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京赶考
老人们常说：北京是块福地，什么兵荒马乱的事，到了北京，都会烟消云散，平安无事。此话不假。
1930年，正是中国兵荒马乱的年代。内有国共两党“围剿”与“反围剿”的殊死搏斗，血沃中原，寒凝大地，万家墨面，生灵涂炭；外有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东北三省危在旦夕，次年便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从此，东北三省的同胞沦为日寇的奴隶。在这内忧外患、国难当头之际，北京城（当时称北平）却依旧湖光山色、海晏河清，一派恬然自若、风平浪静的景象。
这年夏天，季羡林随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同班毕业的八十多位“举子”，联合“进京赶考”。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济南老家，独自出远门，又是参加大学考试，其兴奋激动的心情，自不待言。
“举子”们在前门车站陆续下了火车。季羡林坐上了一辆洋车，车夫拉着他在古都的大街小巷里奔跑。京城的一切，都使这个从外省来的年轻人感到迷惘和新奇。各式各样的牌楼，马路上悠闲踱步的行人，比济南阔气得多的商店和酒馆……使他“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
最使他奇怪的是，像木屋似的电车在铁轨上行驶，发出轰隆轰隆的巨大声响。他想，“电”，不是很危险吗？可是，乘客们却都若无其事地坐在车里，真是令人不可思议。洋车夫拉着他不知拐了多少弯，终于在西城大木仓附近，一个四合院门口停了下来。这时他不但迷惘，甚至有点慌张。天黑，看不清院子里有些什么东西，甚至也没看清自己住的小屋，便糊里糊涂地睡下了。这一晚，他做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梦。
这就是北京留给他的第一印象。他一生虽然走遍三大洲、五大洋，可是他最爱的还是北京。他在北京度过了人生的大半时间。
从全国各地来京的“举子”，自然没有闲情逸致去观赏故都的宫殿名苑。他们是来“赶考”的，重任在身，前途未卜。而大学的入学考试，对莘莘学子来说，不啻为一座“龙门”，既可怕，又极具吸引力。跳过去了，就成龙；跳不过去，就成蛇。这条人生道路上的阴阳界，谁也绕不过去。曾有多少人跳过“龙门”，从此春风得意，平步青云，名利双收，出人头地；也曾有多少人，“龙门”折翅，名落孙山，从此心灰意懒，自暴自弃，穷困潦倒，抱恨终身。
当时到北平赶考的“举子”，不限于山东，几乎全国都有，赶考的人数，总起来有六七千或八九千人。
当时，北平的大学有十几所，还有若干专科学校，五花八门，既有国立的，也有私立的，还有教会立的。考试办法也不像今天这样统一出题，统一阅卷，统一录取；而是各校分头招生，有意把考试日期分开，不让“举子”们顾此失彼。有的大学，比如朝阳大学，一个暑假就招四五次生，可谓“先天下之招而招”又“后天下之招而招”，前者是为了报名费（每人大洋三元），后者是为了学费，最后几乎一网打尽。各校招生均自己出题、自己录取。这样，考生便可以任意选择报考学校。虽说考生自由选择的空间很大，但由于学校水平极其悬殊，因此，竞争的焦点便集中在名牌大学上。
当年的名牌大学，同今天一样，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两所“国立”大学。全国来赶考的“举子”，没有不报考这两所大学的。即使自知庸陋，也无不想侥幸一试。因为这是“一登龙门，身价十倍”的事，谁愿意放过呢？北大和清华当然只招一次生，而且门槛高得可怕，在五六千或更多的报名学子中，清华仅录取约两百人；北大不及清华的一半，录取比例低得惊人。往往没有把握的人，都得报几个二流、三流、不入流的学校垫底，有的人甚至报七八所大学。即使这样，每年仍有许多考生落第，铩羽而归。
季羡林同别的考生不同，他只报了北大、清华两所大学。为什么呢？他自己说：“我一辈子考试的次数成百上千，从小学一直考到最高学位；但我考试的运气好，从来没有失败过。”这当然不是什么运气好，而是有实力与自信。山东省重点中学（当时还没有这种叫法）的“六连冠”，已经在报刊上发表多篇创作和译文的高才生季羡林，是应该有这份自信的。但是作为一名高中毕业生，非北大、清华不上，这多少有点狂妄。由此也可看出，青年季羡林的心气儿有多高。他在回忆当年考试的情形时写道：
清华当年入学考试的国文作文题目是“梦游清华园记”。因为清华离城远，所以借了北大北河沿三院做考场，学生基本上都没有到过清华园，仅仅凭借“清华园”这三个字，让自己的幻想腾飞驰骋，写出了妙或不妙的文章。我的幻想能力自谓差堪自慰，大概分数不低。
——《清新俊逸清华园》
