涛雒记
一
四十多年前的涛雒镇，是这样的情景。
全镇共由七个村子组成，在我少年眼里，涛雒就是密集得走不到头的老房子。老房子的屋顶多为麦草所苫，少有的人家能在檐边加两趟灰瓦。有的屋顶麦草朽烂了，又无新草接续，就生长出小狗尾巴一样的“饽饽指头”。院墙多用黄土版筑，或者用沼泽地里采来的“垡”，垡上还带着风干的野草。为防雨浸，墙头上压着马鞍形的青瓦，更多人家只是用稻草拧成结儿并斜向两侧泄水。家家门窗被烟熏得灰黑。没有围墙的人家，院子就那么敞着，猪圈边上一堆草，一堆破罐子烂木头。路面也是黑的，因为是碱土，雨后立即变成黏糊糊的黑泥，人们就把煤渣倒在路面上，人们管它叫“炭屎”。路边的小沟里，积着黑色的脏水。
从街两侧伸出去的小巷，弯曲而逼仄。因为陌生，我如同走进了迷宫。镇上有许多前朝宅院，方石砌墙，门楼俨然，槛下叠阶，但处在四周成片的草屋间，也显不出气派。或有一棵老榆树高过墙头，斜逸在巷顶。鸡在空地的粪堆上刨食，瘦狗贴着墙根游走。因为近海，流风中有淡淡的鱼腥，肚子饿的时候，闻着风就流口水。
那时候周边的村子都不称涛雒镇，而称“涛雒街”，涛雒人自然就叫“涛雒街人”。评价涛雒人做事场面，说是“街面人”，那自然是见了世面的；反之，有的涛雒人刁钻，就鄙称为“街滑子”；少数蛮横无赖者，就是“街痞”了。因为涛雒有集市，街，即为街市、市场，俗称中就保留了小镇的商业含义。
逢五排十，人们就从四外去涛雒赶集。我常常站在巷口，看西乡的人们从村中经过。推车荷担，背筐挎篮，步履匆匆，粗汗涔涔。西山来的瓜果除了桃、李、杏子，还有紫皮的榅桲和长着麻点的豆梨。深秋，还有深红的扁柿。新劈的松木柴捆在车子上，或者摞在托子上担着，沿街散发着朴厚的脂香。
过了村东的河，就是松林岭，岭前又是十里平畴，稻麦青绿金黄。我清楚记得，路左边还立着两座青石碑，两碑并立，上有檐式顶盖，两侧青砖砌框，底有巨石基座，只记得其中一碑竖刻“尽善完贞”四字，肥腴端庄的颜体。这是表彰前朝某位贤德的女人，背后的故事太遥远，早已没有人记得。再后来，碑就被人拉倒了。
集市就设在涛雒南门外至南店村后的大片盐碱地上，宽平的地面上有大的小的水洼，洼边生长着紫红的蓬菜和灰绿色的碱蒿。人们就背水摆摊，守货叫卖。背人处用高粱秸围成半圈，里边放上一只尿罐。最热闹的当是春节前的大集。农闲时节，要置办年货，要给孩子添置过节的新衣，再穷的人家也要想办法卖点东西，有的人就扛上一根木棒子。
市面上全是黑压压的人，吆喝声、论价声、呵叱声甚至吵架声，高喉大嗓，喧闹鼎沸。狗肉盆子羊肉汤锅，锅饼大如车轮。卖鞭炮的噼里啪啦比着放；“二踢脚”吱溜一声钻上天，立时在冬日的晴空里生脆地炸响，又在远处激起颤抖的回音。远乡来的卖花人，把艳丽的纸花插在垂挂的草帘子上，月季、牡丹、菊花、蔷薇无不逼肖。花蕊中还探出两根长长的须子，须头上还做上一只蝴蝶或者蜻蜓。再衬上几片绿叶，几枚蓓蕾。花是春节给女孩子戴的，男孩子只在帽子上插一只红色的绒骨朵，不知为什么，村人称它“腚里歪”。
最贵重的物件儿，要数卖银饰的了。怕人多挤倒了车子，卖银饰者都在人群外的靠墙处。玻璃罩里铺着玫瑰红的平绒布，银子打制的镯子、戒指、簪子、项圈，带着精致细链儿的长命锁，就放在布上。细看去，银饰上还镂刻出纤细的花纹和图案，在阳光下闪着冰一样的光泽。
那时候我最愿意看的是打铁。打铁者都在水洼边的避风处，安上炉子风箱，三条腿的木支架上，压着一个秃头般的黑铁砧子，砧子还伸着一根尖长的鼻子。打铁的都是黑实的壮汉，脸上汗油油的。炉火随着风箱一推一拉，抖着蓝色的毒舌般的火苗。插在炭火里的铁块烧得炽红，然后被师傅用长把铁钳子夹出来，立马放到砧子上，随即，师傅的小铁锤娴熟地往红铁的部位“当”地一点，几位徒弟早已经抡起了大锤准确地击在上面。叮当！叮当！叮叮当！叮叮当！砸，击，敲！轻与重，全按师傅的指令，火星四溅，真是刺激。待到铁器打成，往水里一蘸的刹那，吱啦啦，茫茫的水汽瞬间蹿起，淬完火，然后就当啷一声扔到地上。
赶集的人们再忙，回家的路再远，办好年货也要听一会儿评书。说书人坐在高高的马扎上，手里拿着长筒渔鼓，咚咚一敲就亮开嗓子。《杨家将》《薛礼征西》《呼延庆打擂台》《杨家将演义》都是百听不厌的段子。有备而来的坐在板凳上，随意而来的搬块砖头垫在腚下。随着剧情的展开，人人听得两眼放光、发直，两耳支愣。有入迷者就像中了邪一样傻乎乎地咧着嘴，口水从嘴角上流出，鼻涕过了河浑然不知，脖子前伸如延颈的鹭鸶。不远处有撒尿的地方，有人哗哗地泚着尿，头还往这边扭，身子一哆嗦，边扎着腰带边往回赶。讲到壮士出手，众人皆欣欣；说到奸臣构冤，众人皆咻咻；唱到英雄落难，天地含悲，就有老女人抬手抹泪，有人就低声咒骂。
听着听着，说书人小鼓又咚咚一敲，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大家一愣怔，就问不讲啦？讲到这里就不讲啦？再讲一袋烟的工夫行不行？说书人就是不讲了，有人就埋怨说，上次在苗家村集也讲到这里，我是专门来接着听的！有人说呼延庆早就该打擂台了，这不是他又故意分了叉。大家满脸遗憾，满心不甘。有人就狠狠地骂道，狗日的，这不是耍他爹吗？！
集市到了晌午就开始散了，正如《易经》所言：“日中为市，致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满地上是踩压的脚印，到处是烂菜叶子破纸乱草。涛雒和南店的人扛着扁担过来，把所有满当当的尿罐挑走。
从南店到涛雒南门外，是一片相连的水塘，水边生长着密集的芦苇。公路从镇西边经过，西边又是大片沼泽地，因为海水涨潮时倒灌，地里长满耐碱的荒草，荒草间长着一丛一丛柽柳，柳条上是瘦瘦的鬃毛似的叶子，入夏时候就开出穂穗淡紫的小花。细韧的柳条，到秋后被人们割下来，编制筐篮。入冬后，沼泽的积水结成冰，只有一墩一墩柽柳的根茬子从冰面上戳出来。
这时正值“文革”初年，我就要到镇上念初中了。
二
从南店村向北，走过石桥就进入涛雒南门，其实门早就不存。迎面就是镇上的水产店，花岗岩矮墙，上砌青砖，玻璃门窗，窗外竖铁棂子。每当从这里经过，我们就愿意在此逗留。站在水泥柜台前，看着里边货架上摆售的咸鱼、虾皮子，再看后院里摆放着两排粗瓷大缸，里边腌着萝卜咸菜和豆瓣酱，缸上面用苇席做成圆锥形的盖子遮日蔽雨。虾酱、蟹酱和咸鱼，腥臭味儿馋得我们舌头分泌口水，最后，还是恋恋不舍地离开。
此时，南门内右侧正在拆除一片老宅，在低矮卑微的草屋群中，仍有一座残存的瓦房高高矗立。一色的青砖，白灰勾缝，顶上是青灰色的弧形小瓦，反正组合出齐整的瓦垄，檐下是成排滴水。正脊起得很高，脊之两端有鸱吻。四条垂脊微微翘起，边际处各立着一排生动的神兽。没过多少日子，老房子就变成了一堆瓦砾。后来才知道，这里就是“山房”。
山房的主人丁守存，原就是我们村里人。据说，丁守存在此营宅造舍，房屋超过百间，不仅建有家族祠堂，还在院角建了炮楼。涛雒镇在清末，有着要塞般的圆形石头围墙，甚至涛雒的“雒”字，据说还是丁守存所定。这位老祖，是清代著名军事科学家，先中进士，官至户部主事，后任军机处章京，那就是中央军委。章京，是军机大臣的僚属。
关于丁守存，村里至今流传着他许多传说。他少年丧父，母子相依，家徒四壁。或许少了严父的厉教，其人自小顽劣不学。譬如在路上挖坑覆土，让大车轱辘陷下去。又把邻家菜园里的南瓜挖开，填进粪便再合上，南瓜居然生长如初，后来，粪便在人家开瓜时候流进锅里。村中有一老汉怒斥曰，从小看老，日后你要是有出息，我搬出石梁头！殊不知，后来丁守存幡然醒悟，弯木自直，终日手不释卷，学业渐进，终于在道光十五年中榜。村人又说，当朝廷来报，前有开道的衙役，后有八抬大轿，一路鸣锣来到石梁头。丁守存的母亲正在村前的地里拾草，哪见过这般阵势，还以为儿子犯了法官府前来捉拿，吓得四肢抽搐，口吐白沫昏死过去。众人连忙捶胸敲背，老太太吐出一口浊痰，这才醒了过来。
据说，当年痛斥他的那位老汉没有食言，虽然村人几经挽留，他还是搬走了，有说搬到河东岸的松林庄，也有人说搬到了右所，老汉姓黄。
村人只知丁守存为朝廷高官，并不知他精通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乃至史书经文，为一代通才。《清史稿》言其通天文、历算、风角之术，善制器。时英人犯海，“守存讲求制造，西学犹未通行，凡所谓力学、化学、光学、重学，皆无专书，覃思每与暗合”。在他的监制下，终于造出地雷、火机等。其时，清兵所有的长枪，以火绳点燃，在风雨和夜间就显出劣势。丁守存先仿洋枪，以红铜为筒，底粘白药，一击即可生火，并且著书详细叙述原理。咸丰年，他随大学士赛尚阿赴广西参军事。为降贼党，“守存制一匣曰手捧雷，伪若缄书”“酋启匣炸首死”。在广西期间，丁守存还制造过火药、火喷筒、抬枪。他造出的火炮采用滑车绞架，可以上下左右调整角度。最奇的是，他根据英国的“康格里夫”火箭，研制出金属火箭筒，底下有五个喷管，射程达六百六十余米，烟气迷空，火烧敌营。后来，他和赛尚阿擒拿了匪首洪大全并押解回京。因阻太平军有功，朝廷授丁守存为湖北督粮道、署按察史。
当是时，国人对西人之技多以鄙薄，甚至耻言西学。正如萧治致所言：“耳不闻金鼓，一旦官出令曰造炮，则司治者仅识农家之锄犁；曰试炮，则舂药者但见元宵之烟火；而欲精谈勾股，割析毫厘，虽是士大夫亦适适然，惊且怪也。”当年，名将杨芳守卫广州炮台，到任两日，英军就摧毁清炮台两座。夷炮处在风波摇荡的舰船上，清兵大炮固定在陆地上，反而被敌炮击中。足智多谋的杨芳在中军帐里琢磨断定，黄毛鬼子必定在海上动用了邪教妖术。于是，传令甲保遍收马桶、溺器，装上女人的粪便秽物放在木筏上，在英舰周围的海面上放下，以破他们的邪术，遂成为史上笑谈。而丁守存，独悟锁国闭关之沉弊，在天朝文武对西人坚船利炮惶恐无策之际，沉潜研磨，欲借强敌之技克敌救国，那是怎样的眼光！
为了防范、镇压捻军，朝廷让丁守存回山东办团练。此时，捻军不断劫掠苏北、鲁南一带。为保桑梓平安，丁守存在涛雒镇筑垒营寨，抵御匪患。捻军把夹仓镇攻破，尽抢钱财，屠杀平民三百余众。转而攻打涛雒，只见护城河内堞墙坚固，城门四闭，兵勇有备，兀自岿然不动。捻匪呐喊攻城，城上石炮连续轰击，声震四野，捻贼死伤甚多，只好悻悻而退。
丁守存所建的涛雒围墙，不取方形，而成圆形。城开四门，因为西北刘家菜园有唯一的淡水井，又开一水门。南为朝阳门，东为望海门，北为奎光门，西为望岱门。朝阳、望海，取其自然；岱为泰山，取国泰民安之意；而奎光门，则意取奎星。奎星位于天象之北，为二十八宿之一，古人有“奎主文章”之说，又为文官之首并且主宰文人学士之命运，而且此门正好又与东北方的奎山遥遥相对。奎山三峰相聚，形如笔架，为县境之文峰。四门各建城楼，墙有堞雉，两门中间又各建两座哨楼，人守其上，全无盲区。看古镇当年的规划图，从中心的十字路通到四门，在门内全都往右一拐，既有缓冲，也有风水上的含纳之功。而唯有望海门却是街衢直通，并且门里还有广场。想在黎明时分，海水泱泱，日出扶桑，田地里、水塘里和护城河里，浮起淡蓝色的轻雾，被透亮湿润的阳光映照得明红微紫，光线又平射到弧形的石头墙上。大门敞开，真也是千门万户曈曈日，小镇沐浴在安详宁静的气氛中。
丁守存高官厚禄，其二子皆中进士，但人丁似乎不旺。晚年，想过继个儿子承接家业，但女儿反对，抱养的不如亲生的，靠不住。便说动母亲让父亲纳妾，于是，丁守存娶车沟村少女为小，六十岁时生一子，因为行三，人称“三大人”。然而这“三大人”资质平平，非常抠门儿。怎么个抠法，今已无据，村里只留下一句歇后语：“三大人的钱，一个钱是个钱。”
