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武汉植物研究所的日子
初到武汉植物研究所
武汉植物研究所的前身是1958年1月创办的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首任主任是陈封怀。
陈封怀是中国植物园创始人之一。陈封怀祖籍江西省修水县，曾祖父陈宝箴，被曾国藩称为“海内奇士”，曾任湖南巡抚，提倡振兴，与谭嗣同、梁启超等创设时务学堂、算学堂、湘报馆、南学会、武备学堂等；祖父陈三立，进士，授吏部主事，“戊戌变法”后与父同时被革职，后潜心诗文，为同光体诗派代表人物，近代江西诗派的领袖；父亲陈衡恪，曾东渡日本留学，为民初国画大师，著有《中国绘画史》等。
陈封怀曾就读于金陵大学、东南大学，1934年考入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1936年归国，历任庐山植物园主任、中正大学园艺系教授、江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南京中山植物园副主任、武汉植物园主任、华南植物园主任、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等职。他为武汉植物所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的武汉植物研究所交通条件并不是很便利，每隔一个小时才有一辆59路公交车开往市区，晚上七点之后，就再无公交车光临。好在武汉植物所风景优美，又坐落在东湖之滨，和著名学府武汉大学遥遥相对。幽静的环境远离了尘世的喧嚣，正是搞研究的好地方，这才稍稍安抚了初到这里的研究员们。
钟扬学的是无线电电子学专业，来到植物研究所工作让他觉得和自己的专业有些“不对口”。当时，中国科学院下属研究生物学方面的十几个研究所都配备了计算机，而全国上下，懂计算机的人才又很稀缺。钟扬这一批和计算机专业挂钩的大学毕业生就被引进到各个研究所，以发挥他们的作用。
这让少年就已“成名”的钟扬有些心意难平。从儿时的天才尽显到考上中国科学大学少年班，事事都很精通的钟扬眼光不止于此，他的才能仿佛受到了压制。他那颗想继续考研深造的心一直都没有变过，他认为，在武汉植物所的日子是个沉淀的过程。
和钟扬有着同样想法的不止一人。钟扬的夫人张晓艳回忆说：
“当年我们有三个人到武汉植物所报到，当时是先住在招待所。在去招待所的路上，第一次碰到钟扬和另外一个已经分配过来的人，那人是学日语的。后来，因为大家的家都不在武汉，基本上吃啊住啊玩啊，都在单位里头。我们住的地方，也在植物所的园子里，所以，很快也就都彼此熟悉了。同时因为我是女生，学日语的也是女生。我觉得当时其实大家都想离开武汉植物所，至少我是特别不安心的，离家特别远。他刚分到武汉植物所，说是维护植物所的电脑系统，其实系统根本就谈不上，只有一台很土的电脑。说老实话，那个时候我们都不稳定，我家在西安，我因为毕业以后没有分到西安，就老打算着回西安。他肯定也不甘心只是维护电脑，不甘于在植物所就做那事，在找机会，就会有很多思考。那时，所里陆续分配来的外地大学生比较多，大家都不稳定，植物所的条件也不好，交通又不便，一个小时一班车，下午五点钟就没车了，等于跟在农村没太大差别。”
张晓艳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园林植物专业。由于张晓艳的家在陕西西安，所以在还未毕业时，她的工作方向就已经确定——回家乡到父母身边。张晓艳的系主任这个想法得知，很是为她惋惜。西安能给张晓艳提供工作的，是一个基层的几乎无科研条件的单位，而张晓艳自身的科研能力又很强，去这样一个单位，国家不仅会少一名科研人员，对张晓艳来说，也很难施展身手。系主任就将武汉植物研究所——中国植物研究的重镇，推荐给张晓艳。张晓艳虽然还是有些动摇，但为了不辜负学校的器重之情，最后还是选择去了武汉植物研究所。
时任武汉植物研究所所长的胡鸿钧，将初来这里的研究员的情绪都看在眼里。他担心人才留不住，这对研究所来说，是一个大难题。而钟扬所展现的才能，正是胡鸿钧所欣赏的。如若能留下这个人才，日后定能有所作为。
胡鸿钧找到钟扬，和他促膝长谈。在听了钟扬肯留在植物研究所工作的担保后，胡鸿钧一颗悬着的心算是落了下来。
