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日本·之二 来日的路短 归去的路太长
2004年12月底的一天，我在千叶县采访，凌晨4点多钟，日本某中文报男记者突然打电话给我，说长野县茅野市有一个离家出走的中国新娘，刚才打电话告诉他：她已经把遗书写好了——或者是被她丈夫家人谋害，或者是自杀，但她恳求记者给她想一些办法，给她找一线生机。于是，我放下计划中的事，一早就赶到了东京，坐上记者的车赶往茅野。
车出东京时天气还是晴好，过了高崎，雪花就开始在山上、田间、河上细细地飞舞起来，已经凋零的树木、荒草被抹上一层薄薄的雪花。我是比较迷信的人，我不知道这预示着什么。
到了茅野市，我们在约定的地点走下了车，但没有人，过了一会，对方才打电话询问我们到了没有，在哪里。之后，我们才看见紧挨着我们的料理店走出一个女人，她身材匀称，但皮肤较粗糙，也较黑，看上去四十岁左右。她没有看我们，而是在寒风中吐着白雾，紧张地四下张望着，随后才裹紧衣服走近我们。我也感到紧张起来，情不自禁地看了一眼四周。
“你们就是那两位中国记者？”她用汉语问道。
我们点了点头，她一甩长发，泪随即就流了下来，想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从嗓子里出来的只有抽泣声。她伸手拉了拉我，就快步走到了前面，我们也跟在了后面。
“我已经在这里一个星期了，我嫁的那家人在的村子离这里还有半小时路程。”她回头用手指了指东面，看也不看那个方向就哽咽着说道。
“电话里，我忘记问你了，是你自己主动出来的，还是他们赶你出来的？”记者问。
“与赶没有什么区别。”
“你丈夫家的人没有来找你吗？”
“我不知道，我就怕他们找到我，我想在茅野找一个工作干，也不敢出门。我只能在旅店待着，你们来了，我才出来接你们。”
“你为什么说他家的人要害你？”
她没有回答，却哭着说：“你们采访我，还不如把我带出去，找一个去处，找一份工作，我会很感谢你们的。我和你们一起走吧，再也不回这个鬼地方了。”
我们与她到了她住的“民宿”（家庭旅店）。她平静多了，却懒懒地皱起了眉，目光也难以集中，神情显得很恍惚，但与她较乱的长发贴切了。但她时不时会拉一下我的手，似乎在有意无意地寻找安慰。
她告诉我们：她住这里，是因为费用较一般旅店便宜，一晚上六千日元，还包括了早晚两餐，然而她已经欠人家一天的房钱了，如果今天再不交钱，她明天就可能被赶出去。
她叫陈林菲，来自中国大连，才二十五岁，是2002年夏天嫁到日本的。丈夫比她大七八岁，叫山藤浩治，是一位高学历的富裕农民、地主，具有硕士学位。
他们是怎样认识的？日本有专门为日本男子介绍中国新娘的婚姻中介公司，提供中国“待嫁”女子的档案，然后组织相亲团前往中国。每个团员可以在看过众多照片和资料后确定四到五名候选人，然后将自己的资料发给对方，到当地后进行个别相亲。如果互相有意思，就可以求婚和订婚了。
记者问道：“结婚之前，你爱他吗？”
“山藤浩治的长相就比较冷，当时，我还觉得他很酷的，我是第一眼就爱上他的，他很像高仓健（中国观众很熟悉的日本电影演员）。后来我才发现，他不仅长相冷，心里面也是很冷的。”她苦苦地笑了笑，又说：“山藤家很富裕，家里有两部轿车和七八辆农用机械车，但劳动力短缺，雇不到人手，在别人的煽动下，婆婆让儿子出重金买一个中国媳妇。我就成了他们猎取的对象。”
记者问道：“为了找劳动力去中国找媳妇？花重金怎么也可以在日本找劳动力吧？”
我能理解陈林菲的话，她一定是气急了才这样说，于是我说：“找媳妇是主要的，只不过也是找一个能劳动的人吧？”
我们替她交了那一天房钱，自己也住下了，还请她吃饭。也许是出于感激什么的，她在我们的询问下仔细说了她的经历——
山藤家在一个满是苍松的小山的半坡上，山的三面被稻田包围着，是独居，一幢两层的小楼。屋脊高耸，白色的墙体，黑色的门窗，深蓝的屋瓦，还有停着两辆汽车和农机具的场院，但没有院墙。周围的稻田都是他家的，在连绵的山坡下蜿蜒着，有两三百亩，一眼望去，就是高低不齐的几大片青色的水稻，进入鼻孔的也是一阵阵清爽的空气。他家是大地主。
与介绍人说的一点不错，虽然离城市远了一点，但有车，可以随时进城的，况且日本的乡下与中国乡下也截然不同，不仅富裕，还很干净。我没有一点儿后悔的感觉。
我与山藤浩治住的是“洋室”，有椅子、沙发、床，没有什么不习惯的，不像山藤浩治母亲喜欢住的“和室”，要蜷在“榻榻米”上坐。而且房间里也放了电视，这样，我就没有必要总是很拘谨地与老年人待在一起，鞠鞠不完的躬。
我对婆婆的最初印象也是比较好的，至少我没有发现她很“邪恶”（这是陈林菲的原话）。她有一张清瘦的脸，年轻时，或许也是这村那町（镇）的小男生追逐的对象。我们婚礼的这几天，她身上一直穿的是和服，对谁都毕恭毕敬的，对她家的猫狗也爱护有加。我想，她也一定会一样地对我，就算她对我看上去并不是很热情，或许是她婆婆的身份就应该如此吧。
新婚之夜，山藤浩治就列举了日本许多景点，说要带我去四国岛看看，他也好久没有出远门了。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
