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曹元弼的生平與學術
曹元弼學術年譜
宫志翀[1]
一、提要
曹元弼（1867—1953），字穀孙，又字师郑，一字懿斋，号叔彦，晚号复礼老人。江苏省苏州府吴县（今苏州）人。
少受黄体芳器異，选入南菁书院肄业，从黄以周受经，在院与从兄曹元忠、唐文治、张锡恭等交善。又从管礼耕、叶昌炽问故。早岁专力於三礼之学，治经严守郑玄家法，著成《礼经校释》，为海内所推重，後以是书得赏翰林院编修。
丁酉，应张之洞聘，为两湖书院经学总教，在院与梁鼎芬、马贞榆、陈宗颖、王仁俊等相论甚得。戊戌，张之洞撰《劝学篇》，曹元弼作《原道》《述学》《守约》三篇以辅翼之，亦其所自道，尝反覆讲说此三篇。又受张之洞命，依《劝学篇》所论治经之法撰《十四经学》，闭户论撰，覃思研精。成仅及半，刊竣《礼经学》《孝经学》《周易学》三种。丁未，张之洞立湖北存古学堂，重招曹元弼为经学总教。戊申，苏省效立存古，曹氏任苏存古经学总教，与邹福保、叶昌炽、王仁俊、唐文治共襄其事，仍兼鄂学。是时，清廷开礼学馆，重修《大清通礼》，从兄曹元忠荐曹元弼入馆任纂修。曹元弼以方兼存古教事辞，仅存顾问，然与陈宝琛、张锡恭、曹元忠就议礼事多有函劄往还。辛亥六月，曹元弼辞苏存古教席，居家撰《周易郑氏注笺释》。旋即，存古议废，清帝退位，民国肇立。
自是，曹元弼为清遗民，遁世著述，以守先待後为己任。笺释《周易》《孝经》《尚书》三经郑氏学，又有《复礼堂文集》《周易集解补释》《大学通义》《中庸通义》《复礼堂述学诗》等作，一生著书二百馀卷，总三百馀万言。及门弟子金松岑、王欣夫、沈文倬等人，又尝为无锡国专唐兰、王蘧常、蒋天枢、钱仲联诸生讲授《礼经》大义。身後著作文稿由弟子王欣夫董理。
曹元弼一生纂著以全面表彰、恢复郑学为依归，然其所以刊误补遗，疏释群经，与清人分文析字、旁徵广引之汉学有别，而终构建一以人伦爱敬为宗旨，以礼为体，六艺同归共贯之经学系统，为经学史之独特景象。其少受南菁学风之浸染，长为张之洞招入幕下，先後致力於张氏设立之两湖存古等事业，以辟邪说、正人心、维世运自任。辛亥後，与遗民以故国之思相维，故旧渐凋，又为挚友刊刻保存著作。一生经历，亦为近世学术传承、学风转移轨迹之注脚，以及师儒命运浮沉之写照。
二、凡例
1．本谱记载年、时、月、日悉依夏历，须标明公历历者以（）标出。
2．纪事之体，事糰於日，而日、月、时、年转相糰焉。谱主行事均力求考订至日；遇不知其日期者，糰於月末，以“是月”领起；依次类推。然其为一年中所常行者，以“本年”领起，糰於年首。
3．凡谱主所作文章、序跋、传记行状及书信、日记等，足以表见其学术气象者，酌情节录或全录。
4．凡他人年谱、传记、书信、日记等文献足徵者，酌情采入。
5．本谱旨在表见谱主之学术面貌，其相过从者，仅载有关学术之事迹，交游燕饮等概从略之，以免文烦。
6．随文略述相关背景事件及关世变之事件，俾读者知人论世，识者有取焉。
三、年譜
清穆宗同治六年 丁卯（1867） 一歲
春正月初八日（2月12日） 酉时，曹元弼生於江苏省苏州府吴县。[2]
《吴縣曹先生行狀》：“先生姓曹氏，諱元弼，字穀孫，又字師鄭，一字懿齋，號叔彦，晚號復禮老人，又號新羅仙吏。”[3]
又：“生於清同治六年丁卯正月初八日酉時。”[4]
始祖彬，仕宋，以功封平阳王，谥武惠。十世祖春楼公，世居安徽歙县。八世祖侍楼公，始迁吴县。祖名维坤，字云洲，素精岐黄，为吴下名医。父名毓俊，字锦涛，同治甲戌科考取汉誊录。母倪氏。伯兄名元恒，字智涵，以内科名冠吴中，光绪三十三年，应召入宫为光绪帝诊疾。仲兄名福元，字邃翰，癸未进士，历官至署河南布政使，护理河南巡抚。居在苏州城阊门内泰伯庙桥下塘。
师友而先出者：
黄以周，40歲；黄體芳，36歲；張之洞，31歲；陸潤庠，27歲；馬貞榆，26歲；勞乃宣，25歲；管禮耕，20歲；孫詒讓，20歲；葉昌熾，19歲；沈曾植，17歲；王樹枏，16歲；鄒福保，16歲；黄紹箕，14歲；費念慈，13歲；蒯光典，11歲；張錫恭，10歲；梁鼎芬，9歲；陳慶年，6歲；唐文治，4歲；曹元忠，3歲；王仁俊，2歲。
同治七年 戊辰（1868） 二歲
居吴县。
同治八年 己巳（1869） 三歲
居吴县。
本年，祖父曹维坤授曹元弼以八卦奇偶。
《周易鄭氏注箋釋序》：“元弼之生，當同治之初大亂削平、文治重光之日。憶三歲時，先祖考雲洲公示以八卦奇偶，頗能辨别。”[5]
《吴縣曹先生行狀》：“先生生而奇慧，三歲，雲洲公教以八卦奇偶，頗能辨别。”[6]
同治九年 庚午（1870） 四歲
居吴县。
本年，父曹毓俊授曹元弼以《易本义》前卦歌，进及於四书五经。
《周易鄭氏注箋釋序》：“四歲識方名畢，先考錦濤公府君教以《易本義》前卦歌，乃授讀四子書以及群經。朝夕趨承庭訓，依奉慈親。”[7]
《禮經纂疏序》：“四歲，教之方名。既卒業，家大人授以聖經賢傳，課讀甚嚴。……稍長，從兩昆後，不令有燕朋昵友。”[8]
同治十年 辛未（1871） 五歲
居吴县。
同治十一年 壬申（1872） 六歲
居吴县。
同治十二年 癸酉（1873） 七歲
居吴县。
夏六月，张之洞任四川乡试副考官。冬十月，任四川学政。
同治十三年 甲戌（1874） 八歲
居吴县。
春正月，张之洞议建尊经书院。
冬十二月五日，同治帝卒。清廷诏立载湉继文宗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
德宗光緒元年 乙亥（1875） 九歲
居吴县。
春正月二十日，光绪帝载湉即位。
春，尊经书院建成。张之洞仿诂经精舍、学海堂例，手订学规十八条，选高材生百人肄业其中，又撰《輶轩语》《书目答问》以教士。
光緒二年 丙子（1876） 十歲
居吴县。
光緒三年 丁丑（1877） 十一歲
本年，从兄曹元忠从管礼耕学，曹元弼亦得请益。
《誥授通議大夫内閣侍讀學士君直從兄家傳》：“（曹元忠）讀書穎悟，年十三，從名儒管申季先生禮耕學。……余（曹元弼）少兄（曹元忠）二歲，自少相與論文至歡。兄既為管先生入室弟子，余亦時時從先生問故。”[9]
秋九月，张佩纶奏请广开言路以拯时艰。此後，张佩纶、张之洞、黄体芳并宝廷四人数次上奏，言辞激切，时称“翰林四谏”。
光緒四年 戊寅（1878） 十二歲
居吴县。
光緒五年 己卯（1879） 十三歲
本年，曹元弼从学於其舅倪涛。[10]
《禮經纂疏序》：“年十一[11]，從舅氏倪先生濤學。先生教以多讀經史，詳為指示，勗以古大儒之業。”[12]
《復禮堂述學詩》：“元弼年十三，受業于先舅氏倪聽松先生。先生諱濤，吴縣人。秉行純篤，器識宏遠，與先君子道義切磋至相得，講學屬文為吴中大師。教弟子以敦實行、讀古書為首務，講解精詳，于經傳辭氣脈絡，纎微必辨，神與古會。元弼讀注疏，雖遇盤根錯節，而反覆推求，尚易通曉，實由於此。”[13]
光緒六年 庚辰（1880） 十四歲
居吴县。
冬十月，黄体芳接任江苏学政。
光緒七年 辛巳（1881） 十五歲
春，黄体芳主持吴县科试。是科，曹元弼以第四名入县学。[14]
《吴縣曹先生行狀》：“光緒辛巳，以幼童科試第四名入庠。”[15]
《禮經纂疏序》：“年十三[16]，受知于座主督學里安黄先生體芳。時先生以經學提倡江南，示諸生以通經致用之方。元弼得聞緒論，日夜將經文尋誦，不敢廢倦。”[17]
光緒八年 壬午（1882） 十六歲
秋九月，黄体芳筹建南菁书院，仿诂经精舍例，设经学、古学两门，专课苏省经士。
光緒九年 癸未（1883） 十七歲
本年，曹元弼粗明各经师法，而治经专力在《诗》，由此始服膺郑学。
《禮經纂疏序》：“年十五[18]，讀《毛詩注疏》，大好之，日夜研求，幾忘寢食。以餘力略涉各經注疏，見《儀禮》經文古懋淵懿，向所未習，慕而讀之，似有所會，潛與讀《詩》所得合記之。是時私心已嚮往鄭學，讀《後漢書》鄭君傳，想見其為人，不勝悠然千載之情。嗣見陳氏《毛詩稽古編》及惠氏《易》，江氏、孫氏《書》，孔氏《公羊》，江氏、凌氏《禮》，段氏《説文》，郝氏《爾雅》之學，粗明各經師法，而專力在《詩》。”[19]
《復禮堂述學詩》：“元弼年十七，此據實年，較應試注册多二歲，詳《述〈書〉》注。始治《詩》，讀《注疏》及《毛詩稽古編》，深好之。”[20]
春，黄体芳主持岁试，曹元弼得第一等第六名，补廪生。[21]
是春，廖平赴京会试，不第，舟车南北，始明《春秋》素王之义。
夏四月二十八日，下诏张之洞署理两广总督。
六月，南菁书院落成。黄体芳聘张文虎为山长，张锡恭随从入院肄业。[22]
冬十一月，黄体芳聘黄以周主讲南菁。
光緒十年 甲申（1884） 十八歲
本年，曹元弼治经由《诗》及《礼》，三礼中专力於《仪礼》，熟读郑注、贾疏，与众本相参校。
《禮經纂疏序》：“十六[23]，家大人授以陳氏奂《毛詩傳疏》，謹受而讀之。見其舍《箋》疏《傳》，於文字、聲音、訓詁詳矣，而言禮多與鄭異，疑其説之不合於經，非毛公本義也。取鄭《箋》、孔《正義》反覆求之，竊思鄭君以禮箋《詩》，必專精三禮，乃能通《箋》。以三禮之中《儀禮》為本，又用力差多，乃取《十七篇注》熟讀深思，詳繹《疏》義。《疏》文脱訛不可讀，則求之《校勘記》所載各本，又不得，則就其原本，旁推互勘，以義讀正。日有常課，以餘力讀《周禮疏》《禮記正義》。”[24]
《復禮堂述學詩》：“十八，先君子授以陳氏《毛詩傳疏》，教以擇善而從。自是由《詩》入《禮》，以及他經。”[25]
