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初登政坛 敢作敢为
一 不畏权势，忠于职守
灵帝熹平三年（174），二十岁的曹操被地方推举为孝廉。孝、廉原是汉代选举官吏的两种科目，孝指孝子，廉指廉洁之士，后来合称孝廉。有了孝廉的资格，就可以做官了。
开始时曹操被任命为郎（帝王侍从官的总称），接着由尚书右丞、京兆尹（相当于郡太守）司马防（司马懿父亲）推荐，出任洛阳北部尉，正式走上仕途。
洛阳是东汉的首都，属于大的县城，负责查禁盗贼维持治安的尉（相当于县尉）不止一人，分部管理。洛阳北部尉负责洛阳北部地区的治安工作，可以说是京城北区的警备队长。由于洛阳是在皇帝脚下，权贵又多，管好治安是件重要工作，当然也是很不容易做好的工作。
当时京城地区的治安情况很不好，经常有惊变的事情发生，为了保证皇帝和高层统治者们的安宁，当时政府规定了京城地区严格的治安条例。曹操上任后，为了把治安工作搞好，忠于职守，将自己管辖的四道城门修缮完好，并制作了若干五色大棒，挂在城门的两边。然后申明禁令，凡是违反治安条例的，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豪绅权贵，一律用五色棒打死。这样一来还真的起作用了，在一段时间内治安情况良好，无人敢于违犯。
过了几个月之后，一件棘手的事情发生了。宦官蹇硕的叔父，仗着他侄儿的权势，根本没把这芝麻大的官曹操放在眼里。一天他违禁夜行，曹操手下的人把他拿住交给曹操处理。曹操喝问说：“你是何人？为什么违犯禁令夜间出行？”回答说：“我姓蹇，宫中的蹇硕是我的侄子。”曹操听后，气得火冒三丈，又喝道：“夜间出行，违犯禁令，当受重罚，你知道不？”回答说：“我有急事才出来。禁令是为了防止变乱，像我这样的人，哪能有作乱之理？你不应当处罚我。”曹操说：“我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违犯了禁令就要制裁，徇私枉法的事我是不能干的。”接着便把他押到城门处，当着群众的面，宣布了他的罪行。然后毫不留情地用五色棒把他活活打死。这一来，起了杀一儆百的作用，此后，洛阳城的治安情况比以前好多了。
这件事轰动了洛阳城的大街小巷，老百姓都称赞曹操不畏权势、坚决执法的行动。当然也触动了汉灵帝身边那些被宠信的宦官，蹇硕对曹操就恨之入骨。但由于曹操是按照治安条例办事，舆论又多是赞扬曹操的。蹇硕欲伤害曹操可又抓不着把柄，只好怂恿有关部门把曹操升为顿丘县令，使其离开京城。
曹操对自己初登仕途所取得的这一成功，一直不能忘怀。后来在他当了魏王之后，还特地把推荐他做洛阳北部尉的司马防（字建公）请到邺城来，设宴款待。在畅饮抒怀时，开玩笑地说：“建公老先生，您看我还可以去做尉吗？”司马防巧妙地回答说：“当时我推举大王时，大王正适合做尉啊！”曹操听了哈哈大笑。
熹平六年（177），曹操离开京城洛阳，去顿丘做县令。这次做县令的时间不长，却也有些作为。后来曹操带兵南征孙权，临行前勉励他儿子曹植说：“我过去任顿丘令时，年龄才二十三岁。回想当时的所作所为，无悔于今天。”这说明曹操在顿丘令任职期间，时间虽不长，对自己的表现与作为还是很满意的。
曹操出任顿丘令不久，就被朝廷召回任为议郎。议郎的职务是顾问应对，可参与时政的议论。议郎属于闲职官，没有具体工作，没有实权。次年，即光和元年（178），他因事受牵连被免去官职。
原来这一年，汉灵帝听信宦官的诬陷，废掉了宋皇后，宋皇后的父亲宋酆及其几个兄弟被杀死。曹操的堂妹夫宋奇（
强侯），因是宋皇后的同宗也被杀。宦官们捕风捉影，把曹操也牵连上了，因此将其免官。
曹操被免官后，不愿在洛阳闲居，便回到家乡谯县居住，还娶了歌伎卞氏为妻（后来为曹操王后）。
