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4年
1824年1月2日，星期五
（莎士比亚的伟大有赖于时代；谈《少年维特的烦恼》和“维特热”）
在歌德家进餐，席间谈话轻松愉快。谈到了魏玛社交界一位年轻美人，这时在座的先生中便有一位讲：他差不多快爱上她啦，虽然她还并不是智慧超群。
“去吧！”歌德笑道，“爱不爱未必跟智慧还有什么关系！我们爱一个年轻女子的完全是另外一些品格，而不是她的智慧。我们爱她的美貌，她的年轻，她的调皮，她的温柔，她的个性，她的缺点，她的乖僻，上帝知道还有种种别的无法言说的什么东西；可是，我们不爱她的智慧。我们尊重智慧来着，它要是确实卓越超群，有了这样的优点，一个姑娘在我们眼里会平添无限的价值。倘使我们已经爱上了她，她的智慧也可能吸引我们。然而仅仅是智慧点不燃我们的爱火，激发不起我们的热情。”
大伙儿认为歌德的话很有道理，很具说服力，都准备以他的方式观察问题。
饭后其他人走了，我却留下来与歌德坐在一起，讨论了其他某些有意思的事。
我们谈到了英国文学，谈到了莎士比亚的伟大，认为在出了这位文学巨人之后，所有英国剧作家的处境真叫不利。
“一位戏剧天才，”歌德继续说，“如果他真正称得起天才的话，就不可能不注意莎士比亚，是啊，不可能不研究莎士比亚。可是研究的结果必然意识到，莎士比亚的作品已经穷尽整个人性的方方面面，已经做过最高、最深的发掘，对于后来者，从根本上讲已没剩下任何可写的东西啦。谁要在灵魂深处意识到已经存在那样一些无比精湛的、不可企及的杰作，并对其心悦诚服，谁还能从哪儿获得勇气提起笔来呢！
“至于我，五十年前在亲爱的德意志祖国情况就好多啦。我很快浏览了现有的作品，它们没能让我长时间佩服，没有怎么妨碍我走自己的路。我把德语文学和对德语文学的研究置之脑后，把注意力转向了自己的生活和创作。如此一步步前进，我的天赋便自然得到发展，便逐渐具备必需的创作能力，取得了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创作的成功。在我生活和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我关于杰作的理念从来不超出我此一阶段的实际动手能力多少。可要是我生而为英国人，那便会年纪轻轻、刚一省事，就让所有那些丰富多彩的杰作和巨著压得喘不过气来，根本不会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我不会再那么轻松快活地往前走，而必定长久地思索，长久地左顾右盼，以便寻找一条新的出路。”
我把话题引回莎士比亚，说：“如果我们把他从英国文学中抽出来，单独放到德国进行观察，那我们就不得不惊叹他那巨人一般的伟大真是一个奇迹。可如果我们去莎士比亚的故乡寻访他，置身于他的国度的大地和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氛围，再研究研究他的同代人和直接继承者，呼吸呼吸自本·琼生、玛森格、马娄、博芒和弗勒乔等人那里吹刮来的雄风
，那么，莎士比亚伟大纵然伟大，可我们却会获得一个信念，那就是他创造的精神奇迹许多都并非不可企及，他的许多成就都得归因于他的时代和他生活那个世纪雄劲的创作风气。”
“你说得完全对，”歌德应道。“莎士比亚的情况如同瑞士的群山。如果将勃朗峰直接搬到一望平川的吕内堡大荒原，对它的高度你会惊诧得说不出话来。可要是你去造访它连绵雄伟的故乡，先越过与它相邻的一座座高峰，诸如少女峰、芬斯特阿尔霍恩峰、艾格尔峰、维特霍恩峰、果特哈特峰、玫瑰峰等等，再看见勃朗峰时虽然仍觉得是个巨人，但它却不会令我们惊诧莫名啦。”
歌德继续说：“谁要不肯相信莎士比亚的伟大许多都要归功于他那伟大、雄劲的时代，那他最好问问自己：在时至1824年的今日英国，在报刊的批评争吵闹得文坛四分五裂的糟糕时日，还可能出现莎士比亚似的令人惊叹的天才吗？
“那样一种不受干扰的、天然纯净的、患梦游症的创作状态，唯一能产生伟大作品的创作状态，完全不可能再有了。我们现在的所有天才，全都置身于向公众展示的托盘里。那五十多种全国各地出版的批评刊物，那由它们在公众中引发的鼓噪喧闹，不容许产生任何健康的东西。当今之世，谁要不完全退避开，强行自我隔离，谁就完啦。各类报刊拙劣的、多半唱反调的文艺评论，尽管也把一种亚文化普及到了民众中，但对于一个创造的天才却无异于妖氛，无异于毒液；它不断滴落到他创造力之树上并将其摧毁，从葱茏的绿叶到树心最深处的纤维。
“还有啊，经过了窝窝囊囊的两百年，生活本身也变得何等驯顺和羸弱了啊！什么地方还能遇见一个富有个性的天才！什么地方还有谁能尽显本色，让人看见他本来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反过来又影响诗人和作家，他感到外界的一切已对他不再有吸引力，于是只好返回来求诸内心。”
谈话转到了《少年维特的烦恼》。歌德讲：
“它是这样一部作品，我可以说就像鹈鹕一样，用自己心中的血液哺育了它。它蕴涵着我内心那么多的情愫，那么多的感受和思想，足够写出十部同样长的小说哪。还有，我已一再说过，这本书出版以后我只重读了一次，时时小心别再去碰它。它纯粹是一堆火箭啊！一读它我心里就不自在，生怕再一次经历自己早已逃离的重病状态。”
我提到他会见拿破仑的事。在他不曾刊印的文稿中，我知道有一则关于此事的速记，曾不止一次请他把它继续写完。我说：
“拿破仑当面对您提到《少年维特的烦恼》里边一处看来经不起严格审视的疏漏，您也向他承认了。我很想知道，他具体指的什么地方。”
“你猜猜！”歌德神秘地微笑着回答。
“喏，”我说，“我猜想多半是绿蒂给维特送去手枪，事先却对阿尔伯特只字不提，也没有把自己的预感和担忧告诉他吧。虽说您竭力想使她的沉默显得合乎情理，然而面对朋友命在旦夕的紧迫关头，您的所有努力仍旧于事无补。”
“你的意见自然是不错，”歌德回答，“只是拿破仑所指是这个地方或是另一处，我看还是不挑明为好。不过呢我已经讲了，你的看法和他的一样正确。”
我提出来，《少年维特的烦恼》一出版便引起极大的轰动，其原因是否在时代呢？我道：
“人们普遍这么认为，我却不能苟同。《少年维特的烦恼》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原因就在它出版了，而不在它出版于某个特定的时候。每个时代都有那么许多不曾说出的痛苦，那么许多隐秘的愤懑不满和厌世情绪，每一个人身上都存在那么许多与世界的矛盾，那么许多个性与市民社会的冲突，在此情况下《少年维特的烦恼》总是会引起轰动的，即使它直到今天才出版。”
“你说得很对呀，”歌德回答，“正因为如此，这本书今天和当初一个样，还影响着某一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我呢，当初也根本不必从时代的一般影响中，从我读过的这本那本英国小说中，去获得自己青春的苦闷。倒是个人切身的现实境况令我躁动不安，烦恼苦闷，把我置于自然会产生出《少年维特的烦恼》的心境。我曾经生活过，曾经爱过，曾经忍受过许多痛苦！——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进一步观察，人们谈论很多的‘维特时代’自然与世界文化的进程无涉，相反倒与每个个人的生活阶段有关。人天生喜欢自由自在，却不得不勉强适应、屈从一个已然腐朽的世界的种种规范。幸福遭阻挠，活动受拘束，愿望得不到满足，这些并非某个特定时代的毛病，毛病在每个人自己身上。要不是人人生命中都有一个感觉《少年维特的烦恼》仿佛就是为他自己写的阶段，那才真叫糟糕哪。”
1824年1月4日，星期日
（对法国革命及现存社会制度的看法和态度）
今天饭后歌德和我一起翻阅了拉斐尔的绘画册页。歌德经常观赏拉斐尔的作品，为的是接近这位最杰出的人物，体察一位高尚卓越的人的思想。能在这类事情上给我以入门的指导，使他感到高兴。
后来谈到了他的《西东合集》，特别是其中的《郁愤篇》，诗集的这个部分，抒发了歌德郁积在心的对自己敌人的愤懑。
“我是够克制自己的啦，”他补充说，“要是我把所有不快和烦恼通通讲出来，那薄薄的几页就会长成厚厚一卷。人们压根儿没对我满意过，总想把我变成与上帝喜欢造就的另外一个样子。我做什么他们同样很少满意。我一年到头尽心竭力，写出一部新作来想讨一点儿世人的欢心，他们却反过来要求我对他们感恩戴德，原因仅仅是承他们高抬贵手，说了我的作品马虎过得去。要是他们表扬了我，那我还不能兴冲冲地把它看作应有的奖赏，而是恨不得我能说一些谦虚、推辞的套话，并且低声下气地在光天化日之下，把我的人格和我的作品骂得一文不值。这可违反我的本性啊，如果我真这样虚伪，这样说假话，那我必定是个可怜的混蛋。我可是够强大的啦，自己感觉是什么样子就表现为什么样子，于是便被人视为傲慢，时至今日仍然如此。
“在宗教问题上，在科学和政治中，我到处遇见麻烦，就因为我不阳奉阴违，就因为我有勇气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
“我相信上帝和自然，相信高贵会战胜邪恶；但这在那些虔诚的灵魂看来还不够，我还得相信三位一体。然而这有悖我心灵的真实感受；而且我也明白，即使如此对我未必会有多大好处。
“我还触了一个霉头，就是我发现牛顿关于光和颜色的学说是一个错误，并且有勇气驳斥了这一公认的信条。我认为光纯净而真实，并把捍卫这一真理当作自己的职责。可是另一帮人却郑重其事地想给光抹黑，说什么：阴影乃是光的一部分。这话听起来荒谬，但却的的确确是转述人家的原话。须知人家真是讲：颜色即为阴影和阴影遮掩的结果，那也就是光本身，或者说结论只有一个，颜色乃是光一会儿这样折射一会儿那样折射所形成的光线。”
歌德沉默了，一丝带讥讽意味的笑意慢慢在庄严的脸上扩散开来。他接着讲：
“更别提政治方面啦！我曾经遭遇怎样的困厄，吃过多少苦头，简直没法讲。你知道《激动的人们》吧？”
“昨天才读过，为了编辑您的新版文集，”我回答，“它没有写完，我打心眼儿里感到遗憾。可不管怎么讲，任何存心善良的人都应该赞成您的观点。”
