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梦圆闽江畔
梦想成真
韶华似水。1970年，在中断高考5年之后，一些地方开始从工农兵中招收学员，定点培养，学制三年。原则上从哪儿来，毕业后回哪儿去。工农兵大学生，前前后后有七届。1977年拨乱反正后，国家开始恢复高考，历史航船回到了正确的航线，中国迎来了科学与教育的春天。那特殊的几年培养的近百万青年学生，成为特殊时代的产物。
所幸的是，这代人并没有选择沉沦与放弃。在那广阔的农村天地，他们清清楚楚地了解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触摸到了亿万贫困人民渴望过上幸福日子的心愿。他们多了认真思考和深刻反思的习惯，有了坚忍的意志和排除万难的决心。这一段经历奠定了他们后来坚定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成就了他们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的潮流中的参与者、贡献者和毫无保留的推动者，甚至引领者的地位。
1972年6月初的一天，我回到福清一中，在阶梯教室参加摸底考试。阶梯教室是一个独立的教室，依山而建，竹林围绕，夏天鸟歌蝉鸣，是当年上集体课的绝佳之处。可惜由于“文革”停课，它被荒废了多年。没有莘莘学子相伴，它显得那样寂寞、苍凉，以至于它满身散发着一股霉味。记得那一天，全县基层人民公社推荐的一百多名青年云集于此，埋头答卷。这个“文革”时停办的，曾经为清华、北大等名校输送过不少高才生的学校，又有了一些人气，浊气被驱散了，周围的鸟儿也跳出寂寞，欢唱起来了。
这场摸底考试，的确无法和严格的正规高考相比。后来我才知道，那次“考试”也只是福建自己的“创举”。参加考试的人是认真的，我们像参加高考一样紧张。考试只有一种考卷，没有分科，而且试题也很简单。但现场气氛紧张严肃，尽管绝不像现在的全国统考，出题刁钻，戒备森严。我轻轻松松地按时完成了考试，交了卷。从福州大学和厦门大学来的监考老师和县教育局的人共同在场。摸底考试结束后，他们让我们都回家等候通知。因为最终录取，并不单单取决于这次的成绩，主要还得看大队和公社的推荐，看我们“文革”的表现以及我们思想政治觉悟。1972年基本上是革命造反派掌权的年代，“思想政治觉悟”的评判标准多少让我担心，因为我在“文革”中参加的是福建省的“三字兵”。“三字兵”为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学生干部，多数为革命家庭和贫下中农家庭出身，但“三字兵”也是“保皇派”的代名词。
在煎熬的折磨中，我焦虑不安地等待着，度日如年。大概是7月30日，我实在熬不住了，决定进县城看看。我骑着自行车，一口气蹬了70里，到了县城找到县教育局。我碰到了林孝金老师，他原在福清一中教务处工作，被临时借调到县教育局。林老师对我很了解，也蛮喜欢我，一见到我就高兴地说：“江镜公社推荐了两个人，但经过有关方面的反复斟酌，大家最后还是认为从培养国家科技人才的角度看，你更有潜力，所以你被批准录取到福州大学。”
尽管上大学是我梦寐以求的事，但猛然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几乎晕了过去，根本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是决定我命运的大事，我觉得比天还大。林老师看到我有点发愣，补充说：“赶快回去吧，你的录取通知书也该到了，两天前就已经发出了。”
我如梦初醒，激动地道了谢，推起自行车，扭头就跳上车，飞一般地往城南回家的路猛骑，脚下如安上了风火轮。那天下午4点多，我大汗淋淋、全身湿透地跑到大队部，劈头就喊：“我的通知书，我的入学通知书呢？”当我接过县教育局寄来的信件，迫不及待地扯开信封时，福州大学录取通知书让我眼前一亮，就像一束耀眼的激光，我热泪盈眶，什么都看不清了。是啊，从1968年回到村里，我做梦都在想有朝一日大学招生，我重回学堂。如今，梦竟然成真，我真的有书读了，真比打了鸡血还兴奋呢！当求知无门，陷入彷徨之际，如天门顿开，又可以回学校了，对于一个想当科学家、大医生的青年人，那兴奋之情，那激动之态，是今天的青年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的。我相信，从那一刻起，我的命运已经发生转折。一个大学生就要从这个贫困的渔村，从这个子女众多的农民家庭诞生了。不管怎样，这是我们家好几代人一个了不起的突破。对于我含辛茹苦的父母、老老实实的兄弟，对于我的家族甚至整个村庄，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消息更让人热血沸腾，更振奋人心了。
走进福州大学
1972年9月初，我扛着一个红色的小木箱走进了坐落在闽江岸边的福州大学。我上福清一中时二哥为我特制的木箱陪伴我度过了在福清一中的美好时光，见证了我梦想破碎后的彷徨与苦痛，又与我一起实现新的梦想，踏上新的征程。