夏，黄体芳主持苏省科试，曹元弼“四书”一门两场均为吴县一等一名。其“经古”一门覆试，作《拟进呈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表》，为黄体芳所深赏。[26]曹元弼谒之，黄体芳以学问、经济、气节三事期之，曹氏深自勉励。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序》：“我先師里安黄淑蘭先生督學江蘇，以經史實學、經濟、氣節教士。元弼不敏，竊好經術。光緒甲申科試，經古覆試命題《擬呈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與今文〈尚書〉並行表》，猥以淺學為師所激賞，評云：‘於今古源流瞭如指掌，髫年碩學，大是奇才。’”[27]
《禮經纂疏序》：“其年，黄先生選拔以備貢士。因謁先生，先生勗以學問、經濟、氣節，責以名臣之學，有體有用。因益深自奮於學。”[28]
《復禮堂述學詩》：“年十八，應科試，四書文、經解、策論均極蒙賞識。進謁時，勗以名臣事業，有體有用。”[29]
秋，曹元弼在上海求志书院参加考课，列史学超等。[30]
冬十二月初二日，叶昌炽来访仲兄曹福元，始结识曹元弼。此後，曹元弼常从叶氏问学。
《緣督廬日記鈔》：“十二月初二日，訪再韓，並晤其弟叔彦，新科拔萃也，英年好學，黄學使極賞之。”[31]
《皇清誥授通議大夫翰林院侍講甘肅學政葉公墓誌銘》：“叔彦年十七八，就公問故。公深執謙讓，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自蒼籀訓詁，《詩》、《書》、《禮》、典章、《易》、《春秋》義例，經師家法，微言大義，有叩斯應，剖析窮根。叔彦於是知經神學海，淵源深大，而德盛禮恭尤不可及。”[32]
光緒十一年 乙酉（1885） 十九歲
本年，曹元弼校读《礼经》。母倪氏授以《仪礼正义》，曹元弼日将贾《疏》与《正义》参读，因《注疏》脱讹，《正义》亦未尽善，欲重疏《礼经》。
《復禮堂述學詩》：“十九，先太夫人授以胡竹村先生《儀禮正義》，不揣愚陋，篤好潛研，誦讀考辨，每至中夜，寒暑無間，寢食俱忘。”[33]
《禮經纂疏序》：“十七[34]，問學于定海黄元同先生以周。又得交婁君子張氏錫恭，論禮甚相得，以學行交勉。歸就吴名儒管氏禮耕質諸疑義，多有所授。于時，校讀《禮經》，時有闡發，而疑難百出，憤悱相尋。先太恭人授以胡氏《正義》，受讀之下，積疑多釋，中心好之。乃取賈氏《疏》與《正義》互相參證，日有所得。誦讀考辨，每至中夜，嚴寒盛暑，未嘗廢離。……以此而論，胡氏之書盡美矣，未盡善也。於是竊取鄭君讚辨二鄭之義，有重疏《禮經》之志。”[35]
又，曹元弼未即属草《礼经纂疏》，先反覆推求《注疏》《正义》，勘定辨正，以所得汇为《仪礼正义订误》《仪礼注疏後校》二书。
《禮經纂疏序》：“然未敢遽作也，仍取《疏》《正義》反覆推求，條録所得，積二年，得若干條，”《儀禮正義訂誤》。又從管氏禮耕叚張氏敦仁所刊注疏本，其書阮氏以配《十三經注疏》，而阮本與此又有小異，張多得之，實此經注疏本之最善者。據以為本，正其一二訛文，合前所讀正，録之為《儀禮注疏後校》。”[36]
《禮經校釋序》：“憫賈氏之書，條例詳整而剥蝕叢殘，沈薶千載，平心讀之，順其上下，推其本意，正訛補脱，乙衍改錯，不下千餘處，為《賈疏後校》，而後賈免於誣。又以胡氏之書，體大思精，深恐小疵或累大醇，取其所引各説異於注者，推其致誤之由，為《正義訂誤》，而後經義不為異説所淆。弼之為《訂誤》也，非敢與胡氏立異，祛其疑所以堅其信，糾其違所以成其美。且胡氏之訂注，非求勝注也，於注義偶有未達耳。後人苟能達其所未達，固胡氏之所取也。”[37]
春正月上旬，曹元弼入南菁书院肄业，问学於黄以周。
《吴縣曹先生行狀》：“乙酉，調取江陰南菁書院肄業，從定海黄先生以周問故。”[38]
《復禮堂述學詩》卷九：“元弼少肄業南菁書院，從院長黄元同先生問故。……先生誨人不倦，因才設教，元弼嘗侍坐，承間言‘治經，當以家法為主’，先生正之曰：‘治經，當以經為主。’元弼由此不敢以株守舊説為遵家法，務由注以通經，不強經以就傳，深推諸家離合異同之故，歸於案之經而合，問之心而安。久之，乃益知鄭義之不可輕議。”[39]
正月十八日，南菁书院甄别经学科，曹元弼列名特等。[40]
正月二十日，南菁书院甄别古学科，曹元弼列名启等。[41]
在院，与张锡恭、唐文治交谊最笃。
《吴縣曹先生行狀》：“時大江南北才俊士咸集南菁，朝夕切磋，而尤與婁東張錫恭、太倉唐文治交篤。”[42]
《純儒張聞遠徵君傳》：“時先師里安黄公漱蘭先生督學江蘇，以經史實學、經濟、氣節教士，建南菁書院于江陰，以造就人才。大江南北，英儒贍聞之士，鴻筆麗藻之客，蔚然並臻。君與余均在調取中，邂逅相遇，色温神定，貌恭言從，肅然心敬，以為儒者氣象。論學甚相得，以聖賢志行、忠孝事業相勉。”[43]
《茹經先生自訂年譜》：“交吴縣曹君叔彦，……曹君精于《易》、《禮》諸學，篤守鄭君家法，尤為純實。”[44]
然曹元弼因体弱多病，居南菁未久即归。居家从管礼耕、叶昌炽等问学。
《禮經纂疏序》：“歸就吴名儒管氏禮耕質諸疑義，多有所授。”[45]
从兄曹元忠每从南菁书院假归，即与曹元弼讲论学术，甚相得。
《誥授通議大夫内閣侍讀學士君直從兄家傳》：“然余從定海師質正諸大義不久即歸，而兄止宿南菁有年，每假旋相就論學，各舉心得相證，往往不謀而合。爾雅辨言，斷斷如也；相説以解，怡怡如也。蓋自是終身以為常。”[46]
又：“迨弱冠後，兄每自南菁歸，與余及故執友王虞笙廣文大綸考辨經史，縱論古今得失之林，天下興衰治亂之故，其味醰醰，其芬鬱鬱，其聲洋洋。古人所謂漸離擊築，旁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者，真未足喻其樂也。”[47]
春、夏间，黄体芳主持苏省拔贡试，曹元弼得第一名。
《吴縣曹先生行狀》：“是年選充拔貢生第一名。學政里安黄公體芳奇賞之，於卷後加批云：‘他日當以經濟氣節名世。’”[48]秋八月，乡试，曹元弼中式第二十七名举人。
《吴縣曹先生行狀》：“旋中式本省鄉試第二十七名舉人。”[49]
九月初五日[50]，张锡恭第一次致函曹元弼，自叙从姚春木学，以《大学》为始基与归宿。
乙酉九月初五日《張聞遠致曹叔彦書》略謂：“叔彦仁兄同年大人我師，白下瀕行，彼此相候不值，悵悵。展玩惠書，勉以書問往還，講明斯道，此則錫恭有志未逮，而願請益于吾兄者。……姚先生師桐城姚氏，宗宋學，而參以漢，持論極大而正，錫恭嘗反覆其遺言，略曉為學之大概，以為學者所學，不外《大學》一書。考據訓詁為格物致知之導源，學之始基也。窮理力行為身心家國之大要，學之歸宿也。平生之志，盡在於斯，惟大君子有以誨正之。”[51]
九月二十日，曹氏访叶昌炽谈，有郑玄非马融弟子之论。
《緣督廬日記鈔》：“二十日，曹叔彦來，力辨鄭康成非馬融弟子。”[52]
是秋，黄体芳选岁、科试及南菁课艺之优者，刊成《江左校士录》六卷，曹元弼甲申科试三篇及试帖一篇入选。[53]
冬十二月初六日，叶昌炽来访，曹元弼以所作《南交解》示之。
《緣督廬日記鈔》：“初六日，午後訪叔彦，方讀《士禮》，出示所作《南交解》，不主交趾之説。又見淮安秦其增伯厚、六合唐思益女虞二函，皆與叔彦論學，並能實事求是。”[54]
是冬，曹元弼在上海求志书院参加考课，列经学特等，史学超等，掌故超等。[55]
光緒十二年 丙戌（1886） 二十歲
春，张锡恭来函，言欲从事专精之学，以义理、典礼为主，兼及史学舆地。
丙戌春《張聞遠與曹叔彦書》略謂：“去歲九月，接奉手牋，教誨諄諄，甚為感悚。韓子不云乎：‘吾師道也，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兄真弟之師矣。……兄所論急就之章程，固當奉為圭臬矣，然恭之鄙意，與其博覽，不如專精。平生所願學者，敢輙敶君子之前，幸賜教正：一曰義理，一曰典禮。非義理無以立人道之端，非典禮無以考王政之要，是二者途轍雖殊，未嘗不體用兼資，所願探究以為正課者也。行有餘力則為史學，史學以輿地為大綱，地理諸書，又願從事以為餘課者也。守此三者，奉以終身，不敢誇多，為庶其一藝成名，不知兄尚以為可教否。”[56]
三月初六日，张之洞开广雅书局，延梁鼎芬等为总校。
三、四月间，曹元弼赴京应礼部试，於黄体芳座上结识孙诒让，并与黄体芳之子黄绍箕订交。
《吴縣曹先生行狀》：“明年，應禮部試赴京，於里安客座識孫先生詒讓，論《禮》甚相得，並與公子紹箕訂昆弟交。”[57]
《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時吴縣曹叔彦元弼亦入都應試，始識詒讓于黄淑蘭侍郎客席，侍郎即以詒讓所著《古籀拾遺》一書贈之。”[58]
《復禮堂述學詩》：“年二十，應禮部試，謁先生（黄體芳）于京邸，退見世兄仲弢前輩紹箕，論學甚相得，出所著《尚書今古文篇目考》見示，折衷群言，至為精核。”[59]
夏六月初一日，廖平成《今古学考》二卷。
秋八月初七日，曹元弼访叶昌炽谈，言近补正胡培翬《丧服正义》事，并向其介绍张锡恭。
《緣督廬日記鈔》：“初七日，叔彦來，竟日談。為言近補正胡氏《喪服正義》百餘條。又言婁縣張錫恭聞遠，年二十四，苦志劬學，作《父在為母服期辨》《兩漢廟制考》，皆博通可據。”[60]
九月二十九日，叶昌炽来信，称许《子郑子非马融弟子考》一文。[61]
丙戌九月晦《葉昌熾與曹叔彦書》略謂：“在寓伏讀大著，援據賅洽，足為高密辨誣。以《月令注》證成《别傳》，尤為確不可易，無任傾倒。原件謹繳，即希察入。”[62]