丁守存身居庙堂，又出仕湖北，却未忘怀乡里。我们村里的学堂，就是老人家出资所建。既作为祠堂，又做本族私塾。延至百年后，我少年发蒙也在这里。不大的四合院，堂屋三间，清代民居样式。三层石阶，青石砌到窗台，粗棂子方窗，窗楣宽平。两扇厚厚的板门上镶有铺首，门楣上四个门簪，上雕福寿。六间南屋则是现代风格，清水砖墙，玻璃门窗。屋顶青色洋瓦，高脊是用小筒瓦构成铜钱图案，大概取书中自有黄金屋之意。院子里两棵银杏树，早已粗如瓦缸。大的一棵被伐倒后，为全庄的学生做了课桌，细腻的桌面涂上桐油，淡淡的柠檬黄，亮可鉴人。余下的一棵银杏形如殿柱，上分三枝后又生发枝杈，绿叶繁密，枝杈密处有喜鹊营巢，终日喳喳鸣叫。至深秋，扇形的叶子变成明黄色，饱满的果实簇簇下垂。冬雨濛濛，无数黄叶簌簌离枝，铺在大树周围，均匀地盖住了不大的四合院，如同金甲，甚是惊艳。
丁守存的原居，在村庄靠西偏北。村西一处池塘，就因他建宅挖土而成。但在他告官返乡之后，却因为村子太小，就把官宅建到了涛雒。当年村里人谈及，还叹息曰这村子容不下他那样的大官，如果当初山房就建在这里，咱村恐怕就是镇了。
遥想当年，丁守存住在涛雒他的宅院里，黑漆大门红漆牙边，墙内楼舍俨然，庭院深深。堂下几案，两旁官椅，错彩的屏风，镂刻的轩窗。院内花木扶疏，池中莲荷盈盈。老先生站在门口抬起头来，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那山下有他曾经生活过的村庄石梁头。他以“山房”取名，除了回归田园之愿，还有恋乡之心。他出身于垄亩，交迫于饥寒，发迹于开科，贵富于皇恩。回想四十余年宦海生涯，尤其在武昌城的官衙里，他头戴红顶子官帽，后插长翎；足蹬朝靴，官服前后胸绣着补子，按大清制，四品官员补子上绣着大雁。他日理万机，夙兴夜寐。闲暇时，登上黄鹤楼，看远山排闼，大江西来，苍茫云烟里黄鹤杳然。他也曾随曾国藩围剿太平军，鼙鼓动地，刀光剑影。官场厚黑，他未必不厚黑；战地血腥，他也参与了血腥。
岁月蹉跎，今天他也成了林泉之人。老先生一袭青衣，瓜皮小帽，背后的长辫子多了枯白头发。一壶老酒之后，面色微酡，他可以捻须吟诗了：
“昔住石梁头，今移涛雒口；归家理钓丝，因名石涛叟；薄宦四十年，世路坎坷久；老去赋遂初，寻我鱼樵友；……秋登白玉粳，冬酿黄花酒；春夏海潮生，鱼鲜处处有；大嚼招亲朋，开怀醉一斗；园摘故后瓜，门种先生柳。……”
又曰：“而我羁世网，宦梦犹营营；所历多危险，幸复保余生。”他终于认识到，“一命亦足贵，何必驾公卿。一经亦足守，何必恋簪缨。”言外之意，历经坎坷，多处险境，当官没意思，真是没意思，官当得越大越没有意思。可是，他要是不读经，怎么会登科？他要是不当官，哪有这般闲雅富贵的余生？老前辈这是说“恣话”！
三
出北门，西北行，沿路依然野塘丛苇，水边偶有粗大垂柳。日照第五中学就坐落在北岭上。乱石垒成的围墙内，高树繁阴，红瓦屋顶，从围墙内矮矮地露出。小时候到涛雒七村走姑家，村子离学校不远，我就站在开着紫花的苜蓿地头，远远地看着五中的校园，那是涛雒的最高学府。
正是“文革”如火如荼的日子，五中的学生到我们村子演出，小伙子帅气，姑娘们水灵灵地漂亮，张口都是“蛮吱吱”的普通话。到底是镇上的中学，洋气！
我们背着书包和煎饼走向五中，作为初中十级的新生入校。从木制的大门进去，玻璃门窗都刷着绿漆。花坛盛开着月季，还有盛夏才开的紫薇。路两边的大树，宽掌般的叶子，枝头悬着肉丸子大的圆球；躯干上有鳞状的老皮，老皮干枯后就剥落下来，留下微绿的斑痕。问老师才知道，这是法国梧桐。就是不一样，连梧桐都是法国的！
我和伙伴们总是新鲜地在学校里转悠，这是我置身其中的最大院落。两条南北路，把校园分成三块儿。东边，三排大瓦房，前排教室，后排学生宿舍，最后一排住老师。再后边就是平坦的运动场；西边，又是三排瓦房，前两排是教室，后一排是学生宿舍。中间区域，迎着大门对着花坛，只有一排瓦房，是办公室；办公室后面一片小树林，树林后边的空地不种蔬菜，总是麦子玉米。麦地边上建一排鸽笼似的小瓦房，也住着老师。西边瓦房高出许多，那是学校卫生室。食堂在最后边，东窗口为老师卖饭；屋内一口大锅专为学生煮菜，但没有人吃得起，大锅就生了锈；后面有隐蔽的小院，左右围墙。校园西北是一片菜园子，由校工们管理，菜畦整齐，豆棚瓜架。
园东侧是水井，井口安着水车。这水车早就被废弃，留到现在也是半个文物，在此我要多写几句。四根粗硬的木头做成井字形平床，放在井口上。水车轮盘用生铁铸成，四周辐射出牙口，竖安在轴上。铁链子卡在轮盘的牙口上，一边垂进井里，一边伸进井下的铁筒子；白洋铁卷成的筒子分成节，节与节的结合部用螺丝拧紧，中间垫上胶皮圈儿。铁链子，按节装有小铁盘，两层铁盘间夹着红色的橡胶片儿，粗细正好和铁筒子相当。把笨重的铁头安上，再横插进一根长木杆子，两边各有几个人推起长杆围着井口走，好像拧着水车的脖子，于是齿轮咬着齿轮传动，齿轮又带动轮盘，轮盘拉着铁链子哗啦哗啦地转，井水就顺着铁筒子被拉上来，筒口上安着一个窄窄的铁簸箕，水从铁簸箕泻出，流进菜园里。
我们喝的就是这里的水，井水清冽而苦涩，苦也得喝。
建水塔是后来的事，水塔用石臼所的花岗岩砌成，粗圆突兀。我们私下里笑着说，这是鬼子炮楼，老卢就是日本大佐，因为老卢管水。
入校后四个班级开会，会前先教歌，教唱的是电影《英雄儿女》中的插曲。教之前，盛辉老师先唱一遍。词曲怎么优美就不说了，村里的孩子，哪见过这样美丽的女老师而且还有阳光般灿烂的嗓子。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同学们的眼睛立时直了，愣了，人傻了，像过电一样酥麻了；——晴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我们头上蓝天白云，远处就是扬波的大海；——人民战士驱虎豹，舍生忘死保和平。——盛老师的歌声闪烁着，颤动着，从树下高亢地飘起来，变成回音在树梢上缭绕。直到唱完副歌，大家立即鼓掌。可是等到教唱的时候，大家的嘴是张开了，声却不敢发了，全都害牙疼一样地哼哼。
每到周六和周日，我们都从涛雒南北街上经过。听到两边的农家院里，传出啪嗒、啪嗒又笨又慢的声音，那是在打草包子。操作者多是女孩儿，她们用脚左右踩动底下的木板，通过传动拉杆，把一根根稻草反正拉进扯紧的经线里，据说一只草包子能卖五分钱。街上就有推车和驴车运着成垛的稻草。灰青色的驴，吃劲地拉着满载的拖车，走得很慢。有时候空车过街，毛驴四蹄敲路，拉出一溜黑色油亮的屎蛋，碎了，露出里面的黄色草渣。
镇上有邮电局，在礼堂前边路西，就半间屋，青瓦，门右边立着一个粗圆的墨绿色的邮筒。进门就是高高的柜台，门后的桌子上放着浆糊碗，里边插着根细木棍儿，人在这里粘信封。糨糊滴在桌子上，干了一层，没人理它。有老嬷嬷进来，买了8分邮票，仰着脸茫然地问，同志来，贴哪啦？里边的男人正忙着盖邮戳，柜台震出咕咚咕咚的闷响。他头也不抬地说，方框，没看见信封上有个小方框？红的！邮票贴在方框上，老嬷嬷还不放心，说这是寄给俺儿的，不会寄瞎（丢）了吧？里边的人抬起头，说寄瞎（丢）了要邮局干什么？你儿在哪里？——连邮票也不知贴在哪儿的老人，却把儿子的地址记得透熟：黑龙江省建三江，防字209信箱。里边的人又低头咕咚咕咚地接着盖，边盖边说，唔，就是原先的七星农场呵，不远，也就几万里路，你给他送去吧！老嬷嬷知道不是好话，反倒慈祥地笑了，随口骂了一句：骚猴！
全镇上，只有邮电局有一辆摩托车，右边带着扁长的斗子，也是墨绿色。时常看见邮局的人从院里把它推出来，脚用力一踹，机器就发动了，突突突后面吐出一股青烟。小孩子们就兴奋地喊着：“放屁啦！放屁啦！”推车的人全然不理会，大腿潇洒地往上一迈，手把一拧，摩托车就很威风地“放着响屁”驶去。
“文革”中运动一拨接着一拨，街两边的墙上，总是贴着标语和大字报，还有漫画，旧的未旧，就有新的贴上去。于是，看大字报成了我们的乐趣。涛雒不愧是人才荟萃之地，大字报上的毛笔字真是漂亮。标语有黑体、宋体、扁宋、隶书，专栏中的宣传画也有气魄：祖国山河红旗漫卷，田野上的拖拉机正在耕作，绿柳红桃相映衬，看得我心口发热。许多对联也是文采斐然：涛雒大地红烂漫，黄海岸边尽朝晖；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革命哪有罪，造反就是理；等等。两派各有自己的组织，各有自己的专栏。他们都明白谁征服了街道谁就征服了大众。标语、大字报，隔几天就往上贴，贴标语的人满脸怒气，似乎总是充满着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开始贴标语，是用盆子里面糊，可能是面太珍贵了，那是人们过年吃顿饺子才舍得用的精粉，不能这样糟蹋。人们就抬着一只木桶，里边是黄泥汤子，一边用扫帚把子搅着一边往墙上抹。到了下雨天，黄泥又变成汤子流了半边街。当时我怎么也不明白，他们都说自己忠于毛主席，都说自己造反有理，为什么还要大辩论，要互相攻击甚至武斗。多少年后才明白，当年的群众运动，哪来的造反有理？实际上是造反有利！
有时候看完大字报，就去看军马，军马就在东边街墙后的一处院子里拴着，与邮电局隔街错对。记得马好像有四匹，经常看见马拉大车，车上的东西都用黄绿色帆布盖着，车左侧坐着一个手执鞭子的战士。马蹄铁有力地叩着路面嘎嘎作响。听人说，这些马是骑兵淘汰下来的，但这也没有削弱我们对战马的敬畏。偶尔遇见王营长骑马过街，煞是威风。走近马棚，马棚也是用旧黄帆布搭成，虽然里边打扫得干净，还是有热烘烘的马尿味儿扑鼻而来。四匹战马，一匹枣红色的，一匹黑色的，两匹黄色的，各自把嘴插进槽里吃草，长尾巴蓬松悠闲地垂着，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真是它们过的桥也比我们走的路多，有的恐怕还来自战争年代，烽火硝烟经历过多少生死场面，说来它们也是革命前辈啊。有人用细树枝儿戳戳马的鼻子，马就抬起头来，嚼着草料不耐烦地喷着鼻子，脖子左右摆动，摇着缰绳辔头，骚动的后蹄频频顿地。就有战士过来呵斥道，贱！大家立马笑着逃开。
走在街上，大家就想象着自己骑马挥刀的英姿。不知怎么又从马引出骡子的话题。有的说马和骡子交配生出骡子；有的说不对，是骡子和驴生出骡子；有的说不对，骡子是马和驴生的，而且，驴必须是母的，因为马生不出骡子。几个人争得面红耳赤，就有人问谁见过骡子？大家顿时语塞。在我们那里，力气大的牲口只有水牛、黄牛，拉车的就是毛驴，全镇就这几匹马还是部队上养的，谁也没见过骡子。
毛主席发表了五七指示，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于是，我们课就经常停下，去右所村帮生产队拔草，这是学农；去西门外的铁木业社帮着师傅干些零碎活，这是学工；听镇上的王营长讲战斗故事，当然是学军了。王营长叫王忠诚，他告诉大家，这个名字是他参加革命后首长给他起的。讲的什么故事早就忘了，只记得他站在台上，双手做出握住重机枪的动作并且震动着，嘴里发出哒哒哒、哒哒哒的声音。后来，我们又到栈子海边打了一次靶，每人打了三发子弹；批判资产阶级，就是每周写一篇批判稿，每班选出写得好的稿子，在学校大会上念。再让高中三年级的王世群抄到黑板报上，王世群能写善画，站在桌子上，左手四指间各夹着红黄蓝绿彩色粉笔，歪着身子不停地写画，待激情来时，两腿微微颤抖。
毛主席又说，在农村，要有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学校就请来了邻村的书记作报告，书记高个子，长脸，大眼，钢壳般的大鼻梁，鼻音很重，上台后就胸有成竹地放开嗓门儿讲：“一九三八年，十三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涛雒！”下边哄地笑了。校长脸一虎看着台下，严肃！大家就不敢再笑。又过了不久，贫下中农派来了他们的代表，一个老汉来管理学校。老汉矮个儿，短脖儿，驼背，老脸瘦黄，黑色的粗布旧袄，腰间扎着一根土蓝色的粗布带子。到任不久就给同学们作忆苦思甜报告，讲旧社会他怎么受苦现在如何幸福。老汉有个口头语“那个当口儿”，几句话就“那个当口儿”，不停地“那个当口儿”，连续地“那个当口儿”，大家就在台下笑，散会后，“那个当口儿”就成了校园流行语，大家见面就问“那个当口儿，你好”！又过了几天，老汉又来到学校视察，校长陪着到处转悠，他弯着腰，长烟袋烟包子别在腰里，双手像领导一样背在后边。大家就兴奋地传告，“当口儿”来啦！“当口儿”来啦！老汉的儿子在初中四班，调皮的家伙见了他就喊：“喂！当口儿！”
