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日军偷袭
1941年11月20日，“休·L. 斯科特”号到达了菲律宾。这一天是新公布的感恩节，也被戏称为“富兰克节”，富兰克林·D. 罗斯福总统为了让美国民众在感恩节和圣诞节之间有更多的购物时间，将原来的感恩节向后推迟了一周。很可惜，这天我们这些当兵的在军营里没有吃到火鸡，只吃到了热狗。长官们受到优待，他们到军官俱乐部享用了有各种配料的火鸡。
说实在的，不按家乡的食谱过节，我倒没有什么意见，只是为没有收到家里人的回信感到有些失落。不仅是我一个人没有收到，全营没有一个人收到取信通知，大伙或多或少地感到有些沮丧。
我们营的任务很快下来了，上头把我们看作一支极其重要的护卫克拉克空军基地的武装力量，让我们驻扎在与克拉克机场毗邻的斯道特森堡要塞，离克拉克机场大约有1 000英尺远。我们来得不算晚，实在找不到营房，只能在阅兵场上搭起了帐篷。我们的帆布帐篷条件挺好，宽敞舒适，每个有20平方英尺大，木质骨架，木质地板。帐篷的每一侧都有一个门，而且还有两个窗户，通风条件良好。这么大的帐篷里面只住6个人，我对这样的大宿舍挺满意。
短期内，从美国本土纷至沓来的大量军人和技术装备涌入菲律宾，造成严重的住房紧张。没过多久，克拉克空军基地附近就崛起了一座帐篷之城，很多友军纷纷到来，毕竟克拉克空军基地是我们保卫菲律宾的重中之重，保住它，我们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部队和给养，即使日本人摧毁了太平洋舰队，我们还可以从我们的盟友澳大利亚那里获得军事援助。
我在斯道特森堡要塞待了几天，就发现到菲律宾服役不坏。上头给每个帐篷都配了菲律宾男佣。我们基本上不要做什么，我们的菲律宾勤务员会帮我们擦鞋、整理床铺，把帐篷里的一切收拾得妥妥当当。他们对我们很恭敬。
我们的到来，给周边的居民带来了巨大的商机。我和几个同伴刚到街上，就有好几个菲律宾商人围过来，向我们兜售菲律宾刀，制作精良的一把菲律宾刀，只要3比索。还有菲律宾人向我们热情地推荐他的鲨鱼皮衣服，我们只要花上20比索，就可以拥有一套别致的鲨鱼皮衣服。他一再声称，他的衣服货真价实，做工精细，在别的地方用这个价格肯定买不到，已经有好多美国大兵从他那里买了。我们在国内都知道，到了风景区买东西，简直花大钱买垃圾，我们没有理睬他，继续往前逛，这帮家伙也就散了。
走了大约30码，有一个瘦小的菲律宾男子神秘地走过来，他问我们要不要与他的姐妹共度良宵，一夜只要5比索，也就是2.5美元，当时的汇率是1比索换50美分。他指指一个坐在门槛上的扁脸抠眼的黑瘦女子，嘴里不断重复着，“1个人5比索，1个人5比索”。我们笑了笑，扬长而去。
在日本人偷袭克拉克基地之前，我们已经在菲律宾待了两个多星期。我一直都没有适应那里的炎热和潮湿。菲律宾已经在美国治下近半个世纪，可是我发现这里的生活方式还是那么原始。看来东西方文化想要融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少有菲律宾人能正儿八经地和我们说上几句英语。被视为家庭重要成员的水牛，与6、7个家庭成员挤在一个小屋子里面，这些人的饮食起居也和牛在一块。由此看来，在街上闲逛的出卖姐妹欢愉的菲律宾男子，一天的收益不会太高，因为很少有美国人愿意进入那样的屋子去寻欢。
上头让我们记住一些日本人的识别特征。我们感到很头疼，因为在我们看来，所有东方人的面部特征都差不多，我们无法将菲律宾人和日本人区分开来。别说菲律宾人和日本人，就是再有其他远东国家的被日本人训练成间谍的人混了进来，我们同样看不出来。在我眼里，东方人的脸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开战之后，我们发觉搜索潜入的日本间谍，是一件很让人沮丧、很具有挑战性的事情。
尽管身处陌生环境，与菲律宾当地人无法沟通，多多少少有些不适应，但是我依然过得很愉快。连长再次请我做炊事员，不过很轻松。我有一个不错的日程表，工作一天可以休三天，于是我比一般人有更多的时间深入菲律宾乡间，看看当地的风土人情。可是，我玩的时候有些心理包袱，无论我去哪，都荷枪实弹。我警惕性很高，看到皮肤比较白的人，我就会怀疑这个人可能是日本间谍，这种念头很愚蠢，事实上当时在菲律宾皮肤比较白的亚洲人，主要是华人华侨。就是对于菲律宾当地人，我也保持警觉，日本人一直鼓吹大东亚主义，我不知道岛上有没有把日本人当朋友的菲律宾人。我带枪主要是为了防止自己被抓了“舌头”，还好我每次出去都有惊无险。
11月27日，远东空军指挥部向全军下达了两次预警通告，一次是在白天，一次是在夜间，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坦克部队一次都没有收到。
原来，华盛顿海军部破解了一条日本的密电，日军将在11月29日对美国采取敌对行动。华盛顿军方高层立即给在夏威夷的沃尔特·C. 邵特将军和赫兹本德·E. 凯米尔海军上将发电：如日军采取相应行动，视为宣战。当时，美国政府谋求太平洋地区稳定、和平的对日谈判已经暂停，日军方面已经做好战争准备，即将进行偷袭。除了这一条破获的密电之外，还有来自多个渠道的信息证明日本人即将动手，这些信息综合起来足以警告军方——日本的侵略近在咫尺。可是29日什么也没有发生，30日也是平安无事，大家虚惊一场，放松了警惕，大家又恢复了预警前的无所事事的状态。
11月29日，我给家里发了一封电报。电报内容如下：
安全抵达马尼拉，短期内不能写信。请告诉劳拉我爱她，祝你们每个人都健康，我爱你们。坦尼于斯道特森堡要塞。
11月底之前，海军部命令所有舰船驶离马尼拉湾向南移动，逃出日本轰炸机的航程范围。形势日益紧迫，当局和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与日本交战近在眼前。很多方面的信息显示，我们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和菲律宾克拉克机场的飞机将是日军打击的首要目标。
