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一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上旬，香港一片白色恐怖！就连昼夜忙碌的客货两用码头九龙深水埗，也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盘查着上下船的旅客，生怕有一个“共匪”漏网。
清晨，一艘北去上海的客轮停靠在码头旁边，持枪的港警如临大敌，操着粤语骂骂咧咧，查看着登船北上的旅客。但是，他们又像往常那样白忙了一阵，没有抓到一个可以领赏钱的“共匪”分子。自然，他们一个个也就没有了情绪。就在这时，从客轮上走下一位大副，取出一沓港币，塞到一个港警小头目的手里，很是客气地说道：
“辛苦了，拿去和弟兄们喝早茶吧！”
这些港警见钱眼开，一个个点头哈腰。那个收钱的小头目有意摆了摆手中的港币，说道：
“不好意思，我等例行公事，生怕那些在潮汕溃败的‘共匪’出入香港。”
这位大副十分通情达理且又不失身份地笑着点了点头。
这时，一辆轿车飞速驶来，嘎的一声停在检票口前的广场上。前门打开了，一位身着西服的中年人走出，十分麻利地打开轿车后门，恭立门旁，伸出右手挡在轿车后门的上面，生怕主人碰着头。少顷，一位身着旗袍、长得十分秀气的女士侧身钻出，旋即又回身扶出一位面目清癯、双目有神的中年男子。他那身高档入时的西装，胸前飘逸的美髯，再配上右手握的那柄嵌银的红木手杖，很自然地说明了他的身份是一位颇有地位的绅士。
随着一声“伍先生，请上船吧！”那位大副已经赶到近前，躬身一边，伸手指着检票登船的地方。这位伍先生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就在那位女士的搀扶下缓步走去。
他就是周恩来。
一九二七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回击蒋介石、反动派的屠杀，周恩来等奉命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尚未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革命道路，在敌强我弱的历史条件下，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失败了。周恩来恰在这时又身染恶性痢疾，发着高烧，连稀粥都喝不下去，常常处于昏迷状态。守候在他身边的叶挺、聂荣臻，以及潮汕地区党的负责人杨石魂，由陆丰甲子港登上一条小船出海，向着香港驶去。这条小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诚如聂荣臻所忆：“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三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到香港后，杨石魂同志与省委取得了联系，把周恩来同志安置下来治病。”
省委在九龙油麻地广东道找了两间房子，是杨石魂背着昏迷不醒的周恩来走进租住的小楼的，对外说是姓李的商人。为了照顾重病的周恩来，省委又派来一个受过护士训练的女共产党员范桂霞，由她出面请医生诊治。三天过后，周恩来终于醒了过来。他一见床头坐着一位年轻的姑娘，十分警惕地问道：
“你是谁？”
“我叫范桂霞，是党派我来护理你的。”
“派你来的人叫什么名字？”
“沈宝同。”
周恩来认识沈宝同，且知道沈是中共广东省委工作人员，便放心地点了点头。在他养病期间，不仅知道了范桂霞是中山大学的学生，参加过“新学生社”，担任过妇女解放协会执行委员，而且还从范处获悉邓颖超已安全地回到了上海。当他知道范桂霞的男朋友是黄埔四期的学生潘耀芳后，又风趣地问道：
“小范，你是不是很爱他？他是不是很爱你？”
范桂霞一听心咚咚地跳了起来，脸也红了，当她想到心爱的潘耀芳还在普宁训练农民军的时候，低下头小声地答道：
“我觉得是的。只是，现在革命形势紧张……”
周恩来一看范桂霞害羞的样子，忍不住笑了。但是，当他想到范桂霞欲言难吐的隐情时，便十分郑重地说：
“你不用担心，你们将来总会见面的。祝你们相爱终生！”
周恩来在范桂霞细心的护理下，历经半个多月的治疗与休养，病情逐渐好转。每天清晨或傍晚，他就在范桂霞的搀扶下走到户外，进行恢复体力的练习。
十月十三日，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从普宁流沙脱险来到香港。接着，南方局和广东省委于十月十五日在香港召开联席会议，总结南昌起义军入粤失败以及潮汕人民起义失败的教训。为此，周恩来又在有关同志的陪同下过海到香港参加会议。会上，张太雷作了《“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的报告，会议通过了组织、宣传、工运、农运等决议案，并通过省委及各部负责人名单。与此同时，讨论研究了广州起义的有关事宜，“要求各地暴动的计划仍应继续实现”。会后，南方局由共产国际代表指定张太雷、周恩来、恽代英、黄平、杨殷、彭湃六人为委员；在南方局下设军事委员会，指定周恩来、张太雷、黄平、赵自选、黄锦辉、杨殷六人负责。接着，周恩来又带病参加研究有关广州起义的事情。
不久，张太雷经汕头到上海，向中央请示有关广州暴动的问题，并参加中央常委举行的第二十七次会议。会后，中央写信给广东省委，除对广州暴动提出意见外，还特别写道：
(四)中央定十一月八日召集紧急会议，省委即由太雷代表出席，不必另派人来，彭湃既已派往闽南即可不出席，并请你们通知恩来务于十一月七日以前赶到上海，以便出席。
周恩来接到中央的通知之后，不顾身体虚弱，化装成富贾绅士，在杨石魂、范桂霞的陪同下，驱车赶到九龙深水埗，又在这位“大副”的帮助下登上北去上海的客轮。分别前，他紧紧握住杨石魂、范桂霞的手，低声地说：
“要有信心，胜利总归是我们的。我们在胜利后再相见！”
客轮缓缓驶离九龙深水埗码头，迎着冉冉升起的朝阳，乘风破浪，向着上海驶去。
上海，是东方冒险家的乐园。在近一个世纪的变迁中，它不仅是东西方帝国主义鲸吞中国的大本营，而且也是清末民初各种势力进行政治角逐的场所。自然，它也是中国工人阶级最为集中的城市。近二十年来，上海既是蒋介石的发祥地，同时也孕育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自从蒋介石举起屠刀，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这里处处都是腥风血雨，时时都在响着杀害共产党人的枪声。进入十月之后，为了谨防南昌起义失散的共产党人潜回上海，黄埔港码头又成了国民党军警宪特肆虐扬威的地方。他们就像是一群披着人皮的恶狼，每人手里拿着一沓放大的相片，对着走下客轮的旅客认真地查看，希望能发现周恩来、贺龙、刘伯承、郭沫若等人的影子，好在上司那里得到一大笔赏钱。
但是，化装成富贾绅士的周恩来在那位大副的陪同下，就在这群恶狼的眼皮子底下大摇大摆地通过了检票口，走到了热闹非凡的广场。顷刻之间，接送客人的、拉黄包车的、做小买卖的，嘈杂之声不绝于耳。其中，几个报童的叫卖声格外响亮：“看报！看报！蒋总司令下野去日本，终于追上了宋家小妹宋美龄，声称近日回上海结婚！”正当周恩来欲要取钱买报之时，只见一辆黑色轿车驶来，嘎的一声停在他的身旁。他循声一看，轿车前门打开了，走下一位身着西装的青年，摇着手中的报纸，非常客气地说道：
“伍先生，请上车吧！”
周恩来告别了那位“大副”，俯身钻进轿车的后门，顺势往靠背上一躺。也只有这时，他才感到是那样的疲惫不堪，遂微微地合上了双眼，希望早一点儿到达下榻处，见到久别的战友和伴侣邓颖超……
邓颖超和周恩来于七月下旬在武汉分别不久，遂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和母亲杨振德于七月底结伴回到了上海。那时，党中央依然留在武汉。她回上海是“受命处理党组织由公开转入秘密状态的许多工作，紧急处理党中央机关迁回上海”的准备工作。因此，她不顾敌人的白色恐怖，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着。她心里明白，作为周恩来的妻子，必须首先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为此，她十分理智地要求自己，严格遵守党的保密制度，不该知道的就不问。这次周恩来在武汉向她告别的时候，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马上去江西九江”。至于去九江干什么，待多久，他一句也没说。邓颖超也像往日分别那样，什么也没有问。但是，作为深爱着周恩来的战友和妻子她比谁都清楚，在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每次生离就意味着有死别的可能！所以，每到夜深人静尤其是猝然听到敌人屠杀共产党人的枪声或警车嘶鸣的时候，她就下意识地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此刻，她很自然地想起了周恩来的安危……
就在邓颖超到达上海不久，她从敌人的报纸上获悉：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于八月一日在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那时，她真是高兴极了！但是，不久她又从敌人的报纸上相继获悉：在周恩来等的指挥下，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并在数倍于我的敌人的追堵之下，转战南下广东。当从敌人的报纸上看到起义部队兵败潮汕，敌人胡说什么“共匪重要首领周恩来、叶挺仓皇逃窜，不日即将缉拿归案”的时候，她不仅为南昌起义失败而痛心，而且也为周恩来的命运担心。她数度在梦中见到周恩来回到了自己的身边，可大梦醒来之后，那惊喜之情又化作了忡忡的忧心……
邓颖超就是在这种极其复杂的情愫中，不露声色地为党工作了三个多月。
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已经年过半百了。这些年来的革命经历，使她养成了无比坚毅的性格，同时，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钟爱女儿邓颖超、女婿周恩来的方式——在默默地为革命工作中分担他们的喜和忧。今天中午，女儿邓颖超没有回来吃午饭，她一个人对着两个人的饭菜，还是像往日那样没有一点儿胃口，随便地吃了一些，就靠在沙发上想闭目休息一会儿。少顷，户外突然传来警车的叫声，她下意识地睁大双眼，听了听这由远而近的嘶鸣，又慌忙站起，快步走到窗前，惶恐不安地向窗外探望，直到警车的叫声远去之后，她那颗提着的心才感到踏实一些。当她再回到沙发前坐下之后，一点儿困意都没有了。这时，她为了打发午休的时间，自然也想从敌人的报纸上找到有关周恩来的消息，顺手从茶几上拿起一摞当天的报纸。当她双手展开一份报纸之后，被通栏大字标题怔住了。只见上面写着：“北方共匪巨首王荷波落入法网，南方共匪党魁周恩来末日来临”。她捧读报纸的双手颤抖了，她那刚刚平静的心又加速了跳动，她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急切地看起这条消息来……
说起王荷波，杨振德远在天津教书的时候，就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津浦铁路总工会委员长。今年五月中旬，她随女儿邓颖超来到了大革命的中心武汉，与周恩来同住在一起，曾经见过这位工人领袖。她当时虽然不知道王荷波已出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之职，但她还是带着景仰的目光看待这位威震北方的共产党人。后来，她随邓颖超于七月底回到了上海，自然不会知道王荷波在武汉参加了党的“八七会议”，并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被派往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可是，当她从报纸上获悉王荷波于十月十八日在北京被奉系张作霖逮捕，近期就要在北京被杀害之后，又禁不住地想起了张作霖在四月杀害李大钊等革命志士的罪行，心中顿时充满了对军阀、列强无比的痛恨！
接着，杨振德又认真地看了有关周恩来的报道。谢天谢地，她引为自豪的女婿还没入敌人之手！她稍许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又习惯地起身收拾房间的卫生。说来也巧，她刚刚收拾完客厅，挺身活动了一下上肢，门外就传来她十分熟悉的上楼的脚步声。立时，她的脸上露出了笑颜，快步走到房门前，双手打开屋门，迎进了自己的女儿邓颖超。
尚不满二十四岁的邓颖超身着素色旗袍，围着一条白色的毛围巾，双手捧着一盆开得十分惹人喜爱的月季花走进屋来。待杨振德关紧屋门之后，她笑着问道：
“妈，这盆月季花好看吗？”
“好看。”杨振德看着女儿那微笑的表情，不解地问道，“小超，你买盆月季花做什么？”
俗话说得好：“孩子再大，在父母面前还是孩子。”邓颖超没有回答母亲的问话，她端着这盆盛开的月季花走到窗前，很是精心地摆在了窗台上。她回过身来，又笑着问道：
“妈，猜猜看？”
杨振德想了想，摇了摇头。
“妈，用心地想想看？”
“一定是有什么喜事吧？”
邓颖超摇了摇头。
就在这时，楼下传来了汽车的刹车声。邓颖超与杨振德几乎是同时一怔，不知如何是好。少顷，邓颖超悄悄地靠近窗前，试图透过玻璃窗俯视楼下的情景。遗憾的是，这辆轿车停靠在楼门前边，只能看到半边车身，而看不到乘坐轿车的是什么人。无奈，她只好转过身来，冲着杨振德摇了摇头。稍许，传来了上楼梯的脚步声，邓颖超与杨振德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房门。接着，脚步声停在了她们的门前，又传来信号似的敲门声。邓颖超与杨振德交换了一个眼色，不慌不忙地走到门前，双手打开房门，只见周恩来提着皮箱与司机小李出现在门前。
邓颖超与杨振德或许是一时没有认出化装后的周恩来，也或许是事出突然，没有思想准备，她们下意识地打量着周恩来这不同凡俗的打扮。这时，周恩来向司机小李使了个眼色，二人相继走进屋门。待司机小李关上屋门之后，周恩来放下手中的皮包，问道：
“妈，小超，不认识我了？”
邓颖超与周恩来不仅在恋爱期间经历过长达数年的分别，而且在结婚之后也曾有过多次的分离，就像他们七月下旬在武汉分别那样，表面的平静掩盖着他们离别时那特有的情感。这三个多月的分别太不寻常了，邓颖超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情感，她喊了一声“恩来！”就扑进了周恩来的怀里，伸出双手紧紧拥抱着周恩来那虚弱的病体，生怕他再离去似的。
同样，周恩来在这三个多月中经历的大悲大喜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就在他得了恶性痢疾发着高烧，神志完全处于昏迷之中的时候，他除去喊着“冲啊！冲啊！……”也不曾忘记他心爱的小超和革命的母亲杨振德。他在醒来之后，还是想着邓颖超现在在什么地方。当他由范桂霞的口中获悉邓颖超母女安全地回到上海之后，他内心的喜悦是一般人无法体会的。此刻，当邓颖超扑到他的怀抱中以后，他认为自己唯有爱抚地摸着她那黑黑的发丝，才是对心爱的小超一种感情上的补偿……
邓颖超和周恩来结婚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杨振德从未看到女儿和女婿当着自己的面，如此忘情地拥抱在一起。今天她见此情景，鼻子一酸，险些流下泪来。她为了掩饰做母亲的这份特殊的情感，匆忙转过身去，提起周恩来随身带来的皮箱，快步走进了内室。
周恩来从杨振德这一连串的表情和动作中，完全看到了这位革命母亲的内心感情，一种敬重之情打心底油然升起。接着，他感到邓颖超轻轻地离开了自己。他也不由得转过身去，恰好看见了摆在窗台上的那盆盛开的月季花。或许是为了改变这种说不出的重逢气氛吧，他有意地问道：
“多漂亮的月季花，是为欢迎我的到来买的吧？”
邓颖超的感情似乎还没转过来，有些难为情地摇了摇头。
“那一定是专门为咬我们的狗准备的，对吧？”
邓颖超很是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接着，她问道：
“是谁去码头接你的？”
“是我，”站在旁边一直未说话的小李答道，“为了给你和杨伯母一份惊喜，事先没有通知你们。”
这时，杨振德提着一个精巧的竹制小篮从内室走出，说道：
“你们谈，我出去买些吃食，为恩来接风洗尘。”
“妈，不用了。”周恩来边说边拦住杨振德，“我随便吃点儿什么就行了，过一会儿，我还要和有关的同志接头了解情况。”
“不用急，领导告诉我让你先休息，今天晚上，罗迈同志来看你。”司机小李说道。
周恩来当然知道罗迈即李维汉，他们二人远在赴法勤工俭学期间就相识了。早在九月二十六日，张太雷奉中央之命到汕头，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时，周恩来就已获悉李维汉当选为临时政治局委员，并在八月九日召开的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临时政治局常委，分管组织部和秘书厅。也就是说，有关中央的人事安排——包括南昌起义失败后北来上海的领导同志的安置，都由李维汉负责。另外，李维汉作为分管秘书厅的常委，自然也清楚在上海就要召开的中共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因此，他一见到李维汉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罗迈同志，快说说情况吧！”
李维汉在这之前，就知道周恩来得了恶性痢疾，险些丧命。而今，周恩来奉中央之命带病北来上海，出席即将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无论是作为分管组织的常委，还是作为多年的战友，都应该前来看望周恩来。可是，当他一看周恩来那虚弱的病躯，再一听周恩来急切要求工作的话语，禁不住地暗自叹道：“这就是恩来啊！……”接着，他又笑着说道：
“不要这样急嘛！有关情况，由秋白同志和你谈。我今晚来的目的，就是要你先好好休息，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周恩来是一位组织观念很强的领导同志，他一听李维汉的话音，就不再询问即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有关情况。接着，他又关切地问道：
“罗迈同志，有哪些参加南昌暴动的同志从南方脱险回到了上海？”
“有立三、伯承、国焘、平山、郭亮等同志。”李维汉说罢有意停了片刻。“日前，贺龙同志也回到了上海。”
周恩来一听贺龙的名字，内心猝然涌动起难以言述的情潮，八一南昌起义恍如昨日，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暴动场面，在周恩来的记忆屏幕上迅速闪过。当他想到起义军南下路经瑞金，贺龙在一座学校里入党宣誓的时候，那动人的画面定格在他的记忆屏幕上。同时，贺龙那些掷地有声的话语再次回响在他的耳旁：“我不怕失败，南昌暴动无论胜利与否，我都干。如果失败了，我就上山。”“这十年是我垮了又来，再垮再干，越干越大，为什么？就因为我干的是革命，不怕失败。干革命，人民就拥护。我们可能被杀，人民却永远杀不绝。现在情况很严重，我只有两句话：第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第二，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活。”……周恩来毕竟是一位大政治家，很快又恢复了平静，他急切地问道：
“贺龙同志的近况还好吧？”
李维汉微微地点了点头，随即又讲了有关贺龙的情况。
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辗转北来，到达了上海。李维汉考虑到他在社会上名声很大，是个“危险人物”，就在上海租了一幢两层楼的公寓，让他一个人住在楼上，下面安排一对夫妇带着小孩做二房东。接着，李维汉代表中央与贺龙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贺龙认为，“南昌起义有两个错误：一是用国民党的旗帜；二是未没收土地。在谈到湘西问题时，他说湘西是有希望的，主要的是要俟农民起来”。事后，李维汉把贺龙谈的情况向中央常委作了汇报。秋白同志听了汇报后说：是否要他去湘西干一干呢？李维汉认为可以。但是，事前中央作出决定：贺龙随刘伯承等同志去苏联学习。对此，李维汉的意见是：“去苏回湘由他自己决定”。如果贺龙自己坚持回湘西，李维汉就赞成“先叫他们到湘西去试一试，有办法时再派得力的同志去”。最后，李维汉问道：
“恩来同志，你比我更了解贺龙同志的情况，你是赞成他去苏联学习呢，还是回湘西去干？”
对此，周恩来是没有定见的。就他的本意而言，在此白色恐怖笼罩大江南北的情况下，像贺龙这样大的目标是有危险的。因此，他希望贺龙去苏联学习，提高马列主义的水平，对未来中国革命会作出更大的贡献。但是，他又清楚贺龙不服输的个性。这时，他不由得又想起南昌暴动失败的前夕，在他主持召开的前委紧急会议上贺龙说的那番话：“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湘西，我要卷土重来。”为此，他沉吟片时，说道：
“我个人的意见，先去俄国学习是上策。”
“那就这样决定。开完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你代表中央与贺龙同志谈一次话。”
“不，我今天晚上就去看望贺龙同志。”
贺龙是一位传奇式的军事家。由于他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毅然率部参加了周恩来等中共要人领导的南昌起义，贺龙的名字就越发增加了传奇色彩。与此同时，汪精卫和蒋介石等也被贺龙的义举惊得目瞪口呆，接二连三地发下一道道通缉令，悬赏贺龙颈上人头的价钱也随日激增。毫不夸张地说，近一个月来，上海的大人小孩无人不晓贺龙的大名！对此，回到上海的贺龙依然不改英雄本色，从不把敌人的通缉放在心上。每当同志们当面谈起他颈上人头看涨的消息，他的回答仅仅是轻蔑的一笑。每天，他和同住在上等公寓中的入党介绍人——周逸群，不是总结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就是计划如何回到湘西卷土重来。另外，或许是因贺龙自幼家贫，且又利用旧社会中的帮会，曾干过那些杀富济贫的营生，因此，他不仅对穷人有着很强的同情心，而且还十分敬仰他引为贤者的领袖人物。其中，尤对周恩来的道德、人格倍加信服且终生无悔。当他听说周恩来带病到达上海以后便连夜赶来看望他，一时感动得不知说些什么才好。他紧紧地握住周恩来的双手，“看见周恩来身体虽然很消瘦却比以前健康，感到十分欣慰”。他说：
“部队打败了，我贺龙一个人来见你，真是不甘心哪！”
善解人意的周恩来非常了解贺龙的心情。为了安慰贺龙，他十分乐观地说：
“贺龙同志，现在国民党悬赏十万大洋捉你，你的头很值钱哟！”
对此，贺龙再次表现出对国民党反动派不屑一顾的神色，严肃地说：
“我这颗头早交给党喽！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跟着党走！”
周恩来听后一股热血直往上冲，在这种情况下，他唯有紧紧握住贺龙的双手，连声说着“好！好……”借以表达自己那难以言述的感情。少顷，贺龙抽出双手，成立正姿势，就像是请战似的郑重说道：
“下一步，我该怎么走，你就下命令吧！”
这时，周恩来才袒露今夜赶来看望他的真情，说明中共中央已经对他的工作做了考虑，让他到苏联学习军事。接着，周恩来又以商量的口气问道：
