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悲哀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纪念莱蒙托夫二百周年诞辰
如果莱蒙托夫尚在，就不需要我，也不需要陀思妥耶夫斯基了。
——列夫·托尔斯泰
我悲哀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
那前途不是黯淡就是缥缈，
对人生求索而又不解有如重担，
定将压得人在碌碌无为中衰老。
我们刚跨出摇篮就足足地占有
祖先的过错和他们迟开的心窍，
人生令人厌烦，好像他人的喜筵，
如在一条平坦的茫茫旅途上奔跑。
真可耻，我们对善恶都无动于衷，
不抗争，初登人生舞台就退下来，
我们临危怯懦，实在令人羞愧，
在权势面前却是一群可鄙的奴才。
恰似一只早熟又已干瘪的野果……
不能开胃养人，也不能悦目赏心，
在鲜花丛中像个举目无亲的异乡客，
群芳争艳的节令已是它萎落的时辰！
我们为无用的学问把心智耗尽，
却还嫉妒地瞒着自己的亲朋，
不肯倾吐出内心的美好希望
和那受怀疑嘲笑的高尚激情。
我们的嘴刚刚挨着享受之杯，
但我们未能珍惜青春的力量，
虽然怕厌腻，但从每次欢乐中，
我们总一劳永逸地吮吸琼浆。
诗歌的联翩浮想，艺术的件件珍品，
凭醉人的激情也敲不开我们心房；
我们拼命想保住心中仅剩的感情——
被吝啬之情掩埋了的无用的宝藏。
偶尔我们也爱，偶尔我们也恨，
但无论为爱为憎都不肯作出牺牲，
每当一团烈火在血管里熊熊燃烧，
总有一股莫名的寒气主宰着心灵。
我们已厌烦祖先那豪华的欢娱，
厌烦他们那诚挚而天真的放浪；
未尝幸福和荣誉就匆匆奔向坟墓，
我们还带着嘲笑的神情频频回望。
我们这群忧郁而将被遗忘的人哪，
就将销声匿迹地从人世间走过，
没有给后世留下一点有用的思想，
没有留下一部由天才撰写的著作。
我们的子孙将以法官和公民的铁面，
用鄙夷的诗篇凌辱我们的尸骨，
他们还要像一个受了骗的儿子，
对倾家荡产的父亲尖刻地挖苦。
（［俄］莱蒙托夫《沉思》，顾蕴璞译，1838年）
1825年冬天的一个清晨，少年赫尔岑在父亲的书房门前听到一个令他震惊不已的消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亚速海边的塔甘罗格去世了。“我从没想到他会死，”赫尔岑回忆道，“前不久我还在莫斯科见过他，他刚从霍登广场阅兵回来，安详地骑在马上，面色和蔼，线条柔和，显得疲惫而伤感。我朝他举起帽子，他含笑点头致意……”
那注定是个不平凡的冬天。由于亚历山大一世没有子嗣，按俄国皇位继承法，应由其弟康斯坦丁继位。正当彼得堡的店铺中竞相出售康斯坦丁皇帝的画像时，却传来了皇储放弃皇位的消息。原来，当年亚历山大一世上位时，曾参与过谋杀他们的父亲保罗一世的阴谋，康斯坦丁不愿再登上那滴血的皇位。相互推辞了16天后，皇位继承权最终落入了老三尼古拉一世手中。紧接着又有消息传出：彼得堡发生叛乱了，加烈拉大街遭到了炮击。这次起义，由一些贵族军官率部发起，集合了约三千兵力，列阵在参政院广场。这些贵族军官曾参与过当年的俄法战争，亲历过欧洲的繁荣和俄国的落后，对沙皇专制政权早感不满，要求沙皇废除农奴制和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君主立宪制和联邦制国家。然而起义仅仅持续了一天，就被尼古拉一世的近卫骑兵军镇压了。
随后便是全城大搜捕，乌云密布彼得堡。佩斯捷利上校、穆拉维约夫上校、特鲁别茨科伊公爵等起义领袖悉数被捕。大家都期待着被捕者能够减轻刑罚，因为宫中即将举行加冕典礼。善良的人们都认为，至少不会执行死刑，因为俄罗斯民族早已不习惯死刑了。事实上，自从著名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被叶卡捷琳娜二世判处绞刑，一位发动政变的陆军少尉曾被叶卡捷琳娜二世判处死刑外，在俄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内，死刑是不存在的。保罗一世统治时期，顿河流域一些哥萨克叛乱，法庭判了两名军官死刑，但没人敢执行，最后奏请沙皇裁决。保罗一世说：“这些人统统是老娘们儿，他们想把死刑的责任推给我，这很好，谢谢他们。”然后他大笔一挥，把死刑改成了苦役。亚历山大一世时期，虽然也曾因几首小诗流放过大诗人普希金，但总体来说还算清明，至少还没有专设的独立宪兵机构，没有对十二月党人的早期活动进行严酷镇压。然而尼古拉一世登基伊始，便将死刑引进了俄国宪法，并将五位十二月党人领袖处死。为此，克里姆林宫还举行了特别祈祷大典，以庆祝死刑的执行。皇亲国戚和大臣们都参加了祈祷仪式，广场上跪满了密密麻麻的近卫军，大炮在克里姆林宫上空轰鸣。“绞刑架从来没有取得过这么辉煌的胜利，尼古拉明白胜利的重要性！”赫尔岑后来回忆说，“我那时是十四岁的孩子，混在人群中，也参加了这场祈祷。就是在这里，在这被血腥的祈祷玷污的圣坛面前，我立誓要为死难者报仇，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反对这帝制、这圣坛、这大炮的斗争。”
除五人被判处死刑外，穆拉维约夫、特鲁别茨科伊、奥博连斯基等百余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随着十二月党人被严酷镇压，整个社会舆论也出现了可怕的倒退。大家道路以目，不敢对党人们表现出丝毫的同情。“唯有妇女没有参与这场背叛亲人的丑剧，”赫尔岑说，“她们屹立在十字架旁边，面对血腥的绞刑架而毫无惧色。”就如雅各宾党人卡米尔·德穆兰的妻子柳瑟尔，这位革命的奥菲利娅冒着死刑判决的风险，不肯离开丈夫半步，并最终被送上断头台；当行刺法王路易·菲利普的青年阿利波被押上断头台时，向他伸出同情之手的，是女作家乔治·桑。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也没有抛弃自己的丈夫，这些伟大的女性放弃了贵族的一切特权、财产和地位，怀着对受难者不灭的爱，与苦役犯们一起踏上了严酷的流放路，去分担苦役犯丈夫的厄运。她们在俄罗斯大地茫茫雪原上艰难前行的身影，像圣女一般刻印在俄罗斯人心灵的底片上，成为他们勇气、善良、尊严等精神信仰的不竭源泉。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俄罗斯进入了最黑暗的年代——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三十年代”。这位踏着反叛者的血迹走上皇位的专制统治者，带来的不仅仅是五座绞刑架，还有数不清的流放、苦役和兵营，并建立了书报检查制度，以及独立的秘密警察组织“第三厅”，并任命卞肯多夫为厅长。
十二月党人起义那年，莱蒙托夫才刚刚十一岁，正跟着外祖母享受南高加索的自然风光。他的外祖母出身于名门望族斯托雷平家族，与十二月党人领袖们多有联系。因此，莱蒙托夫虽未参与当年的革命，却是革命的“精神孤儿”。莱蒙托夫与赫尔岑算是同龄人，赫尔岑稍长两岁，两人虽交集不多，但成长的社会背景却是相似的。赫尔岑说：“他完全属于我们这一代。我们都太年轻了，没有能参加十二月十四日的起义。我们虽然为这个伟大的日子所警醒，但所看到的只是死刑和流放。我们被迫沉默着，忍着眼泪学会了沉默不响，把自己的心思掩藏起来——那是什么样的心思啊！那不是使人开朗的自由主义、进步思想，那是怀疑、否定、充满了愤恨的思想。”“怀疑、否定、充满了愤恨”，这几个关键词不仅是那一代“革命孤儿”们的精神底色，很大程度上也可以概括莱蒙托夫的诗学风格。
1828年，莱蒙托夫作为半寄宿生进入莫斯科大学附属贵族寄宿学校，这也曾是茹科夫斯基、格里鲍耶陀夫、恰达耶夫等人的母校。在寄宿学校，他开始学习普希金和拜伦的诗歌，并写下了人生中的第一批习作，那时候他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我年轻，但心中沸腾着好多声音，/我一心向往的是能够赶上拜伦；/我们有同样的苦难，同样的心灵，/啊，如果是我们也有同样的命运。”这是他十六岁时写的诗，寻找着爱情，渴望着自由，梦想着不凡，同时又有一种对死亡的不祥预感。他曾屡次写到死亡：“我将怎样的结束这一生，我的心/将注定在何处漂泊，在什么地方/我将遇到可爱的事物、可爱的人？”（《一八三一年六月十一日》）“我哀求你！——用你仅有的眼泪/来悼念那具冰凉的尸体。”（《这一天将会到来……》）“不是的，我不是拜伦，我是另一个/还未可知还未可量的年轻诗人/同他一样，是人世放逐的流浪者，/但却深蕴着一颗俄罗斯的心。/我早早地开始了，将早早地收场……”（《不是的，我不是拜伦》）“我早早地开始了，将早早地收场”，莱蒙托夫凭借着青春本能所写下的诗句，仿佛是为自己的命运下的谶语。契诃夫就曾感叹道：“我无法理解，他还是个孩子，怎么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唉，要是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来，那么死也瞑目了！”
1830年，莱蒙托夫考取了莫斯科大学思想政治系。莫斯科大学和皇村学校，在俄国教育史上和当时几代人的生活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彼得大帝曾取消了莫斯科作为沙皇首都的地位，然而1812年后，拿破仑皇帝的进犯却使莫斯科重新取得了如首都一般的地位。悠久的历史、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远离沙皇，使莫斯科大学成为俄国教育的中心。当时的莫斯科大学有着很浓厚的哲学和政治氛围，学校成立了不少兴趣小组和学生社团，如斯坦科维奇、赫尔岑和别林斯基在校时都组建过社团，其中以尼古拉·斯坦科维奇的影响最大。这位贵族青年仪表出众，心智殊优，性情良善，在道德与知识造诣上都远胜侪辈。他传扬寂静主义，倡言黑格尔学说，像一位超拔的圣徒一般与诸友朋相游，可惜享寿甚短（二十七岁），身后仅留下数首优雅、褪色的小诗和数篇残篇断简。别林斯基1829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比莱蒙托夫早一年，1832年便因组织进步小组“十一号文学社”和创作反农奴制戏剧《德米特利·卡里宁》被学校借故开除。他真正成为大学生们狂热的精神偶像，是从1835年开始的，自那时起直至他去世的十三年间，他为各家报刊写下了几百万言激情澎湃的评论文字。赫尔岑与别林斯基同一年进入莫斯科大学，在校期间，他是个活跃人物，曾和朋友奥加辽夫一起组织政治小组，研究社会政治问题，宣传空想社会主义和共和政体思想。然而，当时校园里的政治空气已相当紧张，沙皇布置在大学周围的特务网络开始收紧，不少学生遭到逮捕、流放甚至突然失踪。莫斯科大学学生波列扎耶夫，仅因写了几首小诗便被沙皇送入兵营；克里特斯基兄弟，因对着沙皇的肖像咒骂，并挖去肖像上的眼睛而被捕，一人死于狱中，一人在流放地被害。赫尔岑和他的几个同学也因“企图组织秘密团体，发表犯法的言论”遭到了逮捕，并以“对社会有极大危害的自由思想者”的罪名被流放。“几个青年学生干得成什么？还不是白白葬送了自己！”这是遭到流放的赫尔岑们最常听到的社会论调。世态炎凉，不由人不沮丧。事实上，自十二月党人之后建立起来的一些政治小团体均未能成事，这一方面缘自尼古拉一世采取的高压态势，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团体力量的贫乏与目的之不明确。
事实上，恐怖主义吓不倒青年们，皮鞭、绞索和苦役只是给青年们上的一堂必修课，当他们从恐怖主义的学校里毕业，他们会给恐怖主义最致命的一击。“玩弄自由主义词句是危险的，从事秘密活动更是不可想象。一滴不小心为波兰洒下的眼泪，一句大胆说出的话，可以换来几年的流放、特务的迫害，甚至单身牢房。但正因为如此，这些说出的话，这些流出的泪，才格外重要。有时青年会因此而丧生，但他们死了，为解开俄罗斯生活的斯芬克斯之谜而进行的思想活动，不仅不会终止，而且会证明它的憧憬是完全正当的。”（赫尔岑）真正毒害青年们心灵的，是权衡利弊平庸乏味的市侩习气，是老气横秋自甘沉沦的犬儒主义。为年轻的冲动付出代价，这没有什么，可悲的是一个民族的青年一代没有青春气息。法国那些被卢梭的阴森、自由的生命诗篇哺育起来的青年们——圣茹斯特、奥什、马尔索、德穆兰、丹东、罗伯斯庇尔们，才是真正的革命青年，他们甚至都没活过三十五岁。当王朝复辟后，法国也成了老年人的天下，平庸势利的市侩主义开始抬头。在“赫尔岑小组”事件之后，直到19世纪40年代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这中间是平静得令人窒息的十五年，“正是这十五年使俄国几乎一蹶不振，”赫尔岑说，“也正是这十五年毁灭了两代人：年老的一代胡作非为，虚度一生；年轻的一代从小即被毒害，我们至今仍能看到它那醉生梦死的代表者。”
没有资料显示莱蒙托夫与这些学生团体有何直接关联，但他在很大程度上赞同这些青年组织的政治观点，甚至参加过一些学生活动，如1831年将反动教授马洛夫赶出学校的风潮。赫尔岑在他的回忆录里对这一事件有详细的描述，但并没有提到莱蒙托夫。1832年，莱蒙托夫离开莫斯科前往彼得堡求学，所写作品大多与爱情、友谊和个人的苦闷有关。“不是的，我不是拜伦，我是另一个/还未可知还未可量的年轻诗人”，事实上，无论在早期风格还是题材上，他的确都模仿了普希金和拜伦。直到1837年之前，他还没有在任何一个文学圈子里站住脚，跟当时俄罗斯的“诗歌太阳”普希金也不认识。1837年1月末，普希金在与被沙皇政府收买的法国流亡者丹特士的决斗中重伤致死，全国为之震怒。莱蒙托夫迅速写下了《诗人之死》：“诗人死了！——光荣的俘虏倒下了……你们，这蜂拥在宝座前的贪婪的一群，/扼杀‘自由’、‘天才’、‘光荣’的屠夫啊/你们躲在法律的荫庇下……但还有神的裁判！”莱蒙托夫的诗甫一写出，立刻被到处传抄，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还没等宪兵总监卞肯多夫呈报给沙皇，已有人把这首诗寄给了沙皇本人，并加了一个新的标题：“革命檄文”。莱蒙托夫随之被流放到高加索，而他也因此一举成名。