然而婚礼过后的第七天，婆婆一清早就敲我们卧室的门，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山藤浩治翻了一个身，睡眼蒙眬地一边比划着说，一边把床头上的字笔拿过来，把婆婆的话“翻译”给我：婆婆是让我开始学做饭。我来日本之前，虽然恶补了两个月日语，但只能听懂最简单的句子，往往要看到对方写的汉字才能明白意思。
我对婆婆的一点怨气只存在了一分钟，因为我想，日本的媳妇或许都要早起干活的吧，于是，我起床了。
我慢了一些，走出来之后，婆婆的脸色很严肃，给我说了一通日语，我不懂。她有些急了，似乎嫌我笨，因为我没有在来日本二十天之内学会日语。
我与她做好了早餐，山藤浩治起来，我们一起吃了饭之后，我应该擦桌子洗碗了——有刚才的经验，我不等老太婆提醒，就准备收桌子上的东西了。
不过，老太婆对山藤浩治说了什么，现在想起来，她一定是说：家里有她，让她跟着你去干农活去。她不想浪费一个劳动力，她要尽快从我身上赚回山藤家的投资。
山藤浩治也没有什么异议，他很自然地拉上我，坐进了一辆半货半人的小车。我不知道是去哪里，还以为要去城里采购什么，心里面就很高兴了。然而车出了松林，就到了稻田之中的一个岔路上停下，有七八个拿着锄头、铲子的农民已经等在了那里，他给他们分配了工作后，随即又载着他们，把他们分别送到稻田的各个位置。我们继续开车，到了稻田中的另一个地方。
山藤浩治从后座和货厢里拿出了两双水靴、两套工作服、两个草帽……自己穿戴之前，很自然地把其中一份给我。
他是要我干农活？我很生气地倚靠在车边，随手拿起草帽遮住朝霞，没有要动的打算。
“你就不希望与我待在一起吗？”他笑着随手拿过纸笔写道，“我干活的时候，你只要在旁边看着就行了，我怎么能让你累着？但你要换上衣服，否则要弄脏你的。”
我只是看看？我就暂时把他说的话当成是真的，况且对农活我还有些好奇的，于是，我慢吞吞地穿戴好，我吃惊了，因为它们都很合身的，他家什么时候给我准备好的？是和结婚礼服一齐买的？但我没有再说什么。
我们上了田埂，他开始堵水，或者说是调整渠道里流到田间的水，其他的农民也是在干这一件事。
“为什么不多请一个人，这样你就不用干了，你不是高级人才吗？多搞一些管理上的事。”我随身携带着纸笔，随手写这一句话递给他。
随即，他放下活儿，写了一大串汉字递给了我，我们开始了结婚以来“说”得最多的一次“谈话”——说话加手势、写字，加上乱猜。如果整理出来，大概就是这样的：
“现在是农闲，也没有什么可管的，在日本请工人是很贵的，日本是高度商业化、工业化的国家，而且大多数年轻人都愿去城里，你要让他们留下来，就要付出很高的薪水。增加了农作物的成本，价高了能卖给谁？”
随后，他用头顶了顶我的头，又写道：“农闲的这个时候，我们不是抽空结婚了吗？我和你在床上干活，哪里有时间下田干活？再说男女在一起睡觉是很伤身体的。”他笑着“说”。
日本人聪明，或许就是因为什么都算计得很清楚吧。不过，我当时把他的一些话当成玩笑了，我还掐了他一把——这么一个粗壮的男人，懂得调情、温情，我仿佛对他的爱又增加了几分。
“日本女人也不愿待在乡下，更不愿意给你干农活，所以你才娶了我这位中国女人？”我开始怀疑他们是这种想法了。
“我在日本找不到如你一样让我快乐的人，我才找到了你。”
我相信他没有对我说假话——我们待在一起的时间，从开始到现在，累积在一起的天数，还不超过一个月，想来还是在热恋的高潮时期。
他干得很快，三下两下就把旁边的硬土推到沟里去堵上，再用铲子拍上十下八下的就算堵好了一个口。只不过，他的鞋子上和裤腿上都沾满了泥。
我们开车回去，随后，他又把我抱上一台拖拉机，那种姿势，就像抱我上床似的。他开着拖拉机去坡下的几块不成形的地上去掘土。
这是我第一次坐拖拉机，时不时，他会突然地加速，又突然地回转，把我吓得一惊一乍的，我就像坐在游乐场的什么太空飞船上一样，我就紧紧地抱住他的脖子，这下他更来劲了，直到我生气之后，他才停下，抱着我“咯咯”大笑。随后他还让我开了拖拉机，我很快乐的，虽然开了几趟，骨头就像被颠得散了架似的。
傍晚，吃了饭，我在饭桌子上想：婚也结完了，活也开始干了，应该开始正常生活了——农村的生活是单调的，那我们每天吃了饭就可以开车进城去逛逛，也算是把城市的生活衔接上。我的希望不高，就是想让生活丰富一些。
有了希望，吃完了晚饭，我收拾锅碗也很卖力。随后，把这个打算告诉了山藤浩治，可他却把我引上了楼，让我跟着电脑学习日语。
“你就不能让我慢慢学吗？”我微笑着对山藤浩治“说”：“我又是下田，又是学习，山藤家要尽快把我培养成有用的人才？”
“你学好了日语，我们就有话可说了。”
我想，他家也是为我好，就像我父母从小监督我学习一样。我只能希望把日语学好了之后再规划未来的生活了。山藤浩治偶尔上楼来，会捏一下我的屁股以示温柔。
他们一家又守在了电视前面，不一会，也许是山藤八十岁的爷爷高兴了，一家人就打开了那套旧音响，咿里哇啦地唱起了卡拉OK，老的小的都如此，这是他们家唯一的娱乐了，或者说，是显示他们高兴的唯一方法。他爷爷也会唱几句《樱花》之类的老歌，由于孙子娶了孙媳妇，老头这一段时间总是高兴的，总在唱。一家人唱得都难听，我真担心把鬼给招来。前几天，我也与他们一起娱乐，我用从国内带来的碟唱了几首中国歌，都把他们听傻了。
