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辛格与辛格研究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 1904—1991)是20世纪最伟大的意第绪作家。他于197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七位获此殊荣的美国作家，也是继索尔·贝娄(Saul Bellow, 1915—2005)之后第二位获得此项大奖的美国犹太作家。辛格出生于波兰，一生坚持用意第绪语进行创作，即使在他移居美国之后50多年内，他也坚持用这种被宣称是濒临消失的语言描写东欧犹太社区文化。在他看来，意第绪语“蕴藏着尚未挖掘出来的奇珍异宝。它是殉道者和圣贤们的语言，富有幽默感”，⁽¹⁾是“既睿智又普通的语言，是充满着恐惧和希望的人间的语言”。⁽²⁾

第一节　辛格的成长与创作历程

辛格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华沙度过的，但对他的文学创作真正产生影响的却是那些散落在东欧卢布林地区的一个个村庄和市场，因为在这些社区，犹太传统的生活方式一直得到了完整的保存。辛格对犹太传统生活的深切感悟，成为他小说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Stavans, 2004)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17年辛格随母亲和弟弟来到母亲的故乡毕尔格雷。这座小镇在辛格的文学创作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辛格的著名长篇小说《格雷的撒旦》和《奴隶》就是以此为背景写成的。而且，在他后来写的几乎所有的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地存有毕尔格雷小镇的影子。辛格曾在纪传体小说《在我父亲的法庭》中描述道：“我在这儿听到的意第绪语，和看到的犹太人的行为和风俗习惯，已经保留了相当长的历史了。”(Singer, 1966)如果他没在毕尔格雷生活过，他根本不会创作出第一部小说《格雷的撒旦》。

辛格成长与创作的另一个重要时期是在华沙的克鲁齐玛尔纳街度过的。与以往传统封闭的乡村生活不同，华沙喧嚣的都市生活中充斥着各种剧院、报纸、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犯罪——这些都给辛格的思想带来极大的现实冲击。在华沙的这段时间，辛格进入了一系列的宗教学校学习，并接受父母的宗教教育。在这段期间里，尽管遭到了父亲的反对，他还是开始阅读大量的世俗文学，其中就包括哥哥乔舒亚(Israel Joshua， 1893—1944)送给他的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这些书籍为辛格开启了一个崭新的世俗世界，让辛格感受到一种全新的写作风格。

当辛格再次返回华沙时，他已经做好了进行文学创作的充分准备。他不仅大量阅读了托尔斯泰(Tolstoy, 1828—1910)和汉姆生(Hamsun, 1859—1952)的小说、斯宾诺莎(Spinoza, 1632—1677)的《伦理学》等等，其广泛的兴趣还延伸到了主流科学和神秘学等领域。辛格经常在犹太作家俱乐部活动，并加入了汇聚所有华沙文学精英的P. E. N. Club。辛格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在晚年》(In Old Age)于1927年发表在《文学之页》(Literature Pages)上，“对于一个正在努力探索写作道路、不确定是否继续用意第绪语进行创作的年轻作家来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Stavans, 2004：20)辛格也自此开始在华沙犹太文学圈逐渐建立起声誉。在此期间，辛格结识了著名犹太诗人蔡特林(Aaron Zeitl in, 1989—1973)，共同创办了杂志Globus, 并在这份杂志发表了几部短篇小说和连载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格雷的撒旦》(Satan in Goray， 1933)。在《格雷的撒旦》中，辛格不仅表现出对逝去的犹太生活的生动想象力，更表现出将普通犹太村民的世界观转化为自身文学诉求的天赋。