冬十一月二十六日，汪凤瀛来函，代陈庆年请与曹元弼订交。
丙戌十一月二十六日《汪荃台與曹叔彦書》：“弟有好友曰陳善余，慶年，丹徒庠。博聞強識，篤志研經。今歲亦肄業南菁，為元同師所商異，久慕大雅，欲訂神交，將來質疑問難，彼此付之郵筒，不啻(面。屬弟以一言為介，想亦執事之所樂。”[63]
冬，曹元弼娶妻唐氏。
光緒十三年 丁亥（1887） 二十一歲
於时，曹元弼校读《礼经》已三年，《後校》《订误》二书粗有端绪。
《禮經纂疏序》：“於是專治《禮經》三年矣。校賈《疏》之訛，十得七八；正胡氏所引諸家之誤，十得五六。確然知鄭注之萬不可易。”[64]
春二月初一日，曹元弼定《礼经纂疏》条例，为撰《礼经纂疏》之始。先著《十七篇释疑》为《礼经纂疏》之长编，由《丧服》篇始。
《禮經校釋序》：“校訂既有端緒，欲删合賈、胡之書，貫穿經傳，捃摭祕逸，撰《禮經纂疏》。先為《十七篇釋疑》，自《喪服》始，詳考博辨，覃思研精。”[65]
《禮經纂疏序》略謂：“確然知鄭注之萬不可易。而自量竭畢生之力，尚足以發明之。乃于光緒十三年丁亥二月初吉，定《禮疏》條例。依鄭注解經文，據賈氏、胡氏為本，備載其是，刊去其非，隱惡揚善，增簡削繁，屏絶肅、繼公、敬邪説，以正人心，閑聖道。自《周官》、二《戴》、《易》、《書》、《詩》、《春秋》三傳、《國語》、《論語》、《孝經》、《孟子》、《荀子》、《爾雅》、《説文》、《鄭志》、《禘祫義》以及毖緯逸書，周秦兩漢至唐以前古籍，列代《禮書》、《禮樂志》，《通典》、《玉海》等篤實可據之書，有涉此經一字一義為賈氏、胡氏所未及引者，搜輯靡遺。以經證經，以注證注，補凌氏之《例》，正張氏之《圖》，博采通人，稽譔其説。於經之正例、變例，注之曲達經意、迥異俗説之處，精思而詳辨之。一器物之陳設，一行禮之節次，必推求其義，以合乎人心之所同然，由名物訓詁以達聖人作述之原，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争奪，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之故。俾學者知禮之所尊，尊其義，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而尊尊、親親、長長、男女有别，不可得與民變革。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真積力久，以行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一以貫之也。大意既定，乃先為《十七篇釋疑》，備引各家之説，别其是非，為《禮疏》長編。以《喪服》一篇，五禮之本，聖人精義之學，彝倫攸)，於是乎在，賈、胡疏義亦最精詳，首從事焉。”[66]
闰四月十五日，张之洞委王秉恩等督建广雅书院。
夏，母倪氏病，曹元弼与妹重刊《太上感应篇惠氏注》，以祈母愈。
秋八月，《太上感应篇惠氏注》刊竣，曹元弼序之。[67]
光緒十四年 戊子（1888） 二十二歲
春三月十四日，叶昌炽来访，曹元弼出示《礼服释疑》稿及张锡恭《读士礼注疏日记》，并言欲撰《经儒法则篇》。
《緣督廬日記鈔》：“十四日，……造叔彦齋，見所作《禮服釋疑》稿。又欲撰《經儒法則編》，斷自《孔子世家》始，次《仲尼弟子列傳》，次《孟荀列傳》，漢以下經師嘉言懿行，無不登焉。又見婁縣張錫恭聞遠所著《讀士禮注疏日記》。”[68]
按：曹元弼尝於先圣前誓以《礼经纂疏》《孝经纂疏》《历代经儒法则篇》三书自任。
《禮經纂疏序》：“元弼嘗於先聖前自誓，願為《禮疏》《孝經纂疏》《歷代經儒法則篇》三書，以闡明聖道于萬一。以《孝經》者，製作禮樂，仁之本。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至德，孝弟也，要道，禮樂也。古之君子盡愛敬於事親，而後推以及人，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謂之有禮。後儒不務躬行，孝弟之道寖薄，禮俗日壞，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故撰集前言往行，輔翼聖經。三書者，殊途而同歸。”[69]
又按：《孝经纂疏》之前，曹元弼有《孝经郑氏注後定》之作，二书今均未得见。兹略录曹氏自述撰《後定》并《孝经纂疏》之旨意、条例，以备稽考。
《吴刻孝經鄭氏注序》：“元弼不敏，治鄭氏禮學十餘年，夙興必莊誦《孝經》。竊歎冠、婚、喪、祭、聘、覲、射、鄉無一非因嚴教敬、因親教愛，與《孝經》之旨融合無間，通《孝經》而後知禮之協乎天性，順乎人情。以鄭君之注，百世不易，惜其殘闕失次，據近儒臧氏庸、嚴氏可均輯本拾遺訂誤，削《群書治要》偽文，為《孝經鄭氏注後定》。因+輯經傳、周秦漢古籍、各經師注涉《孝經》義者為之箋，而博采魏,以來《孝經》説之有師法、應禮道者，貫以積思所得疏之。約之以《禮》，達之以《春秋》，合之以《論語》，考之以《易》《詩》《書》。疏文有所不盡，則師黄氏之意而擴充之，兼采史傳孝行足裨補經意者，别為《孝經證》。往時，敬其此書與《禮疏》《經儒法則篇》同於先聖前立誓自任。此書與《禮疏》相須成體，功亦相亞，《禮疏》成則亦成。”[70]
夏四月二十六日，曹元弼同费念慈访叶昌炽，言读凌廷堪《校礼堂文集·黄钟考》，不满其尊崇西学，至有“西方有圣人”之语。
《緣督廬日記鈔》：“廿六日，屺懷、叔彦偕來暢談。叔彦讀凌次仲《校禮堂集·黄鐘考》，尊崇西學，有‘西方有聖人’一語，憤不能平，為之廢寢。”[71]
六月初一日，叶昌炽来访，曹元弼出示欲著书目，三十馀种，如《许氏礼》《郑氏雅》等。
《緣督廬日記鈔》：“初一日，訪叔彦暢談，見示欲著書目，約三十餘種，勇哉不可及。《許氏禮》《鄭氏雅》二種如卒業，不刊之作也。”[72]
按：据王大纶《礼经校释跋》，此间曹氏“著《周易郑氏注集笺》《尚书集疏》《诗笺释例》《礼注释例》《许氏礼》《郑氏雅》等书，不下数十种，类能创通大义，嘉惠来喆”[73]。
是夏，梁鼎芬受张之洞聘，主讲两湖书院。
秋七月初二日，曹元弼访叶氏谈，言欲添著《榖梁诂》一种，及欲刻章二枚。
《緣督廬日記鈔》：“初二日，叔彦來談，云欲著書目又添《穀梁詁》一種。又云欲刻印章二，一曰：‘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一曰：‘憂深思遠’。”[74]
冬十一、二月间，张锡恭来书，论吴嘉宾《丧服会通》。
戊子年末《張聞遠與曹叔彦書》略謂：“委查吴氏嘉賓《喪服會通》，此君禮學弟未能測其淺深。如論姊妹服一條，以為姊妹無期服，未嫁則為之服殤服大功，已嫁則出而降服大功，唯無主者為之服期。此論聞所未聞，按之經傳，皆不能合。《小記》云：‘婦人而不為殤’，《雜記》云：‘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是婦人未嫁而不殤之明證也。乃云未嫁之姊妹盡為之殤服大功，不亦誣乎？彼其意以為在厚男女之别，不知内外雖異居，而骨肉無異體，不厚其别於生前，而厚其别於死後之持服，何其傎也！餘條未及細視，其不恪《注疏》，則概可知矣。”[75]
光緒十五年 己丑（1889） 二十三歲
春一、二月间，曹元弼覆张锡恭函，论吴嘉宾书，并以圣人之道相许。
己丑春《曹叔彦與張聞遠書》略謂：“所示駁正吴氏嘉賓説，至精至當。吴氏書弟後見之，真如兄所謂聞所未聞者，不獨此一條而已。《禮經疏》讀至何卷，心得有幾何條？周公、孔子、鄭君、朱子之道，當賴吾兄明之，千秋大業，擔荷至重也。拙著諒蒙垂閲，其中紕繆，千萬指示。”[76]
秋七月，张之洞任湖广总督。
九月初一日，母倪氏去世，曹元弼哀毁甚。其居丧守礼甚严，日读丧祭之礼以自警，疏《礼》之业亦暂辍。[77]
《禮經纂疏序》：“如是者一期有半，而先太恭人抱恙，輟《禮疏》業。不意奉侍無狀，天降鞠凶，又越一年餘，太恭人竟棄養，苫塊餘生，心摧氣絶。”[78]
庚寅四月二十八日《曹叔彦與張聞遠書》：“弟自去年上書後，日將兄所賜兩書，與所上書稿，及《禮經》《記》中喪禮若干篇讀之，以自警惕。”[79]
辛卯二月晦《曹叔彦與張聞遠書》：“疏《禮》之功久輟。”[80]
光緒十六年 庚寅（1890） 二十四歲
本年，居家服丧。
春正月，费念慈延请曹元弼为其子授经。
庚寅四月二十八日《曹叔彦與張聞遠書》：“今年正月，因費屺懷兄固請，至其家授其子經兩月。”[81]
夏四月，曹元弼拟撰《北堂立言记》，以志其母之嘉言懿行。[82]
庚寅四月二十八日《曹叔彦與張聞遠書》：“先慈行述尚未作成，弼擬更作一書，名《北堂立言記》，纂述先慈一生嘉言懿行，成後當録副呈政。”[83]
《吴縣曹先生行狀》：“己丑，倪太夫人棄養，先生哀毁甚，撰《北堂侍立記》，以志懿德。”[84]
光緒十七年 辛卯（1891） 二十五歲
本年，居家服丧。
秋七月，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刊成。
按：康氏是书最具破坏力者，在论《周礼》为刘歆伪造以助莽篡。曹元弼当时何以辨之今不得见，然其《复礼堂述学诗》有数处针对康氏此论，兹录二则，以窥其大旨。
《復禮堂述學詩》：“子政校《周禮》，即已録而奏之，時歆年尚幼，去莽篡時甚遠，且歆但有助莽篡逆，並無改竄古書之罪，漢人所共知。當時不信《周禮》者，林孝存不過以為瀆亂不驗，何休不過以為六國陰謀，其言固皆不足信，然從未有以為莽、歆增竄者。後儒歸獄亡新，直齊東野語，無稽不更之尤者耳。非聖誣經，貽禍後世，其極至於康有為《新學偽經考》。”[85]
