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父之名
一
不是母亲打电话提醒，肯定又是忘了。这个月的某一天，父亲的忌日，烧纸给他。这样的提醒一年数次：鬼节、冬至、他的生日，还有清明与除夕夜。我总是忘掉，却也并非因为被“生”的事情忙着或闲着——他活着时，我就不大会记起他。
母亲说，她要送来叠好的金元宝与银元宝，很多，因为今年是他去世整二十年。母亲与父亲谈不上有感情，可能还相反。但母亲对这些事一直很看重。我都能看见那个画面：阴天的下午，午睡了起来，她叠起元宝，手上全是金粉银粉，光线不好的客厅，她习惯了节约电，也习惯了长期的独居，连续几天没有人说一句话。我在外面喝茶，在银行排队，听的士司机责难油价，热腾腾地活着。接到母亲的电话，嬉闹的笑还来不及收掉，几乎不相信：二十年了！这么长……同时一阵惊怵，倘若母亲年老健忘了，甚或也去了，就没有人再会记得父亲了。他与世界最后一点儿形式上的联系，将会在我手上彻底断了。
十一岁的女儿用粉笔在地上划圈，给亡灵们的纸钱要烧在一个划定的圈里。外公、外公。她颇有兴致地念叨着，平常她不可能喊出这称谓。她与父亲没有见过。
父亲不知我的毕业找工作、结婚生养、买房、换工作。这二十年，我做了人生中的许多事情，他不知道。
那许多的仓皇、打击、恩爱、凶狠，他不知道。
我十六岁时，他死的，他都不知道，我后来又长高了一些。
我给渐渐旺起来的火喂纸，母亲叠成的元宝们打着滚儿，萎缩着消失了。
也许任何一种灰烬都会随风上扬，但纸钱的灰，这样一小块一小块的，黑色、灰色的，在路灯的光晕下盘旋，像是真的通到了天地鬼神。我长久地看。女儿找到一根小树枝，游戏般地挑动灰烬，让没有烧完的纸灰重新红通通的。
这纸糊味好闻。女儿嗅嗅她的手。
别捣得太碎，他们得不到了。
这——是——迷！信！女儿轻声地带着学生气。为什么要烧纸呢。她每次都要这样问一问。
我盯着慢慢白了的灰。为什么烧纸呢，亡去者永远不知，生存者亦知虚无。
二
我与父亲，从没真正生活在一起。一般讲，我只在春节会见到他。
他是本村早期的大学生，考到南京念大学，继而分配在那里工作，颇为荣光。重要的城里的工作使得他只在春节才能回乡。本地还有另一个在南京军区工作的人，他们俩一回来，就过年了。整个正月，他们俩与村里的书记、会计、赤脚医生、小学校长等各方面的有头脸的人，会被人们邀着吃“春子”，从初五吃到正月半，经常一天两顿。他们在人家的堂屋里伸手伸脚地围着八仙桌坐着，喝酒，打牌，交换各自的烟，谈论国家大事。
再冷的天，父亲都穿毛料的衣服；那个军官，则是威风凛凛的制服。他们从不穿棉袄，看上去比当地的任何人都单薄，可这是气派和合适的，大家都一致地同意：城市的人，是不怕冷的。这正是城市人漂亮的地方。
父亲死后，七七第四十九天，家里人请人放焰口，并烧掉他的许多东西。全是从南京收拾回来的，大部分我都没有见过，那完全是一个陌生人的物件，一个活了四十四岁的男人半生的家当。奶奶再次哭得昏过去，姑姑们闭上眼淌泪，妈妈要张罗饭菜，便由我主要负责烧东西。俄文字典、围巾、画报、小木摆件儿、塑料杯。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一件羽绒衣，两面穿，一面银灰、一面褐色，十分肥厚。真好烧啊，一扔到火里，羽毛们就“砰”地炸开来，热气烘烘。我惊讶得忘记了心疼。想起父亲每年回乡过年，乡下那么冷的三九四九天，他从来没带回过这件羽绒衣。他是对的，他表现得像一个漂亮的城里人。大家至今都记得他穿毛料服，裤腿上两条线。