辛格的文学事业在他31岁的时候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转折。1935年的波兰，战争乌云密布，辛格不得不接受哥哥乔舒亚的邀请，乘船来到美国纽约，离开他事业起飞的地方。但是身处异国，辛格却深切感受到了意第绪文学的尴尬处境，就连《犹太每日前进报》(The Jewish Daily Forward)的编辑都在专栏中反复强调：意第绪语的唯一使命就是宣传社会主义。对一个作家来说，离开了自己的土地，放弃了自己的语言，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辛格不仅脱离了自己的语言，更是感觉自己的思考方式和理念都被扭曲了。美国为千千万万的犹太人提供了避难所，但却无法为他提供文学创作的土壤。在他给好友Ravitch的信中，辛格写道：在纽约，我比在波兰时看得更清楚，这里不存在意第绪文学，也没有意第绪读者。(Stavans, 2004)在经历了长达七八年的痛苦徘徊之后，辛格终于摆脱困境，重新回归文学创作的正轨，并最终选择专注于以犹太历史为背景的小说创作为自己的发展道路。1943年，辛格连续发表了5部短篇小说，以寓言的讲述方式展示了邪恶的、非理性力量的胜利，并以此声援处于战火中的欧洲。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随着他的作品《莫斯凯家族》(The Family Moskat)的创作和发表，辛格逐渐被更多的美国读者所认识。这部以纪念逝去兄长为名而创作的长篇小说，继续沿用史诗的写作手法，探讨波兰犹太人的生存状况。《莫斯凯家族》尽管在商业上并未获得巨大成功，但却引起包括《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在内的诸多媒体的关注。1953年，在欧文·豪(Irving Howe, 1920—1993)的强烈推荐下，在经过索尔·贝娄的翻译之后，辛格的短篇小说《傻瓜吉姆佩尔》发表在《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上，立即引起评论界的热议，辛格也因此受到广泛的认可。(Hadda, 1997)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讲述方式，将传统和现实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在整个60和70年代，辛格的作品频繁出现在各类杂志上，如《小姐》(Mademoiselle)、《哈泼氏》(Harper’s)、《花花公子》(Playboy)以及《纽约客》(The New Yorker)等。1974年，辛格凭借短篇小说集《皇冠上的羽毛》获得国家图书奖。1978年，辛格最终获诺贝尔文学奖，登上文学事业的巅峰。

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 1821—1881)、托尔斯泰和果戈理(Gogol,1809—1852)等文学大师的影响，辛格的文学创作主要是以世俗生活为题材。在辛格的作品中，几乎所有的故事人物都是普通的犹太人——无论是傻瓜吉姆佩尔，还是荡妇埃尔卡，他们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在嬉笑怒骂间，辛格将最真实的犹太生活画卷展示在读者面前。在辛格的笔下，这些鲜活逼真的人物形象成为永恒的文学经典。虽然在很多同时期的犹太作家和读者看来，他的作品充斥着各种欲望、贪婪、骄傲、压抑、不幸和非理性的主题，他的这种创作选择被看作既是对宗教家庭的反叛，更是对犹太文化传统的背离，但从犹太宗教传统的角度来说，辛格的这种选择既是对传统文化的遵循，更是对塔木伦理道德——家庭、奉献、正直、尊重等价值的一种延续。(Stavans, 2004)

辛格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是围绕“道德挣扎”展开的。他的作品似乎总是在提这样一个问题：人究竟该如何存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辛格故事中的人物不得不在两个不同的世界进行选择：天堂和地狱。(Friedman, 1988)辛格的这种二元观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地显现、纠缠，故事中的人物和叙事结构也自然地呈现出一种分裂的特征。身处于躁动的世界，辛格笔下的人物总是在痛苦的抉择中徘徊：是坚持信念等待救赎，还是自甘堕落沦为魔鬼的奴隶？是选择理性，还是选择激情？是要在有序的世界中平静生活，还是在混乱的世界中放任自流？辛格的这种二元观实际上折射出他对于犹太人在文化社会变迁中所面临困境的一种理性思考。