过了些日子，大家突然发现，学校开会的时候，台上没有了“当口儿”。以后，再也没有看见他的身影。一个老农民，大字不识一个，他怎么管理得了学校！
每班的宿舍就是三间屋，上下两层通铺，上下单铺的床极少。每个人背上五天半的煎饼，和一罐子咸菜。开饭时就是一桶开水，各人一个搪瓷缸子。有的同学饭量大，到周六早晨就没有吃的了，就靠其他人接济。脸皮薄的人，就默默地饿着肚子上完晌午的课。谁能捎一罐子炒豆瓣酱，就是上好的美味了。家里实在太穷的同学，甚至就炒一瓶子盐，饭时就把盐粒儿撒在煎饼里卷上。我曾经试着吃了一次，撒多了，很快就觉得恶心。
我姑家住涛雒七村，我奶奶总叫那里为“水门外”，因为当年涛雒围墙在此开了水门。七村在镇外西北，公路又从镇西绕过。小时走姑家，母亲不让走公路，所以我总是从南店进涛雒，再从街口往西，出西门，老城河上平铺石桥，过桥后穿过公路，不远就到。姑家那时候困难，据说她嫁给姑父后，就提着一口铁锅安了家。三间草屋几乎趴在地上，巴掌大的窗户，门板朽烂。院子里，用水泥沙子扣出的水缸，怕天寒冻裂，缸沿还用铁丝拧着；旁边插着一根三杈的枝棍，水瓢就搁在杈上。屋里除了一盘土炕，就是饭桌和几个板凳；里间的囤子上，围着高粱秸结成的栅子，并不满的瓜干儿就是全家果腹的口粮。在被烟熏旧了的主席像下，立着两层的“宝书台”，而且全村贫下中农都要有。宝书台用芦柴扎成内框，外糊红纸，底层摆上“老三篇”，上层放着伟人半身石膏像，原先洁白的塑像落满了灰尘。而姑家东邻大屋高堂，茂盛的栀子花隔墙探出。那边人家叫“银楼”，从祖上就专做银饰。
中午做饭，烟就熏满了小屋，姑在里边咳嗽，我就站在外边。觉得吃饭还早，我就到处转悠。先看村前的染坊，染坊是几间半敞的工棚，灶上一口大锅，周边排着十几口粗瓷大缸，各盛不同的颜色。扯在木杆子之间的铁丝上，挂满了青的、蓝的、黑的布料，也有的布料染成水红。我没看到染布的场面，后来听说多年的染匠，只蓝色他可以分辨四十多种，对色阶异常敏感，真是名副其实的“色鬼”。说到染坊，当今人们会想到乌镇的蓝印花布，想到村姑的浪漫，但这里的染坊似乎专为贫穷存在。那时候商店卖的都是棉布，印花布当然供应大姑娘小媳妇，男人家的裤子，尤其是棉袄棉裤，多是扯块白布，在染坊里染成黑的青的，便宜。当秋风萧瑟，蟋蟀入室，母亲们愁着家人的棉衣，便是染坊最忙的时节。染坊的人，就在涛雒周边的村庄走街串巷，自行车后面驮着一摞布，染过的和要染的；车把上挂着个薄面饼似的小铜锣，他们骑在车上，左手扶把，右手指头间夹着个小锤儿，锤子用羊角尖儿做成，锤尖儿轻轻击着小铜锣，连连发出细锐的声音，人们说，“染布子”来了。车子停在街口上，妇女们来取布，有的就送来要染的白布或者旧衣裳；那些旧衣裤补丁压着补丁，大小不同并且各种颜色，像和尚的百衲，但放在染缸里一泡就成新的了，至少可以挡挡人眼，那么多布，不会乱，布头上都拴着“色子”——是在两块竹片儿刻上花纹，双方各执一片，取布时一对即可。
看完染坊，再到村后，村后有条沟，沟从西岭来，岭头上两户人家，屋后一棵苦楝树，三棵槐树，东侧，几墩高过屋顶的枳子树充作院墙。我上初中，姑时时惦记着她这个侄子，银楼的张文柱和我同班，姑就经常让他给我捎咸菜。有一次给我炒了半罐子菠菜，居然还放上了鸡蛋，熟绿的菠菜鲜嫩滑润，油香满口。同学们你一筷子我一筷子，最后吃出一根鸡毛，但没人在意。今天，姑已是夕阳晚景，儿孙满堂；她满头白发，见我就骂！
学校伙房后的小院里，有两口大缸，里面腌着咸菜，是给老师吃的，据说腌着黄瓜。这腌黄瓜没人吃过。肖永志说，我吃过，找俺爸爸时，在公社食堂吃过，真是好吃，不很咸，脆，越嚼越香。大家流着口水，羡慕地看着肖永志。肖永志说，要不咱去偷点儿尝尝？没人敢应，肖永志蔑视地说都是小胆子鬼，看老子的！这晚，肖永志用一根竹竿，头上缠着铁丝，带上高个子的同学，悄悄来到东墙外。高个子同学蹲下，肖永志双脚踩住他的肩膀，徐徐升高，骑到墙头上。坐稳后就伸出竹竿，瞄住一根黄瓜就插上去，然后挑出来，再去插。下边的说行了，永志鼻子一哼说多少都是偷，那么多同学分得着？再偷点儿，又把竹竿伸过去。
四根咸黄瓜抓在肖永志的手里，两人乐颠颠地跑回宿舍。大家每人分得比拇指还短的一截儿，有的当时就填到嘴里嚼起来。有的人口就渴了，再到井上去，推动水车喝凉水。
事情很快暴露，吃黄瓜的同学大为紧张。大家最怵的是校工老卢，他人高马大，吼声如雷，熊起人来，茶壶大的拳头老是悬在半腰，不定就会捶过来。可是，事情却无声无息，连班主任也没吭声。我想，可能是老师们觉得学生太清苦，皮孩子偷根黄瓜解解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从此肖永志有了个煊赫的外号：“肖三爷”。
那个冬天，我从学校往家走，突然觉得后边钻进了冷风，用手一摸，发现棉裤的后腚磨出了窟窿。这是用父亲穿旧的裤子重新染色做成，絮的也是旧棉花。怕被别人看见，我见了同学就转身，走路捂着屁股，最后就干脆坐在路边不动，等着天黑。
日子虽然贫苦，但在学校里更多的是快乐。入校后我进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课后就在教室里排练节目。在这里我认识了手风琴、板胡、月琴等。弹月琴的秦玉环，白净的面庞，澄澈温良的大眼睛，她总是穿着黄色军褂，淡绿色的毛衣。当她怀抱月琴，手拿拨子轻轻一拨，立即有成串的音符从弦上弹出来。梧桐制成的圆体的琴箱，带着木质特有的温润，发出清越浏亮的乐音。我痴迷地听着，看着，那轮月琴和它的弹奏者融为了一体，变成皎洁的月亮，连续流动的音乐，扩散、荡漾，幻化成透明的柔光。教室在我眼前恍然隐去，只觉得月色空茫，露珠闪亮。
演出需要黄军褂，母亲只好为我扯布做了一件。衣服取回来，晚上就要演出，扣子来不及在家钉了。母亲把大小九个扣子包好，把针线别在口袋上，说到学校里让女同学帮你钉上吧。我赶回学校，左手拎着衣服，右手握着那几个扣子，站在女生中间，红着脸看着她们。没人应的时候，玉环大姐微笑着，把衣服和扣子接过去，说，我有针线。
许多节目都是老师们编写的，朗诵总是重头戏。男的朗诵几句，女的再朗诵几句，重点句子男女合着朗诵，其他人在台中间表演。都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到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诞生，到“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灾难深重的祖国啊，你何时才能见到黎明的曙光？……南湖的水呀掀起波浪，革命的大船扬帆起航。……井冈山的烽火啊，八角楼的灯光；……巍巍宝塔山啊滔滔延河水，火红的军旗下小米加步枪……再就是表演唱，金色的骏马奔驰在草原上，金珠玛米（解放军）呀咕嘟（好），呀咕嘟，呀咕嘟，金珠玛米来修路，等等，所有的节目都是豪迈的语言，矫情的语气，伸胳膊弓腿的夸张动作，结束时，再来个雕塑般的造型。
最美的节目，应该是高中时候排练的《采茶舞》。为了演好，学校专门派几位女生去巨峰三中学习，并且说那里有茶园，采茶是经常的事。几日归来，女生们果然演艺大进。穿上碎花衬衫，背上灯芯草斗笠，轻盈上台，先看青山绿水，然后就唱“清清溪水清呀么清又清，清清溪水绕呀么绕茶林”，快乐的江南小调，加上女生们采茶的动作，真是满目清新。多少年后，我在西湖龙井茶园，在太湖西山茶园，也到过洞庭湖君山茶园，此时总会想到当年女生们表演的情景，耳边飘渺地传来她们优美的歌声。
节目练好了，就要到镇上的礼堂演出。
大礼堂在邮电局的北边，其实是一座南北向的大瓦房。横梁用钢筋代替，又用耙钉把斜梁抓紧。密集的檩条上，上铺用芦苇扎成的把子，宽斜的坡顶上压着红瓦。水泥抹的戏台子，台下是成排的长条板凳，可以容纳四五百人，这就是镇上的人民大会堂，除了开会，经常有节目演出。
在我读小学时，突然有伙伴说去大礼堂看戏。河里结着厚冰，水流处冰薄，我们只好赤脚过水。腊月里，阴云遮天，漫野是雪，风打着呼哨卷着雪粉，擦着僵硬的路面嗖嗖掠过。我没有棉鞋，只有一双破袜子，穿着垫着稻草的破雨鞋，风扫雪粉灌进鞋里，疼如猫啃。到了大礼堂，已经有好多人站在条凳上。我的个子矮，就攀到窗台上扭着脖子看。节目是南店村的，八个穿黄军褂的女孩儿表演绣毛主席像，她们各拿一只绣圈，绣圈周边带着金黄的流苏，伴着二胡笛子走着台步，然后做出穿针引线的动作。人们看得如痴如醉，攀在窗台上的我忘了寒冷，直到散场才双腿酸麻地跳下来。此时天已全黑，返回家中后，脚趾头、脚后跟全冻坏了。
没想到几年后，我们也走上这个舞台，并且也赢得了掌声，而《采茶舞》最受欢迎。表演的女生有：王廷美、徐茂秀、孙芳梅、阚常玲、宋瑞萍、葛云秀、尹秀峰……
四十多年过去，她们都好吗？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有一次，白天在大礼堂演出。我演完节目，妆还没卸出得门来，看见一位妇女从里面走出，抓着自己的闺女小胳膊往外拖，嘴里还粗野地骂着：“不在家里打草包子，看戏能当饭吃？要饭的打花棍儿，穷欢！”女儿眼泪汪汪地被骂走了，女人还是歪着头，狠狠盯着她的背影余怒不消，然后，转身从墙上撕了一块大字报，上了厕所。
对于我们整天排节目，敲锣打鼓到各村演出，父亲也有些不悦，就这么弄些杂耍儿，不把学业荒废了？母亲轻叹一声说，碰上运动有什么办法，权当长长身子骨吧……
穷欢，穷欢总归是欢，年轻就是欢的时段。学校让各班出节目，就在本校里演。肖志刚突然找到我，很不满地说我和你这么好，你也不编个节目让我演演。肖志刚是个很迫切地愿意负点责的人，在班里专管发水票，课余还给大家理发。一次给我理发，突然教室停电，他说，就在月亮下理！果然把凳子搬到外面，借着月光理完，这也是天下奇闻。肖志刚调皮捣蛋，这日晚，同学们都睡下了，唯有他觉得无聊，把花被单子披在身上走出宿舍，在东边的路上胡乱跳起舞来。跳着跳着，他发现没人看，就移到路灯下再跳。所谓路灯，就是一根槐树杆子挑着一只发黄的灯泡，地上就那么一圈儿淡淡的暗光，肖志刚就在这光圈里乱跳，红被单子旋转着飘起来，正好被查夜的孙校长看见。孙校长与志刚父亲友善，又气又笑指着他说，志刚啊志刚，你一岁不成驴到老是个驴驹子！事过五年后，在涛雒街口，孙校长正在走路，突然有人喊他，抬头发现一位年轻英武的军官站在面前，紧接着啪地一个敬礼。孙校长一看，居然是肖志刚！校长满心地喜悦，上下不住地打量，出息啦，出息啦，真是出息啦！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说完两手就扳住肖志刚的肩膀！这是后话。
为了我们的交情，我就赶紧编了个对口词并和志刚排练。他一句，我一句；跨一步，退一步，伸胳膊蹬腿地做动作。肖志刚天生的破锣嗓子，上台演出大家都在下边笑，但他却全然不理，认真演完，总算过了一把戏瘾。