福州大学始建于1958年。建校原因据说是崇尚教育的福建省委书记叶飞，决心开办一个南方清华，造福一方。大学建在闽江畔，紧挨建于大唐时期的西禅寺，离著名的三坊七巷也不远。三坊七巷自晋唐形成起，便是贵族和士大夫的聚居地，清至民国走向辉煌，成为国内现存规模较大、保护较为完整的历史文化街区。区域内有大量的古民居，包括沈葆桢故居、林觉民故居、严复故居等九处典型建筑。三坊七巷的古建筑群素有“中国城市里坊制度活化石”和“中国明清建筑博物馆”的美称。尽管它们在“文革”中安静低调地存在着，有些地方还是难逃浩劫，现今才变成福州主要的文化旅游胜地，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1966年起，学校完全停课关门，直到1971年9月才招了10多个学员，说是办试点班、探索经验。1972年秋天，福州大学迎来了第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农兵学员。闽江岸边、西禅寺周围、三坊七巷附近又有了熙熙攘攘的青年学子，再次充满了生气，响起了阵阵久违的读书声。
工农兵学员以推荐为主。那时我们既不能凭自己的理想选大学，也不可能按自己的兴趣挑专业，原则只有一条“服从组织安排”。我没有机会选择清华、北大或者一所医科大学的牙科专业，也没有进入厦门大学无线电物理专业，而是被安排在福州大学物理无线电系。后来听说，之所以让我到福州大学物理无线电系，是因为考虑到我在福清一中数理功底不错。
我被分配在无线电二班。我们班有58位学员，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包括北京、上海、黑龙江、安徽、四川、江西、广西、浙江、江苏、湖北等。学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几个来自三线的兵工厂，已有多年工作经验；有高中毕业的；也有个别是刚进初中就停了课的，实际上还是小学毕业生。
考虑到这批学生的基础差异较大，学校大胆采取了分班教学补课的办法，在初始阶段（实际上有6个月时间）实行“差异化教学”安排。学校号召学生“一帮一”，建立“一对红”，口号是“不让一个人掉队”。这些都是那个年代特有的术语，但摒弃偏见，确确实实带来许多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的成效。抛开时代的局限，人性的善和人心深处潜存的爱是永恒的正能量，不管通过什么方式，一旦被激发出来，就会化成巨大的动力，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们如饥似渴，很快投入了紧张的学习中，而且专注得让我们似乎忘记了身边的其他一切事。
父亲的心愿
1972年9月底的一天，福州和往常一样蓝天白云，秋高气爽。我和同学们高高兴兴地来到物理无线电楼，参加“分班教学”的摸底考试。大概是10点左右，系指导员王志强悄悄走到我身边，轻轻拍了我的肩膀一下，把我叫出教室。他低声询问有关我父亲的身体状况。我觉得有点怪怪的，但马上明白过来，一定是父亲出事了。因为20多天前我离开老家时，父亲身体非常虚弱，他因高血压偏瘫在床已将近3年了。王指导员握着我的手，安慰我一定保持冷静，并告诉我他批准我马上回老家，并说他会安排郑中钦和陈诗铨同学用自行车把我带到福州长途汽车站。50分钟后，我终于挤上一辆开往厦门的长途汽车，顺路到渔溪镇。下车后我小跑30多里，转而登上去江阴岛西部的小渡船。上岸后我又是一路小跑来到岛的东岸，跳上小木船到了城头村后，我又小跑了5里路。傍晚时分，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家，见到父亲双目紧闭，安详地躺在大厅东侧的一张木床上，一息尚存。按我们老家的风俗，在老人断气之前应该把他从卧室移到大厅：一是把卧室干干净净留给后人；二是考虑老人是一家之主，生前在大厅主事，死后也在大厅守护子孙。
父亲其实已无知觉，我一头扑倒在他身上，号啕大哭。四哥对我说，父亲在弥留之际，的确很想看看我，但他最后还是否定了自己的要求，说“昌垂他好不容易刚刚进了大学，现在一定很忙，就不要打扰他学习了”。母亲哽咽着告诉我，我父亲的最大心愿就是希望我这个9个孩子中唯一的大学生能成为有出息人、成为对国家有用的栋梁。
那年7月，我捧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到父亲床前，当看到家里终于出了一个大学生时，躺在床上的他侧过僵硬的身躯，背着我流下了喜悦的泪水。我知道父亲此时比谁都更欣慰更幸福，因为当年他“卖衣当裤也要让我上大学”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我这辈子感到特别遗憾的是：父亲他老人家没有福气等到我大学毕业后，步入中国科学院这个中国最高的科学殿堂；也没有福气看到我结婚、给他生了个孙子；更没有福气看到我进入联合国这个“高大上”的国际组织，为全球服务。我常常想，哪怕父亲能用上国家发给我的第一个月36元工资中的1元钱，我也会感到无限的释怀。父亲若还在世，看着我20多年来马不停蹄，足迹天涯，跑遍了五大洲100多个国家，为各国农村的发展、农民的温饱而努力工作，他将会有何感想，对我有何嘱咐？