1941年12月1日，来自《二战中的美军》的资料显示，有19 138名美军官兵和11 957名菲律宾童子军，共计31 095名受过训练的武装人员保卫着整个菲律宾群岛。还有数目不详的，被紧急动员加入菲律宾军队的菲律宾人，不过他们没受过什么训练，缺少枪支弹药，甚至连制服和头盔都没有。我们的空军力量非常薄弱，只有35架B-17，18架B-18，107架P-40，还有少得可怜的、战斗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老式飞机。我们的部队亟须整合，亟须训练，亟须补充装备。想用这点本钱，对抗强大的日军，保住菲律宾，实在是有些捉襟见肘。
早在12月1日，我们的许多坦克已经按照作战计划，进入克拉克机场附近的战斗位置，我们一直待到12月7日。12月4日，华盛顿的海军情报局发布了一条攻击警报，可是这个预警被比麦克阿瑟将军级别还高的高层否决了。不过这个警报还是引起了麦克阿瑟将军的重视，他开始派出战斗机进行夜间巡逻。巡逻飞机一旦发现20～50英里外的日军轰炸机编队，要立即向基地报告，并返回基地，这样我们的战斗机就有足够的时间起飞迎敌。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新型坦克的培训。我们还在檀香山的时候，维克多德营长想向当地军械所借两门37毫米口径的炮（这种炮的型号和我们坦克上装备的是一样的），我们的运输船上有足够的弹药，我们完全可以在甲板上练习发射。我们可以从夏威夷一直练到菲律宾，可是这个要求被上头否决了。当我们坦克部队抵达菲律宾时，我们要求进入射击场练习，以便熟悉新坦克上的武器操作系统，这个请求又被否决了。说来可笑，我们是等到日本人的轰炸机和零式战斗机在我们头上丢炸弹、进行机枪扫射的时候，才正式开始训练。这种“临阵磨枪”并没有“又快又光”，反而是手忙脚乱。我有理由相信，如果有充足的训练时间，我们的新型坦克肯定会发挥更大的作战效能，我们部队也能取得更大战果。因为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坦克的装甲厚度要比日本的厚多了，武器操作系统也好多了。
由于时差，马尼拉时间12月8日凌晨3点，夏威夷时间12月7日早上8点，日本人偷袭了停泊在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麦克阿瑟将军以及属下的所有军官，都在第一时间内得到了这个消息。2个小时过后，也就是凌晨5点，菲律宾的空军指挥官向麦克阿瑟将军请战，请求允许驻菲律宾空军战机立即装弹跨海攻击日军在台湾地区的空军基地（空袭菲律宾的日军轰炸机和零式战机就从这里起飞），希望在日军飞机起飞之前，将其消灭在地面，来个以牙还牙。我们的战斗机飞行员及其机组成员磨刀霍霍，宣称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好地回敬小日本；我们的轰炸机机组随时候命起飞，扩大战果。
上午11点半，即在日本空袭珍珠港6小时之后，麦克阿瑟将军最终批准了对位于台湾的日军空军基地空袭行动。地勤人员以最快的速度装载各种各样的炸弹，包括20磅重的，50磅重的，还有100磅的炸弹。他们干劲十足，很快就装填完毕。所有的飞机都满载数吨高爆炸弹，整齐地排列在跑道上。这个时候本该立即起飞，可是空军指挥官竟然让机组成员在吃完午饭、休息完毕之后再登机。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十足的“昏招”，就是这个愚蠢的决定，葬送了整个克拉克机场的所有飞机。执行侦察任务的P-40战斗机在中午也将遵令返回，只要它们降落在跑道上，我们就失去了空中预警和空中掩护。那个该上军事法庭的、没有经验的雷达观察员，竟然将雷达关机，随大流吃饭休息去了。
我们是在5点半，被叫醒并被告知日本对美国开战了。我们对发生在珍珠港的灾难很悲痛，接到的任务是防备日本伞兵在克拉克机场进行空降。于是我们全营都被派到克拉克机场附近，连同我们的坦克、半履带车以及其他的装备。
到了早上8点，我们营的所有技术装备已经进入机场附近的战斗位置。我们每个人都很紧张，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面对仍然陌生的新式坦克，我们一筹莫展，没人知道我们该怎样操作新式炮塔。下面是坦克无线电通讯员之间的一段对话，很能说明问题。
1号坦克通讯员问：“该死的！坦克的弹药藏在哪里？我到哪去找炮弹？”2号坦克通信员回答：“我哪知道！我们在这该死的坦克里也没找到。有人知道吗？”1号坦克通讯员又说：“他妈的！在我们离开波克基地的时候，就应该给我们说明书！早该派人来教我们一下，现在管个屁用！”3号坦克通讯员说：“我问过队长了。他说，他也不知道。”很可惜，等到我们不得不发射炮弹的时候，我们仍然没侍弄好新式坦克。
于是，各种各样的拖延注定了我们的失败。12点35分（美国时间12月7日），我们听到了飞机声。我们仰头向空中看，看到54架轰炸机迅速飞到克拉克机场上空。我刚要喊出：“它们不是我们的”，炸弹就从天而降，脚下的大地在颤抖，我们害怕的战争降临了。
空袭期间，我们坦克上的大炮鸦雀无声。我们仅有的反击火力来自安装在坦克炮塔上的7.62毫米和半履带车后部的12.7毫米重机枪。就在这个时候，1号坦克通讯员大叫道：“弹仓就在无线电通讯员座位的下面，有50发炮弹，打装甲的、打人的都有！让我们好好地来教训这群王八蛋！”说时迟，那时快，有一架零式在我们上空凌空爆炸。我旁边的坦克通讯员高兴地喊道：“看！打下来了！打下来了！零式着火了！巴道斯基把那个小子揍下来了。”坦克里的兄弟们都叫好，大家都以为巴道斯基用坦克炮把飞机打下来了，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我们低迷的士气不禁一振。
巴道斯基全名泽恩·巴德·巴道斯基，绰号“公牛”。他是我B连的战友，块头很大，有6英尺高，200磅重，壮得像头牛，不过这家伙长得很帅气，天生一副明星相，爱说爱笑，为人和善，总是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很受大家欢迎。现在他拥有了二战美军装甲部队第一个击落日军飞机的殊荣。不过，在这场战斗结束之后，我们才知道，飞机是他用车载机枪打下来的，不是用坦克炮，我们搞错了，可能是我们大家当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何操作新式炮塔上，所以不自觉地产生了这个错觉。这个错觉倒也不坏，至少带给我们极大的鼓励，将我们的烦躁一扫而空。