钟扬有出了名的好文笔好口才，1984年11月至1985年12月，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团总支宣传委员一职。植物所有自己的刊物《武汉植物学研究》，这本刊物的排版印刷，钟扬都要亲力亲为，力求做到最好。不管是设计图案，还是设计文化衫，他都颇富创意，给人眼前一亮之感。
除此之外，他还调动所里的年轻人，在工作之余打排球，增添一些生活上的乐趣。有时候，他还会在同事们工作疲劳时，教大家打桥牌。说相声、讲故事更是他的拿手好戏。所里的同事都被钟扬身上的热情和活力所感染，工作氛围也变得轻松起来。
所里有个年轻人叫王有为，有音乐特长，会作曲，而钟扬会作词，他们经常合作完成一首歌的创作。虽然钟扬唱歌被王有为调侃有些“五音不全”，但他丝毫不在意。甚至在出国回来后，还给王有为带了音乐磁带。这件事令王有为至今感动不已。
钟扬在植物所里也没放弃他的爱好。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了《要做时间的主人》一文，收入由许春耘编著的《少年大学生谈学习》一书，1984年12月由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钟扬并不甘心只掌握一些电子学方面的知识，于他而言，这在植物研究所里并无太大用武之地。而同时来植物所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来自北京林业大学的张晓艳，负责植物研究；还有一个是日语学专业的同学，在图书情报室。这三人中，专业最对口的莫过于张晓艳了。冥冥之中，钟扬接触植物学，便有了一个现成的人选，这也是他们缘分的开始。
张晓艳来到植物研究所后，分到主要研究荷花的课题组，组长是黄国振。而素有“千湖之省”的湖北，荷花种植条件得天独厚，这给张晓艳研究荷花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每天，张晓艳的工作就是研究荷花的品种，以及荷花的这一品种是由哪两个品种杂交的，区分差异性，记录数据，并把它们进行分类。
不仅如此，植物所还交代给张晓艳一个任务——带领钟扬进入植物学的大门。自此，钟扬就跟着张晓艳学习一些植物学方面的知识。钟扬看到张晓艳总是翻一些植物学的书，他自己又对植物学生出了许多的兴趣，就提出了将信息学与植物学进行交叉研究的建议。
钟扬看到张晓艳在进行荷花分类时工作比较烦琐：传统的分类，就像检索表，是按某一个特征定类别，先分成两类，然后再往下分。如果一开始就错了，那后面的正确率就打折扣了。
钟扬觉得可以用数量分类的方法，以避免一些人为因素的差错。有的是数量性状，比如，花的直径大小，它是一个数量性的；有的是定性的，就用1和0来表示。
一开始钟扬认为这是可以用计算机做的。张晓艳就把人工测量的数据送到钟扬所在的计算机室进行比较分析。开始做的时候，他们感觉并不是很好，做出来的结果也不太对，后来张晓艳发现，钟扬用计算机运算所出现的问题是因为钟扬对植物的理解不够。
对此，张晓艳回忆道：
“就是说它的这个性状，比如杆的长和短，可能差好几十米，但这个并不是特别重要。花的性状与叶和茎等营养器官的差别相比，权重会大一些。所以，这要加多少权重呢？这就涉及如何理解它定性的形状。虽然0和1只差1，那个高度差别可能一个是120，一个是85，表面上差了那么多，但哪个应该权重更大呢？另外这个数据和那个数据也不一样，数据的本身所反映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所以，后来我就说，你这个理解不行。因为他就是根据我们以前采样的数据来做的，我采完了交给他，他就不太理解那个数据是怎么回事。”
钟扬找资料的时候发现，这个学科在当时是比较新的，因此他慢慢开始做比较研究。但研究必须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张晓艳提醒钟扬，每一个数据背后，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后来张晓燕要求钟扬清晨和她一起去采集荷花的各项数据，就这样，钟扬逐步对数据背后的意义有了深入的理解，再做出来的模型就会好很多。
1985年9月，钟扬与张晓艳合作撰写了第一篇科研论文《荷花品种的数量分类研究》，于1987年发表于《武汉植物学研究》第5卷第1期。这是钟扬科研生涯中的第一篇论文，也是中国将数学分类法应用于植物学中的一个先例，为荷花分类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1988年，这篇论文获得了湖北省优秀论文奖。
