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情缘
且说，季羡林在比较北大与清华两校之后，最终选择了清华。其中并没有多少奥秘。他说：“当时‘留学热’不亚于今天，我未能免俗。如果从留学这个角度来考虑，清华似乎有一日之长。至少当时人们都是这样看的。‘吾从众’，终于决定了清华。”后来事实证明，季羡林这一宝算是押对了。五年后，他之所以能够留学德国，的确是沾了清华的光。如果上了北大，那就难说了。
当时的清华有一个特点：新生报考时用不着填写报考的系名，录取后，再由学生自己决定入哪个系。读上一年，如果觉得不满意，还可以转系。这样一来，自由倒是自由了，但又给新生增添了烦恼。因为清华的系、科繁多，而且都有吸引力。季羡林左掂右量，举棋难定。他自谓成了莎翁剧中的哈姆雷特，碰到了“To be or not to be”的难题。
季羡林是从文科高中毕业的，按理说，上文科更适宜，然而他却一度想上数学系，可见当时他并没有立志成为一位语言学家。这同当时书香门第出身的子弟们，受家庭影响，从小立志要成什么家、什么家，是完全不同的。季羡林是一块璞玉，他在等待着高超的玉人琢磨刻镂；他又是一匹千里马，在翘首等待独具慧眼的伯乐调教引领。
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季羡林最后决定入西洋文学系（后改名为外国文学系）。这决定，自然与他那虚无缥缈的出国梦分不开，也与当年清华西洋文学系的大名威震神州不无关系。当年的清华西洋文学系，教授几乎全是外国人，讲课当然都用英文，连中国教授讲课有的也用英文。光这一点，就够让青年学子们振聋发聩的。季羡林当然也在“振聩”之列，于是，他当机立断，毅然决然选中了西洋文学系。
然而，世间许多事往往都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待季羡林入了西洋文学系之后才发现，那些外国教授几乎全都不学无术，是在他们本国恐怕连中学都教不了的人。中国教授虽不能说个个不学无术，但有真知灼见的也寥寥无几。
六十多年后，耄耋之年的季羡林在《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中写道：
从1930年到现在，67个年头已经过去了。所有当年的老师已经去世了。最后一位去世的是后来转到北大来的温德先生，去世时已经活过了100岁。我现在想根据我在清华学习四年的印象，对西洋文学系做一点评价，谈一谈我个人的一点看法。我想先从古希腊找一张护身符贴到自己身上：“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有了这张护身符，我就可以心安理得，能够畅所欲言了。
现在我来介绍温德教授。他是美国人，怎样到清华来的我不清楚。他教欧洲文艺复兴文学和第三年法语。他终身未娶，死在中国。据说他读的书很多，但没见他写过任何学术文章……他身上穿着500大洋买的大衣，腋下夹着十块钱一册的《万人丛书》，眼睛上戴着用八十块大洋配好的但镜片装反了的眼镜，徜徉在水木清华的林荫大道上，昂首阔步，醉眼朦胧。
现在介绍吴可读教授。他是英国人，讲中世纪文学。他既无著作也无讲义，上课时他顺口讲，我们顺手记。究竟学到了些什么东西，我早已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现在介绍毕莲教授。她是美国人。我也不清楚她是怎样到清华来的。听说她在美国教过中小学。她在清华讲授中世纪英语，也是一无著作，二无讲义。她的拿手好戏是能背诵英国大诗人Chaucer（乔叟——笔者注）的Canterbury Tales（《坎特伯雷故事集》——笔者注）开头的几段。听老同学说，每逢新生上她的课，她就背诵那几段，背得滚瓜烂熟，先给学生一个下马威。以后呢？以后就再也没有什么花样了。
下面介绍叶崇智（公超）教授。他教我们第一年英语，用的课本是英国女作家Jane Austen（简·奥斯汀——笔者注）的《傲慢与偏见》。他的教学法非常离奇，一不讲授，二不解释，而是按照学生的座次——我先补充一句，学生的座次是并不固定的——从第一排右手起，每一个学生念一段，依次念下去。念多么长？好像也没有一定之规，他一声令下：“Stop！”（英语：停止。——笔者注）于是就Stop了！他问学生：“有问题没有？”如果没有，就是邻座的第二个学生念下去。有一次，一个同学提了一个问题，他大声喝道：“查字典去！”一声狮子吼，全堂愕然、肃然，屋里静得能听到呼吸声。从此天下太平，再没有人提出任何问题了。就这样过了一年。公超先生英文非常好，对英国散文大概是很有研究的。可惜，他惜墨如金，从来没有见他写过任何文章。
书中还介绍了其他一些中外教授，这里就不再一一征引了。仅从季羡林对这几位教授的介绍，读者已经可以对当年清华西洋文学系的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有个大概的了解了。
季羡林对当年清华西洋文学系教授的评价，也许会给人一种有违师道尊严的感觉。其实，这也是他性格的一种表露，是他与一般人的迥异之处。他从不会说谎言，也从不在背后议论别人，他对别人的看法都写在纸面上，公之于众。比如，他对叶公超先生的看法，与他的师弟王辛笛先生（也在清华西洋文学系，比他低一级）相左，便写了《也谈叶公超先生二三事》一文，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他说，“中国古话：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这个道理我不是不懂。但是，为了真理，我不能用撒谎来讳，我只能据实直说”。他又说：“在背后，甚至在死后议论老师的长短，有悖于中国传统的尊师之道。不过，我个人觉得，我的议论，尽管难免有点苛求，却全是善意的，甚至是充满感情的。”（《也谈叶公超先生二三事》）季羡林确实做到了“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由此也可见他性格之一斑。
学生对老师的评价，从来就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有着两千多年尊师传统的社会里，一般人出于“为师者讳”之类的考虑，只敢在背地里褒贬老师，而少有拿到桌面上来议论的现象。尽管早有像韩愈这样的名人说出过“师不必贤于弟子”之类的名言，但是人们还是愿意采取“吾爱真理，吾尤爱吾师”的态度。这多少有些令人感到遗憾。
引用季羡林对西洋文学系教授颇有微词的评价，还有另一个原因。按常情，一位学者的成功，中学是打基础阶段，大学就应当是学术研究发轫的阶段。像西洋文学系教授们那样的教学水平，是很难让学生发出什么“轫”来的。季羡林虽然在西洋文学系上了四年学，可是他后来研究的却是佛教梵文、吐火罗文，与西洋文学“风马牛不相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是谁把他带上这条路的呢？又是谁给他发的“轫”呢？这里便不能不提到另外两位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和朱光潜先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