在流放期间，莱蒙托夫第一次得遇别林斯基，并结识了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克里夫佐夫、戈利岑、利哈廖夫、奥多耶夫斯基等人。1838年1月，当他重返彼得堡时，他俨然已是成名诗人，很快便进入普希金文学圈，并与当时的大诗人茹科夫斯基、普列捷尼奥夫、索洛古勃等人结识，还被卡拉姆津家族接纳。俄罗斯诗歌的太阳已经落山，莱蒙托夫正如月亮一般升起。“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莱蒙托夫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梅列日科夫斯基说，“整个俄罗斯诗歌在他们之间摆动着，在静观和行动这两个极之间摆动着。”虽然别林斯基与莱蒙托夫初次见面时，莱蒙托夫做张做智的犬儒姿态曾惹恼了他，但天才当前，别林斯基依然不吝赞美之词：“当讲到莱蒙托夫的时候，我们指的是从普希金逝世迄今的现代俄国文学；我们认为在现代俄国文学中找不到莱蒙托夫才能的敌手。”最富感染力的批评家别林斯基说：“在繁星密布的天空里也可以看见火红的天狼星，而莱蒙托夫才能的明星却几乎是在荒凉的天际闪耀着，在大小和光亮方面没有敌手。”克雷洛夫和茹科夫斯基才能接近枯竭，作为莱蒙托夫同代人的克尔卓夫和克拉索夫虽然依然闪耀着天狼星般的光彩，但已难掩更为夺目的莱蒙托夫的光华。
《沉思》一诗写于1838年，发表在别林斯基主持的《祖国纪事》上。1838年这一年，赫尔岑和他的朋友们还没有从流放地归来；天赋良善的道德主义者别林斯基躲进小楼，一边与自身的贫困、疾病相妥协，一边和无所不在的书报检查官做着不懈的斗争；天资卓越的业余哲学家巴枯宁在莫斯科雄辩滔滔却鲜有听众；富家子弟包特金、巴纳耶夫、奥加廖夫、加拉霍夫们更像一群玩票的青年……当时的俄国知识界并不缺乏有理想的青年，但他们身处在那个荒凉的世界，上有充满敌意与武断无道的专制政府的压迫，下有完全不解事的群氓与市侩的误解与嘲弄，他们有如置身于黑暗的森林中，还没有油然而生一种同仇敌忾的团结感，还没有结成一个有效的精神之链。天赋敏感的莱蒙托夫写下这首诗，正是对当时整个社会环境冷暖自知的表皮反应。别林斯基说：“这些诗句是用鲜血写成的；它们发自被凌辱的灵魂的深处：这是一个认为缺乏内心生活比最可怕的肉体死亡还要难受千万倍的人的哀号，呻吟！……在新的一代人中间，有谁不会在它里面找到对于自己的忧郁、精神冷酷、内心空虚的解答，有谁不会用自己的哀号和呻吟去响应它呢？”
老翻译家余振先生说：“莱蒙托夫是一个用很严格的俄罗斯‘格律诗’体写诗的诗人。”可能是为了传达原作的格律，他的译本显得过于整饬，有些地方为了凑字凑韵，显得别扭拖沓。比如将诗题译为《咏怀》，以对应汉语旧体诗中的“即兴”、“谴兴”、“述怀”之类的，这实在是有些硬攀亲戚的感觉。而顾蕴璞先生的译本又过于“雅”，在气势上稍输。读翻译诗，尤其是俄语译诗，大多就是读个“意思”吧，很难在诗艺上做什么探讨。开篇第一句便劈头盖脸而来，“我悲哀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那前途不是黯淡就是缥缈”，也为整首诗定下基调。我们前途渺茫，目标模糊，在一种老年的世故与节奏中逐渐沉沦，丝毫没有青年的热情、理想与信念。“真可耻，我们对善恶都无动于衷，/不抗争，初登人生舞台就退下来，/我们临危怯懦，实在令人羞愧，/在权势面前却是一群可鄙的奴才”，犬儒、世故、怯懦的青年，在高压专制的权势面前就只配做奴才。“我们为无用的学问把心智耗尽”，别林斯基偏偏不同意这句。在别林斯基看来，他们那一代人不是学问过多，恰恰相反，是缺少真正的认识与学问，无论对于德国浪漫主义，还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大家都是浅尝辄止，随便学了点皮毛而已。“偶尔我们也爱，偶尔我们也恨，/但无论为爱为憎都不肯作出牺牲，/每当一团烈火在血管里熊熊燃烧，/总有一股莫名的寒气主宰着心灵。”偶尔也爱，偶尔也恨，但爱恨都不肯做出牺牲，像一个旁观者、袖手人，或如钱理群先生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一切只为自己做打算，聪明地站在食利者一边。做一个行动主义者，一个殉道者，一个将诗篇奉献给生活和时代的诗人，一个世俗教士般传播福音的人，这才是莱蒙托夫的追求。“脱离行动后的静现对于普希金是一种得救，对莱蒙托夫来说却是诗人的死亡，刀刃的生锈。”梅列日科夫斯基说，“在普希金笔下，生活渴望成为诗；在莱蒙托夫笔下，诗渴望成为生活。”莱蒙托夫立志于一种“行动的诗学”，而非装饰性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诗学，而这也将决定着诗人的命运。
“我们这群忧郁而将被遗忘的人哪，/就将销声匿迹地从人世间走过，/没有给后世留下一点有用的思想，/没有留下一部由天才撰写的著作。”事实上，不算剧本和未完成的散文体小说，到1840年，莱蒙托夫留给世人的作品至少包括约400首短诗和30首长诗。对于一个只有二十多岁的青年而言，其作品量不可谓不大。别林斯基说他不想将莱蒙托夫视作俄罗斯的拜伦、歌德或普希金，虽然他“可与普希金并驾齐驱，或许比他更胜一筹”，但他不会变成其中任何一个人，他就是俄罗斯的莱蒙托夫，他二十多岁就完成了他自己。“白银时代”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在评价他这位诗歌前辈时说：“是怎样的同一性将莱蒙托夫完美的抒情箴言与其诗其他构成的具体到无意义程度的声响结合在一起的呢？（我举莱蒙托夫为例，是因为尽管他对与诗无关的许多事情一知半解地鼓吹，尽管他有不少糟糕的诗，尽管他的情绪具有两面性——在一种情况下是真正诗人的激情，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更多的是‘真诚’的弱点和无序，尽管这一切，他冷漠的、厌世者的箴言仍双倍地令人吃惊，它赋予他的抒情诗以基调，所构成的即便不是他的诗歌面貌，也是一个响亮的、不朽的、永远有感染力的深度指数）——正是这样。”（《三诗人书简》）这个评价有弹有赞，可谓褒贬精当。莱蒙托夫诗作里的“箴言”性让人印象深刻，尤其是那些“冷漠的、厌世者的箴言”，阴郁、晦暗而有力，每每像下人生谶言。但他也的确写作过多，凭热血和本性在自己一知半解的事物上屡屡发言，显得粗陋苍白。尤其是他少年时期的作品，全凭灵感信笔而就，佳构与劣作并存，幼稚之处在所难免。莱蒙托夫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能凭借他那天才的抒情才华，凭借他良善的生命本能和道德热情，以一种让帕斯捷尔纳克都感到惊讶的“怎样的同一性”，将这一切浑融无间地调和为一个抒情整体，呈现出一种“响亮的、不朽的、永远有感染力的深度指数”。
1840年2月，在公爵夫人拉瓦尔的舞会上，莱蒙托夫与法国公使的儿子巴兰特发生冲突。原因是两人都对谢尔巴托娃公爵夫人感兴趣，而公爵夫人更喜欢莱蒙托夫。2月18日，双方的决斗以和解结束，但莱蒙托夫还是被交给了军事法庭，并被调往高加索某步兵团。这简直就是去送死，因为这个步兵团当时正在高加索作战。7月，莱蒙托夫一到高加索，就参加了瓦列里克河上的战役，整个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莱蒙托夫侥幸得免。1841年1月，在外祖母的再三奔走下，莱蒙托夫得以回到彼得堡短暂休假。
屠格涅夫第一次见到莱蒙托夫，就是在某伯爵夫人的府上。他坐在一个角落里，远远看着这位声名鹊起的年轻诗人，并未主动上前搭讪。莱蒙托夫穿着骠骑兵禁卫军的制服，挂着佩刀，佝偻着腰，忧郁地望着伯爵夫人，却没有人跟他攀谈。“莱蒙托夫的外貌中有一种令人不安令人可悲的东西，他那黝黑的面孔和呆板幽暗的大眼睛闪动着一种阴沉的仇恨的力量，一种隐而不露的无所畏惧的勇气和激情。他那呆滞的眼光与几乎像孩子似的柔润和翘起的嘴唇，极不相称。他的小矮个、罗圈腿、大脑袋、缩脖子、宽肩膀，整个形象给人不愉快的感觉，但是任何人立刻都可以认识到其中所蕴含的力量。”事实上，伯爵夫人的沙龙绝非令莱蒙托夫感到愉快的地方，他根本就受不了上流社会沙龙里那令人窒息的空气和虚伪的假面：“我在表面上沉湎于他们的浮华与辉煌/而内心里却爱抚着我那些往日的幻想/那些逝去年月的神秘的哀愁。”“按照那时的风气，他故意装出一副拜伦的派头，同时又混杂着别的更加糟糕的古怪而乖张的成分。”屠格涅夫写道，“为此他付出了多么高昂的代价啊！大概莱蒙托夫从内心里感到无比地寂寞，命运把他赶进了这么一个窄小的圈子里，他会窒息而死。”（《戴灰眼镜的人》）很难说屠格涅夫的观感不带有先入之见或个人好恶，在巴纳耶夫的妹妹巴纳耶娃眼里，莱蒙托夫就像变了一个人。“我只见过莱蒙托夫一次，是在他动身去高加索以前，在我姐夫安·亚·克拉耶夫斯基的书房里，他是来向我姐夫辞行的。他那对黑晶晶的眸子射出犀利的眼光，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巴纳耶娃回忆道，“莱蒙托夫在克拉耶夫斯基的书房里像一个顽皮的学生，东翻翻桌子上的文件，西翻翻书架上的书本。他的活泼愉快使我惊奇，他一点也不像我所认识的那些作家。”（《巴纳耶娃回忆录》）
1841年4月，没有得到延期许可的莱蒙托夫再次回到高加索。在此期间，他写下了人生中的最后一批诗作：《别了，你满目疮痍的俄罗斯》、《梦》、《悬崖》、《他们彼此爱着，那么长久，那么深情》、《约会》、《我独自一人走上了广阔的大道……》、《预言家》。“别了，你满目疮痍的俄罗斯，/奴隶的国土和老爷的国土，/你们，那卖身于权贵的人们，/还有你们，那天蓝色的军服。/或许，在高加索山岭的那边/我可以躲避开你们的总督，/躲避开那无所不闻的耳朵，/躲避开那无所不见的眼目。”
梦想躲开世俗的耳朵与沙皇的眼目的莱蒙托夫，却没有躲开一颗从宿命的方向射来的子弹。1841年7月27日，在高加索的皮亚季戈尔斯克，莱蒙托夫遇到了过去的老友，其中还有士官生学校的同学马丁诺夫。在一次家庭晚会上，莱蒙托夫的玩笑话激怒了愚蠢鲁莽的马丁诺夫。争吵过后，马丁诺夫要求与莱蒙托夫决斗。莱蒙托夫已经巧妙地化解过一次决斗，这一次，他依然不以为意，接受了挑战。地点就选在高加索玛舒克山的悬崖上。他压根就没打算打死自己的同学，率先朝天开了一枪，而他自己却被一枪打中心脏。像是一场宿命的安排，继普希金之后，俄罗斯诗歌的月亮也在决斗中陨落，年仅二十七岁。那一天，玛舒克山麓突降大雨，莱蒙托夫的尸体在大雨中淋了很久。据说马丁诺夫是受人挑唆，沙皇和上流社会对这位不安分的诗人早已不耐烦。当沙皇闻知莱蒙托夫的死讯后，说了一句话：“他活该这样！”
在19世纪的俄罗斯，决斗风气盛行，以示勇气、胆量和风度，甚至连托尔斯泰伯爵都未能免俗。1861年春天，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在一起闲聊天，聊起了行善。屠格涅夫说自己经常教育女儿要多帮助不幸的人，多做好事。托尔斯泰说他不喜欢这种“英国式的”行善，只把自己的一小部分捐给穷人，真正的善要发自内心。两人言语不和，越说越激动，屠格涅夫说：“你要是再用这种腔调说下去，我就抽你！”托尔斯泰当即起身，拿枪去了。随后他给屠格涅夫下了战书，要求对方到林子里去，在不要第三人在场的情况下决斗。托尔斯泰在林子里等了一夜，等来的是屠格涅夫的一封信。屠格涅夫说，他还是希望按传统的方式进行决斗，也就是说，有见证人，有香槟。托尔斯泰说，您这是怕我了，我蔑视您。从此，两个人十七年没有见面。
“我悲哀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那前途不是黯淡就是缥缈”，每每读起这首诗，心中便泛起万千波澜。莱蒙托夫写作这首诗时，才不过二十三四岁，却能凭借诗人敏感的表皮和神经，准确地传达了时代的脉搏和道德状况。别林斯基将他奉为普希金之后的第一人，也正是因为他对俄罗斯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深刻展示，“他是生活现象世界的全权占有者”。从1838年开始，俄国知识界开始进入所谓“辉煌的十年”，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精神风貌和以忠忱专志的流品自居的社会阶层。莱蒙托夫虽未躬逢其盛，但其绝不降志辱格的反抗精神和道德基调，都一一印证在他的诗行中，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资源。
2014.1
黑暗时代的精神遗嘱——别林斯基和他的时代
1849年4月23日凌晨，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回到家里，刚躺到床上，蒙眬之中，房间里似有人影晃动。不是在做梦吧？他微微睁开睡眼，看到床前站着两个人：一位红胡子警长，一位蓝制服沙俄宪兵中校。
