刘丽的恨更多了，不过，除了恨，她也不缺乏报复的手段。
下午，刘丽开车买菜回来，看电话响，女佣就是装作没有听见，当她拿起电话时，那边就传来井上健女儿的说话声：“刘丽，你开车出去是买菜，可总要这么晚回来，你一定是在躲活儿。你不要只想着使唤佳美，你自己也要多做事。你去摸摸窗子边、榻榻米边角上，灰都积了一米厚了。刘丽，你告诉我，原来我们家是很干净的，现在多了一个人干活，为什么还脏了？”
刘丽有些惊讶，对方教训她的口气，如同教训一个佣人！她虽然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一旦对方说出了口，她还是感到格外的生气，她甚至想开口骂对方，可话到嘴边，却说不出来，因为她是老实人，没有那么大胆，她只能沉默着听完对方的话，才放下电话。
下午，井上健一进家门，她就不顾与井上健子女翻脸的危险，很委屈地对井上健说：“把保姆辞了吧，家务事都由我来干，我在中国时，也是干这种事的，否则你们家也不会娶我的。”
“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如果你自己干，就太辛苦了。”井上健说，“她平时干活很卖力的，日本人一般不会轻易辞退人的。”
她哭了：“我知道我在你们家是佣人，可也不需要有另一个佣人监督我干活。”
“她怎么了？”
她没有说话，她怎么也不敢把他子女怎样对待她的事说出来。
井上健把佳美叫了过来，问是怎样的情况。佣人站在旁边，连头都不敢抬一下，更不敢说什么，任他怎么说，她也只是哭。
刘丽也哭：“你就让她离开吧，有这样的女人在，井上家不得安宁。”
井上健听她这一说，也有些激动了：“佳美，你做了什么，让刘丽这样伤心？你是不敢说吗？你今后不能让她不高兴，也要听她安排，她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否则，井上家就不得不让你离开了。”
第二天下午，井上的两个儿女回来了，女佣很是激动地到院子外把他们迎了进来。
井上惠美看井上健不在，脸上的怒容一下就显现出来了：“刘丽，你为什么要鼓动爸爸，赶佳美走？她都在我们家干了十多年了，你才来几天？”
刘丽小声地说：“我会有什么企图？佳美一直在挑拨离间。”
井上惠美又不停地唠叨，井上康夫好不容易插上话，却说了更“关键”的事：“你这样急着要赶佳美走，是什么企图？这个家如果只剩下你，你想要做什么？”
井上兄妹俩的眼睛死死地看着刘丽——井上健的财产已经归他们所有了，但还有许多钱掌握在井上健的手上，这一直是他们的心病，在他们看来，刘丽赶走女佣，就是要动井上家财产的前兆。即使他们不相信刘丽参与了那次诈骗，可也不能说今天她就不想占有他们家的财产。
看刘丽不敢大声说话，井上惠美又说道：“今后你不能为难佳美，你要听她的，她比你来得早。你要多干活，少想别的。”
刘丽哭着跑了：“我不听你们的，即使我是佣人，我也只听井上健的。”
“你不要用爸爸来威胁我们，我们不怕。”井上康夫说，“他可能会被你迷住了，可是我们很清醒。开始时，我们不想通过佳美了解你的事，想从爸爸那里了解，可他总说你的好，可他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警惕。”
过了一会儿，井上惠美上楼到了刘丽的房间外面敲门，刘丽没有开，井上惠美在窗子外说话的口气却好多了：“我们并没有说你一定有什么企图，我们只是防着，只要你做得好，我们会把你看成我们家的新成员的。家里的活儿，你就与佳美商量着干，她有什么不好的，我们也说她了，她会对你客气的。好了，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我们要走了，请你不要对爸爸说我们来过。”
窗子外没有了说话声，随后传来一阵急促的汽车声，并远去了。
刘丽仍然没有下楼，过了许久，倒是女佣在门外叫她：井上健要回来了，让她下楼，准备吃饭。刘丽走了出来，看女佣并没有因为他们教训了她，而趾高气扬，她的内心稍稍平静了一些。
她对女佣发泄了一些不满后，从第二天开始，却也不敢再使唤对方了，当然也没有被对方使唤，相反，对方看到她还有些惶恐的，还主动给她一些笑容，仿佛要与她和解。可是在她看来，女佣只是占了便宜、占了上风，才故意表现一些宽容和大度，她也就没有心情和对方和解。