“它是我在法国革命时期写的，”歌德接着说，“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我当时的政治自白书。我把伯爵夫人塑造成了贵族的代表，通过她嘴里说出的那些话，表明了我认为贵族应该有的想法。伯爵夫人刚刚从巴黎回来，在那里目睹了法国革命的前后过程，从中吸收了不坏的教训，从而坚信民众是可以统治，但却不可以压迫；下层民众的革命起义乃是大人先生们多行不义的结果。‘任何在我看来不义的行事，’她说，‘我将来都要严厉杜绝，即使对别人的这类行径，社会上的也好，宫廷中的也好，我也要大声说出我的意见。我发誓不再对任何不义之举默不作声，即使会因此被骂成一个民主分子。’
“我想，”歌德继续说，“这样的信念极为可敬。当初这是我本人的信念，现在仍然是。可为了奖励我，人家给我扣上了各式各样的帽子，我不想再提它们。”
“其实只要读一读《哀格蒙特》，”我接过话头，“就了解您怎么想。我不知道还有任何一个德语剧本，能为民众的自由发出比您这部戏更大声的呼吁。”
“人们就爱不以我的本来面目看我，”歌德回答，“总是对我所有的真实情形视而不见。相反席勒 ——咱俩私下讲吧，他比我贵族得多，但说话也考虑的周到得多 ——，异常幸运，被当成了民众亲密的朋友。我打心眼儿里祝他好运，并聊以自慰，想想从前别的一些人遭遇还不如我啊。
“的确，我是不能成为法国革命的朋友，因为它的恐怖暴行离我太近，每日每时都激起我的愤怒，反之其良好结果当时还无法看出来。再者，当时德国有人自以为是，企图把法国因大势所迫所出现的场面人为地搬过来，对此我也不能无动于衷，漠然置之。
“不过，我同样也不是专制统治的朋友。我并且完全相信，发生任何一场大革命，责任都不在民众，而在政府。只要政府始终维护正义，始终头脑清醒，能够适时进行改良以满足民众的愿望，不是一直顽抗到非由下边来逼迫你干必须干的事情不可，这样子革命就完全不可能发生。
“可由于我仇视革命，人们便称我作现存制度之友。然而这是一个含义暧昧的称号，恕我不能受领。设若现存的一切都好，都合理，都优越，那我绝对没有意见。可是在有许多好的方面的同时，还存在许多坏的、不合理与不完善的地方，这样一来，现存制度之友往往差不多就等于坏的和腐朽的制度之友。
“时代呢却永远在前进；每隔五十年，人世间的事便会换一个样子，一种1800年还完美无缺的制度，到1850年也许就已残破不堪。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好的制度只可能从自己的本原，从广大民众的需要中产生，而不是对别人进行模仿。要知道，某种食物对于一个已发育到一定阶段的民族是高级营养品，对另一个民族也许反倒成了毒药。因此，只要不是出自植根于民族本原的需要，一切引进外来变革的尝试都是愚蠢的，这样子的革命企图都不会成功；因为它们没有上帝支持。对这类草率拙劣的举动，上帝避之唯恐不及。反之，如果在民众中存在大变革的真正需要，上帝便与之同在，革命便会成功。上帝显然曾与耶稣基督及其最初的门徒同在，因为宣示一种新的博爱教义正是各族民众的需要；上帝也显然与马丁·路德同在，因为清除那种让教士阶层歪曲了的教义，同样是各族民众的需要。上述两大伟力可都不是现存制度之友啊；相反，它们面对现实，深感必须清除那发霉的陈面团，决不能让那不真实、不合理而且千疮百孔的旧制度再存在下去。”
1824年1月27日，星期二
（回顾一生，唯有辛劳和工作）
歌德跟我谈起他续写自传的事，眼下他正忙着完成这项工作。他提到，写他晚年生活的部分不会像写青年时代的《诗与真》似的有非常详尽的细节。
“后边的这些年，我必须更多地当作编年史来处理，”歌德说，“里边出现得更多的是我的活动，而不是我的生活。一般而论，个人最重要的时期是他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对我来说，随着完成《诗与真》那细节详尽的几卷便完结了。接下来便开始了与世界的冲突，这方面如果还有什么令人感兴趣的话，那就仅仅是它产生的结果。
“再往后呢，一个德国学究的生涯，什么玩意儿？拿我来讲，也许有些好的经历却无从言说，而平平庸庸的呢又不值得花力气说。再有喽，那些能让我轻松从容地对他们讲述的听众，又在哪儿呢？
“回忆早年和中年的生活，在我现在这个年纪便会思考，那些曾与自己一起共度青春的朋友还剩几个呢？这时候我总是想起在温泉疗养地消夏的情形。刚一到便认识一些人，和他们结下了友谊，可这些人已经在此地住了一段时间，过不了几个礼拜就要走啦。失去他们令人难过。那就去结识下一拨人吧，和他们还可以过一段，于是又成了亲密朋友。但这拨人也要走，剩下我们孤零零的。还有就是第三拨在我们即将离去时才到的人，和这些人你就完全没什么交道好打啦。
“大家常称赞我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我自己呢，也不想抱怨，说对自己生涯不满的难听话。只是呢，归根结底只有辛劳和工作，别的什么都没有。大概可以讲吧，在我长达七十五个春秋的一生中，真正安逸快乐的日子不到四周。这就像一块永远要往下滚的大石头，你得没完没了地重新往山上推它。我的编年史将把此处说的这些话，解释得明明白白。要我有所作为的呼声，外来的也罢，发自内心的也罢，真是太多了。
“我真正的幸运是我的文学思考和创作。然而我所处的环境，又多么严重地干扰、制约和妨碍我了哟！要是我能离社会活动和日常事务远一点儿，多一些离群索居的时间，那我会更加幸福，取得的文学成就也会多得多。是啊，我写完《葛慈·封·伯利欣根》和《少年维特的烦恼》不久，一位智者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你对世界有了贡献，为报答你世界就会做出安排，让你别又一次这样做。现在看来，此话在我身上应验喽。
“闻名遐迩，位高权重，在生活里本是好事。只不过我靠自己的所有名和位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换来的只是对别人的意见保持沉默，否则便会得罪人。这样做的好处是我总知道别人怎么想，别人呢却不知道我怎么想，要不然啊，真就开了一个愚蠢透顶的玩笑。”
1824年2月15日，星期天
（歌德庆幸自己不再年轻）
今天歌德邀我午饭前一块儿去散步。我进屋时发现他正在进早餐，看上去兴致挺好。
“来了一位令我高兴的客人，”他愉快地对我说，“一位前途无量的青年，威斯特法伦的迈耶尔刚刚在我这里。他写了一些诗，一些很有希望的诗。他才十八岁，却成熟老到，真是难以置信。
“我很高兴，”随后歌德笑道，“现在我已不再是十八岁。我十八岁的时候，德国也只有十八岁，还可以有所作为；可现在要求太多啦，而且所有路都让人跑过了。
“在一切领域德国都高高在上，高得我们根本无法综观全貌，眼下呢我们还要师法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又要仿效英国人和法兰西人！除此之外，是的，简直是疯了，还把眼睛盯着阿拉伯东方，这么一来一个年轻人不完全昏了头才怪。
“为了安慰他，我领他看了我巨大的天后朱诺头像，以这件雕塑作为象征，告诉他只要坚持学习希腊人，就会获得安宁。他是个好小伙子！只要注意别太分心，别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就定会有出息。
“不过，我说过了，谢天谢地，在这成熟透顶的时代自己不再年轻。如果年轻真不知道怎么活。是啊，即使想逃到美洲去也太迟了，那儿的人也太聪明。”
1824年2月22日，星期天
（观赏意大利风光铜版画）
跟歌德和他儿子一道进餐。席间小歌德讲了不少他学生时代的趣事。也就是他当年住在海德堡，假期里常和朋友们去莱茵河畔漫游。他曾和另外十个大学生在一家旅店过夜，店老板无偿招待他们喝葡萄酒，只要求朋友们有朝一日去参加他的一次“婚宴”。这位店主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饭后歌德给我们看一些着了色的素描，题材为意大利风物，特别是邻近瑞士山区和玛爵湖（Lago Maggiore）的北意大利。波罗梅伊群岛（die Borromäischen Inseln）倒映在湖水里，湖岸边看得见渔船和渔具。歌德告诉我们，这就是《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里的那个湖。在朝着玫瑰山（Monte Rosa）的西北方向上，耸立着将湖与其他地区隔离开的连绵群山，正值夕阳西下，山色幽深如岱。
我说，我出生在平原上，面对这样幽森高峻的群山心里感觉不踏实，绝不会有兴致去那些山谷里漫游。
“这样的感觉挺正常，”歌德说，“归根到底，人只适宜于待在他出生和生长的环境里。要是没有重大的追求，他待在家里会幸福得多。瑞士一开始给我留下了极强的印象，令我心神迷乱，坐卧不宁；直到去过多次，最后一些年纯粹用研究矿物学的眼光去看那些山，才开始平心静气地体验它们。”
随后又观赏了一批根据一家法国画廊所藏油画制作的铜刻画。这些画几乎都少有创意，所以五十幅中很难找出四五幅好的。好的几幅是：一位少女在请人代写情书；一个夫人待在表明出售（maison à vendre）但无人光顾的房子里；一幅打鱼图；一群站在圣母像前的音乐家，还有一幅普桑风格的风景也不坏。对此歌德评论说：“这些艺术家掌握了普桑画风景的一般理念，就照此理念一个劲儿地画下去，结果画作就既说不上好，也不能说坏。不坏是因为随处都隐隐可见一个颇为可观的样板，但是又不能称它们就好，因为这些画家通常都缺少普桑似的伟大人格。诗人们的情况也如此，学习莎士比亚风格的不少，学得成功者却实在叫凤毛麟角。”
最后观赏了劳赫为法兰克福故居雕塑的歌德胸像模型，大伙儿边看边谈。
1824年2月24日，星期二
（学习须符合实际需要；古典雕刻艺术的长处）
今天午后1点去见歌德。他让我看一篇由他口授而成的文稿，是准备给《艺术与古代》的第5卷第1期用的。我发现他给我的评论文章《印度贱民》做了个附录，内容既涉及那部法国悲剧，也涉及他自己的抒情诗三部曲，如此一来，这个题目就在一定意义上做得完整全面了。
“很好，你借写评论的机会熟悉了印度的情况，”歌德说，“因为说到底，我们搞研究最终只是掌握了自己实际使用的东西。”
我承认他说得对，告诉他我在上大学时就有这样的经验，听了老师们许许多多报告，能记住的也只是自己本已倾向于实际使用的内容；相反，所有将来不可能用上的东西通通让我给忘记了。我讲：
“我听过赫恩教授的古代史和现代史，可如今已记不起一个字。然而，倘使现在要我为写剧本而去研究某一个历史片断，那我肯定一辈子都会记住研究的东西。”