巴道斯基把这架零式打下来纯属意外，是那个飞行员走了霉运。当时巴道斯基正手忙脚乱地调适半履带车上的车载机枪，那架零式恰巧飞进他的瞄准器的视野当中，他果断地开火，一梭子子弹出去，送日本飞行员上了西天。（1942年4月9日，金将军下令巴丹守军投降的当天，巴道斯基不愿投降，悄无声息地离开部队，前往克雷吉多要塞。后来温赖特将军[1]下令菲律宾美军全部投降，他才被俘，于5月中旬被送往甲万那端战俘营。战后，他回到了美国，现在仍然健在，和他那可爱的、甘于奉献的妻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只是有点老了。）
日军偷袭珍珠港和克拉克空军基地的消息传回美国，在数小时以内，并没有引起国人的重视，很多人都以为这是一条虚假的新闻。太平洋舰队的损失，虽说巨大，但是还算不上伤筋动骨，我们的航母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克拉克空军基地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日军偷袭的战略目的完全达到，日本飞机的两波攻击，就宣判了美国驻菲律宾空军的死刑，完全夺取了菲律宾战场的制空权。我们停在机场跑道上的轰炸机，以及性能较好的P-40战斗机，被炸得四分五裂。在日本飞机走后，克拉克机场到处布满了飞机的残骸，四处可闻受伤的，甚至是濒临死亡的袍泽的凄惨的哭叫声。这个场景实在是太残酷，我永远忘不了。（如今日军对克拉克空军基地的偷袭，已经被国人淡忘，大多数国人只记得日军偷袭了珍珠港。美国的历史教科书把1941年12月7日，也就是珍珠港受袭的那一天称为“声名狼藉的一天”。事实上，无耻的日军发动了两次偷袭，空袭克拉克空军基地，应该和空袭珍珠港一样，被国人铭记。）
12月12日，我总算抽出时间，给家里发了一封电报。电报内容如下：
亲爱的家人，请不要为我担心，我一切安好。请帮我照顾好劳拉。请不要感到绝望，不要轻信你们所听到的一切。爱你们的坦尼。
对日开战的消息，让我的家人非常担心。我试图缓解他们的紧张情绪，我想让他们觉得我们在菲律宾的情况，要比他们想象的好多了。
日军在12月10日和13日，又对克拉克机场进行了轰炸。这两天的空袭，我们装备的损失不大，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多少飞机可以损失了，而且我们的人员伤亡很大。15日，我们坦克部队接到命令，要求沿3号高速公路，赶赴林加延湾占领阵地，我们得到消息，日本人准备在林加延湾大举登陆。
部队出发之前，上头要求我们轻装简从，把不必要的个人物品留在斯道特森堡要塞的帐篷里。在匆忙之中，我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我把记有劳拉家庭住址的本子，连同我的双筒望远镜、照相机、好几身便装以及我家的全家福照片、我和劳拉的合影照片，全部割爱。（自此这些东西我再也没有见过。）幸运的是，我的钱夹里放了一张劳拉的小照，这张小照我也记不得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肯定是在我到菲律宾之前，它成了我接下来的3年半时间里的唯一的精神慰藉。
我们在克拉克机场的阵地上整装待发，大家忙着检查坦克和其他战斗车辆，七嘴八舌地预测我们将要和日军发生的第一场战斗。我们连的书记员阿莫达下士走过来问我，要不要买一份保险。
我问他是什么样的保险。他解释说，这是美国政府专门为参战的陆军部队制订的，保额1万美元，每个月只需要缴纳一点点钱，战争期间受益人每个月都能领到一定数额的钱。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一份。
他问我，谁是受益人。我说：“我妻子。”当他问劳拉的住址时，我一下子怔住了，她的地址与我其他的财物一起放在斯道特森堡要塞帐篷的床头柜里了。（由于我并不是劳拉父母心中合适的女婿人选，所以劳拉家我很少去，基本上也不往她家写信，有什么事我会在写给父母的信上说，让他们把消息代转给劳拉。我和劳拉结婚，一直都是秘而不宣，我俩商量好了，等我回国的时候，再把我们已婚的消息告诉双方父母。我是这样想的，只要我在部队好好干，回国的时候，好歹也能混个一官半职，也许这样就能让她爸妈更加容易接受我。）
我转念一想，如果我把支票寄给劳拉的话，她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父母的盘问，她父亲是一个很古板的人。我和她都是犹太人，我们的很多行为违背了古老的教义和习俗。于是我把我父母的地址给了阿莫达下士。我知道他们会联系劳拉，并把我写给劳拉的信转给她。一办完保险，我们就遵照温赖特将军的命令前往林加延湾。
温赖特将军，在麦克阿瑟将军离开菲律宾后，成为我们的最高长官，对于坦克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缺乏必要的认识。[2]他命令我们B连迎击即将到达阿勾镇的日军。
阿勾是个海滨小镇，离达莫提斯城大约5英里。侦察连的兄弟回来说，那里只发现日军小股部队活动。军令如山，我们连来不及派出自己的侦察兵，就立即出发了，我所在的坦克被分入了尖兵排。
早在1941年10月，麦克阿瑟将军就向乔治·C. 马歇尔将军提出向菲律宾群岛派驻装甲师的要求，以增强菲律宾的防御能力。可是麦克阿瑟将军得到的只是两个由国民警卫队转化而来的坦克营，也就是我所在的第192坦克营和建制刚刚齐全的第194坦克营，我们的装备很糟糕——只有108辆轻型坦克和46辆半履带车。我们的油料严重不足，只够5辆坦克加满油，其他的只能当作固定炮台。要命的是，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的炮弹很陈旧，经常出现哑弹，比例之高，令人咋舌，5发炮弹打出去，有1发爆炸就不错了。我们手里的手榴弹，真正能发挥作战效能的只有十分之一。我们手里的步枪还是一战时期使用的、老掉牙的斯普林菲尔德。