又：“近康有為學不及王安石，而堅僻躁妄，言偽而辯，欺罔朝廷，流毒天下，遂致四海分崩，三綱橫決。新莽篡禍，暴秦焚坑之禍，倉猝並起，生民糜爛，乾坤或息，大亂蔓延，未知所厎。而始作俑者之邪説餘毒，猶將盡圓顱方趾之民，剥其膚而喋其血，籲可悲夫。安石假《周禮》，有為毁《周禮》，而皆以私智矜言變法。夫法非不可變，其在《易》，每卦六爻失位者當變，得位者不可變。‘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可變也，道不可變也。其在禮，立權度量衡考文章之等，可與民變革者也，尊尊、親親、長長、男女有别，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若安石、若有為，直以不法之尤者耳，何足以變法？……昔孔子作《春秋》，一秉《周禮》。安石假《周禮》而廢《春秋》，有為誣《春秋》而毁《周禮》。其為貪饕權利、壞法亂紀之小人，則一而已矣。”[86]
九、十月间，曹元弼以《仪礼注疏後校》、《仪礼正义订误》及《十七篇释疑》未成稿三种合编，删定为《礼经校释》二十二卷。
《禮經校釋序》：“燧火再更，讀《禮》之下，檢視舊稿，以《正義》之書太恭人所手授，考正已得十九，乃取《後校》、《訂誤》及《釋疑》未成稿合編之，補其闕略，去其未安，寫成二十二卷。”[87]
《禮經纂疏序》：“日征月邁，及將再期，乃於讀《祭禮》外，粗理舊稿。竊念《儀禮正義》為太恭人手澤所存，元弼歷年考正，粗有端緒。謹取往時《後校》、《訂誤》及《釋疑》未成稿合而編之，補其闕漏，刊其乖違，勒成一書，名為《禮經校釋》。”[88]
按：“校释”之体，曹氏自叙云：“校者，校经注疏之讹文；释者，释经注疏之隐义，务求按之经而合，问之心而安。先儒说已是者，不复繁文，凡所辨证者，皆於义难明者也。”[89]
冬十一月，《礼经校释》编成，父曹毓俊命以授梓。仲兄曹福元及友王大纶助其校雠。
《禮經纂疏序》：“寫成清本，以呈家君。家君以為近得其正，命授梓人，以質當世達於禮者。又與兩昆詳論可否，無所疑滯，乃鋟諸版。……《禮經校釋》始於光緒九年[90]，成於十七年十有一月。”[91]
《禮經校釋·條例》：“校勘之功，仲昆及執友王氏大綸為多。《燕禮》一卷，仲昆所繕録，文義之間多所是正。”[92]
光緒十八年 壬辰（1892） 二十六歲
春正月九日，曹元弼作《礼经纂疏序》[93]。十一日，作《礼经校释序》[94]。
本月，《礼经校释》刊成。
《吴縣曹先生行狀》：“越歲，刊成以質當世。會稽李慈銘、長洲王頌蔚感推為高密功臣。”[95]
按：曹元弼晚年尝撰《礼经校释补正》一册，由王欣夫校录，未详何年，姑记於此。[96]
夏，张锡恭来函，订正《礼经校释》数条。[97]
春、夏时，梁鼎芬致函曹元弼，有《小雅》尽废，中国衰微之歎。[98]
《復禮堂述學詩》：“往余初識文忠於費屺懷前輩客席，論學甚合。别後年餘，自焦山寄余書云：‘《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風雨淒淒，君子不改其度，願與君同誦之也。’”[99]
秋九月十一日[100]，张锡恭致函曹元弼，辨正《仪礼正义》从敖继公说之误一条。
壬辰九月十一日《張聞遠致曹叔彦書》略謂：“弟索居翫日，每誦尊諭，則悚然如臨師保，使人不敢自暴棄。切切偲偲，感人深矣。所論禮者理也，識議精到，證以傳、記，俾弟之錮蔽曠若發蒙，自當濯去舊見，敬佩尊訓。大著《禮經喪服正義訂誤》，屬稿已定否？竹邨先生禮學，《喪服》尤精。但其論為人後者服其本宗，從敖氏君善説，唯為其父母兄弟姊妹由本服降一等，餘悉以所後之親疏為斷，所言似誤。《喪服記》‘為人後於兄弟降一等’，按，《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注于上文‘于兄弟降一等’云：‘兄弟者，族親也。’《記》言‘于兄弟降一等’，言為小功者降服緦麻。推此而大功以上皆降一等可知，舉輕以概重也。此條録在《小功》章，且記者補經之未備。經于為人後者止言父母昆弟姊妹，故記此補之。胡氏言，此兄弟即昆弟，則非經所未備矣。胡氏又從段氏若膺説，經未言報，故記補言報。按，《不杖期》章‘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則為其昆弟姊妹皆報，義可互明，無須補言報也。又，《小功》章‘為人後者為其姊妹適人者’，注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賈《疏》于‘為人後者為其昆弟皆降一等’，由此注推之也。《開元禮》有為人後者為其姑在室大功，適人小功，中殤、下殤緦麻，為其從父昆弟之長殤緦麻。《政和禮》有為人後者為其從父兄弟小功，女適人者為其姪之為人後者小功，近人《吾學録》據律例及道光四年大學士托津等奏議，創‘為人後者為其本宗服圖’，皆本鄭氏此注以推之。鄭義固得乎人心之同爾。胡氏力宗敖説，轉厈注義為非，未免昧於所蔽矣。且其言曰：‘為後有受重之義，抑其本宗之親，使厚於所後之親。孟子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是也。若本宗之親悉以本服推之，一一為降等之服，非二本而何？’是亦未之思也。夫以服其本宗為二本乎？則為其父母、為其昆弟姊妹何以不為二本？如云降其本服即不為二本，則于餘親之服，鄭、賈亦云降一等，非如馬氏不降之説也。且一本之義，于父母為尤切，服父母不為二本，服餘親乃反為二本乎？此亦胡氏千慮一失矣。知吾兄著《訂誤》，敢質所疑，幸詳教之。”[101]
是秋，梁鼎芬赴鄂主讲两湖书院，入张之洞幕。
光緒十九年 癸巳（1893） 二十七歲
春二月十日，曹元弼覆张锡恭函，改正张氏所示《校释》之误。
癸巳二月十日《曹叔彦與張聞遠書》略謂：“承示訂正拙著數事，精確之至。弟半年中亦自悟違失數條，容再録呈兄前。言近人成書大易，弟正中此病。惟望執事理而董之，俾得隨時更正，且《纂疏》不至遂非，則弟他日詭亂聖經、疑誤後學之罪稍可末/者，皆大君子之賜也。……‘宗婦’節‘亨者’，校曰云云，來示謂毛本於‘尸卒食’上有圈，當云‘尸卒食’節，甚是。張氏、胡氏亦以‘尸卒食’句别為一節。拙著分節，但依嚴本及張刻注疏，有注間之，即以為節，惟疏明標某某至某某者，乃依疏分之，以後儒分節皆以義定，互有異同，不如據本之畫一也。然古經本意實不如此，作《纂疏》時當悉如尊意，參酌先儒更定之。《少牢》‘羹定’節疏：‘魚臘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臘爨在其南。’來示謂‘在廟門’上脱‘亞之’。又，《特牲記》云，‘牲爨’九字，按之《士虞》《特牲》兩經及本疏吻合無間，至當不易，已於拙著引尊説改定矣。《有司》‘司士’節謂，‘上司士所設於豕鼎之西’，來示謂‘司士’當為‘雍人’，未經校出。按，上注言之甚明，而弼失校，疏略已甚，兄言至確，即引‘補辨受爵’節注，‘位不繼于主人’云云，拙著此條駁疏，來示據《特牲》經正之，確然無疑。然則此亦封建尊尊之制，於此益歎疏之未可輕議也。敬即引改。”[102]
是春，曹元弼赴京，预备会试。
三月初一日，梁鼎芬来函，询在京见闻，并寄《东塾集》一部。
癸巳三月朔《梁節庵致曹叔彦書》略謂：“數年之隔，至得一面，又當乖離，使人罔罔。北上可喜，早脱場屋之苦，可省舟車之勞，非謂志士必當科第也。此回到京，有所聞見否。苕華之箋，想不勝歎，《小雅》盡廢，不必四夷交侵，已可危矣。先師文集刻成，奉寄一部。”[103]
秋，曹元弼妹发愿刻《孝经》以祈妹舅病愈，欲以其《孝经郑氏注後定》授梓。曹元弼以未写定，为之刊臧庸辑本《孝经郑注》。
《吴刻孝經鄭氏注序》：“去秋，余以刊《孝經》祈舅疾。既效，欲以余《後定》授梓，以文字未定，先取臧氏鄭注輯本刊之。讀《孝經》者必治鄭注，鄭注世無專行本，今而後可家置一編。注文闕佚，通人達士自當即單辭只義推見，童蒙之流，則成句可讀者讀之，不成句不可讀者暫置之可也。”[104]
光緒二十年 甲午（1894） 二十八歲
春正月十五日，曹元弼作《吴刻孝经郑氏注序》《跋》。[105]
二月十二日，康有为、梁启超入京会试。
夏四月十二日，曹元弼会试中式[106]，後以目疾未与殿试。
《吴縣曹先生行狀》：“甲午會試中式，以目疾未與廷試。”[107]
五月初六日，康有为离京返粤。
按：本年曹元弼致梁鼎芬书，叙在京见闻，其中怒斥康有为。惜为残劄，无从其时月，姑附记於此。
《曹叔彦致梁節庵書》：“去夏見寸手教，意氣肫摯，誨以所不逮，誠感誠荷。承賜《東塾集》，謹敬受讀。側聞講席近在鐘山，大江南北得張制君以為帥，得執事以為師，孤獨困窮之士，顛越奸宄之民，復性遂生，在今日矣。弼在京年餘，蒿目時艱，言之痛心。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滄海横流，至斯而極。賊民康有為貪天之禍，以匹夫熒惑天子，崇飾惡言，助夷猾夏，其意以為羲、農、堯、舜、周、孔皆不足法，而惟夷狄是從。人頭畜鳴，豈不哀哉！夫法久則弊生，設法救弊，似也然，必以聖賢至公無利、至正無邪之心處之……”[108]
秋七月一日，清廷对日宣战，甲午战争爆发。
七月四日，清廷命两广总督李瀚章销毁康有为《新学伪经考》。
冬十月，张之洞赴江宁，署理两江总督。
