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七年 骨灰安放八宝山
父亲的骨灰安放，是在他去世七年以后，1975年12月9日。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的形势一天天发生着变化。天空一扫阴霾开始明朗起来。陆续有一些遭受折磨和意外去世老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在这种形势下，我在找交通部要父亲的尸检报告、要结论的同时，又特别提出，应该首先给父亲在八宝山举行骨灰安放仪式。这个要求得到父亲的许多老同志、老战友（尽管他们中许多人还没有被解放、平反）的支持。部机关父亲的许多老同事，不但支持我，还给我许多帮助和意见、建议。有些叔叔阿姨也不断到家里来看望我母亲，给她出主意、给她安慰。父亲所在办公厅和行政处的几个主任、处长，也加紧催促交通部和与铁道部合并后的老干局、保卫处和所谓专案组等有关部门，交通部终于同意为父亲在八宝山举行安放骨灰仪式，并决定于1975年12月9日举行。
这个消息，让我当着专案组、办公厅一些人的面痛哭流泪！我怕夜长梦多，来不及跟母亲商量，就迫不及待地与他们相关人当场定下具体时间、地点，定下本市及外地亲朋好友的通知名单，定下父亲在本市及外地重要战友的通知名单，以及会场布置、车辆安排等相关事宜，而且这些都由他们负责。最后，他们特别让我告诉母亲，主持工作的于眉副部长，届时出席父亲骨灰安放仪式。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从木樨地奔回交道口的家的。回家，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等待了七年的母亲，竟然在听到消息的这一刻，没有喜悦，没有激动。突然间，一声“老何啊”！母亲就整个淹没在痛哭之中。在京等待结果的弟弟妹妹，则激动地打电话通知一些父亲生前的老战友。我每打一个电话，都几乎是泣不成声，因为这一天终于等来了！激动和委屈的泪水，都融到为父亲恢复革命者身份的兴奋之中。因为，入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央组织部和国家民政部是有严格规定的。在这非常年代，能将父亲的骨灰放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就起码意味着我的父亲何炳文不是“自绝于党、自绝于革命的叛徒”。至今我还收藏一份当年的通知，通知中的“同志”和落款盖有办公厅的红印章，既是一份通知，也是一份恢复父亲革命身份的证明。虽然没有写明“死因”，也没有“平反”二字，但其中的“八宝山”、“同志”和“骨灰安放”这些文字就说明了一切。我们对这个有点含糊其词、态度不明朗，也没有一句评价的通知很不满意，但还是很珍惜。为这样几句话，我前前后后努力了七年！如果再有一点不满或迟疑，不知道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12月9日这一天风虽不大，但冷得出奇。八宝山革命公墓显得格外宁静。虽然工作人员告诉我：“礼堂摆放着的花圈、挽联不撤换。因为一上午，骨灰安放仪式有好几个，一个接着一个，所以你们不能时间太长，不能磨蹭。”
他的话我听下了。但肃穆、庄重、悲痛的气氛，笼罩在我的心头，顾不上再跟他多说什么。
我们是第一场，礼堂里空空荡荡。仪式虽然9时开始，但顾不上天寒地冻，母亲带领全家大小早早就到了现场，为的是对父亲的葬礼服务得更细致周到一些。难得聚在一起的亲人们，都愿意多守候父亲一会儿。另外，我们很关注签到桌，因为桌上摆放着弟弟裁好的签到纸，为的是迎候父亲生前不知音信或未能见面的老战友、老同事、老朋友，记录下他们的永远的惦记与永恒的情谊。
“文化大革命”期间，孔从洲司令员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他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非常悲痛，多次让他的秘书打电话安慰母亲。1975年12月，他接到父亲骨灰安放的讣告，很快就给母亲打电话说他到时一定来，还说了些怀念父亲和宽慰母亲的话。