光和三年（180）六月，灵帝诏令公卿推荐通晓《尚书》、《毛诗》、《左传春秋》和《穀梁春秋》的士人，任为议郎，曹操因“能明古学”，又被征召，拜为议郎。
议郎虽然是个闲职，但曹操不甘寂寞，想为朝廷多提些建议，使政治清明。他首先想起灵帝初年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被宦官杀害的事件，想为窦武、陈蕃申冤鸣不平。
窦武字游平，扶风平陵人。是窦融的玄孙，父亲窦奉是定襄太守。延熹八年（165），长女被选送入宫，桓帝以其为贵人，窦武被任为郎中。同年冬，贵人立为皇后，窦武迁为越骑校尉，封槐里侯，次年冬天，转为城门校尉。窦武爱惜人才，借职务之便征召不少名士为官。他为官清正，疾恶如仇，不受贿赂，妻子衣食仅保持充足而已。所得赏赐全部用来接济太学诸生，还经常把粮食施舍给贫民。其侄儿窦绍为虎贲中郎将，奢侈无度，窦武多次劝戒不改，他便上书要求免除其官职，窦绍才改变态度。第一次“党锢”之祸，李膺、杜密等被宦官逮捕下狱。窦武上书桓帝，要求惩治宦官，信任忠良，明辨邪正，释放“党人”。结果，李膺、杜密等获得释放。
桓帝死后，窦武迎立刘宏为帝有功，被任命为大将军。
陈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人。桓帝时任太守、尚书令、大鸿胪、光禄勋。在光禄勋任上时，与五官中郎将黄琬，共典选举之事，公正无私，不偏袒权富，为势家所诬陷，被免官。后被徵为尚书仆射，转大中大夫，迁为太尉。他刚正不阿，不畏权势。李膺等“党人”被下狱后，他上书为之申辩，言辞激切。桓帝大怒，将其免官。桓帝死后，窦太后临朝，陈蕃重新得到重用，为太傅。
窦武、陈蕃不满宦官集团的胡作非为，想剪除宦官，结果失败被杀，并被加上“反叛”的罪名。窦武、陈蕃的作为，深得硬直派官僚士大夫的肯定和支持。
曹操经过详细调查了解后，认为窦武、陈蕃等死得冤枉，应该重新讨个说法，以求得公正，有利于改善政治。于是他不顾个人安危，上书皇帝请求为窦武、陈蕃平反。上书中有这样的话：
窦武等人正直为公，却被无故陷害。奸邪之人充满朝廷，善人的进身之路被阻塞了。
从这短短几句话中，可以看出，曹操不仅是把矛头指向害人的官僚，翻历史的案，而且还针砭现实，对灵帝隐约地加以指责。对曹操的建议，昏庸的灵帝，自然不会采纳。
曹操等了好久，也不见朝廷的回音，他不禁感叹地说：“这样下去，国家再也没有希望了。”
光和五年（182）正月，灵帝装模作样，诏令公卿检举害民的地方官，予以罢免。大尉许
、司空张济接受贿赂，按宦官旨意，对那些民愤很大的宦官亲属、宾客，不予查处。反而将有政绩的一些官吏制裁了。这些被冤枉的官吏，纷纷向朝廷申诉，司徒陈耽也上书灵帝说明情况，结果陈耽被宦官诬陷，反被灵帝罢了官（后死于狱中）。
曹操对许、张济的作为，非常不满。就在这一年的二月，发生大瘟疫，四月发生大旱，五月太后住的永乐宫发生大火，以致出现了不少政治谣言。灵帝相信天人感应之说，因“灾异”下诏征询政事得失。曹操便乘机在陈耽之后上书，谴责公卿举奏不实，专门回避贵戚及宦官子弟。他们用不符合事实的话，蒙蔽“圣听”，丝毫起不到改变时弊的作用。灵帝由于灾祸仍频，似乎有所“感悟”，不得不重视此事，将曹操的奏章发给三府（三公府衙）责备许、张济失职，许还在稍后的十月被罢官。由于这次曹操抓住了时机，才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以上这些曹操反对宦官胡作非为的做法，表明他同硬直派官僚站的立场是一致的。一个出身于宦官家庭的青年，能够走反宦官集团的政治道路，颇博得人们的称赞。
此后，朝政越来越黑暗混乱，豪猾不法之徒越来越猖狂。曹操知道用上书的办法是改变不了现状的，汉帝国就像一座快要倒的大厦“不可匡正”了。