她想对井上健更亲热一些，因为她更深刻地知道，他是她唯一可依靠的，她也为自己的未来多考虑一些了，然而越是这样想，她越发现自己做什么都很勉强、很虚假了，她整天闷闷不乐的。
有时候她会对井上健说：“如果有一天，我回国了，你会去中国找我吗？”
“会的。”他说，“日本有什么不好吗？”
“没有什么不好。”她说，“你还没有和我回一次中国呢。”
“我们抽时间去。”
井上健也是老实人，他没有其他更有效的办法让她高兴，只有结婚时那一次让刘丽高兴的经验。于是，第二天下午，他早早就下了班，换下工作服，让刘丽与他一起去札幌，去给她买一些东西。她没有说什么，就抢先坐在了驾驶座上。
刘丽把车开得很快，这下是老头一惊一乍的了。她就是爱开车，开上车，仿佛什么都忘记了。到了札幌，是他一个劲地让她停下，她才停下来。
她对井上健带她去看新衣服依然不感兴趣，只是勉强跟在井上健的背后走。
然而当他们走进一家首饰店时，她却盯上了一条很大的钻石项链，她不是欣赏它的华贵气派，而是它标签上二百万日元的价格。她叹息了，如果她有钱，或者说有几件有价值的东西，她就不用为自己未来的生活担心了，因为她早就感觉到了在井上家的危机，但每天买菜省下来的钱也太少了。
她情不自禁地让服务员把它端了出来，不过她随便看了一下，就让对方把它放了回去，因为她仿佛看到井上健的子女们正在看着她，她有了一种罪恶感。
井上健也不说话了，对于这个依靠农活发家的农民，买这样贵重的东西仅仅为了装饰，也许也是不可想象的。
刘丽心事重重地走到前面去了。
“想要吗？”井上健跟上来犹豫了一下说，“这东西是能保值的，我再去问问，如果确定能保值我们就买。”
她随意地说道：“我只是觉得它很漂亮，如果买了，你的子女看见，还会有误会。”
井上健的自尊立即受到了伤害，他头也不回地去了服务台，听说天然钻石能保值，就毫不犹豫地用信用卡付了账，把它送到刘丽的手里。
她半真半假地生气道：“你根本就不应该买它。”但手却接了过来，仔细看了它一会儿，又塞给了他：“那就放在你那里，你只要经常拿给我看看就行了。”
井上健笑了，说到底，这首饰毕竟只值二百万，与他的资产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他重新塞到了刘丽手里，但有些担心地说：“你好好放好，不要把它戴出来，日本虽然小偷很少，但强盗并不少，他们只偷有价值的东西。”
刘丽很快醒悟，老头不仅是担心被盗，还担心让他的儿女们看见就不好了，其实她本来就没有戴的打算。
她也仿佛突然间明白了什么，与佣人斗，就是鼓足勇气再与他的子女斗，她又能得到什么？还不如务实一些，让自己化被动为主动。再加上自己心虚，她又开始打起精神努力地做家务事了，除了自己开车去采购食品，还帮女佣干所有的事。
女佣的好感很快就呈现出来了，也就少用那种眼光看待她了，自然在背后说她坏话的可能性也降低了。
井上的儿女及媳妇、女婿来的次数也明显降了下来，他们本来就不喜欢农村，来这里往往也是迫不得已。
他们偶尔来，刘丽除了更努力地做家务，也试着与他们交流，他们也乐见她的“妥协”，因为他们认为她是被他们威慑住了，老实了，他们也会给她一些笑脸，鼓励她继续老实。
买钻石项链后的两个月之中，她还为这件事忐忑不安，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她渐渐认为，给自己家一点儿东西，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了。她还打算在合适的时间，以家里面困难为由，要井上健给她父母寄一些钱去，然后她让家里给她存起来，一次虽然给得不会太多，可加在一起就不少了。况且她还可以通过别的方法弄钱。不过，有一件事，却让她犹豫不定了，或者说暂时打消了这些念头。
那是她与井上健结婚一周年纪念的时候，他专门请人把户内户外都布置了，到处都摆满了鲜花；他还把子女们、亲友们叫来庆祝，比他们结婚时还要办得隆重许多，他是借这个机会来弥补结婚时给她留下的遗憾。那一天，公路的岔道到他家院子的路上都停满了轿车，她还暗自数过，因为轿车的多少似乎能证明他家对她的重视，三十六辆车，比国内一般家庭结婚还多，虽然都是客人的普通轿车，虽然在日本这些轿车算不了什么，她已经感动得不得了，况且她收到的礼品和祝福也不计其数。井上健还请人做了录像，她决定过几天就把录像寄回家，她家一定会请村子里的老少观看的。
其实，一时高兴之中，她是想把那条钻石项链戴上的，可是她不敢。因为她仍然从他子女们的神情中，看到了一点什么——