所有那些春节期间，我与父亲，说不了几句话。有那么几句，竟也记得。
我家有个习惯，一到春节，就替四周的邻居写对子，早先是爷爷，他做过私塾先生，写得端正老实，全是妇孺皆知的老派对子。后来爷爷老了，或者也未必是老，总之，换成父亲写了。父亲喜欢这个角色。他把家里装糖果的瓷罐子拿出来调墨汁，把方桌上全部的东西都拿到别处，架势很大。倘若邻居没有特别指定，他便玩乐，自作主张改动上下联的几个字，让人念得半生不熟；或另取唐诗、录古句。有时也写新编的，歌颂农村风貌的那种，是广播里报的，他注意听村广播站的内容，却一边听一边哈哈地嘲笑。他还会给对联加“裱”，抓起一张报纸，随意地团成一个团，然后蘸着金黄的调料，在对联边沿整齐地印上一朵朵花，挺绝。不过他有分寸，不会在人家堂屋、正门的对子上游戏。
有一次，写到“春风和煦×××”，他问前来取对联的小个子男人，指着第四个字：“认得？”“不，怎么可能认识呢。”矮小的邻居高高兴兴地摇头。“你呢？”父亲问我。
三年级的我紧张起来，父亲从来没问我的成绩，我考的许多一百分他从不知道，三好生等许多的荣誉……我常常感到分享的人很少。可是，这个字偏巧我不认识。父亲没作声，继续写，也不教我，邻居打招呼走了他也没停。那整个半天我怏怏不乐。我其实并不真想在父亲面前显得多么出色，但我生气他如此没有道理的考验。这种随心所欲，让我感到莫大的生疏。
我一直记得那个半草的“煦”字，大红的纸，黑墨。我到现在都不喜欢这个字。
除夕前全家大扫除，他只负责一件事，替大家擦皮鞋。他很有兴致，一只只先抹去旧灰，接着，浓浓地上油，放着，“养”一会儿，然后，找来一小块旧的真丝布，紧贴着皮面不要命地飞速地抽动。再旧的皮鞋，这样子一弄，都亮得惊人，他快活地把一家人的皮鞋排在一起。浓浓的鞋油味，非常洋气地往鼻孔里钻着。年初一，我穿上他擦过的红色猪皮鞋。然而这鞋子是上一年买的，我嫌小了，有些挤，只穿了小半天，便换下来了。他竟不高兴了，像嫌弃乡下孩子似的：“最起码的……一个人，要学会穿皮鞋……”
我那时不大清楚，到现在也不以为然，一个人，会不会穿皮鞋，有什么要紧之处。有一点，现在我擦皮鞋，跟他的习惯一模一样。尤其是最后一道，真丝布与皮质之间的摩擦速度，我相信那对于皮鞋的亮不亮，很关键——这些所谓的细节，在别人看来完全不值一提，也并非说我多么珍惜，但我与父亲所打的交道实在太少，况且，童年的事，一旦记上，就一直记着了。
正月里，父亲几乎每天都打牌到很晚，摸黑回来，还有酒气，裤袋里乱糟糟的，全是牌桌下来的零钞。他早上起得很迟，替他准备的四只水潽蛋，热了又凉了。如果这天没有人请“春子”，吃午饭时他跟我们一起。他不太说话，很快吃完，用一条手绢擦擦嘴，然后到外面，到光秃秃的晒场上转圈子。他一出门，我才开始真正放松地吃起来，让妈妈给我拣瘦肉，嚼出声音，添好几碗汤。我不习惯他在我家的饭桌上，有他坐着，我吃不好。
实际上我相当地怕他。我记得他曾经打过我，就在短暂的寒假里。某天，奶奶母亲忙碌着做鱼做肉时，我吃了一块她们熬出的油渣，不巧，却是块嚼不烂、咽不下的油渣，我刚要吐掉，父亲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后面，严厉地命令我一定要吞下去。我嚼了又嚼，咽了又咽，却还是嘴里连着喉咙，七八岁的我很快哭起来，父亲继续骂我，他甚至踢起我，用他的皮鞋踢我的腿，可能并不是真踢，因为并不怎么疼，可我被那没有缘故的责难给打蒙了，实实在在地惧怕起父亲，我巴望着他赶紧回南京。我不要过年。