二 国相任上的雷厉风行
中平元年（184）二月，曹操三十岁时，酝酿已久的黄巾大起义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使东汉帝国的统治陷入严重危机之中。
黄巾起义是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的起义。首领是巨鹿（今河北平乡县南）人张角。张角兄弟三人（老二张宝、老三张梁）用太平道的宗教组织形式，传道治病，联络群众，组织群众，进行了十多年的秘密准备工作。太平道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8个州，信徒多到几十万人。
张角提出了16个字：“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作为内部的斗争口号和暗号。“苍天”是指汉朝，“黄天”是指太平道。“甲子”是指甲子年（中平元年），在这一年同时举行起义，推翻汉朝，那就“天下大吉”了。
这次起义原计划在三月初五，各地同时进行，由于叛徒告密，不得不提前到二月进行。起义者头上都裹着黄巾为标记，被称为“黄巾军”。
黄巾大起义形势图
黄巾起义之后，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他们焚烧官府，释放囚犯，镇压贪官污吏，没收财产，开仓放粮，给统治者以沉重打击。
黄巾军的主力集中在冀州的巨鹿、豫州的颍川和荆州的南阳，形成对首都谘阳的严重威胁。
为了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全力对付起义军，汉灵帝宣布赦免禁锢的“党人”，然后调兵遣将，在临近京城的紧要关口设置都尉，加紧防犯，集中兵力分两路去镇压。一路由北中郎将卢植前往黄河以北的冀州，一路由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
前往河南的颍川。剩下的南阳地区，一时派不出兵马，只好等待他们把颍川黄巾军镇压下去之后，再移兵过去。
出乎统治者的预料，颍川地区的黄巾军，在波才的领导下，打败了朱，还把皇甫嵩包围在长社（今河南长葛东），而南阳的黄巾军在张曼成的率领下，打下了郡治宛城，杀掉了太守褚贡。
汉灵帝得知消息后，非常紧张，他想起了精明能干的曹操，任命其为骑都尉，率领一支人马前去支援皇甫嵩、朱儁。
当曹操领兵到达长社时，正值皇甫嵩用计烧敌营，曹操全力配合率众猛冲，很快打败了波才军。然后曹操与皇甫嵩、朱儁集中兵力乘胜追击，斩杀黄巾军数万人。波才领余众逃走。然后，朱儁奉诏移兵南阳。最后镇压了荆州的起义军。
与此同时，卢植在冀州镇压张角军，开始时很顺利，但被监军的宦官诬告，被灵帝派东中郎将董卓代替。董卓进攻张角不利，灵帝又派皇甫嵩去镇压张角军。在起义军与政府军进行殊死搏斗时，不幸张角病死。张梁、张宝也先后阵亡，冀州的起义军最后陷于失败。
黄巾军主力失败后，其它各地的起义军，特别是青州、徐州的黄巾军以及在冀州的黑山军，仍然继续坚持斗争。
在朱儁、皇甫嵩分别镇压荆州、冀州起义军时，曹操没有去协同作战。因他镇压颍川起义有功，被升迁为济南（今山东济南市东）国相。
曹操就任济南相，在官阶上迈了一大步。这时曹操的祖父曹腾已死，万贯家财已归曹嵩所有，作为曹嵩惟一合法继承人的曹操，对于富有的家财并无兴趣，他踌躇满志地赴济南上任了。
