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总序

本世纪以来,人们开始倡导“素质教育”。但是,“素质教育”也可以被理解为知识性的,如果是“知识教育”,那么近代至今并不缺少,何需重提呢?因之,倒不如以“教养教育”取代“素质教育”,更能应合现代社会的急迫需要。

现代社会面对的主要问题,毫无疑问是过度张狂的利欲追求问题。这种过度张狂的、毫不掩饰的利欲追求,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西方近代像霍布斯、洛克等一批人物的理论构造。西方近代的这些思想家们,以“自然状态”为口号把人从神的禁制下解放出来,以“每个个人”为口实把个人从等级统治中解救出来;由之,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个人”的共同性,便得以而且亦只可以归结为“好利恶害”、 “趋乐避苦”等一些功利性的追求。如果说,近代思想家们在与中世纪被视为“黑暗时代”的抗争中自有其进步意义,那么,在它以每个个人利欲追求为中心打开的俗世化路向越往现代走来,便越显得肆无忌惮与不择手段。每个个人再也无所畏惧;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种族与种族,国家与国家,为获取最大利益而不得不处于无休止的对抗中。人类为自身的利益毫无节制地掠夺自然,同时也使人与自然的关系陷于日益紧张的状态。

难道这就是“人”?这就是人类的“理想”?人就只能生存于永无终了的利欲争夺,备受由争夺带来的喜怒哀乐的折磨?庄子在所作的《齐物论》篇曾经叹息: “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难道这是人愿意选择的生存处境吗?

面对现代社会人类生存的这种困境,若要从中“出走”,毫无疑问需要重新回到“人是什么”、 “如何才能成为人”这些基本问题。这正是“教养教育”回应的问题。“教养教育”的宗旨,就在于要把人塑造成有超越功利的价值理想、对人类与自然世界有责任担当、有精神气质与心性涵养的一类人。

而在“教养教育”的实施方面,中国古典文化能够提供极其丰富的思想资源。中国上古社会,殷商时期还是以自然血统纽带建构起来的,入周以后即开启了“人文化成”的大格局。这一转变,恰恰体现了人“由自然向社会生成”的转变。人作为社会人必须被“文化”,由是需要“教养教育”。 “教养教育”通过各级学校实施。教育的内容,依《礼记·王制》所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 《乐》,冬夏教以《诗》、 《书》。”所教以《诗》、 《书》、《礼》、 《乐》为科目,这便是“教养教育”。

由“教养教育”开创的时代,日本学者本田成之曾美称:

     此时学问与艺术完全融合,所谓艺术的教育的时代,是把人世的本身艺术化了的周朝的、 “郁郁乎文哉”的时代的想象……这样,较人间的杀伐性,使四海悉至于礼乐的生活,则是所谓“比屋可封”的理想的社会里。尤其是重音乐的大司乐时代,是周代文化达于最高调之时。(1)

由“教养教育”所造之“士”,则极为国学大师钱穆所赞赏:

     大体言之,当时的贵族,对古代相传的宗教均已抱有一种开明而合理的见解。

     因此他们对于人生,亦有一个清晰而稳健的看法。

     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

     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是表现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的修养与了解。

     即在战争中,犹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让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道义礼信,在当时的地位,显见超出于富强攻取之上。 《左传》对于当时各国的国内政治,虽记载较少,而各国贵族阶级之私生活之记载,则流传甚富。

     他们理解之渊博,人格之完备,嘉言懿行,可资后代敬慕者,到处可见。

     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已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2)

春秋之后,中国古典社会也不时为功利与权力的争夺所困迫,以《诗》、《书》、《礼》、 《乐》为主导的“教养教育”也间或有所中断。然每一个新政权建立,都必当以恢复“教养教育”为重要使命。中国古典社会得以“礼乐文明”著称,毫无疑问即由“教养教育”营造。

当然,社会的现代走向,自有社会发展自己的内在逻辑,社会结构如何才来得更“公平”,也自有社会演变自身的某种脉络。 “教养教育”面对社会的这种“现代性”,无疑需要有所调适。但是,人之为人,人要成为人,人要讲求精神教养,讲求风流典雅,对他人、社群、自然要承担责任,这是任何时代都不可或缺的。当今社会既然演变得越来越“俗”,人越来越被工具化与功利化,这种需要亦便越来越显得紧迫。

正是出自“教养教育”的这种紧迫需要,广州城市职业学院成立国学院,致力于培养既有人文涵养和精神追求,又有一技之长的高素质人才,以期古典优秀文明得以持守和传播,使学生既能立人也能立业。进而,国学院院长宋婕教授组织力量,编撰这套关涉中国古典思想、古典艺术的理论与实践的丛书,以为“教养教育”的开展提供丰富资源,其努力更加可贵。

因之,我特撰本文衷心祝贺这一套丛书的出版,并期盼广大读者从中获得良好教益!



中山大学哲学系

冯达文

2013.11.23


(1) [日]本田成之: 《中国经学史》,45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2) 钱穆: 《国史大纲》上册,7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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