“总而言之，大学里学的太多太多，而且是太多毫无用处的东西，”歌德说，“还有一些个老师拼命延伸自己的专业，教授的知识远远超出了学生的需要。早年化学和植物学一起归入药物学讲授，学医的学生只听它就够了。现在倒好，化学和植物学都自成一门无边无涯的大学问，掌握其中任何一门都需要人穷其一生，可是医学院学生硬是两门全得念！结果呢什么也学不到，顾此失彼嘛，通通忘得精光。谁聪明谁就会拒绝一切叫人分散精力的要求，而专心致志于一个专业，把一个专业学精学通。”
随后歌德给我看一篇他关于拜伦的《该隐》的短评。我很感兴趣地读了起来。
“你瞧，”他说，“教会的信条不足以影响像拜伦这样的自由心灵，他正是通过此剧，极力摆脱一种强加给自己的教义的束缚。英国的教师们显然不会因此感谢他；我很好奇，不知他是否会进一步写《圣经》中与此相邻的题材，是否会将例如所多玛的毁灭和峨摩拉的毁灭放过。”
在这些文学讨论之后，歌德把我的兴趣引到了造型艺术上，让我看一件昨天他已经兴致勃勃地谈起过的古代石雕。我观赏着，惊讶于它表现手法的质朴单纯。我看见一名男子从肩上往下放一只水桶，为的是让一个男孩儿喝水。可男孩儿还感觉不舒服，他的嘴还够不着，桶里的水还流不出来。于是只见他把自己的两只小手按在桶上，仰起脑袋望着男子，像是求他把桶再向自己倾一点儿。
“喏，喜欢吗？”歌德问。“我们现代人自然也体会得到一个如此纯粹自然，如此质朴天成的题材有多么美，”他接着说，“我们也知道也理解，这样的作品该如何创作；只不过我们创作不出来，理性至上嘛，因此总是缺少这样一点儿令人惊叹的魅力。”
随后我们观赏柏林的勃兰特雕琢的一枚徽章，表现的是年轻的提苏斯正从巨石下取出他父亲的武器。人物的姿态有许多可称赞之处，只是要搬动巨石四肢还显得用力不够。再有，年轻人既用一只手拽武器，还用另一只手搬石头，看来无论怎么讲都考虑欠妥；要知道，按道理他该先将沉重的石头撂到一边，然后再拾起武器。歌德随即说：
“作为对照给你看一件古代的宝石雕刻，它的题材完全相同，但出自一位古人之手。”
说着他让仆人施塔德曼搬来一口箱子，箱子里藏着数百件古代宝石雕刻的复制品，都是他旅游意大利时从罗马带回来的。于是我见到一位古希腊艺术家处理的同一题材，可那手法是何等的不一样啊！只见小伙子使尽全力推那巨石并也承受得起它的重量，因为这重量眼看就要被征服，石头已给推到了快要滚到一边的节骨眼儿上。年轻的英雄使出浑身的力气顶住沉重的巨石，只有目光向下瞅着压在面前石头底下的武器。
我俩都欣赏这再合乎实际不过的处理。
“迈耶尔经常喜欢讲，”歌德笑着插了一句，“最难莫过于构思啊！——可糟糕就糟糕在，”他接着说，“我们再怎么思考也无助于构思，你必须天生是这个材料，只有这样好的想法才会像上帝自由的孩子似的不请自到，并冲着你喊：瞧我们来啦。”
1824年2月25日，星期三
（诗的形式作用巨大；经历丰富是个“大便宜”）
歌德今天给我看了他两首极有意思的诗，两首诗总的倾向都高度伦理化，但一些个母题却自然、真实得毫无保留，以致世人很可能习以为常地称其为不道德的诗。也正因此吧，他把它们密藏起来，不打算公之于众。
“倘若智慧和高度的教养能转变成公众共同的财富，”他说，“那当诗人就太美了，他什么时候都可以彻底真实，不必害怕说出最精彩的话。可事实上他经常不得不有所节制，有所考虑，他的作品会落到各式各样的人手里；他因此有理由顾忌，别因为太坦率引起多数好好先生的反感。还有时间也是个古怪东西。它就像暴君似的喜怒无常，对同一个人的言语行为在不同时代会表现不同的脸色。古希腊人允许说的话，我们再说就不合适；莎士比亚强健的同时代人感觉美妙的事物，1820年英国人就不再受得了，所以新近就感到有出版一种莎士比亚家庭版的需要。”
“还有形式也影响很多，”我补充说，“两首中的一首音调、格律都合乎古代规范，引起反感的可能小得多。一些个母题本身诚然难以为人接受，但表现手法使整个作品变得如此大气如此高贵，让人仿佛在听一位雄健的古代诗人吟唱，我们也仿佛回到了希腊远古的英雄时代。另一首诗相反，音调、格律都是阿里俄斯托的，就麻烦得多了。内容是一次现代历险，语言也现代，于是便无所遮掩地直通通进入咱们的现实，一些个大胆的细节便显得肆无忌惮多了。”
“你说得对，”歌德回答，“在不同的诗体格律里面，蕴藏着各种神秘而巨大的效果。比如我的《罗马哀歌》，如果有人将其改译成拜伦《唐璜》式的音调和格律，那它的内容必定也跟着变得十分粗俗。”
这时送来了法国报纸。在昂顾勒姆公爵统率下完成的那场讨伐西班牙的战役，引起了歌德极大的关注。“对波旁王朝走的这步棋我不能不大加赞赏，”他说，“因为正是通过此役，他们才抓到军权，也赢得了王位。这下成功了。士兵们返国时怀着对自己国王的忠诚，因为他们从自己的胜利，也从人数众多的西班牙人的失败获得了一个信念：效忠于一个人抑或听命于许多人，没有什么区别。军队赢回了旧日的光荣，证明了自身的价值，它即使没了拿破仑，照样能打胜仗。”
接下来歌德回顾了历史，谈了许多普鲁士军队在七年战争中的情况，说在腓特烈大王的带领下这支军队所向无敌，因此变得娇纵自满起来，结果后来在许多大战役中吃了败仗。所有的细节他全历历在目，我称赞他记忆超凡，实在幸运。
“我占了一个大便宜，”他接着说，“能出生在这么个世界风云济会，在我漫长的一生中重大事件层出不穷的时代：先是七年战争，然后美国脱离英国独立，接着又来了法国革命，最后才是整个拿破仑时代直至这位英雄覆灭，以及随之发生的种种事变，我成了亲身经历这一切的历史见证。这样一来，我的观察结果和看法就可能与人完全两样；现在才出生的人只能通过书本了解那些重大事件，也就弄不明白它们是怎么回事。
“往后的一些年将发生什么，完全无法预言；只是我担心咱们不会很快获得安宁。世人生性可不谦虚知足：大人老爷不会放弃滥用强权，民众也不满足于勉强过得去的状态，静待逐渐的改良。只有使人性变得完美，现实也才可能完美；实际是将无休止地动荡摇晃，一部分人受苦受难，另一部分人安乐享受；自私和妒忌这两个恶魔将永远作祟，党派之争将没了没完。最明智的办法是人人各司其职，生来适合干什么、学习过干什么就干什么，别去妨碍他人干自己的事。鞋匠就该守着他的楦头，农民就该扶着他的犁头，君主呢，就该懂得治理国家。要知道，治国也是一项需要学习的职业，任何不精于此道的人都不应潜妄介入。”
随后歌德又谈起法国的报纸，说道：
“可以让自由派人士发言嘛，因为如果他们讲得有道理，别人就乐意听。但是保皇党手中握有重权，就不宜讲话，而必须行动。他们不妨调遣军队，砍人脑袋，让人上绞架，这些都是他们的权利；可要是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否定别人的意见，为自己的举措辩护，就有失体统啦。除非读者全都是君主，否则掌权者还是别发议论为好。
“至于我过去的所作所为，”歌德接着讲，“我总自认为是一个保皇派。让别人爱讲什么就讲什么吧，我呢，认为怎么好便怎么干。我了解自己事业的全貌，知道自己的目标所在。要是我独自犯了错误，能够重新将其挽回；可错误要是三个人和更多的人一块儿犯的，那改正就不可能了，因为人多不同的意见也多。”
接下来吃饭的时候，歌德情绪极为高涨。他给我看施彼格尔夫人的纪念册，他在册子里写了些很美的诗句。留给他题写的空白长达两年，他很高兴，终于兑现了一桩旧日的承诺。我向施彼格尔夫人朗诵完了诗，继续往后翻阅纪念册，遇见了许多显赫的姓氏。翻一页便是梯德格的一首诗，思想和音调完全跟他的《乌拉尼亚女神》一样。歌德说：“我一时心血来潮，想在他这诗的下面再和上几句，可一转念还是算了。我感到庆幸，因为口无遮拦会得罪好人，弄巧成拙，这在我可不是第一次啦。
“梯德格的《乌拉尼亚女神》我可是受够了，”歌德继续说。“有一段时间，唱的念的净是《乌拉尼亚女神》；不管去到哪儿，桌子上见到的都是《乌拉尼亚女神》，谈话的题目也全是《乌拉尼亚女神》和永生。我呢，当然也不愿失去相信未来继续存在的幸福；是啊，我甚至想附和着洛伦索·美第奇讲，所有不盼望来世的人，对于此生就已经死了。只不过呢如此不可理喻的事情，远远不能成为日常观察的对象，不能充当绞尽脑汁的思辨题目。再说，谁相信永生，谁偷着乐得啦，他可是没有理由再驰骋幻想，肆意发挥。至于梯德格的《乌拉尼亚女神》嘛，我只想说那些虔诚的信徒就跟贵族一样，也是一个特权阶层。我发现有些蠢女人自以为了不起，了不起的理由就在她们与梯德格一起相信永生来着；她们有的想以极其傲慢的方式在这点上考验我，我没法子只能忍受。可我得罪了她们，因为我说：求之不得呀，如果咱们过完此生还有幸再活一次；只是呢，我恳求恩典我，别让我到了那边再碰见这世上任何一个曾经相信来生的人。否则啊，我才真会苦不堪言！虔诚的人们便会成天围着我转，说：你看，咱们不是对了吗？咱们不早说过吗？应验了是不是？如此一来，到了彼岸也休想获得安宁！
“考虑什么永生？”歌德继续说：“那是贵人们尤其是那些无所事事的贵妇们的事。一个想在今生就有所作为的人，他每天都得努力，都得奋斗，都得工作，就该让来世自己待在一边儿，在今世奋发有为。再者，那种对今世的幸福没多少指望的人，也适合琢磨永生问题。我愿打赌，善良的梯德格如果明白这一点，他的思想也会更好一些。”
1824年2月26日，星期四
（只表现与自己天赋相近的题材；天赋与预感）
陪歌德吃饭。饭后收拾好了，他让佣人施塔德曼搬来几只收藏铜版画的大夹子。夹子上集了一些灰尘，旁边又没有合适的帕子可以擦拭，歌德于是生气了，骂了他这个佣人。
“我再最后提醒一次，”他说，“你要不今天就去买回已多次叫买的抹布，那明天我就自己去买，你看着好啦，我说话算话。”
施塔德曼去了。
“有一次我对演员贝克尔发过同样的火，”歌德心绪颇好地对我继续说，“他当时拒绝扮演《华伦斯泰》中的一名骑士。我让人告诉他，如果他不演这个角色，那我就自己演。这一讲成了。因为剧院的人了解我，知道我在这类事情上不开玩笑，脾气犟得说了干啥一定干啥，甚至会干出最疯狂的举动来的。”
“您真的会去演那个角色？”我问。
“会！”歌德回答，“我会去演，而且演得比贝克尔先生更好，因为我比他更了解这个角色。”
随后我们打开画夹，开始观赏里边的铜刻画和素描。为了我歌德翻看得很慢，我感觉得到，他是有意帮助我提高艺术鉴赏力。他只让我看每一类画中的杰作，给我详细讲解作者的立意和成就，以使我能体会大师们的想法，重温大师们的感受。
“这样才能培养出我们所说的品位，”他讲。“须知品位不能用中等货色养成，只能用杰作上品。所以我只让你看最好的作品，等你这样打好了基础，便有了评价其他作品的尺度，不会估计过高，也不会过低。我让你看每种画中最成功的佳作，使你懂得没有哪个画种可以轻视；只要一位伟大的天才得到登峰造极的发挥，任何画种都会赏心悦目，令人欣喜。例如这幅法国画家的艳情画可谓无与伦比，因此堪称此一画种的典范杰作。”