从此，我就六点半起来，给他们做好早餐，吃了，就与山藤浩治一起下田。开始时，老太婆还与我干，十天过后，她看我做的日本饭菜还过得去，就让我自己干了。于是，我每天开始干活的时候，他们一家都在睡大觉，他们干活的时候我仍然要干——至少是去田里熟悉农活，晚上就学日语。
我也不觉得什么，毕竟我们是新婚，只要能和山藤浩治在一起，我就很满足，然而日子稍长一些，一些不愉快的事就出现了——
有一次晚上学习，他照常上来看看，也顺便叫我下楼去拿几个水果、糕点上来吃。
我说：“你走上来，不就可以给我拿来了？”
他半开玩笑地大声说道，也写道：“日本男人不知道怎么给老婆拿东西。”
我生气了，正待发作，但我看了看外面，婆婆正从过道上走过去，她一直就暗地里在监督我学习？她虽然没有看房子里面，但脸上正挂着一丝笑意，她显然为自己的儿子是男人高兴，心里也在夸赞山藤浩治吧。其实，这个老太婆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在山藤浩治老爸面前总是百依百顺的。
我不敢说他什么了，幸好我们是在写，“你是一个只知道耕田的农民。”
他看了外面一眼笑着回答道：“你们中国男人都是没有用的。”言外之意好像在说：你们中国男人都是没有出息才听女人的。
我又写道：“你们日本男人有出息，只会在自己老婆面前耍威风。也没有头脑，爸爸妈妈说什么你都听。”的确，我发现他是最孝顺、最听话的男人。
“那你为什么不找中国男人？”他笑了笑。
“我在中国是没有出息的那种人。中国男人不要我，我才到日本来的。”
这些玩笑话是比较伤人的，我们都有些生气了，只是在克制自己不要发作。
这时婆婆在外面说话，意思大概是：“山藤浩治，你不要打扰山藤秀子（陈林菲的日本名字）学习了，快下楼去。”
他这才走了，随后去睡了。我仍然打着瞌睡学到晚上十一点半，婆婆才叫我去睡觉。
到日本几个月，我进城，也就是在山藤有事要去城里时，才匆匆去了两次。实际上，我从中国坐飞机过来，除了路过一些日本地方，就是结婚、家务、田间。有一天，我忍不住对山藤说：“你不是要带我去四国岛吗？”
他听到这话，脸上也显得兴奋起来了，随即走出房间，与他爹妈商量去了。我关上门从门缝里偷听，前后学了几个月日语，我大体能听懂一些了。其实，我哪里用得着偷听呢，他娘说话的声音很大，故意让我听见似的。
“你们去那么远的地方去做什么？我与你爸爸结婚三十多年，都没有去过。”
我还第一次听见她这样大声说话。也许在她看来，没有事是不能去哪里的。
“秀子干什么活是情愿的？她就是想花钱，还想去哪里呢？娶她，山藤家花了七百万日元，还不够多吗？”
她说的是事实，给了我家三百万，办婚礼也的确花了不少。她说的话虽然让我很生气，但我就是想生气，也有些底气不足。
山藤爷爷说话了：“算了算了，山藤秀子毕竟是山藤家的媳妇，娶日本媳妇花的钱更多，有几个日本媳妇愿意下田？让她高兴了，农忙季节时，她也会卖力干活的。”
老太婆说：“那好，你们去茅野市去，顺便看看有什么好的种子，买一些，但可以晚一些回来，一天之内必须回来。”
他垂头丧气地回来，说了这事，我生气地说：“不去了，不去了，我还欠你家七百万。你就那样怕你妈妈吗？你早已经是成年男子了。”我小声说，我真想挑起他和他妈妈吵架，也可解我心头的气。
他听这话，好像也伤了一点儿男人的自尊，说：“我们去！明天一早就开车出去。”
第二天一大清早，山藤浩治还没有等到我把早饭做好，就拉着我开车上路了，车开得很快。
我们在茅野市白桦湖及大众乐园玩了大半天，山藤浩治还在游戏机上小赌了一把，本想输了那几个钱就走，可偏偏赢了，赢了就高兴，于是又开车到了长野，去了白马和志贺等滑雪场，它们是前一届冬奥会场地。我们还去清水寺烧了香，去川中岛古战场看了看。对于我这位在乡下已经待了几个月的农民来说，也算到了东京都。时间已经超出了，我不免有些担心。
果然，第二天傍晚，车还没有到家，老太婆就站在二楼上观望。等车到了院子，她就堵在了家门口：“去哪里了，为什么今天才回来。”
“车坏到路上了，没有修车的。”山藤浩治说。
“我猜测，你就会这样说。”老太婆一点儿不笨，“你打过电话不行了？”
“手机没有电了。”他说。其实，我们出去后，他就一路关机了。
他随即关了车门就进家去了，然而我却被她堵住，“山藤浩治是老实的男人，一定是你的主意吧。”
“不是。我劝告他按时回来，他说他开车累了，需要休息，再说车也坏了。”我前半句话说的事实，另外，我想：把责任推给他，他是她儿子，老太婆怎么也不会为难他的；我后面的话是顺着山藤浩治的话扯谎。
然而她仍然数落我：“先不说别的，昨天早上走之前，为什么不把饭菜做好？”
我这下似乎才发现山藤浩治已经躲在里面去了，不给我解围，让我生气起来，“是他让我不做早餐的，他说要急着赶路。我都已经做了一半了。”
没有想到老太婆更生气了：“我认为你这个人良心有问题，什么都推给山藤浩治，就是他有错，作为他的妻子，你也应该为他承担。如果你承认都是你的错，我或许还会原谅你的。”
我如果那样说，她真会原谅我？我怎么说也不是人，于是，我鼓足勇气第一次顶她的嘴了，虽然声音很小：“我应该怎么说？这是事实。”