“贺龙同志，你个人有什么想法吗？”
诚如前文所述，这时贺龙的主导思想是不甘心南昌起义失败，想尽快回到湘西去卷土重来。但是，当他一听中央让他到苏联学习军事的决定，就无条件地答说：“我听中央的！”但是，当他再一想未来中国革命将向何处去，又郑重地问道：
“恩来同志，我们党下一步棋该怎么个走法呢？”
“说老实话，我也不清楚。”周恩来沉吟片时，看了看贺龙有些茫然的表情，低沉地答说，“中央近期将召开会议，我想会很快作出决定的。”
二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角是瞿秋白。
八七会议之后，瞿秋白何以成为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建党初期秋白即在中央担任宣传和理论方面的负责工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治主张，对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有贡献。在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时，他曾进行抵制。在中共五大期间，他又旗帜鲜明地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因此，“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被撤销以后，大家很自然地就推举了他”。从这个意义上说，瞿秋白的当选绝不是“历史的误会”。但是，瞿秋白毕竟是一位带书生气的共产党人，他那特有的教授式的文雅风度，以及与火热的工农运动脱节等弱点，是不可能把苦难的中国引向光明的彼岸的。他主持召开的八七会议，在“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的同时，又“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就这个意义上说，他自嘲是“历史的误会”是有其道理的。但是，这一切都和共产国际，尤其是派往中国的代表罗明纳兹有直接的关系。
罗明纳兹，于一八九八年生于俄国高加索格鲁吉亚。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做青年团工作，后做党的工作。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他因坚决支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斗争，从此在共产国际中开始担任比较重要的领导工作。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作出了《关于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的决议》。接着，罗明纳兹奉共产国际之命到中国指导革命，于七月二十三日到达汉口，并接替共产国际前任代表鲍罗廷、鲁易等人的工作。在他的指导下，迅速召开了八七会议。由于“八七紧急会议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从根本上改正旧时机会主义的错误。因此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转变关键”。它“指出机会主义的错误，提出土地革命的中心口号，指出无产阶级与农民要推翻反动派的国民党中央政权的目标，定出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就把中国共产党“从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救出来，重新走上革命的大道”。自然，八七会议也接受了罗明纳兹的“左”倾观点，“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对此，毛泽东做过这样的评价：
“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
诚如时任政治局常委的李维汉所追忆的那样，“八七会议以后，经过党在各方面的工作和斗争，到一九二七年十月，形势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中央认为，“现在湘鄂赣粤四省的秋收起义暴动均已告一段落”，全国局势“已有大的变化”。但是，“在这些运动中我们的党充分暴露了他的弱点，同时也得到不少的教训，这些弱点和教训均须有一番正确的整理”，“本党今后的政策和组织须有一个新的决定”。这就是中共中央于十一月九日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起因与目的。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任弼时、顾顺章、罗亦农、周恩来、张太雷、邓中夏、蔡和森、任旭等人。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也出席了会议。
实事求是地说，在上海召开的这次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主角，依然是这位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例如：
该会通过的主要文件《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是罗明纳兹亲自起草的。在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看法上，他认为“中国革命是马克思所称为‘无间断的革命’”，“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地进入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线，犯了“左”倾幼稚病；在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上，从“左”的观点出发，认为“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国革命的进展虽然受着历次的挫折，但是他始终继续不断的发展”，并进而“证明中国革命之无间断性”；在对“现时的总策略”的估计上，提出了“左”倾盲动的总方针，其核心是武装暴动，是农村暴动和城市暴动的汇合，是以工人暴动为“中心”和“指导者”的城市武装暴动。换言之，是教条地把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道路搬到中国，指导半殖民地半封建且处于革命低潮的中国革命。加之他提出了一系列“左”的政策：“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歼灭政策”等等，共同组成了“左”倾盲动主义的理论和策略。这也就是形成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的理论根据。
其次，罗明纳兹还从组织上提出了为政治上“左”倾盲动主义服务的惩办主义，由他提议并通过了处罚领导起义失败同志的《政治纪律决议案》。对此，李维汉评说道：
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武装斗争的实际行动批判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的起义。这次起义的发动和胜利，是由恩来为首的前委，坚决地击退和克服了张国焘主张联合张发奎、企图阻挠起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结合。但《决议案》却无理指责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旧政策”，在政治上、策略上、军事上都犯了“极大的错误”，是什么“软弱的军事投机”，给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前委全体成员(包括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同志)以警告处分。这就完全抹煞了周恩来等同志在八一起义中的作用和功绩……
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起义。这次起义不但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而且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可是，《政治纪律决议案》却指责湖南省委“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是“单纯的军事投机”，并宣布给予如下处分：“湖南省委委员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应撤销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彭公达同志应开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并留党察看半年。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犯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与此同时，《政治纪律决议案》还作出如下决定：开除陆沉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开除谭平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开除党籍，开除杨匏安中央监察委员等。
所谓“政治纪律”是罗明纳兹的专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把苏联肃反扩大化中的惩办主义引进了中国共产党。因此，连李维汉同志都发出这样的感叹：“我在党内已工作了好几年，从未听说过什么‘政治纪律’”，“当罗明纳兹为了处罚领导起义失败的同志而提出‘政治纪律’这个名词时，我感到很新鲜”。
事后，周恩来也认为：“十一月扩大会议还有个错误就是规定了政治纪律，这也是国际代表提出的。我们当时觉得这一条很新鲜。政治纪律是为了处罚领导起义失败的同志。”
大革命失败之后，周恩来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轨迹是：依据巴黎公社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遵照十月革命开创的城市暴动的革命道路，继续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顽强地实践着。虽然他前有上海三次工人起义的胜利与失败的经验，后有南昌起义的胜利与失败的教训，可他在这次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上，不仅对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处罚未表异议，而且对大会通过的各项“左”的决议案也投了赞成票。会后，他仍然赞成继续发动广州起义。这其中有性格方面的原因，但更为主要的是，这时的周恩来仍未意识到十月革命虽说开创了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先河，但是所取得的由城市起义向农村发展进而取得全国胜利的经验，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周恩来虽然在这次会议上受了“警告”处分，但他那特有的人格魅力、各方面的才干已得到同志们的公认，在会上又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并与罗亦农、李维汉组成中央组织局，由罗亦农任主任。
罗亦农，湖南湘潭人，出生在一个较为富裕的殷实人家。他自幼富于正义感，鄙视父亲为人刻薄，在自己门口贴了一副自撰的对联：“存得天良，蒙庆受福；放开眼界，创业成家。”后到上海求学，得识于陈独秀，与刘少奇、任弼时等人被送往莫斯科求学。在苏联东方大学研读了四年马列主义，遂于一九二五年回国，从事工人运动。在任江浙区委书记期间，曾参加领导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并在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之后，他调任湖北省委书记，并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组织领导了鄂南暴动。接着，农民暴动的烈火在鄂中、鄂西、鄂北、鄂东蔓延开来，为以后创建鄂豫皖、湘鄂西等处的根据地打下了基础。他是中共中央中具有丰富工农运动实践的领导人之一，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当之无愧的。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是日夜，周恩来与罗亦农这两位老战友化装来到了外滩，望着大海中万国巨轮上的灯火，徜徉在林荫道上。啊！就在一九二七年的三月二十一日，他们共同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使得蒋记的北伐军没费一枪一弹抵定上海。时间刚刚过去七个多月，两位指挥武装起义的领袖人物只能化装出行，怎能不令人感慨万千呢！
这时的周恩来刚刚回到上海，“对整个形势还来不及有清楚的了解，仍然认为依目前中国工农群众需要革命的情形看，革命潮流并没有低落，而是继续在高涨”。但是，他作为一位亲身经历这场大变革的政治家，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不能不问一个为什么。另外，他根据南昌起义的经验和教训，对党中央在这次会议作出的“全国总暴动的策略”，也不能不黯然自思有几分成功的把握。这就是他此次约罗亦农交谈的主要目的。
“亦农同志，大革命失败了，除去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周恩来低沉地问道。
“有，我认为国际是有责任的。”罗亦农说罢沉吟片刻，“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就提出了批评意见。”
对此，周恩来早在汕头听传达八七会议的精神时就知道了，但因环境的原因不知其详。他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工作，遂又请罗亦农讲了他在八七会议上对共产国际的意见。
那时，罗明纳兹刚刚来到中国，他的报告不顾历史事实，一味强调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和策略始终是“正确的”，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中共中央。对此，罗亦农在会上严肃地讲了这样一段话：“大家都说国际是无错误的，我要公开地批评国际：国际的政治指导不成问题，是对的，但在技术工作问题上非常之坏。既认为中国革命非常重要，但同时又派魏金斯基、罗易来指导，他们都是无俄国革命经验的。魏金斯基在一九一七年以后才加入党，我们在上海要暴动时他要反对，并且不帮助。至于罗易，谁都知道是国际犯了‘左’派理论幼稚病的人，这种人如何能指导中国的革命。国际的决议是好的，但派来的人不好，使人不满意。这是国际要负责任的。”事后追论，罗亦农的讲话并未批评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方面所犯的路线和政策上的错误，只是指责他犯了“派来的和尚把经念歪了”的用人过错。但在当时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这种直率批评，也是难能可贵的。
或许是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周恩来又问道：
“罗明纳兹是怎样看待你的这一批评的？”
“他当即在会上说：谁也不敢担保没有错误，我也许将来有错误的。不管罗(易)魏(金斯基)等的路线如何，总比我们中央有错不改要好些。不管国际代表有无错误，主要的还是中共中央机关之健全。只要我们是革命的机关，纵然国际代表有错也是不十分严重的。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如何能实行国际的指导。”
周恩来听后自然知道这是推诿之词。他眺望着大海的夜景，有意转移话题说道：
“你比我更了解全国各方面的情况，对这次罗明纳兹起草的决议案有何评价？”
“我是投了赞成票的。但是，”罗亦农沉吟片时，又说道，“或许是我过分的悲观、右倾，我心里并不完全赞成罗明纳兹起草的决议案。我更担心按照这一决议案发动全国武装暴动，将会给中国革命造成更大的损失。”
“我也有此担心啊！”周恩来喟然长叹，“自从‘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以来，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党由六万党员锐减到一万多人，党的领袖人物李大钊、马骏、王荷波、赵世炎、陈延年等，相继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如果再不分敌我情势的对比，把暴动当作一切……”他说到此处再次长叹了一声，结束了自己的话语。
罗亦农清楚周恩来的潜台词是：“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恰在这时，传来报童的吆喝声：“请看晚报！蒋介石偕宋美龄自日本回到上海！”
罗亦农低沉地问道：
“恩来，你看蒋某人东渡归来的目的是什么？”
“一是为了复出上台，再是把屠刀对准我们。”
蒋介石于八月十二日下野，是与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为代表的广西地方实力派矛盾的结果。直接原因则是蒋氏指挥的徐州战役失利之后，面对新桂系“逼宫”的危局，采取的以退为进的策略。另外，蒋氏懂得自己退避三舍的结果，不仅可以躲过政敌的攻击，而且还必然导致老对手汪精卫和新政敌李宗仁等人的矛盾，从而摇身一变，成为坐山观虎斗的得利者。为此，蒋氏先回到故里溪口垂钓，继而尾随宋家小妹宋美龄之后东渡日本，名为完成蒋宋联姻，实则在架构中日、中美平衡外交的同时，完成蒋、宋、孔三氏为支柱的蒋家王朝。不出蒋氏所料，国民党内部相继演出了一幕幕争权的丑剧，待到南京的李宗仁等把武汉的汪精卫赶到广州且由汪氏主动提出“蒋汪携手”的时候，远在日本的蒋介石审时度势，挽着心爱的宋美龄于十一月十日回到了上海。正如后人评述的那样：“蒋介石如今已处于超然地位，可以‘公正者’姿态出面，坐收渔利了。西北的冯玉祥、阎锡山也向蒋介石伸手呼救，通电请蒋复职。因为蒋介石下野后，张作霖乘国民党内部的混乱之机，大举向冯、阎进攻，冯、阎顶不住北京的压力了。”
蒋介石是一位精通纵横之术的大家。他面对国民党内错综复杂的矛盾，是进还是退，是静还是动？是以进为退，还是以静制动？在没有看准之前，他是绝不会走出这关键的一步棋的。这些天来，他打着与宋美龄完婚的幌子，作出超然物外的姿态，似乎对兵戎相见的政局也漠不关心了。但实际上呢，他时时处处都在静观、分析，并经常约来心腹谋士于密室中讨论政局的发展，策划未来复出的条件。
在陈立夫等人看来，新桂系李宗仁等人以武力为后盾，一方面挟西山会议派元老，紧紧控制着南京政府；另一方面举兵西进，打垮唐生智，夺回武汉，迫使坐镇武汉且想问鼎中央的汪精卫退回广州。结果，李宗仁就可变成当今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阿瞒。因此，他似胸有成竹地说道：
“目前的大敌是新桂系，必须力阻李宗仁等梦想成为当今的曹孟德。”
蒋介石听后笑了笑，只说了两个字：“做梦！”接着，他又看着即将成为自己郎舅的宋子文，问道：
“子文，你是怎样看待汪精卫兵败武汉，南下广州的呢？”
在宋子文看来，汪精卫毕竟是孙中山先生的接班人，在国民党内不仅是一面倒蒋的旗帜，而且还有着相当的号召力。更为重要的是，汪精卫有着政治野心，那就是绝不坐国民党中的第二把交椅。再者，广州是国民革命的中心，汪精卫又自视是所谓粤系的精神支柱，因此，汪氏南下广州不是败退，而是为了更大的进取。最后，他操着毋庸置疑的口气说道：
“我的结论是清楚的，大左派汪精卫绝不甘心失败，妄图以粤系为实力，夺回失去的政权，进而再君临南京。”
“看来，子文是了解这位汪精卫的。”蒋介石说罢又轻蔑地笑了笑，“做买卖是要资本的，可他的全部资本是什么呢？是一张嘴巴。买空卖空的生意只能做一两笔，更何况他做的是政治买卖呢！杜先生，你看呢？”
被蒋介石称之为杜先生的即是海上闻人杜月笙。杜氏虽是闻人，但在政界要人面前的谈吐却很斯文。今天，他认为能参加这样级别的密会，一方面证明蒋介石不忘旧交，另一方面也说明蒋介石仍有借重自己的地方，故很是客气地说道：
“我是赞成蒋总司令的意见的。汪氏的嘴巴是说不服与他貌合神离的粤系的，张发奎等人也不会把自己手中的军队赌在他的身上。对此，汪氏似乎也有自知之明。所以，他再三向蒋先生传递信息，请蒋先生出山，做他的后盾。”
“我蒋某人是不会做这种蚀本的生意的！”蒋介石断然地下了结论。接着，他又扼要地分析了诸派争权夺利的形势，最后说道，“我的基本想法是两句话：一是不引火烧身，再是以静制动。等我与美龄女士完婚之后再议。”
与会者都是极为聪明的政客，自然也都懂得蒋介石的话意，那就是时下尚不是复出的良机，继续借蒋宋联姻的幌子，静观国民党内诸派别的争斗。为此，陈立夫等人又围绕着这一主题大做起了文章，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大肆宣传登在天津《益世报》上的这则蒋介石致宋美龄的情书：
余今无意政治活动，唯念生平倾慕之人，厥为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姊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曩日之百对战疆，叱咤之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是天意所为，还是蒋介石有先见之明？就在蒋介石再次打出“无意政治活动，唯念生平倾慕之人，厥为女士”的幌子不久，粤桂两大军事集团的矛盾激化，于十一月十七日晨，广州发生了驱逐李济深势力之军事政变，史家称为第四军政变。粤系主帅张发奎部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第五军军长李福林、新编第二师师长薛岳等以“扩党救国”为号召，声言打倒新桂系，将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临时军委会警卫团、黄绍竑驻新编第四军军部之部队等悉予缴械，并包围李济深、陈济棠、黄绍竑之住宅，搜捕黄绍竑未获。双方激战至上午十时，死伤数十人，失踪者百余人。对此，李宗仁曾如此评说：
“张发奎在广州叛变的消息一出，全党大哗。李济深在上海至时始知受骗，乃呈请中央剿办张发奎、黄琪翔，并痛斥汪兆铭。”
