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想要干点事业，两个人必须志同道合——胡国华、孙立文夫妇
人物简介：
胡国华，上海知青，生于1951年9月26日，初中毕业，1969年3月下乡到黑龙江格球山农场，1977年黑龙江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分回农场，次年调到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红兴隆管理局科研所。1989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世界模范农民”称号。40岁读硕士，50岁读博士。退休前是北大荒育种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大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孙立文，友谊县知青，生于1949年8月1日，1967年高中毕业，1968年3月从友谊县下乡到三师十八团三营连队。1978年考取鹤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1981年年初嫁给胡国华，生有一女。在北大荒当过农工、中学教师和大学教师，2002年在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退休。
采访手记：
第一次采访胡国华似乎是1995年，那时他还在红兴隆，正值中年，书生气挺足。
红兴隆垦区位于黑龙江省三江平原中南部，拥有40万公顷
耕地，16万公顷林地，2万公顷牧地草原，还拥有1.2万公顷苇塘和6万公顷水面。这一垦区有两个国内闻名的农场，一是友谊农场，号称“天下第一场”，是1954年前苏联援建的，也是中国最大的机械化农场；二是八五三农场，被称之为“北大荒精神的摇篮”，开发雁窝岛的故事被拍成电影《北大荒人》，如今雁窝岛湿地已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995年，在胡国华家拍下他们夫妇的合影。
那是我第一次去红兴隆，还没想为留下的知青写书，仅想为所在媒体写篇报道。一位上海知青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世界模范农民”称号，自然是个好选题。我忘了是怎么联系上胡国华的，好像先去的友谊和八五三、五九七三个农场。五九七是计划外的，在管理局邂逅老肖，他是五九七农场宣传部副部长，人非常热情，要我无论如何也要去趟五九七，而且还找来一辆车。
我从五九七回来采访的胡国华。胡国华中等身材，方脸上的头发打着缕，还有点儿乱，目光执着，也许西装里边穿得较多，看上去很壮。他没系领带，挺括的白底蓝杠衬衣外边套着两件绒衣，一件浅米色，一件铁灰色。西服领右边平整，左边翻着，看上去很有个性。那时，他任黑龙江农垦总局红兴隆农业科研所副所长。科研所似乎在管理局机关大楼里边，试验田在那附近，记得胡国华领我参观过他的大豆地。我还去过他家，那是两层的联排别墅，不过面积不大，客厅很小，也超级简陋，唯一亮点就是电脑桌和电脑，除此，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靠墙摞着五六个旅行包，好像他们刚搬进来，还没来得及开包，也像是住在战乱时的南京，随时要准备逃离似的。
胡国华话语犹如乌苏里江水不急不缓，浩浩荡荡，底蕴很足；夫人孙立文不愧教师，条理清晰，声情并茂，流水潺潺，绝对够得上演说家，胡国华也只得甘为听众。这是一对事业型夫妇，一个有理想有追求，可以将琐事与情调忽略不计的家庭。
1995年，在胡国华家拍下他们夫妇的工作照。
12年后，我再次采访胡国华时，他头发还打着缕，看上去比上次成熟许多，稳重许多，也疲惫和苍老许多。他在2002年被任命黑龙江农垦科研育种中心副主任，不仅读完博士，还成为博导，家也从红兴隆搬到省城哈尔滨，看来十多年前打的那些包派上了用场。孙立文已从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退休，女儿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并留在了上海。