“快穿衣服吧，我们可以等你一会儿。”中校说，“我们是奉上谕而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快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镇静地穿好衣服，在女房东惊惧的目光中，随警长走出房门。他被带到了位于枫丹卡大街的“第三厅”大楼，在那里，已有不少参加“星期五聚会”的同道被拘捕在此。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指控犯有自由思想罪，在对待君主和祖国的态度上有越轨行为。“我并不害怕这种指控，”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公开地谈论了一些别人认为有义务沉默的事物，但这是不是就是我的自由思想的表现呢？我的罪状在于我宣读了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是的，我是宣读了。但谁能说得出我更倾向于哪一方？”
无论他倾向于哪一方，调查此案的委员会主席罗斯托夫采夫将军认为，既然被抓进了监狱，那就证明有罪，还审什么审，直接判刑就是了。他是个大老粗，沙皇的宠臣，认为审判纯属浪费时间。判决书很快就下达了，军事法庭认定退役工程兵中尉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罪，“剥夺其职位及一切财产，并着立即将其枪决”。总检察官建议将枪决改为“流放要塞服苦役八年”。尼古拉一世对总检察官的报告做了最后的批示：“流放四年，然后贬为列兵……但赦免的决定要在准备执行死刑的最后一刻宣布。”
1849年12月22日上午7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行被押上警察局的马车，驶向谢苗诺夫校场。在“预备……瞄准……”的口令下，身披殓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生死考验。“哥哥，我没有垂头丧气，也没有失魂落魄！”在与死亡狭路相逢后，他在给兄长的信中说。他在等待流放生涯的到来：“在哪儿活都是活。活要活在我们自己心里，而不是为外界条件所左右。”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1849年3月得到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那封公开信的抄本的。在此之前，他虽有听闻，但未得亲见。4月15日，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星期五聚会”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答应为大家宣读那封公开信。诗人迈科夫还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的神情：“我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像苏格拉底临死前面对朋友那样坐着，穿着一件衬衫，敞开领口，口若悬河地大讲……”
在当时的听众里，有一个年轻的小公务员叫安托涅利，正是他的告密，将整个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们送进了沙皇的第三厅。沙俄宪兵首脑、掌管第三厅的杜别尔特将军，与别林斯基、帕纳耶夫、涅克拉索夫、赫尔岑等自由派青年，都是“老相识”。
陀思妥耶夫斯基宣读那封公开信的时候，别林斯基已经去世将近一年了。
1848年5月28日，彼得堡的上空笼罩着乌云，雨淅淅沥沥下了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他的好友雅诺夫斯基那里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别林斯基死了。当天夜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病（一种被时人认为“神圣”的怪病，据说历史上一些伟人如穆罕默德、拿破仑都得过）严重发作。别林斯基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作恩人，当他还是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刚刚写出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部作品《穷人》，就被大批评家别林斯基宣布为“天才”，“另一个果戈理”。“一个二十岁的人，您是不可能懂得这些的……作为一个艺术家，您把握了、认识了这个真实，这是老天对您的恩赐，您要珍惜这种恩赐，要无负于这种恩赐，您会成为一个伟大作家的！”面对如此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简直要晕了。要知道，在文学的王国里，别林斯基就是沙皇，“他只消用沙哑的声音慢条斯理地说上两句，仿佛对学生上课似的，一切就都搞定了”。
别林斯基，这位生于落后省份一个偏远乡间的肺病患者，虽家世寒微，所受教育亦粗陋贫乏，却凭着他坚毅的性格、诚正不阿的品格、知行合一的人生理想，成为他那一时代影响力最大、声音最激越的火热的道德家和批评家，一个“时代的萨伏那洛拉”。以赛亚·伯林在其名作《辉煌的十年》中说，19世纪40年代的俄国前卫青年，诸如巴枯宁、赫尔岑、安年科夫、屠格涅夫、果戈理，哲学家卡特科夫、别德金，散文家科尔什，玩票的富家青年包特金、巴纳耶夫、奥加廖夫、加拉霍夫，大诗人涅克拉索夫……均一时之俊彦，“但诸子之上，巍然耸立着批评家别林斯基。别林斯基在教育与品位上的缺点，尽人皆知；他貌不惊人，散文风格亦多可憾之处。然而，他成为他那个时代的道德与文学独裁者”。他是“俄国知识阶层的良心”。他的影响力所及，可谓妇孺皆知。1856年，著名的斯拉夫主义两兄弟之一、对别林斯基并无好感的阿克萨科夫游历俄国乡镇后不无沮丧地发现，“每一位能思考的青年、每一位在乡下生活的龌龊沼泽里渴求一丝新鲜空气的人，都熟知别林斯基之名。乡下教师无人不知别林斯基写给果戈理的信。你要是想寻找诚实的人、关怀贫穷与受压迫者的人、诚实的医生、不惧奋战的律师，在别林斯基的信徒里就能找到”。
就是这样一个人，“了不起的天才，坐头把交椅的批评家，思想界的巨子”，经常要通宵达旦地写作，却连个像样的房子都租不起。“唉，”他说，“夜里头要是冻死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别林斯基去世后，他的丧葬费还是朋友们凑的。大家用抽签的方式购买了别林斯基的全部藏书，全部收入留给了他那因贫极、孤独而娶的非偶之妇和幼小的女儿。屠格涅夫还将别林斯基的女儿收为义女，答应抚养她长大。只有第三厅的头目杜别尔特将军略感遗憾：“我们本来要他在牢里烂掉的。”别林斯基去世时年仅三十七岁，正当盛年，却过早地耗尽了自己。
1842年，年仅二十四岁的屠格涅夫就与别林斯基成为莫逆之交。他们经常在一起激烈交谈、争论，通宵达旦。别林斯基因患肺疾，脸色苍白，极易疲倦，通常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在人前也显得突兀、局促、笨拙，有点自闭倾向。但与朋友们在一起时，他又兴奋、迷醉，经常彻夜高谈，毫无倦意。有一次，在长达六个小时的聚谈之后，别林斯基突然叫了起来：“怎么？我们还没有搞清楚是否有上帝存在，你们就想吃晚饭了？”
屠格涅夫与别林斯基完全不同。这位富家少爷性情随和，身体健康，高高大大，一表人才，天生的情种，一生离不开爱情和女人。虽然经常一副懒懒散散、无精打采的样子，但一看便知是那种在草原上土生土长的贵族子弟。年轻时，他也曾对别林斯基深为服膺，别林斯基曾说：“我们这时代切望信念，对真理如饥似渴，辗转苦求。”屠格涅夫对此呼应道：“有些时代，文学不能只谈艺术性，有些比诗更高的利益。”当托尔斯泰向他提议创办一份“以纯文学与艺术为主”的期刊时，屠格涅夫答复他，当今时代所需，既不是“抒情的絮聒啁啾”，也不是“树上清歌的鸟”；“你讨厌这片政治泥沼，不错，这玩意儿龌龊，一派污尘，俗劣，但是，大街上有脏东西，有灰尘，而我们到底还是不能没有市镇”（1858年致托尔斯泰）。
但屠格涅夫在本性上并非一个坚定的道德主义者，更非狂热的政论家，而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一个不偏不倚的旁观者。在赫尔岑眼里，他是“亲切热络的老友，天赋极高的艺术家，软弱的盟友，一枝太容易随风屈服的芦苇，一个积习难返的妥协者”。这种人不易产生激情，且会情不自禁地在某种程度上倒向对手的观点。屠格涅夫说他这一生什么也没干，除了恋爱、旅游、打猎和写作。屠格涅夫家的庄园里住满了听凭少爷摆布的女奴，屠格涅夫在很小的时候就在她们身上初尝了男女之事。他曾追求过巴枯宁的妹妹达吉雅娜，追求过少女萨维娜，但都止于精神之恋。他一生追随女歌唱家维亚尔杜夫人，可以说苦苦追随了一生，“像一条被人逐出的老狗似的东游西逛、到处飘零”。他虽是个情种，却一生未婚，只跟一个女裁缝生了一个私生女小彼拉盖雅。“结婚吧，年轻人，”他在晚年写道，“你们想象不出光棍汉的晚年是多么凄凉。”他在爱情上花费了太多功夫，连托尔斯泰都感到惊奇。“我决没想到，他竟然这么深挚地爱着。”托尔斯泰在巴黎见到屠格涅夫时，屠格涅夫正毫无希望地追随在维亚尔杜夫人身边。屠格涅夫在晚年曾对托尔斯泰夫人说，他已不再写作了，原因是他不再有恋情了，而他从来都是只有在爱的时候才能写作的。
屠格涅夫对待政治像对待爱情一样，肤浅，游移，用情不专，不易产生深情。1848年巴黎街头暴动那一天，他虽身在巴黎，却只记下了在人群中穿来穿去叫卖椰子和雪茄的小商贩所持的冷漠、超然的态度。革命的失败让他的许多朋友沮丧不已，他却对此无动于衷。“谁说过人注定是自由的？”他说，“历史证明恰恰与此相反。”以赛亚·伯林在评价屠格涅夫时说：“的确，托尔斯泰从来不会让你疑惑他偏爱谁、谴责谁；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从来不掩饰他认为得救之路何在。这几位伟大、痛苦的拉奥孔里，唯屠格涅夫始终细谨而存疑；……他不曾具有任何清晰的原则，没有鼓吹任何教条，对所谓个人与社会的‘可恶的问题’不提任何万灵药。”
1847年初，别林斯基终于准备动身去欧洲疗养。在此之前，他刚刚离开为之付出六年心血的《祖国纪事》杂志，转投帕纳耶夫和涅克拉索夫主持的《现代人》。在为文学包工头克拉耶夫斯基卖命的六年，是他一生中最美好也是最痛苦的时光：“我将为这个杂志而死，我要将《祖国纪事》放进我的棺材当枕头。”短短几年间，他写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篇章，却也耗尽了他全部的能量。他不但遭受着经济上的盘剥，还要在精神上承受书报审查制度的摧残。物质上的匮乏，加之精神上的痛苦，使他的身体油灯一般耗光，经常咯血不止，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几番犹豫之后，他决定去欧洲疗养，也许欧洲久负盛名的温泉和德国的医学教授们还能妙手回春。旅费是朋友们凑的，主要的一笔钱来自赫尔岑。
赫尔岑最后一次见到别林斯基，是在1847年秋天的巴黎。“他已病重，怕大声讲话，从前的精力只是回光返照似的偶尔重现一下。”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写下了给果戈理的那封公开信。
别林斯基的朋友安年斯基在《辉煌的十年》一文中对当时的情形有着更为清晰的描述：
疗程即将结束，我们不久也要离开萨尔茨堡。别林斯基觉得自己好多了。咳嗽减少，夜里也睡得比先前安稳了。他已经不止一次说过住在偏僻的地方太闷气。几乎就在我们离开萨尔茨堡到巴黎去的前一天，我突然收到果戈理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诉我，《与友人书信选》的出版给他招来很多麻烦，他并不期待我的赞许，但仍然想听听我对这本书的真实看法，一个没患傲慢病和自我崇拜症的人的看法……在信的结尾处果戈理突然提到别林斯基，并顺便向他致意，同时还附了一封写给他本人的信。果戈理在那封信中责备别林斯基在《现代人》第二期上对《书信选》的火气太大……
1831年，出生于小俄罗斯波尔塔瓦省的小镇青年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结束了自己毫无生气的小职员生活，开始投身于文学创作。在二十二岁那年，他遇到了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普希金。随后，他发表了鬼气森森的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二十五岁那年，他被文学界的朋友推荐为圣彼得堡大学世界史副教授。为了偷懒和掩饰学识的浅薄，他讲课时常在面颊上缠条绷带，以示颌部肿胀，不便讲话，然后给学生分发些古罗马废墟的小照片。在大学待了一年多之后，他再次辞职。“我们，我和大学，互相唾弃而分手。我又成了一个无忧无虑的哥萨克人。”随后，是讽刺俄国官场的新剧本《钦差大臣》的公演，用纳博科夫的话来说，当时的情况相当怪异：“声名轰轰烈烈地降临在他身上：朝廷带着几乎是恶毒的兴高采烈欢呼这个戏的上演；前排的妄自尊大的高官坐立不安，丧失了自尊；无行的批评家在发泄陈腐的恶毒言语；见解颇有影响的那些批评家把果戈理捧到了天上，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戏是一个伟大的讽刺……”果戈理有点受不了了，他决定一走了之。此后十年，他一直躲在国外生活和写作，直到1842年《死魂灵》出版。
