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梅娘“满洲国”时期的文学创作

张　泉

梅娘是近代中国北方日本占领区代表作家之一。

她出生于已经割让给沙皇俄国的海参崴，成长和起步于“满洲国”都城新京，侨居日本新闻报业中心大阪，活跃于汪精卫伪政权统治下的华北政务委员会直辖市北京及沦陷区文坛，返回国共内战正酣的东北家乡，寓居光复后从日本殖民地回归中国版图的台北市北投，又从台湾返回上海，半年后移居已和平解放的北平，投身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文化建设领域，在经历了新中国政治运动带来的七灾八难以及新时期游历世界各地之后，依旧坚守在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的老宿舍楼里……再加上父亲从一个山东少年一跃成为东北富贾的闯关东神话，日据时期执掌华北作协的丈夫柳龙光又在战后国共博弈中扮演秘密角色——随着1949年1月27日驶往基隆的上海太平轮中途失事而留下不解迷局，仅存的女儿历经跌宕起伏之后远嫁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最早投资北京房地产的北美人——从祖国的“花儿朵朵”转身为洋商贵妇，一双孙女落户美国高科技聚集地硅谷和世界宜居城市之冠加拿大温哥华——“新时期”的新移民……梅娘的人生历程和社会关联，融涵了和折射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以来的演化史。

限定在文学的范畴之内，从1936年《小姐集》问世，到不久前病逝，梅娘的文学创作生涯延绵七十八载，大体上分为隔断清晰的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6年至1945年。主要作品如本书《梅娘小传》所示。

第二阶段，从1951年至1957年8月。作品以散文、小说及中外文学名著连环画文字脚本为主，单行本有通俗故事《尉迟恭单鞭夺槊》《吴用智取华州》等。

第三阶段，1958年秋至1960年冬。梅娘因“右派”问题被关押在京郊劳改农场，后进入由劳改人员组成的翻译小组，避开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主要承担日文翻译以及其他语种译文的文字润色工作。

第四阶段，1979年6月至1986年。梅娘被改正错划“右派”后，开始发表随笔和短小的译文。

第五阶段，1987年以后，恢复使用梅娘笔名，新作以散文随笔、翻译为主，出版有《梅娘小说散文集》等12本书。

梅娘的代表作均为沦陷时期的作品，是一位被纳入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满洲国”、华北沦陷区作家。

本书主要选收梅娘伪满时期的作品，包括她在旅日期间创作和发表的作品，以及到北京后在“满洲国”发表的作品。

处女作《小姐集》收文20篇，表现了一个女学生内心的爱与憎。歌颂母亲、母爱，为女人的不幸命运鸣不平，是梅娘经久不衰的主题。在梅娘看来，“世界不是女人的”（《邂逅》）。社会险恶、人性幻变，唯有慈母的爱永远不渝（《陶娘》）。《芳邻》则把矛头指向蹂躏女人的封建旧礼教。也有情窦初开的少女心性的自况：“景和物，触伊动情，人与事，惹伊梦想，是怀恋是相思？像苦的味道！”（《玲玲》）语言清新、流畅。

随着作者年龄的增长和社会生活面的扩展，《第二代》中的小说步出了小姐的闺房，走向社会人生。一条街上的三个不同阶层的孩子，言谈举止各异，显现出阶级差异对孩童的影响（《在雨的冲激中》）。这些小说“狂野的运用了文士所不敢用的语汇，大胆的采取了文士所不能取的题材，以她那支获有定评的笔，泼辣的描写着一群游尸似的男女和一群浮浪的孩子” ¹，使她笔下的人物具有突出的厚重感。而且，在刚劲的笔致中，梅娘并不乏女性的纤巧细腻与悲天悯人，而这两者的有机结合，正是她后来作品的稳定的风格特征。因此，梅娘一登上文坛就受到时人的注意，她的《第二代》被认为是“以自由主义的思想作为基点。它既异于个人主义的文学，更异于社会主义的文学。然而它并不弃舍个人的自由的要求，也不抛弃社会主义的理想。是以热情与哀怜的情绪作为文学的骨骼，多方面的捕捉人生的动静。它的最高无上的目的，仍然是在发挥文学的技能，以求人类自由权柄之恢复”，并且，把她作为“直接间接对于满洲文运有着不可否认的推动的功绩的女性作家”，与萧红相提并论 ²。可以说，较高的起点使得梅娘的早期作品就在伪满洲国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满洲国”日本作家、翻译家大内隆雄曾在他编译的中国《现代女流作家短篇选集》中说：“献身于文学生活将近十年”的梅娘，笔端锐利，“她的丰富的创作力为近代女作家中所稀见”，“不仅在满洲，在华北也是一流的作家” ³。

旅居日本期间，梅娘完成了写东北家乡的水族系列小说《一个蚌》《蟹》《鱼》。三篇作品的情节和人物之间没有连续性，但相接近的题材和一种朦胧的女权主义意识将它们维系在一起，是梅娘的代表作之一，标志着梅娘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软体动物蚌在自然界中的生存能力十分脆弱。“蚌”暗示女主人公梅丽难以规避的厄运。作为赋闲显宦家庭“庶出”的小姐，她自然成了家庭内部妻妾倾轧争斗的牺牲品。梅丽正在与税务总局同事王琦热恋。为了使没落大家庭复兴，长辈们却执意要她与天津巨富朱家的纨绔子弟成亲。局里的一等翻译官也设下圈套败坏梅丽的名誉，使她横遭心上人出走的沉重打击。在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梅丽终敌不过家庭和社会构筑的樊笼。