在我们连占领阵地，准备向敌人发动进攻时，才发现军械署运来的燃料少得可怜，仅能供五辆坦克所需。连长仔细计算了进攻、撤退以及在撤退中可能遭遇的战斗所需的燃料，挑选了5辆状态良好的坦克，加满油，极不情愿地命令这5辆坦克立即展开攻击。我们得到的指示是：“在他们登陆的地点攻击他们，并且阻击他们向南推进。”幸运的是，我们补充了一些弹药。因此，12月22日，我们连参加了美国二战史上的第一次坦克遭遇战。
我们5辆坦克，充其量只够组成一个坦克排，气势汹汹地扑向日军。菲律宾童子军的第26骑兵连，随同我们尖兵排行动。他们孔武有力，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英勇无畏。能与这些彪悍而又坚韧的骑兵一起战斗，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我们沿着狭窄弯曲的道路奔向海湾，等我们冲出山口的时候，被眼前所见的景象吓呆了。我们的侦察部队的情报问题很大。我们面对的不是小股敌人，而是人数众多、装备齐全的大部队。我粗略地估计了一下，日本人的滩头阵地上，大约有50辆坦克，数十门反坦克炮，不计其数的火焰喷射器，成千上万的精神抖擞、装备精良的步兵。滩头阵地上炮弹已经堆成小山。数十门重炮已经组装完毕，准备轰击阻止日军登陆的美菲联军。日军的登陆艇像潮水一样，源源不断地向岸上涌来。
我们这个小队的指挥官是本·莫林中尉，他所在的头车，一马当先地冲在最前面，他意识到一场灾难即将发生。他想避免这场无谓的、犹如飞蛾扑火的攻击，他试图转弯后撤。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一辆日本坦克出现在他的坦克正面，他的坦克刚好送到了人家的炮口下面。驾驶员遵照莫林中尉的命令，做了个急转弯，想从日本人的坦克炮口下逃生。他的坦克只能向左转，因为右面是山地，左面是水稻田。灾难还是发生了，他的坦克被日军的反坦克炮直接命中。日本人的炮火铺天盖地而来。
莫林中尉是车长，他的身子探出坦克，主要靠脚部的动作指挥作战。他想向驾驶员发布命令的时候，就把脚放在驾驶员的肩上，放在左肩上表明左转，放在右肩表明要右转，放在驾驶员的头上意即停住。如果脚用力很大，这就意味着驾驶员应该向指明的方向急转。在刚才的情况下，我敢打赌，莫林用他的左脚重重地踩了驾驶员的左肩。驾驶员操作很准确，不过坦克冲进了稻田，陷入稻田的泥浆里，只能原地打转寸步难行。
跟在后面的4辆坦克看到了莫林车组的前车之鉴，没有任何办法将莫林车组救出险境，事实上我们也身处险境。大家不约而同地试图在狭窄的乡间小道上做U型转弯，返回临时营地。很不幸，亨利·德克特所在的第2辆坦克刚开始转弯，就被日军拦在路上的那辆坦克击中了，穿甲炮弹钻入驾驶舱，炸掉了炮手的头颅，那个时候机枪手亨利·德克特正在向日军疯狂射击。近距离发射的穿甲弹动能很大，继续向前运动，穿透了发动机舱，带走了重要的部件。（奇怪的是，这辆坦克还能继续前进，发动机仍在运转，坦克跌跌撞撞地返回了我们的临时营地，其他车组成员得以大难不死。不过，到了营地之后，它再也动不了了。）
幸存的4辆坦克回到了阿勾镇的临时营地。我们连里最好的机械师尼克·弗里泽克，拿着各种工具，使用了各种临时替代的零件，比如管子、垫圈，忙活了半天，也没让这辆坦克能够继续运转。连里所有的机械师都过来帮忙，还是没有办法把它修好。
据说，莫林中尉的车组设法在日本人的火焰喷射器下逃生，但是他在当晚并没有返回我们的临时营地。他们生死未卜，被俘了，还是被杀了，还是逃到丛林里去了，我们都不知道。那些日子里我们所讨论的都是莫林车组，到处探听他们的消息，官方给出的说法是“战斗失踪”。
事实证明我们发动的第一次攻击，对付的不是像侦察部队所说的——只装备少量轻武器的小规模的步兵分遣队。我们要对抗5万名步兵。日军装备了一百辆坦克，46门150毫米重炮[3]，28门105毫米的加农炮，32门75毫米的火炮。林加延湾水面上有56艘日本军舰，240毫米的舰炮难以计数。
敌众我寡，装备悬殊，我们在林加延湾周边地区没有支撑多久，上头命令我们随时准备撤退。我们连离开阿勾镇开始按照“橙色Ⅲ计划”且战且退。我们的任务是控制撤退道路，掩护全军安全转移到巴丹半岛。
在此期间，菲律宾童子军的第26骑兵连，与我们并肩作战，迟滞日军的推进。这些英勇的骑士，跨坐在战马上，挥舞着马刀，冲入敌阵，毫不惧怕日本人的先进武器。人和马的血肉之躯，经不住枪弹、炮弹的打击，很多优秀的战士光荣地牺牲了。有人在马上就被击中，有人在马匹中弹后，徒步进攻，很快倒下，对于骑兵而言，失去了战马，就失去了生命。最后，幸存的骑兵连勇士，和我们共进退。
我们的步兵部队首先撤退，随后是我们的炮兵部队。名义上是工程兵部队最后撤退，他们的任务是在坦克部队通过之后，炸毁通向巴丹半岛的所有的桥梁。但事实上，我们才是真正的最后撤退的部队，在我们过桥之前，工程兵部队已经安全地在河对面等我们了。等我们过桥后，他们就会把桥炸掉。不管怎么说，他们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我们在后面挡着日本人，他们在我们前面冒着枪林弹雨安装炸弹。我们两支部队的共同任务是相同的——尽可能地延缓敌人的推进，确保全军安全撤退。
我们的M3s坦克，重达13吨，超过了菲律宾的桥梁的承重量。我们一路打，一路退，不得不通过12座（记得不太清楚，也许更多）不太完全的桥梁。每次过桥的时候，我们都小心翼翼，一次只过一辆坦克。一路跟着炸的日本飞机，不时投下炸弹。我们完全忙于过桥而没时间去顾虑他们的骚扰。我想，他们只不过是想吓吓我们，他们并不想毁掉他们也想用的桥，绝不会笨到向桥上投炸弹。所以，我们一旦上了桥，反而觉得安全一些了。
大军通过之后，路面状况非常糟糕，桥梁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养，给我们的撤退多多少少地制造了一些麻烦。开着坦克走在桥上的时候，倒不怕日本人的飞机，怕的是“扑通一声掉下河”。