别林斯基就是将果戈理捧上天的批评家，也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在别林斯基刚开始从事文学批评时，果戈理就是他最为关注的作家。如果说别林斯基以七篇雄文奠定了普希金“民族大诗人”的地位，他写给果戈理的笔墨则丝毫不少，甚至在篇幅上还有胜之。仅1842年一年，别林斯基就发表了五篇评论《死魂灵》的文字。别林斯基最为推崇果戈理作品里表现出的“人民性”，认为果戈理的创作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成熟的标志。面对别林斯基的推崇，天性温和、性格内敛的果戈理认为，与其说自己的作品充满了战斗性和批判性，不如说是善意的讽刺，是“含泪的笑”。他不愿意被作为一个斗士看待，他的政治理念更接近温和的民粹主义路线，赞成温和的改革与改善。为此，他准备着手写作《死魂灵》第二部，从正面来描写俄罗斯，以期对第一部进行必要的矫正。
第二部的写作进行得极为不顺，他不得不四处出游，想寻找健康和灵感，但什么也没找到。1847年，他出版了《与友人书信选》，意图“把它当做一个标准，让读者具备适合接受《死魂灵》续篇的情绪”（纳博科夫的猜测）。这部书甫一出版便招致骂声一片，批评者认为这是一部反民主、反自由，为古老的家长制、农奴制张目的“坏书”。书里充满了对俄国东正教宽容精神和信仰力量的推崇，在对待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态度上貌似骑墙，实则更倾向于斯拉夫派。“这简直就是历古以来用俄语写的东西中最古怪和最富有教益的书！”别林斯基在给《现代人》的文章里说，这本书的作者简直不是他所熟知的那个果戈理，很难让人相信一个拥有巨大才能的人“也会像一个最平庸的人一样蹉跌”。果戈理分明走上了一条歧途，“在这条新路上，等待他的是无可躲避的摔跌，在这以后，要回到原来的道路上就不大可能了……”
安年斯基将果戈理的来信读给病中的别林斯基听。起初，别林斯基只是心不在焉地听着，当看到果戈理写给他的那几行文字后，突然变得怒不可遏，说道：“他不明白别人为什么生他的气，应当对他讲清这一点——我得回答他。”
接下来，重病的别林斯基开始在疗养地写作那封著名的公开信。
一连三天，别林斯基洗完温泉回来后，没上楼到我的阁楼里来，直接到他临时布置的书房里去。这几天他一直沉默寡言，精神集中。每天早上喝完摆在他书房的那杯必不可少的咖啡后，便穿上夏季常礼服，坐在小沙发上，伏案写信，一直写到中午一点钟吃饭的时候。午饭后他不工作。他用三个上午就把信写好了……这期间他还常常激动得不能执笔，仰靠在沙发背上休息。其实这封信的写作过程相当复杂。别林斯基先用铅笔在各种纸片上打草稿，然后再把草稿誊写得工工整整，然后又抄了一份底稿自己留下。看得出，他把这件事看得极为重要，仿佛他已经理解到，他在编写一份超出私人通信范围的文件。
信写好发出之后，他们便开始朝巴黎去了，在那里，他们的朋友赫尔岑正在酒店等着。别林斯基在巴黎的房间里给赫尔岑朗读了那封信，赫尔岑听完后，悄悄溜进安年斯基的房间，低声对他说：“这是天才之作。我想，这也是他的遗嘱兼最后证言。”
别林斯基在信中劈头便说：“鞭子的说教者，无知的使徒，蒙昧主义和顽固专横的拥护者，鞑靼人生活风习的歌颂者——您这是在干什么！看一看您的脚下吧——您正站在无底深渊的边缘上……”的确，果戈理竟然鼓吹农奴制度为神义所授，谓其基础与其余俄国建制一般不容动摇。他甚至在书中教导地主如何对待农奴，说读书对普通百姓不但无益而且有害……这使别林斯基简直出离愤怒了。在他看来，俄国民众受沙皇专制压迫、受教会制度愚弄，已经够其不幸了，人们只有在文学中、在书籍里还能稍微透口气，找到冲决压迫的出口。他们把俄国作家看做他们唯一的代言人，使他们不受专制政治、政教和国粹主义摆布的保卫者和救星。“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这里作家的称号是这样令人尊敬，为什么甚至是一个才能不大的人文学上是这样容易获得成功的缘故。”作为《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的作者，怎么能放弃自己所担负的职责，在书中满口胡言呢？可以“原谅一个作家写得不好的书，却永远不能宽恕一本极为有害的书”。别林斯基在信的结尾劝告果戈理：“您曾经不幸带着一种骄傲的谦逊否定了您那些真正伟大的作品，那么，现在您应当带着真诚的谦逊否定您最近的这本书，用一些能使人想起您以前的作品的新作，来赎取让那本书出版问世所带来的沉重罪过。”
收到别林斯基的信后，果戈理又回了一封信。别林斯基抱着同情的态度读完了回信，只说了一句话：“语言怎么这么混乱。不错，他在那一刻必定是很不幸的……”
果戈理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一直在执拗地思索着《死魂灵》的续篇。他发表《与友人书信选》，就是想让舆论做好准备，接受《死魂灵》的第二部。但第二部的写作进程极为不顺，并最终在临死前将其付之一炬。纳博科夫分析认为，果戈理在创作上陷入了一个误区，那就是“按照一个明确的意图来创作”，而这个意图在第一部里是不曾存在的。“一个作家倘若对‘什么是艺术’和‘艺术家的职责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产生了兴趣，那么他就会惘然不知所措。”纳博科夫说，果戈理在创作上既想让“艺术家果戈理”满意，又想让“僧侣果戈理”满意，也就是说，他想让一个道德说教的果戈理与一个艺术至上的果戈理达成和谐，他想让所有人都满意，这就太难了。纳博科夫认为，果戈理是无法做一个清晰的道德主义者的，他就是一个“怪人”。所谓怪人，这是天才的标志，“只有二流作家才是心存感激的读者心目中的老友……伟大的文学则接近于荒诞。《哈姆莱特》是一个神经过敏的学生荒诞的梦。果戈理的《外套》是怪诞、可怕的噩梦”。纳博科夫说，如果说普希金深沉、托尔斯泰平淡、契诃夫婉约，那么果戈理就是古怪，这是他艺术的基础。他完全不了解俄国现实生活，他只熟悉小俄罗斯和彼得堡。“每当他努力用文学传统的流畅笔调写作，合乎逻辑地对待合理的思想的时候，他的才能便丧失殆尽。”当他创作《死魂灵》第二部时，他“已经丧失了凭空创作生活的神秘能力”。而纳博科夫也不赞成什么文学反映生活、干预生活，“文学要打动人类灵魂的最深处”。然而在俄国传统里，一个作家必须身兼道德说教者甚至僧侣的责任，如伯林所说，“说某人一方面是公民，一方面是赚钱牟利之徒，两种功能彼此十分独立，可以分持……此乃悖实之论。人不容分割”。这种传统与法国传统恰成对比，法国作家认为，自己只是个作品供应者，他们对公众只有一个义务——生产他所能的最佳作品，而不必管他私人身份如何。作为批评家的别林斯基，首先就是一个痛苦但满怀希望、努力分辨是非真伪的道德主义者。他对艺术之为艺术并不十分看重，而更看重艺术所带来的征服人心的力量。他认为在他的时代，俄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社会与道德问题，这正是作家大显身手的时刻。到了后期，他更发展成为一个人文主义者、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成为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敌人，而纯属文学的争辩也上升为道德之辩。果戈理与别林斯基之辩，自有其逻辑必然性，是注定“终有一战”。只不过，别林斯基在争辩中过度表现了他天性中激烈、粗蛮的一面，如伯林所言，他“时作突兀而不必那么粗糙的判断，对求精求细太欠宽容，对纯粹的美太过疑忌，有时候，更因道德独断失之强横，在艺术与道德上俱成盲目”。
两个人的争论过去不到一年，别林斯基就去世了，年仅三十七岁。别林斯基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自此，俄国社会进入一段更为黑暗的时期，不再有自由思想之光闪耀。别林斯基去世四年后，果戈理也走到了人生的终点。看时人的回忆文章，果戈理的死况甚惨。死前一个月，他还操心着全集出版事宜，并且笔耕不辍，每天从上午工作到下午四点钟吃午饭，然后出门散步一刻，回屋后继续写作。然而他的身体迅速恶化，终至卧床不起，却不知道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医生们也束手无策。一天夜里，果戈理叫醒了小男仆，让他从五斗橱里取出一捆用缎带捆扎的本子，用蜡烛点着，放进炉火里。小男仆一下子明白过来，那是《死魂灵》第二部的手稿，赶紧跪下来恳求他不要烧。果戈理说：“不关你的事，你还是祈祷吧。”火熄了，只烧焦了本子的四个角。他又把本子取出来，解开缎带，散开纸页，继续烧。烧尽之后，他一边划着十字走回自己房间，一边亲吻了小男仆，在睡榻上躺下来，突然大哭起来。
他为什么要烧掉自己最后的作品？纳博科夫说，一个艺术家之所以销毁自己的劳动果实，是因为最终他认识到已经完成的作品并不忠于他的天才。是这样吗？弥留之际的果戈理什么也不说，什么人也不理，甚至不再配合医生的治疗。最后快昏迷的时刻，医生们开始强行给他治疗。先是往他的鼻子上放了八只肥大的水蛭，用来吸血；然后又把他抬进温水浴缸里，脱光了衣服进行淋浴；后来又给病人放血，往头顶上放冰块，往嘴里灌蜀葵根汁……他不停地呻吟、哀求：“拿掉水蛭，从嘴上拿开……”呻吟越来越弱，直到再也没有反应。
得知果戈理去世的消息，屠格涅夫沉痛异常。“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一生中所经历的事情，没有比果戈理的逝世更使我感到震动的了。”事实上，两位大师直到1851年10月才见过第一面，也是唯一一面。互致景仰后，果戈理主动提起了关于《与友人书信选》的争论。时隔三年，他仍然不愿提及别林斯基的名字，可见这个名字给他造成的伤害之大。他极其气愤地说起了赫尔岑：“赫尔岑为什么竟在外国杂志上狂妄地侮辱我？”并说自己一贯坚守的宗教情怀和保守立场，前后并无二致。“我先前也是这样想的啊，所表达的信念同现在完全一样！何苦责备我变节和背叛呢？”但最终，果戈理也向屠格涅夫坦白：“确实，我有很多过错，我的过错在于听从了周围朋友的劝告，如果说过的话能收回的话，我就销毁《与友人书信选》。我就烧掉它。”屠格涅夫能够理解果戈理的心境，他们在艺术观念和气质秉性上有相近之处。“死亡具有净化与和解的力量，”屠格涅夫在纪念果戈理的文章里说，“诽谤与嫉妒，仇恨与争执——所有这一切都将在最普通的坟墓前缄默：它们也将在果戈理的坟墓前缄默。”
屠格涅夫的纪念文章是在果戈理死后三天写成的，先是投给《彼得堡新闻》，被新闻审查官否决，继而投给《莫斯科新闻》，莫斯科的审查官尚不知此文已在彼得堡遭禁，并未阻挠其发表。文章登出三天后，第三厅的公文也下达了，屠格涅夫于是被抓进牢里，过了一个月的铁窗生涯。为果戈理坐牢，屠格涅夫视之为荣耀。他不像别林斯基那样激烈绝对，道德至上。他将作家分为两类：一类作家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但始终处在社会的边缘，与他所属社会的集体经验若即若离；另一类则完全投入他所属社会的共同体里，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心灵状态上都与其产生有机的联系。无疑，果戈理属于前者，而别林斯基属于后者，屠格涅夫则处在一种中间状态。他温和而执中，以浑融权变之道应物处事，镇定自持而进退有据。他曾与托尔斯泰交好，但也因观念不同而闹翻，甚至差点到了要决斗的地步。但两人心里都明白，对方是大师，是文豪，因此翻脸十七年后又重新取得和解。但和解也只是表面的，屠格涅夫在托尔斯泰的精神领域中始终感到呼吸不畅。“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他的《忏悔录》，就它的真诚、直率和坚定的信念而言，这是一篇出色的杰作。可是，它的道德准则都是错误的，而且，归根结底它会把我们引入歧途，把朝气勃勃的人生看得一片漆黑。因此，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东西。”他不要道德至上，也不要宗教苦行，他要的是鲜活的人生；他不要绝对主义，不要自我牺牲，他要的是“事到临头，人人以人性使然而难以苛责”的善意与温情。他曾多次与母亲争论农奴问题，但总是败下阵来，并最终继承了斯帕斯克村的几百个农奴。晚年时，为了排遣烦闷，他曾用七百卢布从堂姐那儿买来一名年轻漂亮的女奴，教她读书、识字，并维系着一种奇特的性爱关系。
1883年9月3日，屠格涅夫病逝于巴黎，随后归葬彼得堡。他的陵墓紧邻青年时期的偶像别林斯基。临咽气前他说：“诀别的时刻到了……像世世代代俄国沙皇一样。她便是皇后中的皇后。”最后时刻，他还惦记着一生追随的女人维亚尔杜夫人。
别林斯基去世后，巴枯宁也被关进牢里，赫尔岑远遁异域，格拉诺夫斯基缄默，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尼古拉一世驾崩……俄国社会进入民粹主义与斯拉夫主义盛行的时代。这一时代的“新人”形象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他没有赫尔岑的深度、想象力，他没有巴枯宁的雄辩、恣肆、气质或推理力量，也没有别林斯基的道德天才与独特社会洞察。但是，他有不屈不移的诚正、极度的精勤奋励，以及俄国人罕见的具体细节贯注力。……他的自律，他的不厌其烦，热烈、专志、功夫细密的勤勉，他不容怀疑的诚意，他那彻底的忘私，无情的直接，他对私人生活的漠然不顾，他那让人放心亲近的道德魅力，自我牺牲的能力，创造了日后俄国革命英雄与烈士的原型意象。”（以赛亚·伯林语）