2018年，在成书前，杨丽萍又采访了胡国华和孙立文。胡国华拄着双拐，在北大荒马不停蹄地奔波着，他把一生和未来交给了大豆。他的外孙女乳名叫豆豆。年近七旬的孙立文刚从上海回到哈尔滨，还是那么思维敏捷，滔滔不绝。
1
胡国华：1978年，我从黑龙江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回到格球山农场时，知青大返城已经开始了，农场的知青已经不多了。跟我一起回去的一位上海知青要返城，农场不放。当时，大中专毕业生很少，农场拿我们当成宝贝。那位知青说什么也要走，见农场不放就绝食了，最终农场只得放他走了。他走后，我要走是很容易的。
我父亲来信说他要退休，让我回去顶替，表都填好了。1979年春节前，我回了上海。那时，我跟立文刚谈恋爱。她是老三届的高中生，比我大两岁，在友谊五分场当高中数学老师，带着毕业班，学生高考她也考，考上了鹤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她说，你来北大荒十来年了，能回就回去吧。
回去后，我们家召开了两次家庭会议，我父亲身体不好，高血压、胃出血，我是老大，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希望我回去。我想回去没个好工作，在街道工厂当临时工，也没啥劲。我如果没上农校，也就回去了，在哪儿都当工人，回家不是更好么。
我是1969年3月下乡的。我是老大，上海政策是走一个留一个。我走，弟弟才能留下。我父母不希望我走，可是不走就有人24小时轮流做父母的思想工作，天天在你家门口敲锣打鼓，你说闹不闹心？那时学校也是部队编制，年级叫作连，我是年级的头儿，参与毕业分配工作，我就得带头下乡。
我下乡到黑龙江格球山农场，挨着五大连池火山群。那是劳改农场，有1800多名劳改犯。1968年农场接收了1500多名本省知青，1969年接收了1400多名上海等地的知青。我一看喂马赶车的都是劳改犯，“这不是让鞭子握在劳改犯的手里么？不行，把它夺过来。”
下乡前，胡国华在黄浦江边。
我下乡时先干的是喂马。说马无夜草不肥，我就住在马棚，夜间要起来给马加草料。有一匹马脾气暴躁，谁也治不了，我去治，结果马拖着车从我脚上轧过去，轧伤了脚踝，至今阴雨天走路多了还肿胀疼痛。
再说赶车，你劳改犯能干多少？我比你干得多。拉玉米秸，劳改犯拉两车，我拉四车。没有干透的玉米秸很重，要使劲把成捆的玉米秸往高高的车上扔。劳改犯去山上砍木头，二十多人十挂车，一天也砍不回一车木头。我说不用你们了，我一个人带着一挂车，一天砍三百多根碗口粗的木头，拉一车回来。
冬天，我领着二十几挂马车进小兴安岭伐木，每挂车四五匹马，五个知青，我那时已是大车排的排长了。三九严寒，里面穿棉袄，外面还得穿上棉大衣——抗美援朝志愿军穿的那种轧趟的；下乡时母亲给我做的呢子裤，平时不舍得穿都穿上了；脚上穿棉鞋，外面还得套上过膝盖的大毡靴；带着狗皮帽子，脖子上系紧围巾。冷到什么程度？寒风扫过，脖子冻一溜白泡，至今还留着疤。
抡起大斧来，干一会儿脱一件，再干一会儿再脱一件，怕汗把棉衣浸透，回来时风一吹就冻成冰棍了。最后只剩下短裤，赤条条地在雪地里干，干完活再穿上衣服。中午吃的馒头带着冰碴，咬一口就得放怀里捂上。日落时装好马车出山，进山易出山难，天黑了要迷路的，我的车打头阵，带着二十几挂大马车浩浩荡荡走出小兴安岭，从来没有迷过路。
刚来的时候住帐篷，后来劳改犯走了，我们搬进了砖房，是大通铺，一个大屋子里边一圈的炕，中间是个大火炉子。冬天睡觉穿着棉衣，戴着棉帽子，盖着棉被，醒来棉被上面一层霜。房顶的霜一天天扩大，眼看着墙壁结满了霜。
火炕一烧就冒烟，熏得臭虫从墙缝里爬出来，满墙满炕到处爬，没人敢挨墙睡，我就挨墙睡，累了一天，睡死了，臭虫爬了一身，咬了一身包都不知道。熏得褥子、衣服全是烟味。信寄回上海，妈妈问，“你的信怎么总有一股烟味？”