歌德把画递给我，我兴致勃勃地观看起来。画面是夏季别墅里一间惬意的房间，透过敞开的门和窗看得见外面的花园，以及园中的一群俊男靓女。房间里坐着一位三十岁光景的美妇人，手捧一本乐谱，像是刚刚才展罢歌喉的样子。往下一点儿，在她的旁边，倚坐着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少女。在敞开着的窗前，脸朝外站着另一名年轻女子，怀里抱着一把琴，好像仍在弹奏。这当儿进房来一位年轻的先生，女士们的目光全给他吸引了过去。似乎是他打断了她们的娱乐弹唱，因此微微弓着身子，使人觉得他正在说抱歉，而他的话女士们都爱听。
“这幅画，我想其温情香艳足以媲美卡尔德隆的一部杰作，”歌德说。“如此一来，这个画种里最精彩的一件作品，就让你看见啦。对此你可还有什么说的？”
说着他又递了著名动物画家卢斯的一些蚀刻版画给我，画的全是绵羊，各种姿态、各种情状的全有。面孔长相之单一，皮毛之肮脏、蓬乱，一切一切都真实到了极点，简直就像是些真羊。
“每当注视这些牲畜我心里就会害怕，”歌德说，“它们那么呆板，那么蠢笨，那么懵懵懂懂，那么傻张着嘴，叫我看了不能不产生同情。我真害怕自己会变成这样一头动物，并差不多相信画家本人曾经就是一头羊。反正是极端令人惊讶哪，他怎么会钻进羊们的灵魂，深入体会它们的思想感情，以至能通过外表把它们的内在性格如此真实地展现在我们眼前。由此可见，如果坚持画与自己禀性相近的题材，一位伟大天才会取得怎样的成就。”
“这位画家难道没有同样真实地也画过狗、猫和猛兽吗？”我问。“是啊，他如此善于体察其他动物的内心状态，有没有也同样忠实地表现过人物的性格呢？”
“没有，”歌德回答，“这些全都超出了他的范围；反之，那类驯顺的吃草动物，如像绵羊、山羊、奶牛等等，他却永不疲倦地画了又画 ——这本是他一生一世都不会离开的天才领地嘛。他这样做好极了！与羊一类动物的同感在他与生俱来，他自然而然地了解它们的心理情感，对它们的体态外表同样生就一双敏锐的眼睛。别的生物相反也许就不那么容易让他看透了，因此要画它们他既缺少天赋，也没有激情。”
歌德的一席话在我心里激起不少类似的联想。例如不久前他还对我说，真正的诗人生来了解世界，要表现它根本用不着许多的经验，用不着见多识广。记得他当时讲：
“我创作我那部《葛慈·封·伯利欣根》时还是个二十二岁的小青年，十年后真惊讶我写得竟那么真实。谁都知道我不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和见闻，所以我必定是通过预感认识了复杂纷繁的人事情景。
“一般说来，在认识外部世界之前，我先只喜欢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后来，等我在现实中发现世界确实像我想象的样子，它就令我生厌，我再也提不起兴致去表现它了。是的，我想讲：如果我长期等待，直到认识了世界才去表现它，那我写出来的就只能是对现实的戏拟喽。”
还有一次，歌德说：“所有人的性格中都存在一定的必然性，一定的倾向，和这种那种基本性格特征同时并存的还有一定的次要特征。经验足以教人认识到这一点，但是也有少数的人这种认识与生俱来。在我身上天赋与经验是否得到了结合，我不想追究，只不过我知道：我和谁只要谈上一刻钟的话，就足以让他在作品里讲两个小时。”
谈到拜伦，歌德同样也说，世界对于他像是透明的，他通过预感就能表现世界。我表示有些怀疑，说拜伦例如未必能够表现低等动物本性，原因是他的人格太伟大，不会乐意关注这样一类题材。歌德承认我说得对，并且讲，联想的有效范围总是有限，只有当题材与作家的天赋相适应才起作用。在天赋与预感的关系这点上，我们看法一致，都认为联想之作用范围大小，随作家天赋高低的不同而变化。
随后我讲：“阁下认为诗人生来便了解世界，那我想您大概只是指内心世界说的，而非指现象和日常的经验世界吧；也就是说，诗人要想成功地表现经验世界，就必须再对现实进行研究。”
“当然是这样，”歌德回答。“爱与恨，希望与绝望，以及心灵其他种种称呼的状态和情感，天生属于诗人的领地，也能让他成功地表现。但是如何开庭断案，或者如何参加议会，如何给皇帝加冕，他便并非生来就了解；要想描写这些事情不违背真实，诗人就必须通过自身的阅历或者吸取前人的经验学习掌握它们。例如写《浮士德》我能通过预感，很好地把握主人公悲观厌世的阴郁心理，还有格莉琴热烈的爱情感受；但为了写例如：
天空中升起红色的残月，
那么悲凉，那么冷清黯淡 ……
就需要亲自观察自然。”
“可是，”我接过话头，“整部《浮士德》里没有一行不带着悉心研究世界和人生的鲜明痕迹。读者怎么也不会想，您没有极其丰富的人生体验，一切全是上天所赐。”
“可能吧，”歌德回答，“不过如果我没有通过预感事先在心中装着世界，那将始终是个睁眼瞎子，一切的研究和体验都只会劳而无功，白费力气。光存在着，颜色包围着我们；可如果我们自己眼里没有光和颜色，那我们也就不会发觉身外的这类东西。”
1824年2月28日，星期六
（创作最忌功利和草率）
“天性使然，”歌德说，“有些杰出人物每次写作都要先静心而深入地钻研题材，决不匆忙从事，即兴命笔。这样的天才常常叫我们不耐烦，因为你很少能从他们那儿得到你眼下希望得到的东西。然而也正是如此，才诞生出了登峰造极的作品。”
我把谈话引向了拉姆贝格。歌德说：
“他当然是另一种类型的艺术家，一位极讨人喜爱的天才，一位无与伦比的即兴挥毫大师。一次在德累斯顿，他要我临时出个题目给他画。我就告诉他：阿伽门农远征特洛伊归来刚下马车，正要跨进家门突然心中感到不是滋味。你得承认，这个题材真是再难不过，换上别的画家必定要长时间深思熟虑。可他倒好，我话刚出口，他已经画起来，而且我还不得不佩服他，竟立刻准确地把握住了要表现的东西。我无法否认，我真想收藏几幅拉姆贝格亲手画的画。”
随后我们谈到了另一些画家，说他们画风浮躁轻率，结果落入俗套，自己毁了自己。
“这样的套路总是赶着完工，”歌德说，“不觉得创作本身有任何乐趣。货真价实的、真正伟大的天才，却能在创作过程中找到最大的幸福。卢斯孜孜不倦，一丝不苟，才画成了他那些山羊和绵羊的长毛和卷毛；从那无比的精准细腻，可以看出他工作时享受着最纯净恬美的幸福，根本想不到赶工来着。
“才能差一些的人不满足于艺术就是艺术，他们在创作中总是眼睛盯着钱，只看见他们希望用完成的作品去换取的报酬。可是，目的与路子如此世俗和功利，根本出不来任何大作品。”
1824年2月29日，星期天
（欧仁·拿破仑去世和多瑙-莱茵运河修建计划）
12点钟去见歌德，他邀请我中饭前一块儿乘车去兜兜风。我进屋时发现他正用早点，就坐到他对面，和他谈起我们为编辑他的新文集都还在考虑的那些作品。我劝他这个集子既要收《神·英雄和维兰特》，也要收《牧师的通信》。
歌德回答：“以我现在的立场，我对这些青年时代的作品原本没有任何想法。就由你们年轻一代做决定吧。我不想责骂那些最初的尝试，那会儿自然还懵懵懂懂，不自觉地往前闯，不过呢我具有正确的直觉，有一根指引我寻找到金子的‘幸运棒’。”
我指出，所有伟大的天才都是这样，否则在这良莠善恶混杂的世界上，他一朝醒来就找不着正确的方向，避免背道而驰。
说话间车已套好，我们便坐上出了城，向耶那方向驶去。天南地北地聊着，歌德提到了新送来的法国报纸。
“法国的宪政有完全不同于英国的基础，”他说，“这个民族身体内毛病太多。在法兰西干什么都得行贿，是的，整个法国革命都受到了行贿受贿者的左右。随后歌德提到早上刚到的消息：罗希滕贝格的公爵欧仁·拿破仑死了。这消息看样子挺使他难过。他说：“他是一位伟大人物，这样的人越来越少啦；世界又失去了一位杰出的人。我认识他，去年夏天还和他在玛丽温泉聚谈过。他一表人才，约莫四十二岁，但看上去要老一点儿，毫不奇怪呀，你只要想一想，他一生中经历了一个接一个的战役，一件又一件的大事。在玛丽温泉他向我透露了一个计划，跟我详细商谈了如何实施这个计划。原来啊他正四处奔走，要修建一条连接莱茵河与多瑙河的运河。可是一项艰巨工程喽，如果考虑到地方势力的拼命反对。然而一位曾经在拿破仑麾下效过力，跟他一起震撼过世界的男子汉，又会把什么看作不可能呢！卡尔大公就有过同样的计划，并且也动工了，可没过多久工程就停了下了：施工现场的土质经不住挖掘，一挖开两边的泥沙总是又合了拢去。”
1824年3月22日，星期一
（漫步歌德别墅所在的园林）
中饭前乘车去歌德园林别墅。
园林位于伊尔姆河彼岸，紧挨着城市的公园，在一片丘陵的西面斜坡上，环境很是惬意宜人。北风东风都给挡住了，南风西风却长驱直入，送来温暖吹来生气，特别在春天和秋天，住在园林中真是舒适至极。
坐落在西北方的魏玛城近在咫尺，走几分钟就到了；然而环顾四周却不见一幢楼宇或者一个塔尖，让人想到这是在城市身边：公园里林木参天，完全遮挡住了朝城市一边的视线。在左边的林木朝北方延伸，紧贴着林子便是直接通向城外园林别墅的车道。
朝西和西南方望去，可见一片开阔草地，越过了草地，在一箭之遥的远处，伊尔姆河静静地、蜿蜒曲折地流去。河的彼岸同样是起伏的丘陵，丘陵的斜坡上和丘顶上林木繁多，赤杨、白杨、岑树和白桦树干挺拔，枝叶茂密，浓荫隐映下扩展开来的公园满眼绿意，把南方和西方的天际线推得老远老远的。
越过草地极目远方，特别是在夏季里，公园给人的印象好似你处在一座方圆数里的大森林边上。你会觉得，随时可能有一头梅花鹿或者麋鹿出现在草地上。这时你便会体验到大自然的岑寂宁静，因为周围实在是太静了，静得常常一点儿声息没有，如果不是鸫雀时不时地啼叫两声，或者断断续续地从林中飘送来莺儿的啭鸣。
然而从这远离尘嚣的梦境中，我们也不断被惊醒：一会儿塔楼上当当当敲响了报时钟，一会儿公园的高处传来孔雀的鸣叫，一会儿军营里响起了鼓号声。不过并不叫人讨厌，因为让这些声音唤醒，都让人产生一种身在故园的宁帖感觉，而你原以为在云天之外。
在某些季节和某些日子，公园里的草地压根儿不冷清寂寞。一会儿看见乡人们去魏玛城中赶集，或者去上班来回从这里经过，一会儿又有形形色色的散步者沿着蜿蜒的伊尔姆河走去，尤其是走向在某些日子谁都爱去的魏玛上城。而一到收获干草的季节，这些地方更是热闹非凡。随后就看见羊群在草地上放牧，有时还夹杂着来自附近奶场的漂亮瑞士母牛。今天还丝毫见不着所有这些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象。草地上找不到几块绿颜色，高大的树木全无绿叶，只有褐色的枝丫和蓓蕾；然而燕雀儿的啼叫和不时送来的鸫鸟的鸣啭，却预报了春天的临近。