没有想到惹祸了，老太婆转身就走进房子，还大声说道：“来看啊，看啊，山藤浩治，你老婆是一个靠不住的人，你要警惕啊，要小心，她有一天会在你背后动刀子的。”她的嘴“噼里啪啦”地就把我说的所有话说了出来。
山藤浩治看上去虽然不以为然，但我知道他肯定生气了。
我跟着走进去，我有气，但嘴却不听使唤地承认错误：“我只是在检讨，说出事情的经过。”然而说出来倒好，偏偏不知道用日语怎样表达了，我想他们也没有听清楚。
“你还不老实。”她又接着数落我。
我只能忍气吞声地站在那里接受她的训斥，回来后，足足站了一个多小时，只站得我腿发软。山藤浩治的爷爷和爸爸在隔壁看电视，也懒得过来说点儿什么。
最后，也许是听不下去了，他爷爷才走了进来：“你们这些女人就是闲不住，山藤秀子给你妈妈认一个错，这件事就算完了。”
我在老老实实地认错之后，回到了房间。老太婆这下才数落山藤浩治。
等晚上睡觉的时候，山藤浩治一声不吭就躺下了，仿佛我给婆婆认错了，也得给他认错，可我开不了口，好在第二天，他似乎也忘记了这事。
之后，我在老太婆的监督之下努力干活，不敢再提出什么想法了。我也时常记起来日本之前，我老娘、老爹和许多人就给我提醒过，我必须孝敬公婆，远在日本是不能有脾气的，照顾好这一家人，我才会有好日子过。我倒不是要牢记他们的劝告，而是现实迫使我这样做——因为我毕竟“抗争”过，可就那么一次，仅仅一两句话，就已经让我头破血流了，我变得乖巧了，日子也就平静下来了。
只不过，有时候还是要与山藤浩治斗斗嘴——
我整天有忙不完的活，他还要我头发不得乱，甚至脸也要化妆、打理，否则，山藤浩治在乡下为数不多的亲戚朋友面前就没有了面子。他既要养一个娇妻，还要一个劳动力。
“如果你是女人，也干我一样的活儿，我不信你头发不乱，脸也不黑。”
“你不是还戴上草帽、抹了防晒霜吗？”
随后，收割的季节也来了，他们家收割的场面是很“排场”的，一次就请来了三十多辆拖拉机和汽车。他们一家也忙开了，也都很高兴。这段时间也是我与他家相处最好的一段时间，或许也是我与山藤最高兴的时间之一。
这下，山藤浩治果然去忙“管理”的事去了，我却跟在一辆拖拉机旁边，做一些辅助性的小活，但每天都是灰尘、汗水弄得一身的，也累得要死。
婆婆给工人们送矿泉水，也会亲自给我打开盖，偶尔还会用毛巾在我脸上擦几下。当时我感动得不得了，简直把她看成我的亲妈了，也更卖力地干活。
山藤浩治也不说我脸黑了，只不过有时候会叹着气对我：“机械化程度还是低了，请那么多人，花那么多钱。”我也没有说什么，我要求不高，只要婆婆有事无事时，对我多微笑几下，让我高兴，我多做一点儿也没有什么。
收割的事一个多星期就完成了，随即就是掘土，请来的那些车辆离开了，拖拉机也没有剩下几辆。他让我和一个工人拿着锄头去掘拖拉机耕不到的地方，或者帮着他杀虫除草。这个人看上去就呆呆傻傻的，是他请的十二个固定工人之中唯一不会开农业机器的，请他不过是工资开得低，加上农场需要这样一个人干这种活，请一个聪明一点的也是浪费。那我呢？我心里面很不是滋味。
可这时，他却咕哝着说：“等你熟悉了一些活，就可以少雇一个工人了。”
我愤怒了，激动地说：“你还真把我看成你家的雇工了？你赶着收稻谷之前娶我，就是想在农忙季节多增加一个人手？可以早一些培训，早一点儿上工。你把我也看成傻子了？”
“我不是也干活吗？那我又是谁雇的？”
“你是给自己干。”
“如果你是山藤家请的工人，那你是薪水最高的了，山藤家的财产都有你的一份。你是山藤家的人，山藤家即使少请一个工，多赚的钱也有你的一份。”
我哑口无言，因为我听到他这话，一下子就高兴了，还有些不好意思——或许他说的这句话，是我听他说的最温柔的一句话，因为最实惠。比他在床上床下说的那么多甜言蜜语强许多（说到这里，陈林菲苦苦地笑了一下）。是我的，我当然应该卖力干了。
“所以，你就要努力学习了。”他说。他还答应：他妈妈过一些时间不做家务了，就由我去管理家里的事。我知道那些家务活也不轻松，但总比在田里劳动好。
天也渐渐冷了下来，干活的时候是一身汗水，坐下休息一会儿，汗水就冷却下来，冷冰冰地贴在身上，让人觉得像是掉进水池里一样，一身都冷透了。我只得慢慢干。
农忙的时间熬过去了，我又回到了家里干活，拼命地切那些永远切不完的沙拉丁。婆婆随着农忙季节的过去，变得懒散了，也不愿意对我多笑几下了。
日本人的节日多，虽然他们除了去送礼，仍然不太出门，也要不时穿上和服在家里转上几圈，还要让我跟着穿上，一招一式都要像样。虽然结婚时已经学会了那一套，老太婆却总是嫌我动作不标准，离她的要求还远。
我起初还认为日本人就像他们一家一样，那样节约和善于算计，日本人就是这样发起来的。随着与日本人有一些交往之后，才发现只有部分日本农民才这样，至少别人家的电视机、音响和房子看上去都比山藤家的新。
山藤浩治“恋爱”的日子过去了，生活的单调越发显现出来，使我感到农活越干越累，但是我还是自认为在努力地干，是婆婆的唠叨提醒我，我又不自觉地表现出反抗情绪了。
婆婆经常会一边吃着饭，一边说：这个菜怎么没有熟？这碗油放多了，盐也多。
之后的一两天，饭菜就会做得好一些，可是过不了几天，又引来了老太婆的唠叨：“你这个中国女人怎么这样笨？你做菜，需要我站在你旁边放油撒盐吗？”
如果山藤老娘有什么关心我的地方，那就是观察我是否怀孕的事。由于平时我们很少说话，她就通过山藤浩治对我说，一旦怀孕，就会有什么什么反应，可我迟迟没有怀孕。