北来上海的汪精卫，面对控制南京特委会的桂系大将们的攻讦，唯有向蒋介石输诚、求援一途，并于翌日十一月十八日上午，亲自赶到上海环龙路宋子文官邸会见蒋介石，交换党务、政务意见。蒋氏只表示赞成召开四中全会。下午，汪精卫回到自己的宅邸，通过记者说了这句话：
“极愿与蒋先生同时出而为党国努力。”
这在蒋介石看来，历经第四军政变之后，汪精卫在政治上的砝码减少了。换句话说：蒋某人复出，不必赖以与汪精卫这位大左派结盟；相反，汪精卫若想未来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必须要看他蒋某人的眼色行事。这是蒋介石以静制动所取得的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在蒋介石看来，新桂系的大将们是武夫，不是政治家，他们赖以在南京立脚的政治基础是“西山会议派”，因为只有这些右派元老先于他蒋某人排俄、反共。换句话说，若想搞垮新桂系，必须先把“西山会议派”在政坛上搞臭。事有凑巧，唐生智兵败武汉，“十一月二十二日，南京举行‘庆祝讨唐胜利大会’，会上有人发表‘打倒西山会议派’的演说。会后游行，队伍行至复成桥，枪声大作，击毙四人，伤二十余人，开枪者逃之夭夭。事后，各地发起反对‘一一二二惨案’运动，指控此次惨案是江苏省党部常委、西山派分子葛健时制造的。要求惩办凶手葛健时，发起了对西山会议派的‘征讨’”。
其实，“这一惨案是蒋介石指使陈果夫一手策划的。蒋介石利用这一事件把西山会议派推上了受审判的地位”。他“把西山会议派搞得声名狼藉”之后，就等于把另一个对手新桂系拿下了马。这时，他就安然地与宋美龄完婚，并在众星捧月的大势下复出、上台。
但是，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诸位领导同志，并未识破蒋介石在幕后玩的这套把戏。就在第四军发动政变的当天——十一月十七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常委会议，认为“广东的政局最近又发生了一个变化，表面是两广实力派彼此争夺广东地盘的军阀之争，但实际上仍是工农群众革命潮流高涨的影响，动摇了统治阶级两广派在广东的政权”。因此，“中央肯定地指出：广东实力派如果掌握了全广东的政权，则其对工农的屠杀绝不亚于李、黄时代”。而“广东工农群众在此次政变中唯一出路，只有利用这一政变的继续战争机会，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乡村的暴动，煽动兵士在战争中的哗变和反抗，并急速使暴动会合而成为总暴动，以取得广东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士代表会议的统治”。结果，常委会通过了由周恩来、张太雷等起草的《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对发动广州起义作出了具体的部署。
与此同时，一个设在上海的共产党秘密机关被敌人破坏，敌人不仅抓获了一些共产党人，而且还知道贺龙到了上海，下令严密搜查。为此，周恩来通知贺龙：立即停止一切活动，严密隐蔽起来，自然也取消了他赴苏联学习的行程。另外，周恩来由此想到了如何确保设在上海的党中央的安全大事，遂“对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机关进行整顿，将原有的特务股改总务、情报、行动三科”，一步一步地发展壮大，“为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搜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的同志”，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此乃后话。
诚如前文所述，临时中央在十一月会议的“左”倾盲动主义的指导下，“特别是那种不顾客观条件的蛮干，在实际工作中招致了许多损失，使大革命失败后艰难地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进一步遭受损失，因而逐渐引起党内不少人的反对”。但是，瞿秋白等同志不顾客观形势的发展，依然根据十一月扩大会议规定的“现时形势之中中国共产党的总策略”，幻想在全国形成总暴动。为此，在决定发动广州暴动的同时，还决定发动两湖暴动、武汉暴动、长沙暴动、上海暴动，以及北方顺直“大暴动”。结果，给党造成了更大的损失。
由于周恩来回到中共中央工作不久，对整个形势一时还来不及有清楚的了解，仍然认为依目前中国工农群众需要革命的情形看革命潮流并没有低落，而是在继续高涨，但由于他历来注重实际，所以很快就感到各地盛行的军事冒险行动是危险的，会招致重大损失。在讨论《浙江目前工农武装暴动计划大纲》的时候，他就明确指出：这一布置太乐观了！会后，由他起草写给浙江省委的指示信中写道：“各县农暴还未发动群众使土地革命深入，便先计算到扑攻省城，这不仅客观事实不能做到，即在主观上勉强去做也必是专靠几杆枪的军事投机行动。”同时，他还认为：“这一种斗争必须是群众的，然后才能发展到暴动的局面。”“只要有了得力的党的组织的领导，割据的暴动局面可以创立起来。”
这样，就势必与瞿秋白等的意见相左。
在瞿秋白看来，蒋介石的复出，不仅不能弥合国民党的分裂，而且还会把争权夺利的丑剧推向高潮。因此，他的结论为：“这正是全国暴动的最好时机。”
但是，周恩来则认为，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的争斗无论有多么激烈，但他们对待共产党人，尤其是在对待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暴动方面却是一致的。因此，他认为在制订暴动计划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对此，瞿秋白等认为周恩来对形势估计过分悲观；而周恩来却坚持是在全面估量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后得出的结论。最后，瞿秋白说道：
“那就让广州暴动的事实说话吧！”
三
广州暴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凌晨三时半举行。
但是，张太雷于十二月七日在广州召开秘密的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原定“十二月十二日举行起义”。
时间提前是因为其间发生了变故：十二月九日，“汪精卫在上海获悉共产党准备起义的消息，接连电告张发奎，要其迅速解除教导团武装，搜查苏联领事馆，镇压各职工会”；十二月十日，“黄琪翔从西江前线回到广州部署镇压革命。国民党广东省会公安局宣布特别戒严”；同日，“工人赤卫队转运武器的大安米店被敌人破坏，教导团内部也有人告密”。针对这突发的形势，“张太雷召开省委紧急会议，研究敌我情况，决定提前在十二月十一日起义”。
会后，广东省委向中央写出紧急报告，指出：“省委认为广州暴动之时机已到，此时如不动作，教导团力量将被其解散，同时敌人更加紧的向我们进攻，故广州暴动即须很快的发动。”同时，与会同志一致要求：“中央迅速派周恩来来广东指导工作。”
十二月十一日凌晨二时半，“张太雷偕同恽代英、叶挺以及工人赤卫队代表到四标营，领导教导团革命官兵誓师起义。张太雷作起义动员报告，并任命教导团各级指挥人员；接着，恽代英讲话，叶挺宣布战斗部署。凌晨三时半，广州起义爆发。教导团分三路出发”。与此同时，“警卫团第三营也分两路出发。在广州各处集中待命的工人赤卫队，在听到起义信号后，也纷纷出击。黄埔军校特务营的官兵也相继举行了起义。天亮前，除少数据点外，起义军已经占领了广州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地区”。
是日六时，太阳就要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广州苏维埃政权正式宣布成立，并发表《广州苏维埃宣言》，向中外庄严宣告：“广州无产阶级已经夺取了政权。一切政权都拿在工农兵的手里。”大加颂扬：“你们的胜利在革命历史上是伟大的，在世界革命的关系上，是很重要的，很值得赞美的。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亚细亚也是第一次。”
然而，敌人闻讯向广州集结，妄图一举消灭广州暴动的武装。其中，驻珠江河南岸的敌军李福林部在国民党反动派及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于广州暴动的第二天分两路渡河，向猎德和长堤反扑，与起义军多次激战。是日下午，敌李福林部“再次渡过珠江，从东郊猎德进攻大北门；另一路从韶关沿粤汉铁路南下的敌军，联合驻西村薛岳部，从大北门攻占了观音山起义军部分阵地，并分兵直扑起义总指挥部。起义军民奋起反击，收复了观音山”。与此同时，“张太雷参加了广东工农兵拥护苏维埃政府大会后，返回总部不久，闻敌人向起义指挥部扑来，就急忙与第三国际代表乘车赶赴大北门指挥战斗，至大北直街附近，遭敌人伏击，壮烈牺牲”。接着，广州起义就失败了。对于失败的原因有各种说法，而李维汉的见解是中肯的。请看：
当时党中央还是以城市为中心，想保住这个胜利，而在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德国人)，又力主起义后坚守广州。所以，在起义的当夜，当叶挺看到要坚守住广州并不容易，正确地主张把队伍撤退到农村时，纽曼便大骂叶挺动摇，说广州起义是进攻的，应该“进攻进攻再进攻”。结果，本来可以是英勇的胜利的一战，却由于盲动主义的指导，终于失败，使广州的广大人民群众遭受了极其残酷的大屠杀，而成为“退兵的一战”。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从总的方面看，对这次起义还是应该肯定，它是开始土地革命战争新时期的三大起义之一，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影响。当然，不能否认，在起义的指导思想上也直接受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
另外，广州起义对国民党各派系的影响是巨大的。事后追论，失分最多的是汪精卫，得利最大的则是蒋介石。
诚如前文所述，汪精卫在北来上海出席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之时，广州发生了第四军政变，遂招致新桂系、西山会议派等的非难。汪精卫为了摆脱困境，在蒋介石筹办婚事期间，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举行上海新闻记者招待茶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他一面回击李宗仁、吴稚晖等人的攻讦，一面为广州第四军政变辩护。由于他当年曾标榜自己是联共的大“左派”，故又在茶会上声明坚决反共，扬言：“无论任何方面，任何同志，任何武装同志，如果还要容共，兄弟必尽其精神心力，与之反对。”
但是，不管汪精卫怎样“回击”和“辩护”，新桂系控制的特委会丝毫未减对他的攻讦，并向预备会议提出了对汪精卫、顾孟余、陈公博三人的弹劾案，要求取消他们出席四中全会的资格。对此，汪精卫不得不采用“拥蒋以自救”的策略，向预备会议提出《催促蒋介石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案》以及《个人引退之附带声明》。但是，汪氏的算盘打错了，“促蒋复职”的提案被预备会议通过，而他所得到的却是吴稚晖、李宗仁等人的继续攻讦和蒋介石的冷遇。
是上苍有意捉弄汪精卫，还是天助蒋介石上台？就在蒋介石与宋美龄完婚，准备度所谓蜜月之际，广州起义爆发了。这就更使各方面有了攻击汪精卫的借口。右派元老吴稚晖、新桂系核心成员李宗仁，乃至全国舆论，都一齐把矛头指向了汪精卫，指责汪氏有意指使张发奎、黄琪翔“盲目内讧”，“致共产党得一绝好机会”，“以酿成此次之剧变”，要求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张、黄，同时查办汪精卫等人。
十三日，汪精卫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就广州起义主动发表宣言，恶毒攻击共产党是“恶化势力”，并对吴稚晖等人进行反驳。他宣称：“如今国内有两种恶势力，一是腐化，一是共产恶化，不断地向我们进攻。我们对腐化势力奋斗的时候，共产恶化的势力便来袭击我们；我们对共产恶化势力斗争的时候，腐化恶势力便也来袭击我们。这奋斗是不容易的，但我们相信，我们的奋斗，必能得到最后的胜利。”但是，身处漩涡中心的汪精卫想游上岸是很难的。就算他全身都是嘴，也难以向国人讲清楚。他只有抱怨，说几个月来“跳来跳去”，实在是“跳得太苦了”。
然而，吴稚晖等人一口咬定汪精卫是共产党，攻击汪氏对广州起义一事不能辞其咎。桂系大将白崇禧激于义愤，竟然动了杀害汪精卫的念头。对此，陈公博在《苦笑录》中曾记述说：“汪先生旅居上海也被认为暴动的主要人，白健生(即白崇禧)径直找杜月笙要用绑票的方式派人直冲汪先生的寓所，企图加害。杜月笙说：‘这事我做不来主意，你问法国领事吧。’及至白健生找法国领事，法国领事也说：‘这事我们不能干的，你找杜月笙吧。’这样互相推诿，事情才平淡下来。”但是，出汪精卫所料的是法国领事又叩开了他家的门，直率地说：
“汪先生，您是我们法兰西共和国最好的朋友，我们不能不通知您，接受我们的建议，尽快离开这座冒险家的乐园。”
“为什么？”汪精卫愕然地问道。
“详情无可奉告。我们只能说，您再在上海住下去，人身安全将受到威胁。”
汪精卫听后吓了一身冷汗。可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是蒋介石玩的鬼把戏。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正当蒋介石采取以静制动的手段，把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控制的特委会搞垮台，而西山会议派被搞得抬不起头来的时候，老政敌汪精卫又因广州起义处于全党共讨之的厄境中。他深思熟虑，遂又在策划“驱汪复出”的大计。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汪精卫只不过是一介和自己争夺党政大权的书生。但是，由于他曾是孙中山先生仙逝后的接班人，与之较量的过程中，必须投鼠忌器。用时人的话说：“要多用内功。”换言之，利用形势，造成四面楚歌的危局，然后再不动声色地火上加油，把汪精卫推向绝境。待到他通过杜月笙等请法国巡捕出面威胁过汪氏后，他笑眯眯地叩开了汪氏的大门，有意称谓着汪精卫名存实亡的头衔，分外客气地说道：
“汪主席，对您时下的困境，我虽无回天之力，但我可以向您剖心相告：我不仅反对置您于死地的做法，而且我还坚定地认为，时下的中国，没有任何人能替代汪主席！”
汪精卫不知是计，反而闻之几乎落泪。
“汪主席，”蒋介石依然操着尊崇尤加的口吻说道，“作为老同志，我不能不告诉您，李宗仁、白崇禧这伙年轻气盛的武人，为了报复特委会的失败，对汪主席很可能做出非礼的举动来。”蒋介石这番哀而动听的话语真的打动了汪精卫，他当即向蒋氏转述了法国巡捕的劝告。蒋介石听后喟然长叹了一声，故作生气状地说道：
“胡闹！我若仍能行使总司令的职权，一定拿李、白是问。唉，时下军权旁落，我也无能为力了。作为跟先总理一块奋斗的老同志，我只能说：汪主席好自为之吧！”
接着，当汪精卫于惶无定见，且主动向蒋介石讨教自救办法之时，蒋氏方说：
“时下，为了安全起见，汪主席不妨学着我的样子暂避异国，待我把这政局稳定之后，再请汪主席回来安邦治国。”
汪精卫在白崇禧举刀相逼之下，又经过蒋介石这番“好意”相劝，的确感到在上海已无立足之地了。无奈，他在向国民党中央提议恢复蒋介石“总司令”职务、并愿将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之事交由蒋介石办理之后，连夜写下有名的《辞职宣言》，遂于广州起义后的第五天——十二月十六日深夜，像是一只斗败的公鸡，低头登上一艘法国货轮，怀着怅然、郁愤的心情，第六次西行，赴法兰西过亡命在野的生活去了！
蒋介石就这样打败了一个又一个对手，在一片欢迎复出的声浪中，由沪抵宁，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但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暴动，使蒋介石不得不正视这样的现实：他在未来构筑蒋家王朝的过程中，除去各地实力派想与他平分权力之外，他的主要对手必将是共产党。因此，无论是在日本精心架构蒋宋联姻期间，还是在回国之后借与宋美龄完婚静观天下之变且于变中得利的时候，他时时都在思索着自己一旦复出，将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消灭心头之患共产党。在蒋氏看来，暴动失败的共产党人只有两条出路：一是像毛泽东、朱德分散在贫瘠的山村，占山为王，发展武装；再是像周恩来、张太雷潜回城市，继续领导城市暴动。前者，在蒋氏看来，只要手中握有兵权，消灭这些绿林好汉式的武装是轻而易举的事；后者，则要难办多了。不仅是潜伏城市领导暴动的共产党人有国际背景，而且这些人也是中共中央的核心人物。更为难办的是，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还公然存在着租界区，为这些中共核心人物提供了可隐蔽之处。换言之，未征得设在上海的外国工部局的同意，国民党的军警宪特是不能随意到租界区搜捕共产党人的。因此，他于静观事变中就早已在谋划着这件大事了。
宋美龄是一位权欲极强的女性。她与蒋介石结为连理，除去美人景仰英雄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把婚姻当作手段，借蒋氏的地位登上全国第一夫人的宝座。从这个意义上说，宋美龄嫁给蒋介石，绝非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如果再考虑蒋介石娶宋美龄的因素，蒋宋联姻的确是一桩政治婚姻。或许是宋美龄过分自恃聪明的缘故，她为了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早日建立起第一夫人的形象，不仅经常在蒋氏面前评说全国政情，而且还因精通英语，先于情报部门把欧美诸国的消息报告给蒋氏。就在广州暴动的第二天，宋美龄刚刚在内室收听完美国的新闻，就有些得意地来到客厅，她望着背剪双手，木然凝视远方的蒋介石，问道：
“达令，你在想些什么？”
“我在想张太雷。”蒋介石淡然地答说。
事有凑巧，宋美龄方才收听到的美国新闻，刚好是关于张太雷和蒋介石关系的。所以，她以调侃的口吻说道：
“是啊！四年多以前，他曾作为你的翻译，随你赴俄考察，给你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而今，他又步你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之后，在广州造你们的反。难怪美国人说，蒋总司令是靠共产党起家的，但今后他的主要政治对手也是共产党。”
虽说蒋介石是同意美国人的评论的，但由宋美龄的嘴里说出，他的心中感到总不是个滋味。对此，他没有说什么，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遂又微微地摇了摇头。
汪精卫偕陈璧君西渡赴法兰西之后，宋美龄认为自己离第一夫人的宝座又近了一步，故高兴非常。这天，她当着蒋介石的面打开琴盖，十分陶醉地演奏起了肖邦的《革命练习曲》，借以抒发内心难以言喻的情感。
蒋介石不仅是一位音盲，而且对西洋音乐几乎是一窍不通，因此，他绝不会为这急风暴雨般的音乐所动。更何况他现在也没有心思听这“劳什子”呢！少顷，他约见的两位客人走进了客厅大门，一个是亲信部属陈立夫，另一个就是上海闻人杜月笙。蒋介石欲要起身说声“请！”只见杜月笙伸手示意不要打断宋美龄的琴声。待到宋美龄演奏完这首《革命练习曲》，忘情地伏在琴身上的时候，陈立夫与杜月笙同时鼓掌，并连声称颂“好！好！”接着，陈立夫有意奉承地说道：
“我从夫人演奏的《革命练习曲》中听出了一些门道，知总司令者，夫人也！”
蒋介石一看宋美龄那不无得意的表情，也凑趣地说道：
“杜先生，你听出点什么门道没有啊？”
杜月笙出身低微，本与这西洋音乐是无缘的。可是，当他步入工部局且一天天腾达之后，也学着洋人的样子，听起了肖邦、贝多芬的经典音乐。自然，像肖邦的这首《革命练习曲》也是听过的。因此，他也故作斯文地说道：
“俗话说得好，行家听门道，外行听热闹。我从夫人这澎湃的琴声中，似乎看到了蒋总司令又在指挥千军万马，还有那震耳欲聋的枪炮声！”
杜月笙的话说到蒋介石的心坎里了，他开怀大笑。待到陈立夫、杜月笙落座之后，他又客气地说道：
“今天，我请二位来，是想和你们谈谈长治久安的方略。”
陈立夫与杜月笙一听蒋介石言归正传，二人不约而同地起身，一个说“愿聆听教诲”，一个道“请总司令赐教”。顿时，客厅中又严肃起来。或许蒋氏一向视陈、杜二人是亲信，故直言不讳：
“阻挠我安邦定国的大敌是什么呢？我思之良久，认为一是来自我们党内，或者说再加上那些打着国民党幌子的地方实力派；再是来自党外，具体地说是共产党。前者嘛，我自有统一的良策，而后者嘛，我想交给二位去完成。”
陈立夫与杜月笙既是政海中的玩客，又都是靠追随蒋介石起家的亲信，一听蒋氏的话音就明白了这次约见的目的。另外，他们二人又都了解蒋氏的为人，且又懂得满足蒋氏高傲的虚荣心是最好获利的阶梯，故都谦恭地说道：
“请总司令示谕！”
诚如前文所述，关于如何对付潜伏在上海租界中的中共要人一事，蒋介石的确是煞费了许多苦心。他深知自己的发祥地上海的规矩：欲要消灭租界中的任何人，事先都必须与工部局达成某种默契。为此，他想到了杜月笙，故十分客气地说道：
“第一，希望杜先生利用和租界的老关系，帮着立夫，或者说帮着我，把暗藏在租界中的共产党一网打尽。”
对此，杜月笙是愿效犬马之劳的。
“第二，我为立夫抄写了一副名联，看后便知。”
蒋介石说罢转身取来他的墨宝，双手展开，只见上书：
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陈立夫知道这副名联出于清朝雍正皇帝之手。自然，他更知道这副名联诞生的背景：那是雍正在历经喋血手足，登上九五之尊后，深知权力即为统治者手中的命根子，为了确保“龙廷”不易手他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权力膨胀至无限。与此同时，利用手中的权力，罗织罪名，剪除一切政敌和对手，尤其是那些帮着自己登上皇帝宝座的有功之臣，实现“一人治天下”的独裁统治。为此，他建立了军机处，并在寝宫亲笔写下了这副对联。另外，陈立夫更为清楚军机处的性质：“军国大计，罔不总览。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由此，陈立夫完全明白了蒋介石送他这副名联的目的，是要他组建蒋家王朝的军机处。也就是从这时起，他一步一步地建立了对付国民党内部权势之争的侍从室，以及消灭共产党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及中统特务机关。陈立夫在表明态度，立即组建“保卫蒋总司令的军机处”后，又报告说：
“据可靠情报，共匪党魁陈独秀失势之后，共党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有不少动摇分子，尤其是那些曾在黄埔聆听过校长教诲的人，纷纷表示愿戴罪立功。”
“愿将功补过者，欢迎，但不可重用！”蒋介石淡然地答说。
“另外，”陈立夫有些神秘地说道，“据有关情报，周恩来、郭沫若等共产党要人由香港潜回上海。”
蒋介石惊得倏然站起，愕然沉吟片时，遂又蹙着眉头在室内快速踱步。