整个19世纪，从十二月党人，到“辉煌的十年”俄国知识阶层的形成，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论战，民粹主义的勃兴……俄国知识界虽然纷争不断，但俄国知识阶层始终是社会的良心，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诚如别尔嘉耶夫所言，这个共同体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阶级，迷恋于理想，甚至愿意为自己的理想去坐牢、服苦役以至赴死。“只因人数寡少，又远远孤悬于政府与群众之间，只因薄弱，只因忠于真理，只因诚挚，只因与别人极其不同，于是，他们有如置身黑暗森林中的人，油然而生某种同仇敌忾的团结感。”（以赛亚·伯林语）
1849年圣诞节前夕，免于一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戴上镣铐，押上一架无篷雪橇，踏上了遥远的流放地旅程。马儿在白色裹尸布一般无边无际的俄罗斯雪原上奔驰了半个多月后，终于来到了托博尔斯克。当牢门沉重地关上的那一刻，两个圣母般的人物降临了——十二月党人奉维津的妻子娜塔莉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和安年科夫的夫人普拉克斯菲娅·叶戈罗芙娜来看望他们了。“这些俄罗斯妇女，她们抛舍了彼得堡的上流社会，放弃了贵族的一切特权，走上了长久（也许是永远）同亲人甚至子女离别的道路，去分担苦刑犯丈夫的厄运。在这些俄罗斯妇女面前，怎能不双膝跪倒？只要俄国存在一天，只要世界存在一天，人们又怎能不永生永世向她们顶礼膜拜呢？俄国正是靠这样的女人的信仰和忠诚才有了生命，世界正是从她们的爱里获得活力的呀！在这生活的十字路口，她们仿佛是奉了上帝的旨意来到他们身旁，为的是让心灵不要在生活中迷失道路。她们获准见面，对这些不幸的人们给予鼓舞和安慰。分手的时候送了他们每人一本福音书。”（谢列兹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靠这本福音书，陀思妥耶夫斯基活了下来。
2014.1
参考书目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上海：译林出版社，2009．
［英］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上海：译林出版社，2001．
［美］纳博科夫．尼古拉·果戈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法］安德烈·莫洛亚．屠格涅夫传．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
［苏］谢列兹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俄］屠格涅夫等．回忆果戈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
只要大地上还有一个囚徒……——关于曼德尔施塔姆，一种信仰诗学
“亲爱的科尔涅依·伊凡诺维奇，我必须向你提出一个最严重的要求：你能借我一点钱吗？你知道我别无选择，而我的妻子又找不到工作……”这是曼德尔施塔姆1937年初在流放地沃罗涅日写给科·伊·丘科夫斯基的信。信中没谈别的，除了自己的窘况，就只有那句声嘶力竭而又苦苦哀求的话在纸上低回：你能借我一点钱吗？你能借我一点钱吗？……
曼德尔施塔姆一直都是个穷人：“我很早就爱上了贫穷和孤独，/我是个贫穷的艺术家。”他对金钱其实没什么概念，他只是想简单活下去，但仅仅活下去也是艰难的。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发表作品就变得困难起来，原因无非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缺乏现实意义”。他曾找到老朋友、《探照灯》主编布哈林，希望能发表点作品，布无奈地对他说：“我无法刊登您的诗。您拿些译稿来吧……”后来，曼的妻子娜杰日达曾找到当时的文学显贵谢尔巴科夫（苏军上将，1934年起任苏联作协负责人），谢问她，曼最近在写什么？“在写卡马……”娜杰日达还没说完，谢的脸上便有了笑容：“写一个游击队员？”当娜杰日达解释说写的是卡马河时，那笑容便立刻消失了。“干吗要写一条河呢？”这让他感觉诧异，也许他一直在等待曼德尔施塔姆的歌功颂德之作。
曼德尔施塔姆不是没考虑过转型，他也经历一个“价值重估”的时期。他背负着旧时代的沉重遗产，并以革命的名义努力调整自己，试图连接起“两个世纪的脊椎”，以适应“新体制”的要求。尤其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当阿克梅派作为“落后于时代”的典型被批判时，他也有些惊慌失措了。“与所有人相对，与所处时代相对，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娜杰日达）在震惊于自己“形单影只”的同时，他甚至试图切断与老朋友阿赫玛托娃的联系，以便追随集体的脚步。事实上他从来不曾做过政治上的真正的反对派，但他的气质和音调实在不符合“合唱队”（布罗茨基语）的要求，无论怎么努力，天生高贵的“嗓音”都让时代觉得刺耳；另一方面，当他试图与时代谈判时，却发现“时代对投降者的要价高得离谱”。在由激进主义逐渐走向恐怖主义的20年代，他不得不停笔数年，直到20年代后期，才重新找回了自己，在一种充满恐惧与重压的孤立状态中，勇敢地承担起一个独立诗人的使命。这副重担被他背负到生命的终点，即便是在苦难深重的流放途中，他也没有卸下来过。1937年，曼曾被迫在沃罗涅日做过一场关于阿克梅主义的报告，“以供批判”。在谈到阿赫玛托娃与古米廖夫时，他坦然相承：“我与生者和死者都保持着联系。”
起初，曼德尔施塔姆还能做些翻译工作，勉强糊口。到流放地后，他连翻译的工作也不能做了。在失去所有的生存门径后，他开始四处求情，得到的答复无一例外的都是“请示上级”，然后心照不宣地石沉大海。哈耶克说：“在专制社会，不是不劳者不得食，而是不服从者不得食。”体制内多的是顺从的谋食者，一旦被体制视为异己，谋生的艰难立刻显现。在当时，个体生存的所有渠道差不多都被体制收回了，每条路都被堵得死死的。有一段时间，个人还可以在自家的院子里养头母牛过活。在走投无路时，曼德尔施塔姆也曾想养头母牛，但转念一想，母牛需要吃干草，而草料需上级批准，只好作罢；也可以偷偷地帮别人做衣服或打字谋生，但要冒极大的风险；最后一条道就是乞讨了，就像曼给朋友们四处写“乞讨信”一般。如果连乞讨也不能奏效，唯一能做的事情就只有“在克里姆林宫的城墙下哭泣”（阿赫玛托娃《安魂曲》）。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二战前的十几年，是俄国历史上最为黑暗和恐怖的时期。阿赫玛托娃就是在这一时期“被夺走了一切生活”，并因而获得了“哀泣的缪斯”的称谓。这也是曼德尔施塔姆苦难深重的十几年、“精神加速度”的十几年——被体制踢出来，遭遇跟踪、审查和流放，最终丧命于远东的劳改营转运站。历数曼所遭遇的苦难似无必要，我们所能够想象到的一切——恐惧、栖遑、无奈、绝望、屈辱……凡此种种，加诸他身上都不为过。布罗茨基认为，曼德尔施塔姆不被体制接受的原因是他“精神自治的程度”太高，“我并不认为若俄国选择了一条不同的历史道路，他的命运便会有什么不同。他的世界是高度自治的，难以被兼并”。主要体现在他“语言上的优越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心理上的优越感”，这使他与主流和大众逐渐拉开了距离。曼也的确是骄傲的，他曾在《第四篇散文》中说：“在俄国，只有我一人借助声音工作，而周围全都是些涂鸦。”曼的骄傲足以使他招来一切打击，而在专制国家，“精神上的优越总要在肉体的层次上遭到抵抗”——其结果便是，“其声音愈清晰，便愈显得不和谐，没有合唱队喜欢这声音，美学上的孤立需要肉体的容积。当一个人创建了自己的世界，也便成了一个异体，将对抗袭向他的各种法则：万有引力、压迫、抵制和消灭”（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
曼继承的是阿克梅派的诗学遗产，这其中不仅有整个俄国19世纪的诗学积淀，更有“对世界文化的眷念”（曼德尔施塔姆语）。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学趣味迥异于时代，他对当时流行的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甚至未来主义等等诗歌流派不屑一顾。“对一个诗人是真理的东西，对所有诗人都是真理，组建什么样的流派都毫无意义，发明自己的诗学也毫无意义。”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真理”是什么呢？他感兴趣的是“词语”，而非“时代”、“政治”、“现实”等等主题。诗歌是“以不死的词语那燃烧的盐”组成的，是“将一个现象提升到它的十次幂”，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现实主题。是“词语”本身，而非转化为“意象”，“意象”依然是现象级的，“词语”才是本质的，是一种“内在的意象”，它意味着敞开，揭示着存在，而存在才是诗人最大的骄傲。因此他才会说“写点无意象的诗吧”，“爱事物的存在更甚于爱事物本身，爱你自己的存在更甚于爱你自己”（曼德尔施塔姆《阿克梅之晨》），“谁能像牧师高举圣餐那样把词语高高举向时间，谁就会成为第二个约书亚”（曼德尔施塔姆《词与文化》）。他也不认为“文学在进步”。“根本不存在当代诗歌比过去诗歌‘高水平’这回事，”他说，“文学中的进步论代表着学术愚昧的最粗鄙、最可恶的形式。文学形式在改变，一套形式让位给另一套。然而，每次改变、每次获得，都伴随着丧失。”（曼德尔施塔姆《词的本质》）比如，现在再也写不出杰尔查文或莱蒙托夫那种风格的颂诗了，因此，诗歌的进程更像是一种不间断的、不可逆转的失去，“失去的秘密多得像创新”。如汉斯·昆对当代艺术的质疑，“仿佛一切都得一再痉挛般地从零开始，仿佛每次改造都是一次伟大的更新”。这也让我联想到我们的“先锋崇拜”，似乎凡是先锋的就是对的、好的。先锋不是一拥而上，先锋是小道，是少数人的寂寞事业。更为关键的，不要为先锋提前戴上桂冠，先锋面临的最大可能其实是失败，先锋为我们积累了尸体和经验。
据娜杰日达回忆，在20世纪30年代，曼已不再关注20世纪的诗歌，他曾跟妻子娜杰日达说：“你知道吗，如果有过一个黄金世纪，那就是19世纪。”他的书架上存放的只有安年斯基、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和俄国19世纪的诗歌，以及一大批拉丁语诗人，如奥维德、贺拉斯、提布卢斯、卡图卢斯……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博闻强识的阅读者，而是一个口味刁钻的、一根筋的、刺猬式的阅读者。“完全没必要拥有很多书，一生只读一本书的读者才是最优秀的读者。”他曾对娜杰日达说。那本书是什么？是《圣经》吗？曼德尔施塔姆说：“也许。”当然，也可以是但丁的《神曲》。他总是随身带着《神曲》，即便是去劳改营的路上。他可以背诵《神曲》里的不少片段。这样一位趣味卓越的诗人，与时代的冲突几乎难以避免。“个人的美学经验愈丰富，他的趣味愈坚定，他的道德选择就愈准确，他也就愈自由——尽管有可能他愈不幸。”（布罗茨基《诺奖受奖演说》）趣味这东西最难骗人，政权只需嗅一下味道，便知道是不是“自己人”。作协的领导法捷耶夫有一次对娜杰日达说：“要知道，帕斯捷尔纳克也是外人，可是他离我们毕竟稍近一些，还可以和他共事……帕斯捷尔纳克让我们感觉更轻松一些，他那里有大自然。”法捷耶夫无论如何算是个行家里手，他知道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中有与革命文艺相通融的东西，至少不会产生冲突。而曼德尔施塔姆则完全没有这些。他的诗里有希腊，有但丁，有俄国19世纪的黄金时代，就是没有普罗大众的革命文艺。
曼德尔施塔姆与“大众”、“时代”的偏离不仅仅缘于他的艺术趣味，更因为他孤绝的艺术信念——他对可作为交谈者的“时代”的听众，尤其是“同辈中的朋友”充满了恐惧和不信任。他不认为诗歌有什么具体的交谈对象，取悦于时代的读者，对未来做出某种预言或在道德上作出训诫，那是文学家干的事情。文学家离不开具体的交谈者，文学家的书桌前永远坐满了听众，而诗人只与潜在的交谈者相关，他不必知道那个人是谁，也不必发出任何道德训诫，他所怀抱的仅仅是“一种想用自己的语言让人吃惊、想用那预言的新颖与意外让人倾倒的愿望”。因此，诗人“没有必要高于自己的时代，优于自己的社会”。比如他所喜欢的那个弗朗索瓦·维庸，“就远远低于15世纪文化的中等道德的精神水准”。诗人更应该关心的是“距离”，因为讨好时代的大众无异于与邻居的泛泛而谈，简直就是“无休止地、令人厌恶地在自己的心灵上钻孔”。真正的诗歌永远是朝向一个未来的、未知的接受者，“自信的诗人不可以怀疑这样的接受者的存在”（曼德尔施塔姆《论交谈者》）。曼在本质上是一个孤独的天才，他不善于处理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细节，不会与平庸的邻居打成一片，对人际关系和日常世界束手无策，因他过于关注本质性问题。在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传统中，“民粹主义”一直颇有市场。如别尔嘉耶夫所言，很多卓越的俄罗斯人都“没有源于高山的激情”，面对黑暗、广阔如大海般的人群，他们害怕孤独，害怕被抛弃，会天然地投入这个集体的旋涡之中去寻找温暖和认同感。在这一点上，连“深不可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未能幸免，这也是他在本质上不同于欧洲天才尼采的地方。曼德尔施塔姆无疑是沿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铺设的那条复杂的、精细的形而上学之路走过来的，但他却没有陀氏的民粹梦想。要知道，曼在写作《论交谈者》一文时才二十二岁，也就是在他写作刚起步的时候，就确立了自己孤绝万仞的写作路向，这一路向注定充满了孤独与艰辛。