北大的考题则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先说国文题就非常奇特：“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详论之。”这哪里像是一般的国文试题呢？英文更加奇特，除了一般的作文和语法方面的试题以外，还另加一段汉译英，据说年年如此。那一年的汉文是：“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这也是一个很难啃的核桃。最后，出所有考生的意料，在公布的考试科目以外，又奉赠了一盘小菜，搞了一次突然袭击：加试英文听写。我们在山东济南高中时，从来没有搞过这玩意儿。这当头一棒，把我们都打蒙了。我因为英文基础比较牢固，应付过去了。可怜我那些同考的举子，恐怕没有几个人听懂的。结果在山东来的举子中，只有三人榜上有名。我侥幸是其中之一。
——《我眼中的张中行》
季羡林考试结果是：“连中双元”。北大、清华都录取了。他大喜过望，春风得意，踌躇满志，自然也就成为“举子”们羡慕的对象。
回到旅舍，欣喜之余，他回想起来京之前，在济南报考邮务生落榜之事，感慨不已，顿生人生莫测、祸福难料之感。原来，就在他高中毕业后、来京赶考前的这段时间里，济南邮政局招收“邮务生”。当时社会上，邮政局、铁路局、盐务稽核所，这三个关系国计民生命脉的部门，都掌握在不同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手中。在半殖民地的社会里，“老外”就是上帝，是谁也不敢惹的。不管社会多么动荡不安，“老外”管辖的部门，永远稳如泰山。当时，“老外”给的饭碗，是“铁”的，砸不烂，打不碎，摔不破。只要好好干活，不违“洋”命，就可以终生稳端这个“铁饭碗”。这在一般人的眼里，当然是一个美差。
当叔父知道济南邮政局招收邮务生的消息后，觉得机不可失，便要求侄子前去报考。季羡林虽然志在上大学深造，却不敢有违严命。如果考取了，可以当一名邮务生。再如果勤勤恳恳为“老外”工作，不出娄子，干上十年二十年，也可能熬上一个邮务佐，算是邮局里的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
可是出人意料，他没考上。
一个能考上中国最高学府北大、清华的高才生，竟然考不上一个邮务生，岂非咄咄怪事！他自己的答案是：“大概面试的‘老外’看我不像那样一块料，于是我名落孙山了。”这大概是有道理的。邮务生的标准同大学生的标准不是一码事，再加上他性格内向，不善应对，可能在这位“老外”眼里，他确实不是干邮务生的料。可是，今天想来，我们倒应该感谢这位“有眼力”的“老外”。否则，中国不过多了一个邮务生或邮务佐，而失去的却是一位举世闻名的学术大师。
北大、清华都考上了，却出现了新的难题：“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究竟上哪个大学好呢？
北京大学建于1898年，原名京师大学堂。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从此，北大就逐渐形成了民主、进步、爱国的优良传统，在历次爱国、民主运动中成为全国的先锋，同时也形成了独立思考、治学严谨的学风。这里有全国知名的教授和一流的学生。上北大，自然是每一个考生梦寐以求的事。
清华大学成立于1911年，其前身叫“留美预备学堂”，是专门培养青年学生去美国留学的学校，它是清政府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兴办的。1925年开始设立大学部，1928年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到了1930年，清华虽然已经不是专门培养青年学生去美国留学的学校了，但是，在出国留学方面，仍然比北大或其他学校有优势。清华同样有全国一流的教授和学生；清华强调计划培养，严格训练，它的校风是“清新、活泼、民主、向上”。清华同样是每一个考生首选的学校。
这两所大学相比较，师资、设备、名望、生源等方面都可谓势均力敌，不分轩轾，至今依然如此。可是，仔细研究一下，也可以发现北大和清华这两所名校，在学风、校风上略有差异，各有千秋。所谓“北大学派”和“清华学派”的问题，一直是学界颇感兴趣、又议而未决的问题。在许多年后，季羡林既成了清华学子，又在北大任教五十余年。当有人问及此事时，他曾就两校风范的差异，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他说：“我想说，北大的风范可以用人们对杜甫诗的评论‘沉郁顿挫’来概括。而对清华则可用杜甫对李白诗的评价‘清新俊逸’来概括。这是我个人的印象，但我自认是准确的。至于为什么说是准确的，则非三言两语能够解释清楚的，这个问题就留给大家去揣摩吧。”
季羡林用古人评诗的话语来概括北大和清华两校的不同风范，实在是既贴切，又妙不可言。但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