这时的宋美龄还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她一见蒋介石这极为特殊的表现，误认为蒋氏是听说周恩来、郭沫若这些曾并肩战斗的战友，而今又揭竿举义为敌的人回到上海后的痛苦，或者是因念旧不知该如何处置，故有意地说道：
“达令，不要忘了，他们二人可都是你的政治部主任啊！”
宋美龄说这句话的本意，是给蒋介石一个台阶。但是，出她所料的是，蒋介石听后猝然驻步，低沉地说道：
“我更不会忘记，他们二人，尤其是周恩来更是我蒋某人的心头之患！”
蒋介石答话的态度和内容，实在令宋美龄意外，她几尽本能地问道：
“那你该如何处置他们呢？”
“出重金悬赏他们颈上的人头！”蒋介石说罢又转而对杜月笙、陈立夫说，“我就要离开上海赴南京了，你们二位要密切关注共产党在广州滋事后的动态。”
广州起义爆发之后，在中共中央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连日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广东问题。开始，周恩来为了扩大广州起义的成果，“在会上提出要加紧湖南、湖北、江西的斗争。扩大暴动局面，海陆丰应向北发展，琼州工作要深入，造成并扩大割据的局面，建立交通网，恢复各地关系及已损失的工作”。当他获悉战友张太雷牺牲的消息之后，心里充满了悲痛和仇恨。当中央确信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周恩来鉴于自己曾参与过广州起义的策划，同时广东省委在广州起义之前曾致电中央，点名要他赴广州指导起义，而他历经南昌起义的失败，深知善后工作比组织暴动更为艰苦，因此，主动向中央提出“派自己去广东开展这一工作”。
然而，由于罗亦农于十一月下旬作为中央巡视员前往武汉指导工作，因此，中央组织局由周恩来代理主任。就在广州起义爆发的前夜——十二月十日，任弼时在中央常委会上提议任周恩来为主任。虽说待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会议才正式决定周恩来任组织局主任，但事实上周恩来早已担负起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换言之，中央离不开周恩来。为此，由任弼时提议，“决定派李立三前往广东，处理广州起义的善后事宜”。
面对广州起义的失败，“中共中央的多数人在事实教训下对暴动开始有些新的认识”，周恩来也进一步反省。自十一月扩大会议后参与中央领导以来，对会议形成的“左”倾盲动主义，他不仅有所觉察，而且有意识地在实际工作中有所制止和纠正。在讨论党团关系的时候，他批评共青团内存在“先锋主义倾向”，并说“上海党部近来实在有点军事投机——冒险”。在政治局讨论共青团湖北省委控告罗亦农和长江局制止湖北暴动一事时，周恩来公开批评“无动不暴”在共青团是一严重问题，明确指出“可见他们的暴动观点并未成熟”。在他参与讨论的中央发给湖北省委的信中，要求省委“赶快停止无政府党、盲动主义的行动，很艰苦的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工作，在领导工农群众的日常的斗争中，去发动与创造群众的革命大潮”。实事求是地说，这时的周恩来“对革命潮流高涨这一估计并没有怀疑，对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暴动问题上也没有反对。区别只是主张发动暴动必须考虑到主客观条件是否具备，必须做好周密的准备，不能不顾一切地蛮干”。简言之，他“主要是从战术上而不是从战略上提出问题”，因此“仍不能从根本上纠正‘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正当中央决定改组湖北省委，并考虑由谁出任省委书记的时候，交通员引来了大名鼎鼎的郭亮同志。
南昌起义失败之后，随军南下潮汕的郭亮与柳直荀被敌人打散，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他们二人在海边发现一只破烂舢板，立即跑上去，奋力划离海岸，才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但是，几天几夜的海上漂泊，又把他们送往一座南洋小岛。正当他们举目无亲、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突然岛上传来了教堂的钟声。聪明的郭亮顿时来了精神，用力捶了一下柳直荀的后背，大声叫着柳直荀的外号“柳和尚”，以商量的口气说：
“你是教会学校出来的，又说得几句英语，我们装成耶稣教徒，到教堂里找牧师去，只说在海上遇盗，请他帮助我们回到香港去。你看这办法如何？”
郭亮的主意奏效了，教堂里的牧师念及“同是上帝的儿女”的份儿上，帮助他们搭乘一条外国货轮，到了香港。接着，他们又通过组织，搭乘北来上海的客轮，历经各种风险，终于找到了昔日南昌起义的前敌书记、而今任中央组织局代理主任的周恩来。
周恩来见到郭亮真是高兴极了！他在听取了郭亮与柳直荀的汇报之后，当即向中央建议并得到批准：由郭亮出任湖北省委书记。就在郭亮离沪西去武汉的前夜，周恩来又偕邓颖超与这位生死与共的战友话别。一见面，他就向邓颖超介绍：
“小超，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郭亮同志！”
邓颖超早就听说这位在湖南与毛泽东齐名的工人领袖了，所以，她紧紧握住郭亮的双手，笑着说道：
“郭亮同志，我不仅知道你的大名，而且还会背你写的一首宣传革命的新诗呢！”
周恩来望着愕然摇首的郭亮，笑着说：“让我代小超背给你听！”接着，就朗朗念道：
“梭镖亮亮光，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
郭亮听后大笑不止，遂又解释：“这哪是什么新诗哟，这是我当年为革命写的标语口号。”但是，周恩来却硬说这是最好的“讨蒋檄文”！可以想见，他们这次话别是亲切的。最后，周恩来又格外深沉地说道：
“郭亮同志，回到武汉以后，请代我，也代小超问候向警予同志。大革命时期，她在武汉是很有名气的。如果工作有困难，中央可以重新安排她的工作。”
“请放心，我一定负责转达。”
周恩来不但关心参加南昌起义返回上海的领导同志，而且还十分关注南昌起义失败后留存部队的去向。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参与中共中央致朱德信的起草，提出朱德所率“第二十五师不一定到赣西南，应根据实际情形而定”。并在信中指出今后的行动方针是：“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在桂东的北边茶陵、酃县以至江西莲花均有毛泽东同志所率领的农军驻扎”，“他们如果驻在这些地方，你们应确实联络，共同计划统一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并派军事科科长李鸣珂前往送信。由此可知，朱德率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所部会师的伟大举动，是根据中央与周恩来的指示办的。
风雨如晦、大起大落的一九二七年就要过去了，中央接二连三地收到了陈独秀的来信。周恩来主动地向中央提出，应当派人去看望这位党的创始人。中央批准了周恩来的请求，由瞿秋白、罗亦农、周恩来、王若飞、李富春、任弼时于元旦这一天借拜年之机，与陈独秀谈话，交换对中国革命的意见。但是会有什么结果呢？谁的心里都没有底数……
四
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不是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被解除的。在汪精卫分共前夜，七月十二日，党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决定陈独秀去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国内组织一个五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从这时起，他实质上就被解除了总书记的职务。
党的八七会议最主要的内容，是批判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理应让陈独秀参加会议，并且“允许他进行申辩或保留意见”。因此，在罗明纳兹的导演下，不让陈独秀参加八七会议的决定，是不符合党的章程的，当然也是错误的。
但是，作为八七会议选出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陈独秀的态度是正确的。据李维汉的回忆：“八七会议后，秋白和我到他(陈独秀)那里，把八七会议的情况告诉他，并劝他接受国际的指示，到莫斯科去。但他坚持不去，并表示他的错误共产国际有责任。后来，党中央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底至十月上旬陆续迁到上海。秋白和我又一次去看他，劝他去共产国际，他仍然坚持不去。当时党中央并没有把他当敌人看待，中央也没给他处分，他的待遇还是同往常一样。”由此可见，这与因为领导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失败而受处分的周恩来、毛泽东等人相比较，中央对陈独秀依然是很尊重的。
陈独秀毕竟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且又连任了六年多党的总书记。一夜之间，他从总书记跌到一位犯错误的领导人，一定会产生被共产国际抛弃后的愤慨。另外，陈独秀是一位很重名节的大知识分子，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危局，他绝不会诿过他人。相反，他因自责而陷于深深的苦闷中。对此，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自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因亲自负过重要责任，一时感觉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
陈独秀视蒋介石及一切反动势力为不共戴天的敌人。面对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无情地向共产党人挥舞起屠刀，他真是愤慨到了极点！待到他的儿子陈延年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四日壮烈就义，恰又是他被解除总书记职务的时候，国恨家仇融于一身，他怀着对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罪行的悲愤之情，挥笔写下一首《献诗》：
是太平洋的急潮怒号，
是喜马拉雅山的山鬼狂啸；
美满的呀、美满的人间，
已经变成了苦闷的囚牢！
我的灵魂飞上了九霄，
俯瞰人间的群众颠沛如涛；
宛如被射了双翼的群雁，
垂死的哀鸣，血泪滔滔。
那畜辈的良心早泯。
只知把民众作肉食血饮；
我们要恢复固有的幸福，
呀，但有我们自己的觉醒。
……
陈独秀投降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二次革命论。他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待到资本主义发展以后，再来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共产党人势必把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被迫同资产阶级分裂时，陈氏也没有实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准备。结果，导致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
陈独秀于八七会议之后，虽说深感苦闷、消极，并且对共产国际有抵触情绪。但是，他出于一种责任感，“一直密切注视着政治局势的发展，认真阅读党的文件，紧张地思索革命面临的各种问题，并将自己的意见经常写信给中共中央”。作为业已解除总书记职务的陈独秀来说，如此而为是难能可贵的！
遗憾的是，他的主要意见是反对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右派的方针，主张在敌人的疯狂屠杀面前，实行完全退却和防御的策略。他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国民党政权决不会像你们所估计那样快的崩溃，群众的革命也不像你们所估量的那样高涨。”其结论是：“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要动，也“应偏重经济的斗争”，如“不交租，不完粮，不纳税，不还债”，尤其“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
陈独秀针对罗明纳兹等提出的“无间断的革命”理论，指出中国革命的形势不是高涨，而是低潮，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反对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右派的进攻，这无疑又是错误的。这时，毛泽东不仅看到了革命的低潮形势，而且还看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高潮快要来到”，“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的希望和可能。这就廓清了陈独秀的“低潮观”与毛泽东的“求实观”的本质区别。
广州起义爆发后的第三天，陈独秀怀着激动的心情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他认为，“广州暴动，无论成败我们都应该做！这是毫无疑义的”。同时，他还积极提出建议：“在广州的非战斗员悉数遣到有农民暴动之可能的地方，迅速促其暴动，此事一刻也不能延搁，暴动时要立刻解决农民的经济问题，这还不够，并要解决农村中一般的病苦事件，如此方能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参加革命。不如此，则不独广州孤立，不能持久，并且广州一旦失败，我们什么都得不着。”实事求是地说，陈独秀的建议是正确的，较之国际代表纽曼提出的“进攻进攻再进攻”的主张要高明多了！与此同时，陈独秀在同一封信中，又坦然指出：“工农政府”、“独裁政府”、“苏维埃政府”这些口号“我殊不以为然”。他认为“苏俄政制精义是无产阶级独裁，离此，则苏维埃并无特别意义”。用“工农兵平民代表会议政府”似较妥当。这些意见表明，他不仅认为中国现时的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而且还公然反对采取苏俄模式，这就必然导致与中央的对立。
陈独秀就是在这种矛盾心情中送走一九二七年的。新年伊始，展望未来，陈独秀更是有无限感慨在心头！当时，他住在江西北路福生里酱园弄一幢三层楼的房子里，身边只有一位年轻的女工相伴，与昔日相比，难免会生出怆然之慨！他毕竟是一位诗人气质很浓的失意的革命家，他不会对身旁的这位女工说些什么，唯有驻步窗前，借朗诵自己的诗作对天呐喊：
快放下你们的葡萄酒杯，
莫再如此的在昏迷沉饮；
烈火已经烧到你们的脚边，
你们怎不起来自卫生命？
呀，趁你们的声音未破，
快起来把同伴们唱醒；
趁你们的热血未干，
快起来和你们的仇敌拼命！
在这恶魔残杀的世界，
本没生趣之意义与价值可寻；
只有向自己的仇敌的挑战，
就是死呀，死后也得安心。
苏维埃的列宁永生，
孙中山的精灵不冥；
热血未干的朋友呀，
莫忘了你们尊贵的使命！
事有凑巧，就在陈独秀借诗言志的时候，周恩来与瞿秋白、罗亦农、王若飞、李富春、任弼时等悄声叩开了他的门。他们示意那位开门的女工不要惊扰陈独秀低声诵诗，不约而同地望着陈独秀的背影，在用心地品味这诗的内涵和底蕴。当陈独秀近似低泣地吟罢“莫忘了你们尊贵的使命！”周恩来情不自禁地赞叹道：“好诗！好诗！”接着，所有来访者都禁不住地鼓掌，表示对这首诗歌的称颂。
陈独秀闻声缓缓地转过身来，一见这些昔日的同志今天的领导来访，真是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感涌上心头！但是，当他看见周恩来那充满着敬仰的表情，又很自然地想起了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失败，内心又泛起了一阵酸楚的滋味。实事求是地说，陈独秀对周恩来的印象一直是很好的。近三年以来，他对周恩来的工作态度、奋斗精神，以及彬彬有礼的风度，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因此，他轻轻地叹了口气，有意单单看着周恩来且话中有音地说道：
“五四之前，你是天津南开出了名的才子；而今，你又是我党的干才，请……”
“不敢，不敢……”周恩来深知诗为心声，他从陈独秀低吟的诗中，完全窥测出了这位党的创始人内心矛盾的情愫。他今天来访，真诚地希望这位自己的老领导能回心转意，继续为党工作。因此，他有意打断了陈独秀的话语，虚心地说道，“当年，你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我嘛，只不过是一个跟着你摇旗呐喊的小兵。”
或许是陈独秀的地位发生了改变，抑或是有感而发，当他听完周恩来称道自己的话语之后，却说：
“这叫后来者居上嘛！”
这时，陈独秀的二公子——时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前来看望父亲。由于早在八七会议之前，陈乔年就不赞成父亲的理论，并在八七会议上点名批评父亲陈独秀的投降主义，故父子相见是不能谈革命的，一谈就顶牛，每每都因此不欢而散。可是，他们毕竟是父子，尤其是在陈延年牺牲后，陈乔年经常回来探视苦闷中的父亲，借以慰藉陈独秀那颗失落的心。今天，他一见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都来看望父亲了，心中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按照他的想法：父亲就是不承认错误，也应该说些客气的话。可是，出他所料的是陈独秀的话中还带着情绪。因此，他有些生气地说道：
“父亲，你怎么可以用这种口气和恩来讲话？”
陈独秀虽然一生都高举“科学与民主”这两面大旗，但是，他的灵魂深处依然打着传统文化的烙印。在党内搞家长制，在家庭中倡行父道尊严。所以，他听了陈乔年批评自己的话语，感到很不是个味道，当即反驳道：
“俗话说得好，正人先正己，你们又是如何对待我这位旗手的呢？”
周恩来一看谈话的气氛变了，忙有意地转移话题：
“都不要动气，我们今天来的目的，一是借拜年之际前来看望你，再是想听听你对党的意见，三嘛……”
“让我去莫斯科，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和处罚，对吗？”
“不是这个意思。”瞿秋白忙接过话茬，“是请你去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
“这是在玩文字游戏。实质是一样的！”或许是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成见太深了，遂又当着前来看他的中央主要负责同志的面，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说道，“今天，我明确地告诉你们：中国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要负主要责任！他们拿我做替罪羊，则更是错误的！”
这时，陈乔年感到必须亮明自己的观点了。于是，他生气地批评自己的父亲过去执行的政策和路线是右倾投降主义，今天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则更是错误的。结果，陈独秀大怒，当众举手就要打陈乔年。周恩来一见不妙，忙走到他们父子中间，说道：“不要动火，都消消气……”但是，陈独秀认为陈乔年的行为有损于父道尊严，近似悲鸣地说：
“你看，你看啊！儿子竟然教训起老子来了。”
陈独秀余怒未消，遂又与王若飞辩论起来。据史记载：陈独秀不同意中央认为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是直接革命形势”的观点。“向王(若飞)谈了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向下落’的看法。王开始不赞同陈的看法，认为革命是‘向上涨的’，于是争了起来。陈问王：‘这些天上海的外国兵大部分撤回国，你以为中国革命还在高涨时候，帝国主义肯把军队撤退吗？’这么一问，使王若飞恍然大悟起来”。从此，王若飞改变了观点，“回去起草了一个《江苏省委决议案》的文件，批评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央‘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周恩来等人于元旦前找陈独秀谈话是正确的。但除去王若飞从陈独秀的话中感悟到了真理外，双方依然是各持己见，谁也没有说服谁。罗亦农为了缓和这不和谐的气氛，笑着说道：
“仲甫同志，今天中午，我和李文宜举行结婚典礼，希望你能出席，为我们主婚。”
陈独秀一听罗亦农的话，感到还比较顺耳；再者，他远在武汉的时候就知道罗亦农与李文宜相爱，因此他高兴地说道：
“好！我一定出席。”
在白色恐怖、血雨腥风笼罩着的上海，共产党人，尤其是党的领导者举行结婚典礼，首先是要选择能迷惑敌人的日子。这不仅是从党组织的安全着想，而且也是革命大势的需要。
新年到了，上海人刚刚过完圣诞节，接着又像过春节那样放起爆竹，燃起烟火，家家户户欢欢喜喜地过起了新年。在这样热闹的节日里，无论是举行结婚典礼的新郎和新娘，还是赶来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乃至于党的主要负责人，都不会引起敌人的警觉。有着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罗亦农，几经权衡利弊，并征得有关部门的同意，把和李文宜举行结婚典礼的日子定在了一九二八年的元旦。
但是，罗亦农为了完成党交给的工作，上午还要同周恩来、瞿秋白等去看望已被解职的陈独秀。自然，准备婚礼的事情就落在了李文宜一个人的肩上。
太阳就要转到正南方了，李文宜把一个不大的客厅布置得分外喜庆。为了迷惑敌人，她不仅在门上贴了大红的喜字，而且窗户上也贴上了吉祥的剪纸。罗亦农兴致勃勃地赶回家，从客厅到洞房检查了一遍，满意地说着“好！好……”当他的目光再集中到李文宜那幸福的脸庞上的时候，他突然又变得十分严肃起来，很有分量地说道：
“文宜，牢牢地记住吧，你我从今天起，就真的成了战友加夫妻了！”
“看你，现在都到什么时候了，还发议论！”李文宜爱责地说罢，转身取来一身西服，“一会儿贵客就到了，快进屋去换衣服吧！”
罗亦农刚刚穿好新郎装，挽着身着红色旗袍的新娘李文宜走出洞房，只见扮成各行各业职员的同志相继赶来贺喜，客厅中一派喜庆的气氛。少顷，化装成商人的周恩来挽着邓颖超走了进来，未等新郎和新娘开口，邓颖超就向新娘李文宜献上一束鲜花，笑着说道：
“祝新郎和新娘结婚后的生活，像鲜花一样的美好！”
“我还要再加上一句，”周恩来微笑着说，“祝新郎和新娘白头偕老！”
邓颖超与周恩来的祝词，引来了一阵阵欢声笑语。
接着，扮成大学教授的瞿秋白挽着夫人杨之华走进客厅。杨之华把一瓶红葡萄酒交到李文宜的手里，十分豪气地说道：