如果这次庆宴有什么遗憾的话，也正是在这里，她感觉到他子女的祝愿有些虚假。她能理解，他们的父亲对她越好，他们就越难以对她进行约束，但这毕竟是他们对她最礼貌的一次了。她已经知道怎么与他们搞好关系了，她会继续努力的。
五、买钻石项链这件事终于“暴露”，她在他家的处境又急转直下买钻石项链过了半年后，这件事还是“暴露”了，她现在也不知道井上健的儿女们是怎样知道的，女佣告的状？可她从来就没有在对方面前戴在身上过，只是晚上偶尔戴上，在房子里走上几圈，给井上健看、照照镜子给自己看。平时都锁在他的保险柜里。佣人是怎么知道的？如果不是此人看到的，那他们又是怎样知道的？
2001年的春节刚过，周围的山还没有吐绿，天气还很冷，那是一个星期四，井上健的四个儿女一起到了——他们在日本的不同地方，可见之前他们先邀约聚集在一起，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分析，形成统一意见，并研究了斗争策略。
那天井上健回来得早，正巧在家，他和刘丽一样，都对他们的突然到来感到吃惊，因为两人都不知道他们是为什么来的。
他们没有把自己的愤怒立即体现出来，却让井上夏（井上健的大儿子）把老头引到农场去，剩下的三个就从厨房里把她叫了出来，开始了对她的审讯。
井上康夫问道：“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吗？”
“不知道。”她说，她的确也没有想到项链的事。
“不知道？”井上惠美大声说道，“都已经成了诈骗老手了，当然装得很像了。你让我们爸爸给你买了钻石项链！二百万啊，我最贵的一个首饰，还不值它的十分之一。”
“我并没有要，是你父亲给我的。”她说。
“如果你伸手要，就不是骗子了。”井上康夫又说，“前一些时间，我们就很糊涂，你怎么一下就变了，不偷懒了，而且对女佣也好，她也总是说你的好话。原来，你不仅要收买父亲，还要收买女佣，还假装对我们很礼貌，好奸猾的女人！”
“那让你们的爸爸来说。”她忍耐不住，又哭了，她对他们顶撞的时候，都是很委屈地哭着说的，因为眼泪可以抵消大部分负面影响。
“你不用再耍花招了，我们已经预料到了。”
随后，井上康夫打电话给井上夏，让对方立即向老头揭穿她的阴谋——他们之所以同步进行，是他们无法单独处理这件事，如果让老头事后通过刘丽知道这件事，他们除了遭到父亲的训斥外，不会有什么结果，今后也无法插手这类事了。
然而，半过小时过后，井上健开车回来了，井上夏“爸爸、爸爸”地喊叫着，一副惊慌的样子跟在后面，老头还没有进房子就大声骂道：“我的什么都让你们分了，还剩下什么，我现在仅仅是你们雇佣的农场管理人。她能得到什么？不就是一两件首饰吗？它还放在我那里呢。你们根本就不关心我的死活，就关心钱，我才是受了你们的骗。你们如果还是这样，我就收回我的财产，你们不还给我，我就去法庭起诉你们。”
刘丽这才清楚，结婚之前，井上的财产已经被他们分了。她虽然早已经有这心理准备，但此时她还是感到了羞辱。
“爸爸，爸爸，”井上惠美上去扶井上健，却被他肩膀一甩，坐在了地上，但她仍然哭着说，“我们只是担心她并不爱你，纯粹是来骗钱的。”
井上健大步上楼走进卧室，把保险柜打开，取出钻石项链，随即扔在客厅的桌子上：“你们如果要就拿去，你们都给我滚。”
他们当然也没有滚，只是垂头丧气地站在客厅的墙角上，对刘丽又气、又恨，又无可奈何。他们还是后悔考虑不周，其实他们不知道考虑、商量了多久，却仍然是这种结果。但是也许他们怎么也不会后悔把这件事说出来，他们决不让刘丽的“阴谋”得逞！老头再赶他们时，他们也就出了院子，一直站到天黑也没有回去。
刘丽只是一个人躲在卧室里关上门哭，井上健不时敲门想安抚她，刘丽也没有开。
最后，她觉得这样闹下去对她也没有什么好，才开了门，并劝井上健让他们进来。老头不肯，她就去找女佣叫他们进来，她在贮藏室里才找到女佣，女佣此时已经被吓得半死。刘丽这才想到可能是这个人告的状，可又不便发问，只是大声呵斥对方去叫他们进来，再去做饭。
这几个人排着队进来了，仍然站在墙边。女佣把饭菜做好，端上桌子，刘丽叫他们吃饭，老头不吭声，他们也就与佣人一起站着，一直等到井上健与刘丽吃完了饭，才坐在桌子边，虽然早已经饿了，却仍然没有胃口，又害怕不吃饭有抵触之嫌，也就吃了。等井上健气消了大半之后，他们才回城里去。
刘丽今天非常解恨！可她实在高兴不起来，因为她知道今后会有她好受的时候。