菲律宾乡间纵横交错的水网地带，对于我们坦克部队的行动有很大限制。很多时候，我们的指挥官不得不重新评估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美国远东武装部队的各级指挥机关下达的命令。因为稍有不慎，就将使兵力稀少的坦克部队遭到无法挽回的损失，又可能完不成上级指挥机关的任务。
我们坦克部队还面临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坦克识别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友军部队缺乏识别敌我坦克的能力，不止一次出现“自家人打自家人”的场面，通常是友军将我们误认为是日军的坦克部队而抢先攻击，也出现过将日军坦克当成我军坦克的例子。不认识我们坦克的友军为数不少。在林加延湾作战期间，友军的一名军官把日军的轻型坦克当作自己的坦克，请求搭车被日军射杀。几天之后，我们的坦克又被错误地当作日军坦克，遭受了重型迫击炮和反坦克炮的攻击。值得一提的是，斯道特森堡要塞的指挥官是一个有心人，他专门组织下属军官熟悉我们的坦克。
菲律宾军队的识别问题更加严重。
实践出真知，坦克的应用和识别问题逐渐地得到改善。经过多次战斗之后，上级已经懂得将坦克部队以营为单位组织行动，坦克与步兵的协同也越来越好，友军对于我们坦克的外形、整体构造也越来越熟悉。指挥官对于坦克部队的运用也越来越得心应手。我们自己对于坦克的性能也越来越了解，尽管我们是在1942年1月中旬撤到巴丹半岛后才开始进行正儿八经的培训。我们这些年轻的坦克兵已经在战火的洗礼下成长起来了。
我们穿越了皮拉尔-巴加克公路进入了巴丹半岛。半岛西部的巴加克有一条通向日军控制的莫龙小镇的顺畅大路。莫龙的海岸线都是悬崖峭壁，日军在那里进行大规模登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皮拉尔坐落在半岛的东部，是巴丹的门户，控制着巴丹的主干道，这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小镇，阳光明媚，沙滩连绵。皮拉尔与菲律宾繁华的首都马尼拉隔海相望。我们很担心日本人的运输船会满载着人员和装备，在皮拉尔的海滩登陆。如果他们占领了皮拉尔，就可以沿着高速公路长驱直入，把我们在巴丹的美菲联军赶下海。
我们在巴丹驻地的军火库里发现了大量的备用坦克和半履带车，以及各种部件，比如说引擎、履带、炮塔、车载机枪，还有其他的部件。尼克·弗里泽克听说此事后，大发雷霆，大骂军需部门“干什么吃的”。军需部门想当然地以为，我们坦克部队的人员和装备都很安全，所以我们只能按照计划，在撤退到巴丹半岛之后才能使用这些备用物资，而不能提前使用。军需部门机械地向我们供应汽油和弹药，不根据战况的变化，竟然还按照配额每天向我们定量供应，直到我们撤到巴丹的时候，他们才向我们敞开供应。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备用物资，我们还没完，就落到了日本人手里。
1月16日，遵照温赖特将军的命令，第194坦克营的一个坦克连被派往西海岸。温赖特将军要利用一个坦克排协助步兵部队，打通莫龙沿线的高速公路，并保持路面畅通，抢在日军向莫龙增兵之前，收复莫龙城，拔掉这个日军打进巴丹半岛内部的楔子。之后，温赖特将军计划再使用两三辆坦克，沿着西海岸的沙滩向莫龙进击，强渡一个小海湾，突袭莫龙，一举拿下。我们这支小分队的指挥官，在出动坦克之前，先派出了侦察兵，去弄清敌人的兵力布置和火力强度。
侦察小组很快就回来了，通往莫龙小城的沙滩上反坦克炮的位置被标得一清二楚。他们甚至还记录了当地的不适合坦克行进的地点——泥泞的、松软的以及其他糟糕的可能导致我们坦克陷进去的地点。随后，我们的分队指挥官，提醒温赖特将军，要完成他指定的任务，兵力不够，至少要动用一个坦克连，极可能会失掉至少一整个坦克排。温赖特将军得到这一消息，这一方案被弃置不用了。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可能传达出了问题，第二天我们连还是接到命令，要求我们派出3辆坦克，协同一个步兵连向莫龙进发。我们的坦克小队刚到公路的第一个转弯口，就遭到了反坦克炮的攻击。好在头车的车长反应快，他操起机关枪就一阵猛扫，炮手立即开炮，37毫米的加农炮射出了高爆炮弹，让日军的反坦克炮阵地瞬间灰飞烟灭。日军的断肢残骸和武器装备飞到了路面上，一片狼藉。步兵们不得不冒着危险上前搬开这些路障。还好敌人在这个路段只有这些兵力。
坦克小队又向前开动了约四分之一英里路，碰上了反坦克地雷，前面的两辆坦克严重受损，丧失动力，阻塞了道路。步兵分队立即占领阵地进行警戒。3辆坦克的乘员立即从坦克上下来，利用缆绳把2辆受伤的坦克连在一起，然后再挂到剩下的那辆完好的坦克上。随后队尾变队首，没有受伤的坦克，把受伤的坦克拖到了安全地带。兄弟们很幸运，日本人收缩兵力，在莫龙固守待援，只是在我们的进攻路线上设下了一些陷阱。如果他们节节设防的话，我们这个坦克分队，断无从容撤退之理，日本人可以趁乱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这次不成功的进攻行动，只是我们坦克部队在巴丹期间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事实证明，让不懂坦克的步兵部队指挥官来指挥坦克部队，实在是非常糟糕。肃清日军打入巴丹半岛的楔子非常重要，在我们兵力和武器装备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应该使用适当的军力，一举拿下。温赖特将军采用坦克作为突击兵力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是他应该将坦克部队作为进攻的主力，而不是作为步兵的移动掩体和移动炮台。我们不知道在温赖特将军取消作战命令后，是哪一位长官重新下达了作战命令。但他显然是个外行，很可能就地雷可能对坦克履带造成的损害一无所知，一旦履带被炸断，坦克就只能打转了。如果这次作战行动动用我们整个坦克连，我想胜算会大得多。
1月25日，我们坦克部队接到撤退命令，美国远东武装力量司令部向我们营下达了一份书面命令：