光緒二十一年 乙未（1895） 二十九歲
春正月十六日，日本攻陷威海卫，北洋海军覆没。
夏四月初八日，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
是月，曹元弼补行殿试。
五月初五日，曹元弼因试卷字迹模糊，由二等降列三等五十名。
《吴縣曹先生行狀》：“乙未，補行殿試，時殿廷試競尚書法，習以成風。先生自幼以用精太過，目疾甚，不能作楷。閲卷者既列二等矣，有御史熙麟參奏，奉旨提卷呈覽。常熟翁文恭公方入直，面奏曹元弼雖寫不成字，實大江以南通經博覽之士。卒以字跡模糊，降列三等五十名，以中書用。文恭嘗太息謂：經生安能與時流争筆劃之工哉！”[109]
六月初，曹元弼返苏。[110]
六月十二日，曹元弼始记《懿斋日记》。[111]
《懿齋日記》：“夏六月十有二日，令月吉日，始記茲簡。”[112]
秋七月初，康有为在京师发起强学会，张之洞捐五千金襄助。
七月中旬，曹元弼致梁鼎芬函，痛论中国将渐入於夷狄禽兽，并言即赴金陵谒见张之洞。
乙未七月中《曹叔彦與梁節庵書》略謂：“嗚呼，洪水而後，為中國患者，莫如夷狄禽獸。然必中國先夷狄，而後夷狄入之；民人先禽獸，而後禽獸乘之。今天下滔滔，日趨於夷狄，相率為禽獸矣。民我同胞，物我與也，有心人能不赴水蹈火而救之乎。六月上旬，返自京師，擬即泝江而上，與執事痛論，且因執事以見於張制軍。因途中觸暑遇疾，困滯月餘，近始獲愈。將以明日買棹前往，以慰積年風雨之思。張制軍處，望為先容。《禮相見》之辭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鄭君曰：‘某子，今所因緣之姓名也。以命者，稱述主人之意。’博選方正廉潔有道之人，就所長任以事，審權勢之宜，折常變之中，方能救法弊而不至滋弊，豈患得患失之鄙夫所能徼幸而為之乎。雖然，有為其著聞者，其貪冒詖邪、包藏禍心而未經暴露者，奚啻千百其人。弼常謂今日天下之患，在於無人才。所以無人才者，由於無人心。所以無人心者，由於無學術。所望大君子閑聖道，息邪説，發揮許鄭之徽言，張惶程朱之精義，俾孔孟彝訓昭昭，揭日月而行，為天地蘇人心，為國家培元氣。弼亦當勉竭駑鈍，隨執事後，與子言子，與弟言弟，與臣言忠，堅持古訓，理申正道。”[113]
七月十九日，曹元弼至金陵，送李文田致张之洞书。
《懿齋日記》：“十九日，至金陵，送石農師所屬致香帥書。”[114]
七月二十三日，曹元弼谒见张之洞。
《懿齋日記》：“二十三日，見香帥。”[115]
七月二十四日，柯逢时来访。
《懿齋日記》：“二十四日，巽庵見過。……至下關。夕始入城，從巽庵飲。”[116]
七月二十八日，曹元弼访王树’，以著作互赠。
《懿齋日記》：“二十八日，訪王,卿大令，以拙著就正。大令亦出所著各書見貽。”[117]
按：《復禮堂述學詩》：“余又于金陵識王君,卿，以所著《大戴禮記補注劄記》見貽。”[118]或即此時事。
八月十六日，曹元弼自金陵返。
《懿齋日記》；“十六日，由金陵返，次於鎮江。”[119]
九月二十九日，曹元弼再赴金陵。
《懿齋日記》：“二十九日，如金陵。”[120]
冬十月八日，曹元弼谒黄体芳。
《懿齋日記》：“八日，見黄漱蘭師。”[121]
十月十二日，梁鼎芬来访。
《懿齋日記》：“十二日，星海見過。”[122]
十月十五日，张之洞聘曹元弼为书局总校。
《懿齋日記》：“十五日，香帥延為書局總校。”[123]
《吴縣曹先生行狀》：“時南皮張文襄公方督兩江，延為書局總校。”[124]
十月十七日，蒯光典来访。
《懿齋日記》：“十七日，禮卿見過。”[125]
十一月六日，杨模来访。
《懿齋日記》：“六日，楊範夫見過。”[126]
十一月十日，父曹毓俊殁，曹元弼得家电，即归。十四日，至家。
《懿齋日記》：“十日……夕得家中電，云‘父病即歸’。方寸大亂，不知所出。翼日曉發。十四日，至家，則父親已于十日辰刻棄養。”[127]
十一月二十八日，《强学报》第一号刊发光绪帝闰五月二十七日廷寄，并用孔子纪年。後张之洞数电强学会戒之，康有为及其弟子固执不改，遂相决裂。
十二月朔，曹元弼日记别为《倚庐纪痛》。[128]
光緒二十二年 丙申（1896） 三十歲
本年，居丧，日诵《金刚经》，读《孝经》《论语》《易》《礼》与朱子书。
本年日记有《明发庐日记》。[129]
光緒二十三年 丁酉（1897） 三十一歲
本年日记有《不远复斋日记》《潛圣斋日记》。[130]
春二月朔，曹元弼得汪鸣銮转送张之洞电，聘为两湖书院经学总教。
《不遠復齋日記》：“二月朔，讀《孝經》。汪師來書，以香帥電並所寄行用見貽。即定於初六日啓行。”[131]
二月初六日，曹元弼启程赴鄂。十四日，至武昌。
《不遠復齋日記》：“六日，如楚啓行。……十四日，至武昌。香帥授館機器公所。”[132]
二月十五日，曹元弼谒张之洞未见，见王秉恩、姚晉圻、张孝谦、刘洪烈等人。[133]
《不遠復齋日記》：“十五日，……謁香帥未見，約十七往。見提調王戍臣觀察名秉恩、張勝之同年名孝謙，語久，甚相得。見史學分教姚□□主政名□□、監院劉聘之名宏烈、謝□□名□□。兩廣文見過。是日，香帥致饗。”[134]
二月二十三日，曹元弼拜见楚地官长，见瞿廷韶。又访蒯光典。
《不遠復齋日記》：“二十三日，拜楚地當道，見瞿廉訪廷韶。訪蒯禮卿同年。”[135]
三月初六日，曹元弼谒见张之洞，并晤陈庆年等人。梁鼎芬来访。
《不遠復齋日記》：“六日，見香帥。晤陳善余、盧海田、潘樾堂、馬□□。星海見過。”[136]
三月八日，曹元弼访蒯光典。陈宗颖来访。
《不遠復齋日記》：“訪禮卿。陳孝堅名宗穎見過。蘭浦先生哲嗣也。”[137]
三月十日，曹元弼作《孝经疏》。
《不遠復齋日記》：“十日，讀《孝經》、朱子書、《説文》、《詩》、《周禮》。疏《孝經》。讀古文。講《説文》。”[138]
三月十一日，蒯光典命其兄子来学，曹元弼授之《说文》。
《不遠復齋日記》：“十一日，……禮卿同年命其兄子壽民、若木來受業，以《説文》授之。”[139]
三月二十五日，两湖书院开馆。
《不遠復齋日記》：“二十五日，兩湖書院開館。”[140]
夏四月初八日，曹元弼始上堂，为诸生讲六经大义。
《不遠復齋日記》：“八日，兩湖書院始教，講六經大義。諸生屬以所講筆之於書，從之。”[141]
四月初九日，曹元弼始为诸生讲《说文》。
《不遠復齋日記》：“九日，始以《説文》授諸生。本日講《序》四葉，依段注。”[142]
四月二十六日，曹元弼自筮得与斯文否，遇《大有》之《乾》。
《不遠復齋日記》：“二十六日，自筮終得與於斯文否，遇《大有》之《乾》。”[143]
夏六月，《湘学报》刊出“素王改制”之说。
七月十二日，张之洞致电湖南学政江标，戒勿陈此义。
《張文襄公年譜》：“《湘學報》卷首即有素王改制云云，嗣後又復兩見。此説乃近日《公羊》家新説，創始于四川廖平，而大盛於廣東康有為。其説過奇，甚駭人聽。竊思孔子新周王魯、為漢製作，乃漢代經生附會增出之説，傳文並無此語，先儒已多議之。然猶僅就《春秋》本經言。今日廖、康之説，乃竟謂六經皆孔子所自造，唐、虞、夏、商一切制度事實，皆孔子所定治世之法，託名於二帝三王，此所謂素王改制也，是聖人僭妄而有作偽，似不近理。”[144]
按：张之洞极恶《公羊》学素王改制、黜周王鲁等说，辟康、廖之谬论邪说，盖为张氏幕府中一主题，曹元弼当亦参与其中。其後，曹氏作《周易学》，於《会通》一节专论素王、王鲁等说乃汉《公羊》家有为言之，非《春秋》本义，与张之洞诫江标电云“孔子新周王鲁、为汉緻作，乃汉代经生附会增出之说”，若合符节，其辟康党之意甚显白。兹节录一则：
《周易學·會通》：“漢儒當秦糜爛生民、創舉痛深之後，喜天下之有王，急欲以孔子之道活夷滅創殘之余民，賈生、董子之徒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蕩亡秦之毒螯，復三代之善治。董子治《公羊春秋》，以為《春秋》孔子為萬世而作，漢繼周而王，萬世之始，則《春秋》即為漢作。故推衍《春秋》，以備時王制禮作樂、興太平之用。太史公曰：‘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可謂知言。《春秋》尊周，故《公羊》家推以尊漢。所謂‘黜周王魯’者，黜周王漢也，以漢繼周，不以漢繼秦也；所謂‘以《春秋》當新王’者，以《春秋》當漢也；所謂‘素王’者，謂孔子有王德，已為漢立王法，猶孟子所謂王者師，班孟堅所謂孔佐也；所謂‘改制’者，《春秋》為漢製作，漢當准之以作禮樂、興太平也。《春秋》通三統，周存夏、殷之後，在漢則當存殷、周，故曰‘黜杞、新周、故宋’，王跡熄于周而興於《春秋》。《春秋》尊周，則中興之象也；漢儒謂《春秋》為漢作，則異姓之象也。于時漢未興，不可云王漢，以《春秋》魯史，故假魯為受命王，當漢處。……《春秋》之義，莫著乎《中庸》。《中庸》曰：‘為下不倍’‘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春秋》之謹嚴如此。故素王也，王魯也，以《春秋》當新王也，漢儒始言之，《春秋》絶無是義也，《公羊》亦無是文也，周人絶無是説也。”[145]
夏、秋间，曹元弼归家。
秋九月二十七日，曹元弼赴楚。冬十月九日，抵武昌。
《潛聖齋日記》：“二十七日，啓程赴楚。……九日，濟江，抵鄂城既濟宫。謁香丈未見。”[146]
十月十一日，王仁俊来访，痛论学术人心之弊，曹元弼深韪之。
《潛聖齋日記》：“十一日，王幹臣兄見過，痛論學術人心之弊，慨然以拯衰銷逆、斥佞黜邪為己任，君子哉。”[147]