两汉时期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同时把一部分郡县封给王侯，称为王国、侯国。东汉时王国封区相当于一个郡，被分封的王，只能享有封区的赋税收入，没有行政治民权。国相是中央政府派到王国管理政事的官吏，职位与郡太守相同。曹操由县一级的官升到郡一级的官，这样就使他大有用武之地。他决心运用手中掌握的实权，按照自己的理想，大干一番，将这一地区治理好。
济南国管辖的县有10多个。曹操上任后，了解这些县的令、长（大县称县令，小县称县长），大多数是上依附权贵宦官，下勾结地方豪强，贪赃枉法，鱼肉乡里的能手。而前几任国相，明知这些地方官为非作歹，也不敢加以干涉和处置。曹操经过详细调查了解情况后，就上书朝廷，一举将县令、长罢免了8个。这样一来，大小官吏无不震恐，一些犯法有恶行的人，为了逃避制裁，还逃入外郡躲起来。于是济南地区的社会治安大为好转。
另外，在青州地区，地主、商人、官僚们立祠庙祭祀祖先的风气很盛，他们以此标榜祖宗的“功德”，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西汉初年，齐悼惠王之子、朱虚侯刘章，因诛除诸吕（吕后势力）有功，在文帝二年（前178）被封为城阳王，死后，后人为他立祠奉祀。青州诸郡转相效仿，修祠庙祭祖，成了风气。祠庙修建得越来越多，笃信鬼神的事越来越盛，济南地区更为厉害，当曹操上任时，祠庙竟达到六百多处。
祭祀功臣，怀念祖先，本来是件好事，按照国家典章规定建的祠庙，按照礼制的内容进行祭祀活动，这是被允许的。但济南的这些祠庙多数并不是按典章建立的，属于“淫祠”（滥设的祠庙）。更不是按照礼制的规定进行祭祀，而是大搞奸邪鬼神之事，这属于“淫祀”。更有甚者，一些有钱的商人地主，大搞排场，他们坐着只有大官才能坐的车子，穿着只有大官才能穿的衣服，并有艺人唱唱跳跳，吹吹打打，以标榜祖宗的所谓“功德”，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特别是商人地主和地方官吏竟然把这些祠堂当做迎神赛会、诈骗钱财的场所。他们在建立祠庙进行祭祀的活动中，大搞摊派，使老百姓叫苦不迭。至于老百姓因迷信出于自愿或被迫到祠庙进香、上供，这更是经常性的负担。这样，“淫祀”（不合礼制的祭祀）之风，刮得越来越厉害，老百姓也就变得越来越穷苦。而历来的国相，也不敢去禁绝这种滥设祠庙和滥搞祭祀的活动。
曹操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就大刀阔斧地将这些“淫祠”全部摧毁，并严禁官民不准再搞“淫祀”活动。禁令一出，震动很大。此后，再也没有人敢提“奸邪鬼神”之事了。在此基础上，继曹操之后为济南相的人，都推行这一政策，致使“淫祀”之事不再出现。
罢贪官、毁淫祠，这是曹操上任国相二年中烧的两把火。正当曹操雷厉风行要烧第三把火时，中平四年（187），朝廷调任他为东郡太守的命令下来了。
三 以退为进的策略
曹操接到东郡太守任命后，考虑这次调动虽然不是降级，但与自己在济南的所作所为触及了权贵势力有关。他深感在“权臣专朝，贵戚横恣”的情况下，要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整顿吏治，使政治得以清明，社会得以安定，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如果自己照样继续干下去，很可能遭受打击报复，甚至会给家庭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如果去迎合权贵们的意愿，与他们同流合污，这又违背了自己的志向。
为了避开权臣贵戚对自己刚露出的锋芒，为了等待时机再显身手，曹操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由，上书辞退了东郡太守官职，回到故乡谯县去了。