坦克部队的任务，是占领有利阵地、最大限度地杀伤敌人并迟滞敌人的进攻。如油料耗尽或因其他原因丧失动力，坦克成员应在坦克中坚持作战，利用坦克配备的武器杀伤视界中的敌人。如敌人近距离逼近，坦克可能为敌占领，坦克乘员应携带自卫武器离开坦克继续战斗，离开之前须将坦克自行销毁，以免资敌。个人的人身安全，不应妨碍最大限度阻滞敌人任务的实现。
司令部的命令言简意赅：我们坦克部队应该战斗到最后一刻，要等所有的美国部队、菲律宾部队和平民都安全撤离了，我们才能从火线上下来。言下之意不言而喻，我们要做好为大部队殿后孤军奋战的准备，要抱必死之信念，在危急存亡的关头，就是牺牲也不能撤退。
在前面，我曾提到，在我们这些白人看来，亚洲人的面孔几乎一模一样。我们营的兄弟大多数来自美国中西部地区，在战争开始前几周才到菲律宾，连菲律宾当地的土著和华侨都分不清。到这个时候，防谍成为大问题。日本士兵经常伪装成平民秘密地潜入我们的防区，刺探情报，进行破坏。不仅仅是日本人，还有许多投靠日本人的菲律宾人。这些人神出鬼没让我们防不胜防，我们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我们不得不怀疑遇到的任何一个亚洲人。我们时刻保持着警惕，当我们撤退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有些当地居民会围观我们，他们的样子倒是很坦然，一点也不害怕我们，我们却很紧张。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地区，会确认当地所有的人的身份，如果发现可疑的人，就把他们看押起来，直到有人来认领。当我们发现可疑人物在房子里不出来，我们叫他还不出来，我们就用我们的汤普森冲锋枪扫射整个建筑物。
小心驶得万年船，我们的行动还是得到了绝大多数当地居民的配合。我们的确清查出来为数不少的日军间谍，也除掉了一些日军的支持者，用菲律宾人的话说就是“菲奸”。有一次，我们的坦克驶进一座小镇，我们看到3个人慌慌张张地从林子里跑出来。我们进林子一看，一大片灌木林已经被削成平地，地面上的树叶也被清理干净，躺着一条由20英寸长的白色被单制成的箭头，箭头指向我们来的方向。
我们总算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在开拔前遭到了日军飞机的轰炸和炮兵部队的精确轰击，原来有人给他们指示方位，提供坐标引导炮击。这么大的箭头，低空飞行的侦察机很容易看见。这些日本间谍和“菲奸”沿路给我们制造麻烦。有一点我很确定，就是沿路经过的村庄和城镇的一些居民，已经和日本人沆瀣一气。我们很想知道是哪些人，不过真正抓间谍的时候并不那么容易。
于是我们决定立即展开搜索。我们坦克上只有4个人，我们都觉得分散开一个人搜一个屋子不太安全。我们必须抓住那些日军间谍，要不然我们沿路都不安全，可能会挨冷枪冷炮，还可能挨飞机炸，兄弟部队和当地平民也不安全。我们把人从房子里叫出来，遇到不出来的，就用机枪扫射。等查完的时候，我们感到精疲力竭，也觉得很内疚。
事实上，我们也不知道，间谍有没有被干掉，如果间谍是当地人的话，很容易得到熟人掩护。有些当地人，可能是害怕我们，躲在房子里不敢出来，就这样被我们稀里糊涂地杀死了。我们并不想向无辜的人开枪，事实上我们想保护他们。
我瘫坐在地，几乎要哭了，有一种强烈的负罪感。当地人站成一堆，惊恐地看着我们。他们不知道，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他们，避免他们全部被日本人炸死。我们刚离开原先驻扎的小村庄，日军的炮弹就接踵而至，所有的村民葬身火海。我不知道“菲奸”能得到什么好处，因为如果他是当地人的话，他的家人也有可能被日军炸死，因为日军开炮之前，不会通知他将家人转移。
我们意识到，死神就在我们身边，随时会向我们招手，很多时候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不得不做一些让自己感觉痛苦的事情。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不断后撤，穿越了十几个甚至更多的村庄。我们不愿冒险，总是小心翼翼，驻地四周岗哨林立。我们的神经绷得太紧，看见亚洲人就上去盘问，问过了之后，还仔细观察盘问对象有没有什么可疑举动。我们急切地想知道，当地人当中，哪些是盟友，哪些是敌人。我们从来没有摆脱这个困扰。
1月底，我们坦克部队调到巴丹半岛东海岸，我们的任务是在海岸公路上巡逻，并击退任何试图在东海岸偷偷登陆的日军部队。对岸的马尼拉已经陷落，日本人小股部队不断通过马尼拉湾向巴丹半岛渗透。我们坦克部队是对付这种小股部队的克星，限于人员数量，他们只能携带轻武器。我们多次漂亮地狙击了偷渡的敌军，这些小股的敌人，在海滩上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有来无回。日本人了解到我们的坦克能够对任何登陆的武装给予有力打击，重新考虑对我们严密防守的战线进行渗透的战术。1942年4月10日——巴丹半岛守军投降的第2天，坦克部队的指挥官，参加了一个会议。在会议上，一个日军野战部队的军官，向他致敬。他明确表示，不是美军用坦克护住海岸线，巴丹守军可能早就投降了。
日军扬言55天拿下菲律宾，可是麦克阿瑟将军制定的固守待援的战略，让这场战役变得旷日持久。100天早就过去了，巴丹的防线岿然不动。3月份，罗斯福总统在一次炉边谈话中说：“在任何一场战斗中，都会有少部分战士为了整体的利益而做出牺牲。”毫无疑问，他是对我们讲这句话的。我们的坚守，能让大后方生产更多的飞机大炮，训练更多的士兵。
我们饿着肚子咬牙坚持。相对于武器装备，我们的食物和药品储备严重不足。有大量平民和随军家属涌入巴丹，我们不得不从本就入不敷出的食物中拿出大部分来养活他们。我们的食物供应量越来越少，而且越来越没有味道。我们只能吃到少量的配给食品——一点点米饭，一丁点肉，有时一匙糖。还有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在巴丹半岛最南端的马里韦莱斯能搞到吃的，那里是我们水下补给潜艇的锚地。他们马不停蹄地向巴丹输送弹药、汽油等作战物资，还有必要的食物，我们的糖就来自他们那里。驻守在那里的兄弟，要比我们幸福多了，他们时常能到潜艇上大吃一顿，如果受到邀请的话。据说炸鸡、土豆泥、胡萝卜和豌豆管够，饭后还能享受浓热的咖啡，甜点是一块新鲜烤焙的巧克力蛋糕。