同时，钟扬担任了湖北省植物学会秘书。秘书这个工作很繁杂，但钟扬却做得很好，深得领导和同事的信任。他很喜欢和人打交道，再繁难的人际关系，在他这里，都变得简单而又轻松。
湖北省植物学会召开代表大会暨学术会议，钟扬作为青年代表之一作大会报告，并被推荐参加全国植物学代表大会。同年9月，钟扬、刘家清撰写的《人才管理的系统分析——兼论滚动的作用》在昆明中国科学院第五次科研管理学术讨论会上宣读。
1985年11月，钟扬、刘家清撰写的《浅析青年科技人才的流动问题》在广州科学院首届青年工作研讨会上进行交流。
有了心仪的对象
钟扬在和植物的亲密接触中，渐渐爱上了这一专业。尤其是在研究所里看到了关于猕猴桃的资料后，对植物的研究热情更是大增。而猕猴桃这一种质资源，也是武汉植物研究所的重点研究项目。
钟扬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后发现，是1904年一位新西兰女教师从中国湖北宜昌市夷陵区雾渡河镇带走20多根野生猕猴桃枝条，回到她自己国家后便培植这一植物，并最终培育成功。猕猴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补充人体缺乏的维生素，因此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喜爱。而新西兰就是凭借从中国带回去的这一种质资源，培植出了猕猴桃，并售往世界各地。钟扬由此注意到我国对植物物种的不重视，同时更加坚定了他将要下大力气研究植物学的决心。后来钟扬在出席新西兰国家生物资源会议时，他还特地声明猕猴桃这一种质资源出自中国。
1986年5月，二十二岁的钟扬撰写的《协同理论及其在生态学中的应用》在武汉全国首届数理生态学学术讨论会上进行交流。同时，钟扬开始在刊物上大量发表论文，比如：钟扬、何芳良撰写的《植物群落演替过程的预测模型》刊登于《预测》1986年第6期；钟扬、张晓艳撰写的《荷花品种的模糊聚类分析》刊登于《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第5卷第4期；钟扬撰写的《电子计算机在植物学中的应用》发表于《武汉植物学研究》第4卷第3期，该文曾在1986年召开的湖北省暨武汉市植物学会学术年会上宣读。
自此，钟扬的生物学研究开始走向正轨，同时，他与张晓艳的感情也在慢慢升温。当时，北京的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有一个基金课题项目，需要进行合作研究，武汉植物研究所就派张晓艳前去参加。而上海也需要张晓艳前去参与工作，自此，张晓艳就奔波于北京植物研究所和上海植生所，在武汉的时间很短。也是在1986年，钟扬去武汉大学旁听生物学相关的课程。
张晓艳属于古典型美女，当时植物所里追求张晓艳的人不在少数。钟扬意识到要与张晓艳暂别一段时间，就经常跟张晓艳书信往来。也是在这时，他开始展开了对张晓艳的追求。
据张晓艳回忆：
“那时候，我和他差不多两三天就通一封信，当时我在上海植生所，来信都放在门卫室，门卫室有个玻璃窗户，所以那些来信放在那里，一目了然。因为钟扬写给我的信特别多，那个门卫就知道了我。有一次，我原来大学的系主任陈俊宇老师——他也是第一个工程院院士，他一直很关心我的成长，当年分配的时候，也是他把我分到武汉植物所的。他大概到上海来写书什么的，不知道他从哪儿听说我在上海，但不知道我具体在哪个单位，只知道在中科院系统——但中科院在上海有很多研究所。他当时都七十岁了，他就和他夫人挨个到研究所去找，去问。他前面已经问过好几个所了，如细胞所、生化所、有机所等，结果问到我所在的单位时，门卫马上说他知道这个人，说她就在我们这里。陈老师就是这样找到我的，就因为钟扬写给我的信特别多，给门卫留下了深刻印象。”
钟扬在上学期间没有谈过恋爱，也是因为年纪比较小。当时喜欢钟扬的也大有人在。有一次，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当编辑的一个女同学托黄梵联系钟扬，请求黄梵帮她跟钟扬牵个线。黄梵不知如何做恋爱的思想工作，只得给钟扬写信，告知了这一情况。但钟扬立马回绝了那个女同学的好意。之后，女同学还想确定一下钟扬的心意，去武汉植物研究所找钟扬，并给他带了一些自己编的文学书籍。但看到钟扬身边已经有张晓艳的陪伴了，也就断了这个念头。
或许是吃了钟扬的“闭门羹”，女同学打算出国。得知这个消息以后，钟扬还是约好友黄梵一起，给这个女同学饯了行。
后来张晓艳还收到了这位女同学的来信，信中说：