我冻得直哆嗦——
我想缄口无言！
但黄金在天空舞蹈，
命令我歌唱。
（荀红军译）
这首诗写于1912年，曼刚刚二十一岁。他几乎甫一开口，就显示了自己独特的嗓音——尖利的、高亢的、美声的，或如布罗茨基所说的，“有些像金丝雀的颤音”。他的歌唱完全旁若无人，因为是一种天上的声音在“命令”他歌唱。天上有什么？有黄金在舞蹈！这黄金是他的希腊，是基督教的上帝。曼早期的诗作大多是指向这两个具有黄金质地的主题的——一个在远方，一个在高处。因此，接下来他才会说：“去痛苦吧，惊惶的歌手，/去爱吧，去回忆，去哭泣。”面对无限的高处与远方，一个诗人所能做的就只有这些了。唯有痛苦，才是一个天才的必修课；唯有爱，才可能得救赎。但作为一个“惊惶的歌手”，曼德尔施塔姆依然是幸福的，因为他尚有一个希腊可供哭泣，他尚有一个上帝可供吁求。
你的形象令人痛苦且模糊不清
你的形象令人痛苦且模糊不清，
我无法在雾中辨认。
“上帝”——我失口说道，
我自己本来不想说。
上帝的名字像一只大鸟
从我胸中飞出。
浓雾在前面翻滚，
空鸟笼子在后面。
（荀红军译）
当一个抒情诗人拥有了自己的吁求对象，他的脆弱也是坚强的，他的哭泣也是幸福的。因为那至高无上者可以拯救你的灵，可以赦免你的罪，可以抚慰你的苦难，收留你的泪水。如果没有一个希腊，我们的回忆至多是苦涩的。而如果没有这样一位至高无上者，想想看，你所有的呼喊都将是人间最绝望的呼号，无以蒙恩，无以抚慰，你的呼喊又有什么意义？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位上帝的形象——即便因一时的浓雾而让人难以辨清，但“空鸟笼”意味着那只大鸟的永恒存在——曼的诗歌便具有了承纳一切苦难的基础。
苦难，几乎就是俄罗斯人的精神底色。别尔嘉耶夫在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说，俄罗斯人的灵魂深处有一种陶醉于死亡的启示录般的悲剧境界，“它很少珍视什么，很少持久地眷恋于什么”，它不像欧洲人那样与文化和宗教产生稳固的联系，并受制于传统和习俗。俄罗斯人的灵魂“向所有的远方敞开，它很容易挣脱一切根基，在自发力量的风暴中飞驰而去，到达无限的远方。它迷恋在俄罗斯大地无边的旷野上流浪。形式的缺失，约束的无力，使得俄罗斯人没有真正的自我保存的本能，他轻易地就毁灭自我，燃烧自我，消失在旷野”（别尔嘉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这段话用来评述曼德尔施塔姆也大致不差。曼就是一位高贵的、多血质的、时刻处于精神亢奋中的毫无遮掩的抒情诗人，他的心灵是无盔甲的，吁求是赤裸裸的，当然才华也是赤裸裸的。这种“高速度的，暴露精神，有时甚至暴露秘密”的诗，使曼时常陷入一种自杀式的、完全无法自保的危险境地。“像那只鸟一样，他成了他的祖国慷慨地向他投掷各种石块的目标。”（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如果说在20纪30年代之前，曼德尔施塔姆尚可沉醉于对古希腊的回忆之中，尚可向模糊的上帝吁求，进入沃罗涅日时期后，他的声调则一下子变了。紧张，急促，惊悸，随时会尖叫，而赤裸裸的恐怖也成为唯一的主题。
放开我，交出我，沃罗涅日：
你将丢掉我，或者错过我，
你将失去我，或者归还我，
沃罗涅日是胡闹，沃罗涅日是乌鸦，是匕首……
（《放开我，交出我，沃罗涅日》，汪剑钊译）
这是曼德尔施塔姆刚进入沃罗涅日时写的一首诗，急促，错乱，任性，不像是呼救，更像是一种赤裸裸的自毁般的叫嚣。像是从希腊众神中走过来的一位尊贵客人，沃罗涅日，我命令你，“放开我，交出我”！因为，“沃罗涅日是胡闹，沃罗涅日是乌鸦，是匕首……”但有谁听？在这里，只有“一片鸭绒似的白雪茫茫”，只有“冷酷的阉人四处分发毒药”，只有一个苦难的旷野可供面对。“哦，这是一个多么滞缓、气短的旷野！”在这种极端的苦难中，在这种嘴唇的嚅动都可能被剥夺的时刻，诗人何为？陷入沉默和虚无是简单的，但那不是伟大的天才所为。“你们夺去了我的海我的飞跃和天空”，但“你们无法夺去我双唇间的咕哝”。曼德尔施塔姆写道，“只要大地上还有一个囚徒”，诗人就不会停下手中的笔，就不会停止“嘴唇的嚅动”。
像是阴柔的银子在燃烧
与氧化物和合金斗争，
——这银制品的安静，犁铧的
铁尖，诗人的声音。
（王家新译）
王家新从英文转译的这首小诗，与汪剑钊译自俄语的版本差别极大，如后面两句，汪译为“而安静的劳动给铁制的犁铧/和歌手的嗓音镀上一层白银”，两相比较，几乎就是毫不相干的两首诗。也许汪译更接近原诗的节奏，而王译在经过英语的梳理后，逻辑上更可解。我们永远无法期待能呈现一个完美的汉语的曼德尔施塔姆，曼只能是属于俄语的。但俄语里的曼德尔施塔姆却可以通过一种变形记的方式，给当代汉语诗歌以启迪。比如对苦难的书写，不是叫嚣，更非沉默，而是“像是阴柔的银子在燃烧”，这种斗争既有“银制品的安静”，也有“犁铧的铁尖”，这才是真正的“诗人的声音”。曼德尔施塔姆对苦难的书写之所以没有走调，没有陷入非诗的、直白的怨艾中，一方面缘于上文所说的“个人趣味”的保障，趣味一旦形成，向下的路径就被堵死了；另一方面，他在个人风格上有一种对苦难的压缩和加速装置，这也和他对“词语”本身的强调有关。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他都不会仅仅停留在苦难的现象上，而是通过诗句的“压缩”或“加速”，将苦难转变到“存在”和“本质”的高度。他很少写具体的现实苦难，但他的每一行诗句都包含着浓缩的苦难，是苦难的“十次幂”。如：“让密谋者们在雪中穿梭如羊群/让易碎的雪冠嘎吱作响/冬天对某些人是难闻的烟和夜宿处的苦艾/对另一些人是胜利的伤口的粗暴的盐。”（黄灿然译）曼德尔施塔姆对诗行的推进更多的是依靠“声音”和“节奏”，而非一个个意象。“是内在的意象赋予诗以生命。”曼说。那“内在的意象”是什么？是“鸣响”的声音：“没有一个字出现，但诗已经发出鸣响。鸣响的是内在的意象，触摸到它的是诗人的听觉。”（曼德尔施塔姆《词与文化》）曼也是在这一意义上肯定他的大师但丁的。“但丁是一位诗歌乐器的大师；他不是意象的制造商，他是变形和混合的战略家。”（曼德尔施塔姆《关于但丁的谈话》）在这首诗里，“密谋者”、“某些人”、“另一些人”是现象的而非具体的；“雪冠”、“易碎”、“苦艾”、“粗暴的盐”并非具体的意象，而是安插在诗句中的一个个“变形”或“混合”的加速装置，将诗句推进到一种“精神加速度”的效果。他也偶有具体的、有所指的讽喻之作，但基本上都是浓缩的、抽去了具体背景的，如下面这首小诗：
曾经，我的国家跟我说话，
溺爱我，轻轻训斥我，不读我；
但当我长大，成为目击者，
它立即注意我，立即像一块镜片
使我着火，用海军部大楼的闪光。
（黄灿然译）
短短五行小诗，浓缩了曼德尔施塔姆与国家的全部争吵。“曾经，我的国家跟我说话”，的确有那么一个时期，国家以为他尚可改造，甚至“溺爱”过他，但极为短暂，继而就开始“轻轻训斥”。在被国家“轻轻训斥”的时候，曼德尔施塔姆也曾试图做出改变，但没有成功，于是陷入长长的沉默。训斥不成，国家开始“不读我”。不读，也就是放置一边，以便于遗忘。很多体制异端的消失，并非在肉体上被取消，而是“被遗忘”。不让他发表作品，不出版他的书，不让他的话传播出去，一两代人之间，对他的记忆可能就消失不见了。布罗茨基在他的诺奖演说中曾说：“……在这些罪过中，最深重的不是对作者的迫害，不是书刊检查组织等等，不是书籍的葬身火堆，有着更为深重的罪过——这就是鄙视书，不读书。由于这一罪过，一个人将终生受到惩罚；如果这一罪过是由整个民族犯下的话，这一民族就要受到自己历史的惩罚。”俄罗斯对它的诗人的遗忘方式，也曾被我们效仿。在国家开始有意将他“遗忘”的时候，曼德尔施塔姆也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不寒而栗的“萧条”，谈到俄国19世纪的诗人时，他曾有感而发：“这些由各式各样的黏土做成的诗人多么不同凡响！他们全都是俄国诗人，不仅仅是昨天或今天的，而是永远的。这样的诗人是上帝赋予我们的。一个民族无法选择他的诗人，正如一个孩子无法选择他的父母。一个无法给其诗人荣誉的民族就只配……不，它什么也不配！”（曼德尔施塔姆《萧条》）这不仅仅是诗人的骄傲，而是诗歌本身的确具有这种力量，配得上这个光荣。诗集无法出版尚可忍受，因为还可以抄在笔记本上，还可以存放在记忆深处。如果写出的诗歌没有一个读者，就仿佛无人对饮的独醉、无人共舞的欢场，其寂寞凄凉最难消受。“我跟在他们后面叹息，/对着某一个结冰的木筐叫嚷：/我只要一个读者！一个谋士！一个医生！/站在交谈多刺的楼梯上！”（汪剑钊译）在沃罗涅日时期，曼德尔施塔姆已经完全被体制冰冻了，不仅没有一个读者，甚至都没有敢和他面对面讲话的人，整个社会陷入“耳语”时代。有时在半夜写完一首诗，他会跑去隔壁的印刷厂，为自己的新作寻找听众。上夜班的排字工人们很高兴见到他，年轻人已习惯于用《文学报》上的口吻来评判他，而年长的工人们则会让那些年轻人闭嘴。“在困难时期，年老的工人们默默听完曼的诗，然后与曼东拉西扯地聊上几分钟，他们中的一位则趁机跑去商店，最后，他们会把一袋食物交到曼手上。他们工资很低，他们的生活大约原本就捉襟见肘，可是他们却认为‘不能眼见一位同志遭难……在这种时候……’”（娜杰日达《回忆录》）每每读到曼夫人这段不动声色的回忆，总让我情绪难以自抑。一个迫害与流放它的诗人的国度是丑陋的，而在这丑陋之中，总还存在着最基本的善，纵然很微弱、很隐秘，但已足够让在难中的诗人喘口气。娜杰日达说，诗歌在俄罗斯一直扮演着一种特殊的角色：“诗歌唤醒人们，塑造他们的意识。知识分子阶层的生成，如今就伴随着对诗歌的空前热爱。这就是我们价值体系的黄金储备。”曼亦深知诗歌的力量所在，诗人有时是脆弱的，但诗歌却是顽强的、倔强的，就像彼得堡的石缝里钻出来的青草，有时还具有某种权力——虽然这权力可能就来自诗歌本身的后坐力，从而将诗人误伤。曼德尔施塔姆就是因写了一首讽刺“克里姆林宫的山民”斯大林的诗而惨遭流放。这简直就是曼为自己选择的死亡方式——他利用了那些独裁者们对诗歌“过分的、近乎迷信的爱好”。他时常说：“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只有在我们这里才有人爱诗，爱到因为诗而杀人。要知道，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因为诗而杀人的……”诗歌的这种“权力”太让人苦涩了，它可以强大到让政权害怕，也可以反弹回来取消诗人自身。“但当我长大，成为目击者，/它立即注意我，立即像一块镜片/使我着火，用海军部大楼的闪光。”这说的就是诗歌的这种反弹力。海军部大楼，曾是苏联秘密警察的总部所在地。
曼德尔施塔姆在谈到他一生的导师但丁时说：“但丁是一个穷人，但丁是一个内在的平民知识分子，是一个罗马古老家族的后代。谦恭有礼绝不是他的特点，倒是有点恰恰相反。谁如果没注意到在整部《神曲》中但丁不懂得如何待人处世，不懂得如何行动，不懂得说话，不懂得鞠躬，那他就真的有眼无珠了。……内心的焦虑、痛苦、烦人的笨拙一直陪伴着这个缺乏自信的男人的每一个脚步……而他实际上的同代人薄伽丘，却在同一个社会制度里如鱼得水，浸溺其中，嬉戏其中。”（曼德尔施塔姆《关于但丁的谈话》）曼的这段话多少有点夫子自况。他就是那样一个在体制里完全混不下去的人，一方面在精神上是那样精英、高傲，另一方面在性格上又是那样笨拙、焦虑、纯真。“我对世界还有一丁点儿惊奇，/惊奇于孩子和冰雪，/笑容绝不做作，恰似道路/也不像仆人那样顺从。”（汪剑钊译）即便在流放地的苦难中，在求生无门的惶恐中，曼的内心依然是纯净的，向善的。“眼前咯吱作响的冰雪，纯洁如新鲜的面包。”幸运的是，在苦难的人生中，但丁有他的贝雅特丽齐，曼德尔施塔姆有他的娜杰日达（俄语“希望”的意思），正是这些“永恒的女性”，引领他们上升。
人世凄凉。一切是空虚和平庸。
唯有女人和花朵给我们安慰。
可是，你把两种奇迹合而为一：
你是女人！你是玫瑰！
（汪剑钊译）
太深情了！这首小诗写于20世纪20年代，是曼发自肺腑的赞语，而娜杰日达，这位伟大的女性，像十二月党人的女人们那样，完全当得起这赞誉。她不仅在肉体上保护了曼，尽量延长了他的生命，更在精神上支持了他，提升了他。如果没有娜杰日达，很难说还会有一个真实的曼德尔施塔姆，至少是不完整的。正是她，这位诗人的遗孀，“在地球六分之一的表面上东躲西藏，紧握着一只翻炒他诗歌的长柄锅，在深夜背诵下这些歌，以防它们被手持搜查证的复仇女神抄走”（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