山藤爷爷对我是最好的，因为他很少说话，与我也故意避开三尺，好像与媳妇近了一点，就会乱了规矩。其实，他是懂得汉语最多的，也可能是最粗野的，因为他到过中国，是跟着侵华日军到中国的。他还能说出河南、陕西的一些地方。
陈林菲说到这里，记者突然间反感起来。“他爷爷说到过侵略中国的事吗？他是什么态度，你是什么态度？”这几年，中日关系紧张，这些华人记者虽然人在日本，却也是相当厌恶日本不承认历史这件事的。
“他没有说到那些事，要是他说了，我会反驳的，我真想把他们杀了。”陈林菲说，“我原来还不觉得，我现在很讨厌日本人了，我后悔嫁过来了。”
但我听得出，陈林菲说这些话时明显地感到底气不足。我很理解她，毕竟是在日本人的地盘上，生气又怎么样？就像日本的华人报纸，对日本政府的批评不也是很有节制的吗？
记者不说话了，他刚才说的话，没有让陈林菲感到过多紧张，倒让我很紧张了。也许是我年纪大了的原因，对家乡有了一些眷念，对历史有了一些看法。我当初嫁给日本人的时候，是否也认为日本什么都好？不管怎样，当现在看到中国网站痛斥日本人时，我有些脸红。虽然我知道，我嫁的是具体的一位日本人，并不是嫁给日本政府。这位记者也相当厌恶那些不知所以，就嫁到日本的一些女人们，还要求这样那样的，给在日华人丢面子。一些华人报纸在解答她们的一些问题时，也是相当不给面子的，这位记者就是典型，他来这里采访也有些不情愿，所以才主动拉上我一同来。
扯远了，我们还是继续听陈林菲的故事。
我终于熬过第一年，然而2003年新年，我的灾难才真正到来——
我怀孕了，但是由于没有什么特别的生理反应，也就没有去医院检查，我依然没日没夜地干活，加上心情不好，怀孕一个多月后就流产了。这可犯了重罪！山藤浩治把我送进医院后，婆婆就围在病床前，数落我。
“怎么会没有反应呢？我刚刚怀浩治的那时，见油就吐，坐车也吐，只有生孩子多的女人，反应才会小的，你原来生过孩子？”
我说道：“我没有生过孩子，我与山藤浩治结婚之前，没有结过婚。”
“这我相信，可是没有结婚不等于没有生过孩子。”
我终于忍不住了，大声说道：“我没有生过孩子。”随后拉过被子盖在脸上哭了。
我真想说一些实情让老太婆生气，可我不敢说。在国内时，我谈过几次恋爱，谁没有谈过几次恋爱？我与第二个男朋友还同居了一年，做过两次人流。
婆婆还当着我的面咨询医生，医生告诉她：每个人的妊娠反应有大有小，有的甚至没有什么反应。不过，她还是怀疑我有意要害死山藤家的孙子。
她还在我假装睡着的时候对山藤浩治说：“我说过，你要当心她在后面捅你的刀子，我看人不会有错的，今后你可要随时注意。”其实，她是希望我听到的。
回到家，婆婆竟然找到一份报纸，故意打着红线，放在我的床头上，那报上说到一位嫁到日本的中国新娘，因为做得不好，被赶出门了。我知道她是在警告我。我很反感，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做才让她满意，我始终没有弄懂，她对别人都很好，为什么仅仅对我这样呢？
我流产半个月后，就又开始干家务了，过了一个月，我就恢复到原来的工作量了，顶一个劳动力，或者说顶一个半劳动力，因为既要下田，也要做家务。虽然经过这些事，我干活就感到全身乏力，好在山藤浩治对我还过得去。
然而我身体只要有什么不适应，特别是月经期只要推迟，我就要去检查，那一年也怪，我竟然没有再怀孕。婆婆这下更没有什么好脸色了，好像我在偷偷服什么避孕药，故意不怀孕。其实，我很想生孩子，也许这样就能改变我在他家的地位了，带孩子也可以让我少干其他事了。
那是今年（2004年）新年刚刚过后，有那么几天，我总觉得自己病了，全身都没有力气，我对山藤浩治说了，于是他告诉婆婆，他要带我去看医生。婆婆看我样子也不太好，这一次她倒没有说什么，只是咕哝了几句，让我第二天的早餐别做了，明天就去茅野城里的医院看医生。
医生通过各种仪器检查，结果是我没有病，只是情绪低落。这一下可不好了，婆婆脸色变了，似乎我在装病偷懒，终于被医生识破了诡计！
“看来你是得了什么怪病，医生检查不出来，你是不是要去东京检查？看病是要花钱的，你不干活就说，我还少支出一点治疗费。”她又说，“医生治不好你的病，闹钟能治，每天都要让她准时起床。山藤浩治，你赶快去买，要声音大的。”
她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他们家的小猫、小狗，我哪里能与它们比？老太婆对它们百般爱护，经常抱着猫亲亲吻吻的，我不仅是他家的佣人，还是猫狗的佣人。不能与猫狗比，那就与他们家的农用机器比？山藤浩治用完了它们，都要仔细擦拭、维修，可他们给我维修的时间了吗？
山藤浩治没有去买闹钟，老太婆倒也不强求，她说：“算了算了，明天看谁进城，顺便带一个回来，单独去买那东西是要花油费的。”
第二天，天才刚刚亮，她自己来敲门。我只是哭，并没有开门——因为经过她昨天的折腾，我更是没有力气起床了，就是牲口，它也会反抗的。我这个牲口终于反抗了！我就赖在床上，看她能拿我怎么办。
他老娘已经敲了几回了，且越敲越重。山藤浩治也生我的气了：“你就起床装装样子也好。”他起床，打开了门走了出去。