这一块我无法吞下的“油渣”，曾被我隐约地写进一篇小说。我本不该这么利用这个私人细节。可我没忍住。
再长大一些，我了解到更多父亲的事情，这虽然并不能够使我轻易地谅解父亲当时用皮鞋踢我的事情，但我可以宽容地推测：每一个回乡度假的春节，他是不快活的，没有人真正了解他，体恤他——他在南京另有他的生活，他正周旋于他的个人欲望之中，他看到老家，看到我母亲，是气恼与回避的。他是借“油渣”拿我撒气；可能，他也生气我对他的不亲昵。再进一步说，他跟我一样，跟母亲一样，也是一个没有体会到天伦之乐的人，他同样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家。
三
父亲与母亲的事情，错在他，并且有许多令人羞耻、被乡人传谈的细节，那些事情，而今说来也不新鲜，无非就是男女，故也不必全部回忆出来。况且他为此受到了很严重的惩罚，甚或牢狱之灾，甚至不止一次：他先后两次成了劳教分子。他的罪名叫“生活腐化”。
有一个情节，如同想象力糟糕的差小说，母亲说给我听过。父亲的第二次出事，举天下皆晓，独我全家不知，暑期快到了，时为老师的我母亲还浑然不觉地跟她的同事们说：今年我要早点把家里的玉米收了，带孩子到南京好好玩一玩……终于有两个女教师不忍心，尾随我妈妈上厕所，她们的手放在裤腰带上，却只是假装要解手，然后，在臭气熏天、苍蝇翻飞的学校厕所里跟我妈说：你还说什么去南京！你家小孩爸爸又给抓了！
我的记忆始终在我所知晓的母亲的这一方，父亲当时在南京的具体情形，永远无从得知。总之，他后来的病，当是有这方面的原因，所谓抑郁成疾，他得的是肝病。
我相信，作为从乡下飞出去的鲲鹏，父亲曾是个心高的男人，对自我的期许也是高的，我听许多人说起过他杂拌儿般的才能，会拉小提琴和手风琴，会修收录机或是缝纫机之类，烧得一手口味清淡的好菜，桥牌打得漂亮，投篮时三分球十发九中，钢笔字比毛笔字还好，模仿毛体字活灵活现。许多人赞赏他，当然这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他在南京的那些男女事。但人生的后几年，他急转直下，连村头荷锄者都用轻蔑、谴责的语气谈论他，他回家来过年，没有人再请他写对联了，更不要说吃“春子”、打牌玩钱。他被道德压得脑袋冲下、满嘴是泥。
而人们曾经对他多么好啊，记得有一年奶奶在春节里做寿，却碰上下湿雪的天，父亲在晒场上放炮仗，脚下一滑，跌了个很难看的大跤，要是别人，大家肯定会笑话整个正月，可对父亲，大家却夸了他整个正月，说他是个真正的孝子，他为老母亲跌个大跤呢。人们对他越好，他一出事，对他便越差，或是显得越差。这种对比，是可怕的。
幸之，他慢慢就得了病，面色自亮白为黧黑，身体浮肿；然后，他死在南京，可以永远地不再回来过年了。
故而，我与他的生分，到后期，也有顺应时势的意思，我有充分的理由，因为我站在大部分人的这一边。我似乎是母亲的小卫士，很多同情妈妈的女人说我有主心骨。但也有很多人，花了太多的时间谈论父亲的奇事，并慷慨地眷顾到我：一个南京城工作的人的女儿，一个劳教分子的女儿，一个老师的女儿，一个第一名的好学生，走到哪里，我都可以看到刚刚闭上的嘴，连比我小的孩子们都想方设法用他们的方式对我施以侵扰。这一年，我刚五年级，母亲决定让我跳一级，离开她所在的小学，直接送我到外地亲戚家上初一。她给大家的解释是：那里教学质量高。