“为了向新郎和新娘结婚致喜，也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请喝下这瓶葡萄酒！”
在这样的场合，文人气十足的瞿秋白，却很不擅长说这类吉祥喜庆的话语，也或许是他的心中想的只有革命，他竟然忘记了自己是来参加结婚典礼的，就像是在平日交代革命工作那样，严肃地说道：
“今天，我必须告诉新娘，我们的新郎官婚后不是和你去度蜜月，而是……”
“赶往外地，发动年关总暴动！”陈独秀边说边严肃地走进了客厅。
参加婚礼的人们寻声一看，只见陈独秀右手抱着一对洋娃娃，左手拿着一把用红绸扎好的筷子驻步客厅，惊得大家愕然相视，敛口无声。就连瞿秋白，也只会讪然地答说“对！对……”可是陈独秀却厉声地说道：
“我反对！因为你们搞年关总暴动的决定，恰好给重新上台的蒋介石一个屠杀革命者的机会。”
周恩来十分清楚，这种场合绝不是讨论年关暴动正确与否的地方。为了改变这骤然变冷的婚礼气氛，他急忙打圆场说：
“陈先生，你可算是我们的老家长了，请发表祝词吧！”
陈独秀果真摆出了一副老家长的架势，把两个洋娃娃交到李文宜的手中，将一把用红绸扎好的筷子交到罗亦农的手里，然后才郑重地说道：
“我祝愿新郎新娘婚后幸福，早得贵子！”
周恩来带头鼓掌。接着，客厅中响起了一阵掌声。为了把这欢快的气氛推向高潮，他主动地打开瞿秋白与杨之华送的那瓶红葡萄酒，首先给陈独秀斟了一杯，接着又相继为来宾斟满酒杯，高兴地说道：
“为祝愿新郎新娘早得贵子，也为了全中国美好的明天，干杯！”
新年伊始，瞿秋白等同志依然希望在全国出现万象更新的革命局面，并把这种希望寄托在年关总暴动上。这是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当时中国“革命潮流一般的普遍和高涨”，“中国仍然在直接革命形势之中”。结论是：“领导工农兵士群众暴动而夺取某一省或几省的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以扩大革命胜利于全国”，是“绝对正确而必要的政策”。
周恩来历经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失败，他渐渐地清醒了。虽说他并未认清“左”倾盲动主义的本质，但血的教训告诫他，不顾敌我形势的盲目暴动是要不得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认为“两湖工作很严重，在布置暴动的工作上缺点太多”。经他提议，中央“决定李维汉为中央巡视员到武汉巡视，停止原定的两湖年关总暴动，并对两湖的暴动重新加以部署”。
正当周恩来严肃考虑湖北应如何实现“迅速发展游击战争到割据的局面”时，他接到了周逸群同志的报告：由于“一个共产党秘密机关被敌人破获，敌人知道贺龙到了上海，下令严密搜查”。所以贺龙只得停止一切活动，严密隐蔽起来。第二天，刘伯承、林伯渠登船走了，贺龙未能成行，在中共中央机关等了十几天，仍然走不成。在这段时间里，贺龙反复考虑自己以后如何行动有利。他想，既然去不了苏联，就去搞红军吧。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周逸群，请周逸群向周恩来报告。
周恩来清楚地知道，贺龙回湘西闹革命的想法，远在南昌起义尚未完全失败的时候就产生了。在一次由周恩来主持的军事会议上，贺龙就明确地说过这样的话：“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到湘西，我要卷土重来！”贺龙回到上海后也多次向党中央反映：“自己有一股不服气思想，不相信就打不赢蒋介石，所以就想回湘鄂西建立武装，以为总会搞起来的。”对此，周恩来审时度势，反复权衡，认为贺龙在湘鄂西一带搞了十多年，在下层群众中堪称是一面旗帜，很具号召力；另外，贺龙从戎多年，会指挥打仗，能把暴动的普通群众变为英勇善战的红军。因此，他同意由贺龙出面，在湘鄂西搞武装。他一见贺龙的面，就开门见山地说：
“我今天来看你，主要就是想听你谈谈有关的情况。”
贺龙一听周恩来的口气，知道周基本上同意自己去湘鄂西搞武装的想法了。所以，他也很实在地说：
“从武汉到湘西沿长江一带的车湾、藕池、新堤、调关的驻军，有些是我过去的部属。长江两岸土匪多得很，大多数是被逼上梁山的穷苦农民，是可以收编改造的。湘西是我的家乡，我从民国五年开始就在那里拖队伍，和北洋军阀打了十年的仗，我人熟地熟，干起暴动来更方便，有成功的把握。”
周恩来边听边暗自思索，认为贺龙讲的都是事实，因而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支持贺龙回到湘西去闹暴动，搞武装。但是，周恩来认为贺龙也正因名声大、认识的人多，在一定情况下，这些有利条件也会变成危及他生命安全的不利因素。对于他如何从上海溯长江而上，顺利通过南京、武汉等码头的检查，周恩来心里是没有底数的。为此，他严肃地问：
“一路上的安全，你有几分把握？”
对此，贺龙想过不止一次了，他显得是那样的轻松，当即说：
“问题不大，上了船我自己当心点儿，到了汉口，我就能活动了。沿长江走水路回去，我有把握。你难道忘了，我叫贺龙，龙归大海哟！”
周恩来听后笑了起来，接着就又对贺龙说：“我个人同意你的要求。但事关重大，需中央研究决定。”贺龙当即答说：
“还是那句老话：我一切听从党的安排！”
一九二八年一月六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湖北省委的问题，周恩来正式把贺龙的要求提了出来，并且详细介绍了贺龙的历史，分析了贺龙的情况。出乎周恩来所料的是，参加常委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当即表示不赞成，理由是可笑的，担心贺龙“回去变成军阀”。周恩来历数贺龙在南昌起义过程中的表现，“坚持认为贺龙应该去湘西，到那里可以充分发挥作用”。这样一来，常委会上就发生了分歧。周恩来针对共产国际代表对贺龙的担心，再次有策略地重申，“主张在有能力领导的情况下，派贺龙回湖南”。并得到与会常委的同意。
一九二八年一月八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会议。在讨论两湖暴动问题时，“周恩来再次提出贺龙的要求和自己的看法”，进而又“提出湘西特委是很重要的，要派一批人去，造成割据局面”。最后，“中共中央常委同意了贺龙回湘西搞武装斗争的要求”。同时，常委会还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作出决定：“成立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柳直荀、徐特立为委员。”
会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同周逸群谈话，提出‘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的方针，要他们组织湘鄂边前敌委员会，发动群众，建立工农革命军，开展武装斗争，并派卢冬生护送前往”。
贺龙听后真是高兴极了！遂与周逸群等在留居上海期间，积极做回湘西的准备。
在这不算长的时间里，为确保贺龙沿途的安全，周恩来不仅动用了党的情报机关，而且还请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郭亮在武汉做好接应工作。贺龙就要上路了，周恩来特意请贺龙、周逸群吃饭，以壮行色。
贺龙与周逸群为让周恩来放心，在赴宴的时候化了装，“贺龙剃掉了蓄留多年的短胡子，身穿水獭领皮大衣，头戴海龙帽子，围着宽羊毛围巾，戴着深茶色水晶眼镜，打扮成一个大资本家的模样。周逸群打扮得像个管账先生”。周恩来一见贺龙和周逸群的样子，笑着连声说道：“好！好！”但是，当他再仔细一打量贺龙的装束，便说道：
“像你这样身份的资本家，身边光有周逸群这样一个管账先生还不行……”
“请放心，”周逸群忙接过话茬，“同行的还有卢冬生等三人，都根据贺龙的身份化了装。”
周恩来放心地点了点头。接着，他又于席间当面对贺龙说：“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为委员，负责发展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到了汉口便与湖北省委书记郭亮联系，接头地点是谢弄北里十七号。”
一九二八年一月中旬，贺龙、周逸群等离开上海去武汉。沿途，贺龙战胜了一个个艰难险阻，骗过了大大小小的国民党特务，终于到达了洪湖。正如贺龙自己所说：“我叫贺龙，龙归大海哟！”他终于在湘鄂西打出了一块红彤彤的天地，创建了三大主力红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但是，历史不应忘记：是周恩来在说服了共产国际代表的不同意见后，常委会才作出决定：同意贺龙回湘西搞武装。
五
广州起义与长沙“灰日”暴动相继失败之后，作为中央组织局主要负责人的周恩来，必须审时度势，实事求是地处理各地暴动计划以及相关的遗留问题。
首先解决的是有争议的武汉暴动。
早在一九二七年十月，宁汉战争爆发，南京下令讨伐武汉方面的唐生智。湖北省委和长江局在罗亦农不在的时候，先后召开了第九次委员会，“讨论唐生智败退时党的政策，主张利用宁汉之战趁机在武汉三镇举行暴动”。十月二十八日，长江局书记罗亦农自长沙回到武汉，召集长江局会议，他力排众议，于“次日通过了罗亦农起草的《长江局最近政治决议案》，认为‘目前绝非继续总的暴动时期’”。诚如李维汉事后所追论的那样：“就武汉当时的情况而言，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根本形势并未改变。当时，我们在武汉只有六百名党员和三千名工人群众，要想夺取敌人的中心城市是不可能的。”因此，罗亦农不赞成武汉暴动的意见是正确的。
但是，“共青团湖北省委一部分人却指责这是长江局决议案的错误和省委领导的错误，并认为：如果利用这次时机，‘在武汉我们不仅可以推翻敌人的政权，而且可以把革命的政权建立三天至五天之久’”。随着形势的发展——主要是受党的“左”倾错误的影响，团长江局、团湖北省委代表刘昌群、韩光汉“向中央控告罗亦农和党的湖北省委在唐生智溃逃时‘畏缩不前，临阵退缩’，‘犯了极严重的机会主义之错误’”。
中央收此报告之后，在“左”的错误思潮的指导下，派出了一个由苏兆征、贺昌、郭亮组成的三人特别委员会前往湖北查处。“特委赴湖北后，采取了错误的党内斗争方针，对武汉问题作出了错误的决定”。对此，罗亦农的妻子李文宜作了如下记述：
中央特派员一到武汉就宣布停止座谈会，并宣读了中央的命令：“一、停止两湖巡视员罗亦农的职权；二、湖北省委常委停止职权，听候查办。”特委代替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号召到会干部检举亦农和省委的错误，取消了省委在会上的发言权。亦农没有申辩的机会就被强迫立即离开武汉回沪。
面对如此沉重的打击。罗亦农没有动摇和屈服，他依然留在中央照常工作。与此同时，“他向中央写了答辩书，并要求中央停止他在中央的一切职务，仍派他到莫斯科去深造，或到农村去工作”。
中央，尤其是周恩来认真地研读了罗亦农的答辩书。在周恩来的参加下，政治局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通过了《关于湖北党内问题的决议》，肯定了罗亦农上年十月间在长江局“反对马上暴动是对的”，批评了一部分同志不顾及实际条件就决定暴动，“是有玩弄暴动的危险的”。十一日，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关于湖北工作的文件。十四日，中央发出给湖北省委的信，指出：“中央认为你们有无政府党与盲动主义的倾向，即是认为一切的斗争都是暴动，无往而不暴动，一切解决于暴动。”要求湖北省委“赶快停止无政府党、盲动主义的行动，很艰苦的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工作，在领导工农群众的日常的斗争中，去发动与创造群众的革命大潮”。为了妥善解决湖北问题，遂决定派遣李维汉到两湖去，“停止两湖同时搞阴历年关总暴动”。
诚如前文所述，这时的周恩来虽然没有全面认识党的“左”倾错误，但他在血写的教训中渐渐清醒，并努力通过具体的工作，把不必要的牺牲减少到最低限度。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忙于解决上海暴动的问题。
所谓上海暴动，是由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初，江苏宜兴、无锡的农民相继暴动起来，斗争是英勇的。这就引起了上海暴动问题，即以上海响应宜兴、无锡暴动的倾向在江苏省委中发展起来”。并认为“今日上海举行暴动，可说比从前三次大暴动(即三次工人起义)的时机尤为成熟”。“应即召集活动分子大会讨论执行。绝对不准丝毫犹豫，凡犹豫不积极执行者，省委必须不容情的予以最严厉之处罚”。更为可笑的是，他们还想出了发动上海群众举行暴动的特别方法：“先用几个武装的红色恐怖队去一厂一厂地威吓工人罢工，如此弄成总罢工，这样，暴动就可以起来而获得成功！”结果，诚如李维汉所说：“他们这样做反而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
对此，熟悉上海情况的周恩来积极向中央建议，及时地纠正了这种错误的暴动形式。
但是，如何才能把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以及它的数十万产业工人发动起来，重新投入到无产阶级革命大潮中去呢？这成为周恩来所面对的且又必须解决的一大课题。为此，他经常与中央妇委、江苏省委等有关的负责同志谈话，希望能把红色革命的摇篮——上海，搞成为中国的巴黎和莫斯科。一天，时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向他汇报工作，二人就此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陈乔年回到上海之后，在此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坚持地下斗争是很不容易的。他经常不断地变换斗争方式，巧妙地和敌人周旋，才确保江苏省委安全地进行工作。或许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擦亮了他的眼睛，也或许是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促他深省，他对中国现阶段的革命形势和任务渐渐地认识得更清楚了。他不赞成在全国盲目暴动，更不赞成在上海再搞什么样式的起义。为此，他脚踏实地，“秘密地深入工厂、机关和学校，联络同志，召开会议，部署工作。经过他们的努力，大革命失败后曾遭严重破坏的上海党的各级组织得以迅速恢复和巩固。上海的革命力量亦开始重新聚集，为革命运动的新高涨准备了条件”。对此，周恩来是欣赏的，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周恩来在听取了陈乔年的汇报之后，分析了全国的革命形势。他认为蒋介石复出之后，一手紧紧抓住兵权，重新整顿军队，把参与逼蒋下野的何应钦撤职，让在蒋氏军事集团中供职的将军都明白：只有跟着他蒋某人走才有出路。结果，蒋氏牢固地控制了军队。接着，蒋氏又把另一只手对准共产党，出动军队镇压全国武装暴动的工人和农民，从而使革命人民的鲜血染红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为此，他有些沉重地说道：
“据罗迈同志的报告，两湖年关暴动失利，郭亮等同志的处境十分险恶。”
对此，陈乔年似在所料之中。他指出：“江浙一带的农民暴动也损失惨重，很多基层的领导同志在暴动中牺牲了。”因此，他坦诚地说道：
“我和不少同志交换过意见，对全国总暴动的路线是存疑的。至于再搞什么上海暴动，我认为应当先与各区委的负责同志座谈，全面地估量一下敌我双方的情势，然后再作决定。”
周恩来是同意陈乔年的意见的。接着，他们二人谈了如何扎扎实实地做工人的工作之后，周恩来又叮嘱道：
“乔年同志，深入基层工作，一定要注意安全。据来自内线的消息，蒋某人正在建立庞大的特务组织对付我们。”
“请放心，我们活动，尤其是开会的地点是秘密的，不会发生问题的。”陈乔年自信地答说，“另外，中央妇委的同志，包括一些做基层工作的同志，都可以利用办工人夜校的形式，稳步地把工人组织起来。”
周恩来赞成这一建议，并告知有关部门：中央妇委的同志们业已行动起来。
不久以前，“邓颖超接替杨之华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蔡畅、杨之华、李文宜、庄东晓等八人是妇委委员”。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尽快把上海妇女运动纳入革命的轨道，邓颖超在自己的新居召开中央妇委工作会议。这天，她“穿着墨绿色的旗袍，头上梳着圆髻，完全是家庭主妇模样。圆圆的脸上，漾着温厚热情的笑容。只有那双清澈的眼睛，不时透露出地下工作者的警惕与机智”。少时，蔡畅、杨之华、李文宜、庄东晓等相约赶到，走进二楼客室——今天妇委开会的地方。为了安全，她首先带着与会的妇委参观新居，楼上楼下，看了一遍。最后，她指着阳台上那盆月季花，说道：
“你们以后来，要是看不到这盆月季，千万别进来。”
与会的中央妇委自然都清楚这盆月季的妙用，遂都点头称是。旋即，邓颖超指着摆在客厅中央的一张方桌，请与会的妇委落座，然后又把一副麻将牌往方桌的中央一倒，笑着说道：
“万一有人闯进来，我们以打麻将作掩护。”
与会的妇委遵命洗牌，故作认真的样子打起了麻将。心细的邓颖超边打麻将边讲道：
“中央妇委委员八人，今天到了五位，其他三位可能有事没有来。为了掩护工作，我建议我们按照上海女工和市民们结拜姐妹的方式，结成姐妹。如有意外，盘查起来，就说我们是小姐妹聚聚，在一起玩玩小牌。”
大家一致赞同邓颖超的点子，遂又论起了年龄。蔡畅和杨之华都是一九〇〇年出生，蔡畅大几个月，自然是八姐妹中的大姐，杨之华居第二，为二姐；才与罗亦农结为夫妻的李文宜生于一九〇三年，是为三姐；不知何故未到会的贺治华(又名贺稚华)是四姐；时年二十三岁的邓颖超自然就被与会的蔡畅、杨之华、李文宜称为五妹了；而“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来、在中共中央国际联络处工作的共产党员和中共中央妇委委员庄东晓”二十岁，年纪最小，就成了八妹。值得一记的是，“邓颖超还用五妹的谐音‘伍美’做笔名，写了不少文章”。姐妹称呼排定之后，她们就边打麻将边商议工作。“当时中央妇委实际上只能领导上海的妇女工作，偏重女工工作和宣传工作”。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在女工为主的工厂办夜校，在教女工认字的同时提高她们的觉悟，为革命积蓄力量。
正当她们热烈交谈的时候，“留着大胡子，穿着一身长袍马褂，打扮成一名上海滩常见的商人模样的周恩来回来了”。年纪最小的八妹顽皮地说道：
“看，我的五姐夫到了！”
周恩来听后犹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看看与会者的表情，不解地问道：
“小超，这是怎么回事？”
邓颖超笑着把拜“干姐妹”的事说了一遍。周恩来听后频频点头，称赞道：
“还是你们女同志有办法，很快能适应上海的特殊环境，想出掩护工作的好办法。”
对此，文雅端庄的蔡畅抢先指出：“拜干姐妹”的点子是邓颖超想出来的。接着，又玩笑地说道，“就年龄而言，恩来是我的兄长。可今天，我就要不客气地叫你五妹夫啦！”
“我嘛，也沾五妹的光了，”秀丽温柔的杨之华也笑着说，“这回你可得妇唱夫随，委屈你当我们的五妹夫了。”
周恩来被这火热的气氛感染了。他与其说是为这次妇委会议助兴，倒不如说是用实际行动支持妇委的工作，遂主动提出请与会的妇委委员吃午饭，而且还要亲自下厨露一手，庆贺妇委八姐妹结拜的喜事。
能吃到周恩来亲手做的饭菜，与会的妇委自然是高兴的。但是，她们，尤其是“蔡畅同志知道，党的经费十分困难。周恩来每月的生活费只有十二元，邓颖超八元，此外分别有交通费五元和三元。凭这二十八元维持三个人的生活”是不富裕的，因此她们实在不好意思要周恩来破费。邓颖超却坚持说道：
“让他去吧，难得他今天这样高兴。我们乐得吃他一顿现成的饭。”
周恩来的拿手菜是红烧狮子头，外加色香味俱佳的淮阳菜。大家边吃边夸他的烹调手艺高超。
但是，周恩来却利用这难得的“会餐”机会，比较全面地了解了中央妇委的工作情况，以及上海妇女运动开展的概貌。当他听说妇委委员——四姐贺治华无故不来参加会议之后，遂警惕地问道：
“你们了解她的思想情况吗？”
与会的妇委委员都微微地摇了摇头。
对此，周恩来指出，一定要严肃纪律，提高警惕，要掌握每一个同志的思想情况，谨防不测事件发生。最后，他以商量的口气说道：
“春节就要到了，你们妇委可否利用年关深入到工人家中，帮助那些困难的工人过个年？”
与会的妇委一致赞成周恩来的建议，会后大家分头深入到工人家里，帮助工人度过年关的同时，再做些实地的调查。从此，中央妇委的工作从单纯地配合发动城市暴动，逐步转向教育、提高工人的觉悟方面来了。
也就是在这前后，周恩来从李一氓口中获悉：郭沫若于南昌起义失败之后，辗转来到上海，由于突然得了一场大病，延误了去苏联的时机。时下，他大病初愈，向党请示自己下一步的行动。周恩来当即说：
“一氓同志，请尽快安排我与沫若同志相见。”
郭沫若远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时候就认识周恩来了。但是，他们由相识到相知还是在南昌起义之后。面对起义失败的危局，发着四十摄氏度高烧的周恩来，仍亲自指挥战斗。他这种英勇无畏的气概，以身作则、严于解剖自己的革命精神，指挥若定的雄才大略，深深地感染了郭沫若。毫不夸张地说，他从周恩来等人的身上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这无形的精神力量，激励着他永生永世跟着共产党革命不息！同时，南昌起义失败，特别是队伍被打散之后，郭沫若离开了周恩来等同志，这就更引起他对病中的周恩来的怀念。他在《海涛集神泉》中曾记下了他这时的真实情感：
朋友们的去向，丝毫也不知道。特别是病中的恩来，时常在我的脑海中回旋着，我不知道他的病是不是好了，是不是脱了险，顺畅地到达了海陆丰？这要算是不幸，又因偶尔的差池，便和他们离开了。那许许多多精神上的支柱，中国革命的火种！
有这些火种的存在，中国革命的火，依然要燃起来，而且会从地心燃出，而不是在地面上燃鞭炮了。革命是人民的大翻身，人民没有动，革了什么命呢？二千多年来的封建关系丝毫没有动，革了什么命呢？耕者已经有其田了吗？工人的组织不是刚在萌芽中便被摧残了吗？这样怎么能够应付国内的反动派？怎么能够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
是的，种子进了农村！这应该是深入，是进展，而不是失败！
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郭沫若由香港潜往上海，找到了他的日本夫人安娜和孩子们，潜居在窦乐安路的一家弄堂的房子里，周围住的都是日本人，这在白色恐怖的上海还是比较安全的。起初，党组织安排他全家去苏联，暂时躲避敌人的屠杀。正当他举家准备登船北上的前夜，他突然得了一场大病，错过了船期。不久，他大病初愈，一时间“民族的苦难，阶级的义愤，以及对未来的希望，一齐涌入他的心头，形成了他的又一个诗的火山爆发期”。在这朔风凛冽，寒冬漫漫的上海，他“在床头、藤椅上把捉着笔，写下了二十多首诗”。事后，他收入诗集《恢复》中。平日，他蛰居家中，思索着革命的未来。但是，每当听到搜捕共产党人的警笛声时，他唯有对着阴霾的长空，以高昂激越的声调吟咏明志的诗篇：
我们的眼前一望都是白色，
但是我们并不觉得恐怖。
我们已经是视死如归，
大踏步地走着我们的大路。
要杀你们就尽管杀吧！
你们杀了一个要增加百个：