9日一早，老人家不顾高龄，冒着严寒，早早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他披着军大衣在父亲的骨灰盒前默哀致意，久久不舍离去。他走过我们每个人面前的时候，都使劲握一下大家的手。当老人握着我的手时，我只哽咽着说了句“孔伯，谢谢”，挡不住的泪水就可劲儿地流了满脸。孔伯走到母亲面前时，双手握着母亲的手，望着母亲连连说“保重，保重”。看得出来，老人家此时的心情，和他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时心情是一样的沉痛、惋惜。
于眉副部长个子不高，消瘦。他几乎没有与任何人打招呼，在与母亲握手时，只是抬起头看看，并声音不高地说了句：“保重！”事后办公厅老主任赵立清伯伯说，于眉副部长与父亲关系非常好。他对父亲的突然去世深感沉重和遗憾，而且，在父亲的“问题”上，他一直态度比较明朗：何炳文这个老同志没有问题，骨灰应该安放在八宝山。
父亲当时虽已去世七年，但出席骨灰安放仪式的老将军、老红军、老部长、老炮兵战友有：孔从洲、于眉、谭善和、田生道、赵敏、赵铭、马云峰、谭兴华、肖茂森、杨淑兰、高英、陈学陶、赵立清、刘国栋、储约章、张力雄、李天柱、陶才贞、杨磊、何家祺、谢才贵、张平、赵玉菊、周广才、党之光、杨礼慈、赵登芳、蒲云、彭克昌、白信敏、马骥、王顺红等，还有不少交通部的同事等，竟然来了200多人。罗建勋夫妇、吴鸿喜等外地的不少老战友，或打电话，或发来唁电。
至此，父亲飘零达七年之久的亡灵，终于有了安居的地方。尽管事情并不完美，尽管还有许多不尽事宜和遗憾，但能有这样的结果，也说明大家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其实这样的结果，原本就是父亲应该得到的。
前面已经说明，由于当时的情况未能留下父亲的骨灰。而骨灰盒中置放的是一只精美的景泰蓝小盒，小盒中放了父亲佩带中国人民解放军胸徽的照片。父亲喜欢朴素、庄重、简洁，为他选的骨灰盒正是这样的：没有任何装饰，只在底座上有雕刻的花棱。骨灰盒的正面，在父亲照片的两边，右边刻着“为革命英勇奋斗负战伤”，左边刻着“为人民全心全意几十年”，横批是“何炳文同志永垂不朽”。盒子上面覆盖着一面叠得很整齐的、鲜红的党旗。每当清明节或方便扫墓的时候，我们都会把父亲的骨灰盒端出来捧在手上，轻轻放到院中散发着浓郁芳香的玉兰花树下的小桌上，用干净的毛巾，轻轻拭去党旗和盒边花棱上的尘埃。望着父亲的遗像，静静地待一会儿，就好像和父亲静坐在一起，用心表达对父亲的无限怀念与不尽哀思。而心中最痛的是，为父亲50岁溘然长逝而惋惜万分，为父亲深藏于心的委屈与不平！
骨灰安放仪式虽然简单，但严肃庄重。使我们深感遗憾的是，当时没有挽幛，也没有横幅，只有父亲的遗像和低回的哀乐，表明父亲的骨灰入堂。当骨灰盒放在8室小祭桌上的时候，母亲带我们鞠躬致礼，向父亲做最后的告别。
另外，对安放仪式深感遗憾的是，当时没有拍照，所以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不过，这个奋斗了七年争取到的仪式，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
骨灰安放并不等于事情的完结，这只是表明父亲够放入八宝山革命公墓的资格，而给他戴的“自杀”帽子还没有摘，那份神秘的尸检报告还没有露面。装在弟弟妹妹们档案中的那份“手抄”所谓“自杀”通知，没有宣布是错误的，也没有宣布撤出。也就是说，仅给了父亲一个“革命者”名义，实质问题并没有结论。既谈不上平反，也谈不上昭雪。交通部还应该给我父亲一个正式的审查文字结论。难道交通部不应该为他盖棺定论吗？否则，父亲在八宝山怎能安息？我也不会罢休。
下面收录的，是远在杭州部队医院工作并安家的二弟弟，在回京参加父亲骨灰安放仪式时，忍住无限悲痛专门为父亲写的一首词并序：
半曲哀歌——心祭
严冬，八宝山，哀乐低回。
“何炳文同志骨灰安放仪式”结束。
曦光擦干眼泪转过头来对我说：“你也哭了。”是的，眼泪不知是什么时候流出来了。透过朦胧的泪光，我看到覆盖着党旗的骨灰盒里，有一颗飘荡了七年之久的灵魂！依偎在妈妈身边三岁的女儿，满脸是与她年龄不相称的凝重。
捧着父亲的遗像坐在车里，一种挥之不去的哀思萦绕心头。家人的心情也都是沉郁的，然而沉郁中却增添了几许沉静。我想，此时把舒缓的哀乐，作为给在八宝山安睡的父亲的安魂曲，也许是更为贴切的！
我决定把这种心绪记下来，于是仿古曲牌想了几句，但又想不下去了。对我来说，这种刻骨铭心的感受，不用记录，也永远不会忘记！
三十年已经过去了。拭去岁月的尘埃，把回忆起来的半曲哀歌重新献给父亲，也是我心底一种深深的寄托！
卜算子心祭
沉冤逾七年，
盖棺八宝山。
尸骨化灰扬天际，
英魂落人间。
2007杭州何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