在连队，我什么活都干。上百号知青就一个大水壶，没人烧的水能供得上使用，只要我烧就能保证供应。过年了，大家都要回家，连长对我说：“你在这守着里，别回去了。”我说：“行吧，我不回去了。”那时青年就想多干一点，想我干的活要对得起32元。我一年365天不缺勤，年年都是先进，推荐去读大学，我都是满票。可是，领导不放我走，到了1976年，那是最后一批推荐工农兵学员了，我去了阿城农垦师专，那时叫黑龙江省农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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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国华：人活在世上总得干点事情，我不愿这么默默无闻地活一辈子。我是学农的，专业是育种，回到上海专业不对口，总不能回去混日子吧？我要是18岁或20岁，也就走了。我已经29岁了，离开专业就成了废人。我想拉倒吧，别走了。
临回来前，给立文拍了电报，她正好放假，去车站接我。她挺为我惋惜的。
她是孙绍斌老师的女儿。孙绍斌是农业专家，我读中专时的老师。他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老西北农大毕业生，新中国成立后在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工作，1953年响应党的号召来到北大荒。“文革”时，他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后来到学校当老师。
有一次考试，我得了87分，去找老师。坐在一边的孙老师说：“行了，给你87分不少了。”我说：“87分少了，我没有低过95分。”95分怎么来的？图书馆里泡出来的。我读到初二，“文革”就开始了，总觉得这书没念够，整天泡图书馆里，自学了遗传学、生物统计等。
就这么，孙老师喜欢上我。毕业的时候，他找我谈了一次话，想把他的大女儿孙立文介绍给我。我说行，处处看吧。
孙立文：我爸爸看中他这个人的钻劲，学农学挺没意思的，能学进去不容易。我老高二的，比他大两岁。我也挺坎坷的，受父亲影响，中学时入团都很困难，考上大学时已二十九了。学校的领导劝我，别念了，把最好的房子分给你，把你男朋友也调到学校。我们那时主要靠通信了解。
胡国华：我觉得她要强，我也要强，感觉我俩志同道合，一辈子要想干点事业，两个人必须志同道合。我对她说，你念吧，我等你三年。
我是1979年调入红兴隆农科所的。这个农科所是我岳父参与创建的，所长是岳父的老同事。所长当时挺矛盾，问我：“学农学特别辛苦，你能不能当成事业来干？”
我说，我还是能干好的。这样就把我接收了。把我分到了大豆组，大家对我不是特别看好，“一个上海人，到这来搞大豆，他能干长么？”
孙立文：搞农学一年四季风里来雨里去，没有消停时候。早晨起来先到地里遛一圈，看看庄稼长得怎么样。春天，数豆粒，装袋，写上什么品种，然后将成百袋种子，一粒粒地分区人工播种。种下去后，天天上地里看，出没出土啊？东拨拉一下，西拨拉一下，天不下雨赶紧浇灌，好不容易小苗长起来了，又查病又做杂交，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特别紧张。
孙绍斌夫妇，怀抱的孩子即孙立文
胡国华：红兴隆离友谊县二三十公里，离鹤岗师专就太远了。我对立文说，友谊不是成立教师进修学院了么，你转过来读不好吗？就这样，她跟许多同学都转了过来。
孙立文：离得近了，我周日就过来看他，有时去地里帮忙，他在前面播种，我在后面拿着小本本按着顺序记。他见到我带来的课本就看，就这样他自学了大学的课程。我学的是数学专业，到后来他的高等数学比我都强。
毕业后，我本可以去哈尔滨或佳木斯，见他离不开红兴隆，也就去了管局中学。
胡国华和孙立文的结婚照
1981年初，我们结了婚。他有一个行李，我也有一个行李；他有一个大破木头箱子，我也有一个大破木头箱子；他有一个暖瓶，我也有一个暖瓶，这些就是我们的所有家产。我爸爸给我500块钱，他给我一个存折，上面有40块钱。他一个月工资32元，每月给下乡到江西的妹妹寄10元，还要回上海探亲，钱都铺火车道了，只存下这么多。