他们刚刚上床睡觉，井上健觉得内疚就唠叨着：“我一定要收回我的财产。”
“不要这样了，不要这样了。我嫁给你，不是为了你的钱。”
“你不会计较？”井上健说，“不过，你放心，我给你留下了一笔钱。”
她没有说话，不过，她听他这句话并没有什么欣慰的感觉，相反，她似乎感觉到，好像井上健也并没有把她当家庭成员对待。井上家事前把财产分了这一件事，她不知道倒罢了，她希望自己能稍稍糊涂地过日子，可她偏偏知道了，于是，她对井上健的情感有了一道裂痕，这说明老头对她不信任，如果他原来不信任她，可现在呢？她仍然说不清楚。她那一晚上，一直在偷偷地流眼泪。
刘丽又慢慢地懒惰起来，无心干什么，对井上健仍然一如既往，可是已经很虚假了。
他的子女两周都没有来，之后又来了，来的次数又逐渐多了起来，但绝对不两个三个地来，更不会四个人一起来，而是单独来。井上惠美和井上康夫来的次数多，因为其他那两个，一开始对刘丽的看法就没有他们激烈。但他们除井上健在场的时候，都不再给刘丽好脸色了。
时不时井上健也会安慰刘丽说，“没办法，他们毕竟是我的儿女，我不能不让他们来。他们不敢对你怎样的。”
有一次，她说：“你的儿女早已经长大了，就把农场交给他们吧。我们搬到本州岛去居住，就拿一些维持生活费用的钱就够了。这样对谁都好。”这样说，她虽然也有些不甘心，可又能怎样?
“可是我还没有老啊，就什么事都不干了？”井上健说，“我二十几岁开始经营这个祖上留下的农场，开始没有这样大，我一步步把周围地主的地买过来、改良，才成了今天的样子，一下交给他们，我不放心。”
“你的子女容不下我，你能为我多考虑一下吗？”
他又搂住她安慰了许多话，但仍然不同意她的建议。
刘丽只有忍耐着过了。她不指望与他的儿女们搞好关系，希望不要继续恶化就好。但是她却慢慢发现，他的儿女对她好了起来，开始只是与她点点头，回去的时候也与她摇摇手，后来他女儿偶尔还与她说上几句话。虽然她对他们的转变有各种猜测，但她心里面毕竟好受多了。
有一天，井上康夫又来了，老头不在，他用聊天的口气对刘丽说：“父亲也老了，再这样干下去不太好，你劝他把农场全部交给我们管理吧。他也应该好好休息了，到处走走，你们一起去中国看看，你也两三年没有回家了。”
刘丽很明白对方的用意，不过她与他们之间的想法却又出奇的一致，甚至他们考虑得更周到，她真想回家去看看。
“我知道上次的事对不起你，我与弟妹们商量好了，除了你今后的养老金和房子，我们准备再给你一千万日元，这些钱你可以存起来，我父亲去世后你再用。”
刘丽仍然没有说话，但她立即就动心了：这是一个好办法，对谁都有利，对谁都无害。
井上康夫也从她的表情里看出来了：“但你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我父亲，他会误会的。父亲把农场交给我们后，我们就把这些钱打在你的账户上。”
条件已经说好，剩下的事就是她去做了。于是，她总是在井上健耳朵边说起退休、移居的事，但老头始终不为所动，或者搪塞、或者沉默，但从不生气，因为在他看来，她这些都是通情达理之举，既不为钱，也是为他儿女考虑了，他应该感谢她才对。
她说得多了，老头最多说：“我离不开这里啊，退了休，我也想住这里，到城里我一天也住不下去。如果身体真不行的时候，我会把那些交给他们的。”
“你！”她生气了，“我们不走，这一家人又怎么相处呢？”
“你不是已经和他们相处得很好了吗？”
刘丽语塞了，的确，她与他子女说好了条件后，他们对她更好了。
一年过去，其间，刘丽与他的儿女们对这件事，别别扭扭地说过几次话，他们也开始怀疑她是否有合作的诚意了，还给她加到一千二百万，可这件事仍然没有着落。最终他们怀疑：刘丽是不是想侵吞掉老头的所有财产？这样想，他们也就更急了。
终于，有一天，井上健的子女一起找上了井上健，用关心对方和刘丽的口气说道，他们今后对刘丽的安排和一千二百万的事，让父亲放心，让父亲好好养身去，不要再操劳了。
井上健还没有听完，就愤怒地吼道：“原来你们是串通好的，一起来对付我。”大骂了一气之后，走出去了。
可是，刘丽正好开车买菜回来，在路口上就被井上健拦住了。
“就为一千二百万，你就与他们串通好了，我原来以为你是为我好，为他们好。其实，你知道井上家分了财产后，你就无心对我好了，你嫁给我就是为了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