这样，像拔萝卜似的，我被突然拔离了家与母亲，离开了我家的蓝色窗户。蓝色木窗，这是父亲有一年过春节时突发奇想的作品，他自己动手刷的。每到春天，这蓝窗户配着我家的桃花与梨花，好看得不能再好看了。我最喜欢这一片蓝窗小景，它代表着我那个年纪对浪漫的高级想法。然而，这一走，我竟再没有机会在春天里看到这对蓝窗户了，从十一岁起，我只有寒暑假才回去，也算是个小小的游子。说实话，而今，我真愿意缩短几年的寿命，去换回我少年的某一个春日下午，放学的我，大老远的，欢喜地盯着我家的蓝色窗户，没有任何忧愁地蹦跳着往家里走。
亲戚对我很好，包括那里的邻居与同学，但问题是，他们都知道我父亲的事，这使我并不能正确地消化他们的友好。初中三年，自觉寄人篱下，颇为飘零。
我在日记里夸大其词地描述一只猫所给我的温暖——那小东西，冬天的夜里，喜欢蜷在我的床尾睡觉，它热乎乎的身体，隔着被窝压着我的脚；我一个人穿过几大片田埂步行上学，初春的浓雾前后不见人，我百感交集地走；我盼望周末时妈妈来看我，她离开时，看着她替我刷干净的鞋和滴着水的衣服，抽泣得上气不接下气；晚上做作业，为了油灯摆放得靠谁更近，与亲戚家的孩子反目成仇，几个星期不说话。
而与此同时，我学会了乖巧，我与不同的人都能谈得热火朝天，我习惯被另眼相看，也习惯不被重视，习惯亲亲热热，更习惯客客气气。我越来越像个好孩子。
但我认为那三年我成长得并不好。记得某一天，有个外地的马戏团来当地表演，应当是较拙劣的吧，可我连看几场，心念闪动，萌发了跟着他们偷偷跑掉的念头，像受到命运虐待的孩子那样，让所有的人都懊恼去吧，他们本该对我更好……整个寄居的三年，类似这种孩子气、颇为阴暗的自我折磨，还有其他不少。
这账该算在谁的头上呢。父亲。
然而，又是然而，到我明晓男女事的年纪，到了这男女事不再是事情的时代，我替父亲沉痛了。他的悲剧性清晰地浮出来。我像理解并惋惜任何一个旧年代的中年男人那样理解他。所以直到现在，对各种此起彼伏、大同小异的出轨情状，我有着不太确定的心态，像是根本无所谓，偶尔也会来点道德洁癖，更多时候，觉得那根本就是落在人生之上的灰。生而为人，完全的不落灰，或许也是不真实的吧。
当然，这并不能改变我对父亲的感情，我对他的认知，定型在一个过去了的时态里，这个时态顽固地告诉我：那些事情是丑陋的、令人唾弃的。
也许，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改善的时机。
四年级暑假，我被送到父亲那里待了一两个星期。父亲的单位是个规模颇大的军工厂，食堂、影院、理发店、公共浴室等等自给自足。他带着我参观了一大圈，允许我每天下午到电影院边上的小卖部去买一根冷饮。南京的夏天很热，树荫却好，每天睡完午睡，我贴着树荫，到电影院边上去买一根“马头”牌小雪糕，边舔边看电影海报。我特别特别地想进去看上一场电影，但从来不敢跟父亲提这个想法。再说，吃着雪糕，看看海报，很不错了。我到南京之前，周围的小孩子们都非常妒忌我，回去之后，我会详细跟他们说说下午的海报与雪糕。
但我不会说我早上的食堂。父亲给了我一项任务——负责到食堂去打早饭，因为他是一直要睡到上班的。食堂里要排长队，要计算饭票与菜票，绿豆稀饭打在铝锅里，小咸菜放在倒扣的锅盖上，馒头或油条则插在另一个大茶缸里。我到底是个乡下孩子，非常不适应热气烘烘、地面油腻的食堂，手忙脚乱，每次买早饭都十分紧张，生怕丢了饭菜票或打翻稀饭。我个子又矮，窗口的女人会骂，语气凶、同情：这是谁啊，让这么小的孩子来打粥，看烫着了……这些，我不会跟父亲说的，只把他的一份放在他床头，如果那天洒掉太多，我就不吃稀饭。