我总算等到了机会，上头让我们撤到马里韦莱斯做短暂休整。我和一位补给潜艇的水兵交了朋友。我问他：“你们平时都请哪些人到艇上吃饭啊？”他说：“你只要能弄到我们感兴趣的东西，我们就可以请你们到艇上大吃一顿。你能弄到一些日本人的东西给我们吗？”看来在潜艇上服役的人，对日本人的东西挺感兴趣。我再问他，要哪些东西。他说，什么都行，军旗、手枪、步枪，或者任何可以在战争结束之后带回家作为纪念的东西。我知道答案之后，发现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原来吃顿大餐挺容易。
我回到坦克上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另外3个兄弟，大家都很高兴。我们在东海岸时常遭遇日军小股部队，在把他们打死之后，只要下车捡些战利品就可以了。大家原先对日本人的破烂玩意不感兴趣，现在却发现，这些东西能带给我们这样的好处——只要些许日本人的小物件，就能像国王那样享受一顿大餐。为了弄到好东西，我们车组一致同意，下次出任务的时候，要主动要求参加，大家还幻想着多吃几顿。我甚至还想回到皮拉尔——只要多做一点工作，得到些许日本人的小物件，我们就能享受像国王那样的盛宴。接下来我们的目标就是志愿执行能使我们靠近前线的任务。我还有一个想法：回到皮拉尔－巴加克公路上去，在那我们刚刚赢得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战斗，估计那些被我们打死的日本兵，还没被埋掉，我们能搞到不少好东西。
上头通知我们再等一整天才有任务。我就决定到上次战斗的地方走一遭，临走前我叫上了好朋友卢。正好，他刚认识了一个吉普车司机。于是我们3个人驾车来到了上次在东海岸的战斗地点，离我们马里韦莱斯并不远。我们下车后，发现还没有人来打扫战场，日本兵的尸体躺了一地。在距离公路不到20英尺的地方，有一面日本太阳旗，大约有4英尺宽3英尺长，这面旗看起来崭新的，上面没有污点。在距这面旗约2英尺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一支狙击步枪，这支枪可以从中间分开，是个稀罕物件，我猜想这是日本侦察兵用的吧，把枪分开之后，就变短了，便于携带，便于行动。我们赶紧捡起这两件东西，跳进吉普车，高唱着“快乐时光今日重现”奔向我们的临时营地。
我们真是不虚此行，轻而易举地就搞到两样好东西。当天下午，我就去补给潜艇上找到了我的水兵朋友。经过协商，当天晚上我和卢可以上艇吃饭，第二天晚上我的坦克上的全体成员——我们四个人，可以享受大餐。太棒了！第一天晚上，我和卢享用了风味独特的烤牛肉，还有各种各样的配菜，餐后享用了咖啡和奶油巧克力蛋糕。第二天晚上，我们车组全体成员享受了特制的炸鸡，以及其他的美味佳肴，餐后甜点是樱桃派。有句老话讲得好，“海军吃得好”，果然名不虚传啊！
后来，我一直留心在战场上弄些好东西。我弄到的日本小物件，足足使自己在船上又吃了三顿大餐。最后一次是在巴丹投降前一周。我们投降那天，与我熟识的补给潜艇上的水兵们不愿投降。他们朝克雷吉多岛航行，半路上他们觉得去克雷吉多要塞也不保险，就把潜艇凿沉了。（在一次战俘聚会上，我碰到了那艘潜艇的面包师。他说，那天是他最伤心的日子，因为随船沉没的还有40个他精心制作的樱桃馅饼。）
到了二三月份，巴丹守卫战变得相当惨烈。我的很多好友，相继离我而去。爱德华·G. 温格中尉成为日军火焰喷射器的第一个受害者。我现在还记得他的音容笑貌，他是一个非常勇敢非常和善的人。在东海岸的一次驱逐行动中，他的坦克卡在了两棵大树中间，动弹不得。作为车长，他探出身子，想查看战场情形。就在这个时候，不幸发生了，日本人向他喷射了炽热的火焰。他全身着火，眼睛被烧瞎了。他猛踩驾驶员的左肩，驾驶员猛地左转，左边一棵碗口粗的树，应声而倒。车组其余成员死里逃生。
后面坦克的兄弟非常愤怒，想冲上去轧死那个背着火焰喷射器的刽子手。可是没注意，还有另外几个背着火焰喷射器的日本兵埋伏在附近。那个日本兵被撞死了，但是坦克也受到攻击，笼罩在熊熊火焰之中，坦克中的兄弟凶多吉少。
这个时候，我已经被提升为车长。见到这个情形，我下令撤退，并联络步兵部队前来营救。几分钟之后，等步兵部队赶到，发现坦克上的火已经灭了。坦克顶部布满了沙尘，还有乱七八糟的脏东西。日本人肯定是在我们走后，用沙土灭火，他们打开了坦克舱的顶盖，往里面扔东西，很明显，他们想把出口堵死，把坦克车组人员埋在里面，而不是让他们出来投降。日本人在坦克周围挖出许多散兵坑，在坦克下面也挖了一个。日本人是想暗算我们前来救援的部队。
对付这股小部队，对我们来说不是难事，我们先进行了炮轰，把坦克周围的树林给炸平，这样埋伏在树林里的日军就被我们干掉了。几炮过后，坦克前后两侧以及右侧的日本散兵坑被我们炸光，坦克左侧的散兵坑我们根本用不着打，因为待在里面的日本兵根本看不见我们。日本人自食其果，高爆炮弹顷刻让火焰喷射器爆裂，散兵坑里的日本兵，在烈火中大声惨叫，黑烟滚滚，不一会就烧成了焦炭。
坦克下面的日本兵被我们打懵了。等他们醒过来，疯狂射击的时候，我们的步兵突击队，已经爬上坦克车顶，居高临下把坦克左边散兵坑里的日本兵给收拾了。坦克下面的日本兵的歪把子机枪开始乱吼，可是徒劳无益。他们什么也打不着，因为他们的视界太有限了。几分钟之后，他们就被车顶的营救小组给灭了。我们打开舱盖，把战友的尸体搬出来。有两个人是被烧死的，另外两个人是被脏东西窒息而死的。
到3月底，我们的食物量一减再减，一天的配给食物的热量，只有800卡路里。医药越来越紧缺，很多人得了登革热和疟疾，基地医院已经人满为患，只能在野外四处搭建应急的医务室，医护人员数量也严重不足。