我们身上都有孙悟空的毫毛，
一吹便变成无数的新我。
郭沫若这犹如投枪的诗篇一经刊出，就像是一颗颗炸弹炸开了敌人的封锁，给上海引来了一道道希望的光亮，也给革命低潮中的共产党人以信心，以力量。在这期间，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时时都在关注郭沫若的诗作，并于万籁俱寂的深夜低吟这匕首似的佳篇：
我已准备下一杯鲜红的寿酒，
朋友，
这是我的热血充满心头。
要酿出一片的腥风血雨在这夜间，
战取那新生的太阳，
新生的宇宙！
诗为心声。周恩来从这呐喊似的诗篇中看到了郭沫若那颗红红的跳动的心！他为诗人那特有的革命激情所激动，也为诗人那发自内心的怒吼而欣慰，因为革命失败的大浪不仅淘尽的是泥沙，而且还凸显出千古风流人物！但是，当他想到重新上台的蒋介石必将更加残酷地镇压共产党人的时候，他就不止一次地请李一氓等同志转告诗人郭沫若：
“要注意斗争策略，要确保自己的安全。”
郭沫若在蛰居上海期间，诚如李一氓所记述的那样：“一批和创造社有联系的日本留学生，放弃了大学毕业回国来了。他们是彭康、朱镜我、李初黎、冯乃超、李铁声。处在革命低潮的时候，他们反而怀着饱满的革命热情，想为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贡献力量。”自然，他们陆续集结在郭沫若的麾下，并在上海大力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对此，郭沫若满怀革命的热情，领导了这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他们首先恢复《创造月刊》，举办《文化批判》，在初步传播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同时，批判了新月派鼓吹文学“忠于人性”等反对革命文学的“山羊式”的理论，推动了革命文学的发展。但是，这些从日本回来的青年，他们在开始一个短时期，其“言论曾经针对过鲁迅，因此，引起双方很尖锐的笔墨官司，把郭沫若、成仿吾也牵扯进去了”。此乃后话。
周恩来十分重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兴起，他考虑到未来文化战线斗争的需要，通过李一氓等人很快接见了这批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文学青年，“鼓励他们为革命事业奋斗”。随着蒋介石的复出，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甚一日，为了郭沫若的安全，周恩来时时都在关注郭沫若下一步的行踪，并和有关同志协商，“决定安排他到日本去”。
查郭沫若写的日记《离沪之前》，二月九日写道：“豪(伍豪即周恩来)兄不来，一时也不能动身。恐陷十一号不一定能够走成。”二月十日的日记写道：“豪和民治来，同吃中饭，仿吾亦来，约了初黎等来谈话。晚伯奇来，留仿吾与伯奇在家吃晚酒，颇有醉意。决定期乘十八号的‘坎拿大皇后’。”由此可知，郭沫若这次旅居日本，的确是由周恩来等同志安排的。同时，还可以确定周恩来这次往访郭沫若的时间是二月十日。
周恩来自南昌起义失败与郭沫若分手已近四个月了！虽说在这期间，他们共处上海也有三个多月的时日，但敌人的屠杀政策却把他们分开了，要见上一面也是很难很难的。好在他们的心是相通的，其间又有李一氓等人传递信息，并不感到很难相见。可是，他们之间毕竟共同经历了南昌起义失败后的生死离别，而时下这次难得的相见又将意味着更长期的离别，因此他们都有着千言万语想说，但又不知从何说起的情意和痛楚！也或许是出于这种难以言喻的情意和痛楚，郭沫若拿出了月前和着血泪写就的《怀亡友》诗相赠。周恩来明了诗人的用意：以诗述说自己的心声。为此，他当即捧读、低吟：
我们的相识虽然还不上半年，
我们的亲密实际上如同兄弟一般。
你有一个赤诚的性格，不免迂得一点，
但别人说你的计谋是十分周全。
那时候希望还笼罩着我们的大陆，
我们同居在岭南，革命的策源地点。
那时候你劝我实际的行动。
我兴高采烈地随着大军北伐中原。
读罢这首《怀亡友》诗，周恩来清楚郭沫若悲悼的亡友，是他早年在德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战友孙炳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七天——四月十九日，时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的孙炳文，即被蒋介石残杀在上海的龙华。周恩来知道，孙炳文是促郭沫若走上革命之路的好友，因而孙的死对郭的震撼是很大的。早在南昌起义退往潮汕的路上，郭沫若就曾多次向周恩来表示对孙炳文的追念。时下，他拿出这首《怀亡友》诗呈送周恩来，除去再次哀悼共同的亡友孙炳文以外，还表示对共同的敌人蒋介石无比的愤恨。自然，他还希冀借此向周恩来示喻自己不忍离去的矛盾心情。对此，周恩来完全理解诗人那火一般的革命热情和矛盾的情愫，他沉吟片时，低沉地说道：
“为了今后少读几首这样的《怀亡友》诗，或者说今后还有为亡友吟这样《怀亡友》诗的诗人，你应当尽快地到日本去。”
郭沫若完全明白了：周恩来，或曰党中央为什么一定要他离国他去的原因和决心。因此，他不再说些什么，自己未来的行踪完全听从周恩来的安排。
郭沫若是一位“朝闻道，夕死足矣”的革命诗人。在今天的相见中，他从周恩来的话中不仅认清了革命的形势，而且还看到了自己作为一位革命家的不足。为此，他坦诚地讲了自己在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过程中，认真地“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某些章节，译过《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唯物史观的公式，还学习过列宁的《党对于宗教的态度》、斯大林的《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领域内的党的政策》、哥列夫的《无产阶级的哲学》等书”。最后，他又谦虚地请教：
“我到日本之后，还需要读哪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你是研究学问的大家，我想你会视情况而定的。但是，”周恩来有意停顿片时，复又加重语气说道，“我以为你要身在异境，心系中国的命运。”
郭沫若郑重地点了点头。
“你是当今中国文坛上的一面旗帜，虽然暂时离国东渡避难，但仍要时时关注，甚至还要亲自参与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但是，”周恩来看了看蹙眉静听的郭沫若，又补充说道，“要以不引起敌人的怀疑为限。”
时至午时了，郭沫若的日本夫人安娜请周恩来等人吃午饭。
也就是在吃饭期间，周恩来想到了郭沫若东渡日本之后，他这一家六口的吃穿，从某种意义上说就仰仗诗人手中的那支笔了！这应当说是相当艰难的。为此，他取出身上仅有的钱，说道：
“沫若同志，党考虑到你到日本后安家的困难，希望你能收下这笔钱。”
“不，不……”郭沫若看着周恩来手中的钱，他那颗诗人的心颤抖了。“眼下，党的各级组织比我更困难，更需要这些钱，就留给党吧！”
周恩来怀着依依惜别之情送走了郭沫若。出乎他所料的是，六天之后——二月十六日，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陈乔年突然被捕了。他一边焦急查询被捕的原因，一边向有关部门发出指示：
“要不惜一切代价，要调动一切力量，务必把陈乔年同志营救出狱！”
六
二月十六日，江苏省委在陈乔年的主持下，于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召开各区组织部长联席会议。与此同时，上海总工会也在酱园路召开各区特派员及各产总主任联席会议。由于叛徒告密，早有预谋的敌人突然包围了这两个会议的会址。结果，陈乔年、郑复他、许白昊等江苏省委和上海总工会机关的负责同志共十一人全部被捕。
与此同时，就在陈乔年等被捕的前后，陈氏兄弟——陈果夫与陈立夫遵从蒋介石的旨意，建立并完善了蒋介石的“军机处”——中统特务组织。
中统，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它和军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一样，是蒋介石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御用工具。接着，陈立夫又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于一九二八年二月把隶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改称调查科，并隶属蒋介石任部长、陈果夫任代部长的中央组织部。因此，这时中统特务组织的全名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陈立夫兼第一任科长。由于陈氏太忙，科长没当几天，就又将调查科的负责工作交给了亲信杨剑虹。
陈乔年被捕之际，陈立夫正在南京，尚未卸去调查科长之职。他获悉陈乔年等人被捕是高兴的，自誉为是“开门大吉”。但是，由于当时党的组织关系是单线联系，出卖陈乔年等人的叛徒并不知被捕人员的真实身份，更不认识哪一位是陈乔年。这对陈立夫而言虽是美中不足，可在他看来却是小事一桩，因为他坚信只要一动大刑，或施以“钱”、“色”等软性手段，这十一个被捕的共产党人的身份就自然清楚了。
说到审讯陈乔年等人，陈立夫马上就想到逮捕地点是在英租界。按照当时的规矩，国民政府设在上海的专政工具——警备司令部和公安局等机关，均无权在租界区捕人。如果在上海工部局所属各国租界逮捕了中国人，也必须通过所谓“引渡”手续，才能转到蒋氏王朝设在上海的有关单位。换言之，若想审讯陈乔年等共产党人，必须先向英租界办理“引渡”手续。
说到办理“引渡”手续，陈立夫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海上闻人”杜月笙。为此，他请示了蒋介石，当即要通了上海杜公馆的长途电话，打着蒋介石的旗号，要杜月笙帮助办理“引渡”手续。
世人皆知，杜月笙是青帮大亨，他背靠洋人起家，借着走私鸦片等发迹。所以，他的触角伸到了上海各个地方。待到他协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又被蒋氏晋封为少将顾问之后，他就真的变成了上海的“霸主”。对此，一代报人徐铸成先生曾写过这样一段话：“连蒋介石、帝国主义分子、租界当局也要‘买’他的‘账’，同是‘闻人’，虞洽卿、王晓籁成名比杜早，但一切还要看杜的颜色行事，有时还要借助于他的声光。”因此，杜月笙收到陈立夫自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当即答说：
“请陈先生放心，我立即给英国巡捕房政治部兰普逊探长打电话，请他立即把这十一个共党分子引渡给淞沪警备司令部。”
英国巡捕房探长兰普逊是横行上海滩的洋鬼子，但他自知和杜月笙还不是一个等级的人物。另外，他清楚要在上海安全立足并能顺利办成事情，杜月笙是得罪不起的。因此，这些年来，他与杜月笙等“海上闻人”沆瀣一气，办了数不清的丧尽天良的坏事！今天，他一听杜月笙的口气，是蒋介石请他兰普逊“引渡”被捕的共产党人，故十分痛快地答说：
“杜先生的事就是我的事，蒋先生的事也就是我们英国人的事。请杨司令派人接办引渡手续。”
兰普逊所称的杨司令，就是时任上海警备司令的杨虎。他与时任上海国民党政治分会委员的陈群狼狈为奸，自“四一二”大屠杀始，残杀了难以数计的工人和共产党人。由于他们一个叫杨虎，一个叫陈群，故被时人称为“虎狼成群”，足见他们作恶多端。杨虎接到杜月笙的通知，当晚就把陈乔年等十一位共产党人引渡至警备司令部，收押在天字监一号牢房。
然而由于中共中央的情报系统尚未完善，莫说对出卖陈乔年等人的叛徒一无所知，就是对陈立夫、杜月笙等如何与英国巡捕房探长兰普逊勾结，秘密引渡陈乔年等人的经过也不知情。为此，周恩来几乎是以命令的口吻再次下达指示：
“要尽快查出出卖陈乔年的叛徒，一定要设法营救陈乔年等同志出狱！”
周恩来从获悉陈乔年被捕的同时，近似条件反射地想到了陈独秀。诚如前文所述，半年多以来，他不仅被党中央撤掉了总书记的职务，而且还牺牲了他的长子——也是周恩来留法时期的战友陈延年。时下，他最疼爱的次子陈乔年又突然被捕入狱，且十有八九将被敌人送上断头台，这对已近半百之年的陈独秀而言，打击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周恩来在下达了营救陈乔年的指示后，又很有感情地对李强等同志说道：
“乔年同志被捕的消息不要声张，尤其不要告诉乔年的父亲仲甫同志。”
但是，负责保卫中央安全的主要领导人顾顺章在获知陈乔年被捕的消息之后，很快就告诉了陈乔年的妻子史静仪同志。周恩来听后严肃地批评道：
“顺章同志的这一做法是欠周全的。你们想过没有？告诉了史静仪同志，岂不等于告诉了仲甫同志？仲甫同志一旦获悉乔年被捕的消息，他又要承受何等大的精神打击？”
周恩来历经深思，决定前往访问陷于无限悲痛中的陈独秀。
据史记载，陈乔年虽然不赞同父亲所代表的路线，但“乔年同情父亲的遭遇，也赞同父亲的某些意见。但他对父亲与党中央之间的矛盾，很感为难”。他作为儿子，还时常来看望已经为中国革命失去长子的父亲。这对陈独秀来说，无疑也是一种极大的精神安慰。就在上次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和陈独秀谈话之后，陈乔年听说有些人把父亲的意见“当做笑话到处宣传”，他劝告父亲不要再给中央写信了。“陈独秀听了乔年的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再给党中央写信。”他在关注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同时，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和音韵学问题”方面。从上述事实说明，陈独秀与陈乔年的政见有分歧，但并没有影响父子的亲情。从某种意义上说，陈乔年成了失意父亲的一种精神寄托。因此，当陈独秀获悉陈乔年被捕的消息之后，他的精神支柱几乎全部崩溃了！
说到陈独秀对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被害后的悲愤之情，以及对独夫民贼蒋介石的痛恨，世人是很少知悉的。直至四年之后他被捕入狱，且在蒋记的狱中过了近五年的铁窗生活，他于狱中突然听说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发动西安事变，把蒋介石囚于西安，还再次表达了他对延年与乔年等烈士的追念，以及对屠杀革命人民的刽子手蒋介石的痛恨。对此，同案人曾作过如下记述：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了“西安事变”震动全国。监狱中听到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在西安，莫不喜形于色，欢声雷动……陈独秀对这件事简直像儿童过年那样高兴，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对我和罗世墦说，我生平滴酒不喝，今天为了国仇家恨，我要痛饮一杯。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于是他把酒奠酹地上。他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说，延年啦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接着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读过上述文字，我们就不难想象陈独秀听到陈乔年被捕后的样子了！几天来，他有些失魂落魄，任凭陪伴他的那位女工如何解劝，他只是借酒浇愁，老是重复着这样一句话：
“延年，乔年，你们知道为父此时此刻的心情吗？……蒋某人，蒋屠夫，我陈独秀和你不共戴天！”
也就是在这种特殊的氛围中，周恩来赶到了陈独秀的住宅，宽慰又要失去次子陈乔年的陈独秀。
周恩来是最善解人意的，因此，他也最能体谅陈独秀此时此刻的心情，对陈的一些过火言词不仅不予以答辩，反而以情打动这位党内的“老家长”，希冀他尽快回到党的方针和路线上来。
“请仲甫先生息怒，我今天来的目的，主要是看望你。其次，党的六大就要在莫斯科召开，中央希望你能出席。”
“不去！”陈独秀再次断然作出了答复。
关于陈独秀拒绝去莫斯科的原因，当事人与后来的党史专家有着不同的认识。王若飞认为，陈怕苏联“正在反对托洛茨基，他去时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国际的意见，那时人家一定为了打击托洛茨基的缘故来打击他”。此见不无道理，但纵观陈独秀的一生，尤其是陈在五次被捕时的表现，恐怕还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对此，唐宝林先生在其专著中认为：
第一，是他日益滋长起来的对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不满情绪。他认为中共中央是在排挤他和谭平山两个老人；尤其在大革命失败的错误和责任问题上，他不满意共产国际文过饰非，把他当替罪羊，作为右倾投降主义的代表来批判，甚至出现“某些超过事实的指摘”。他承认，他没有这种“万方有罪在于一人”的雅量。
第二，他自己解释不赴苏的原因时，很强调“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他曾提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并认为大革命失败的错误主要责任在国际身上；而国际之所以错误，在于外国人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他曾反问当时劝他赴苏的人说：“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
总之，陈独秀以他雄辩的口才，向周恩来讲了坚决不去苏联的原因。结果，专程前来看望陈独秀的周恩来无奈而返。
由于陈乔年等同志被捕，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上海问题。周恩来明确指出：“上海要用新的方法来接近工人组织，工作既不是退让、保守的，但亦不是仓促的。即罗亦农提议要老老实实开始党组织的改组工作，准备做长期的斗争。并开始进行党员登记工作，不怕少，只要质量好。”在这次常委会上还作出决定：“由项英、王若飞、李富春、陈炳根、黄平组成江苏省委常委，李硕勋代理浙江省委书记。”
也就是在这前后，赴武汉的中央巡视员李维汉回到了上海。常委在听取了李维汉的汇报之后，“中央认为中央巡视员罗迈同志对于两湖工作的布置和决议及湖北省委自己的决议大体都是对的”。
李维汉历经实地考察，他对两湖暴动的看法是：“湖北农村的斗争比湖南深入，湖南乡村豪绅的统治相当的稳定，同时湖北还有其他的条件，如政治经济的意义和工人区域等等，因此，两湖暴动应以湖北为中心。”但不知何故，中央在收到他的信后，却认为“湘、鄂、赣三省举行暴动，仍应以湖南为中心”。对此，周恩来向李维汉解释了中央的意图。接着，李维汉又讲到两湖的“形势很紧张，武汉和长沙白色恐怖很厉害。湖南省委连续遭到破坏，先是省委书记王一飞被捕牺牲，接着继任书记任卓宣又被捕后叛变”，给湖南省委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也就是在这时，周恩来感到如不考虑实际情况，仍坚持两湖暴动，不仅参加暴动的工人、农民会流血牺牲，而且各级党的组织也会遭到更大的破坏，其中一些负责同志，尤其是像“树大招风”且又坚持在武汉工作的向警予、郭亮等同志的安全，就更增加了危险。于是，他怀着不安的心情问道：
“维汉同志，再详细谈谈郭亮同志、警予同志的情况好吗？”
李维汉告之：根据“中央决定成立湘鄂赣边特委，以郭亮为特委书记”的决定，他“在武汉期间，同郭亮等同志商定了湘鄂赣边特委的区划，决定该特委辖湖南之浏阳、平江、岳阳、临湘，湖北之咸宁、蒲圻、通山、通城、崇阳、嘉鱼，江西之修水、铜鼓，共十二个县，特委机关驻岳阳，受湖北省委领导。郭亮离武汉后，省委书记由刘伯庄继任。郭亮很快即去岳阳就职”。
“郭亮在两湖是鼎鼎大名的人物，他移居岳阳后安全有保障吗？”周恩来仍不放心地问。
李维汉答说：郭亮于二月初离开武汉，“和二十多名干部，分批从武汉南下，进入湘北重镇岳州(现岳阳市)。在翰林街开设煤栈，以作掩护，建立起特委机关，另又在街上开一饭铺做交通站，湖滨还准备了小船。风声紧时，他和特委的干部，就到船上过夜”。最后，他又说道：
“据说，郭亮身着长袍马褂，戴着瓜皮小帽，蛮像个煤栈老板的样子。如无特殊情况发生，我看他的安全是有保障的。”
说到战斗在武汉的向警予，李维汉更是感慨万分。她化名易夏氏，“白天活动于群众中，晚上在法租界三德里九十六号的一间小楼房里，为编写和刻印党的秘密报刊而通宵达旦地工作”。后来，同志们劝她离开武汉，可她却说：“确实，我的处境有困难。可是，唯其这样，我更不能离开。”接着，她加重语气，无比坚定地说了如下这段话：
“大风大浪的时刻，一定要沉着、镇定。武汉三镇是我党重要的据点，许多重要负责同志牺牲了，我一离开，一时无人支撑，《长江》一停刊，就是说我党在武汉失败了，那会叫许多工人怎样失望。这是对敌人的示弱，我绝不能离开！”
周恩来听后虽为向警予的革命精神所感动，但他对向警予的安全却越发担心了！
没过几天，中央获悉湖北省委遭到破坏，军事部长苏先骏以及宋岳林等被捕。中央当即开会作出决定：一面设法组织营救被捕的同志，一面派罗亦农为中央巡视员赶赴武汉，在指导两湖工作的同时，尽快恢复遭敌破坏的湖北省委。罗亦农行前，周恩来仍不放心地叮嘱：
“亦农同志，一定要分外关注郭亮同志、警予同志的安全。”诚如前文所述，周恩来于去年回到上海不久，“对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机关进行整顿。将原有的特务股改为总务、情报、行动三科”。同时，党中央又于是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布了第二十五号中央通告，明确指出：“经过支部决议，得派一二位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察和破坏工作。但必须限于有这两种作用才可派遣。”陈乔年等同志的被捕，湖南、湖北等省委相继遇到敌人破坏，使周恩来再次想到上海不仅有“帝国主义的租界、驻军和巡捕房”，而且还有“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警察、宪兵、特务。有封建社会的秘密组织——流氓集团”，更“有少数败类叛变投敌，充当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给共产党组织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党中央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进行革命活动，没有秘密情报保卫工作，就很难立足。因此，如何了解敌人的动向，打击叛徒、特务的猖狂活动，如何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和负责同志的安全，就成为当时最为迫切的任务”。为此，他找到中央特别委员会的具体负责人顾顺章，严肃商讨有关的事宜。