直到回到老家，我把食堂那个女人的话学给母亲听，有些像诉苦。其实，并没那么严重，但总的来说，就算跟父亲单独待了两个星期，他是他，我是我。没有交流。
我倒记得他窗台上有一小盆茉莉花，我天天看着，闻它的清香，在夜里尤其地好。离开时，我倒舍不得那盆花了。
四
我对父亲的紧张与不适应，直到很多年后才解除。
他得病住院的那一年，我已经到南京读中专了，他一个人住在医院里，母亲仍在乡下小学，她带的毕业班，正在最要紧的冲刺阶段。每个周末，我从学校挤公共汽车去看他，拿走他换下的脏衣，衣服上有便污，也有他吐的血。在我们女生宿舍楼的晾衣架上，我用衣撑摇摇晃晃地送上父亲的衣服，高高挂起，楼道里的女生们三三两两地走过，没有人注意到。可是我能闻到：就算漂洗了很多遍，他的衣服仍然带着医院与疾病的味道、男性的衰弱味，就像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我对他还是没有丁点儿感情，虽然他害了重病。他对我而言，仍然只是一个寒假回乡度假的人，一个与母亲关系不好的人，一个对我很生分的人，一个我并不理解也不想理解的人。
某次洗衣服，发现他有件汗背心破了好几个洞，洞的旁边则是褐色的血迹，宿舍楼公用洗衣间的灯光昏黄地照着，这突然让我怜悯起父亲来，那件略显寒苦的汗背心忽成了件婴孩衣服一般，情境怪异，我突然意识到：父亲快要去了。一下子，我感到我不再怕他了，也不怨他了，他成了大病之人，他弱小，他在消逝。一种近乎轻松的心境中，我到商店替他新买了一件汗背心，也就几块钱。没想到，这件事让父亲大为高兴，他对邻床的病友夸耀我：成绩如何好，中考总分全盐城市第三名！看多么懂事，才十五岁，帮我洗脏衣服！还替我买了件新的！一定是用奖学金的钱！她得的可是特等奖学金，全校唯一一个！这是父亲病危之后，他病友的妻子告诉我的，他的病友，比他早死半个月。病友的妻子来医院办什么事，隔窗看到昏迷的父亲，她忍住她的伤心泪，拉住我看了几眼：哦，你爸爸一直夸你懂事！成绩好！
可我不领情，尤其不愿他夸我的成绩与奖学金。我所读的那个学校是个中专学校，正是他让我读了这个中专。在我们乡下那里看来，中专是最好的，学费全免，发伙食费，城市户口啊之类迅速而可靠的回报。可这根本不是我要的路！我只想读大学，一直往上，直到没有读了为止——我从小擅长考试，在分数上我总会赢。在我无休止的哭闹争取下，母亲勉强同意让我报考高中，我高兴了，心中大定。但几天后，父亲从南京赶回来了，他与我的班主任连夜商量（一到高中，女生就完蛋了！就算她能撑住，但万一考不上大学呢！），在志愿书送到县里的最后一刻，他们私自替我改成了中专：邮电！不是金饭碗也是银饭碗！他们高兴地向我宣布，像押了个大元宝。
我的大学之路，就这样断送在父亲手里！虽然可能也有母亲及班主任等的意见，但，是他回来改的志愿！不是这样吗！这真是活活杀了我呀，我对大学有那样的野心！我不能原谅。我从不隐瞒这一点，我对母亲多次坦白。
中考的那整个暑假，我躲在闷热的蚊帐里绝望地躺着。为了庆祝我全市第三名的成绩以及邮电学校（哧，银饭碗！）的录取，家里大摆宴席，请亲戚、当地的人物、我的校长与老师们。我无礼地坚决不肯出来敬酒。他们在外面笑什么、吃什么、喝什么啊，在欢庆我失掉的远大前程吗。
直至今天，经过任何一个大学，哪怕是三流大学的校门，我都感到痛苦，跟当初一样新鲜和尖刻。时间丝毫没有减弱这一点。虽然我并非多么不满意我现在的生活，并可以理智地知道，没有经过高等教育，未尝不可算作是纵养出另一种野莽的天性。但这解决不了我执着不放的问题——踏上左边的路，就永远不知道右边的路。我不能不想，如果走右边，我会进入哪一个岔道，我将要碰到的人、经过的事，以及成为的另外一个人。