多年后我到营房去看志刚，虽然是海军，他们却住在大山里，因为山中有海军的油库，他是主任。从前两人闹惯了，我说你厉害啊，都当了库头了，（嘿嘿！）而且还是肖库头！（嘿嘿嘿嘿……滚你个蛋！）陪我游当地的公园前，肖志刚特意换上崭新的海军军服，到了门口，军帽就放在车上。游园完了，可就在临出门的时候，志刚竟然对着售票的小姑娘吼了起来，敞开破锣嗓子喊道，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你没看见吗？……大校，副师长！这身军装你不认得？这肩章你没看见？你领导在哪里？我回身把他拉开，说你跟个小女孩子嚷嚷什么。志刚气哼哼地告诉我，女孩子多嘴，问他是不是环卫局的。肖志刚非常在意自己的军人尤其是军官身份，一个副师比县长都大，更别说环卫局！贬低了，真是把他贬低了。我推想，当时肖志刚发了老汉子火，他肯定是联想到了掏大粪！这也是后话。
演出成功，肖志刚说，走，请你上饭店！
饭店就在镇十字路口，这应该是全镇最奢侈的地方。门朝东的大屋子里，摆着旧方桌，桌下四个条凳。饭店专卖锅饼、面条、粗面馒头和肉汤。两毛钱可以买一碗面条；一毛钱的肉汤可以泡煎饼，肉汤不够可以再加。桌子上放着半碗粗盐。
饭店里养着一条大狗。它吃得太好了，黄毛发亮，身如牛犊，面如头狼，粗大的尾巴垂在胯间又微微翘起，眼有不怒之威，慢吞吞地、沉雄地在方桌间走动。它看得人太多，见够了世面，全不管人来人往。烦了，就蜷伏在桌子底下假寐，有人在桌子边坐下它也懒得睁眼。它该是全镇最有福分的畜生了，而在门外，总有几只瘦狗探着头往里瞅，鼻头连续地吮吸着香味儿，又伸出流着涎水的舌头反正抹着嘴巴，可就是不敢进去，门里不是它们的领地。
两碗面条端上来，桌上立时油香浮动。纤细的挂面像发髻般窝在碗里，汤中飘着细细的油花儿，油花间几节细短的绿葱，几块薄得透明的肉片压在面条上。我们干脆站着，把筷子往碗里一插一拧一挑，曲溜一声面条就吸进嘴里。
饭馆子不是穷人家抬腿就进的地方，攥上几毛钱常下饭店的人，肯定为人鄙视，那是败家子才干的事情。我村里的巴狗，赶集卖完菜，每次都溜到饭店吃碗面，终于被人告发。他娘气得鼻子眼都歪了，抄起烧火棍，可着嗓子骂街你吃完面要死呀！说着就抡起棍子狠狠地抽，一直抽到大门外！
肖志刚的父亲是公家人，不太在意几毛钱。
吃完面条，用舌头舔舔油嘴，我们就赶回学校上晚自习，这时候油已经渗到眼珠子里，只觉得它炯炯发亮，脚下虎虎生风。
四
与饭店隔街相邻的是供销社，那是全公社最奢华的地方。天下物匮民困，唯此处百货集中，琳琅满目。但那时我是穷人，无钱，无可买，自然也觉得无趣。偶然随同学行至街口，或者从东门进，或者从南门进，绕柜台一遭便走了出去。“文革”伊始，这里悄悄传出故事，有人被打成反革命，先是被批斗，又进学习班。其妻也在这里工作，婚后两人性格相逆，三年末孕，而丈夫成了阶级敌人，当然要与其划清界限。虽然食同桌，但是分床眠，就等找个适当的日子离婚了。正是夏秋相交时节，这日，半夜时分，黑云弥天，电闪蓝光，雷霆震怒像山崩地裂。这女的怕黑，又怕雷，独自蜷缩在床上，仿佛感到末日来临。突然咔嚓一个炸响，女的吓得跳下床来，瞬间就扑向丈夫。后来，女的怀孕了，这才叫天作之合啊！——故事自然是私下的演义，我在供销社里见过那女人，果然是漂亮，苗条高挑，皮肤细白，一双杏眼却是严厉，一有顾客，必以斜眼视之。后来我到供销社，多因为两位同学在那里当了售货员。一位是本家的丁淑君，美女；一位是王伟才，一表人才，就是眼小。他总穿着蓝中山装，站在柜台里，见了任何人，即使下巴还没够到柜台的孩子，他的小眼睛就早早地眯起来，柔声地问，你买什么呀，小朋友？你娘知道吗？好好，我给你拿。我说伟才呀，你怎么对人这么好啊？王伟才又眯起小眼睛笑着看我，这还用问？老祖从小教的呗！
在大礼堂门前，我曾经见过一个人。那时候他也在闹两派，领着他的造反派队伍就住在大礼堂里。外面墙上有对立的造反派贴的大字报，许多人就围在底下看。有中年人站在大字报前，个子粗壮，方脸平头，上穿老头汗衫，下穿旧蓝裤子；脚上穿的凉鞋，是用小推车的胶皮外胎剪裁钉成，那时候日照男人大小孩子，夏天都穿这种土凉鞋。他反背双手，仰脸看着，憨厚从容。有小学生站在他身边就大声念起来：
涛雒大地乌云升，
礼堂住着翻案兵。
尹贼世筑当参谋，
丁贼汉文当司令。
此人嘿嘿一笑，说丁汉文就是我，我就是丁汉文！
大家的目光立时转向他，丁汉文吭了吭嗓子，胸一挺说，阶级敌人兴风作浪！站在他身边的人藐视地看看大字报，对丁汉文说鬼子汉奸还不知道被你毙了多少，这些变色龙小爬虫乌龟王八蛋还在您的话下？这当然是骂另一派的人。丁汉文不说什么，很大度很有力地吭了一下嗓子！
论辈分，我叫丁汉文大伯。他是村后河北的杨家庄人，闻名日照的抗日英雄。在我读四年级时候，清明前夕，学校组织到南山前的四门口去吊唁一位烈士。我们戴上红领巾，排着队，跟着红旗出了庄，过下元村，然后爬坡到上元村，西行到四门口，沿着村前的水库，直到西边的山坡前。荒地上立着一块不高的石碑，上刻：陈明生烈士之墓。行前母亲告诉我，陈明生是结庄人，是我们村里庄建虎的舅。当年给八路军送情报，被汉奸出卖，鬼子抓住他，用铁丝穿透锁骨，可他宁死不屈。鬼子就让狼狗啃他的腿，把肉一块一块地往下撕，最后被活活啃死。
整个公社的学生都来了，大家分别献上花圈，四位民兵举起汉阳造，对着天空鸣枪。鸣一枪，拉一下枪栓，铮黄的弹壳就蹦出来，落在地上，然后再推枪栓，再放，枪声在山谷里颤抖着回荡。之后，丁汉文开始作报告，讲他当年带领县大队怎样和鬼子打仗。
丁汉文穿着白色粗布上衣，双臂分开，手按在桌子上。他指着后边的磴山给大家讲，我和警卫员就在这里和一队伪军相遇了，怎么办？我突然大声喊道，一排往东，二排往西，三排跟我来！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伪军以为是八路的一个连，立即后退，纷纷趴在草丛里不敢动弹。当他们悟过来时，我已经带着警卫员下了山，直奔大羊圈而去。丁汉文笑着说，伪军都是胆小鬼，胆大骨头硬的，谁还当伪军？
听老辈人讲，丁汉文曾经被鬼子追着经过我们村，三八大盖儿啪啪地响，子弹在半空吱溜吱溜地飞。村里的老汉多是丁汉文的长辈，有人正在园中浇菜，见他把鬼子引过来，委实发怒了。在他们看来，不是鬼子侵略了涛雒，而是丁汉文惹怒了他们，破坏了他们安生的日子。长辈们怒气冲冲地大骂着：“汉文呀，你个狗日的！蜂子不蜇你，你戳它干什么？！”面对长辈，后有追兵，丁汉文一边跑一边反身向后打枪，一边向长辈们喊：“三叔二大爷，对不住啦！”随即又回身打枪，一溜人往南山奔去。
此人就是胆大，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水利局工作，有一次大雨出巡，河水暴涨，河上无桥，只有李潭涯村前有跨河渡槽。高高的桥墩上石砌的槽墙，两边只有尺多宽的水泥面。平时人在其上，也会两腿颤抖，惴惴其栗，更何况渡槽下面洪水汹涌。可是丁汉文骑着他的破自行车，双手握把，两脚稳蹬，坦然如履平地！
这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站在路边上，充满敬仰地看着他。而丁汉文反背双手，肚子微挺，派头真如司令那般，往礼堂门里走去；后边几个随从，胳膊上都戴着红袖章，上有“红卫兵”三个金字。
到了1974年，开始批林批孔，听说日照城里东楼西楼各被两派占据，双方势不两立，水火不容。而涛雒的大礼堂，也被人住满。不久，在公社大院里，集合了“西楼派”。为首者动员说，阶级敌人占据着礼堂，严重干扰了公社党委的工作，破坏了涛雒革命的大好形势。他们不在家抓革命促生产，反而聚集在这里惹是生非，决不容忍！今天，我们要坚决把他们赶出去！然后，就有彪悍的中年人带领一队青壮，来到礼堂的木头门前，用力推晃。里边的人就用力顶住。里外推搡时，突然有人往外扔了砖头，一下子打破了那人的脑袋，血从额头淌下来。见了血的人分外眼红，摸起石头砖头往里扔。同时已有群人爬上高墙，跳进去开了大门，外面的人就呼啦冲进去。里面肯定武斗了，传出一片叱咤声和哭喊声。
五
高中伊始，教学转入了正轨，但学制还是缩短为两年。此时，师道尊严稍有恢复，曾被贬斥为“臭老九”的老师们，开始精神饱满地夹着讲义走向讲台。身材高大的李慧良老师，给我们讲数学，板正的胶东口音，不苟言笑。数学他是太熟了，手在黑板上写着公式，数字全然不看，还不时地转脸监视着下面有谁做小动作，最后还把得数写出来！
李慧良老师有两个儿子，都在涛雒街里上小学。有一天，数学课突然停了，有同学悄声告诉大家，李老师的小儿子出事了——他把干瘪的气球含在嘴里嚼，不小心气球就堵在贲门和气管间，生生憋死了。到了下午，数学要补课，大家都早早等在位子上，谁都不说话，教室里静得要命。有同学拿起黑板擦子，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然后歪头看看，再擦。这时候，李老师疲惫地走进教室，他双臂叉开，两只大手分别抓住讲台的两端，头低低垂着，不说话。教室里鸦雀无声，大家几乎不敢呼吸，有的女生眼里含着泪花。李老师终于抬起头来，缓缓地看着每一位同学，他苍老了许多，原本严肃的目光里充满了慈祥。他勉强地一笑，笑得温和而凄淡，操着他的胶东口音说：“现在，我们上课！”李老师讲着、写着，写着、讲着，似乎忘了失去爱子的悲伤，完全进入了他的数学天地。大家表情庄严，听得屏息凝神！
刚上初中时候，无电，晚自习，皆端着油灯到教室。在初中第二年，学校开始在围墙东南角安装变压器，上高中时，晚上教室就通明如昼。但为了省电，室内是两根日光灯和两个灯泡左右搭配，人们叫日光灯为“电棍”。当五级高中生入校那天，晚自习后，只我一人在教室，我哥作为新生来找我，坐在那儿说着话，还时不时地仰着脸转动着脖子看“电棍”，嘴里说亮啊，真亮啊。兄弟俩聊了半天，我说关灯吧。我哥哪知道开关在墙上，以为那灯泡就是开关，伸手握住上边狠狠一拽，猛地就把一根灯线扯断了。我偷笑着回到宿舍，不敢说。次日，丁履清老师上课发现了，气得脸色铁青！——我哥后来当了国家干部，至今我还拿这事儿涮他！
学习好的同学开始涌现出来。高中四级里有贾磊元、丁海旺、丁元亮、周家富、臧春生、庄建宏等。五级里有滕世福、丁海涛、宋兰玲、丁元法、丁元林等。学习最突出的应该是秦秀丽，她随父母从边城丹东来到故乡，先前的城市教育和聪明的天赋，使她文理都优秀，一时成为全公社的学习“超女”。上初中时候，她的作文就被油印成册，传遍公社许多学校。上高中后，她成了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她婷然而立，慊慊而行，脸上总是微笑着，平静而温和，但那微笑中含着几乎看不出来的清高。当她和伙伴从涛雒街走过，就有小孩子跟在后边悄声说，看，秦秀丽！秦秀丽！我们班里有人化学考了一次满分，脸就仰起来了，优优然，奕奕然。就有同学乜他一眼，说你比秦秀丽还能？对方就低下头来，面色微灰，无语。
这里，我要再写丁履清先生，上初中的时候他教我们语文。履清先生中等偏矮的个子，质朴得甚至有些土，镜片后不大的眼睛专注而冷静，他额头并不宽大，然而大脑却有着超常的记忆力，过目不忘，尤其对数字敏感。教语文是他的专业，居然给我们上了半年数学，讲的是平面几何！痛快淋漓时候，右手时不时地上托一下眼镜，鼻头随即兴奋地耸一下。他让全班齐声朗读毛泽东诗词，这需要老师领读半句接着喊：“一、二！”可不知为什么履清老师就是不会，他高声领道：“一从大地——一齐念！”同学们哈哈地笑起来，看着老师脸一红，大家立马提起情绪激昂地诵读着：“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也许因为同族的关系，或者因我年龄小，履清先生对我关爱非常。当看到我写出流畅的作文后，就在后边写下长长的热情洋溢的批语，然后在班上念。后来他说，你的作文是我夸奖出来的，实为不虚之语。那时，履清先生也住鸽笼小屋，屋内仅容一床一桌一凳。晚自习之前，我们总是先去他的宿舍，挤坐在床沿上听他论道。知道我家中生活困难，有时候，他从伙房端来一盘水饺，见我来了，非逼着我吃。没有筷子，他出门折了两截树枝，随即撕去叶子，生硬地塞给我，盯着我，吃！看我夹住一个水饺填进嘴里，他这才从包袱里抽出粗面煎饼。