辛格的作品不仅吸引了无数不同民族的读者，而且是批评家一直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众多的批评家们坚持不懈地从语言、主题、人物、宗教、文化等不同的角度对辛格作品中蕴含的精髓进行解读，也试图从叙事技巧、故事结构等角度对辛格的作品进行挖掘。这其中欧文·豪对辛格的评价最引人注目，他毫不吝啬地评价辛格“是在世的两位或者三位最有才华的意第绪语作家之一；他对意第绪习语的掌握，修辞使用的广泛性以及他那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叙述韵律都表明他是一位艺术能手”。(Howe, 1955: 29)欧文·豪对辛格的高度评价，对辛格在美国文坛扩大影响起到了极强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在美国批评界产生了导向性的作用。(乔国强，2005)当然，辛格的作品中等待发掘的宝藏还很丰富，还需要对其开展更加深入全面的研究。

从辛格的创作历程来看，辛格首先是一位具有非凡创作能力的作家。他似乎总能够轻易地将听来的或是想象出来的故事，转化成为生动有趣而又充满生命哲理的文学作品。辛格曾反复强调：写作不应该采用分析的方法，也不应该囿于写作本身。写作不仅应该要有故事，要有事实，而且还要具体，要明确，要直指人心。(Stavans, 2004)

其次，辛格还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使命感的作家。身为一名犹太人，辛格对自己民族的命运和前途感到深深的忧虑，他的小说创作也处处体现了这一点。辛格曾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民族情结。在演说中，他宣称自己是犹太民族的儿子，对自己民族曾经遭受到的沉重打击深感痛心，对即将到来的危险不敢掉以轻心。(Singer, 1979)在这种民族意识的激励下，辛格怀着拯救人类信仰的希冀，进行积极的文学创作，不断地为犹太民族寻找精神的归宿和出路。他坚信“必然有一条路，这条路使人们获得可能得到的所有快乐，获得自然界所能给予的所有的力量和知识”。⁽³⁾这条路对辛格来说就是借助传统的语言、传统的手法和传统的题材，塑造一个个鲜活的艺术人物、一个光怪陆离的犹太世界。在他的笔下，“中世纪似乎又重新获得了生命，平庸与奇迹并存，现实和梦幻共生”。⁽⁴⁾

辛格15岁开始文学创作，迄今为止已创作30余部作品，全都用意第绪文写成，大部分已译成英文。其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最为突出，辛格至今已发表12部短篇小说集，重要的有《傻瓜吉姆佩尔及其他故事》(Gimpel the Fool and Other Stories, 1957)、《市场街的斯宾诺莎及其他故事》(The Spinoza of Market Street and Other Stories, 1961)、《短暂的星期五及其他故事》(Short Friday and Other Stories, 1964)、《降神会及其他故事》(The Séance and Other Stories,1968)、《卡夫卡的朋友及其他故事》(A Friend of Kafka and Other Stories,1970)、《羽毛的王冠及其他故事》(A Crown of Feathers and Other Stories,1973)、《老有所爱及其他故事》(Old Love and Other Stories, 1979)、《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短篇小说集》(The Collected Stories of Isaac Bashevis Singer, 1982)、《意象集》(The Image and Other Stories, 1985)、《梅休塞拉赫之死及其他故事》(The Death of Methuselah and Other Stories, 1988)等。2004年，美国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三卷本的《成为一名美国作家》，纪念辛格一百周年诞辰。该套图书汇集了辛格公开发表的200多篇短篇小说——包括13个发表在英文杂志上从未被收录过的短篇，成为理解辛格最好的读本，也是对辛格辉煌人生最好的记录。

辛格的作品中最具特色的是他的短篇小说，给他带来巨大荣誉的同样是短篇小说。辛格对短篇小说创作的钟爱，在他与伯金的访谈中表露无遗：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更加容易构思，也更加完整。如果你有一个短故事要说，你可以精雕细琢，从个人的角度使它变得完善。(Singer, 1985)他的短篇小说中，不仅生活着一群远离现实世界的独特的犹太人，还活跃着各种稀奇古怪的幽灵和魔鬼。他们身上洋溢着浪漫神秘的色彩，还散发出一种人性的光辉。辛格在他的短篇小说创作中显示出非常高超的叙事技巧，“显示出自己是一位炉火纯青的故事叙说家和文体家”。⁽⁵⁾