“你们在这儿待不长，早晚得回上海。”
没有人相信我们在红兴隆能待长。从安家那天起，我家的日子不像日子，墙皮掉了就掉了，没时间去管它；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两把折叠椅，还是结婚时他从广东花20元一把买的。我说他，你笨不笨啊，在上海买不一样吗？一个小板凳，是我爸爸过来看我们，见家里连个凳子都没有，就从劈柴堆里捡了块板皮，锯成三块，一块当凳面，两块当凳腿，拿大钉子钉了这么个板凳，它跟了我们好几十年。
胡国华：日头越晒大豆的花粉越多，授粉的效率越高，我比较胖，在地垅沟坐着，两条大腿插到垅沟里头去，脖子晒得像起疮，孙立文给我淘弄了多少药都治不好；二十多天下来，手肿脚肿腰直不起来，晚上翻身都得孙立文帮忙；手裂得都是口子，一秋天一大卷胶布都不够缠，手贴得像戴个手套似的。常年在地里干活，能穿什么好衣服？孙立文给我买双鞋，下地回来像飞了一样；穿条新裤子下地，回来刮个大三角口子。
豆子结荚了，我下班回家吃饭，老远就见个小伙子在地中间撸毛豆荚，扔了自行车冲过去，可把我气坏了，真想揍他。他吓得跪下了，说再也不敢了。我的眼泪下来了，培育一个品种要10年时间，你撸两袋子毛豆，我前功尽弃了。打那以后，我下班不回家吃晚饭，直奔向地里。白天看地的工人下班了，我得守在那儿，孙立文做好饭给我送过去。
孙立文：我妈说过，我这几个姑娘，一个学农的都不找。为啥说这话？嫁给学农学的女人太苦了。我爸爸1953年到北大荒开荒建场，我妈1958年才带我们从沈阳过来。我爸爸每天半夜才回来，用手电在窗子上晃一晃，我妈知道他回来了。我爸爸不回来，我妈睡不着。那时候跑地号哪有车，先是骑马，后来骑摩托。我家一大帮孩子，都是我妈一个人带大的。
结果呢，我爸爸看中了他，也有让他接班的意思。我妈妈对我说，行吧，这个人挺老实，你跟着他一辈子不会犯错误。由于我爸是学农学的，我找对象脱离不了农学这个圈儿，我接触的也都是搞农学的。
1981年10月30日，我的女儿出生。临产前一天，我还挺着大肚子，拄个棍讲课，学生见我这么费劲就给我搬个凳子。有个女孩儿不知吃了什么东西，哇哇吐得满桌满地。我用撮子收拾了，这时羊水破了，才请假回家。他在外面出差，我知道自己要生产了，见天儿冷了，窗户缝还没糊，我知道指望不上他，不说别的，我家房子前边有片园子种点儿油菜，我说那油菜都冻了，你看人家的男人都知道盖一盖啥的。可是，他就不知道盖。
我打了些糨糊，裁了些报纸，站在凳子上，把家里前后的窗缝都糊上了，这才通知他们单位。羊水破了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我那时也不懂啊。当时他们办公室里只有两个老太太，是两个著名农业专家。她们叫了一辆吉普车，把我送进医院。
他听信儿赶到医院。我生了三天，最后侧切，才生下女儿。
孩子生下来，我跟他说，东北坐月子要吃小米粥，让他回家去熬。家离医院十多里地，等他把小米粥端过来，我已吃完了。我生完孩子饿得够呛，听走廊上喊，“开饭了！”我就让邻床帮忙打饭，吃了。吃什么？冰凉大麻花，一碗冰凉白菜汤。
再看看他送来的小米粥，水放少了，干成一坨，熟都没熟，拿筷子都能夹起来。里面还放了几条小鱼干，是我花一块钱买回的一大盆小鱼，吃不完串起来挂在那儿，他见了，扯下几条放进粥里。
我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他出差了。出院时，还是两位老专家把我接回家。我后来控诉他说，你知道我穿什么出的院？里面穿着你的中山装，外面穿着你下乡时穿的军大衣，戴着你下乡时戴的狗皮帽子，脚上穿着你劳动时发的42号大棉胶鞋。两个老太太拿着两条麻绳把我棉裤腿儿系紧，怕透风啊，连点人样儿都没有。一个老太太抱着孩子，另一个老太太扶我上了车。
产假还没休完呢，我抱着孩子坐在炕上，领导找上门了，说没有数学老师，课开不了。我说，我们家老胡天天往外跑，我连吃都吃不上；托儿所的孩子满了，没有人给我带孩子，我上不了班。谁知领导早已做好了托儿所的工作，我只好上班了。