父亲去世后，母亲丢掉乡下的教师工作，带着我与妹妹一起住到父亲留下的小房子里，她想让我们在南京生活，她有着对城市本能的向往与占有欲。那几年，我们过得颇为艰难，一个细节：菜叶汤是一道很好的菜，但如果加了豆腐，那简直就完美，但不能太好，所以一块豆腐须分两顿来吃。我总记得母亲把一块豆腐小心地分成平均的两片，在浅色的碗里泡着水，她总惦记着换水，以保持那豆腐的不坏。很快我毕业到邮局工作了，拿了第一个月的工资：八十四元。母亲劝我：看，幸好你父亲替你改了志愿。你不要再气他了。
我数数那八十四块，存了五十块，三十四块给了母亲，我自己不用钱。不，我还是气他。我与好几个初中同学保持着通信，我工作的这一年，他们都已经大二了，他们的信从各地寄来，落款上写着刺痛我目的大学缩写。虽然他们没有人考到很好的大学，可这并不表示我不会考到。可现在，我在数钱，多么羞耻的动作！我像任何人一样喜欢钱，知道它的实际且巨大的效用，可是我的第一笔工资，比他们早拿了三年，这大大毁坏了我与金钱的关系——我不喜欢花钱这个动作，它不能带给我轻松的享乐。我总觉得我应该去做一个不会挣钱的人，在教室里寒酸而虔诚地背书。我巴不得远离物质，可坚硬的物化的俗世严厉地给了我第一个没有声音的耳光，我顺从了，很早就与世故的社会亲密地并肩而行。
我常常思念教室，思念我不存在的清贫而纯真的大学。我至今都会做上课的梦。我高兴地等着老师报分数，我知道我会在第一个被念出名字。
五
我只后悔我对父亲的两件事。
他曾经给过我一个通讯录。那是我考上中专之后，我在纸上列下了我可能通信的所有人的地址：两个小学同学、很多的初中同学、我喜欢的化学老师、两个表哥、中考时认识的另一个因为中专而愤怒的男生……写满了两张信纸，随身带着。寒假里，父亲偶然看到这两张纸，对母亲说：看，她都没想到写下我的地址。
但隔几天，他找来一个通讯录，六十四开的黑皮子，怪精致的，抄上我的那些地址正好。我很喜欢，但相信吗？我不要，就是不要，他的东西我怎么肯要。我在正月半之前离家返回南京的学校了，把通讯录扔在家里一个显眼的地方。
父亲则是过了正月半才回南京——也挺有趣，他在南京工作，我在南京上学，但我们从没一起坐过长途车，我放假和开学都比他早，所以也正常。听母亲说，在他离家之前，他把通讯录送给了我的小姑妈。小姑妈，在镇上开了个卖床上用品的小店，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此地，我想，那通讯录，那画着电话与小房子的一格一格，她最多用来记记床单或被面的流水账吧。父亲去世后，我有些想把那个通讯录要回来，但不愿向小姑妈开口。我与父亲的生分，亲友们都知道。就算他不在了，我还要这个面子。
他还曾给我送一只西瓜，就在他最后一个初夏，1989年6月。快要放暑假了，他到学校来看我，抱着西瓜，站在女生宿舍的楼下，我住在六楼，得爬。他在楼下喊我，但我不愿下去接他。宿舍的同学说：你爸爸在下面喊你呢。我说我知道，我装着复习得抬不起头。
过了很久，他爬上六楼，脸色极差，衣服汗湿得贴在身上。我想起来，外面的交通很乱，许多公交线路停开，到我们学校，他一定走了很远，我还想起他的身体。我有些理亏，却更加感到一种不高兴。淡淡地说了几句，什么时候考完回家，车票订好了没有那一类的。他很快走了。我招呼同学吃瓜，红红的瓜汁四处淌着，她们吃着，都说甜。我一口没吃，说胃不舒服。