曹操这一大胆反常的举动，使朝中人士大为不解，一个三十三岁的青年，风华正茂，仕途也算顺利，正是大展雄才之时，竟居然辞官不做，实在是不可思议了。其实，曹操的这一举动，是思前想后，经过深思熟虑的。
曹操回到家乡后，没居住在少年时候居住的地方，而是在谯县城东50里的僻静处，盖了一座幽雅的书屋，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射猎健身，文武并进，积蓄力量，以图再展。
曹操想过一段不问政治的清静生活。他不问政治并不是不关心政治，他随时都在关心政局的发展变化。他想要过清静生活，但生活却不让他清静。他在家乡生活了才一年的时间，就有人来干扰他了。
原来，冀州刺史王芬联合策士许攸、陈蕃的儿子陈逸、道教法师襄楷、沛国人周旌等，密谋政变，打算趁汉灵帝北巡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旧宅之机，用武力挟持灵帝，诛除宦官，为陈蕃等人报仇。然后，废掉灵帝，另立合肥侯为帝。他们决定拉曹操入伙。因为曹操有正义感，有号召力。所以派人给曹操送来了密信。
曹操读罢密信后，心情很不平静，他仔细考虑之后，觉得此事不妥，给王芬等人回信明确表示：
废立帝王的事，是天下最不吉祥的。古时候的人有权衡成败、计算轻重而这样做的，那就是伊尹、霍光了。伊尹怀着对国家最大的忠诚，依据辅宰的权势在众官之上，所以他要进要退，要废要立，能够想到做到。到了霍光，他受遗诏委托辅政的重任，凭借有声望重臣的地位，内靠太后秉政的威势，外靠众大臣的同心协力，事情成功如同摧枯拉朽那样容易。现在各位只看到事情的容易，却没有看到今天事情的困难。各位估量一下，合肥侯的显贵比吴王刘濞、楚王刘戊如何？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出如此不寻常的事情，想希望必定成功，不是很危险的吗？
曹操的看法是正确的。从当时主客观条件上来说，王芬等人确实不具备像当年商朝掌权者伊尹放逐太甲、西汉大将军霍光废立昌邑王刘贺的情势，想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
王芬等人是由地方发动的政变，无法一开始便控制朝政，就是一时取得成功，也容易受到中央集合力量的围剿，像西汉景帝时的吴、楚七国之乱那样大的规模最后都失败了。王芬等人以一个冀州之地，想搞成这样一件大事，当然是属于轻举妄动的冒险行为。
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然如同曹操所料，王芬没有取得成功，落了个举家自杀的结局。
在对待王芬政变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上，曹操对灵帝没有采取“愚忠”的态度，去告发他们。王芬等人敢于去拉曹操入伙，也是对他的心态有所了解。曹操不是不想改善朝政，如果通过废立皇帝能有利于国家，取得积极效果，这也是他所希望的。但是，没有一定把握的冒险盲动，是他所不取的。
其实，在第二次党锢之祸和黄巾大起义之后，一些正直忧国的官僚和士人，对宦官专权非常不满，对汉灵帝已经失去了希望。想搞政变的不只是王芬一伙。
当皇甫嵩大破黄巾起义军之后，信都令阎忠劝皇甫嵩说：“天道无亲疏，老百姓跟着有能力的人走，智者应当把握机会发展，不应当受制于昏君。将军应当顺应时势，举兵推翻这个摇摇欲坠的汉朝，登上皇帝宝座。如今宦官专权，无恶不作，向一个像朽木的王朝效忠，在昏君手下做事，是很难保持长久的。将军功高盖世，一定要受到谗臣的忌恶，如果不早日设法采取行动，后悔就来不及了。”