十月十二日，陈庆年、王仁俊各赠书两种。
《潛聖齋日記》：“十二日，善餘貽書兩種。幹臣貽自著書兩種，意在息邪説，正人心。風雨雞鳴，足以振聾發聵。”[148]
十月二十日，王仁俊致函曹元弼，约请为《实学报》撰文。
丁酉十月二十日《王幹臣與曹叔彦書》略謂：“近日横議滔天，名教掃地，得執事振臂一呼，孔聖正學，如日中天，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詎惟三楚人文之幸。敝館設報，宗旨在尊君權、扶聖教，是以于民主之弊、改制之謬，皆齗齗致辨。近廣雅尚書深以為然，並及改制邪説。《湘報》現已改正，知恥會)兩湖縣為厲禁，見《湘學新報補正》並兩湖書院告示。光氣大開，群邪漸息。先生盍著一議，綜述敝報大旨、南皮扶持世教之苦心，並執事主講專宗綱常之宗旨，並略及西政之流弊，乘興為之，即當照刊敝報，以張吾軍何如？節庵先生，吾道干城也，盍慫恿其論撰乎？”[149]
十一月十七日，曹元弼与梁鼎芬结为兄弟，兄事梁氏。
《潛聖齋日記》：“十七日，與星海先生通譜，事以兄禮。”[150]
十二月初五日，马贞榆致曹元弼函，议效朱一新掌教广雅之法，改定学堂章程。
丁酉十二月初五日《馬貞榆與曹叔彦函》略謂：“故不如使諸生各執一藝，經、史、圖、地、算各擬執一書。而我輩提綱挈領以教之。如用功先後之節目，經史之要義、難義之類。今日講授，明日諸生各貢所疑，或各抒所見，我輩不必即答，退堂檢書，詳明答之。即抄所答、所問存在院中，以為學案。朱蓉生侍御在廣雅掌教時如此，故成《無邪堂答問》。則可以知諸生材力之高下，其獲益勝於每日課程百倍，收效又捷於每日課程百倍也。弟懷此欲言之甚久，今乘此會，請吾兄及姚、陳三兄堅力持此議上聞如何。”[151]
光緒二十四年 戊戌（1898） 三十二歲
春正月元日，《孔子改制考》刊成，康有为序之。
按：曹元弼後於《周易学·会通》力辟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之说[152]，兹录其言，以窥曹氏当时反应：
《周易學·會通》：“我國家尊行孔子之道，如天之仁，覆育萬物，作人養士，三百餘年。方今中原多故，士之感憤報禮宜何如？而彼賊臣者，乃乘國步艱難之際，挾其無厭叵測之亂心，拔本塞源，狂狺反噬，先變亂聖經，淆惑人心，而後公然致難於君父，奸詐逆惡，至此而極。此《春秋》所當首誅之亂臣賊子也。嗚呼，君子小人處心之不同，其順逆相去豈止天壤耶？文王不稱王，而周人推尊以為王，是周人尊周也。魯實諸侯，而魯之儒者以成王賜魯重祭謂魯為王禮，是魯人尊魯也。孔子為萬世明王法，而漢人以為漢作，以《春秋》當新王，且因孔子豫為漢立法，而謂孔子為素王，是漢人尊漢也。雖其説不合於《春秋》，不合於《公羊》，而其意則勤勤至忠以尊其君，是固《春秋》尊周之義也。古人推《春秋》以尊君，賊臣乃巧藉以誣《春秋》、以叛國家。是賊臣者，非惟我孔子致罪人，《春秋》之罪人，《公羊》之罪人，乃尊周之周人、尊魯之魯人、尊漢之漢人之罪人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説暴行有作’，暴行必以邪説為先驅。夫天下之所以尊尊親親者，以孔子六經三綱之教深入人心也。賊臣欲致難於國家，必先摇惑人心，-裂三綱，必先廢六經，排孔子。《春秋》專為正人倫而作，又賊臣所深忌而欲去其籍者，適有《公羊》家有為言之之説，可以巧借而倒持之。賊臣以為謗毁孔子，以激眾怒，不如誣衊孔子，以惑人心。於是騰其奸言，以誣《公羊》，以誣《春秋》，以誣孔子，使漢儒抱無窮之憾於千載之上。其餘六經與《春秋》相表裏足以破其奸言者，概斥以爲僞，而豈知《春秋》之文具在，《公羊》之文具在，漢儒之説其意昭然，萬萬非賊臣之所得而誣借者乎？亂臣賊子，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153]
正月初四日，张之洞致电曹元弼询张锡恭，拟延其为两湖经学分教。
《致蘇州閶門内翰林院内閣曹叔彦》：“知初十日後來鄂，慰甚。務望早臨，以便豫商課程，早向諸君議定，免致久延，切禱。除服時仍可回蘇。聞松江孝廉張君錫恭經學甚深，與閣下至好。張君系治何經？能兼通諸經否？祈示知。擬延請來鄂作幫分教，以為閣下之助。尊體稍可節勞，束脩擬六百金，即望速作專函詢商。如有意願來，請即同來，商酌一切，尤感。張君川資當即寄，關聘到鄂再送，祈即電復。支。”[154]
正月初五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
正月初七日，张之洞再来电，闻张锡恭讲《公羊》，则不必来，另请寻史学分教一位。
《致蘇州閶門内内閣曹叔彦》：“聞張君錫恭系講《公羊》，如此則於書院既不相宜，前電請作罷論。如閣下知有博通史學之人，祈速示。擬添延史學分教一位，以助姚、陳兩君，務即示覆。陽。”[155]
二月初一日，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在湘创设南学会，皮锡瑞为学长。
三月末，张之洞撰成《劝学篇》，以辟邪说，正学术，维世道。曹元弼因撰《原道》《述学》《守约》三篇广之，以示诸生治学之方，亦其所自道。
《吴縣曹先生行狀》：“先生撰《原道》《述學》《守約》三篇，示諸生治學之方，亦先生所以自道也。”[156]
《復禮堂述學詩序》：“公既為《勸學篇》，又屬元弼編《十四經學》。先為《原道》《述學》《守約》三篇，以提其綱。”[157]
是时，由守约之法，曹元弼撰《孝经六艺大道录》一书，以《孝经》会通群经，先作《述孝》篇，并列纲目百则。
《孝經鄭氏注箋釋》：“承閣師張文襄公見商，竊欲以《孝經》會通群經，撰《孝經六藝大道録》一書，以明聖教，挽狂瀾，先爲《述孝》一篇。公然之。”[158]
《復禮堂述學詩》：“戊戌間，邪説横流，暴行將作。學非而博，言偽而辯之徒，謀亂天下，先亂聖經。張文襄師與余商榷，欲將經義提綱挈領，昭示學林，以閑聖道，放淫辭。余謂六經之本在《孝經》，因静思窮神，為《述孝》一篇，以《孝經》貫通群經，列目凡百，公深然之。”[159]
又，张之洞属曹元弼依《劝学篇·守约》所立七目，经别为书，撰《十四经学》，立治经提要钩玄之法。
《周易鄭氏注箋釋》：“文襄師以世道衰微，人心陷溺，邪説横行，敗綱斁倫，作《勸學篇》以拯世心，内有《守約》一章，立治經提要鉤元之法，約以明例、要旨、圖表、會通、解紛、闕疑、流别七目，冀事少功多，人人有經義數千條在心，則終身可無離經叛道之患，屬元弼依類撰集《十四經學》。”[160]
《吴縣曹先生行狀》：“未幾，文襄命編《十四經學》，立治經提要鉤玄之法，約以明例、要旨、圖表、會通、解紛、闕疑、流别七目。”[161]
夏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戊戌变法开始。
五月十一日，沈曾植应张之洞聘，来鄂主讲两湖书院史学。
六月初七日，黄绍箕进张之洞所著《劝学篇》，颁各省。
是夏，张之洞拟刊《正学报》，辟诸报谬论。先作《正学报序例》，曹元弼与梁鼎芬、王仁俊等两湖同人列名焉。[162]
是夏，沈曾植读《孝经六艺大道录》後，言当以“弟”“顺”义作文，辅翼此书。
戊戌十二月十二日《沈制植與黄穆琴書》：“夏間曾與叔彦言而太息，謂暇時當以弟字、順字貫串作一文字，與渠書相為表裏。”[163]
秋八月初六日，慈禧下旨捉拿康有为等人，戊戌变法失败。
按：曹元弼《复礼堂述学诗》论及康有为戊戌变法事云：“我朝列圣厚泽深仁，浃民肌髓，皇祚历年，当过殷周。孝钦显皇后任用贤将相，戡夷大乱，宏济苍生。德宗景皇帝励精图治，明目达聪，亲政之初，庶绩咸熙，将成中兴莫大之业。遭时艰厄，不得已而通变作新，为我民(捍患。时大学士翁同龢延揽人才，既得识时务之豪傑，而康有为以一知半解，卤莽灭裂，乱次以济，贻误大政，遂为奸臣袁世凯上诬圣王、下愚黔首、反易天常、窥窃神器之资。如尧忧洪水，四嶽荐鲧，而神奸於共、驩，敷治未得舜、禹，五行汩陈，乱靡有定。此非独我朝之不幸，乃万万生灵之大不幸，五帝、三王以来中国人伦之大不幸也。”[164]
冬十一月二十二日，《孝经六艺大道录》之《述孝》篇及其目录刊竣。
《篤信齋日記》：“二十二日，《孝經六藝大道録》首篇及目録刊成。”[165]
十一月二十三日，梁鼎芬请曹元弼为其子开蒙。
《篤信齋日記》：“二十三日，節庵命為其長子學蠡開學成禮。”[166]
戊戌十二月十二日《沈制植與黄穆琴書》：“節庵書院中極忙，前月其郎入塾，請曹叔彦開蒙，自言此十六年來第一稱心事。”[167]
十一月二十九日，曹元弼将归，谒张之洞论学。
《篤信齋日記》：“二十九日，……謁香丈論學。”[168]
十二月初一日，曹元弼自鄂归家。
《篤信齋日記》：“十二月朔，節庵招飲。與孝堅、海田同行歸。”[169]
十二月十二日，沈曾植致函黄绍箕，信中盛赞曹元弼《孝经六艺大道录》。
戊戌十二月十二日《沈制植與黄穆琴書》：“叔彦新著《孝經六藝大道録》，粹然儒言，有關世教，而此間名士多輕之訕笑之者，漢宋之障，乃至於此乎？今日世道知大患在少陵長，賤犯貴，其捄之術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論語》開章首言學，舉世知之；第二章重言孝弟，乃舉世忽之。犯上之與作亂相去幾何？而有子之言警切如此。”[170]
是年，曹元弼与梁鼎芬感於近世文义破碎，经术晦亡，因同辑《经学文钞》，以明大义、正人心。先成《周易文钞》两册。