升高中时候，居然全公社统一考试，而且卷子匿名。这在那个混乱失序的年代，堪称奇迹。突然有一天，父亲被叫到大队革委会。回来后他告诉我，你老师来了，骑着自行车，也姓丁，论辈儿你得叫他叔，还戴着眼镜！——那时候老百姓对戴眼镜的人有一种敬畏。——他对革委会的人说，丁建元考得很好，你们要让他上。然后又嘱咐我父亲，再穷也要供我。履清先生是担心我上不了高中，一是担心村子里闹派性，掌权的造反派不让我上；二是担心我家庭困难上不起。为了一个学生，他竟然骑着自行车从五中来到我们村！
进入高中后，履清先生还是教我们语文，但只教了不到一学期。他给我们讲的最后一课，是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他是下了功夫的，……北国风光，千里冰封，这是宏观！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这是横观！大河上下顿失滔滔，这又是纵观！……上阕写景又有主观性，下阕回望历代帝王却藐视千古……他讲得慷慨激昂，热情洋溢，他知道这是他教师生涯的结束，这最后一课，是自己告别讲台的绝唱。课讲完了，全班报以热烈的掌声。从那以后，他就调到了日照县党史办公室。
那时候我们有着旺盛的精力，入夏午休却睡不着，几个人就去钓洸鱼。穿过东边的公路，在盐田周边，是通海的大沟小汊，老百姓统称“江沟子”。水边是成丛的苇草，再往里走，沟岸上泛着白花花的碱。咸水几乎透明，鱼就藏在岸底的洞里。洸鱼形如短蛇，淡黄的皮肤光滑无鳞，游起水来似乎柔软无骨。钓它，不需要特别的鱼饵，就是把莓豆叶子搓成小球挂在钩上，手执着竹竿伸到水里，然后拖着鱼钩让它在水面上走，突然间就有圆滚滚的洸鱼从洞里蹿出，猛地咬住鱼钩就不再松口，随即被我们钓出来。这傻乎乎的东西前生必是饿死鬼，为一口之福而丢了性命。只午休时间，我们就可以钓到三四斤鱼。约摸时间快到了，我们把脚上的黑泥冲洗净，匆忙赶回学校，笑嘻嘻地把鱼送给黄老师。黄老师问我们怎么个吃法，我们也不知道，只是手挠着后脑说，剁剁，炒炒……晚饭时，黄老师站在门口，拿着小铲子低头看锅，小锅坐在黄泥炉上，油在里边吱啦吱啦地响！
黄老师年轻，教我们文艺，也领导校宣传队。因为年龄大不了我们几岁，我们也愿意和他逗乐。黄老师和我表演了个相声，内容是歌颂中国援建坦桑尼亚铁路的故事。演出时，当两个人站得近，黄老师左边门牙长得有点儿歪，对着我说词的时候，唾沫星子经常就从牙缝溅出，飞到我的腮上。相声最后，是中国工人完成任务回国，坦桑尼亚人民欢送时高呼：“咵嗨里尼！咵嗨里尼！”意思就是再见。我们两人就轮番喊着咵嗨里尼。在礼堂演出后，我从街上走，经常有小孩子认出我，站在后边仰着小细脖儿大声喊着，我害煞你！我害煞你！
正规学习没过多久，又出大事了。那时候我们正吃劲地学英语。突然有一天，学校开大会传达文件，说是河南马振扶中学迫害学生，有个女学生英语不好，被老师批评了几句，投了水库自杀。死前，她在本子上写到：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能做接班人……此事惊动了江青，校长逮捕，并且下达文件，全国中学的英语课一律停止！我们坐在食堂前的空地上，孙校长以严厉的口吻传达文件。校长不敢不严厉，只有严厉才证明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我们心里很紧张，眼前总是出现马振扶中学那个女孩儿，想象着她从水库里被捞出来，水淋淋地躺在地上，双目紧闭，头上沾着水草。她死了，可让她这么一折腾，多少人不能学英语了，我弄不明白学英语和反革命到底有什么关系，学英语和做接班人有什么关系，心感深深失落。散会了，教英语的贾老师，爱怜地看着我们，说，“就这么个文件，我们就没有饭碗了。”话没说完，眼中就涌出泪水，眼圈发红……
英语课，就这么停了。
一日，我在报纸上看到基辛格博士访华。我知道外国有总统、首相、国务卿，还有内阁总理大臣等，却不知道博士是个什么职务。路上遇见老师求问，老师脸上先是茫然，然后充满对帝国主义的蔑视，很厌恶地说，博士，博士，嗯，都是些资本主义的玩意儿！
到了1974年，学校又因为动乱停课，我们只好回家干起了农活。学没上够，锄着地，想着教室；推着小车，想着学校；听到钟声，满心惆怅。离校时候，我看见脚下还有一支用三合板做成的涂着棕漆的枪套，这是宋老师为我们演《深山问苦》做的。我没有交回去，而是把它卷在铺盖里带回了家。晚上，经常把它拿出来，凑在油灯前轻轻地抚摸、端详，那是怎样的落寞！我多少年后才意识到，这是我人生中一次痛苦的断裂，我以后几十年里，总是做相似的梦：一个人孤独地站在那里，不是工作丢了，就是毕业证丢了，或者没有人分配我们，或者猛然想到自己身无分文，于是焦急地四处询问，但没人回应，心里全是无助、无奈和忧伤。
那时上大学要推荐，这条路不用想，我又是近视眼，当兵绝无可能。中学也没学了多少东西，这辈子注定就是死心塌地劳动了。当时有首歌谣，就是笑话我们这些人：
高中毕业生，白搭两年工；
锄地不会锄，耕地不会耕；
让你当保管，秤星子认不清；
让你当会计，算盘子也不中；
有心去上吊，对不起毛泽东。
突然有一天，赶集的邻居捎信给我，你老师让你这个星期六去趟涛雒小学！我的心顿时热了起来，是履清先生还惦记我这个学生。从大礼堂往东的小巷走不远，就是涛雒小学。履清先生从县里回家过周末，见了我，问了我的情况，他还是那样冷静而关心地听着，不时抬手轻轻一托眼镜。他鼓励我，要看书学习，等着，为什么等着，他也说不出。天晌了，老师煮了挂面，这就是稀罕的美味了。临走，他又送给我两本书，《鲁迅杂文选编》和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
履清先生成了我命中的贵人。逢涛雒集，我卖完蔬菜后，如果又是星期天，我总是到他家逗留。他总是殷切地嘱咐我不要放弃学业，至少要把文章写好，不定什么时候就用得上。于是，每当我从田里归来，晚饭后就不再串门，凑在灯下读书看报。我经常到小学去，那里订着《解放军文艺》，还有《大众日报》，每周报上都有“丰收”副刊。正是因为老师的关怀，两年农活后，我当了民办教师，等来了命运垂青的时候！
在母校的大门右边，一棵小树孤独地站在那里，骨骼一样干硬，萌生的嫩芽是淡红色，但很快变绿。待到入秋尤其落霜前夕，满树斑驳丹黄，然后又变得鸡血般深红。刘更老师告诉我们这是乌桕。因为土被践踏得太硬，它的根舒展得艰难，但也有了韧性。这南方的佳木，不知谁人把它移栽到这里，只待秋天才燃烧出它全部的美丽！
后来，在江南的田野里，屡见入秋的乌桕，远远近近立在田间的荒丘上；立在白墙黛瓦的民居旁，池塘里映出它大团的红影。这时候我总会想到母校的那棵。
六
出涛雒镇北门，东边不远就是天后宫，可惜我没有进去过，只看见被盐碱浸渍的砖墙内，有颓败的门楼和后边的大殿，一棵老银杏树不高，几根粗杈上是零乱的叶子。
天后宫后面是辽阔的盐田和田间远近立着的风车。风车是木制的，白布做成风轮上的扇叶。风来的时候，布就像口袋一样鼓起来，轮子就时急时缓地旋转。木制的水槽伸到沟里，风轮拉着成串的木板片儿把海水提到高处，再流进岸上的盐池。后来，风车就变成铁制的了，旋转起来也更加生猛。远处的天底下，是几座盐堆，平时盖着苇席，好天的时候，盐工们退去遮盖，白皑皑的盐山像银子铸成，闪着积雪般的晶光。
天后宫前，是老护城河留下的野塘，水中丛生着芦苇香蒲。碧清的水，从平平的石板桥下浅浅流过，水下是又密又软的苲菜，泥绿色掺杂着金黄色，如一缕一绺的丝线，随着水流摆动。总有几位妇女蹲在桥头，双手在石板上揉搓着衣裳，手被水浸泡得湿漉漉的红。然后抡起木杵捶打，嘭嘭的声音清空而辽远。
因为涛雒近海并有滩涂产盐，西汉时就在这里设置盐官，到金代设立盐司直到明清。靠海吃海，涛雒可能是从腌咸菜的作坊开始，由此有了商业萌芽。推至乾隆年间，涛雒就成为商业名镇，本土的和外地的商人聚集在此做起了生意，甚至遥远的晋商也来这里开当铺，居然盖起三幢二层楼房。我们走在街上，两边的老建筑尤其多。出身于涛雒四村的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张传玺先生回忆：
涛雒西大街的店铺堂号有：三义兴、昇源、新顺和、同兴隆布店、庆和、信丰、恒记、吉祥、和记、鸿泰、庄家药店、庄家鞋店、德生堂药店、庄家小当铺；路南侧有同生茶庄、银楼（金银首饰）、黄家面锅，张家饭馆等。
涛雒南大街店铺堂号自北向南有：玉记、慎泰、同丰、阜丰厚、德兴义、南元吉、油坊、同元福绸缎庄、五宅、陈家木匠车子铺。
涛雒北大街店铺堂号自南而北有：济生堂药店、消费合作社、太和堂药店、长春堂药店、裕源、北元吉、广记、望旭堂、荣厚堂、北益泰、东益泰、东蚨来福、西蚨来福、菜庄酱园、高家面锅、协记、高家饺子、王家面锅、仁记等。
大街两边店铺林立，各有招牌、匾额，有的老店门口挂着木刻对联：陶朱事业，端木生涯；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以义为利也，则财恒足矣……
镇上做得最远也最大的是运输业。经营运输业的“广记”，就有四艘大风船，他们收购了当地的花生、生油、小麦、腌过的生猪胚等特产，装船沿海南下，运到上海销售。然后，又把南方的绸缎、大米、茶叶、烟糖、肥皂等土产洋货购回当地。不只来回于上海日照之间，甚至从吴淞口溯流而上，直到江西九江。至咸丰年，又有了“裕源”商号，也是经营土产贩运。同业竞争，也证明着需求的旺盛。尔后，又有“协记”“同生”“益昌”等成立，外销土产，进口米面、布匹、纸张和日用百货。
或许有丁守存他们建造的围城，保住了涛雒一方平安，营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潍坊的绸缎业进入涛雒，号“同元福”。到了民国初年，涛雒的商业网络北至泊里，南到临沂、费县和苏北的青口。方圆几百里成为涛雒人盈利进财之地。轮船业、银行业、钱庄、中西药店等先后在这里落地。运货的独轮车，几十辆甚至上百辆，强壮的车夫肩抵车袢，双手握把，奋力推行，长长的车队行进在官道上，木轮子在坎坎路面上颠着，转着，车轴发出艰涩的摩擦声。镇上还有从西地而来的运货驼队，高大的骆驼，它踩踏沙漠的扁大蹄子，稳实而缓慢地走在街上，脖子下筒状的铃铛摇晃着叮里当啷地响。长石板铺就的街道上，近百年车轮的碾轧，竟然磨出两道深深的辙印。日落之前，各商号临街的铺面内，算盘珠子被灵巧的手快速地拨动，稀里哗啦响成一片，白花花的银元沉甸甸地堆在柜台上。
运输业带动了服务业，旅馆、饭店、理发店、澡堂甚至妓院。街巷里，早晚都有小贩的叫卖。
涛雒人爱听京戏，总有商人到碑廓甚至去青岛请戏班子，那时候叫“搬戏箱”。天还没黑时候，天后宫里就张灯结彩，性急的人们，早就坐在院中的戏台前等候着。锣鼓铿锵，急一阵子慢一阵子地敲打，撩激着人心。总算等到场内人满，后台的演员也已妆毕，紫红大幕徐徐拉开，远来的名伶就要登场了。
至今，在老辈人嘴里，还有这样的歌谣：
什么声音最好听？
大闺女笑，画眉叫；
琵琶月琴二黄调！
圈在圆形围墙内的涛雒镇，成为这方土地上的商都。商业培养了涛雒人的精明，他们的目光跟踪着市场，寻找发财的机会。他们利用运输，在地域之间赚取差价，再把闲置的钱买成土地。丁开轩开办的“广记”，就有土地两千五百余亩，成为最大的地主。据说当年，“同记”与另一富商同时看好镇东面的一块地，两家谁也不想退让。富商说，这样吧，把钱铺开，谁把地面盖住了，地就归谁。“同记”的人笑了笑说，可以，不过，要把银元竖着铺！