空气如夏日般清爽宜人，还微微地吹拂着西南风。晴空里飘过一小块一小块的彤云，更高处的带状卷云正在消散。我们仔细观察这云象，发现从底下飘过的云朵也在散开，由此歌德得出结论说，气压表要升高啦。
接下来歌德谈了不少气压表升降的问题，他称这些现象为“水之肯定”和“水之否定”。他讲地球依照自身永恒的法则呼吸，讲到持续不断的“水之肯定”可能引发洪水。还说：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气压，不过欧洲范围的气压却大致差不多。大自然变幻莫测，本身很不规律，也就很难让你找出规则性来了。
我跟着歌德漫步在园中宽阔的砂石路上，同时聆听着他讲这类高深问题。不觉已来到别墅跟前，他吩咐佣人打开楼门，准备过一会儿领我进去参观内部。别墅外墙粉刷成了白色，墙面上布满由木条支撑着的蔷薇植物，藤蔓一直攀爬到了屋顶上。我围着别墅转了一圈，发现蔷薇丛中的枝杈间，留下来了大量去年夏天的鸟窝，形状各式各样，眼下蔷薇没了叶子便全都显露了出来，特别是那许多由金翅雀和形形色色的尖嘴小雀儿各按自己喜好高低错落地搭建的鸟巢，看上去煞是有趣。
歌德随后领我走进楼内，去年夏天我放过了参观的机会。在一楼我只发现有一间起居室，墙上挂着一些地图和铜版画，再就是还有歌德真人大小的一张彩色油画肖像，而且是迈耶尔画的，画的时间就在朋友俩刚刚从意大利归来不久。那时候的歌德正值中年，肤色褐黑，身强力壮，脸上神情颇为严肃，人一见便会想：这是一位胸存抱负的男子。
沿着楼梯走上二楼，我发现三个房间加一间斗室，然而全都窄小，谈不上什么舒服。歌德说，早年他跟朋友们在这里住过很长时间，工作起来安安心心。
室内温度偏凉，我们都渴望回到温和的露天里去。在正午阳光下的大道上来回踱着，话题又转到了当代文学，转到了谢林，时不时地也谈起普拉滕的几出新戏。
可没谈多久，我们的注意力又回到了身边围绕着的大自然。一丛丛百合和皇冠花已吐出茁壮的芽孢，道路两旁的锦葵也已开始返青。
在小丘的斜坡上，花园高起的部分是块草坪，上面零零星星地长着几株果树。有几条小路通向丘顶，在上边绕了绕又通下来，勾起了我想上去瞅一瞅的兴致。歌德快步向前给我带路，见他如此健硕我挺高兴。
在丘顶的篱笆边上，我们发现一只母孔雀，看样子是从公爵的林苑里溜过来的。这时歌德告诉我，夏日里他常常随便拿点儿饲料就把孔雀引过来，并且使它们习惯于待在这里。
从小丘另一边沿着蜿蜒的小径往下走，我发现灌木丛中包围着一块石头，石头上刻着那首谁都熟悉的诗里的一句：
在这寂静的所在，痴情的人儿曾思念他心爱的人。
我立马觉得自己正置身一处古典的场所。
就在离这里很近的地方，我们见到一片幼树林，林中有橡树、有枞树、有白桦和有榉树。在总数底下，我发现了一点儿猛禽吃剩的残骸，并指给歌德看。歌德回答，他在这里常看见类似的情况，由此断定有几只经常出没此地的猫头鹰在这些枞树上安了家。
我们绕过小树林，便又到了别墅近旁的大道上。刚才说那片橡树、枞树、白桦、榉树混生的林子，在这一面呈半圆形，树梢合拢成穹顶模样，林子内变得像座洞穴。我们踱进去，坐在一张圆桌周围的小椅子上。阳光很是强烈，尽管没有叶片的树木只投下些许树荫，我们已感觉再好不过。“在炎热的夏日，”歌德说，“我没有更好的避难所喽。四十年前，我亲手植下了这些树，随后看着它们一年年长高起来，心里真是快乐，而且能够享受它们的荫庇，也已有了相当长的时间。这些橡树和榉树的叶簇，连最强烈的日光也穿不过。温暖的夏天我喜欢饭后来这里坐坐，此时草地和整个公园常常静得就像古人们说的：‘连潘恩也入睡啦。’”
这时城里传来打2点的钟声，我们于是登车返回。
1824年3月30日，星期二
（德国人独特的文学批评观；谈蒂克和施勒格尔兄弟；歌德的朗诵才能）
傍晚在歌德家里，我单独与他在一起。我们谈得很多，喝了一瓶葡萄酒。话题涉及法国戏剧与德国戏剧的不同特点。
歌德说：“很难设想德国观众会形成纯粹的判断力，就像我们在意大利和法国看见的那样。而对我们特别有妨害的是，咱们的舞台上什么全混在一块儿演。同一个地方昨天演的是《哈姆雷特》，今天又演《斯塔波尔》；明天刚沉醉在美妙的《魔笛》声中，后天又得去欣赏《新幸运儿》插科打诨。如此一来，观众的判断力就给搞糊涂了，不同的剧种混杂在一起，观众永远学不会对它们正确理解和评价。这样人人都有自己个人的要求，个人的期望，都带着这些期望重新去到曾经实现过它们的地方。这就像在一棵树上今天摘到了无花果，明天又去老地方摘，结果却发现那地方一夜之间长出来的竟是黑刺李，当然就会一脸的不乐意了。不过也自有喜欢黑刺李的人，这种人就该找有刺的树去。
“席勒想专门建一家悲剧院，而且是每周只为男人们演一场。这个想法好是好，只不过先得有座很大的场子，以咱们这样小的格局不可能实现。”
谈到伊夫兰和科泽布的剧作，他俩各具个性，都受到歌德的高度评价。他说：“正是上述毛病产生的恶果，谁都不认真区别不同的剧种，常常无理指责这两位的作品。可要再出现大众如此喜爱的天才，就得等很久很久喽。”
我称赞伊夫兰的《老光棍》，说这戏演起来挺好看。“毫无疑问，它是伊夫兰最好的作品，”歌德说，“唯有这部戏，他从平庸进入了精神境界。”
随后他告诉我，他跟席勒一起替《老光棍》编了个续集，不过没有写下来，只是在口头上谈过。歌德一场一场地给我讲剧情，倒是有头有尾，诙谐有趣，听得我非常高兴。
接着歌德谈到普拉滕的几出新戏。他说：“这些戏可以看出卡尔德隆的影响。它们都极富思想，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很完美，只是缺少一点儿特别的分量，缺少某种内涵的厚重。它们不具备引起观众心灵深刻共鸣、长久回味的品质，而只是轻轻地、仓促地触动了一下我们的心弦。就像漂浮在水上的软木塞，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只是让水的表面托浮着。
“德国人要求表现出某种严肃性，某种思想的伟大，某种内心的充实，所以席勒才受到所有人的高度推崇。我一点儿不怀疑普拉滕的大才，不过多半是由于艺术观念有所偏颇，才能统统没表现为严肃、伟大、充实。他显示了博学、睿智、机敏、幽默，显示了艺术极其圆熟；但这还不算成功，特别是在咱们德国人看来。
“总而言之，对于公众来说意义更重大的是作家的人格，而不是他的文学天才。谈到高乃依时拿破仑说：‘假如他还活着，我要封他为王！’（S'il vivait，je le ferais Prince！）——可他没有读过高乃依的作品。他读了拉辛，但并未对拉辛说同样的话。同样拉封丹也受到法国人高度推崇，不是由于他的文学贡献，而是由于他作品表现出来的伟大人格。”我们后来谈到了《亲和力》。这时歌德提起一位途经此地的英国人，说他自称一回到英国，就要和妻子离婚。歌德嘲笑他愚蠢，并一连举了几个离婚者做例子，说这些人离完婚以后仍旧纠缠不清。他说：
“德累斯顿已故的莱茵哈特常对我表示惊讶，说我对其他所有事情的想法都挺随便，对婚姻问题竟有如此严格的原则。”
歌德的这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它十分清楚地表明，他通过这本常常遭到误解的小说到底想讲什么。
接着谈到了蒂克，以及他与歌德的个人关系。
“我打心眼儿里对蒂克好，”歌德说，“他呢，总的说来对我也很有好感；不过，在他与我的关系里，还是有什么不该有的东西，而且过错不在我，他同样也没责任，原因是另外一种性质。
“就是当施勒格尔兄弟开始出人头地，他俩便感到我过分强大，为了与我保持平衡，就觉得必须寻找一位天才来跟我分庭抗礼。在蒂克身上他们找到了这样的天才，并且大肆吹捧他，使他在公众眼中为跟我抗衡而显得更加重要。这损害了我与蒂克的关系，因为如此一来蒂克对我的态度便出了问题，虽然他本人压根儿没有意识到。
“蒂克是一位了不起的天才，能认识到他杰出贡献的并非别人，恰恰是我。不过，要是不切实际地抬高他，把他与我等量齐观，那就错了。这我可以照直说出来，因为对我没有关系，我又没有自我抬高。同样如果我自比莎士比亚，莎士比亚也没有自我抬高，他原本就是一个更高的存在，对他我只有仰望，只能崇敬。”
今晚歌德特别开朗、活跃和精力旺盛。他取来一卷未刊发过的诗稿，挑出一些为我朗读。听他朗读真是一大快事，不只诗中原滋原味的、新鲜而强烈的情感令我异常激动，还有朗诵本身也展现了歌德迄今不为我所知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他的嗓音多么有力，多么富于变化啊！他那张满是皱纹的大脸多么生气勃发，多么富有表现力啊！特别是那双眼睛！
1824年4月14日，星期三
（哲学思辨对创作的影响；不同作家的风格；歌德的各类反对者）
午后1点陪歌德乘车出游，谈到了不同作家的风格。
“总的说来，哲学思辨妨碍了德国作家，常常给他们的风格注入了一种晦涩难解、宽泛散乱的性质。他们越沉迷于某些特定的哲学派别，写得也就越坏。而那种事业和生活型的德国作家，他们只看重实际，写得就再好不过。就说席勒吧，我正在研究他的书信，恰好今天从他一些极为重要的信中看出，他只要抛开哲学，他的风格就漂亮极了，有力极了。
“同样的道理，在德国女作家中有些个天才，她们的风格真叫棒，甚至可以讲超过了我们某些广受赞誉的男作家。
“英国人通常都写得很好，他们是天生的演说家和重现实的实践家。
“一般地讲法国人也文如其人。他们爱好交际，说起话来从不忘记自己的听众，写文章力求明白易懂、有说服力，而且还要优美动人。
“整个而言，风格乃是一个作家内心最真实的写照，谁想使作家的风格清清亮亮，他内心先就得清清亮亮；谁想写得超凡脱俗，他自己的品格就得超凡脱俗。”
歌德随后谈到了他的反对者，说这帮家伙总是死不绝。
“他们的人数足足一个军团，”他道，“可尽管如此也不是不可能大致分一分类。
“首先是我所谓愚蠢的反对者，这类人读不懂我，对我指指戳戳，却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他们数量可观，经常搞得我的生活挺无聊；不过应该原谅他们，因为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在干什么。
“接着由我的嫉妒者组成了第二个大的群体。这种人不愿看见我幸福，不乐意我享有我凭才干赢得的崇高地位。他们拽住我的荣誉撕啊扯啊，真恨不得吃了我。只有我遭到不幸，可怜巴巴，他们才会罢休。
“再后面是另外一大批人，他们由于自身缺少成就而与我为敌。这类人中也有一些才智之士，他们不能原谅我只是因为我遮挡了他们的光辉。