首先为你祝福，祝福你遇到了能给你带来幸福和爱的真诚朋友、知音。同时，你对他的爱也能被他所接受，这就足够了。你们会很幸福。当然，你碰到了一些矛盾，比如不能和父母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虽然我没碰到过这些问题，但我认为你的选择是对的，真正的爱能战胜一切……
这也让张晓艳下定了和钟扬结婚的决心。
虽然不需要回到西安和父母住在一起，但他们还是遇到了来自家庭的一些阻力。关于这一点，钟扬给中科大少年班同学的信中有所提及：珑珑：您好！
中秋节一过就收到您的来信，得知近况。
近一个月忙碌不堪，把一篇文章完成后，寄交《园艺学报》。然后是组织一个大型峰会及团的工作琐事。现在总算告一段落了，准备好好休息几天。
克迪赴京前给我一信，告不能在汉逗留，甚是惋惜，当然以后机会尚多。您在京开会期间已见过他，我似乎也在电视新闻中看到过这次会议的消息，一定收获不小吧。出国之事，目前我认识的几个人也有些不顺，政策及其他原因所致，只能再等机会，您说是吗？
我近来于生活及个人方面有点无暇他顾。小张现在上海（植物生理所）工作，只能靠来鸿去雁，另外，至今我们与家长方面都在僵持。另一方面，我们所正在评定职称，我已越级申报助研，不知分院及所方能否破格。在这点上，我记得您曾说过：拼命地干活，出东西，往领导面前一放，看他怎么办，的确如此！去年至今，已写成十余篇东西，据评有几篇略有份量，在申报助研人中尚属领先。但在中国对事不可期望太高，这也是毕业以后屡次碰壁而得到的一定教训，无论这件事是否成功，对我明年原定的考研究生计划都是一个“否定”。
很希望今年还有机会到江浙一趟。您还有机会过来吗？此时正是桂花飘香季节，这番景象真是令人陶醉其中……如有适合的机会，就请人给您家带瓶桂花籽。
顺致研安！
钟扬
1986.9.20.武汉
钟扬有了心仪的对象，他很快带着张晓艳到南京去找好友黄梵，向黄梵借了两辆自行车出游。黄梵问钟扬为何钟情于张晓艳，钟扬认为，张晓艳不仅漂亮，而且热爱科研、事业心重，心思又很单纯，这样的女孩儿，对他来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家庭事业两不误
钟扬的恋爱结出了硕果，他的学术研究也是蒸蒸日上。
由于科研工作的杰出成就，1986年底，钟扬在中国武汉植物研究所破格获批助理研究员的职称。同时，钟扬带领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成立了水生植物室，把计算机技术应用到植物学的分类研究中，张晓艳也到了水生植物室，协同钟扬一起做研究。
这一时期，钟扬的研究成果不断：
他撰写的《计算机辅助三维重建技术及其应用》（摘要）入编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首届青年生物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汇编》；
和黄德世、马建新合作撰写的《研究所效益及若干环境因素的数量分析》在武汉中国科学院第7次科研管理学术讨论会上交流，并编入讨论会论文集；
独立撰写的《相聚在武汉》发表于《中国科大校友通讯》1987年第4期第2版；
和张晓艳合作撰写的《荷花品种的数量分类研究》刊登于《武汉植物学研究》1987年第5卷第1期，该文还获得了1988年湖北省优秀论文奖；
1987年，钟扬参加了湖北植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
1988年2月，钟扬撰写的《缩短无成果的学习阶段——介绍〈科学研究的艺术〉和〈发现的种子〉》发表于《书刊导报》1988年2月25日第2版。
同时，钟扬也没有耽误自己的生物学课程的学习。他在武汉大学旁听了陈家宽的《普通生态学》，当时陈家宽刚到武汉大学，在读博士。而钟扬这一听就是两年。
陈家宽是武汉大学的生物学、生态学教授，他对钟扬这位“旁听生”印象极深，而且两人很谈得来。并且，陈家宽的博士论文，就是和钟扬一起合作的。冬天冷，陈家宽就跟钟扬待在植物所的招待所里，裹着棉絮做研究。陈家宽博士论文的计算、系统发育学的研究、数据分析，都是在武汉植物研究所完成的。
钟扬学习十分认真，记性好，又爱钻研，因此很快就掌握了植物学的相关知识，在认植物方面也超过了科班出身的张晓艳。
1988年3月，二十三岁的钟扬与张晓艳在武汉登记结婚。
说起来，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在开结婚证明的时候，钟扬采取的是先斩后奏的方式。据张晓艳回忆：