孩子4个月时，我中午把孩子接回来，说好了他回来做饭，结果他上午接到任务去南繁，让人过来告诉我。我气得不得了，校长说：“你千错万错，就不该找这么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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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国华：1987年我去了加拿大，先在私人种子公司，后到加拿大农业部农业科学院大豆部进行10个月的大豆育种学习，师从世界遗传学会主席帕什和加拿大著名大豆育种专家诺姆·沃丁。你得表现出来中国人不比他们差，他们才能尊重你。过去往往派外语好的出国，可外语好的往往专业不好，人家专家和你一唠就露馅了，人家就不理你了，让底下的技术员领你去干活，等于你去打工了。
10年来，我参加了红丰3号、红丰4号、红丰5号、红丰6号、小粒豆1号品种的选育工作，成为中国最早一批接触数量遗传育种先进技术的科研人员之一。
我的英语跟专家们交流完全没问题。靠初中和中专学到的那点儿英语肯定是不够的。我每次出差都带很多英语书回来，还订了大量英文杂志，我和她平常非常节俭，她总说：“我连一件50块钱的衣服都没穿过。”可是，买书非常舍得花钱，我的床上，枕头底下，到处都是书。
开始我也没有引起专家的重视，我跟着他们去地里，他们认为这个事该这么干，我认为该那么干，我就说出来。他们很高兴，国外他允许你提意见，你若说得对，他就按照你说的做，他们的思想相对比较开放。
几次下来，他们对我的态度不一样了，“你需要什么资料？只要你提出来就行，都可以给你。”他们的资料库向我开放了。我完成了论文《从加拿大豆系谱分析谈大豆产量育种》，受到世界同行的高度评价。
很多人出国后想方设法留在国外不回来了，我回来不回来？回国前，加拿大专家挽留，希望我留下来跟他们一起从事研究。这机会很难得，有人去加拿大就不回来了，有的按要求回来了，下了飞机又飞回去了。我动心不？说不动心是假的。学历一直困扰着我。1979年在公派出国考试中，我考得最好，却没让我去，对我打击挺大，心里总感到挺别扭。我一气之下报考了研究生，报考的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结果分差一点儿，如报考东北农业大学也就考上了。在农场，中专毕业的还不错；到了科研所，中专毕业的就什么也不是了。1978年晋中级职称的时候，我是中专毕业，要破格，当时一把就过了。总局批下来后，管局却迟迟不敢公布，说你晋上了，其他中专毕业的怎么办，他们对外说中专毕业的一个都没过。我去找管局主管副局长，他说：“小胡啊，评职称的事，你就别想了。”他让我不想了，可我还是得想。1993年晋副高时，平时人家说，你这个人能力挺强，到了关键的时候又揪住你学历的尾巴不放。总局办大专班，我想去，领导说，你要去了，家里剩下一个人干活也不行哪。我一想不去就不去吧。
我还是从加拿大回来了，带回两大皮箱资料，600多份。不是别的，是那些正在研究的课题把我拴这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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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国华：1990年，我考上东北农大的研究生，一面主持所里的4个大豆科研课题，一面读书，学校和研究所两头跑。我主持培育的大豆新品种——红丰8号，获得1992年中国首届农业博览会铜奖。
孙立文：胡国华的成就来之不易，我经常半夜醒了，一看旁边没人，赶紧出来，见他光着膀子，穿着短裤在电脑前坐着呢。有些技术上的问题，都是夜间做梦找到方法，赶紧爬起来，到电脑上去干。
胡国华获得的“世界模范农民”奖牌
1990年9月18日，我父亲病重住院。胡国华回到家见我在做饭，就没跟我讲。暑假期间父亲来电话还说，单位给老干部体检了，跟他很熟的医生说，你什么毛病也没有。那一年他73岁了。