“蚌”象征沦陷区封建大家庭中的青年妇女的生存状态，为苦苦追寻自由与幸福的女人低吟着哀矜凄婉的命运之歌。《鱼》向前迈出了一步。主人公是一个急于摆脱封建大家庭桎梏的女高中毕业生，在与一位老师的单恋破灭之后，与官宦子弟林省民在外同居并生下了一个男孩。她不愿做姨太太，但把出路仍寄托在婚姻之上。水生脊椎动物鱼的生存能力并不比蚌大多少。标题“鱼”表明，以这种方式向传统社会挑战的女人，在现实中行不通。

作者说，《鱼》未能宣泄她的“女人的郁结” ⁴。于是，她进一步把“女人的郁结”转移到《蟹》里。小说的主人公仍是东北一个大家庭里的小姐孙玲。实业家孙二爷过去靠与俄国人做买卖发了财。他死后，兄弟妯娌间为争夺家族财产明争暗斗。孙玲看不起那些险诈庸碌的成年人，痛恨事变使她失掉去北平读书的机会。她不顾家人的恫吓，拒绝焚烧已故父亲留给她的俄文书。最后，这个与趋于崩溃的大家庭和社会环境格格不入的少女，终于决心离家出走。与蚌和鱼相比，节肢动物螃蟹要强大得多。因此，《蟹》中的女主人公脱开了企图借婚姻达到自由的幻想，更具实践精神。

这三篇小说与梅娘及其创作的关系非同寻常。

在作家传记的层次上，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与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和环境相近，特别是第三篇《蟹》，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家的社会存在的痕迹。

在作品主题的层次上，通过沦陷区传统宦商封建大家庭青年女子的命运，探索了寻求独立与自由的女性的三种境况:在社会和家庭的播弄倾轧中心力交瘁，前景大约只能是束手待毙（《蚌》）；在家长制和封建贞操观编织的有形的和无形的“鱼网”面前，带有个性解放色彩的反叛女性，往往最终仍在经济拮据和情感苦闷的双重压迫下苦苦挣扎（《鱼》）；与破败的旧式大家庭彻底决裂，大胆地走上新的生活道路（《蟹》）。

在作品现实寓意的层次上，《蚌》直白地写道：“白艇上四个黄色的兵士，兵士们醉红着脸。艇后的一个用着可笑的生硬的音调，唱着不完整的‘我是二八八的满洲姑娘’。”“你的，什么的，王八蛋，挤得不行！”由于映射日本人过于直白，在北京沦陷区将其收入小说集《鱼》时，这两句或被改写，或被删去。

在题材的层面上，写大家庭兴衰聚散的《蟹》更值得注意。《红楼梦》堪称古代文学描写封建大家庭崩溃的杰作。在现代文学中，从巴金的《家》到老舍的《四世同堂》，以大家庭为题材的作品延绵不绝。《蟹》的社会包容量不是很大。而且，以一个少女的潜在叙述视角为主的叙事方式，也限制了作品的深度。尽管如此，由于《蟹》表现了沦陷区大家庭的破败，以及新一代与老一代之间在殖民统治这个特定社会背景中的尖锐冲突，它无疑是中国现代大家庭题材作品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在“满洲国”小说中，描写宗主国日本生活经验的不多。梅娘的《侨民》是值得注意的一篇，记述了来自“满洲国”的“我”，对在电车中邂逅的一对朝鲜人夫妇的观察和联想，触及自己灵魂深处的身份认同问题。日本学者岸阳子认为，《侨民》表现了作者的“殖民地化的日常体验”和“潜意识中对父亲的愤懑”，具有“在极限状况下产生的语言张力”，以及作者作为“侨民”的“那抑郁的情感”。梅娘的“作品通过对比‘爱国抗日’更深层次的人类存在根源的凝视，获得了不朽的价值” ⁵。

梅娘也涉足散文、诗歌和翻译。她的诗作不多，多集中在早期，这里选收了大部分。梅娘后来的散文和翻译作品非常多，这里仅选收“满洲国”起始期的少量散文和短篇译作，以一窥梅娘创作的多样性以及外国文学对她的影响。

总的来说，梅娘是一位主观追求十分明晰和执着的作家。大家庭庶出女的背景使她得以目睹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人情冷暖。还在中学阶段便遇到东北全境沦陷，又让她过早地感受到殖民语境中民族的灾难和家族的衰败、个人前途的无望。所有这些，对梅娘的情感、思想以及后来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她的作品中出现得最多的人物是战乱中的女性，往往通过她们那坎坷的经历和悲惨的命运，展示出女人的不幸和人世间的不平。她的作品的显著特点是博施济众的泛爱胸襟，积极入世的主观视角，非常规化的女性语言。她关注和爱护的是女人，却流泻出对人的关注和爱护。她呼唤和向往的是女人的地位和权利，却流泻出对人的地位和权利的呼唤和向往。这样的品格，无疑与新文学同步，并以沦陷区文学文本的身份丰富了中国新文学的总体画面。

注解：

1山丁：《关于梅娘的创作》，《华文大阪每日》第5卷第10期，1940年11月15日。

2韩护：《〈第二代〉论》，《大同报》1941年1月14日。

3转引自山丁《北方的作家（1）》，收入华北作家协会主编《黎明的喜剧》，《作家生活》连刊之一，1944年11月。

4梅娘：《几句话》，《华文大阪每日》第7卷第4期，1941年8月15日。

5［日］岸阳子著，郭伟译：《论梅娘的短篇小说〈侨民〉》，《抗战文化研究》第1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