没有人帮我说话，我更感到伤心，我多么希望山藤老爷爷能出来说两句公道话，他不知道？也许，他认为女人就是应该没日没夜地干活？这种孤立无助几乎让我的精神崩溃了。
婆婆并没有走进来，她一点也不急：“不起床就好了，让我节约一顿饭，我看你能熬到什么时候起床。她干脆就坐在外间的榻榻米上，那个位置，也正好能看着我。
我慢慢地感觉到肚子饿了，开始还不觉得什么，可那老太婆也坐不住了，在外面把锅碗弄得直响，还端了一块寿司在外面吃，我哭得更大声了——在这里，我还有什么招数对付他们？老太婆也不生气了，她知道我饿，就感到很快乐，我能从她时不时的话语中听到她的快乐。
大约是下午两点，他们家已经吃了中午饭，也许是老太婆良心发现，或者是怕我真饿出病来，或者怕我真的绝食了，于是对着门里说：“我们都已经吃过了，有饭，没有熟菜，有生菜，我知道你饿了，你会自己弄的。我要让你知道，要吃饭就要干活。为了让你体面地出来，我出去了，家里没有人了。”
我听到门被重重地关上后，就没有了声音，我还能熬下去吗？肚子饿的人是没有自尊的，我终于爬起身，做了菜，吃了饭。之后，我几乎是拖着身体下田干活的，我和山藤浩治一句话也不说。
回来时，我的床头上就多了一个闹钟，第二天六点，准时响起了《樱花》，山藤浩治不耐烦地用被子盖住了头。
我起床了，也不知道我是故意拖延，还是身上没有力，等到他们起床了，我都没有做好早餐。
这样过了几天，婆婆又坐不住了，指使儿子把我告到了家庭裁判所。
她在裁判面前，开始数落我的罪状：“为了娶这个中国媳妇过门，山藤浩治家花了将近七百万日元，不干农活怎么行！”
我开始据理力争了，我知道我现在不说话，之后我更没有说话的机会了，“钱是你们愿意付的，如果你们起初就说，要让我来日本做苦力，我是怎么也不会来的。”
“如果你一开始就说，你来日本是来享福的，那山藤浩治家不会为你付一元钱的。”老太婆也很能说。
“干那样累的农活，我吃不消，况且他们也不给我工钱，我又不是奴隶，凭什么非干不可。”
这态度使公婆更加恼火：“一家人，还给工钱？你吃谁的，穿谁的？”
“那你们给吃什么我就吃什么，让我穿什么我就穿什么，我还有一点儿自由没有？”
“那你希望怎么办？”
情急之中，我脱口而出：“你们应该拿工资给我，我交伙食费。”
“好啊好啊，你要多少钱的工资，山藤家给。”
家庭矛盾是很难扯得清楚的，无奈中，裁判问山藤浩治我怎么样？他竟然说：“她的确比较懒。”
最后，裁判所的裁决是我必须干活，山藤浩治家也要适当减轻我的劳动。
之后，山藤浩治家并没有减少我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而且非但没有给我多一些钱，就连山藤浩治也不给我钱了——平时，我要买一点穿的用的，山藤浩治就给我，我的小金库也有一些钱，这下完了。公婆的脸越发变得阴森、恐怖。
山藤浩治只要有什么不高兴，就会对我冷嘲热讽，而且还会借日本人的优越感来刺激我。有一次，我终于与他大吵了。
“中国女人干活，丈夫家都要付钱的吗？上床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先讲价？”
“你还是高学历的，怎么就听不懂一句人话？我真是要你家给工钱？你就不觉得我就要累死了，我累死了，对你有什么好？你们家虽然有钱，其实都是不开窍的农民，不管对错，年轻的都要听老的，女人都必须听男人的，你老娘让你去吃屎，你也去？”
“所以你想让我听你的，想让我妈妈也听你的？你们中国人真有本事，到了日本就想申请‘永住’，还想加入日本籍，还要说你们怎么怎么好。中国是什么国家？自己落后，遭到日本打击，还念念不忘，落后就应该遭打。”
“那你也把我杀了吧，我也不想活了，反正在你家也是受罪。”我火冒三丈，发狂地说，“你老娘不是说我会在后面捅你的刀子？我是想加入日本籍，可你就看看，哪一天，你要是与日本政府一起与中国作对，我会在你后面捅刀子的。”我不算什么爱国主义者，否则就不嫁到日本了，由于受到了虐待，我突然变成了爱国主义者。
我们经常吵，偶尔，我觉得，这个看上去粗壮的男人，这个猪，一定把我们吵架说的话告诉了他老娘。于是，我不仅与他的关系，与他老娘的关系也越搞越僵。
他老娘不让我进厨房了，好像我要对他家下毒，让我整天跟在山藤浩治后面，他干什么，我干什么。后来又觉得我影响他做事，也就让我在下田时跟着他，他管理或者做别的事时，就让我或者跟着去地里，或者自己去。他们不再要求我做好什么，甚至不做都行，我是轻闲了，可我每天都觉得恍恍惚惚的。
没有过多少时间，那是前一个月，婆婆指使儿子再次把我告到了家庭裁判所，要求离婚，而且要让我回到中国去——因为如果我仍然在日本，即使离婚，由于我没有工作收入，他们家也要承担我的保险和生活费什么的。
可我能回去吗？出去时，我二十二岁，才过两年，我像是四十岁的女人了，我回国后又怎么见人？我即使死在日本，也不愿意回去。
陈林菲说到这里，也说不下去了，擦泪水的纸也在桌子上有一堆了。此时，天早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黑了，我们一直在借着街道上的灯光说话。我打开了灯，然而灯光刺眼地亮起之后，我看见陈林菲被泪水糊住的眼，她似乎也懒得睁开了。我想：由于今天白天没有睡觉（她说这几天都是白天睡觉），又处于激动之中，她一定是累得不行了。