吃完饭，胡国华才告诉我，父亲患了严重的心肺炎，我一下就崩溃了。
父亲从农垦医院转到哈尔滨医大，又转到黑龙江中医学院，每次检查或转院上下楼都是胡国华背的。
胡国华：岳父对于我而言，不只是亲人，也是恩师。
有我这么一个搞农学的女婿，岳父特别欣慰。最让他高兴的是1989年我被世界粮农组织授予“世界模范农民”称号。那一年，全球获此荣誉的仅有12个人。我还培育出红丰8号、红丰9号等4个新的大豆优质品种，创造经济效益上亿元。我被任命为红兴隆科研所副所长。
孙立文：我爸爸搞了一辈子农学，知道我们的难处，在女儿几个月大时，他来了一封信，让把孩子给他送回去。放暑假时，我把孩子抱回娘家，扔给了父母，那时孩子才8个月，还没断奶，连妈都不会叫。回红兴隆的路上，我一路走一路掉眼泪。父母一晚上起来好几次，冲奶粉喂孩子。孩子大了就不肯回来了。她一淘气，小姨就吓唬她：“你再淘气就送你回红兴隆！”孩子一听红兴隆就害怕。父母一直带着女儿，直到我爸病重住院。
1990年12月30号下午，我爸爸咽下最后一口气。我跟胡国华悲痛得难以自抑，将爸爸的遗体抬到太平间。
我爸爸的去世，对我妈妈的打击非常大，我妈妈在“文革”时精神受过刺激，身体不是很好，她对我说：“你的女儿我们已看大了，你是数学老师，教过那么多学生，可是却没有教过自己孩子数一二三。你把孩子带回去吧……”上小学六年级的女儿这才回到我们身边。
胡国华：1992年6月，上海连续拍来电报：“母病危，速归。”可是育种的大豆刚从地里探头，我哪里走得开？
孙立文：胡国华听到这个消息心里特别难受，下班回家时摔个跟头，自行车摔出老远，腿上到现在还有一个疤。他是跟着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在宁波长大的，那时父母在上海的工厂工作，忙得顾不上照顾他。也许为弥补这一缺憾，我们成家后，一家三口穿的毛衣毛裤都是婆婆亲手织的。婆婆最后寄来的一件毛衣是给我的，紫红色的。我已穿了十几年，直到今天还穿在身上。
女儿小时候的尿布都是婆婆做的，半尺宽，一尺半长，两边钉着绳子和布袋，前面往下一兜，两边布袋一系，相当于现在的尿不湿了。女儿的小棉被、小棉衣，也都是婆婆做的，一大袋一大袋从上海寄来。
女儿两岁那年，上海的爷爷奶奶想孙女子。学校放假，我马上坐当晚的火车赶回阿城父母家，抱起两岁的女儿上了去上海的火车，随身带着奶粉奶瓶和小尿盆，一路非常辛苦。
哪有卧铺？三个人挤着一个硬座上，要坐四十多个小时。我要上厕所让旁边的老太太帮忙看一下孩子。回来时孩子掉在了座位下面，水果刀及吃的被那老太太拿走了。
到了上海，女儿就感冒发烧，婆婆和我半夜把女儿包巴包巴，送去医院看急诊。孩子每次回去都生病，不回去又不行，老头老太太想孩子。
这些年他跟母亲在一起的时候不多，老太太把疼他想他的心思都放孩子身上了。但他跟母亲的感情很深很深。
胡国华：母亲才六十多岁，以为她能撑过这场病，没想接到“母病故”的电报。我匆匆赶到上海，跪在母亲灵前，泪如雨下。父亲说，母亲临死时念叨着你，她放心不下你啊。
孙立文：这辈子最大的痛是对不起双方父母，没有尽到孝道。那种遗憾，真是一辈子没法弥补。有时想起也是泪往肚子里流。
婆婆病故后，公公一个人在上海挺孤单，两个弟弟和妹妹工作的工作，成家的成家，他们家在上海的房子挺大，一八八几年的房子，在1949年以前法租界的地头上，是座有两扇黑漆门有围墙的小洋楼，老头一个人楼上楼下地转，他希望我们能回去，或者我的女儿回上海读中学，陪陪他也好。
胡国华：当时我是可以回上海的，1993年研究生毕业，许多单位要我，也有浙江的上海的。我想，北大荒农场面积那么大，技术力量比较差，个人能力的发挥可能好一些，搞农学的，回大城市很难出成果。
胡国华在地里做大豆的杂交育种
孙立文：好多人觉得我们挺窝囊，都说你们怎么还不走呢，没有理由不走。我爸爸的很多同学在美国，我们想出国早出去了。当时胡国华一边上学，一边在所里主持大豆育种，那是国家攻关课题。我生气地说：“你说来说去就课题，让课题把你拴在这儿，把我拴在这儿了，把孩子拴在这儿了……”