《經學文鈔序》：“道咸以來，考據之學漸流破碎，小言害義，耗心絶氣於一名一物。既于先王大道經世之務，扞格不入，迷惑無聞，而巧説騁辭，變本加厲，遂以倡狂怪誕之言，蕩眾心而召世禍。近復雜以支離鄙倍之名詞，奇袤不衷生於其心，發於其言。文義亂則古訓亡，經術晦，是非無正，三綱五常無不可横-倒懸。揆厥由來，未始非分文析字，説不急之言，不能使學者因文見道，明體達用，階之厲也。光緒戊戌，元弼應閣師南皮張相國聘，主講兩湖書院經學，與執友梁節庵先生慨論此事，不勝斯文墜地之懼。節庵以為不興其藝，不能樂學，造就人才自正人心始，正人心自明經術始，明經術自深通文義、好之樂之始。因撰集自漢以來經師指説大義之文，足以羽翼聖經，扶持名教感發人之善心者，匯為一編，淺闇一得，亦蒙采録。復屬元弼更加搜補。”[171]
《周易鄭氏注箋釋序》：“光緒丁酉、戊戌間，應閣師張文襄公聘，主講兩湖書院經學。與執友梁文忠公同編《經學文鈔》，先成《周易》二冊，皆發明大義，通貫源流之文。”[172]
《復禮堂述學詩》：“尋文襄移節兩湖，節庵游吴中，避暑鎮江焦山海西菴。臨江讀《易》，俯仰乾坤，清氣浩然，取法亭林，熟復程傳，遇切中學術治道利病處，輒連圈識别之。光緒戊戌，與余同掌兩湖書院教事，出此編見示，想與極論世運否泰之由，深慨學術文體之壞，約與余同編《經學文鈔》。當時即成《易鈔》兩冊，商榷去取，具有微意。”[173]
是年，曹元弼用力在《易》，欲著《周易郑氏义》，先作序，定义例。[174]
《周易鄭氏注箋釋》：“余功兼及諸經，而于《易》用功較多……與執友梁文忠公同編《經學文鈔》，先成《周易》二冊，皆發明大義，通貫源流之文。講授之暇，恭讀《周易折中》，每卦以《注疏》，《集解》，惠、張、姚三家之書，及其他《易》説之善者比次觀之。欲為《周易鄭氏義》，先作序文，定義例。”[175]
光緒二十五年 己亥（1899） 三十三歲
本年日记为《笃信斋日记》。[176]
本年，曹元弼居家论撰《十四经学》，自《周易学》始。
《周易鄭氏注箋釋》：“屬元弼依類撰集《十四經學》，自《周易》始，積年沉思。”[177]
《吴縣曹先生行狀》：“先生以茲事體大物博，任重道遠，發憤覃思，閉户論撰，寢食俱忘，晷刻必争，冀速撰于成。”[178]
春一、二月间，张之洞、梁鼎芬属曹元弼延张锡恭为两湖书院经学分教。
《純儒張文遠徵君傳》：“余夙與梁文忠公言君行高學深，當世罕儔。文忠以語張文襄師。己亥，師及文忠屬余轉延君為兩湖書院經學分教。”[179]
二月十日，张锡恭来函，言先受松江府聘，不能就两湖分教。曹元弼欲电告梁鼎芬，并作函详述之。
《篤信齋日記》：“十日，聞遠來書，以先受松江府聘，不能就兩湖分教。其不失信若此，可敬也。當專電復星海，並作書詳述厥故。”[180]
三月初六日，张之洞电招曹元弼赴两湖任教。七日，曹元弼以《十四经学》之编辑任重道远，辞两湖讲席。
《篤信齋日記》：“六日，……南皮公來電見招。七日，……復南皮公電。”[181]
《經學文鈔序》：“其明年（己亥），元弼以南皮師命編《十三經學》，辭講席，歸杜門著書。”[182]
三月二十四日，张之洞来电，允曹元弼辞两湖教席。
《篤信齋日記》：“二十四日，……南皮先生來電，辭分教得命矣。”[183]
三、四月间，黄绍箕致信曹元弼，以京师大学堂讲席相邀。
己亥七月《黄仲弢與曹叔彦書》：“嗣又為大學堂事所牽，率曾有書奉，懇高賢屈臨講席，以培植闔堂中西諸學之根本。徑寄鄂渚，不審曾否轉達台端。”[184]
夏四月初六日，张锡恭来函，言初七日赴鄂应两湖教席。
《篤信齋日記》：“六日，聞遠來書，言初七日啓行赴鄂矣。”[185]
五月初九日，黄体芳卒。曹元弼悲痛甚，为作挽联一幅。
《黄體芳集》載曹元弼挽聯：“為天下紀綱人才教化國運，為挽狂瀾，身在社稷，功在斯民，江漢秋陽，明德必祀百世；與海内忠臣孝子義士仁人，同聲痛哭，生我父母，成我夫子，天高地厚，心喪豈獨三年。”[186]
自春及夏，曹元弼居家选《经学文钞》，并校疏《礼经》。
《篤信齋日記》：“二十五日，……選《經學文鈔》。
“二十六日……每日自八點至十二點，編《禮》，述而不作，即有深悟卓見，亦俟暇日補之；十二點至一點，疏《禮》；一至二，讀《孝經》及他經，並選先儒説經文；二至四，校《禮》；四至五，讀詩古文，陶寫性情，或縱筆所之，發抒藴蓄；五點後，講書；六點至七點，閉目數息。”[187]
己亥夏《曹叔彦與張聞遠書》：“弟編書邇來始得續前業，努力為之。”[188]
六、七月间，曹元弼致信张锡恭，询两湖书院近状。
己亥夏《曹叔彦與張聞遠書》略謂：“兄此行宣教明化，楚士之幸，天下之幸也。聞有大著數篇，乞見示。節庵古之君子，與兄以道義相切磋，其視脂韋面諛之交，相去奚啻天壤。我輩求友，固惟責善救過是望。其勸兄為羅（原誤‘盧’）忠節，尤深合鄙見。忠節自言兵法在‘知止而後有定’一節，名言至言，非兄其孰能與於斯。鄂中情形如何，同事尤相得者幾人？乞示知以慰懸思。”[189]
秋七月，张锡恭覆函，自述师罗忠节从“宏毅”二字著眼，并及两湖书院近状。
《張聞遠與曹叔彦書》略謂：“節庵教以師羅忠節公，弟未知下手處。近因讀《羅山遺集》，竊謂忠節之學，宏毅二字盡之。蓋其以《西銘》為標準，而於理一中知其分殊，站定腳根，硬著脊樑做去，非所謂仁以為己任者乎？觀其處貧困而益堅，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傷病瀕危，神思不亂，非所謂死而後已者乎？師忠節者，宜在此等處著眼。……自到鄂時，節庵令紓所見，即草《經學大指》四篇。前日即擬録稿呈政，因稿本為父執顧香遠先生攜去，今尚未擲還。一俟還下，即當録呈。……弟之到鄂，為兄攝館也。南皮關聘須兄到鄂後-之。同事諸君馬季立先生最相得，馬君與李仲約夫子友善。弟以兄長之禮事之。陳君善餘則固素友善者也。承詢及，附聞。”[190]
七月二十三日，曹元弼覆函张锡恭，言八月二十前启程赴鄂，并劝张氏代己主讲经学教席等事。
己亥七月二十三日《曹叔彦與張聞遠書》略謂：“尊論學羅忠節在宏毅二字，精當切實，願相與免之。弟雖不才，敢不自力。大著《經説》，急思一讀，如不及付鈔，請攜至鄂中。……大約極遲至八月二十必起程，盡八月必能相)，快承大教，且讀尊著也。執事主講經學一席，學術行誼皆足上紹先賢，下法多士，弟所萬不能及。弟一事且恐不給，兩事斷難勝任，請兄萬勿固執謙讓。弟到鄂後當以此面達南皮公及節庵先生。”[191]
秋八月下旬，曹元弼赴鄂。
光緒二十六年 庚子（1900） 三十四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论撰《十四经学》。
夏五月二十五日，清廷对八国联军宣战。
五月三十日，张之洞、刘坤一派代表共订《东南保护约款》。
秋七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一行仓皇西逃，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
光緒二十七年 辛丑（1901） 三十五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论撰《十四经学》。
光緒二十八年 壬寅（1902） 三十六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论撰《十四经学》。
夏秋间，曹元弼以内表弟丁吉庵之请，作《丁氏重修族谱序》，大善此举敦睦亲族，挽救世道。[192]
是年，正谊书院改办为苏省中学堂，学堂总办刘体乾请曹元弼主讲经学，曹氏以《孝经》《说文》为教。
《復禮堂述學詩》：“往者吾吴正誼書院初改學堂，劉健之觀察體乾固請余主講經學。余以《孝經》大義、《説文》要旨授諸生，作《轉注説》一篇示之。”[193]
光緒二十九年 癸卯（1903） 三十七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论撰《十四经学》。
冬十一月二十六日，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
光緒三十年 甲辰（1904） 三十八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论撰《十四经学》。
春，曹元弼为吴县学子说《原道》《述学》《守约》三篇，并刊行之。
《經學通義開宗》：“甲辰春，授吾黨學人經義，開張宗本，説此三篇。”[194]
《復禮堂文集·守約》篇末：“光緒甲辰，為吾鄉後進説此三篇，刊行之。”[195]
光緒三十一年 乙巳（1905） 三十九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论撰《十四经学》。
本年日记有《日知後录》《寻孔颜乐斋日记》。[196]
夏，张锡恭来函，言松江将办中学堂，请曹元弼荐教员。
癸卯夏《張聞遠與曹叔彦書》略謂：“敝地現欲起辦中學堂，而居近申江，尨言喧雜，聘請分教尤難其人。吾兄意中如有品學端方，兼通算術、圖畫、物理、化學者，幸舉以相高。弟意欲求名師，當不惜重費，苟無其人，科不必備。若使非聖無法之人倡鳴邪説，縱嫻欲藝，其如非道藝何？惟兄取友必端平，日以閑先聖之道為己任，伏祈詳示"幸。”[197]
六月二十三日，曹元弼覆张锡恭函，荐汪仲嘉、唐尧栋等人，并言可选两湖旧生充任教习。