“第四类我称为有缘由的反对者。因为嘛我是一个人，是人便有人的弱点和错误，我的作品也免不了有弱点和错误。只不过呢我认真提高自己的素养，不断努力完善自己的人格，不懈益进，自强不息，所以常常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个错误或缺点我老早就改正了，他们却还在那里指责我。这些好人哪对我的伤害微乎其微：我已经跑出去十里八里远，他们才在我背后放炮开枪。已完成的作品我一般不怎么在乎，我不再理睬它们，而是立刻考虑写新的东西。
“还有一大群是我不同思想方法和观点的敌人。人说一棵树上几乎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叶子，那么一千人里同样也找不出两个思想观点和方法和谐一致的人。以此为前提，那我就不奇怪跟我作对的人数那么多，倒惊讶我竟有如此众多的朋友和拥戴者。我的整个时代与我分道扬镳，因为它完全朝向主观，我却努力朝客观奔去，所以就备受责难，孤独无助。
“在这一点上席勒可比我强多了。一位好心的将军曾经相当明显地暗示我，我不妨学一学席勒。我于是才对他细细分析席勒的贡献，因为我比他更了解它们。我在自己的道路上静静往前走，不再计较成败得失，并且尽可能少去理会我所有的反对者。”
我们驱车回家，在随后进餐时很是快活。小歌德夫人刚从柏林回来，讲了许多那里的情况。她特别热情地谈起坎伯兰特公爵夫人，说受到了她很友好的款待。歌德也亲切地回忆起这位贵夫人，说她还是位小公主时曾在他母亲那里住过一些时候。
晚上在歌德处听音乐，获得了一次特别有意义的艺术享受。听的是亨德尔的《弥撒曲》，由好几位出色的歌手在艾伯尔万指挥下共同演唱。卡罗琳·封·厄格罗施泰因伯爵夫人、封·弗洛里普小姐以及封·坡格维奇夫人和小歌德夫人，她们几位也参加了歌手们的合唱，从而满足了歌德长久以来的一个心愿。
歌德远远地坐着，完全沉醉在对音乐杰作的聆听和欣赏里，如此度过了一个幸福的夜晚。
1824年4月19日，星期一
（歌德跟语言学家沃尔夫“抬杠”）
时下最伟大的语言学家弗里德利希·奥古斯特·沃尔夫从柏林来了，他途经此地前往法国南部。为了招待他，歌德在家专门设了午宴，出席宴会的有以下他在魏玛的好友：教区总牧师罗尔，缪勒首相，建筑事务总监库德莱，里默尔教授，宫廷顾问勒拜因以及在下我。席间谈笑风生：沃尔夫一些富有睿智的即兴发言令大伙儿受益匪浅，歌德神态优雅，却老出来跟他抬杠。“对付沃尔夫我只有这个法子，”他事后对我说，“我只能扮演他的对立面靡非斯托。否则，他才不会把他肚子里的那些宝藏给掏出来哩。”
席间机智风趣的说笑瞬息即逝，很难把握得住。在对答的机敏、准确、婉转含蓄方面，沃尔夫堪称大师；但是尽管如此，我仍觉得相比之下歌德还是胜他一筹。
几个小时一转眼就过去了，不知不觉已到了下午6点。我和小歌德上剧院去，今晚上演《魔笛》。一会儿，我看见沃尔夫也跟卡尔·奥古斯特大公爵出现在包厢里。
沃尔夫要住到25号，然后就从魏玛动身去法国南部。他健康状况不佳，对此歌德掩饰不住内心深处的忧虑。
1824年5月2日，星期日
（社交和锻炼性格；死与精神不朽）
歌德责备我没有去拜访此间一个有声望的家庭。他说：
“整整一个冬季，你本可以在那里度过许多快活的夜晚，结识一些个重要人物，现在你却把一切都错过了，天知道你这是什么怪脾气。”
我回答：“我生性容易激动，又兴趣广泛，喜欢掺和别人的事情，最害怕的就是头脑里一下子装进太多新的印象。我没有受过社交教育，一点儿经验没有。我过去生活状况特殊，直至前不久到了您的身边，仿佛才开始了真正的生活。眼下一切都让我觉得新鲜。每晚上剧场看戏，每次和您谈话，都在我内心中开创了新纪元。一些情况对受别样教育长大、习惯别样生活的人们完全无所谓，对我却意义极端重大；加之我求知欲强烈，心里拼命想要吸取尽可能多的知识营养。内心状态如此，去年冬天我于是感觉能有戏看，能与您交谈，就已经足够了，再花精力结识新的朋友，去和另外一些人交往，我怕很可能心烦意乱哪。”
“你这人真有意思，”歌德笑道。“随你的便吧，我不干涉你的自由。”
“还有，”我说，“与人交往我总执着于个人的好恶爱憎，怀有自己特定的爱和被爱的需要。我寻找的总是投合自己心性的人，往往和这个人乐意倾心相交，和另一个人却不愿有任何关系。”
“你这种秉性自然不合群，”歌德指出，“可是，如果我们不肯努力改变自己的脾气，那受的全部教育又有什么用！要求别人来将就自己是再愚蠢不过了。我从不这样做。我总是把每个人看作独立存在的个体，只希望能研究他，认识他的特殊个性，除此别无他求。这样做的结果是我可以和每一个人交往，也只有这样才能认识人千差万别的个性，并且获得必需的处世本领。尤其要注意跟那些脾气执拗别扭的人打交道，和他们相处会激励、发展和养成你各式各样的性格，结果是过不多久任何乖僻的家伙你都能够对付。你也应该这样办。这方面你比你自己认为的更有天赋；但这还不够，你必须投身广大的世界，愿意也罢不愿也罢。”
我记住了这些金玉良言，决心尽可能地照着做。
傍晚歌德邀我乘车兜风去。途经魏玛，翻过了那些小丘，向西就可眺望市里的公园。但见园内林木欣荣，白桦树已经枝叶扶疏；夕辉映照下，草地恰似一块绿茸茸的地毯。我们放眼四望，寻找绘画题材，无数的美景令人目不暇接。歌德指出，开白花的树不好画，因为画出来不中看；正返青的白桦则不宜画作前景，叶色浅淡，与白色树干不协调；没有大的局部能通过强烈的光影突出出来。“吕斯代尔因此从来不把长叶子的白桦置于前景，”歌德说，“而是只在那里画上光秃无叶的白桦树干。这样的秃干非常宜于作前景，因为它明亮的形象极易凸现出来。”浮光掠影地聊了些别的事情，随后便谈到某些艺术家的错误倾向，他们本应把艺术当作宗教，却反过来想将宗教变成艺术。歌德说：“宗教与艺术的关系，跟其他任何较高的生活情趣与艺术的关系没有两样。它只能被看作素材，跟其他所有生活素材的权利相同。再说信仰与不信仰绝对不是理解艺术作品的器官，与其相关的是人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力量和本领。可是艺术呢，只诉诸我们用来把握理解它的那些器官；不如此它就达不到目的，就丧失了应有的作用，就会与我们擦身而过。一个宗教题材，自然同样可以成为很好的艺术表现对象，只不过有个条件，就是它必须反映普遍的人性。正因此，怀抱耶稣的圣母就是个绝佳的题材，它不但得到千百次的表现，而且永远为人喜闻乐见，百看不厌。”
说话间我的车已转过小树林，在提弗特宫附近驶上了返回魏玛的大道，在那儿正赶上目睹落日的景色。有好一会儿，歌德堕入了沉思，随后对我念出一位古人的诗句：
纵然下沉，太阳依旧是那个太阳。
“一个人七十五岁了，”他继续兴致勃勃地说，“不可能不有时候想到死。我考虑这个问题时异常平静，因为我坚信我们的精神具有不朽的性质，会永永远远地存在和活跃下去。就像太阳，只在我们凡俗的眼睛里像是沉没了，实际上却永不沉没，一直继续在放着光辉。”
这时夕阳已隐没到埃特尔斯山的背后，我们在树林里感到了几分晚凉，边加快车速驶向魏玛，停在了他宅第的门前。歌德请我在上去坐一会儿，我照办了。他情绪极好，态度和蔼亲切。随后特别谈了他的颜色学，谈到那些暗中反对他的人。他讲，他意识到自己为这门学科做了一些个贡献。
“要想做出划时代的贡献，”歌德乘兴往下发挥，“众所周知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自身头脑杰出，二是继承伟大遗产。拿破仑继承了法国革命，腓特烈大王继承了西里西亚战争，路德继承了中级教会的黑暗，我则继承了牛顿学说的错误。现代人尽管对我颜色学的贡献懵然无知，后世却必将承认：我的这个遗产继承得不错。”
今天早上歌德曾差人给我送来一卷有关戏剧的文稿。我发现里边有些他在指导沃尔夫和格涅纳这两个演员时用过的笔记和批示，内容涉及表演法则和表演训练，虽零星琐碎却不乏价值，对培养年轻的演员极富教益，因此便决心汇集起来，编成一本教义问答式的演员手册。歌德同意我的打算，于是我们又就此问题往下谈。这样自然便回忆起一些经他培养成长起来的著名演员，我趁机打听了封·海根道夫夫人等的情况。“我确实影响了她，”歌德说，“可她并不算我真正的学生。她天生是块登台演戏的料，演啥像啥，沉稳灵活，自由自在，像鸭子浮游在水里。她根本不用我教，凭本能做她该做的事，也许做对了自己并不知道。”
接下来谈到他领导剧院的那些岁月，以及他为此失去了多少文学创作的时间。“诚然，我本来是可以写几部好作品的，”歌德说，“不过仔细想想，我也不后悔。我的所有作为，所有成就，我总是只看成象征性的东西，至于做出来的是罐子还是碗，归根结底我都无所谓。”
1824年5月6日（16日），星期四
（艾克曼替歌德做的工作；书信和遗稿）
去年夏天来魏玛的时候，我已经说过，我原本不准备留在这儿，而只是想结识一下歌德本人，然后就去莱茵河地区，找一个合适的地方长时间待下来。
结果我却让歌德特别的青睐给拴在了魏玛；还有就是我与他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有实际的意义，他把我越来越深地吸引进他的事业中，交给我了一些并非不重要的工作干，以便为将来出版他的全集作准备。
在魏玛期间，例如我就把原本杂乱无章的“温和的赠辞”搜集起来，整理成了若干个内容不同的组，还编辑成了一本新诗的集子，一个前边刚提到过的演员手册，以及一篇谈各艺术领域的半吊子习气的论文稿。
可与此同时，心中却始终藏着去看看莱茵河的打算。为了不让我老是耿耿于怀，歌德自己便建议我这个夏天花几个月去莱茵河地区游览。
不过歌德坚决主张我再回到魏玛来。他讲的理由是，刚建立起来的关系就这样中断了很可惜，生活中的一切要见成效都必须坚持。他相当明确地暗示我，他在里默尔的参与下物色到了我，不只是希望我积极协助里默尔编辑出版他新的文集，而是一旦他这位已届高龄的老朋友让上帝召唤去了，我还得准备接他的班。今天早上他让我看了他一捆一捆的书信，指着解开来摊放在所谓胸像室里的信札对我说：“这是公元1780年以来我收到的全部信函，写信者全是咱们国家最杰出的人士。其中掩藏着一座真正的思想宝藏啊，把它们公之于世的工作，我给你保留下来以后去完成。我这就请人做一个柜子，把这些书信连同我其他文学遗稿统统藏在里面。你在踏上旅途之前，得先看看一切是否都已在柜子里摆放规矩了、整齐了，这样我才会安心，才去掉了一桩心事。”