顾顺章，原名顾凤鸣，上海宝山县白杨人。他早年在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当钳工，后为小工头。此人自幼习武，喜欢耍枪弄棒，与青帮门中人有瓜葛；后来，他购得洋人防身武器，练习射击，终能双手打枪，名噪一时；再加上他在上海滩经常打架斗殴，又变得一手好魔术，遂成了一个典型的流氓无产者。由于他在“五卅”运动中表现勇敢，被调到上海总工会工作。不久，党组织派他和陈赓等人去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回国以后，恰好赶上周恩来等领导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遂出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队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顾奉命调任武汉中央军委特务科科长之职，负责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以及镇压叛徒内奸等工作。他参加了党的八七会议，因是工人出身，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由武汉迁往上海之后，他又参加了党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接着，中央决定创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特别委员会，顾又负责特委的具体工作，并亲自主持行动科。今天，周恩来在李强同志的陪同下，化装来到顾顺章开设的化广奇魔术店，和他商讨如何加强党的保卫机关，以利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与营救被捕的同志。出乎周恩来所料的是，顾顺章听后便带着情绪地说：
“根据苏联的经验，要做到你要求的这样，我们必须有各种身份的卧底内线，为我们提供眼睛和耳朵的作用。可我们呢，既没有这方面工作的经验，也缺少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才。”
“没有经验，我们可以从实践中积累；没有人才，中央可以给你们调。一句话，中央作出了决定：要充实、加强我们的保卫队伍。”周恩来以毋庸置疑的口气说道。
顾顺章听后依然故我，为难地叹了口气，说道：
“唉！说到这条战线上的队伍建设，我就想到了人才难得这句话。我真不知该到哪儿去调这方面的人才。”
“陈赓同志不是在上海吗？”周恩来提醒说，“他是和你一道去苏联学习保卫工作的嘛！”
“可他现在是重伤号，时下正在孙夫人的表弟开设的医院中养伤呢！”顾顺章说罢又指着李强说道，“他最了解陈赓的情况，还是让他说吧！”
“李强同志，陈赓同志的伤好些了吗？”周恩来关切地问道。“他的伤势渐好，据牛惠霖大夫说，再换几次药就可以出院了。”李强答说。
“李强同志，”周恩来看着有些拘谨的李强，客气地说道，“你尽快代表我去医院看望陈赓同志，征询一下他对工作的意见。”
“是！”李强下意识地站起身来，十分干脆地答说。
陈赓参加南昌起义之后，很快又随起义大军退往广东。在退至赣南会昌的时候，不幸与数倍于我的强敌遭遇，他在掩护部队撤退的战斗中，“左腿三处中弹，膝盖处的筋打断了，胫骨、腓骨都被打折，不能行动”。后被叶挺带领的反攻部队救出，送到汀州傅连暲开设的福音医院治疗。傅连暲采用“保守疗法”，终于保住了陈赓这条伤腿。接着，陈赓又在卢冬生等人的帮助下退往潮州，住在韩文公庙小学养伤。不久，南昌起义的部队兵败潮汕，伤势依然很重的陈赓只好转移，后在当地工人的帮助下，由卢冬生陪同乘船转往香港。
陈赓在卢冬生的看护下到达香港，没有一个熟人，始终找不到一个安身之处。最后，陈赓与卢冬生几经协商，决定用仅有的二十元大洋乘船北去上海。在好心的工人的帮助下，不仅买到了船票，而且还找到了一副行军床，使尚不能行走的陈赓可以躺在货舱中。事有凑巧，船过汕头的时候，南昌起义军第二十军第三师师长周逸群也登上这艘轮船。可能是周逸群疲劳到了极点，“他一上船，就夹着一张烂席子找到货舱里，见只有一个人在那里，不管三七二十一，偷偷摸摸，倒头就睡”。这时，陈赓正躺在行军床上看报，他一见是周逸群，真是高兴异常，遂用报纸遮着脸，故作认真地说：
“这报上的消息真灵通，周逸群还没上船，报纸就登出来了。”
周逸群听罢着实吓了一跳。但是，当他再仔细分辨这熟悉的声音，遂又动手拿掉遮住陈赓的报纸，便转惊为喜地说：
“啊，是你这个鬼呀！哈哈……”
就这样，“陈赓和周逸群、卢冬生同船离开汕头，历经千辛万险到达上海。这时已是一九二七年十月中旬”。很快，他们通过陈赓的妻子王根英的帮助，与党接上了关系。
王根英，自幼家贫，十一岁就到日商恒丰纱厂当童工。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五卅”运动的参加者，又是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骨干分子，并当选为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人民委员。大革命失败之后，她奉命转入地下。不久，她又作为上海党的代表，出席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她在上海时就与陈赓相识，二人遂在汉口完婚。不久，陈赓奉命去南昌，参加南昌起义；王根英回到上海，在党中央担任交通员。“如今，忽见陈赓拖着重伤的腿，备历艰险回到上海，非常高兴地把他安顿在家里，尽心照料，并且马上帮助他和组织接上了关系”。接着，又把陈赓送进牛惠霖骨科医院医治。
牛惠霖留学英国，和留学美国的弟弟牛惠生都是出色的骨科医生，且政治思想进步。由于他的医术高明，加之他又是宋庆龄的表弟，在上海很有名望。许多所谓“党国要人”和有钱的阔佬都找他治病。开始，牛医生怀疑陈赓是强盗，“以为他的腿是在盗窃作案的时候摔坏的，不很乐意医治”。后来，陈赓和盘端出事情的原委，深深打动了这位思想进步的牛医生，他决心把陈赓的伤腿治好。在治疗过程中，他们几经交往，又成了朋友。起初，由卢冬生照料。待到卢冬生陪贺龙、周逸群去湘鄂西后，又由李强等同志负责联络。就这样，陈赓在党组织的关怀下，在牛惠霖医生精心的治疗下，他的伤腿日渐康复。
今天上午，牛惠霖医生又和往常一样第一个来到陈赓的病室，看见陈赓正在遵照他的医嘱练习伤腿。他开了几句玩笑，就又命令陈赓躺在病床上接受理疗。
陈赓生性喜动不喜静。但是，他自从去年八月二十四日负伤以来，已有半年的时间是和担架、病床打交道了，这对他而言真是比坐监狱还难受。他打心里想早一天走出医院为党工作，故经常向牛惠霖医生询问自己何时能出院。今天，他在练习腿功的时候自我感觉特别好，便在牛惠霖治疗的时候，再次问道：
“牛医生，我这条左腿看来是保住了，对吧？”
“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保住了。”牛惠霖边治疗边认真地说。
陈赓似有所思地叹了口气，接着又似自言自语地说：
“多有意思，我们的蒋校长用了三颗子弹，想报答我东征时的救命之恩；可他绝不会想到，牛医生用一把小小的手术刀，就保住了我这条左腿。”
牛惠霖医生自然知道陈赓救蒋介石的往事，但时下经由陈赓的口中说出，似乎又变成了一种人生哲理的调侃。他望着凝思不语的陈赓摇了摇头，说：
“什么话到了你的嘴里，也就变了味。好像你一天不乱说就活不了！”
“知我者，牛惠霖医生也！”陈赓说罢又突然变得严肃起来，望着已治疗完毕的牛惠霖，“说老实话，我什么时候能出院？”
“再有两天就结束这个疗程了，我想到那时出院是没有问题的。”牛惠霖有把握地说。
“谢天谢地！我也谢谢你这位世间救命的上帝。”
“你呀，又开始乱说了！”牛惠霖医生说罢走出了病房。
牛惠霖医生和往常一样，用了近一个小时查完了病房，回到了自己办公的地方。他刚坐下打开新来的报纸，想翻阅一下当天的要闻，李强就悄悄地走了进来。
“牛医生，他的腿伤好了吧？”李强问。
“问题不大了，再过两天就可出院了。”牛惠霖客气地说。
“我可以去病房看看他吗？”
“可以，但不要待太长的时间。”
李强告别牛医生，兴致勃勃地叩开了陈赓的病房门，令他惊疑的是，房中空空如也。他急匆匆地赶回牛惠霖医生的办公室，询问陈赓的去向，牛惠霖医生也深感诧异地摇了摇头。接着，他们二人几乎是同时发出了这样的自问：
“他去什么地方了呢？”
七
陈赓为什么连声招呼都不打一下就离开医院了呢？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牛惠霖医生给陈赓看完病离去不久，忽然一位国民党军队的团长负伤住进了这家医院，恰又被值班的护士安排在陈赓隔壁的病房中。这位团长很不安分，拄着一根木制的拐棍走出了自己的病房，就像是在战场上察看地形那样，想看看其他病房中有没有熟人，好在医院中打发这寂寞的日子。由于他和陈赓的病房紧挨着，自然就先进了陈赓的病房，他仔细打量了一下正在锻炼腿功的陈赓，笑着大声说：
“这不是大师兄陈赓阁下吗？”
陈赓一听暗自吃了一惊，转过身来一看，原来是当年在黄埔军校就读时的同学，他急忙笑着站起，一瘸一拐地迎过去，用力握着这位新到的病号的手，逢场作戏地说道：
“师弟，在何处供职？两年不见，怎么变成个铁拐李了？”
“我在校长的手下供职，官至团长，在追剿南昌暴动的那些散兵游勇中挂了彩，被送到这所医院就医。”
陈赓一听暗自说：“好哇！真是冤家路窄，又在医院里相见了。”但他表面上依然作出无所谓的样子，当即伸出大拇指，大加称道地说：
“我为蒋校长有你这样的弟子，我有这样的师弟而骄傲！”
这位负伤的团长早在黄埔就读的时候，就知道陈赓是全校有名的“左倾”分子，只是因为他在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战役中救过蒋介石的命，黄埔系中反共的右派学生才不敢公然和他为敌。他与陈赓分别已有两年多的时间了，始终不知这位师兄陈赓的踪影，故有意地问道：
“师兄，你怎么也变成铁拐李了？也是和共匪作战中挂的彩吧？”
“惭愧！说来实在是惭愧……”
这位负伤的团长有意继续追问陈赓的腿是怎样负伤的。“他不相信陈赓临时向他编造的话，提出许多疑问。陈赓晓得这个人的思想反动，预感到继续留在医院里面会有危险。此人刚一走开，他就当机立断，连招呼都来不及与牛大夫打，马上请当时也住在这家医院里面的一位同志背着他迅速逃走。过了几天，牛惠霖大夫在马路上遇到陈赓，立刻把车停住，跳出来紧紧握住陈赓的手，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陈赓便把逃离医院的原因告诉了他。牛惠霖大夫带着非常遗憾的神情说：真没想到啊！早先给你找间好一点的房间就好了。”
陈赓逃离医院不久，又通过妻子王根英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接着，李强向他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要他参加党的保卫工作，并在近期查清出卖陈乔年等同志的叛徒，设法营救陈乔年等被捕同志出狱。就这样，陈赓的腿伤还未彻底康复，又投入到紧张的战斗中去了。
诚如前文所述，陈赓是我党第一代战斗在情报战线上的大将，他不仅有着较为丰富的经验，而且还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再加之他有一位在上海长大的妻子王根英，因此他在隐蔽战线中战斗，真可谓是驾轻就熟，如鱼得水。他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查清了出卖陈乔年等同志的叛徒叫唐瑞林。
唐瑞林经受不住血雨腥风的考验，主动变节投敌，并把革命同志当作他求生、晋升的阶梯。当他获悉陈乔年等领导同志开会的消息和地点之后，事先引敌人包围了那两个会议的会址，致使陈乔年等十一位同志全部被捕。狡猾的敌人为了探明陈乔年等同志的真实姓名和身份，故意将叛徒唐瑞林也一起“捕”进监狱，而且，竟然将唐瑞林与陈乔年关在一间牢房内。
陈乔年被捕之后知道自己很难生还，故考虑的重心不是争取出狱，而是如何巧妙地同敌人作斗争。起初，他感到敌人并不知他的真实身份，遂化名王某，在狱中与敌人周旋。然而，陈乔年并不知同牢房的“囚犯”唐瑞林就是出卖他们、且又充当敌人卧底的叛徒，这就对陈乔年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唐瑞林虽然不能确定哪个被捕者是陈乔年，但他试图利用共住一牢房的条件，观察陈乔年的一举一动，借机套近乎，有意进行攀谈，妄图找出一些破绽。由于陈乔年警惕性很高，致使唐瑞林终无所获。接着，敌人又使出苦肉计，借所谓“提审”之机，把唐瑞林打得皮开肉绽，然后再把故作昏死的唐瑞林推进牢房，使陈乔年相信唐瑞林是自己的同志。
陈乔年并不知这是敌人使的苦肉计，他凭着自己的良知，端来一搪瓷缸子热水，蹲在一边，精心地给“昏死”的唐瑞林喂水。直到唐装模作样地醒来。接着，唐又故作英雄状地自语：“我，我什么也不知道……”陈乔年听后一怔，小声地问道：
“他们问了你些什么事？”
唐瑞林睁开双眼，看了看陈乔年的表情，蹙着眉头说道：
“非常奇怪啊，他们第一句话就说：不要装蒜了，你的真名叫唐瑞林。”
陈乔年感到有些突然，一是他不认识谁是唐瑞林，再他一时也搞不清同牢的“难友”如此说的用意，故怔了片时才说：
“他们怎么会知道的呢？”
“我也闹不清楚。”唐瑞林故作忽然想起什么的样子，又说道，“他们还对我说，和你住在同一个牢房的犯人也不姓王，听口音就知道，他不是上海人。”
“你是怎么回答他们的？”陈乔年十分警惕地问道。
“我说不知道。接着，他们就对我问这问那，我都说不知道，他们就对我动了大刑，直到把我打得昏死过去。”
陈乔年身处牢笼，既不能轻信同牢“囚犯”的话语，也不能不相信他说的话。但是，从唐瑞林上述的话中可以断定：如果唐不是叛徒，那么被捕的同案人中就一定是出了败类。他沉吟良久，有意地说道：
“看来，我们当中出了叛徒，你可要当心啊！”
“你也是啊！”唐瑞林故作关心地说道。
陈乔年虽然不知谁是出卖他们的叛徒，但他渐渐从唐瑞林的话中感到了一些问题：首先，他清楚唐瑞林并不是出席会议的主要成员，唐为什么会与他们同时被捕呢？其次，在这次被捕的所有成员中，他在党内的地位最高，在社会上影响也最大，如被捕成员中有人叛变，他自应是第一个被指认的人。换言之，敌人审讯的第一人应当是他。可为什么会是这位自称是唐瑞林的人呢？因此，他回到自己的铺位，望着铁窗外的夜空陷入了沉思……
唐瑞林自以为得计，故又装作十分亲热的样子问道：
“你是不是安徽怀宁人？听你的口音很像。”
陈乔年从这句问话中听出了破绽。在被捕的同案犯中只有他是安徽怀宁人，如果他答说是，就等于承认自己是陈乔年。他沉吟片时，漠然地说：
“我是中国人！”
唐瑞林碰了一个不硬不软的钉子，遂回到自己的铺位，故作入睡的样子。
陈赓获悉这一情况之后，及时向顾顺章等作了汇报。经过研究，一致认为必须让被捕的同志，尤其是陈乔年知道唐瑞林的叛徒面貌，并视情况把唐从监狱中轰走。为此，陈赓又通过内线把这一决定通知陈乔年等人，要他们在不暴露政治面貌的前提下，尽快完成从监狱中轰走唐瑞林的任务。
就在党中央在狱外积极营救陈乔年的同时，与乔年同案被捕的郑复他、许白昊等同志，也在狱中想方设法使乔年脱险。他们利用每天放风的时机，进行私下串联，交流有关情况。很快，他们就得出结论：在同案被捕的十一人当中，只有陈乔年、周之楚是叛徒唐瑞林不认识的。为此，郑复他、许白昊等同志在狱中经过研究，计划采用移花接木的手法，由周之楚顶替陈乔年的职务，借以欺骗敌人，使陈乔年能早一点出狱。陈乔年听后认为不妥，这样做等于加害周之楚同志。
周之楚是位十分英勇且又非常顾全大局的同志，他一是知道陈乔年在党内的地位，认为以自己救乔年对党的工作是有益的。因此，他愿意以自己的牺牲来保全陈乔年的生命；再是他认为自己是归国华侨，父亲又是南洋有名的巨富，一旦获知自己被捕之后，父亲必定会赶来上海营救自己。到那时，由父亲出面证明自己不是陈乔年，再向有关人员花上一大笔钱，获救出狱是不成问题的。所以他悄悄地对陈乔年说道：
“不要犹豫，就按大家说得办！”
正当狱中同案被捕的同志密商如何实施以周之楚代替陈乔年的方案时，陈赓要他们齐心协力当众戳穿唐瑞林的叛徒面貌。他们几经密商，终于想出了一个既能以周代陈，同时又能驱唐的两全之策。用周之楚对陈乔年的话说，“这条狗卧底的目的是弄清你我当中谁是陈乔年，只要我利用轰狗的时候坦承自己是陈乔年，问题就全都解决了。”陈乔年不无担心地说：
“愿你这出真假陈乔年演得成功。”
“放心，绝不会露半点破绽的。”
是日上午放风的时间到了，陈乔年为了帮着周之楚演好这出真假陈乔年，按照预先约定好的，他借口身体不适留在牢中休息。这样，唐瑞林只好一人鼻青脸肿地从牢房中走出，到院中借放风的机会继续完成他卧底的任务。
按照唐瑞林的想法，既然难以从同牢的犯人口中问出谁是陈乔年，那么不妨利用放风的时间，从另外一个不相识的犯人身上再做文章。因此，他看了看满院放风的犯人，就直奔周之楚而来。未说几句话，就神秘地小声说：
“你看有多奇怪，他们非让我供出谁是陈乔年，不说，就把我打成这个样子。”
“那你就代我受过了？”周之楚说罢伸手抓住了唐瑞林的衣襟，随即又在唐瑞林的面前掂了掂拳头。
“你……”
“我就是你要找的陈乔年！”周之楚说罢重重地打了唐瑞林一拳。
接着，郑复他、许白昊等人就起哄似的大喊“打人了！打人了……”少时，看押犯人的狱卒赶到近前，一把拉起被打倒在地的唐瑞林，大声问道：
“是谁打你的？”
唐瑞林被打得嘴和鼻子都在流血，他指着周之楚说道：
“就是这个叫陈乔年的打的！”
“你为什么打人？”狱卒厉声问道。
“我没有打人啊！”周之楚不屑地答说。
“那他是不是人？”狱卒指着唐瑞林大声问道。
“不是人，”周之楚说罢转身对围拢来看热闹的犯人们大声说，“请诸位留意，他是一条狗！哈哈……”
就这样，周之楚圆满地演完了这出真假陈乔年的好戏。自然，唐瑞林这条狗从此也就在监狱中消失了。
就在陈乔年等在狱中完成驱赶叛徒唐瑞林之后，周恩来为进一步营救陈乔年等同志出狱，特地约见了陈赓。但是，当他看见身披国民革命军大衣，肩扛上校军衔的陈赓如约走进，他惊得有些愕然了。这时，陈赓一本正经地行了个标准军礼，大声说道：
“报告，昔日黄埔军官学校的学生陈赓，前来晋见昔日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
周恩来转惊为喜，再一听陈赓的话语忍俊不禁地笑了，走到跟前，轻轻地捶了陈赓一拳，爱责地说道：
“陈赓啊陈赓，你什么时候才能改变这活宝脾气呢！”
“报告周主任：一、改了就不是我陈赓了；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此生此世没有希望了！”
“好，好，可你这身打扮……”
“用我们老祖宗的话说，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这个不听蒋校长话的学生，打扮成他的嫡系部属，不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出入上海，并堂而皇之地来见蒋校长最赏识的周主任了嘛！”
“好！这说明你已经进入了角色。为安全计，今后你还是少化装成国民党军官的好。”
“得令！”陈赓边说边又行了一个军礼，“但是，就像孔明唱空城计那样，偶尔来一次出其不意还是允许的吧？”
“唉！真拿你没办法。”
接着，周恩来仔细询问了陈乔年等同志在狱中的情况，以及驱赶叛徒唐瑞林的经过，遂又蹙着眉头沉吟片时，说道：
“虽说叛徒从监狱中轰走了，可他还知道我们很多同志啊！”
“好办！用老顾的话说，让他以命偿命。”
对此，周恩来没有立即表态支持，这是因为他历来反对搞恐怖行动。接着，他严肃地向陈赓说明，党的保卫工作的重点，一是确保党中央的安全，再是营救被捕的同志。而处决叛徒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最后，他又郑重地说道：
“转告顾顺章同志，在任何时候，都不允许把党的保卫工作引向恐怖行为。”
陈赓未再以玩笑视之，肃然点头称是。
“陈赓同志，你有营救乔年等同志的内线吗？”
“说老实话，前天还没有。”
“那到昨天呢？”
“托周主任的福，您一定给我派来了一个内线。”
“你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根据经验，周主任没有特殊的任务是不会主动约见我的。”
“你呀，真是聪明。”周恩来边说边取出一份材料，交到陈赓的手中，“你先用心地看完这份报告，然后我们再一起交谈中央交给你的任务。”
接着，陈赓坐在一把太师椅上，双手展开这份报告，十分认真地读起来。
这是一份什么性质的材料呢？是陈养山同志写给中央特委会的报告，是关于荐举敌人营垒中的核心成员鲍君甫的。
鲍君甫，广东人，早年留学日本，曾读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后回国投身国民革命，在“大革命时期是国民党左派，同情我党，并与我党不少同志相识。他家里有不少日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另外，他在上海滩混迹多年，“曾是日本洋行职员和新闻记者，交际很广，手腕很灵活”。不久，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爆发了，他利用职业之便，“经常去上海总工会，因而结识了洋务工会的杨剑虹。他们都是广东人，一见如故，关系比较密切。杨剑虹不久投向国民党右派，离上海到广州国民党部工作”。鲍君甫为拓展自己的视线，又利用职业之便，“于一九二五年十月曾到广州找过杨剑虹，并认识了不少国民党右派人物。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杨剑虹随国民党右派入主上海，也常去鲍家玩。到一九二八年春，鲍同国民党的人来往更加密切了”。简言之，鲍君甫的经历和学识，尤其是他在上海滩广泛的交游，使他成了国民党特务机关争取的对象。
一九二五年年底，陈养山同志经人介绍向鲍君甫学习日文，遂与鲍相识。这时是国共合作时期，“陈养山在上海国民党中央交通局做事。局长是恽代英同志。这个交通局负责将广州出版的大批进步书报杂志由广州运到上海再转发全国各地。这样，进步书刊才不至于被各地邮局没收”。在这期间，陈养山“也经常将书刊送给鲍君甫。鲍很高兴地说，把这些书刊译成日文能得到较高的稿费。从此两人成了比较好的朋友，有时陈养山同志也托鲍办点事”，鲍都不打折扣地帮办。“一九二八年春节后，陈从家乡出来，因为找党的关系，一时找不到，没住处，就暂时住在鲍的家里。”二人朝夕相见，无话不谈。
诚如前文所述，恰在这时，蒋介石从故里奉化回到南京复职。“他在二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改组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夺取了党、政、军的大权，建立了独裁统治。”同时，他“为了对付国民党其他各派的反对势力和镇压共产党，镇压革命群众，蒋介石自兼中央组织部部长，陈果夫任副部长，陈立夫任机要秘书，并在中央组织部设立了一个调查科，用党务调查为掩护，建立特务组织”。陈立夫兼任调查科第一任负责人。不久，他卸任之后，又任命自己的亲信叶秀峰接任，而这时调查科的总干事就是鲍君甫的好友杨剑虹。
不久，陈立夫偕杨剑虹自南京来到上海，以所谓“办案”为名，“同国民党在上海的党、政、军、警等机关广泛联系，同时探亲访友，积极物色特工人员。就在这种情况下，杨剑虹选中了广东同乡鲍君甫”。
据史记载：“一九二八年三月间，杨剑虹对鲍君甫说，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成立了调查科，这次要用中央党部的名义在上海筹建一个调查机构，要鲍参加办案，鲍答应了。第二天杨剑虹邀鲍到他家，介绍鲍同陈立夫见了面，并对陈说鲍是日本通。”陈立夫自然清楚日本侵华的大势，未来在上海是免不了和日本人打交道的。换言之，杨剑虹介绍的鲍君甫是必将能派上用场的，是个有用的人才，故陈立夫提议“一起到日本菜馆去吃饭”。在用饭过程中，陈立夫与杨剑虹进一步向鲍君甫说明他们的意图。在酒过三巡之后，杨剑虹才直言相告，说：
“主要是想办法消灭在上海租界内各‘反动党派分子’的活动，尤其是中共。”