癸卯六月二十三日《曹叔彦與張聞遠函》略謂：“離索四年，風雨之思，靡日去懷。其間中原變故，心折骨驚，兄悲家事，弟困身病。……弟編書歲月半為病侵，所成過半，爽諾已久，欲速不能，實深慚歉。目光益短，百事廢弛，欲求養身、讀書兩不相妨之術而卒未能。……承屬代延圖算各門教習。弟意中有兩人，一世丈汪仲嘉明經，……其一，小徒唐樸丞堯棟，即唐蔚之之從弟，……如兩人或以他事不能遠出，弟意可致書梁節庵或黄仲弢，招兄兩湖書院舊徒來充教習。兩湖諸生素無離經非聖惡習，又兼通經史圖算，一人可兼兩三人之用。修脯從豐，亦不至有支絀之慮，兄意以為何？”[198]
秋七月初，张锡恭来访，畅谈。
癸卯七月二十九日《張聞遠與曹叔彦書》：“月初暢聆雅教，一洗塵襟。”[199]
秋八月四日，清廷准张之洞、袁世凯奏，自明年废科举，推广学堂。
八月九日，曹元弼思定撰著日程。
《日知後録》：“九日，獨坐沈思，日月逾邁，如水東流，喟然大息。思所以補既往而策將來者，度精力，計時日，定程期，自一日以迄没身，無惑心無棄言焉。”[200]
八月十日，曹元弼撰《孝经学》“要旨”一节，并辨图书先天後天等。
《日知後録》：“十日，八點至九點，究《孝經》大義；九至兩，辨河圖洛書先天後天；兩至三，讀古人文詩，若經師文，以暢懷導氣；三至四，作友朋書問；四至五，温《周禮》；五以後，百家。”[201]
八月十一日，曹元弼撰《孝经学·明例》一节。
《日知後録》：“十一日，八至九，釋《孝經》例；至十三日畢。九至兩以後，同前。”[202]
八月十三日，曹元弼撰《周易学》“图表”一节，并定即日起撰著《十四经学》日程。
《日知後録》：“十三日，九至兩，定《易》圖。餘如前。
“十四日，八至九，輯《孝經》與群經相通之義；九至兩，校補《周易》‘會通’；十九日畢。餘同前。
“二十日，八至九，解《孝經》難義數事；九至兩，前數日有未竟之緒則補之。餘同前。
“二十一日，八至九，定《孝經》條例目録；九至兩，定《周易》條例目録，並群經通例；約二十五日畢。餘同前。
“二十六日，自朝至暮作《易》序，約二十八日畢。
“二十九日，作《孝經》序，約九月初二日畢。
“（九月）初三日，作群經總序，約初五日畢。
“初六日，作上張宫保書，約初九日畢。
“初十日，作致梁星海書，約十一日畢。
“十二日，作致汪荃台書。自二十六日至此，每夜温經史古文能背誦者。
“十三、十四兩日，校《孝經》《周易》校改處。
“十五日，八至兩，校《禮》説，至月杪畢，隨定條例目録；兩至三，讀古文、《周禮》，致友朋書如前。
“十月朔，作《禮》序，至初三日畢。
“初四日，八至兩，定《禮》圖，餘讀古文等如前。
“初五日，八至兩，温《禮經》，掇其與群經相通之義，約二十五日畢；餘讀古文、《周禮》等如前。
“二十六、二十七日，容有未備，補之。
“二十八日，八至兩，讀《周禮》；兩至三，讀古文；三至四，作友朋書問；四至五，讀《孟子》。至十一月十八日畢。
“（十一月）十九日，九至兩，讀《禮書綱目》。至十二月初八日畢，《周官》‘明例’始無遺憾。餘讀古文、《孟子》如前。
“（十二月）初九、初十日，刪友孫仲容書。
“十一日，八至兩，校《周禮》説，隨定條例目録，約二十日畢。
“二十一日，考正數事，約來年正月初十畢。月半前定圖，十六至十八作序，十九、二十定流别、闕疑。
“（丙午）正月二十一日，八至兩，校《孟子》説，月杪畢。例目即定。
“二月朔，考正孟子事，約八日畢。
“初九日，刪《孟子字義疏證》，兩日畢。月半前，序《孟子》，並定流别。
“以上各經均于明年二月望前告成，如今年至楚，則須於後一月或兩月。
“以上各經成後，當以四十五日粗讀《易》一過。
“六月朔，八至兩，治天文地理；兩至五；治古文算學，與友朋書。約八月畢。
“九月至丁未正月杪，治《尚書》成。“丁未二月至四月，二戴《禮記》成。
“五月至歲杪，《春秋》三傳、《國語》成。
“戊申正月，治《論語》，一月畢。二月治《詩》，五月畢。至己酉，《爾雅》《説文》畢。《易》《禮》書成。
“庚戌、辛亥，《孝經六藝大道録》餘成，《孝經注》成。
“壬子以後，編《經儒法則》。觀古詩文及養生書，為老而自息計矣。”[203]
八月下旬，张锡恭来函，言著《周礼官联表》及校正《孔子世家》等事。
癸卯八月下旬《張聞遠與曹叔彦書》略謂：“承示勉成《周禮官聯表》，敢不祗承。已成者，有養民、教民之聯事小記，俟有寫手當就正有道。弟近日亦苦小疾，輟課已久。常思欲副前日面諭點勘《孔子世家》之意，全録原文，注其疑信於其下，又旁采經子之可信者復益之，盡削《家語》及鄙俗之誣。因病而輟，病起必當踵成。”[204]
光緒三十二年 丙午（1906） 四十歲
本年，曹元弼居家论撰《十四经学》，编订《经学文钞》。
本年日记有《丙午学记》《礼堂写经记》。[205]
夏六月，张锡恭来函，辨正《校释》论“绅”字义，并呈近作《世族论》一篇。
丙午六月《張聞遠與曹叔彦書》略謂：“弟近讀任侍御《弁服釋例》，心醉焉。中有論‘紳’為申重之義，與大著《禮經校釋》中説為申束之義不同。然以《雜記》‘申加大帶于上’鄭君注義考之，雖非釋‘紳’字義，而大帶在革帶上，鄭君已有明文，不識兄釋鄭君《雜記》此注有别説耶，抑偶不憶此注耶？且革帶以系韍佩，使在大帶之上，則佩韍系綴之處人人得見之，似與古人盡飾之道亦有不合。乞兄再詳思之。如弟言紕繆，乞即加镌正，一豁愚蒙。如或幸中，亦望示明，使得自信其説也。近讀《左傳》，以管窺所得作《世族論》一篇，茲特録呈，乞為賜閲，並祈批示，駁其紕繆。日月逝矣，批誠求道，猶恐不及，幸兄勿為客氣也。弟于兄言，罔不奉之如師箴，讀《禮》必宗鄭注，實自兄啓之，故敢誠意以質正，惟鑒詧之。”[206]
秋七月十三日，清廷颁诏预备立宪。
七月下旬，曹元弼覆函张锡恭，称许《世族论》，并述近日撰著。
丙午七月下旬《曹叔彦與張聞遠書》略謂：“拜讀祗領，莫名欣感。方今人心陷逆，日深一日，(蠻髧之成俗，懼乾坤之或息，言念君子，頃刻不忘。大著《世族論》，深通沈懿，語語至理。或有以伯鯀生禹，堯、舜生朱、均，文王生管、蔡為難。不知此偶然之事，大德大凶間有不擇地而生者，要不可因此而疑族類為無憑。猶之上知下愚，非習所能移，要不可因此而疑教化為無益也。聖人制禮，經傳立言，多就常者同者論之，所以為萬世不易之典。大著已載入《經師文録》。人情不相遠，即棄禮背本者見之，倘亦有憮然為間之機乎？……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四十無聞，重自悲憾。六月以後，董理舊業，將《婦人不杖》《大夫尊降服》《女子子擬降旁親服》細加商訂。又將《大學注疏》與朱子《章句》合讀，略有所得，擬次第托人録出寄呈，求兄審定是非。茲先附上《大夫尊降服辨》一篇。此事關係禮教人心甚大，弟積思良久，終不敢自信，務祈指教。所示《雜記》中‘加大帶’一義，弟往時實疏忽未及，當再更定呈教。歷年於《春秋》似有所會，已托人抄録若干條，録畢續寄。當今儒者風頽，人倫師友幾乎息矣。一髮千鈞，中流砥柱，惟賴我兄，碩果不食，天地之心，終有時而復，惟當貞固以俟之耳。”[207]
光緒三十三年 丁未（1907） 四十一歲
春正月二十二日，曹元弼赠叶昌炽《孝经六艺大道录》《经学通义开宗》两书。
《緣督廬日記鈔》：“廿二日，……叔彦贈《孝經六藝大道録》一冊、《經學通義開宗》一冊。”[208]
正月二十四日，清廷允岑春煊、溥良等奏，开设礼学馆。
夏五月二十九日，张之洞奏立湖北存古学堂，并定《存古学堂章程》。
秋七月十六日，曹元弼作《书张相国奏立湖北存古学堂摺後》成。[209]
是时，张之洞电招曹元弼为鄂存古经学总教，谓但发明大义，指示纲领，不必驻堂。
丁未十二月《上南皮張孝達相國書》：“秋七月，蒙電招命为存古學堂總教。”[210]
辛亥正月《與張次珊前輩書》：“張文襄師見招時，本云但請發明大義，指示綱領，不必常川駐堂。”[211]
七月末，曹元弼至鄂，面呈张之洞《书张相国奏立湖北存古学堂摺後》一篇，及写定《周易学》《礼经学》《孝经学》三种。[212]
《藝風老人日記》：“（七月）卅日，己未，晴，……抱冰師招飲于員警學堂，□□□□卿、曹叔彦、葉奂彬、席□生、黄樂□□席。”[213]
庚戌《與張君立京卿書》：“憶丁未之秋，先師重招至鄂，面呈《書後》一篇，及《周易》《禮經》《孝經學》三種。師覽《書後》篇一周，深加獎許，三《學》均約略賜覽，嘉其得經意，不負指授，仍發還，命將各《經學》次第論撰，俾可速刊，以正人心。”[214]
八月初三日，张之洞渡江北上，履任军机大臣，曹元弼率学堂诸生往送。是夕，曹元弼归苏省。
丁未十二月《上南皮張孝達相國書》：“八月初，敬率學堂諸生送旌旟。……元弼八月三日夕自漢皋返省。”[215]
八月初六日，曹元弼见梁鼎芬、黄绍箕，商榷存古学堂授经章程，商讨注释张之洞《学堂经学教法》。
丁未十二月《上南皮張孝達相國書》：“越三日，見節庵廉訪、鮮庵提學，商榷授經詳細章程，謹將尊定《學堂經學教法》不揣愚昧為之注，以往復商論未定，未即寄呈。”[216]
九月初，曹元弼赴汴省仲兄曹福元。在汴将《原道》《述学》《守约》三篇再加删改，并《书张相国奏立湖北存古学堂摺後》及曹福元《正宗旨以祛学界流弊说》付印，以示鄂诸生。
丁未十二月《上南皮張孝達相國書》：“時學生考録尚未齊，元弼無事，省家兄福元于汴梁。……元弼在汴將拙撰《書後》付印。又家兄福元有《正宗旨以祛學界流弊説》一篇，請而印之，回鄂並以示諸生。又舊作《原道》《述學》《守約》三篇略加刪改付印，印就當寄呈。”[217]
九月十三日，清廷命各省速设谘议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