我打来洗脸水，她听话地由我摆弄，之后，我就扶她进里屋睡觉去了。
由于还早，我和记者仍然在外面说着话。
然而过不了半小时，陈林菲却起来打开了灯，又走了出来，她说：“这家房主不知道为什么，晚上总是很忙，弄得乒乒乓乓的。”她脸上露出厌恶的表情。
房主的确在忙，但弄出的声音并不大。
陈林菲随后把门都关上了，但目光总瞧着窗外，她还想与我们说什么，可她实在太累了，于是，我又催促她去睡。明天还要去她家呢，我也应该早点睡了，我去洗漱，她在旁边等我，之后我与她一起进房间去睡了。
记者也准备进自己的房间去睡了。
我看了一会儿书，关上灯，很快睡着了。然而，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后，我突然被陈林菲的叫喊声惊醒！
“啊啊，救命啊，婆婆要害我，她要谋杀我。”
我全身颤抖着几乎是滚下床来的，当房子里的灯亮了之后，我才看见房子里除了她，没有别人，她正缩在墙角上，大汗淋漓——灯是她开的，开了之后，她就滚到了墙边，小柜子上的东西被打翻一地。
外面传来了拍门的声音，她“啊啊”地乱叫，我也被吓得半死：果真是她婆婆来了，要害她？
那是男记者和房主人在敲门，我打开了门，这才恍然大悟，什么事都没有，刚才她是做了一场噩梦。
然而，她仍然看着窗子外，接着又下意识地让身体离窗子远了一些。
“你刚才是做了噩梦，别怕。”我说。
“可我刚才看到婆婆正躲在窗子外面窥视着我，她跟踪我，她是想害我，我还看见山藤跟在后面，拿着一个大口袋。”她说。
“你这一星期都是这样紧张过来的？”
“你不应该关灯的，这样他们来了，我都能看得清楚。再说，有灯，他们也不敢动手了。”
什么，她现在都还不清楚自己在做梦？我走过去，推开窗子说：“这是二楼，一个老太婆怎么能爬得上来？”
“他们有梯子，好大的梯子啊……”
房主走了，记者进来，陈林菲不停地说着一些让人糊涂的话。我与记者都怀疑她患上了间歇性精神病，在嫁日新娘中，有精神病或神经质的人是比较多的，我和记者都见到过，严重的甚至被送回国了。其实，日本社会本身就是充满压力、让人疲劳的，精神失常者也比别的国家多。其次，在日本社会中，女性的地位也是相当低的。另外，作为外国人，作为外国女人，往往也是孤独的——一个女人，如果长期找不到可以倾诉的对象，无疑容易引起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在嫁日新娘中，有精神疾病的人比较多，也不难理解了。
如果她有精神病，那她对我们说的事是不是事实，就很难说了。我与记者商量：天亮去她所嫁的村子，调查这件事——而在这之前，我们是打算向她丈夫家讨一个说法的。
陈林菲慢慢地平静下来了，也显得正常多了，但她不准我们关灯。
我醒来时，已经是早上九点了，陈林菲却睡得死死的，也许她是天亮的时候才睡着的。
准备出发前，我们才叫醒她，记者问陈林菲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现在还认为你婆婆准备害你吗？”我知道他的用意，因为我们没有来之前，她也是晚上打电话过来说她婆婆要害她的。现在是白天，她可能不会那样认为了。
“我总有一天会死在她的手上的。因为这样，我才跑出来的。”
她的回答让我们感到意外，我说：“我们去你家看看，现在就准备去。”
“不，要去你们去。”
“可你在这里待着也不是长法。”
她磨磨蹭蹭地起来了，同意与我们回去，这一个星期过去，也许她内心早已经认识到独立生活的困难。其实，她如果执意不回去，我还真想把她带回东京或者大阪，凭她的条件，包括这两年被“训练”出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应该不难找到一份简单的工作。
记者开着车载着我们上路了，沿途丘陵起伏，路也弯弯，但还比较宽敞、平坦。雪早已经停了，也许这里根本没有下雪，但很少见到裸露的山脊、山谷，山有多高，松树就有多高；山谷有多深，灌木、草就有多茂。然而我还是从常青树以外的枯树、杂草中感觉到了一丝丝的苍凉，是春夏多好，这里一定有好风景。
不用她太多的指点，我们很容易就找到山藤浩治家，因为是单门独户，别无二家。
远远的，陈林菲就指着山藤家二楼上一个蠕动的人影紧张地说：那就是她的婆婆，对方只要动一动，她就知道是不是婆婆了。可这样远，我们连对方是男女老少都分辨不清，足见她平时对婆婆的观察之仔细。
看到我们的车开了过来，她婆婆下了楼，站在庭院里高高的竹子下看着我们。看到陈林菲下车，她的表情看不出是高兴还是气愤。
她鞠着躬很客气地把我们引进屋子里，接着拿起电话：“山藤浩治，你别找了，山藤秀子已经回来了。”之后，她又对我们说：“山藤浩治这几天一直都在城里找她，田里的事都耽搁了，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啊。”
陈林菲用汉语对我说：“他们怕我死在外面，无法交代，还会承担大笔费用。”
我劝她冷静，又开导她：“既然如此，你又怎么担心他们会害你？”