在苦难中直接书写苦难，或在专制的国度里主动承担起一个诗人的良知，在很多诗人看来会有一种滑向“非诗”的危险。在这些人眼里，似乎只有“纯诗”才是安全的。这就把“诗”看得太小了，无非是针尖上的那点真理而已。把边界缩小，无疑是最为安全的。但诗的边界很大，如果诗的胃口不够大，诗人的消化能力不够强，诗歌也许早已成为艺术化石了。汉语古典诗歌曾承担起“巫”、“史”与“宗教”的功能，西方诗歌也曾与宗教密不可分，浪漫主义诗人们曾希望以艺术替代宗教，甚至到19世纪时，诗人在思想和信仰领域依然具有一定的引领作用。“雨果在法国，惠特曼在美国都是人们的典范。这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前卫形象，即他们走在前面，这个形象与人们的觉醒、进步、解放以及能力的复苏密切相关。”（阿兰·巴丢《世纪》）但自文艺复兴以来，一个总的趋势是，艺术越来越强调其自身独立的合法性，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也使艺术自律获得了某种哲学解释的根基。诗人成了“失落的思想的残余物”，仅仅保留了“有限的行为”，那就是——语言的守门人。康德有一个悖论式说法：无目的之合目的性才是美。也就是说，艺术本身不具有目的和用处，它不关涉利害，不具有用性，它“拥有一些它自身中就得以表明的东西”（汉斯·昆《艺术与意义问题》）。但目的与意义是两回事，“无目的”并非“无意义”，艺术的自律与艺术向各种可能性的敞开之间并非完全对立的，而是处于一种辩证的张力关系中。试图用一首诗去推翻一个政权自是走火入魔之举，但在一个充满危机与苦难的情境中，如果“作为精致的地震仪”的诗人竟毫无反应，那也过于奇怪了。“艺术有社会的牵缠，每一件艺术品实际上都是对社会、公共关系的作为与回应。”作为宗教学家的汉斯·昆，面对意义不断丧失的当代艺术，依然强调以意义来对抗虚无，以“基本的信赖”对抗“基本的不信赖”。“归根到底，艺术品被创造出来的目的就在于发生、朗现。”他说，“艺术是游戏，但不只是游戏。”应当将艺术的意义问题放在一个总体的语境中来观察，“所谓总体语境，我指的是：艺术与生命的意义”，而不是从纯艺术的或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出发。
曼德尔施塔姆的例子告诉我们，伟大的诗歌不仅仅是“语言的守门人”，它可以承受一切苦难。即便最痛苦的嚎叫，也不会让人觉得刺耳，也没有打破艺术的自律。诗人唯一要记取的，是尼采的警告：当我们看深渊太久，深渊也会深情地回望我们。不要被你强大的对手扼住喉咙，不要被苦难的深渊吞噬掉。有苦难就会有恶，但恶是无法避免的，具有自我意志的人的精神深处，总有一个善与恶的交锋之所，那是上帝与魔鬼相遇的地方。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言，恶是自由的孩子，恶是人具有内在深度的标志，它和善一样，是与个性、自由和人的自我意志相连的。恶并不可怕，因为与恶相连的还有罪与罚，“在人性的最深处，罚注定等待着人”。由恶所带来的苦难同样不可怕，在基督信仰中，苦难正是一条赎罪之路，人在苦难之中焚烧罪恶，净化和提升自己，“这符合人最高的尊严，符合他上帝的儿子的身份，只有通过苦难人才可以上升”，因此说“苦难也是深度的标志”（别尔嘉耶夫）。无论如何，恶是“自由人的命运”，如果无视恶，不承认人身上善与恶的分裂，就是一种伪善，会将人引向“圣贤”、“神人”、“超人”的歧途，最终导致专制、虚无和毁灭，导致一种更大的恶。这一切的关键是，人需走在通往上帝的路上，走在“神人”的路上，走在真理的路上，由恶所带来的痛苦才会把人引向赎罪。上帝存在，是因为恶存在，恶是上帝存在的证明，如果世界是绝对的善，就不需要一个上帝。如果上帝消隐了，善与恶的最终审判者消失了，一切都是允许的了，那人就不具有绝对意义了，因为没有人对恶负责了。
曼德尔施塔姆
你不曾死去。你仍是独自一人，
只要讨饭的女友和你在一起，
平原的伟大，迷雾、寒冷
和暴风雪都会让你感到愉悦。
豪奢的贫穷，强大的匮乏，
你安详、平静地生活——
那些日日夜夜无比美好，
而悦耳的劳动多么纯洁。
作为他影子的人多么不幸，
被犬吠惊吓，被风扭曲，
半死不活的人多么可怜，
他向影子去乞求施舍。
（《你不曾死去》，汪剑钊译）
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这首小诗里的“你”是谁。从前两节看，我将“你”读作诗人的第二人称。诗人抽身出来旁观自己的命运，迷雾、寒冷、暴风雪，甚至贫穷和匮乏都没有将“你”击溃，“你”依然是愉悦、美好和纯洁的，因为有“讨饭的女友”和“你”在一起，“你”依然日日夜夜从事着那“悦耳的劳动”——写作。这尘世的一切美好已足以应付一切灾难，给人以希望。这是曼德尔施塔姆的伟大之处，他没有被灾难击倒，没有被深渊吸附。在这方面，他是伟大的前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门徒。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深入“罪与罚”的人类精神的最底层，并“引领我们穿越黑暗”。别尔嘉耶夫曾说，陀氏的伟大就在这里：“他的最后一个词语不是黑暗。他的创作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完全不是阴郁的、没有出路的悲观主义，在他那里，黑暗本身携带着光明，基督之光将战胜世界，照亮所有的黑暗。”（别尔嘉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陀思妥耶夫斯基战胜黑暗最终依靠的是“基督之光”，事实上曼德尔施塔姆亦是如此。第三节的“他”是谁？是第二人称的变调？还是另有所指？而“影子”又是谁的影子？王家新的译本将第三节译作：
而那个活在阴影中的人很不幸，
被狗吠惊吓，被大风收割。
这死揪住一块破布的人多可怜，
他在向影子乞求。
（王家新译）
这里面只有一个“他”，在逻辑上似乎更可解，“他”就是“你”的变调。而“影子”只能是上帝的影子，就是那个“你的形象令人痛苦且模糊不清”的上帝，而不可能是别的。曼德尔施塔姆也曾希望得到“尘世的影子”的怜悯，从沃罗涅日回来后，居无定所、一无所有的曼夫妇，曾四处找人借钱度日，但大部分人都拒绝了他们。走投无路时，曼甚至想到了帕乌斯托夫斯基，写《金蔷薇》的那位老人。虽然他们不认识，但他想试试。“他会给的。”他对娜杰日达说。但最终她没有借成。“那你们为什么没来呢？”帕乌斯托夫斯基后来有一次问娜杰日达。“没来得及，因为曼被捕了。”在文学圈里，还流传着曼借钱不还的传言。娜杰日达非常愤怒：“曼在莽撞的青年时代的确有可能欠债不还，而在斯大林时期发生的一切，则不能叫做‘借钱’，那是赤裸裸的乞讨，是国家使他陷入乞讨的境地……”
在众神隐遁、“上帝死了”而尘世间又苦难遍地、道路以目的时代，曼德尔施塔姆依然紧紧抓住了上帝的衣角。除此之外，他别无可求。一个当代诗人还需要“上帝”的救赎吗？也许无神论者无法理解“上帝”在信仰者心中的位置，当你遇到巨大的困境时，你会发现你没有一个求告的对象，无告的人生才是最大的悲剧。如果没有上帝，就无法解决善与恶的问题，无法解决生与死的问题。而如果没有永生，没有“不死”，人就不值得活。诗歌最终必然会触及这些终极问题。但不是说要重新回到一种宗教诗学，回到一种田园牧歌般的宗教情调里去，而是，在面对深渊般的苦难，面对挤迫我们的荒诞、虚无和无意义时，诗人必须对世界（世俗的和属灵的世界）抱持一种基本的信赖，建立一种敞开的、具有内在超越性的、面向人类幸福图景的信仰诗学。这不仅仅挽救了人，也挽救了诗：诗与宗教纠缠了千年，诚如汉斯·昆所言：“诗与宗教是同一的，这也是寄希望于一个新的未来的主题——在一个能够产生诗的时代里，伟大的神学和伟大的美学在诗中以示范性的方式重新结合在一起。”（《诗与宗教》）曼德尔施塔姆以他黄金般的诗歌质地，为我们树立了这一典范。
仿佛一块石头从天外陨落，
一行诗，身世不明，被贬黜到此地。
无所哀求，这造物也不可改变。
它只能是这个样子。无人可以评判。
（《仿佛一块石头从天外陨落》，王家新译）
1940年初，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接到一份通知，让她去邮局领取一个退回的包裹。“收件人已经死亡。”邮局里的姑娘对她说。何时死的，死在了哪里，一切都成了谜。那一天，报纸上刊登了一份长长的作家名单，首届斯大林奖金开始颁发。作家们聚在法捷耶夫的家里为国家的恩赐而干杯。听到死亡的消息，法捷耶夫当时还洒下了几滴醉醺醺的眼泪。“我们毁了怎样一个诗人啊！”他说。“我只是不明白，他们中间有谁能真正地意识到什么叫毁了一个人。”娜杰日达回忆起来依然悲愤难平，“要知道，他们大多属于重估价值体系、为‘新生活’而奋斗的一代人。正是他们为那个强大个性、那个专制者铺平了道路，使他得以独断专行……”然而多少年过去了，那些风光一时的成功者早已被人遗忘，那大地上的苦难囚徒、神秘的失踪者，却像一块天外陨石，重新陨落人间。诗歌的伟大就在于，“合唱队”可以取消一个诗人的声音，但那天才的声音终会被一些隐秘的耳朵和心灵铭记下来；政权可以取消一个诗人的肉体，但那一行行看似孱弱无力的诗句，终会“像一块石头从天外陨落”。一行诗，可以身世不明，可以被贬黜被流放，但它坚硬倔强，无所哀求，不可改变。“它只能是这个样子。无人可以评判。”只有上帝可以评判，只有时间可以裁决。一块诗歌的陨石，终将超越多少闪光一时的玻璃。
2014.9
参考书目
曼杰什坦姆诗全集．汪剑钊，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王家新译诗选．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
［俄］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刘文飞，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俄］尼·别尔嘉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耿海英，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美］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刘文飞，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曼德尔施塔姆随笔选．黄灿然，等，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
［德］汉斯·昆，伯尔，等．神学与当代文艺思想．徐菲，刁承俊，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长着马脸的阿拉伯人——帕斯捷尔纳克的怕和爱
1939年夏天，女作家莉季娅去佩列捷尔金诺作家村，探听自己丈夫的消息。她的丈夫布隆什泰因，列宁格勒大学的物理学教授，早在1938年2月就被秘密杀害了。但莉季娅并不知情，因为她被通知说，她的丈夫被判“十年徒刑且不准通信”。她还以为他尚在人世，于是像那些一夜之间突然失去了丈夫、儿子的女人一样，徒劳地扑向一个个窗口、监狱、衙门、流放地，四处打探亲人的消息。
车子驶进作家村，突然迷了路。莉季娅在一处别墅的篱笆后面发现一个人——此人光着上身，皮肤被晒成了棕色，正顶着炎炎烈日在一块干燥的荒坡上除草。莉季娅停下来问路，那人好奇地打量着她，详细地告诉她该怎么走，随后又大声问：“您是莉季娅·丘科夫斯卡娅吧？”“是的。”莉季娅表示了感谢，转身离去。车子驶过公路，她才恍然大悟：“他就是帕斯捷尔纳克！原生态的、天生的尤物！”
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佩列捷尔金诺，曾是伟大的斯拉夫派尤里·萨马林的庄园的一部分，被改造后分配给受组织认可的作家们。帕斯捷尔纳克一直渴望得到一处用于安心写作的住所，他得到了。旁边住的是他的邻居法捷耶夫。在此之前，他一直住在作家协会分配给他的一套位于特维尔街心花园7号的两居室公寓里。作为被党接受的“同路人”，帕斯捷尔纳克曾一度被布哈林树立为文艺界的标兵。但随着1929年布哈林的失势，帕斯捷尔纳克也被马雅可夫斯基取代。1931年写完《第二次诞生》后，帕斯捷尔纳克开始陷入长长的沉默。“《第二次诞生》结束了抒情诗的第一阶段。显然，道路未能走得更远……长期和痛苦的间歇来到了，他确实未能写下一行诗。我是目击者。我早就耳闻他惊惶地呼喊：‘我这是怎么了？’”阿赫玛托娃回忆说。直到1944年，他才写出了后来被他视为羞耻之作的《在早班火车上》。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创作都堪称活跃。早期的《生活——我的姐妹》，让他作为一个“白银时代”的抒情诗人的遗产被新时代顺利接收。完成于1925—1930年间的几部叙事长诗（《1905年》、《施米特中尉》、《斯佩克托尔斯基》），使他与新时代迅速接轨，无论是创作风格还是主题，都呈现出无害化特征。《第二次诞生》（1930—1931）是他试图回归早期风格的一种尝试，能从中读出他自由的心性和舒畅的呼吸。但随着30年代“大恐怖”之幕的开启，帕斯捷尔纳克突然不知道该如何写作了。“空气中好像有点什么。”用阿赫玛托娃的话说，但到底是什么，谁也说不清。肯定不仅仅是因为恐怖，因为恐怖的空气早已存在。