随后歌德向我透露，今年夏天他还想去玛丽温泉，只不过可能要7月底才动身，并悄悄地告诉了我所有原因。他希望我最好在他动身前回到魏玛来，以便先再跟我谈谈。这之后过了几个星期，我去汉诺威探了亲，然后5月6月都逗留在莱茵河地区，在那儿特别是在法兰克福、海德堡和波恩，我有幸认识了歌德的几位重要朋友。
1824年8月10日，星期二
（《诗与真》的续写与充实）
去莱茵河地区旅游归来已经八九天。歌德再见到我时异常兴奋；我呢同样感到幸福，又回到了他身旁。歌德有许多话要讲，要告诉我，所以头几天我很少离开他身边。他放弃了先前去玛丽温泉的打算，这个夏天他哪儿都不想去。“喏，你回来了，我还可以过一个痛快的8月，”他道。
几天前，他把《诗与真》续集的开头部分给了我，写在一叠四开纸上的，差不多有一指厚。有些部分写得详细，大多数却只蜻蜓点水，然而已经编辑成五卷，稿子也按此顺序排放在一起，稍作研究就能够通观全局。
在我看来已完成的部分异常精彩，系统化的编排也意义重大，因此面对这部可望给人许多教益和享受但却半途停笔的佳作，我真是遗憾得要命，因此便想方设法地劝诱催促歌德，希望他赶快续写和完成这《诗与真》的续集。
整体结构很像一部小说。温柔、优美、热烈的恋爱故事，开始时快快活活，随后的进展富于田园牧歌气息，临了以男女双方的默默放弃收场，犹如上演了一出悲剧。情节曲曲折折地贯穿于四卷中，融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整体。丽莉天生的魅力刻画得细致入微，足以吸引住每一位读者，正如恋慕她的作者完全被迷住了，为求解脱只能一次次地逃跑。
稿本描写的那段生活极富浪漫性，或者说，如果主要特性得到发挥的话，将会极富浪漫性。可由于刚好又是歌德来魏玛之前的那个时段，所以对他整个一生都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和重要性。如果要问歌德一生中哪个阶段最有趣，最能唤起他去详细回忆的愿望的话，那肯定就是这个阶段了。
为了激发歌德对这部中断和停笔多年的作品的兴致和喜爱，我不仅立即和他讨论这件事，还抓紧在今天就给他送去下面的笔记，以使他一目了然：什么已经完成，哪些段落还需要充实和调整。
第一卷
按照最初的写作意图，这一卷可以视为已经完成；它带有引言性质，已经表明投身社会事业的愿望，而这个愿望的实现，就正好与全稿结束时奉召到魏玛对上了号。不过呢，与整体的内在联系还可以更紧密一点儿，因此我建议，把贯穿后四卷的跟丽莉的关系也写进这一卷，一直写到出逃去奥芬巴赫。这样一来，第一卷的篇幅和意义都有所增加，同时又避免了第二卷过分膨胀。
第二卷
第二卷一开始就写奥芬巴赫的田园牧歌式生活，让与丽莉恋爱的甜蜜幸福得到渲染申发，直到最后开始具有了可虑的、严重的，是啊，甚至悲剧的性质。喏，这时就该插入对严肃主题的思考，一如施蒂林回忆录的模式所预示的那样，也就是可以从仅以只言片语暗示的动机里，引申出富有教益和意义重大的结论来。
第三卷
第三卷包含一个续写《浮士德》的计划，可以视为一个片段；通过正待实现的与丽莉分手的尝试，这个片段跟后面两卷连在了一起。
续写《浮士德》的计划是讲出来还是保留住，这个疑问可以以后解决。先检视一下已经写成的片段，弄清楚是不管在哪里都得放弃续写《浮士德》的愿望，抑或不是。
第四卷
第三卷以试图跟丽莉分手结尾。因此这第四卷就很适合以施托贝格和豪格维曾的到访开头，如此一来，到瑞士旅行和第一次逃离丽莉身边就有了动机。这一卷已有的详细写作提纲已让人浮想联翩，真希望您尽可能写得生动，尽可能写得细腻。您对丽莉的情感时时处处洋溢出来，无法抑制，也让这一卷弥漫着炽烈的青春爱火。受此影响，旅行到瑞士后的心境就极为特别，极为奇妙。
第五卷
这一卷挺精彩，差不多也已完成。继续思考不可测知的命运并坚持到最后，是的，进而说出自己的结论，这些至少应该看作是已经完成了；需要的只是稍微加点儿引言，而这也已经有个很清晰的提纲。这个引言尤其必要和有价值，因为它可以先提一下魏玛，激发读者对你到魏玛后的情况的兴趣。
1824年8月16日，星期二
（慧语数则）
近几天与歌德交流很多，但因为忙着其他事情，便没能记录下他内容丰富的谈话的某些要点。
只在我的日记里发现了下面这些单个的句子，谈话的语境和契机通通都忘记了：
“人像浮在水面上的罐子，难免相互碰撞。”
“早晨我们最聪明，但也最焦虑；因为焦虑也是一种聪明，尽管只是消极的聪明。蠢人从来没有忧虑。”
“千万别把青年时代的任何缺点带入老年，因为老年已有不少自身的缺点。”
“宫廷生活像演奏音乐，每个人都必须严格把握自己的节奏与休止。”
“宫里的人如果不懂得用繁文缛节消磨光阴，那他们一定会闷死。”
“哪怕事情微不足道，劝国君放弃都不妥当。”
“谁想培养演员，谁就必须有无限耐心。”
1824年11月9日，星期二
（谈克洛普斯托克和赫尔德）
晚上在歌德家。我们谈论克洛普斯托克和赫尔德，我很高兴听他给我分析这两个人物的伟大功绩。歌德说：
“要是没有这些杰出的先驱者，我们的文学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他们登上文坛时走在时代的前面，差不多是引领着时代前进；而今时代已经赶过了他们，曾经是那么不可缺少和重要的他们，已不再成其为有用的工具。青年人如果今天还从克洛普斯托克和赫尔德处获取教养，那就太落伍喽。”
我们谈起克洛普斯托克的组诗《救世主》和他的《颂歌》，论及他的成就和缺点。我们一致认为，对于观察把握感性世界和刻画人物性格，他都缺乏方向和天赋，也就是说缺乏一位史诗诗人和戏剧诗人，是的，甚至可以讲一般诗人最本质的东西。
“说到这里我想起他那首颂歌体的诗，”歌德讲，“那首他写德国缪斯跟英国缪斯赛跑的诗。事实上你只需想想让两位姑娘那么争先恐后，撒开脚丫，蹬踏起一路的灰尘，将会是怎样一个景象，那你就已经能够判断，老好的克洛普斯托克在动笔前并没有好好想象一下自己要写的内容，要描绘的场面，不然他就不至于有如此严重的失误了。”
我问歌德年轻的时候与克洛普斯托克关系怎样，当时对他怎么看。
“我像一贯尊敬长者似的尊敬他，”歌德说，“我把他看作自己的前辈。我尊重他做的贡献，从来没想得研究它，指摘它。我接受他的长处的影响，除此以外便自己走自己的路。”
我们重又谈起赫尔德，我问歌德，他认为赫尔德什么作品最棒。
“他的《关于人类历史的思考》最杰出，无可争议，”歌德回答，“后来他却走向反面，变得令人不愉快了。”
“赫尔德尽管非常了不起，”我接过话头，“在有些问题上我却不敢与他苟同，发现他好像缺少判断力。举例说吧，我就不能原谅他，特别是德语文学还在当时的水平上，竟把《葛慈·封·伯利欣根》讥讽一通，然后不加任何肯定就把稿子退还给了你。对于某些个事情，他完全缺少感知，麻木不仁啊。”
“在这点上赫尔德情况确实很糟糕，”歌德应道，“是的，即使此刻他的灵魂站在跟前，”歌德兴致勃勃地补充了一句，“他也不会理解咱们。”
“相反我要称赞梅尔克，”我说，“他极力鼓励你出版《葛慈》。”
“他自然是一位古怪而非凡的人，”歌德回答。“‘把这玩意儿印出来吧！’他说，‘用处是一点儿没有，但印还是印！’他不赞成修改，他是对的；改了会变个样，但不会变好。”
1824年11月24日，星期三
（对比古代与现代；法国文学与德国文学）
今晚上剧院前去看歌德，发现他很健康，很快活。他问起那些眼下在魏玛的英国青年的情况，我告诉他我准备和杜兰先生一起读普鲁塔克的德译本。话题由此便转到了罗马和希腊史，歌德发表了如下见解：
“罗马史原本对我们已经不再合时宜，”他说，“我们已变得太人道，对恺撒的一次次胜利不能不感到反感。同样，读希腊史也引不起多少快感。这个民族尽管面对外敌还伟大、豪迈，但城邦四分五裂，内战连年不断，同为希腊人却你杀我我杀你，更是叫人受不了。再说，我们当代的历史已极其伟大、非凡，莱比锡战役和滑铁卢战役如此气势磅礴，已经使马拉松战役和其他古希腊的战役失去了光彩。还有我们的一些个英雄人物也不逊色呀：法国的元帅们以及德国的布吕歇尔和威灵顿，都完全可以比肩古代的那些个统帅。”
谈话转到最近时期的法国文学，提到了法国人对德国的作品一天天地更感兴趣。
“法国人开始研究和翻译我们的作家，”歌德说，“他们这样做很对，因为他们在形式和主题方面都有局限，没有别的法子，只能向往寻找借鉴。就算可以指责我们缺少完美的形式，我们在选材方面却胜过法国人。科策布伊夫兰的题材如此丰富，够他们采摘好一阵子的喽。特别是我们的哲学理想更受到他们欢迎，因为每一种理想都可以服务于革命的目的。
“法国人有理解力和智慧，却缺少实在和虔诚，”歌德继续说，“什么眼下有用，什么符合他们党派的利益，他们就认为好。因此，他们称赞我们从来不是出于承认我们的功绩，而只是可以用我们的观点去增强他们党派的势力。”
随后谈到我们自己的文学，谈到对我们新近出现的青年作家有害的现象。歌德说：
“我们多数青年作家的缺点仅仅在于，他们主观创造性既不强，又不知道去客观世界寻找材料。充其量他们能找到与他们自身相似的素材，适应他们主观胃口的素材；至于那种本身富有文学价值的材料，即使它们不合自己主观的胃口也一样采用，这在我们那些青年作家就根本没法想象。
“不过已经说了，只要青年们能够努力学习，深入生活，从而产生出几个出类拔萃的人物，那我们文学的前景还是看好，至少我们青年抒情诗人的情况是如此。”
1824年12月3日，星期五
（欲成就事业不能有旁骛；但丁何以难解）
前几天收到一份稿约，一家英国刊物开出很优厚的条件，邀我每月寄一篇有关德国文学最新成果的报道去。我很想接受约请，可转念一想也许还是先跟歌德谈一谈这事好些。
因此今晚掌灯时分便去到他那儿。他坐在放下来的窗帘旁边的一张大桌子前，桌上点着两盏灯，刚吃完饭的样子。灯光照在他脸上，同时也照着一尊立在他面前桌子上的大型半身塑像，他呢正专心观察这像。“喏，”他先亲切地与我打了招呼，然后指着塑像问，“他是谁？”我答：“一位诗人，而且看样子还是一位意大利人。”“这就是但丁，”歌德说，“塑得很好的，头颅很美，但却不令人愉快。他已经老了，背都躬了，闷闷不乐，面部松弛、下垂，就像刚从地狱出来似的。我有一枚他生前铸造的纪念章，上面一切都美得多。”说着歌德起身去取来了纪念章。“你瞧，这鼻子多么带劲儿，这上唇翘得多么有力，这下巴伸向前方，和两边的颧骨有多么协调，有多么美！眼睛局部和额头在这个雕塑上几乎原封未动，别的一切全都弱了些，老了些。不过我这样讲并非责备这件新作品，总体上看它还是挺成功，挺值得称赞。”