胡国华：1993年毕业时，中国科学院武汉油料研究所想要我，东北农大想让我留校任教。我是有点动心留校的，我比较适合搞科研，学校的科研条件比农垦好，可是总局不肯放人，我是定向读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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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国华：2002年，我调到北大荒育种中心，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学生帮胡国华后补的博士毕业照
我是50岁读的博士，单位说，我们花点钱，送你走吧。我说拉倒吧，我还是参加全国统考吧。考试时，跟小孩子们在一起，他们跟我女儿的年纪差不多，考得还可以，考上了。50岁读博士的人很少，毕业后，东北农业大学让我留校，房子都给我准备了，我没有去。给他们带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了多少人才？我们家光学生的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能拉一车。
1995年后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国家的大豆课题，中国农科院、中国农大、省农科院的大豆课题都集中到我这儿来了，忙得要命。知青这代人往学术这方面走不容易，很多人当了领导就把专业扔了，我不论干什么，专业都不会扔的，否则就捡不起来了。
孙立文：2002年家搬到哈尔滨。搬家的时候，拉了一车啥？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就有一个电脑桌，几块板组合的，拿螺丝钉拧巴上的，我们拆了带过来了。几个行李卷拿被单包着，几十个纸板箱，把搬家的工人累得够呛，说你的箱子里装的什么，太沉了。里面装的全是书。
那一年，我办了退休手续。职业高中与几所学校合并，成立了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我改教高等数学。退休前，我的课堂堂爆满，前面坐着学生，后面坐着年轻的老师。校长不给我退。我打了三次退休报告，校长说，孙老师你先别退，帮我带带年轻的老师好吗？我说我们家胡老师需要我，我的女儿需要我，我得回家。
我退休后就去了上海。1999年，女儿考上了上海同济大学口腔专业。对女儿，我们一直有一份内疚。那年接女儿回来，姥姥和小姨不放心，说孩子回去后，把鸡蛋和肉供上。我们答应得好好的，一回来什么都供应不上了。原来姥姥给她梳辫子，回来后我没时间，“咔嚓”一下把她的辫子剪了。
我们没有时间跟她说话，没有时间跟她交流感情，弄得对我像对阿姨似的，到现在也不会和妈妈亲热，搂搂抱抱啥的。
好像是遗传吧，也可能从小不在父母跟前的缘故，女儿很独立，也很要强。小学一直都是大队长，中学是班长，大学当团支部书记；大学五年，就回家一趟，左右邻居没谁见过我家孩子，寒暑假都去打工了，她自己也是省吃俭用的；毕业了，有一次我去上海，娘儿俩打学校旁边一个小店过，她指着那个店说，平时吃学校饭堂，偶尔进这儿吃点东西。我进去一看，是一间馄饨铺。
毕业了，她进了上海静安医院口腔科，上班就是工作服白大褂，下班也是随便一穿，没见她穿过太好的衣服和裤子。就这么攒了几个小钱。
她跟我们说，自己想交个首付，买个房子，我和她爸不同意，我说咱也没有钱，上海房子吧，那个时候虽然是几千块钱一平方，但是这个钱我们也拿不出啊。
我女儿没再提这事，自己交了个首付，贷款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房子，在宝山那边，离市区挺远，我们知道的时候，贷款都交了多少年了。现在翻了8倍了。
我们自己在上海有没有买？没有。我们没有钱在上海买房子，上海的房子太贵。老胡他父亲去世后，房子他弟弟住着，在上海我们没有房子。
2017年春节，老胡一个人在哈尔滨过，我在上海，赶上女儿怀孕生孩子，女婿从北大法律系毕业后，又去美国留学，回来后在上海做涉外律师，工作非常忙。我在那边照顾着女儿和外孙女，惦记着这边的胡国华。