当年的公社所在地，就是“同记”旧址，人称“五宅”。当时，五宅占地四千余平米，于清光绪二十四年由丁惟堦所建。丁惟堦以经营钱庄、货栈等暴富，其人乃是丁肇中的曾祖父。如果说，“山房”是丁守存的官宅，“五宅”则是名副其实的商宅，前后东西，两大丁氏宅院占据了涛雒的半边风水。
涛雒镇地处农村，涛雒的商人大多出自农家。他们的经商还是初级的，不过是原始性的易地倒卖，而非资本意义上的商业活动。就经营的土产而言，没有技术含量。他们也不可能放开眼界，使资本向城市转移，寻求更大的利润。长途贩运，做的依然是“买卖”。现代商贸，除了灵敏还要有胆识。他们既信 “无商不富”，又信“无田不稳”，农谚曰：“要想家业稳，作田是根本。”积钱后还是以屯买土地为旨归，总没有割舍心中的地主情结。虽然借风扬帆，靠车赶路，远抵江南，仍然是“赶集”的扩大版。再加上后来国家动荡，倭寇入侵，最后大部分破产、倒闭。
公路从涛雒西绕了半圈到北门外，车站就孤零零地坐落在路北侧的高地上，我们上学就从车站西边爬上公路，又顺斜坡下去。五六间普通的红瓦房，西、北、东都被水塘围着。为方便停车，院子敞开连着公路，厕所另建在东边的水塘边上。屋后没有遮挡，入冬，后窗就用砖头堵死。东头的两间屋，算是候车室。就一张木连椅靠在南墙，平日也没有几个人在此候着。靠西墙放一台老磅秤，秤台笨重，秤臂很粗。隔墙挖出方洞，坐在那间屋里的人员，对前可以卖票，侧身可以称行李，从方洞伸过胳膊，手指头来回拨动着秤杆上的游码，把砝码加到秤砣上。
很小时候，我跟着祖母要到临沂看我四叔。祖母和我先住到姑家，次日清早就来候车。我围着磅秤反复地看，趁里边的人不在，我就站上秤台使劲地摇晃，还把在外面捡来的几块蛎子壳，那时人叫“蛎瓦”，恶作剧地填进磅秤的圆臂里。车来了，祖母先抓起我的手，拎着包袱，忙不迭地迈着小脚往外赶，但是车不去临沂，我们又慢慢回到屋里。好像这样赶了三四次，临沂最终没有去成，原因至今不得而知。
站上的票务员叫刘维起，个子不高，但动作麻利；五冬六夏，他总是那身衣服，有时候一条裤腿儿挽着。每当客车来到，他就夹着个硬壳本子里外吆喝，胶县胶县！高密高密！走啦走啦！也就有三五个人走到车门前让他验票。我之所以对他印象深刻，完全是因为他是邻村刘维贵的兄弟；年老的刘维贵我能认识，完全是因为他卖狗肉。每到深秋，刘维贵就转村打狗，青色老棉袄早就旧了，前襟油腻得发亮，也是绳子扎腰，一根粗槐木杠子斜夹在腋下，杠子头上有一铁环，缠着麻绳。离村老远，所有的狗就愤怒地汪汪狂吠，胆小的狗就哼哼着，夹着尾巴躲到草垛背后，甚至溜进屋去钻到床底下。刘维贵的模样与刘维起相似，就是上嘴唇下有两个粉红的肉泡儿，开口与生人谈狗的价格，肉泡儿顶在唇下蠕动，看得我们很不舒服。
车站是涛雒与外地联系的要道。每到深冬，是车站最忙的时候，就有许多涛雒人从关东回来。来者多是年轻人，脚上大都穿着靰鞡鞋，阔气的穿翻毛皮鞋，戴着狗皮帽子，中山装是崭新的，不管识字多少，左上边口袋总要别上一支钢笔。背着打包的铺盖，左右手都拽着拉链旅行包，里边装着蘑菇、木耳、关东旱烟、罐头、白酒，张口就是“干哈的”，老家人就笑话说“蛮”了，出去没几年就拽“洋鼻”了。他们回来，大都是找媳妇。东北地广人稀，动动手就有充足的粮食，再养几头猪宰了，从冬到春就是猪肉炖粉条，那是多大的油水！同样挣工分，在那里，同样的生产队，壮劳力每天可以挣到一块五角钱！而在老家，人多地少，加上运动折腾，人心涣散，累死累活干一天，少的只挣两毛钱。庄户人家求不起别的，吃饱穿暖就是天大的福分。当东北客们订了亲事，当即把彩礼交上，那可是成沓的钞票，抽出一张，手捏两端抻得嘎嘎响。只要男人差不离，那就把闺女领走。谁也不问这钱是自己挣得还是借的，也管不了闺女往后的日子。春节过后，小伙子再来到车站，胸脯前挺，疲劳并滋润着，因为身边跟着一个女人，额头刘海，齐颈短发，头发右边扎着鲜红的绒线，新褂子下是红色绸子袄，脸上还带着婚后的羞涩。等着刘维起验了他们的票，就挤进返回东北的客车里，谁知道他们哪年才能回来。
这时段候车室里挤满了人，正是“文革”后期，许多人忍受不了家中的贫困，最揪心的是找不上媳妇。东北有亲人，有落脚地，有热炕头，去了干几年，说不定会把根扎下。他们把被子包在破包袱里，装在破麻袋里。棉衣是新做的，但里边的秋衣依旧是破的；舍不得买手套，粗糙的黑手就对揣在袖子里，手背上有皴裂的口子。旁边站着他的兄弟或者驼背的父亲。所有的嘱咐，昨晚上都在油灯下说了，剩下的只有彼此的沉默与麻木。很快，车到了，他们先到胶县或者高密，然后坐上到关外的火车。
还有的人，根本就是到东北碰运气，他们无可投靠，只巴望着实干和实诚，做足了吃苦遭难的准备，说不准会碰上好人，或许可能把户口落到某个屯子里。这番别家远行，充满着无言的苍凉与悲壮。人说“闯”关东，就是没有退路的决然前行。候车室里很冷，他们时时跺着脚，然后蹲在角落里抽烟。他们眼神黯淡，又心存不甘，沉闷地吐出的浊烟在脸前散开，变成了愁绪。此去不知会遇到什么，发生什么，而且东北是要抓盲流的，盲流和流窜犯没什么两样。被抓后不光关押，逼着干活，最后还是遣送回家，这意味着前功尽弃和梦想破灭。他们只有躲避着捉拿，坚韧地流浪，在流浪中碰机会。他们厚着脸去找原先的邻居，找朋友的朋友，找转了几转的表亲，这些人有的富裕，但多数也不富裕，更没有把他的户口移过来落下的本事。他们看着人家的脸色蹭饭，念旧情的就容他住些日子，帮着干活算是报答，但许多人会从人家的冷脸不悦，甚至指桑骂槐中灰溜溜地离开。寒风呼啸，大雪茫茫，人在原野上，孤魂一般疲惫地游走、蹀躞。举目，无亲；再举目，还是无亲。冻云天，暮色地，雪压的屯子里，亮起了点点温暖的灯火，但那都是陌生的，没有一盏灯火是为他们点亮。
这些人心酸的经历，被他们压在了心底，也被历史轻易地忽略了。
车站，把多少涛雒人送到异乡，也成为多少涛雒人盼归的终点。回家的路总是热的，在这里下车，就是老家涛雒的门口。东北没有满地的金子，多少人去了，依然攥着两把指头回来，灰头土脸，无颜于父老。这日，正是腊月天，从高密开来的客车吱地停下，随着车门敞开的刹那，立即有个乞丐滚出来，沿着路边斜坡往下滚，最后躺到积雪的沟里，便僵挺着不动。众人立即围过来，人已经昏迷，脏兮兮的薄衣裳，脚上穿着破靰鞡鞋露出趾头，肚子干瘪，发如乱草，沾满泥土的脸苍白如纸，嘴唇发青，完全是连续的冻饿所致。人们猜定是本地人，但不知是哪个村的。正巧有人卖完白菜推着小车经过，凑过去一看，大惊，了不得！这不是俺庄的谁谁吗！立即让众人帮忙，把个直挺挺的人捆在车子上，紧三火四地赶回家。这人只身到了关东，孤无依靠，先帮人家干活挣点儿零钱，有的只管顿饭，晚上就睡在马棚牛圈里。他走了无数个村庄，见了无数的所谓熟人，但还是没有栖身之地。入冬无活干，最后手无分文，万般无奈时候，突然想到自己还会下棋，何不赢钱度日！人逼到这份上，也就走了歪路，殊不知绿林相克，赌徒群里也有半仙。最后输得没有钱了，怎么办？把被子押上！再输怎么办？红了眼了，把身上的棉衣扒下来。最后就被人暴打一顿赶出了门。走进黑土地后，他经历了什么，其间多少人情冷暖的情节，多少欲说还休的苦涩，多少只能化在肚子里的秘密，他是怎样饿着肚子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怎么饿着肚子从高密上了汽车，没人知道。那么寒冷的东北，居然没有冻死，已经是个奇迹了。
每从车站经过，我总想起这件事；车站早就无存，我依然记着这件事。主人公曾经是我做农民时的朋友，回想起来我五味杂陈！
七
最为可贵的是，涛雒的商人们在经商同时，始终保持着崇文重教的传统。即使再穷，家里不能没有识字的。最典型的当属“五宅”了。起先，我臆测“五宅”，是取“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之意，实际是相连的五处宅院。宅院分别名为“种德堂”“慎德堂”“观兰堂”“古梅轩”与“同生堂”。“种德”寓以德为基，立德为本，积德为善；“慎德”则注重做事交际的严谨慎重，并且时省吾身。而“观兰”和“古梅”，则突出君子高标清峻的品格。主人丁惟堦为五宅命名，其实也为家族立下了规训，由此形成了这里典雅端正的家风。
五宅，就在饭店的对面，这时候是公社所在，从里面走出来的是国家干部。他们都是藏蓝色的制服裤子，中山装，天热季节就是白色短袖衫。多数人脸微胖，理着平头，身子富态，稳重地推着自行车从大门里进出。腰上是一大串晶亮的钥匙，钥匙环上还有一根长链子，随着走路沉稳地摆动。大金鹿自行车，粗圆锃亮的右边是扁圆的铃铛。左边车把上，挂着灰色塑料文件包。那时候自行车是稀缺贵重之物，甚至是地位的标志。有的把车大梁用红绿的塑料条儿紧紧缠住，甚至前后车轴上还套上五彩绒圈儿。我本族的姑在苏北工作，好容易攒钱弄到一辆自行车，怕人家借又不好拒绝，就在墙上砸了两根长钉子，回家就把它挂起来。
也正因为搬进去公社机关，使“五宅”躲过了劫运，没有像“山房”那样片瓦无存。
丁惟堦之子丁履巽，早年肄业于复旦大学，可惜英年早逝。其妻郑氏，拉扯大了二子四女。子女先后毕业于复旦大学、山东大学。次子丁观海，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曾与臧克家同窗。留校任教不久又留学美国，由文入理，专攻工程力学。丁观海的长子丁肇中，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物理学博士，四十岁获诺贝尔物理奖。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我曾经仔细参观了颁奖的市政大楼。大楼矗立在蓝色的梅拉伦湖畔。时在十月，北欧的天空蓝得如同绿松玉，洁白的云朵定格在天际。这是一座红砖砌成的五层大楼，底层兼有古罗马风格，长廊两侧是成排的粗壮的圆柱，没有柱础，柱头只有简洁的雕花，柱子间，上边连续的半圆拱组成起伏的节奏。楼下是耐寒的草坪，四株钻天杨依然翠绿。附墙的长春藤叶子赤红。红墙之上，是坡式灰色屋顶，一角高耸的钟楼上，用方柱支撑起铜制的绿顶，绿顶上高挺出三顶皇冠。进入楼中大厅，除了简单的桌椅，就是淡绿色的地砖。楼有古意，但也说不上多么庄严宏伟。这个国家产生出许多世界上最优秀的建筑师，却没有让这座建筑华丽张扬，反而突出了它的坚实和厚重，但这里，却是世界科学最高的荣誉殿堂，按照年份，台阶上陆续走出人类最顶尖的天才。
这里也走来了丁肇中，出自日照丁氏家族的科学翘楚！
按照议程，在音乐厅举行完诺贝尔奖颁奖后，会在这里举行晚宴。当丁肇中身穿黑色礼服，站在铺着红地毯的讲台上，面对着瑞典国王和王后、评委和其他科学家，身为美籍的丁肇中，要用中文演讲。
所有的人，不可能清楚丁肇中中国的故乡何在，也绝不知道日照涛雒这寂寂小镇上的“五宅”。丁肇中用母语演讲，似乎仅仅作为他华裔的证明。但在他口吐汉语的背后，有着历史、岁月甚至风土与血缘，融入了演讲者的人生际遇和体验。母语来自他的家族、民族，他的祖国。对于酷爱历史的丁肇中，他心中有着太多的记忆和丰富沉淀。
“五宅”是一处辉煌的院落。这家族的许多成员，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丁肇中的父亲丁观海，少年时就与日照的共产党人接触，共议社稷，忧怀天下。“七七事变”，国难当头，他们兄妹大都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各自演绎着精彩曲折的人生故事。伯父丁砚海（丁坚宏），燕京大学毕业，抗战时曾在上海秘密潜伏，周旋于日寇、汪伪和青帮流氓之间，为江北新四军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械。据说，电影《五十一号兵站》就以他的事迹为原形。丁肇中的大姑丁绛元，其夫为名医。二姑丁素元（丁侃）在北京学习，正逢日寇屠戮，中断学业回到家乡，后又赶到湖南，漂泊无着时候，正好阎锡山在山西招收青年备战，丁素元有了从戎之志，到了山西后，旋又去了延安。丁素元的丈夫，曾经担任冀鲁豫省委书记，后任职中纪委。三姑丁倩元（丁丹），也于1936年直接去了延安，新中国成立后做了北京某设计院党委书记。四姑丁绘元，复旦大学毕业后，从军抗战，到湖南桃林加入国民党特训班。抗战胜利后，又在青岛联合国救济署做慈善工作。