我会很骄傲地告诉父亲：我所在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任务是帮助世界各国消除贫困与饥饿，我们通过各种形式帮助贫穷落后的国家，特别是帮助挣扎在死亡线上、饥寒交迫的农村劳苦大众，譬如，帮助他们发展农业、生产粮食、提高营养水平。我还会告诉父亲：每当各种灾害临头，我和我的同事就会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参与救济灾民，为他们提供农具、种子、化肥和农药，帮他们尽快恢复生产；我们向他们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培训技术人才；我们还帮助他们的国家和政府制定相关政策，让农民经济收入提高，过上好日子。父亲自己就是一个农民，他清楚农民祖祖辈辈辛辛苦苦，唯一的奢望就是能看到自己的子孙过上好日子，吃得饱饭，上得起学。父亲在天之灵一定会为我所做的一切感到无比的欣慰。
工农兵学员是这个古老而又现代国家的一个时代的符号。无论后来人们如何评价这个时代，只要没有偏见，这些学员终究是中国特殊年代的产物，代表一个时代的伤痕，也担负着一个时代的责任。后来的发展证明，这代人并没有被蹉跎岁月压垮，他们依然承担了一代人应当承担的职责。
珍惜每一寸光阴
没有经历过那个特别苦难和饥渴的年代，绝对无法理解那一代人的艰难、彷徨。当给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知识殿堂”的天窗时，你无法想象我们是如何兴奋，如何狂热地珍惜时光，又如何自虐般勤奋。一进校门，我们如同打了兴奋剂，恨不得一小时当作一天使，一天掰成两天花。没有人愿意掉队，没有人舍得浪费时间。要把以往大学四年的课程压缩成三年，对大部分人来说，的确是在跟时间赛跑。在物理无线电系，我们系统地学完了无线电专业的基础课程，如高等数学、微积分、场论、偏微、电工基础、无线电基础、电波理论等，以及无线电专业课程，如天线、接收与发射、雷达等。回想那一届学员中，个别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他们的确困难重重，但“勤能补拙”，几乎没有人自暴自弃。多年后，一些人还成为大学教授、研究所研究员或高级工程师，担负着共和国建设的重任，忠实地履行着一代人的职责。我说这些，并非想以偏概全，掩饰客观，粉饰历史，但起码我在福州大学的绝大多数同学当年是这样辛勤刻苦地学习的。
重新回到学校的学员尽管如饥似渴地抓住机会学习专业知识，但当时对大部分学员来说，学习外文还缺乏目标与动力。于是，坚持学习外文的个别学生会被当成另类，有时还受到善意的嘲笑。我和来自浙江诸暨满身书生气的徐成岳同学却很喜欢英语，坚持每天自学，同学们为此给我们分别取了“何博士”和“徐教授”的绰号。每天早上6点，我们就带着英语书，跑到东门的小湖边背英语单词，数年如一日，风雨无阻。1975年秋，我在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时，正赶上国家要组织遥感科技的调研和立项，所里领导决定让我参加卫星组的工作，英语水平要求高，因为我有一定的英文基础，我的学习能力马上派上用场，应了“苍天不负苦心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说法。
老师的良心，就是民族的希望。我特别怀念那时学生与老师之间的感情，犹如劫后重生才有的真挚感情。大学多年没有招生了，全社会在焦虑，家庭在盼望。其实，作为职业人的老师也在着急。“文革”中，许多老师正步入中年，事业如日中天时，却被横扫成牛鬼蛇神。因此，当学校恢复招生，他们能重启教案，重拾教鞭，拿起粉笔，全身心地站在讲台上为学生授课时，他们无比珍惜，犹如浴火重生。
当然，在那年头，教师到底要传什么道？授什么业？解什么惑呢？这批经历过“文革”的老师，虽然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态度还是小心翼翼，但他们更清楚的是一种责任：教师是社会的精神遗传基因。仅仅出于这个原因，教师们知道他们首先应该教授为人之道，传授专业知识，分享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我们从心里感激那些老师，他们与我们学生一样，有饥渴，有期盼，更有行动，就是要把失去的时间统统找回，因而更加废寝忘食、忘我劳动。“文革”中破坏了的师生信任，被我们共同重新找回。记得一大批老师，庄琼珊、石俊明、王志强、程正刚等，晚上经常来到教室，辅导同学们晚自修，到深夜11点是常态。庄琼珊是我们的高数老师，她治学严谨，认真负责，是一位让人终身不忘的好老师。她认真批改每一个同学的作业，还常常夸我的作业工整。我们无线电二班有58个学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老师们得付出多少心血可想而知。是啊，当年，老师周末加班备课、为学生批改作业变成常态，带病给学生补课的例子比比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