沉默与失声也出现在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身上，只不过，他们的沉默期出现得都比帕斯捷尔纳克早。曼德尔施塔姆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停止了写诗，直到30年代在流放地沃罗涅日才重新爆发。阿赫玛托娃一直是时断时续的，从未曾连贯过，似乎一点风吹草动就能将她打断。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娜杰日达曾在其回忆录中分析过这种“不约而同的中断”现象，虽然与各自的命运、偶然的际遇有关，但仍有一个共通的原因存在，那就是，他们每个人都不得不重新确立自己在新世界中的位置。如果无法确立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一个诗人也就失去了发声的根基。三人中，曼德尔施塔姆的自我确立过程进行得最为激烈：“与时代的关系成为他生活和诗歌的主要推动力，而就其性格而言，奥·曼却难以捋顺这些关系，他反而会使一切矛盾激化，让每个问题变得十分尖锐。”（娜杰日达语）曼德尔施塔姆是一个敏感、尖锐、多血质、毫无遮掩的抒情诗人，他的眼里只有诗歌，而且是唯一的诗歌，除此之外，他一概无视。而阿赫玛托娃不仅继承了阿克梅派的沉重遗产，还有她与新时代格格不入、诡奇多变的个人生活，这让她始终处于一种风雨飘摇的生存状态中。娜杰日达说，象征派诗人伊万诺夫的圈子和高尔基的圈子都对阿克梅派抱有敌意，“阿克梅派的某些特质在两大文学阵营均激起了愤恨”。阿克梅派诞生于旧帝国的首都彼得堡，纯粹，高傲（“阿克梅”源出于希腊文，即“最高级”、“顶峰”之意），充满了世界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哲学，“是对世界文化的眷念”（曼德尔施塔姆语），对传统的象征派手法充满鄙夷。因此，后来他遭到列夫派和象征派的遗老遗少们的集体围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曼德尔施塔姆曾经说过，布尔什维克只关心象征派手把手交给他们的那些人。这其中就包括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属于新帝国的首都莫斯科，与彼得堡若即若离。在艺术品味上，他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忠实拥趸和斯克里亚宾的崇拜者，诗歌则继承了丘特切夫以前的诗歌传统，以及里尔克和勃洛克的象征主义。他对阿克梅派若即若离。虽然阿克梅派的女人们爱着他，但他除了赞赏过茨维塔耶娃的天才之外，未曾赞赏过其他人。阿赫玛托娃甚至怀疑帕斯捷尔纳克在1940年以前是否读过自己的诗作。
娜杰日达认为，帕斯捷尔纳克和曼德尔施塔姆在某些方面简直就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比如，帕斯捷尔纳克渴望稳定的生活，舒适的住宅，“一张可供思想者伏案写作的书桌”。而曼德尔施塔姆则是一位精神上的浪游者，大地上的游牧者，“甚至连莫斯科住宅的四壁也难以圈住他”。有一次，曼德尔施塔姆在莫斯科富尔曼诺夫胡同终于得到了一处住宅，帕斯捷尔纳克去看望他们，临告别时说：“瞧，如今房子也有了，可以写诗了。”曼德尔施塔姆听后非常生气：“你听到他说什么了吗？”他不认为外在的这些因素可以妨碍一个诗人的写作，他也不需要书桌，他从来都是边走动边打腹稿，然后再坐下来用打字机记录。“即便在全民皆遭奴役的年代，曼德尔施塔姆也未必会出面捍卫作家拥有一张书桌的特殊权利。”娜杰日达说。他甚至诅咒自己的这套房子，他认为这样的“奖赏”不应该属于他，而应该属于那些听话的、为此而争破了头的歌功颂德者。而帕斯捷尔纳克则是一位典型的“别墅客”，“一个家庭型的、独特的、莫斯科的现象”（娜杰日达语），为了得到这些，他不得不靠近文学界，以便借道文学界而走向文学；曼德尔施塔姆从来都与文学界无关，他也不关心这个。早在1927年，娜杰日达就曾对帕斯捷尔纳克说过：“您要小心，他们要收养您……”而“文学界”对待两人的态度当然也是迥异的，他们对待帕斯捷尔纳克要宽容得多，甚至做好了稍稍妥协的准备。“要知道，帕斯捷尔纳克也是外人，”作协的领导法捷耶夫有一次对娜杰日达说，“可是他离我们毕竟稍近一些，还可以和他共事……帕斯捷尔纳克让我们感觉更轻松一些，他那里有大自然。”法捷耶夫无论如何算是个行家里手，他知道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中有与革命文艺相通融的东西，至少不会产生冲突，如诗里的大自然元素、戏剧性的日常场景等。而曼德尔施塔姆则完全没有这些。他的诗里有希腊，有但丁，有俄国19世纪（他曾跟妻子娜杰日达说：“你知道吗，如果有过一个黄金世纪，那就是19世纪。”），就是没有普罗大众的革命文艺。他与新政权的关系就像打在阿·托尔斯泰脸上的那记耳光，赤裸裸的冲突，他没有属于自己的“安全保护证”。1928年，在回答一份“苏联作家与十月”的调查问卷时，曼德尔施塔姆说，“我感到受惠于这场革命，但我把才能献给它，只是它至今还不需要”，“作家应成为一个怎样的作家这个问题，我是完全不懂的：回答这个问题无异于发明一个作家，即是说，替他写他的作品”。帕斯捷尔纳克对新政权则抱有希望，他的内心始终有个神秘莫测的叶夫格拉夫（《日瓦戈医生》里那位神秘、善良、身居高位、随时提供“庇护”的弟弟形象）。“帕斯捷尔纳克心知肚明，在30年代初的当权者中谁握有此等权利。”娜杰日达说，“这种寄希望于国家及其奇迹的心理与曼德尔施塔姆格格不入。他很早便清楚地意识到这个新型国家将给人们带来什么，他并不指望国家的庇护。”
无论如何，帕斯捷尔纳克有一点是始终未变的，那就是他对待朋友们的态度。无论是大恐怖时期还是相对轻松的时期，该挺身而出的时刻，帕斯捷尔纳克基本上都站出来了。当然，你不能要求一个天性谨慎的人在任何时刻都是英勇无比的，丝毫没有胆怯过，那不真实。1934年4月的一个凌晨，秘密警察闯进了曼德尔施塔姆的家，把他带走了。原因可能是曼德尔施塔姆打了当时的红人阿·托尔斯泰一耳光，也可能是因为他写了一首讽刺斯大林的诗。理由当然可以随便找，因为很容易找到适用《刑法》第五十八条的口袋罪名——“反革命活动罪”。阿赫玛托娃当时正住在曼德尔施塔姆家，她是个离不开朋友的人，一凑够路费就跑到莫斯科去。在30年代，阿赫玛托娃与曼德尔施塔姆的友情非常热乎，在莫斯科她一般都住在曼家的小厨房里。但这非关爱情，曼说阿娃是一个营造“友谊而不是爱情”的天才。曼德尔施塔姆被捕后，娜杰日达找到了布哈林，布哈林问她：因为什么被捕？不会就因为一记耳光吧？“他没写过什么过火的东西吧？”娜杰日达撒了个谎，说没有。布哈林似乎也没什么办法。他那时已岌岌可危，不测的命运正等待着他。阿赫玛托娃找到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也开始为曼德尔施塔姆的事情奔走。他重新找到了布哈林，布哈林为此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附带说了一句：帕斯捷尔纳克为此专门找过他。随后的某一天，帕斯捷尔纳克接到了一个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关于这通电话，流传着多个版本，但亲历者只有一个，那就是帕斯捷尔纳克。1945年，以赛亚·伯林曾到佩列捷尔金诺拜访帕斯捷尔纳克，下面是他凭记忆复述的帕斯捷尔纳克对他讲述的经过：
根据他的描述，他和妻儿在莫斯科的公寓，电话响时没有旁人，一个声音告诉他说是克里姆林宫来电，斯大林同志想同他谈谈。他认为这是一个无聊的恶作剧，就把听筒放下了。电话再次响起，里面的声音多少使他相信这电话是真的。斯大林就问他，是否正在同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通话。帕斯捷尔纳克说正是。斯大林问，当曼德尔施塔姆朗诵一首关于他斯大林的政治讽刺诗时，他是否在场。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他认为他在场与否根本不重要，但很高兴斯大林能和他通话，说他知道这迟早会发生，说他们必须面谈，谈具有无比重要性的事。斯大林又问曼德尔施塔姆是否是个天才。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他们是风格迥异的诗人，他尊重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但并不觉得亲近，然而，不管怎么样，这无关紧要。
……不管怎么样，斯大林再一次问他，当曼德尔施塔姆朗读那首讽刺诗时他是否在场。帕斯捷尔纳克再一次回答，最重要的是他必须和斯大林见面，越快越好，一切都决定于此，他们必须谈谈终极问题，关于生和死。“如果我是曼德尔施塔姆的朋友，我应该懂得如何更好地为他辩护。”斯大林说，然后就挂了电话。帕斯捷尔纳克试着打回去，但不奇怪，未能接通。这件事很明显一直折磨着他。至少在另外两个场合他又对我重复了这个故事。他也告诉其他的来访者，但很明显用了不同的方式。
娜杰日达听到的版本与此稍有出入，但大体差不多。她并没有觉得帕斯捷尔纳克因胆怯或没有直接承认曼德尔施塔姆是个天才或大师而失去了一次拯救他的机会。是个天才又能如何？一个连自己的战友和朋友都能心平气和地一个个送进坟墓的人，会对一个诗人网开一面吗？哲学家阿兰·巴丢则将斯大林的这种做派解读为“一种从领导上对艺术家的专制式疼爱的戏剧化后果”（阿兰·巴丢《世纪》）。曼德尔施塔姆也没有丝毫埋怨帕斯捷尔纳克的意思。“干吗要难为帕斯捷尔纳克呢？我自己能有法子，他与这件事毫不相干。”曼德尔施塔姆说，“他说得完全正确，问题不在于大师不大师……”他们只是觉得帕斯捷尔纳克将打电话的事情传遍莫斯科“有些好笑而已”，表明帕斯捷尔纳克有“某种自恋情结和自我中心主义”。撰写回忆录时，娜杰日达对此早已释怀：“如果一个旁人介入奔走，这便不是常规而是例外，这位旁人将为此付出应有的代价。奥·曼的案子当然更不值得介入，因为他竟敢在诗中冒犯那位威严之极的人物。因此，我非常珍重帕斯捷尔纳克在1934年不怕被牵连的举动，他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一起来我们家，询问他该去找什么人……”
1935年，阿赫玛托娃的丈夫普宁和儿子列夫·古米廖夫同时被捕入狱，帕斯捷尔纳克再次为朋友站了出来。1935年11月1日，他异常大胆地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有一次您责备我对同志的命运漠不关心。除阿赫玛托娃的生命对我们和我们的文化的价值之外，她对于我还弥足珍贵，作为个人我了解她的方方面面，打我的文学机缘一开始，我就是她正派、艰难和毫无怨言的生活的见证人。”帕斯捷尔纳克在信中说，“我请求您，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帮助阿赫玛托娃，释放她的丈夫和儿子，阿赫玛托娃对于我而言是他们的诚实的有力的证据。”帕斯捷尔纳克的这封求情信最终起了作用，斯大林在信上批示：“雅戈达同志：把普宁和古米廖夫从拘禁中释放，并通报执行。”
类似的事情还有过几次。1937年，有人拿着一份《苏联作家赞同判处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等军界人物的请愿书》，让帕斯捷尔纳克在上面签字，帕拒绝了。当时的作协领导斯塔夫斯基专程跑到作家村，对帕斯捷尔纳克大发雷霆，还百般威胁。帕说，如果你不能心平气和地和我讲话，我没有必要听你的训斥，我可以回家。随后，他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是一个在深受托尔斯泰信念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人……您可以支配我的生命，但我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决定其他人的生死问题。”然后他就在家里静静地等着被捕，很奇怪，没人来逮捕他。娜杰日达说，生活在专政恐怖之中的人们，时时都会体会到个人的孤立无援，并继而劝慰自己：“我的声音难道能制止枪杀吗？……这不取决于我……谁会听我的话呢？”当我们中间的优秀人物也对赤手空拳冲向歌利亚的大卫无动于衷时，真正的悲剧就发生了。“我们全都在息事宁人，我们沉默不语，希望被杀害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邻居。我们甚至不知道在我们中间谁是凶手，不知道有谁能仅凭沉默而获救。”1946年8月，阿赫玛托娃遭到了日丹诺夫的恶毒谩骂，“阿赫玛托娃……不完全是修女，不完全是荡妇，更确切地说，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与修女”，继而被开除出作协。帕斯捷尔纳克是作协会员，但他拒绝出席批判阿赫玛托娃的会议，即便被开除出作协，他仍然冒险去探望阿赫玛托娃，并给正处于困境中的阿娃送去1000卢布。因此，无论帕斯捷尔纳克曾经做过什么不堪的选择，无论他们之间有过多少过节（比如帕斯捷尔纳克在其《安全保护证》一书中，仅仅在一些段落里赞扬过阿娃诗作的朴素和现实感，却用大量篇幅去叙述茨维塔耶娃的天才），无论她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女人们如何不满，她对帕斯捷尔纳克的爱一直没有改变过，并一直承认他是个天才。1960年，在帕斯捷尔纳克生命的最后岁月，阿娃不顾自己疾病缠身，赶去佩列捷尔金诺去探望他。5月30日，当得知帕斯捷尔纳克的死讯后，平素难得流泪的阿娃，那一刻难过得泪流满面。
1937年夏天，流放沃罗涅日的曼德尔施塔姆被允许短暂回到莫斯科。居无定所的曼德尔施塔姆夫妇四处借居，寄人篱下，滋味并不好受。“在莫斯科，只有一户人家的门是向那些被逐者敞开的。……只有在什克洛夫斯基家里，我们才觉得自己活得像人。这家人知道该如何对待在劫难逃的人。厨房里会讨论一些问题，如在哪里过夜，怎样去听音乐会，到哪里弄钱等等。”他们也曾到过帕斯捷尔纳克位于佩列捷尔金诺的别墅，帕斯捷尔纳克把他们迎到楼上，下去做妻子的工作。上来时满面愁容，他的妻子不愿意见他们。他不好意思地把他们送到车站，在月台上谈了很久，放过了一趟又一趟列车。无论如何，他是个好人，哪怕不够勇敢。娜杰日达后来再没去过帕斯捷尔纳克的家，但帕斯捷尔纳克有时会顺道看望一下娜杰日达。“他是唯一一位在获悉奥·曼的死讯后赶来看我的人。”娜杰日达回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