两个多月后，他突然发病，然后死了。
现在想想，那一天，我本可以稍微热情一些，或者下楼去接他一下。或者，我该吃他一片西瓜。他送我的东西本来就少，我收下的更少。
至今，我所保存的，只是他的一些照片，主要是大学时期。他的大学是南京航空学院（现在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照片里的父亲在吊单杠，在男生小合唱，在长江大桥上跟他的同学们摆成革命主义的集体造型，他们的胸前都别着主席像章。照片全是黑白的，大小各种尺寸。下方颇为随意地用手写体标着日期与地点——全是父亲自己冲的，那时的理科大学，流行这样，暗房技术是起码的小活儿。
偶尔翻看这些照片，公允地评价父亲的容貌，他是好看的、亲切的，照片里正年轻，又健康，还那么快活的样子。我甚至有一阵子还挑出他的一张标准照随身带着，那黑白小照实在是文雅英俊，我是只取其炫耀性的审美意义：这个人是我父亲呢。其实我真不太敢相信，这就是我每一年在春节期间所接触的那个不冷不热、陌生得令我浑身不自在的父亲。
当然，加起来，哪怕从一岁算起，算到十六岁，我跟他相处的时间总共不过三百来天，还不包括他有几年春节因为劳教没有回来。我总是无法清楚地想起他的长相，他活着时就记不清。
我还无法明确他的年纪。当然，他死在四十四岁，要是活着，今年也才六十四岁。但这些年，我觉得他在变小，差不多跟我一般大了，而在不久，还将成为我的弟弟，直到我老了，甚至成为我的儿子——这纯粹是一种岁数的比拟，没有角色或情感的成分，我所感到的是，记忆里那个模糊的零碎拼图般的父亲，越来越抽象了，连年纪这一点也不像了。他到底是我的什么人？
倘若他活着，我会教他上网跟人下棋？肤浅地展示我得到的某个荣誉？随意指使他替我女儿检查作业，在所谓的父亲节里买一件打折的T恤……这可能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女儿对父亲正在做的事。我放纵自己尽情想象着我与他之间各种形式的俗世友好，可是，真不像啊！我感到滑稽、廉价，像演戏——因为我知道这完全不可能。我可以肯定，就算他真的活到今天，我们一定还是不好。我与父亲，就是不合的。
可是我一直很留意别的父亲们。可以做我父亲年纪的男人，我女儿的父亲，我同学的父亲，等等。我留意他们的父女关系，他们那么要好，像情人一样，真令我惊叹。我认识一个男子气十足的父亲，因为女儿的去国而大失风度，众人面前，只要提起，就会像老婆婆那样地红眼圈，我欣赏这个父亲的痴情。我偷看我女儿与她父亲的亲密，动物一样，他们缠在一起打闹，完全把我冷落在一边。我的一个女友，像骂儿子一样气恨恨地骂他高血压的父亲，老人家喜欢顽皮地偷偷喝酒。
……我旁观着世界上的父亲与女儿们。我知道那很好，但说实话，倒也不是多么地羡慕。我心里始终有一块冷静的去处，那是结了冰的湖面。
六
父亲留在南京的小房子，四十平米，底楼，没有地板，地上只是漆，红漆上刷着连环的空心梅花，看上去倒有几分立体感的华丽——若干年后，搬家，我在沙发角落里发现一个六边形的软铁皮模子，全是灰，上面残留着黄漆与红漆，原来这地板是父亲自己设计的。他的确有巧劲儿。我也有点儿，尤其到南京之后，家里什么小东小西的坏了，我最喜欢捣鼓，并能神奇地修好，而母亲就爱说：看，你随你爸爸，脑子好，手巧……这总让我有一些扫兴，我回嘴：才不是！否则谁来修呢！这是没办法！