辛格创作的短篇小说数量众多，如何选择研究样本成为本书的一个难题。在反复斟酌之后，本书选择1982由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公司出版的《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短篇小说集》作为主要研究样本。这本小说集收录了47篇小说，这些小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几乎涵盖了1957—1981年出版的几部小说集中所有的名篇，如1973年出版的《羽冠集》中的《羽毛的皇冠》、《康尼岛的一天》等，1970年出版的《卡夫卡的朋友和其他故事集》中的《卡夫卡的朋友》、《咖啡馆》、《玩笑》等，1957年出版的《傻瓜吉姆佩尔和其他故事集》中的《傻瓜吉姆佩尔》、《克拉克的绅士》、《小鞋匠》、《看不见的人》等，1979年出版的《老有所爱和其他故事集》中的《黑暗的力量》、《手稿》、《旅游巴士》等，1975年出版的《激情和其他故事集》中的《老有所爱》、《仰慕者》、《嚎叫的小牛》、《两姐妹的故事》、《激情》、《三次奇遇》等，1968年出版的《降神会和其他故事集》中的《降神会》、《屠夫》、《死人费德勒》、《地狱之火海恩》、《写信人》等，1964年出版的《短暂的星期五和其他故事集》中的《短暂的星期五》、《独身一人》、《最后一个魔鬼》、《犹太学校的男孩彦陶》、《教皇蔡得勒斯》等，1961年出版的《市场街的斯宾诺莎和其他故事集》中的《市场街的斯宾诺莎》等。可以说，这些小说是辛格所有短篇小说集中的精华所在，除儿童文学外所有的故事类型都包括在内。辛格能够从100多篇短篇故事中精选出这47篇，的确非常不容易。正如他自己在出版前言中所说，他很难对这个故事选中的入选小说进行评论，因为这就像东方的父亲拥有一家的妻子和儿女一样，他对所有的作品都看得很珍贵。(Singer,1982)

除了1982年的《短篇故事集》之外，本书还采用其他故事集中的一些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羽冠集》中的《俘虏》、《胡子》，《傻瓜吉姆佩尔和其他故事集》中的《摘自一位未出生者的日记》，《降神会和其他故事集》中的《一次演讲》，《短暂的星期五和其他故事集》中的《布朗斯维尔的婚礼》，《市场街的斯宾诺莎和其他故事集》中的《死而复生的人》，等等。

辛格的短篇小说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爱德华·亚历山大曾将辛格的小说分为九大类：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超自然和魔鬼小说、道德类小说、原型小说、天启与政治类小说、有关信仰和怀疑的小说、有关爱情以及性和堕落的小说、素食主义小说、大屠杀类小说。(Alexander, 1990)亚历山大是研究辛格的专家，他对辛格短篇小说的分类很有权威性，也很全面。但是正如亚历山大本人所说，这种分类并不严谨，各种类别之间有相当的重叠性。为了研究的方便，本书倾向于采用乔国强教授在《辛格研究》中提到的一种分类方法，即按照作品的主题将辛格的短篇小说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描写一个逝去世界的波兰题材，另一类是描写一个迷失世界的美国题材。(乔国强，2008：58)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研究的样本为英译本而非意第绪语的版本。几十年来，围绕辛格译本的问题开展了激烈的争论。以弥尔顿·欣德斯为代表的许多学者对于只评论辛格英译本作品的研究现状提出质疑，认为应该更加重视或者至少不能忽视辛格的意第绪语文本。(Hindus, 1962)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对本书来说，选择英译本并无大碍。传统的文体学和修辞学研究以文化现象为研究焦点，必然需要关注辛格的遣词造句，不同的语言可能会传递截然不同的文化信息。而本书选择的研究对象是辛格作品的结构和形态，对具体语言所传递的信息并不看重，因此选择英译本不会成为本书的研究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