“我那时再从上海回到武汉植物所的时候，他这边已经把结婚证明开了。我还在云里雾里，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已经办完了。他说，‘办完事了，我们好安心做科研。’这种大事双方应该都考虑下，但他不这样理解，他想的是，我肯定会这样的。我说，‘也不对呀，这证明应该是我自己开，你怎么帮我开了？’他的理由是，他代我开完证明，我就不用牵挂此事了，我们结婚以后，就可以安心做事了。我当时确实顾虑比较多，是因为我在家也是独生女，考虑到以后负担比较重；再一个，当时我天天想着回家，因为我爸我妈当时在西安。他老是说我成熟得特别晚，说我也没有那种雄心壮志，而是随遇而安的，没有特别多的想法，比较简单。我当时也说，‘我们都是独子，父母将来年龄大了，以后的负担太重了。’他说，‘你幸亏是嫁到我们家来了，看我爸妈对你多好，把你当女儿一样。你要是到别的人家，还有好多妯娌，或者小姑子，你根本搞不定的。’我说，‘我又不跟人家计较，又不跟人家生气，还会有什么？’他说，‘你不跟人家计较，人家要跟你计较，还不够你麻烦的吗？’”
因为武汉植物所不缺房子，钟扬和张晓艳一结婚，植物所就分了一套房子给他们。钟扬和张晓艳的喜糖，令武汉植物所的科研人员的印象很深。那个时代比较俭朴，喜糖一般都是装在一个塑料袋内，用订书机钉起来，每人送一包。而他们是用订书机把两袋钉在一起，每人送两包喜糖。因为他们就是看重大家的交情，想让每个人都感受到他们的喜悦之情。
钟扬父亲钟美鸣，原来在黄冈地区教育局工作，由于工作变动，调到了武汉，自此，钟扬父母就一直住在了武汉。钟扬和张晓艳结婚后，能经常回去看望他们的父母。但张晓艳比钟扬回去得更为频繁，她和婆婆王彩燕的关系非常好，她说：
“钟扬还在武汉植物所的时候，就经常不回家，待在所里头。他爸他妈周末打电话，希望我们周末回去，他就让我回去做个代表。他也不常回去，还是我回去得多一些。钟扬父母跟我父母也没有任何隔膜，这在很多家庭中比较少见，可能价值观都比较一致，都比较好说话。我爸我妈以前跟他爸他妈也在一起待过，而且他爸他妈特别希望我爸我妈跟他们待在一起。这是很少见的。”
钟美鸣和王彩燕将张晓艳看作自己的亲生女儿般，很是疼爱。
钟扬对待科研非常认真。钟扬从事的领域叫植物数量分类，他正是和张晓艳合作研究以后，通过查阅大量资料，才意识到这个领域可以成为他的一项事业。当时介入这项研究的人很少，是一个很新的领域。国内没有人研究，是个空白。所以，他的第一本书《数量分类学》，就是填补这一空白的。
钟扬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和张晓艳刚结婚，有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其中一个房间，满地都是他写的稿纸。那时都是用手写的，最多可以用复写纸复写一下。如果这篇写错了字，或有个什么错误，那给出版社的稿子就得重抄一遍。后来，光糨糊就用了不少，有时张晓艳也帮他粘一粘——就是抠一个洞，然后粘一个字上去。手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能乱。稿纸写得满满当当的，常没地方改，满满的一大节只能从中间加进去一条。有时一个字写错了，他们就剪一个方格贴上去。
在这块学术领地，钟扬那时做得很好。二十多岁的年纪，基本上在国内这个领域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学术科研大发展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钟扬和研究所的同事们合作撰写了大量的研究论文，主要是用计算机技术来给植物进行分类研究，其中包括：《生态系统演替过程的数学模型》《图论中国慈姑属数量在分类研究中的应用》《植物栽培区划的模糊数学模型——以橄榄油为例》《植物生殖的定量细胞学研究进展》《荷花品种综合评选的数学模型》《湖北樟属的数量化学分类研究》《中国慈姑的数量分类研究》《居群间性状受异的谱分析模型》《计算机辅助三维重建技术及其应用》等重要文章。
这一时期，因为科研需要，学术能力突出，钟扬也参加了不少学术会议：
1988年，钟扬担任了湖北植物学会常务副理事长，他与合作者何芳良出席了沈阳应用生态所组织的“青年生物数学”会议；
1989年4月8日，钟扬出席了在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召开的武汉市植物学会1989年学术年会；