胡国华：我怎么不去上海？工作放不下。说是退了，不过是形式上退了，一年四季都往下面的农场跑，东三省、内蒙古，全国凡是有大豆的地方，都有我的点。考察大豆，春天从种到收，每个阶段都得跑，一次要跑好几十个农场。
孙立文：年轻时，马车压伤了脚脖子，加之不管刮风下雨，都在大豆地的地垅沟走，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性关节炎，严重时不能走路，得人背着上下楼，背着进教室。一次几位外国专家到农垦来，他犯病了，腿肿得够呛，外国专家在台上讲，他在旁边翻译，外国专家见他站着困难就搬来一把椅子说：“我站着讲，你坐着翻译。”
2007年8月，朱晓军在黑龙江农垦科研育种中心胡国华的办公桌前拍下他的工作照。
就这样也不能耽误去农场考察，腿不能动了，拄着双拐，光双拐就买了几副，搁车拉着挨个农场跑，车的后备厢放一块厚泡沫垫子，人在后备厢躺着。脚肿得穿不上鞋，穿着人家给买的拖鞋。别人下去吃饭，吃完了给他端到车上。饭店的服务员就奇怪了，这人怎么不下来吃饭呢，司机开玩笑说，车上这人是犯人。
车上还带着打点滴的药水，有时到了农场就进医务室打点滴。
他一年到头学术会议也不少，2017年参加20多个。2018年3月3号，他去南京开会，晚上去上海看了一眼我们母女。第二天早上7点不到，饭都没吃，赶在地铁高峰之前赶到机场，飞回哈尔滨，再飞黑河，3月5号在黑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豆会议。
我跟他一起回来的。中午11点的飞机，因为哈尔滨雨雪天气延误到晚上，又延误到半夜，我劝他改签第二天的航班，他说黑河的会议不能耽搁，飞机票都订好了，必须得走。
凌晨3点到了哈尔滨，等候了大半宿的学生将我们拉回家，我赶紧把学生打发回家睡觉。北方的天气与南方不同，3月的黑河还很冷，我帮他收拾衣物，他自己收拾会议用的文件资料，半个小时后，我把他送上103路公交车，坐到蓝天宾馆，转乘民航大巴直奔机场，搭上了上午8点飞黑河的飞机。
坐公交？好像也是一种习惯吧，他的裤兜里面总带着公交卡，上海有上海的公交卡，哈尔滨有哈尔滨的公交卡，就是这样。
我回到家，看到一个纸袋里装了一大堆汉堡包的纸。那些卖汉堡卖包子的都认识他，见他腿脚不利索，总是扶进扶出的。我一看他过这种生活，下定决心不走了，我不离开老胡了，我得照顾他。孩子那边我不管了，他们爱怎么样怎么样，这一辈子也没有很好地在一起生活，都快七十的人了。
这辈子我们也没有好好生活，吃没吃好，喝没喝好。这么多年，我们一家三口离多聚少，说出来人家不信，我们一家三口从来没在一起过个年。
胡国华：我之所以留下来，跟我受的教育有关。从小学雷锋做好事，忠于革命忠于党，这些年来，我就这样过来的。我在北大荒已经习惯了，回上海反倒不适应了。比如，我们在这边白天干不完，晚上接着干，根本就没有什么双休日，加班也没有加班费，谁都不会说啥。在上海行吗？人家会说，劳动法规定8小时工作制，双休日加班要给双份工资，加一天班不给100元钱，谁给加？
下乡对我来说，最大一个收获就是生活的磨炼。
忙忙碌碌这么一辈子，没什么值不值，做了自己分内的事，对得起国家，也对得起自己，一辈子问心无愧也就够了。
- 1公顷为10000平方米。
- 指友谊农场。
- 位于黑龙江省小兴安岭南麓，世界地质公园五大连池风景区北部，在五大连池市、讷河市与嫩江县交界处。
- 当时知青的月薪为32元。
- 即黑龙江农垦师范专科学校，现为哈尔滨师范大学阿城学院。
- 红兴隆分局中学。
- 整个怀孕期间，她都穿着那件衣服，现在那件衣服已被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红兴隆管理局的博物馆收藏。
- 即南繁育制种，如玉米、水稻在海南繁殖，这种模式叫“加代繁殖”。因为3—5月在北方繁殖一代以后收获种子去海南种植，10月就可以收，然后叫加了一代。
- 该论文发表在《大豆科学》，1990年第2期，第168—17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