丁肇中的外祖父王以成，则是辛亥烈士。王以成，出身于海阳县盘石店镇招虎山下名门望族。少有救国大志，年二十一岁就入登州文会馆，面对国衰民闭，曾有“箫声夜半惊残云，九州梦中醒睡人”的诗句。王以成留学日本，与丁惟汾结为好友，后者介绍他加入同盟会。
回国后，王以成先在浦津铁路做工程师，因德人私吞公款，政府腐败而不追究，愤而辞职。之后，又到北京任《国风日报》编辑，因为宣传进步被清廷查封。王以成认识到，非武力难以推翻清王朝，于是回到家乡，与其他党人秘密发动，组织兵勇准备起义。
民国元年腊月十四日，王以成同邓天乙、王长庆等数百人，臂缠白布，以土枪土炮从安丘挺进诸城，先攻占城北五里堡，后入诸城宣布独立。然而几天后，清兵开始反扑，将诸城团团包围。王以成一向与天主教堂的德国神父交往甚密，孰料神父把消息透露给知县。清兵密将枪弹藏在高粱秸内，运进城中，然后里外夹攻。邓天乙挎着一篮子手榴弹连续投掷，杀出重围，藏于教堂的王以成被捕。身陷敌手的王以成，刚烈不屈，临刑时凛然曰：“速倒尔戈，共图富强。不然，余固不惜死也。天下党人，滔滔皆是，均能继续革命，独不能杀汝辈乎？”语未毕，即被清兵所杀，年仅三十五岁。残忍的清兵，竟把王以成的身体砍成了数截。
王以成是英雄，更是豪杰。当国政腐朽，民不聊生，时世晦暝，天地闭而贤人隐，唯豪杰怒目，救陆沉之危，纾身家之难，面对刀锯鼎镬而不屈！
王以成深爱自己的女儿，曾作箴女诗曰“浩气贯长虹，长缨缚妖清；……虎山巍巍，秋桐挺挺；有凤来仪，喈喈和鸣；俊杰英豪，壮志凌空；允文允武，矢勤矢忠；隽笔绘宏图，英才锦绣程……”所以其女取名王隽英。父亲殉难，王隽英只有十三岁。丁惟汾将王隽英收为义女，后资助她就读于燕京大学，直到读完研究生。丁惟汾住在济南按察司街，丁观海就在这里与王隽英相识相爱。不久，丁惟汾又资助他们赴美留学，在美国举行了婚礼，之后，王隽英在亚柏尔大学医院生下丁肇中。
烈士遗孤，家仇国恨，王隽英身上流淌着乃父之血。“九一八事变”，她走向街头，宣传、募捐，并且将母亲赠给她的金戒指和十枚省下的银元，献给东北抗日义勇军。还撰写了告妇女同胞书，号召姐妹们举木兰之剑，采文姬之笔，争当巾帼英雄。后来，王隽英到了台湾，与丈夫时时思念故乡，每每清泪沾巾，其思乡诗曰：“盘石稳若磐，梦寐思故园；隔海望招虎，泣泪涌如泉。”王隽英把儿子也送到自己曾经就读的母校密歇根大学，然后夫妻二人也侨居在那里。当丁肇中获得硕士学位，王隽英不幸因病逝世，临终前她告诫儿子：“爱科学，爱祖国，双爱双荣。”
丁肇中回国期间，先后两次到海阳盘石店寻根。看到外祖父王以成的墨迹和箴女诗，几次眼含泪水。他留言曰：“一个对我母亲有着特别纪念意义的地方，母亲的生活和她的居住地对她的子女来说使我有可能获得今日的成就。”丁肇中的爱国，使人想起了俄国诗人茨维塔耶娃的话：“祖国，不是领土划定的界限，而是记忆和血液的不可抗拒性。”
从光亮式大门，进入修复后的“五宅”。作为清代民居，房子不高，上盖弧瓦，瓦垄下也是圆圆的瓦当和成排的滴水。真是经商人家，正脊用小筒瓦构成铜钱图案。前檐伸出，下有楠木廊柱，柱子下有石鼓柱础。长窗花棂，下有淡蓝色的挂落，木条镶板轻盈通透。在廊柱与挂落的接合角上，镶嵌着蔓纹雀替，做工并不考究但有民间风格的稚拙。檐下两端，砌出墀头，雕刻花纹。院内甬道曲折回环，最排场的是山墙下的影壁，青灰色的方砖拼砌，四有花边。窄门之上，还建有玲珑的双坡门楼。那棵桂花树，据说为当年所栽。院落没有豪华气，却体现着殷实忠厚之家的质朴与含蓄。正房为丁肇中曾祖父母所居，西间为祖父祖母所居，西间套间为二姑、三姑、四姑所居；南屋为伯父母和四个女儿所居；西房为丁观海王隽英所居，襁褓中的丁肇中就曾经睡在这里。据忆，当王隽英在美生下丁肇中时，丁观海已经回国，在河南焦作工学院任教。两个月后，王隽英抱着儿子归来。全家团聚后，就回涛雒看望母亲。时值1936年7月，北国狼烟，时势动荡，他们在家难以消闲，住了半月便离开，此时，丁肇中不足一岁。“七七事变”后，华北相继沦陷，丁观海夫妇带着不满两周岁的儿子，随着难民离开河南，想到南京投靠亲友。可是到达第二天，日军侵犯上海，并轰炸南京。政府开始西迁，丁观海背着丁肇中，搀扶着妻子逃到芜湖。在这里，王隽英生下次子丁肇华。孩子刚满月，全家又逃到合肥。年底，上海失守，南京沦陷，日寇开始了对南京的血腥大屠杀。丁观海他们惦记着故乡老母，夫妻各带一个孩子，冒着战乱，历尽艰难返回日照。谁知不久日寇就占领了青岛，成群难民扶老携幼凄惶南逃。丁观海他们总算和母亲过了春节，可是到了正月初六，日军派了三艘军舰、两架飞机，对日照、石臼狂轰滥炸；不久，又有二百多日军乘坐三十多辆卡车，在日照境内烧杀抢掠。情况危急，老母忧虑儿孙安全，多次催促他们离家南徙。直到四月初，丁观海才含泪别母，经海州到达汉口。其间辗转西东，颠沛流离，整整跋涉了三个多月。在汉口，丁观海巧遇二妹，二妹素元此时在抗日学生救亡团工作。丁观海得知山东大学迁到万县，立即跟到那里，不久即任教，之后又在重庆大学、复旦大学受聘。安顿不久，他就把妻儿接到重庆，王隽英任教四川教育学院。此时，只有三岁的丁肇中开始记事了。后来，他背着书包，唱着抗日歌曲，躲避着日本飞机的轮番轰炸，在重庆读完了小学。待到抗战胜利，他的祖母被姑姑从涛雒接到青岛，“五宅”从此人去楼空。
故宅在，那棵清代的桂花，居然侥幸伴着残宅而留存，碧绿的叶子带着油质闪闪发亮。每到清秋，贴梗的金花成穗成簇，月下微凉的柔风中，桂花醉了大街小巷。宅子中主人们的精气在，灵气在，桂花就是故宅的精气神！
祖居、故居，豪华也好，破蔽也罢，都有着它自身的魅力。它有容涵，有记忆，有着传承、濡化之功。站在其中，闻着旧居散发出来的气息，不禁想到本雅明说的话：“气息无疑是非意愿记忆的庇护所……因为它极度地麻醉了时间感。一种气息能够在它换来的气息中引回岁月。”换来的气息就是气氛、氛围。房间、过道、仓房甚至地窖，铺地的青砖，土墙的尘炱，梁檩的烟灰，还有昏暗的光线，潮湿季节里青苔，都忠实地保存着当年的气息，让主人返回后重又回味少年时的全部喜悦，故居散发着属于个人的丝绒般的芳馨。而对于走进故居人们，也在追怀中感受岁月的深度，想象着名人、伟人起步时的平凡和非凡！
天才飘忽而来，其可遇不可求。伯林说过，“天才的突发应该是没有预兆的……这是赫尔岑所说的‘大自然的奢侈’。”因为他来自偶然和例外，庸常者不可及之。天才在历史的天空中闪耀，证明着人类智慧的高度，也被时人、后人所崇敬。天才，既有家学渊源、父辈的言传身教，还要有天赐禀赋。他成就伟业，必有青云之志，不畏荆棘之途，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如松根破石，磨铁成针。而对于科学研究，犹如在地上再造通天塔，直达神界的奥处。它枯燥、艰辛，需要理性的心智和隐忍，这是自我的炼狱，就如丁肇中形容他的实验，是在波士顿的瓢泼大雨里，找到那唯一的红雨滴。
当丁肇中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后，他把获奖证书和奖章锁进一个小铁箱，放在摆放实验工具和仪器的房间里，然后，开始向更高更玄远的领域追寻，那就是暗物质。他猜测并断定，暗物质是目前在宇宙中人类看不见的物质。为了需要，他把他的实验室从美国迁到了日内瓦。
试验室近郊有他的住所，那不是豪宅，而是一栋用茅草做顶木梁结构的房子。据记者目睹，周围没有邻居，只有两排松树和一片葡萄园。回来之后，这位近八十岁的老人就在六十七棵松树间散步、思考。他寻找新夸克，测量电子的半径，又实验制造宇宙大爆炸，再开始寻找暗物质，他为暗物质已经做了十八年的实验。他非常自信地告诉人们：“多数服从少数，只有少数人把多数人的观念推翻以后，科学才能向前发展。因此，专家评审并不是绝对有用的，因为专家评审是依靠现有的知识。”自然科学研究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没有人知道是谁第二个发现相对论的”。当他在2013年4月3日公布数据的时候，有位白发苍苍的科学家感叹：“实验做了十八年，现在第一次公布报告，我只能说，它教会我们，耐心是一种美德。”丁肇中的坚持，被美国媒体评价为“钢铁般的意志”。有人问他，你为何寻找一个或许压根不存在的东西，还要再拿诺贝尔奖吗？丁肇中莞尔答曰，诺贝尔奖有个不成文的传统，不会让人获两次。但是自己四十岁获奖，不能这么年轻就停下来。我唯一的兴趣就是做我的实验，我只是满足好奇心，为名利学物理是危险的事情！
法国物理学家彭加勒告诉人们：“最大的机会就是一个伟人的诞生。”上帝向丁肇中发出了微笑，让他抓住了机会，发现了“j粒子”，也向人间呈现了一个伟大的灵魂，而伟大的灵魂不可复制！
古镇涛雒，自早就是文化镇、教育镇。清政府终结前夕废了科举，但是涛雒不可断了教育。1909年，镇上的有识之士，立即倡议办学。由“广记”的丁纫秋、“益丰”公司丁君石等人出资，在镇东门外建起小学。校长陈济雪，日照沈疃人，知名画家，后入山东美专任教。丁君石为名誉校长。丁君石，涛雒商会会长，而他的哥哥丁惟鲁，则是清朝举人。学校开数学、语文、艺术和体育。在我们上高中时候，小学依然矗立在那里，两层楼房，红瓦，淡绿色的墙壁；一层门廊，方柱支撑。从左右两边的阶梯上到二楼，门廊又采用圆柱；没有栏杆，圆柱间只是一道齐腰的矮墙。学校有院无墙，楼显得孤单，但和镇上所有的老屋老宅相比它清新独特，有着鲜明的洋派风格。我在平地上长大，小时候上了二层就像站在悬崖上，脚底发软，双股瑟瑟，晕。
小学建立不久，镇上又在礼堂前址上建起简易师范，就是速成班。日照中学也在东门外奠基，成为著名的日照一中的前身。
琅琅书声里，涛雒学子们刻苦攻读，终使得众多聪慧者脱颖而出，成为国家栋梁。
镇上名人，有著名历史学家张传玺教授，还有著名科学家贾维义先生。我曾见过贾先生年轻时候的照片，脸膛方正白净，前额宽阔；黑框眼镜后，眉如远山，双眸如星，内敛的嘴角一派儒雅睿智。贾先生在涛雒读完小学初中，于20世纪50年代在胶县高中，三年内除体育三分外，其余功课皆为五分。教导主任讲，自学校成立以来，贾维义是我校最好的学生！贾先生后入中国科技大学，又进中国科学院获物理学硕士并留所做研究，主攻光学、磁学，曾经获得中国科技进步奖！
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从涛雒走出了大量的硕士、博士，这里成为日照名副其实的状元镇。真也是江山依旧，代有才人！
八
从街口沿供销社西行不远，路北有两间低矮的老房子，墙面上还砌着一块拴马石。这是镇上的书店，店太小，只有一门一窗，窗是老式的棂窗，门是老式的板门，门槛很高。里边太暗，吊着一只白炽灯泡，白天也亮着。在镇上求学期间，我和同学们，几乎每次经过街里，总到书店逗留，没钱买书，站着看看也是过瘾。那时候卖的书主要是毛主席的著作，四卷本，甲种本，乙种本，至今我不明白为什么版本要分出甲乙。小说不多，有《激战无名川》《沸腾的群山》《边疆晓歌》《虹南作战史》《春潮急》《蛇岛》，后来又摆上《渔岛怒潮》《边城风雪》。还有越南人素友写的《鹪鹩鸟之歌》，我不喜欢。柜台里的老人姓裴，高个子，青衣白发，嗓音洪亮而有磁性。裴大爷和我熟了，看我没有钱买，当人少的时候，裴大爷就说你进来看吧。我就推开了柜台一角的半截木门，站到书架面前，手在裤子上反正擦擦，再小心翼翼地取下书来，闻着书页中散发出的墨香浏览。主人还在窗台上用青灰陶盆养了一棵迎春，稀少的阳光前，三五金黄的小花寂静地开放。