等战役进入最后一个阶段，我们连一直坚守在火线上，或者在离火线不远的地方占领阵地。后勤保障基地和伙房离我们很远，食物送上来的时候，已经冷透了。食物供应量太小，而且淡而无味，也许这种口味更适合菲律宾人，对于我们美国人不大合适。巴丹半岛大军云集，大约有10万人麇集在这块弹丸之地，除了战斗人员之外，我们的后勤部门还得想办法养活撤退到这里的大约2.8万名菲律宾平民。他们跟着我们一路后撤，以期得到安全和食物。没有办法，我们不能看着他们嗷嗷待哺而铁石心肠，哀鸿遍野对于军心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尤其是对于巴丹守军中占多数的菲律宾军队而言。我们只能从牙缝里挤出食物满足他们。
困扰我们的不单是食物匮乏，我们坦克部队的油料也出现了断档，我们整个营一天只发放10加仑汽油供我们在战斗之外使用，这极大地限制了我们的机动能力，意味着我们无法在应急的情况下快速转移阵地。
到了4月1日，美菲联军的病号数量猛增，每天都有1 000多号人因战斗伤亡或者疾病躺下。两天之后，我们的医生估计联军75%至80%的人生了一种或几种疾病。4月3日，是日本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登基的日子，日军想在这一天之前拿下巴丹，为天皇献礼。在这一天，日军发动了菲律宾战役当中最猛烈的攻势。
早上9点的时候，联军在奥赖恩－巴加克防线的最后一个突出部阵地传来消息，侦察兵粗略统计，发现日军集结了相当于19个炮兵连、10个迫击炮连以上的炮兵，部署了难以计数的坦克，准备发动总攻。几分钟之后，日军的炮兵就开始大规模炮击，日军飞机呼啸而来，重磅炸弹怪叫着落到我们的阵地上，强化了弹幕射击的效果，随即进行了炮火延伸。日本坦克趁机压了上来，在我们的顽强抵抗下，进展缓慢，不过很快就在我们的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大约3万步兵，在坦克后面跟进，像一片黄色的潮水向我们阵地蜂拥而来。日军的首要目标是占领萨马特山，这是我们防线的一道天然屏障。60架双发轰炸机，对萨马特山展开地毯式轰炸。在日军的强大压迫下，萨马特山最终失守。
菲律宾军队的懈怠情绪不断滋长，我们坦克部队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充当救火队，哪里需要就奔到哪里。我们接手的海岸防线越来越长。汽油供应即将告罄，即使是勉强达到坦克最低安全燃油标准的92标号的辛烷汽油的供应也捉襟见肘。实际上我们这个时候用的汽油的辛烷值只有85，在极端路面条件下，我们对发动机的安全性相当怀疑。因为汽油的辛烷值越低，防爆性越差。由于我们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多少直接与日本装甲车辆交火的机会了，军械部门将我们装备的37毫米的穿甲炮弹，换成了高爆性炮弹。我们打击的对象，将是日本步兵。
仗打到这个份上，我军败迹已露。日军的进攻越来越密集，越来越猛烈。美菲联军士气低落，疲惫不堪，伤病累累，饥肠辘辘，外援的希望已经彻底破灭。抵抗持续不了多久了，每到晚上，存活下来的人，都会数一数一天里面，又有多少战友受伤和阵亡。大家都在感谢上帝保佑——能活着是多么好的运气，并希望上帝在明天还会给他们好运气。我们每个在菲律宾的美国人都心知肚明，对于我们而言，战争即将结束。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士气低落，我们太饿了。我们仍然在抵抗，也给敌人造成一定的伤亡，但是已经无法遏制敌人的攻势。4月7日，上头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防线，这是我们拼尽全力的最后一战。日本人采用步兵集团冲锋的方式，向我们发起猛攻。当我看到很多裹着绷带的日本伤兵出现在阵地前面的时候，我感到震惊。日本人太疯狂了，他们是在用自己受伤、垂死的士兵为后续的进攻杀开一条血路。这种做法太不人道了，这些伤兵本该躺在医院里，得到很好的照顾。
来菲律宾之前，我有意识地收集了一些日本人的资料。我知道日本人信奉神道教，奉天皇为最高的神。日本人狂热地相信天皇就是上帝，是“现人神”，大和民族是天皇的子民，是“天孙民族”。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向天皇尽忠。日本人建立了靖国神社，为天皇战死的士兵将在里面得到祭祀，成为“国家的魂”。日本士兵普遍认为，为天皇战死，在死后可以到极乐世界享受生活。因此，日本士兵是世界上最狂热，也是最勇敢的士兵。他们和我们战斗不是为了击败我们，而是为了向天皇尽忠，这对于我们是无法接受的观念。据战后从欧洲回来的兄弟介绍，纳粹军队作战相当英勇，德军士兵的技战术水平都比较高，但是他们并没有求死的念头，相反他们想打赢战争，并在战争中存活下来。
那些伤兵嚎叫着向我们的阵地进行死亡冲锋，我们成全了他们“玉碎”的心愿。我们的重机枪把他们一片又一片地撂倒。我们一直打到枪管发红。由于缺乏压制性的火力，我们向后撤退了数百码，等待枪管冷却。接着又开始了一场新的“屠杀”。没有办法，如果不击退这些伤兵，我们可能会被锋利的刺刀捅上好几个透明窟窿。
第二天，日本人又如法炮制，又把我们逼退了500米，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多少后退的余地了。有战友在工事的墙上写下了这样的句子：这场屠杀不会持续太久了。我们坦克部队成为日军打击的重点对象，只要在阵地上一露头，就会立即遭到直瞄炮火的猛烈打击，日本飞机跟着我们屁股后面炸。我们已经无力发动逆袭，重新占领丢失的阵地。我们饿得头昏眼花，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士气一蹶不振，汽油和弹药即将耗尽。我们已经孤军奋战了很久，日军已经全面掌握了菲律宾海域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我们的援军早就断绝。菲律宾士兵开小差的越来越多，他们化装成平民，隐入乡间，或趁乱逃离巴丹半岛。许多菲律宾指挥官把部队调到日军攻击不到的安全地带，坚持在火线上的菲律宾军队已经无法阻挡日军凌厉的攻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