歌德问我近些天生活得怎么样，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我告诉他我收到一份邀请，要我在很优厚的条件下为一家英国杂志每个月写一篇报道，综述德国文学一月来的最新动态；我呢，很想接受这一邀请。
听了这些话，原本和颜悦色的歌德完全沉下了脸，我看出他对我的打算一点儿没好气。
“我倒希望，”他说，“你那些朋友最好别来打扰你。那些事无助于你的发展，完全有违你的天性，你干吗要去做呢？我们有金币、银币和纸币，它们各有各的币值和汇率，然而要为每一种估价，就必须清楚汇率。文学也不两样。你也许知道怎么定金属币的价值，纸币额却不知道，这方面你不在行，于是你的评价就不正确，你就会把事情搞糟。可你想把事情搞好，给每一件作品应得的肯定和承认，那你事先就得权衡比较我们一般文学作品的水准，必须认真研究，省事偷懒是不行的。你必须回过头去看施勒格尔兄弟主张什么、完成了什么，然后还有所有新锐的作家：弗朗茨·荷恩、霍夫曼、克劳伦，等等等等，你全都得读。这还不够喽。还有所有的杂志，从《晨报》到《晚报》你通通必须订阅，以便你立刻掌握最新动态。如此一来，你便糟蹋了自己最美好的光阴。还有哪，所有的新书，你如果想稍微介绍得透彻一点儿，就决不能只是翻一翻，而必须研读。感觉怎么样？最后还有哪，如果你不愿意冒与整个世界为敌的风险，你还不能够是好说好，是坏说坏。
“不，依我说就写信去推掉这件事，它不适合你。归根结底，你得防止分心，得集中精力。三十年前我要这么聪明，做出的成绩就会大不一样。我和席勒一起出版《时序女神》和《诗神年鉴》两种刊物，真不知浪费了多少时间！这几天我正好在检阅我与他的通信，所有往事随之历历在目，回想起当年干那些事让世人利用了我们，我们自己却毫无所获，心里就不能不气闷。有天才的人看见别人干什么总相信自己也能干，其实才不是这么回事儿，最终将后悔浪费了精力。就像我们晚上把头发卷起来，那又有什么用？只在头上弄了些卷发纸，其他什么也没有，到第二天晚上头发照样又直了起来。
“你现在要做的是积累一笔用之不竭的资本，”歌德继续说，“你开始学习英语和英国文学，就为达到这个目的。坚持学下去，随时利用与英国年轻人交往的大好机会。古代语言大部分你在青少年时代都学不到，所以要努力到一种如英国人似的杰出民族的文学中寻找依靠。再说，我们自己的文学大部分也来自英国文学。我们的长篇小说，我们的戏剧，它们不是来自歌尔斯密、菲尔丁和莎士比亚又来自何处？即使今天，在德国你哪儿找得出三位文学大家，可以与拜伦爵士、穆尔和瓦尔特·斯科特平起平坐？一句话，巩固你的英语学习，集中精力干点儿正经事，丢开一切对你不适合、也不会有结果的事务。”
我很高兴使歌德讲了这些话，感到自己内心已经完全安定下来，决心今后干什么都遵照他的劝告。
佣人通报缪勒首相到访。他进来便与我们坐在一起，话题于是又回到了桌上立着的但丁半身像。谈到他的生平和作品，特别强调了他的作品晦涩难解，连他自己的同胞也从来读不懂，一个外国人就更不可能深入进去了。“至于你呢，”歌德和蔼地转过脸来对我说，“在此你的‘忏悔神父’要明确告诫你：别去研究这位诗人。”歌德进一步指出，但丁的诗歌之所以令人费解，主要怪他用的韵太难太险。除此而外，歌德在谈到但丁时却满怀敬畏。我特别注意到，Talent（天才）这个词在他已嫌不够分量，而是称但丁为eine Natur（自然，大自然），好像他想以此阐明某种更博大、更神秘、目光更深更远的品性禀赋。
1824年12月9日，星期四
（自然灾害；看似例外，实乃规律）
傍晚去见歌德。他亲切地握着我的手，以对我为纪念谢尔霍恩而作的诗的称赞，代替了见面的寒暄。我呢则向他报告，我已经写信谢绝了英国刊物的约稿。
“感谢上帝，”他说，“你又有了自由，得到了安宁。喏，我马上又想提醒你一件事。作曲家们会来要咱们写歌剧，你呢只能坚定地拒绝他们，因为这也是一件不会有结果的事情，只会糟蹋掉你的时间。”
随后歌德讲，他已通过尼斯·封·厄森贝克给波恩那位《贱民》的剧作家送去了喜剧演出节目单，让他看到他那出戏已在此间演出。“人生苦短哟，”他补充说，“有必要相互创造一点儿快乐。”
他面前摆着柏林的报纸。他向我谈起了彼得堡的大水灾。他给我那张报纸，要我读一读。他讲到彼得堡的糟糕形势，顺便取笑了卢梭的观点——卢梭说过，要防止地震，不能采取将城市建在一座火山附近的办法。歌德讲：“自然自有其路线，我们看来是例外的现象，其实符合规律。”
随后我想到沿海各地的大风暴，以及报纸报道的其他自然灾害，便问歌德，人是否了解这些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谁也不了解，”歌德回答，“对这样的神秘事物，人的心中连一点儿预感也没有，更说不出什么道理来。”
建筑事务总监库德莱到访，与他结伴而来的还有里默尔教授。于是又谈到彼得堡的水灾，库德莱总监随手画了一张城市平面图，以便说明涅瓦河的影响和其余地区的情况。
- 这里列举的都是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著名剧作家。
- 勃朗峰海拔4807公尺，是瑞士和欧洲第一高峰；吕内堡荒原在德国北部，海拔低而平坦。
- 指由英国炮兵军官康格里夫（Congreve，1772-1828）发明的简易火箭，其后主要用作了照明弹和信号弹。
- 拉斐尔（Raphael，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画家，与达·芬奇、米开朗奇罗一起号称画坛三杰，代表作有《西斯廷圣母》《圣家庭》等。
- 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
- 歌德长期反对牛顿的颜色学理论，虽然事实证明是他自己错了，但其坚持追求真理、不畏权威的科学精神却令人敬佩。
- 马丁·路德（Martin Luthrt，1483-1546），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的发动者和领袖，基督教新教的创始人。他把原为拉丁文的基督教《圣经》翻译成德文，从而创立了统一的现代德语，为德国日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一和强大打下了基础，因此居功至伟。
- 典出希腊神话中的西西胡斯传说。
- 普桑（N．Poussin，1594-1665），法国古典主义风景画大师。
- 赫恩（A．H．L．Heeren，1760-1842），哥廷根大学历史教授。
- 《该隐》是拜伦以《圣经·旧约》里的故事写成的悲剧，同名主人公是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的长子，他因妒忌而杀死了弟弟亚伯。拜伦诗剧反《圣经》之义用之，将恶人该隐塑造成了一位悲剧英雄。
- 所多玛和峨摩拉是古代迦南的两座城市，其居民作恶多端，荒淫无度，因此耶和华神降天火与硫黄使全城覆灭。事见《圣经·旧约·创世纪》第18、19章。
- 勃兰特（H．F．Brandt，1789-1845），柏林著名的徽章。
- 提苏斯是传说中的瑞典王子，力大无穷犹如希腊神话里的赫库勒斯。
- 阿里俄斯托（Ariosto），15世纪的意大利诗人。
- 《罗马哀歌》是歌德用古希腊庄严的哀歌体写的组诗，记叙诗人旅行意大利的经历，诗中不乏性爱描写；拜伦的《唐璜》是一部讽刺诗，同名主人公为好色之徒，诗体格律和语言活泼、流畅、讥讽但也显轻佻。
- 梯德格（Ch．A．Tiedge），德国作家，其作品《乌拉尼亚女神》中的乌拉尼亚即希腊神话里的美神阿芙洛狄忒。
- 洛伦索·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1449-1492），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政治家，以热心保护和赞助文艺家著称并留名史册。
- 卡尔德隆（P．Calderon，1600-1681），西班牙巴洛克戏剧大师。
- 卢斯（I．H．Roos，1631-1685），德国著名画家。
- 引自《浮士德》第一部《瓦普几斯之夜》一场。
- 歌德这些谈话有夸大预感（Antizipation）作用之嫌，似与以前强调创作要以实践为本的提法矛盾。
- 拉姆贝格（Ramberg，1763-1840），德国画家，擅长书籍插图画和铜版蚀刻画。
- 潘恩（Pan），希腊神话里的森林与狩猎之神。
- 《斯塔波尔》全名《斯塔波尔的婚礼》，是奥地利喜剧作家博伊勒（A．Bäuerle，1784-1859）创作的一出闹剧，剧中主人公斯塔波尔后来成了奥地利剧坛的丑角典型。
- 莫扎特作于1791年的著名歌剧。
- 德国剧作家缪勒（W．Müller，1767-1835）创作的滑稽歌剧。
- 伊夫兰（A．W．Iffland，1759-1814），德国剧作家，《老光棍》是他创作的五幕喜剧。
- 卡尔德隆（Calderon de la Barca，1600-1681），西班牙大戏剧家。
- 蒂克（Ludwig Tieck，1773-1853）和后文提到的施勒格尔兄弟（A．W．v．Schlegel，1767-1845 und F．v．Schlegel，1772-1829）都是与歌德同时而稍后的德国作家。
- 沃尔夫（F．A．Wolf，1759-1824），德国古典语言学家，先后任哈勒大学和柏林大学教授。
- 吕斯代尔（S．J．v．Ruysdael，1600-1670），17世纪荷兰杰出的风景画家。
- 《诗与真》（Dichtung und Wahrheit），歌德青年时代的自传。
- 丽莉，歌德青年时代的恋人。1775年他跟这位银行家的小姐订婚后又解除了婚约，歌德于矛盾痛苦之中写了一组著名的抒情诗《丽莉之歌》。
- 克洛普斯托克（F．G．Klopstock，1724-1803）和赫尔德（J．G．v．Herder，1744-1803）都是与歌德同时代而略早于他的德国作家，前者重要建树为诗歌；后者是理论家，歌德年轻时受他影响很大。
- 歌德早年创作的一部充满狂飙突进精神的历史悲剧。
- 梅尔克（J．H．Merck，1741-1791），歌德成长时期的另一位作家朋友，其人才华横溢，玩世不恭，对歌德影响颇大。
- 杜兰是当时在魏玛的一位英国人。普鲁塔克（Plutarch，约46-约120），古希腊传记作家，《希腊罗马英雄传》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