至今依然插在我的书架上，有两本薄薄的小书。一本是高尔基的《一月九日》，一本是《欧仁·鲍迪埃诗选》，后者价格两毛三分钱，这都是我在涛雒书店里买的。那时候自己幼稚肤浅，没有相关的历史知识，看起来雾水满头，但就觉得比时下报纸上发表的作品要好。
我生也幸，与书结缘，读书，教书，然后编书，写书。在出版社工作三十余年，自己编辑、收藏的图书越来越多，但在镇上书店购得的这薄薄的小书，仍然让我珍藏。我依然清晰地记着书店那两间旧屋，那只耀出黄色弱光的白炽灯泡，依然在遥远里闪烁，时时温暖着我的眼睛。
涛雒人，就这样从近代“五宅”起，做官也好，经商也罢，从来没有淡化、轻视文化的传承。在知识人被斥为“臭老九”的时候，涛雒人依然尊重老师，崇尚学问。时逢动乱之秋，小而寂寞的书店，依然在默默衔接着涛雒的文脉。
1977年秋假，我们民办教师到镇上培训，就住在涛雒小学。校舍原是晚清举人丁惟鲁的故居。丁惟鲁，光绪二十四年中进士，朝考一等第二名，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主考官是谭嗣同。目睹朝廷腐败，家国飘摇，丁惟鲁与康梁等人公车上书，督促清廷维新变法。后来，丁惟鲁任北洋大学堂总办、直隶山东留日学生监督、济南府知府等职。五十岁后他归居涛雒，在这里，沉潜翰墨，著书立说。院落虽然颓败，但青堂瓦舍，檐下廊柱，依然透出当年的幽静古雅。
校舍门前是个广场，在我记忆中好像是专门集会的地方。“文革”刚开始，全公社的造反派在这里开大会，批斗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好像批斗的是公社的干部。1966年，那时我十岁，跟着大人来看热闹，但进入会场就感到充满着杀气。所有的人面色严肃，入口处还有背枪的民兵警惕地游逛，说是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会场上红旗飘飘，无数攒动的脑袋。大喇叭里唱着这样的歌：“资产阶级保皇派，破坏革命坏坏坏！死心塌地来保皇，反党黑帮的狗奴才。滚滚滚！滚你妈的蛋！”“拿起笔杆做刀枪，集中火力捣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开会了，被押上台的人叫陈什么义，站在那里作检讨。我站在后面的粪堆上老远看着，他带着旧“三页瓦”帽子，旧中山装，作检讨的时候端端正正，规规矩矩，我总觉得他不像是坏人。
十年后又在这里集会，是全公社吊唁毛主席。他老人家去世，普天同悲，但那些日子也人人紧张，谣言也悄悄地传。听说某村有人，笑着到工作组说毛主席死了。这么大的事情，居然还笑，不说“逝世”竟然说“死了”，哪还有阶级感情！当场就抓起来，反革命！那日，我们带领着学生，胸戴白花，从磴山脚下走到高旺庄，再沿着公路走进涛雒。因为人太多，我们先在大礼堂门前的墙根下待着。公社就在小学门口搭起了灵棚，正中悬挂主席像，上搭黑色挽幛，缀满白色纸花，两边的挽联用黑体字写的是：
挥泪继承领袖志；誓将遗愿化宏图。
那可是国葬啊，哀乐反复地响，人群连续地从台上经过，对着主席像放声大哭。我低着头呜呜地哭，边哭边三鞠躬。我心里真是悲恸，比爷爷死的时候还悲痛。三鞠躬完了我抬起泪眼，看了看他老人家慈祥的笑容，又是悲从中来，便又哭了起来。左边的教师轻轻拽我，我侧脸一看，前边的人已经擦着眼泪、嗝儿嗝儿地哽咽着走开，后边还有泪眼婆娑的队伍往这边移动。我把眼泪一抹，歪头一看右边的老教师，他还在哭。他人本来就黑，黑脸上眼圈发红，一缕鼻涕透明地吊在鼻尖上，随着哭啼在颤抖；他的大嘴咧开，因为抽烟，满嘴是里龇外斜的黑牙，样子滑稽！他平时说话嗓音很粗，可是哭起来却是细如抽丝，如旦角吊嗓儿，真也是哭笑不得，弄得我紧紧咬牙，心里十分紧张！
到了十月，“四人帮”被抓，华主席上台，我们又带领着学生到涛雒参加游行。
接着，全国都在批“四人帮”，我们就住在涛雒小学培训。学习文件之后，就抄写批判四人帮的大字报，比着蓝本画漫画。江青好画，下垂的腮帮子，齐耳短发，戴着眼镜，大嘴；张春桥好画，头发后梳，鹰钩鼻子上架眼镜，尖嘴猴腮；姚文元也好画，浑圆的秃头上贴着三撮毛，蛤蟆眼，厚嘴唇；只有王洪文不好画，脸上五官长得太标致，最后大家讨论决定，就把他的眉毛往下斜，再画出三角眼。末了，还在漫画中琢磨了一句话骂他：
别看模样长得好，
肚子里边全是草！
九
动乱结束，国家百废待兴，但是许多废了的东西，再也无法“兴”了。如我的同学们，那么多学习好的人，却因为十年动乱全都荒废了。回想起来，如果说我们年轻时候磨炼了什么，那就是忍耐，默默地忍耐着，默默忍受着穷困的生活，也默默负背起乱世的命运。
1977年冬天，国家恢复高考制度。12月9日，全镇大中专考试在我的母校进行。巧的是，我初中在这个教室，高中在这个教室，高考也在这个教室里面，考号300。冬天，阳光薄淡，袭袭寒风，阵阵风头还时时旋起地上的黄尘。但在开考的头天晌午，履清先生居然来到了五中，就搬了个凳子坐在办公室门口，晒着太阳看着报纸，那是为我们助阵。当语文考完，他抬头注视着我们，快说说怎么写的，怎么开的头？怎么展开的？怎么结的尾？我们认真地向他叙述，他沉吟不语，未知可否。说好好考吧，别紧张，紧张也没有用。
正月十二，阴天，到了下午，落着细碎的雪花，我正在家中往猪圈里推土，多年没想到好梦终于成真，我接到了录取通知书。
在初光先照的早晨，父亲送我从高旺庄上了汽车，很快进入南店，然后从镇西绕行到车站暂停。还是刘维起在下面验票。我坐在车里，看着涛雒成片的房子，又遥遥望着岭上的母校，心里充实、兴奋，但多少也有一丝失落。然后，汽车缓缓驶出车站，很快远行了。
2007年，为纪念高考恢复三十周年，有位年轻的记者采访我当年高考的经过。末了，她感慨地说，是知识改变了你们的命运。我说不对不对，是制度，是制度改变了我的命运，知识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好的制度，知识算什么？它可以一文不值甚至贱如粪土。
20世纪90年代初，夏末，我又回到家乡。时任镇书记的丁肇华，开车带我转遍涛雒全境。正逢上阴雨绵绵的日子，麻杆似的雨淅淅沥沥地落着。浓密的灰黑色的云从海上飘来，并且传来低低的懒潮声。我们从“五宅”出来，一路向西到了丁惟汾的故乡官庄，然后又到了亚月村。
田野里，无边的玉米被云雾笼罩着，吐出粉色、白色、红色的缨络，雨敲在绿色的叶子上，又顺着叶面流下，满耳全是淅淅沥沥的雨声。亚月村的茶园，矮矮的茶树成丛成垄地排开，水润的茶树更加翠绿。地埂上，沟沿上，路两边，只要有土就有绿草。我曾经到过西部，行走在沙漠和荒山之间，土山上没有一棵树，一丛灌木。因为恒久少雨，土地似乎早已死去，只有成墩成墩的灰色的蒿子贴在土表，远看像烙出的疤痕。一缕小风倏然刮过，旋起一片灰白的粉尘。干燥的空气在地面上颤抖，如透明的火苗。这时候我真的感激我们的祖先，在日照这个地方落草生根，代代繁衍生育了我们。肥沃的土，抓一把就会攥出油来。
再向西，到了李潭涯村，沿河两岸，平林墨绿，随着河堤蜿蜒远去。密密的竹林森森沉沉，竹竿粗如茶碗，沙沙雨声里，云缕在竹叶、竹梢上迷乱缠绕。过桥南下，路两边是成片的果园。磴山、天台山诸峰，全都遮蔽云中，漫在雨里。黑云落水，慢慢变成灰白，从山腰的松树林松软地分散，散成烟气；然后，又有黑云从山上漫过，山峦更加苍润。从我们村看去，磴山就是不规则的梯形。少时听老人说，早先山上有寺院，钟声定时响起，沉宏的钟声传遍四野。清人丁泰游磴山，见古寺隐隐，道有石阶，古松瑟瑟，藤萝蔓结。老前辈诗兴大发：
鸟道崎岖策小筇，
薜萝深处觅仙踪；
层峦隐现藏古寺，
远树迷离雨到峰；
……
山下是辽阔的水田，水稻正在抽穗扬花。绿色的稻田平坦地展开，一直展到远处的林下，铺到红瓦白墙的村前。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它的黏性的褐黄色熟土，干燥的时候硬如铜块，被水浸泡，经过几番耙耢拾掇，就软如浆糊。插入秧苗，秋天收获金黄的稻米。脱壳后的米粒，饱满如同珠贝。下锅熬出的稀粥，汤上面浮着奶酪一样黏稠的米油。盛在瓷碗里的米饭，米粒膨胀地黏起来，白润温软，似乎在微微颤抖，满桌子都是敦厚的芳香。
幅员并不辽阔的涛雒，南有山，北有岭，中间有巨峰河流过，流入涛雒境，又因为两岸翠绿的竹林，亦名竹子河。河到近海，又分流两道，田亩之间，水如蓝带。涛雒坐落在海边河畔，它历史悠久，物华天宝。风景，从来不是纯粹的自然，它是地理，也是文化，它化育了生命，滋养着灵魂，也激起人们对它的认同和依恋。有哲人曾说，人有立身之处，归属于一片片土地……同一片土地，有多少人或者民族走过，就生出多少风光。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片“应许之地”。在涛雒这片“应许之地”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片风景，每个生命都应该发出独有的光彩。
跟随着丁肇华书记，我们到了东南营村。村后的造船厂里，工人们正在忙着翻砂。雨淋的沙滩上，一艘巨大的木船对着大海，固定在轨道上，崭新的船体散发着桐油香。船头两侧，居然还雕出两只睁大的眼睛。我问，新船下水是否有仪式。丁厂长告诉我，有，要敲锣打鼓放鞭炮，还要杀一只公鸡，把血涂在船头的眼睛上，这叫“开光”。
多少年后我依然记住这“开光”两字。涛雒位于海滨，每天太阳升起，不就是每天为它开光？《圣经》开头曰：“上帝说，要有光。”上帝的光，并不仅仅是太阳之光，更是一种神秘的由生命可感的灵光。如果说上帝的光是对世界、对人的启蒙，让生命可感到知识和智慧，从而走向善良与文明。那么，自古而今，福佑涛雒的，更应该是这种精神的灵光。这灵光钟毓过“山房”，钟毓过“五宅”，映照着一代一代的涛雒人！
当下，政府要重建涛雒古镇，挖掘、弘扬太阳文化、鱼文化和盐文化，建造具有传统风格的新涛雒。在涛雒南部沿海，有钢铁集团正在呼呼隆隆地兴建新厂。我从工地上看到，许多村庄消失了，水塘填平，良田不再；沙丘被推土机轻易地碾平，满沙丘的松树胡乱倒在地上，这生长了几十年的松树，曾经作为防风林，固住沙丘，如今全部成了干柴，沿海公路也被切断。这几年里，雾霾，经常从北方漫过来；从岚山笼罩过来，而且带着浓重的硫化气味。有了日钢，山钢再来，听说青岛又要把钢厂迁到胶南，奠基于日照两城（镇）附近。几十里沿海，居然三座钢铁营寨压在它的地面上，不用说，废水肯定往海里排放，鱼鳖虾蟹不会抗议。这到底是经济之福还是发展之殇？！项目是怎样经过了论证？谁拍的板？涛雒乃至日照，还会有青山绿水和蓝色大海吗？许多人都在为此忧虑。我想到了美国人戈尔的话，他在卸职后，为人类生存的环境而奔走，为家园遭受污染、破坏而忧患，终被授予该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在奥斯陆的授奖大厅里，戈尔告诉大家：“……此刻我身边回响起了远古的先知的声音：‘要么生存，要么死亡，要么祝福，要么诅咒。选择生存，那么你和你的子孙都能延续下去。’”
时为过境，人为过客，时过而境迁，我心中的四十多年前的涛雒渐行渐远；回望时空，诸事前尘，皆为天际的幻影。我常想，人真正难以忘却的，往往不是他当年的圆满与甜蜜，反倒是他的欠缺和苦涩，成为他刻骨铭心的记忆和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