她婆婆听见我们在说汉语，激动、兴奋起来了：“你们是中国人，你们是她的家人吗？你们终于来了，你们把她带走吧，山藤家给一点钱都行。”记者说我们只是中文报社的记者，是来了解情况的。老太婆明显地表现出失望的样子来，“也好，她一定给你们说了许多话，那你们来评理，我们家该怎么过？”
我们把陈林菲告诉我们的事，挑重要的、有疑问的事婉转地说给对方听，我们想，这是一面之词，她一定会很激动地进行反驳。
然而我们错了，对方虽然很激动，但没有反驳：“她说的话大体上是事实，我们的矛盾是做媳妇的应不应该干活、干多少事。我也是从小媳妇过来的，我也是有忙不过来的活儿，我也要照顾公婆。”
陈林菲打断对方的话说：“一天十几个小时的活儿吗？有时还干男人繁重的活儿？”
双方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地吵了起来。
记者劝了她们几句，她婆婆转而大声对我们说：“山藤秀子一定说我要谋害她，在追杀她。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的事了，左邻右舍的人都知道。”她无奈地说：“她出走之前的一个月，就要求与山藤浩治分开睡，她睡另一间房子，因为她担心我与儿子要害死她。有两次，深更半夜，她报了警，警察来了，她仍然用东西把门顶得死死的，还不说话。警察还认为她已经被害死了，撞开房门，她好好的，只是全身抖动着说我们要害她。她担心山藤浩治家要害她，我还担心她在给我们家做饭时下毒，所以近一个月来，我们都不让她进厨房、动一下吃的东西喝的东西，我也不得不随时观察她。”
“你总是在房间外，或者在她后面观察她的一言一行，她才产生你要害她的想法，你也同样如此？”记者问。
“是的。”
“山藤秀子刚刚嫁到日本时是不是这样的？”
“那你是说，是山藤家把她害成这样的？”
记者语气平缓，但很坚定地说：“我没有这样说，但她如果有病，是嫁到日本后才有的。”
“现在也只有离婚了，山藤家已经两次把她告到了家庭裁判所，是她自己不同意离婚的。”
“我不能拿着一点儿“慰谢料①”回去，那样我怎么见人？”陈林菲说。
“可你要多少我们就给多少吗？这是要由裁判所裁判的。”
他们又吵了起来，半小时后，山藤浩治的车回来了。此人果然很壮实，走过来，还没有看见人之前，皮鞋沉闷的声音就传了过来。如果没有听到陈林菲之前说的话，一定会认为他是一个粗鲁之人。此时，我还为他始终没有动手打过她感到说不清的一点什么。
陈林菲走到门口，用一种期待的、胆怯的眼神看着山藤浩治，对方却用讨厌的眼光回敬了她，于是，她满脸的失落表情。
于是她走到我们面前说：“你去帮我说说，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回国，今后只要婆婆不要做得太过分，我都会好好干的。”
我们诧异了，因为她与我们在茅野市见她时判如两人，此时她显得那样可怜，根本就没有了与我们一起走的念头，的确，她在茅野市的这一个星期，她感到了独自生活的恐惧。
记者没有说什么，不过，他也根本没有要去劝劝山藤浩治的意思。我不知道是以什么样的心情走到山藤浩治面前的。
“你们就不能重新和好吗？不管怎样，她千里迢迢来到日本，是因为你来的，今天的结果，我认为你们一家的责任是主要的。你想想：作为一个外国人，孤零零地来日本，她怎么会有意与你们过不去，害你们的孩子、孙子？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做的事也够多了，不算懒惰吧？如果你们真把她看成儿媳、女儿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了。作为一个男人，你也应该多理解她并与她沟通，也与你母亲沟通，很多事就可以避免了。不管怎样，她现在真的病了，至少要治好她的病，其他的再说吧。这也是你的义务。”
“治当然要治，可又怎么治？她在日本多待一天，精神还会继续恶化的，因为已经是这样了，我说的是事实。”
我又分别劝解了他们一家人，可是各有各的理——很多矛盾，不仅是各人性格之间的矛盾，还有文化上的，很难说得清楚。说了几个小时，把我们的头都说大了，到头来，我也怀疑自己说的是否是对的了。
到了傍晚，我们要驱车回去了，他们一家人把我们送到院子外，陈林菲久久地拉着我的手，泪水又不停地流了下来，她舍不得我们走，她也想跟我们走。我们开车走了一段路，我回头看，只见她还跟在我们后面走，哭得更厉害了，她用手胡乱地抹着眼泪、鼻涕。我也抑制不住自己，泪水流了下来，同时也对山藤家有了过多的愤怒，如果我刚才还觉得家庭纠纷是很难说谁是谁非的话。
我让记者停下车，他停下了，却直接倒车，过陈林菲的面前时也没有停下，而是直接倒到了山藤一家人的面前。他要下车，我却拉住了他，是的，该说的都已经说了，如果再说一些不理智的话泄愤，对陈林菲有什么好处？我克制了，也希望他克制一下。
还没有等到他们家的人迎过来，记者就又把车向前开了，开过陈林菲面前时，我又捏了一下她的手，但什么也没有说。随后记者一踩油门，风一样地急驶而去。
我们走了，不管怎么样，我只能这样结束这篇文章，剩下的只有不中用的祝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