皇甫嵩听罢阎忠的话，有些害怕，连忙摇头说：“您的这一建议，是叛逆不忠，会闯出大祸来的。为人臣的应该守其臣节。即或我受到谗臣陷害，最多不过被罢官返乡，仍然可以保持忠臣之名。您的这一反常之论，绝不敢信从。”
皇甫嵩虽然拒绝了阎忠的建议，但并没有将此事告发朝廷。
曹操和皇甫嵩一起镇压过黄巾起义，又都对朝政不满，曹操很可能知道这件事。皇甫嵩对阎忠的事不告发，曹操对王芬的事自然也没有必要告发了。后来，阎忠参加了凉州韩遂等人的武装叛乱，忧愤死去。
韩遂是西北地区军阀，中平二年（185），拥兵与边章等反叛朝廷。攻打右扶风郡，朝廷派车骑将军张温、破虏将军董卓往讨。在美阳县（今陕西武功西北），打败韩遂、边章军，韩遂、边章败走榆中县（今甘肃兰州东），汉荡寇将军周慎率军往讨，被打败。中平四年（187），韩遂杀边章和北宫伯玉，拥兵十余万，进围陇西郡，陇西太宗李伯如投靠韩遂，将前来讨伐的凉州刺史耿鄙杀死。耿鄙手下的将领马腾也举兵反叛，与韩遂联合，进攻汉阳郡，声势浩大。以长安为中心的三辅地区（即京兆尹、右扶风、左冯翊）受到严重威胁。一时间天下骚动，朝廷震恐。
与此同时，在北方幽州，原中山国相张纯与原泰山郡太守张举及乌桓族大人丘力居等联盟起兵，反叛朝廷，杀死护乌桓校尉公綦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等，众至十余万，屯兵肥如（今河北迁安东）。张举称天子，张纯称弥天将军、安定王，然后移书各州郡，宣称张举应当代汉为帝，命令汉天子退位、公卿大臣奉迎。
面对地方叛乱和黄巾军余众的不断起事，东汉的最高统治者，采取了两项加强统治的措施。一是改州刺史为州牧，一是建立西园新军。
原来，秦汉的地方政府实行的是郡县制。汉武帝开始设置十三州，以州刺史负责所属郡县的监察工作，州刺史无治民权和兵权，州也不是地方一级的行政机构。中平五年（188）三月，太常（掌管宗庙礼仪）刘焉以“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轻”，建议把重要地方的州刺史改为州牧，给予领兵治民之权。选派皇帝宗亲重臣以居其任，朝廷接受了这一建议，以刘焉为益州牧，以太仆（掌管舆服车马）黄琬为豫州牧，以宗正（掌管皇族之事）刘虞为幽州牧。这样，在中央与地方郡县之间，便多了州一级的行政机构。州牧权力的加大，助长了以后官僚地主武装的割据和混战。
紧接着，在这年八月，灵帝为了加强守护京师、保卫皇室的力量，组建一支新军，在西园成立了统帅部，设置八校尉统领。西园新军可以说是禁卫军团，以备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动乱局面。灵帝选中了宦官蹇硕，武官袁绍，也选中了曹操。曹操被任命为八校尉之一典军校尉之职。其他的几个校尉是上军校尉蹇硕，中军校尉袁绍，下军校尉鲍鸿，助军左校尉赵融，助军右校尉冯方，左校尉夏牟，右校尉淳于琼。
曹操自己说他原来有个理想是：为列侯当将军。进西园新军当将领，是他实现这一志向的极好机会，典军校尉这一任命，对曹操的诱惑力太大了。他不得不结束“隐居”生活，怀着激动的心情，进京上任了。
曹操能打入皇室核心武装，并任要职，连大宦官蹇硕也要同他共事。这说明他在仕途上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在一定意义上是他以退为进策略的成功。这种成功主要是由于他本人才能突出，在政治舞台上已经树立了好的形象，博得了好的名声。当然也和他祖父、父亲的作用和影响有关。
曹操重登政治舞台，开始了新的征程。但政局多变，前途多艰，尽管如此，他总是以强者的姿态去迎接困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