同年10月，钟扬、陈家宽、邬洪才、李伟等撰写的《中国慈姑属系统发育的研究（英文摘要）》入编日本京都第4届国际植物物种生物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同时，H.T.Cliford、钟扬撰写的《浸水条件下禾本科种子发芽力的分类学意义》发表于《种子杂志》1989年第5期。
鉴于钟扬出色的研究成绩，这一年，他获湖北省“新长征突击手标兵”称号。
1990年4月26日，二十六岁的钟扬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9月，赴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访问。此后，钟扬便陆陆续续参加过好几次出国访问交流。
10月，钟扬和陈家宽、黄德世编写的《数量分类的方法与程序》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介绍数量分类学方法的入门书，主要内容为数量分类的基本概念和常用方法，例如系统聚类、图论聚类、主要成分分析以及一些正在发展中的方法，如模糊聚类和数量分值分析等。这是钟扬在数量分类上取得的有益成果，也是中国植物学研究中推广最早的原创著作。这对当时进行植物研究的科研人员来说，非常适用。
这一年，钟扬与他人合作发表了三篇论文，分别是《睡莲目的数量分支分类学研究》《世界慈姑属植物的数量分类研究》《计算机辅助分支分析：方法和程序》。大量的研究成果，使得钟扬被中国植物学会授予“优秀青年植物学工作者”称号。
钟扬与张晓艳在研究中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他并未忘记给妻子张晓艳制造一些浪漫。有一次，张晓艳过生日，正好赶上了圣诞节。而钟扬这时正在北京出差，钟扬就突然跟张晓艳说让她订张票来北京。张晓艳很疑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但到了之后才发现，钟扬已经订了一个涉外宾馆，还带着张晓艳去吃了一顿“大餐”——汉堡。国内当时是不过圣诞节的，但他们在涉外的一些场合中，感受到了圣诞节的气氛。这让张晓艳感到新鲜的同时也很感动。这个看似外表粗犷的男人，实有细腻的内心。
不仅如此，钟扬在自身成长的同时，也注重培植新人，这也与结缘于武汉大学的陈家宽有关。陈家宽在武汉植物研究所里做相关研究，钟扬在协助的同时，还有一个小助手就是李伟。李伟学的是生态学专业，通过陈家宽的引荐，结识了钟扬。钟扬对其影响非常大。李伟的本科论文、硕士论文都是在钟扬的帮助下完成的。他本人对钟扬十分钦佩，他认为，一个不是“科班”出身的人，对生物学竟有如此独到深刻的见解，并能将学科交叉运用，是很了不起的。这无疑让这个年轻人愿意留在钟扬身边跟随学习。所以，李伟一毕业，就选择了武汉植物研究所。在研究所工作期间，李伟与钟扬、陈家宽合作研究出了不少成果。不只是陈家宽和李伟，武汉大学孙祥钟的团队都与钟扬有着密切的合作，这与钟扬自身对科学的敏锐和热情有关，更与钟扬掌握的先进的分类方法密不可分。
1991年，钟扬相继与陈家宽、孙祥钟、何景彪、黄德世等人合作发表了多篇论文，包括《海菜花属的分支学研究》和《矮慈姑居群的数量分类研究》等。《海菜花属的分支学研究》后来被列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同年6月，二十七岁的钟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此时，钟扬还和同事李伟到湖北省第三大湖斧头湖开展水生植被调查，并合编了《水生植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一书，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陈家宽为这本书写了序言。这本书编译了有关水生植被研究理论与方法的综述与专论共10篇，并系统介绍了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和发展趋势，附录有关我国内陆水生植被研究概况的专题综述。除此之外，钟扬关于水生植被研究的论文还有《我国内陆水生植被研究概况》《斧头湖水生植物考察》《湖北斧头湖湖滨湿地水田碎米荠群落的定量分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