遗传学并没有错，照母亲看来，我还随了父亲的许多方面：喜欢一切糯米的食物，数学好，讲话快，牙齿比一般人白。可这又能证明什么，血缘到底算什么？它给了我什么？我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我，拜赐于他给我的什么影响？爱与同情，还是恰恰相反……倘若非要表现得有情有意，像一篇乖顺的文章去做个总结：是啊，那是我惧怕过的人，怨恨过的人，伤害过的、怜悯过的人……去他的，这些词全都隔靴搔痒！酸腐的文艺腔！我想我还是活得没良心一些吧，就像一片树叶，从哪棵树上掉下来的，有那么重要吗？
……父亲房中留下的那套家具有些怪。全黑，高光漆，很亮，上面用细金笔描着少许的山水画，又雅又怪，放在那么小的单室套里，很不对。当然，我们搬进去住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了，真奇怪他为何喜欢这样亮亮的黑色。邻居们告诉我：嗨，鲁工（由于那些事情，他终身只是个助理工程师，但同事与邻居都喊他鲁工）可喜欢这家具了，他跟我们说，全南京就这一套……可是，这个……我们当时就觉得，家里摆着黑家具，漆亮漆亮的，有点像那个东西，不吉利啊……你看看，没住多久，他半夜就发病！吓死人哦，地上吐的全是血……
事实上，我倒慢慢喜欢起这套家具。
黑色的书桌，我天天晚上趴在上面用功，连考了四十多门的自学考试，换来三个文凭（我还在为大学的事憋气，茫然地做无用功），一直到我结婚，用了它十二年。黑色梳妆台，堆满了我们的搽脸油，不值钱的，但小瓶子们颜色艳丽。黑色电视柜，母亲在上面放着她喜欢的旧茶叶盒，用作装饰。这套家具，看着我们吃了不少年的菜叶汤，苦日子衬着黑家具，般配。
最终换房子时，这套家具也旧得很了，很多地方漆皮都翘起来。但母亲无论如何不愿意白白扔掉。家具于是被拆散了，电视柜与衣柜放在老房子里给租屋的人用。大床贴上皮子翻新。梳妆台母亲带走。我用得最多的那张书桌，则不知所终。那张梳妆台，至今都还在母亲的阳台上，被母亲搁着洗衣粉与衣架之类，细金笔勾出的山水画完全给遮住了。但它上方的镜子却还干干净净的，正映着阳台外飘着浮云的天。
我伸过头去，我的脸便也被它照着，在浮云的背景里面容恍惚：镜中人不是我，而是二十年前那个刚刚目睹父亲吐出最后一口浊气的女儿，以父新亡之名，她紧绷着脸，下巴硬硬的，看不出难过。
（2009年）
后记：
这篇《以父之名》写于2009年，父亲去世正好二十年。这么详细地回忆父亲与我的关系——似乎有点苦情戏的嫌疑，但我不想避讳。我向来有些迷信“性格决定命运”，而作为一个小说家，性格、经历、命运，确乎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作品（尤其是早期作品）的特质、气量与深度。我想自我解剖、自我分析一下，在打开苦涩核心的同时，也坦露出自己的局限。
这篇小文在《人民文学》发出后，得了点薄名，不少师友都有反馈，有些在三四年后遇到我还要提及，并不都是表扬，有的好友认为我不必要非写这么一篇的。各种评价里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字是“狠”。老实说，我个人其实没有太大感觉。与其说狠，不如说真，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这也是我一直比较忌惮写随笔的原因。随笔里，我没地方躲。
（201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