鲍君甫听后一怔，遂点了点头。
接着，杨剑虹又说：“每次给租界来公函办案，多数由于办手续的时间拖长，以致泄露机密。”“目前要研究设法打通这条路，简化手续，严保机密。”最后，他望着认真倾听的鲍君甫，十分信任地说：
“我和陈秘书长谈到你，他认为你如果充分利用自己各方面的有利条件，是最佳的人选。”
“是的，是的，”陈立夫为了做出信赖鲍君甫的样子，遂又礼贤下士地说，“首先要联系所有各种社会团体、机关和学校等，搜集各种情报材料。”
就这样，鲍君甫被陈立夫、杨剑虹拉进了新成立的调查科的核心机构。
但是，鲍君甫告别陈立夫与杨剑虹之后，平静地想了想陈立夫与杨剑虹的讲话，心里便产生了矛盾。他当时是这样想的：“做国民党的官可以，当侦探搞反共，若不告诉共产党，不仅对不起朋友，而且不取得共产党的帮助，那就什么事都办不成，还会有生命的危险。”他经过再三考虑，遂想出了一条妙计，即：“如果帮助共产党做点事，又能弄到一点共产党的消息，那么既可在国民党里做官，又可以没有危险。”于是，“鲍君甫一方面接受了国民党的任务，一方面又决定同共产党建立关系。因此，鲍把国民党拉他在上海组织特务机关的事，告诉了陈养山同志，还将随身带的一份搜捕名单交给了陈，并表示愿将所了解的情况及时提供给共产党”。
陈养山听后也陷入了矛盾的心境：如果真像鲍君甫所说，在敌人的心脏机关为共产党提供情报，那就等于建立了一个“从敌人营垒中拉出来的反间谍关系”，万一出个差错，那就会殃及党中央的安全。怎么办？他连夜赶写了一份报告，把上述这些情况通过闸北区报告党中央。周恩来在研读了这份报告之后，向中央报告了他的处理意见，接着，为营救陈乔年等被捕同志的事，约见了刚刚参加党的保卫工作的陈赓。
这就是周恩来交由陈赓阅读的报告。
陈赓在政治上是绝顶聪明的。他读过这份报告材料之后，就明白党中央已把争取鲍君甫的工作交给了自己。为此，他肃然起身，十分郑重地说道：
“请具体下达任务吧！”
周恩来指出，党中央特委认真地研究了陈养山同志写给中央的报告，“认为鲍君甫这样一个关系，在政治上虽然不是很可靠，但在隐蔽斗争中确是非常需要的，可以加强政治教育和加强党的领导。使之为我工作。当即决定使用鲍君甫”。接着，周恩来指示道：
“陈赓同志，中央特委作出决定：为了安全使用鲍君甫，由你出面约见陈养山同志，通知他断绝同其他方面的联系，由你单线联系，负责对鲍君甫的联络工作。”
“是！”
“同时，为了党的安全工作顺利展开，由你作为我的单线联络人。至于你在中央特委会的工作安排，日后由中央决定。”
陈赓微微地点了点头。
“关于营救陈乔年等同志的事情要抓紧，需要动用多少经费，要提前向中央报告。”
“是！”
周恩来在亲自领导、拓展中央特委会工作的同时，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中央常委会的领导工作上。在这期间，他对开展全国性的暴动以及创建武装割据的政治局面，都提出了有着深远影响的建议。例如，在讨论江西问题的时候，他曾明确地指出：“要在江西各处形成割据，预备一个总暴动是对的，但立刻就要定期举行一个总暴动而不顾湘、鄂、粤三省是不对的，要立刻夺取政权也是太乐观了，目前是一个准备总暴动而深入割据局面的前途。”这就十分策略地阻止了党内主张盲目暴动的倾向。
再如出席中央常委会讨论江苏问题的时候，周恩来根据江苏的实际情况指出：“江苏最近的工作，总的政策方针依然是经过艰苦的工作发动小斗争，改造党，然后再进到大的斗争。”由此可知，这一时期的周恩来，虽然没有明确怀疑党的路线，但他的言行是反对不顾客观实际的盲目暴动政策的。
三月九日，周恩来出席中央常委会，在讨论两湖问题的时候他曾说道：“湘鄂赣边区的割据区域要连贯起来。朱德军队要坚决留湖南，向茶陵发展为好。毛泽东的部队还是在遂川。军队的调遣由两特委协商。”十日，中央致信湘、鄂、赣三省委，明确指出：“湘东特委与赣西南特委必须经常发生密切关系，如将来在这些地方的割据将会合时，临委可以决定此两特委合并归湖南指挥。至毛泽东的军队之分配应看两特委之需要由两特委共商调遣，不必专于死板的决定其驻在某地。”由此可见，周恩来一直关注着朱德与毛泽东所领导的两支军队的发展。
在这前后，中央收到了来自广东的报告：“李立三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香港，处理广州起义失败的善后事宜。他把这次起义说得一无是处，并且指责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省委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在关键时刻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许多人不同意他的意见。李立三就采取惩办的办法，大批地处分起义领导人。中央接到他的报告后，觉得不妥”，为此，专门召集常委会，讨论广州起义的善后处理问题。在中央常委会上，周恩来多次就这个问题作了发言，“他分析广州起义前的具体情况，认为这次起义是必需的”。接着，他明确指出：“这次的批评，一是批评的人没有在广州，没有深深地想想暴动时的困难；二是因退却时通知不周而造成许多人牺牲，就从根本上说暴动不好，这两种精神都不好。”他对李立三的做法明确表示：“这种指导的影响是很坏的，对这些同志的严厉处罚是不对的。”他还说道：“一个事变以后，对它的批评一定要同时注意到它的价值。”最后，中央作出决定：
派周恩来去香港，主持召开广东省委扩大会议，纠正李立三在处理广州起义善后中的“左”的错误。
就在周恩来动身的前夕接到报告：由郭亮主持的湘鄂赣特委新到任的“六名干部，在岳阳河街一家旅馆里被反动当局抓住杀害。随后，敌人又在岳州屠杀了三十多人，驻岳州麻塘军队中的共产党员也暴露了身份”。由此，周恩来又想到了湖北省委遭敌破坏，军事部长苏先骏等被捕的事情。一旦被捕的人中有人叛变投敌，长期战斗在武汉三镇的郭亮、向警予等同志，就有可能落入敌人的魔掌。万一出现这种情况，湖北省委、湘鄂赣特委等就会遭敌破坏，党在两湖地区的损失就太惨重了！为此，他要求立即通知时在武汉巡视的罗亦农同志：一、罗要确保自己的安全；二、要通知郭亮、向警予等百倍提高警惕。
三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周恩来化装成一位华侨巨商，在陈赓等人的护送下登上了南下香港的客轮。他小声地叮嘱：
“要注意就要举行二次北伐的蒋介石的动向，要积极营救陈乔年等被捕的同志。”
八
在周恩来南下广州前后，蒋介石真可谓是忙极了！
首先，蒋介石借口完成孙中山先生统一全国的未竟大业，更高地举起二次北伐的大旗，迫使全国主要的地方实力派云集在这面大旗下，拥戴他为讨伐奉系张作霖的唯一领袖。这样，全国一旦统一，他就可不费一枪一弹登上九五之尊。为此，蒋介石运用手中的权力，于三月七日，由国民党中央推举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随即他又充分运用自己最为擅长的纵横之术，在国民党各派势力中进行政治分赃，使其各得其所。在他一手控制之下，由国民党中央决定：李济深为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为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冯玉祥为开封政治分会主席，阎锡山为太原政治分会主席。在他完成第一集团军所谓整军、且亲自出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之后，又分别任命李济深为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这样一来，便形成了以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统率下的蒋、冯、阎、李四大总司令的军事格局。从表面上看，业已形成举行二次北伐的统一局面。
接着，蒋介石于三月十六日颁发国民革命军北伐总方略，计分为“方针”、“前期作战任务及部署”、“后期作战任务及部署”三个部分。对二次北伐的四大集团军均做了详细的军事部署。同日，蒋介石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招待京沪各报记者，发表关于北伐及外交谈话。其中关于北伐的谈话如下：“敌人的计划，以奉军力量集中京汉线，孙传芳的主力由济宁前进，打归德、开封，打下河南，再打山西，再打津浦线。我军方面，希望敌军深入黄河以南，一战而克河北。兵力方面，奉鲁军总计最多二十万，我方实有五十万以上，革命军在枪械上兵力上确有制胜的把握。”
总之，蒋介石为二次北伐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就等着他下达北伐攻击令了。
就在蒋介石大张旗鼓地宣传二次北伐的同时，他为防后院起火，还秘密地约见了陈立夫等人，要他们在二次北伐期间，务必剪灭在江南各大城市的地下共产党组织。在近代统治者的心目中，如要统一中国，必须占有北京、武汉、广州、上海四大城市。而今蒋介石虽然已占有武汉、广州、上海三大城市，但在这三大城市中还有庞大的共产党组织。其中上海租界区中还设有中共中央的地下机关，时时在领导着全国的城市与乡村的暴动。一旦蒋介石随军北上，如在后院再发生类似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广州暴动、武汉暴动这样的事件，不仅二次北伐功亏一篑，而且还会动摇他的发祥地江浙与上海的根基。因此，他十分明确地说道：
“时下北伐，绝不是单单为了消灭奉系军阀，统一全国。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在两条战线作战。就苏俄的教训而言，我交由你们作战的这条战线更为重要。”
对此，陈立夫是知情的。接着，他又把在上海组建特务机构，以及逮捕陈乔年等十一人的所谓功绩表述了一番。蒋介石听后很是不高兴地说：
“古人云，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时下共产党中的‘王’是谁呢？在上海的周恩来，在湘赣当山大王的朱德和毛泽东，在两湖的郭亮等人。懂吗？”
“懂，懂……”接着，陈立夫又十分神秘地向蒋介石报告，“据来自武汉的情报，被捕的中共湖北省委军事部长苏先骏，以及宋岳林等人终于自首，并表示愿为蒋主席效劳。”
“有什么具体的行动吗？”蒋介石问道。
“武汉的宋岳林，他说能帮助我们抓住女共匪向警予。”
“向警予非等闲之辈，她原是蔡和森的老婆，最好在抓住向警予之后，把文章做到蔡和森的身上。”
“是！”
“苏先骏是他们的军事部长，他能帮着我们做些什么呢？”
“他说可以帮着我们抓住郭亮等人。”
“真的？”蒋介石顿时来了精神。
陈立夫微微地点了点头。
“果然如此，当举杯相庆。”
“可这个苏先骏把郭亮当作自己手中可居的奇货，还向我们提了一些条件。”
“一概答应！”蒋介石说罢沉吟片时，又严肃地说，“我早就对你们说过，两湖的问题，主要是出在两个人的身上，一个是毛泽东，他上山当了山大王，暂时拿他还没有办法；再一个就是郭亮。”
“是！”
“立即电告你派往武汉的绝对可靠的亲信，要秘密实施逮捕向警予、郭亮的任务，勿使漏网！”
陈立夫秉承蒋介石的旨意，首先秘密实施了逮捕时在武汉的向警予的计划。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日清晨，“在叛徒宋岳林的指认下，向警予与其助手同时被捕，收押在法国巡捕房拘留所里”。在这期间，向警予等虽然尚未“引渡”，法国巡捕与国民党司法当局秘密勾结，“对她百般诱惑和严刑拷打，逼她交口供，均被她严词拒绝”。由此可见，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当局狼狈为奸，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据史记载，向警予在巡捕房期间，每天早晨起床梳洗后就背诵唐诗、古文和唱歌，接着，乐观地给牢房的难友讲故事，做思想工作。她曾说过这样的话：“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了不能珍惜的时候，只有勇敢地牺牲。人迟早总是要死的，死也要死得明明白白，慷慷慨慨。”她于沉默之时，常常把藏在内衣口袋中的父亲和两个孩子的照片拿出来，或贴在脸上，或放在唇边亲吻。她常对着父亲的照片自语：“我的父亲是最爱我的，我拿什么报答他呢？”她对两个孩子的合影常小声说：“妮妮，博博，妈叫你呢，听见了吗？”说着说着眼眶就红了。但是，当她走上法租界的法庭，她就用法语大声质问：“中国共产党人谋求解放是正义的，法帝国主义为什么干涉中国革命？”充分表现出了共产党人大义凛然的气节！
接着，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深夜，在叛徒苏先骏的指认下，郭亮在岳州翰林街“煤栈”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警卫员周和生及郑国翔、骆妈等四人。敌人根据事先布置好的计划，当即将郭亮解往岳阳火车站，关进专用车内，捆绑在车座上，下令开车，押回长沙。
据史记载，押解郭亮的专车于三月二十八日下午四时左右到达长沙。郭亮被捕的消息传扬开来，长沙全城百姓为之震动。“工人、学生、市民涌上街头，从火车站到司门口，千千万万的人，怀着沉痛的心情，向自己最熟悉、最亲切的‘郭委员长’告别。”反动的长沙当局，见状无比恐惧，“马上宣布全城特别戒严，俨然如临大敌”。郭亮在军警前后左右的“护卫”下，演出了一场最为壮观的戴镣长街行。当郭亮经过长沙的商业中心司门口、八角亭一带时，他踏上一辆人力车，向环绕着他的群众，慷慨激昂地演讲，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国民党军阀！”等口号。反动军警唯恐出事，赶忙驱散人群，将郭亮押进“惩共”法院，并于是日深夜，对郭亮进行了秘密审讯。为惜墨存史，现将轰动一时的审讯记录摘记如下：
“你是郭亮吗？”
“我承认是总工会的委员长郭亮，你们就可以杀了，不必多问！”
审问者向他追问党的地下组织，郭亮幽默地说道：
“开眼尽是共产党人，闭眼没有一个。”
这回答激怒了法官，他威胁地说道：
“你不说，我会严刑拷问的！”
“家常便饭。”
“我要砍你的头！”
“告老还乡。”
这就是郭亮同志的全部“供词”。
蒋介石及时地收到了郭亮在岳阳被捕，以及来自长沙审讯郭亮的报告。当他获悉“郭被逮，长沙动乱，老百姓大有自发劫狱之势”后，当即指示：立即就地秘密处决。
长沙反动当局遵从蒋介石的旨意，遂于三月二十九日午夜以后，偷偷地在“惩共法院”内，将郭亮秘密地杀害了。
郭亮被害之前，给他的战友、妻子李灿英写了这封遗书：
灿英吾爱：
亮东奔西走，无家无国。我事毕矣，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
此嘱。
郭亮
郭亮被杀害之后，残忍的敌人将他的遗体摆在浏阳门外识字岭，将他的头颅挂在司门口示众。三天后，又将他的头颅挂到他的家乡铜官镇东山寺的戏台上。对此，鲁迅先生在厉斥其残暴之后，愤然地写下了这句话：
“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
这足以说明：敌人的残暴恰恰是他们的软弱！
但是，在蒋介石看来，逮捕向警予、残杀郭亮是他在“剪灭”共产党战线上取得的胜利。为此，他通过陈立夫嘉奖所谓有功人员的同时，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制造舆论，妄图动摇共产党的军心，再进一步扩大战果。同时，他还向陈立夫等人下达指示：一定要尽快地摧毁设在上海租界中的中共中央的核心机关。遇有重大案情，可亲自到北伐前线请示机宜。
陈立夫当然明白蒋介石召见自己的用意，即要他谨防后院起火的同时，能在上海再打一个所谓的漂亮战役。他为了能让蒋介石放心地偕夫人宋美龄赶赴北伐前线，大包大揽地说：
“请主席放心！根据您的指示，我在南京健全了党务调查科的机构，加强了保卫领袖的职能。同时，在上海不仅设立了对付共产党的机关，而且还和工部局、市党部、警备司令部建立了协作关系。”
“我再说一遍，这些工作是必需的。但是，做这些工作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破获设在上海租界区的中共中央的核心机关，逮捕像周恩来这样的领袖人物。”蒋介石严厉地说道。
“是！”
接着，蒋介石就在郭亮惨遭杀害的第二天——一九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由南京赶到徐州督师北伐，即日发表《北伐出发告后方同志书》，“要求后方将士努力职守，使阎闾不惊，工商乐业，前线将士无后顾之忧”；四月一日，蒋介石在徐州发表《告前方将士书》，要求前方将士“视民众之痛苦为己身之痛苦，视国家之危难如己身之危难，将存必死之心，士怀必胜之气，直薄幽燕，长驱关外，使张作霖覆灭之后，更无继张作霖而起之人”；同时，发表《告北方将士书》，号召北方将士翩然来归，相与成不世之业，“诚能于革命军未到以前，在军阀后方自动举义者，即以原职任用；其临阵归附者，亦一律从优待遇，与革命军无稍差异”。
蒋介石在徐州完成二次北伐的准备工作之后，遂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七日下达总攻令：要求第一、二、三集团军分别沿津浦、京汉、正太铁路挺进。同时，蒋发布誓师词称：“党国存亡，主义成败，人民祸福，同志荣辱，在此一战。”从此，北伐军与奉军张作霖的战役拉开了序幕。
继陈乔年身陷囹圄之后，向警予被捕，郭亮惨遭杀害，在激起像鲁迅先生这样富有正义感人士义愤的同时，那些附身革命潮流中的投机分子也现出了原形。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何家兴与贺稚华夫妇。
何家兴与贺稚华同是留苏学生，他们有着极其相同的革命目的，那就是通过革命捞到所谓的名誉地位，借以满足他们追求的物质生活。因此，他们远在莫斯科就结为伉俪，在异国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大革命失败之后，他们根据组织上的安排回到了上海，每人拿着不足二十元的津贴住机关。未出一个月，他们就忍受不了这种既清苦又严格的生活，经常偷偷地出入舞厅，沉湎于灯红酒绿的生活中。那次在邓颖超家借“拜干姐妹”开中央妇委会，贺稚华未能与会的真正原因，就是去百乐门跳舞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何家兴与贺稚华的行为引起了同志们的注意。罗亦农作为中央巡视员赴武汉前夕，因事化装外出路经百乐门，亲眼看到他们夫妇喝得半醉，相互依偎着由百乐门走出，真是气愤到了极点！翌日，罗亦农一早赶到由何家兴与贺稚华看守的机关，严厉地批评他们说：
“革命意志的消沉，必然导致生活上的堕落，而生活上的堕落，又必然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这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对你们夫妇从事的工作性质，是非常危险的！”
何家兴与贺稚华知道罗亦农在党内的地位，而且又是他们夫妇的直接领导，只好违愿地低头认错。
在罗亦农看来，何家兴与贺稚华的行为是不能原谅的，必须严格要求，否则会给革命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他在经过严肃批评教育之后，又严厉地说道：
“在我离开上海期间，你们必须向组织作出深刻检查，等候组织的处理！”
罗亦农离去之后，何家兴与贺稚华就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他们最为害怕的是罗亦农返回上海，把他们夫妇调离工作，送往外省或到农村去发动暴动。因此，他们夫妇之间经常为这件事情发生争吵。
周恩来奉命南下香港不久，罗亦农由武汉返回上海。接着，就发生了向警予被捕、郭亮惨遭杀害的事情。由于出卖陈乔年的叛徒唐瑞林、出卖向警予的叛徒宋岳林、出卖郭亮的叛徒苏先骏等均认识何家兴与贺稚华，因此，他们夫妇完全陷入了惶恐之中。其中，贺稚华更是焦躁不安，度日如年，而且还经常在梦中惊醒，喊着“家兴救命！……”
一天上午，何家兴外出办事，机关中只剩下贺稚华一人看守，她失魂落魄地在室内走来踱去。突然，室外传来了由远而近的警笛声，她吓得自言自语地叫了一声“上帝啊！”遂下意识地用双手捂住了耳朵，声音颤抖地叫着：
“家兴，家兴……”
警笛声消失了，但是贺稚华的精神仍然处于恍惚之中。不知何时，何家兴推门走了进来，他一看贺稚华的样子，忙问道：
“稚华，你这是怎么了？”
贺稚华闻声一看，惊叫了一声“家兴！”便扑到何家兴的怀里失声痛哭起来。对此，不知其故的何家兴只有安慰道：
“不要怕，我就在你的身边嘛！”
“那又有什么用？唐瑞林、宋岳林、苏先骏……还有其他一些投敌叛变者，都认识你我，一旦在路上遇到他们……”
“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那该怎么办呢？一旦你的顶头上司……”
“我早已安然无恙地回到了上海。”罗亦农边说边走了进来，随手关死房门。
何家兴与贺稚华看见罗亦农神态严肃地站在室中央，二人惊得不知如何是好。这时，罗亦农严厉地说道：
“我必须批评你们，谈论这样的问题，怎么能不关屋门呢？”
“我……我忘了关门了。”何家兴答说。
“不，不……”贺稚华忙说，“是我忘了关屋门。”
方才，罗亦农站在门外，虽然没有全部听到何家兴与贺稚华的谈话，但是，他对他们夫妇如此惊怕叛徒却感到意外。他沉吟片时，看了看仍旧惊魂未定的何家兴，问道：
“恩来同志在香港有消息吗？”
“有，”何家兴忙转身取出一份材料，“这是恩来同志写给中央的报告。”
罗亦农接过这份报告，坐在桌边认真地看了起来。
原来周恩来到达香港之后，立即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他“全面分析了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肯定起义领导人在斗争中表现出的革命精神，指出起义失败的原因是敌强我弱、没有争取广大农民配合、在战斗形势不利时又没有及时撤退转往农村”。同时，“他对有错误的同志也提出了批评，并宣布原来的处分决定无效”。与会者历经李立三的无端批评与处分，“大家觉得周恩来的处理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结果，周恩来很快就“正确地解决了广东党内的斗争，恢复了党的团结”。
周恩来解决了有关广州起义的分歧之后，获悉新上任的广东省委书记邓中夏于二月底被捕，因此他又指示广东省委组织营救，不久邓中夏获释出狱。四月四日，周恩来写信给中共中央，明确指出：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努力，广东“省委已近于集体领导，虽中经挫折和破获，但较前确大有进步”。
罗亦农所看的材料，即是周恩来写给中央的这份报告。
中国大革命失败，即宣布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结束，也标志着中国革命业已进入新的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面对这样重大的革命命题，必须进行系统的了解和研究，方能提出切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方针与政策。然而，由于共产国际领导错误的制约，再加之蒋介石制造的白色恐怖笼罩着神州大地，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尚处于被动应付时局变化或盲目发动暴动以求速胜的阶段，很少有人去基层做艰苦的调查研究。周恩来既是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者，又是广州起义的早期决策者和善后工作的负责人，当他再次置身中国大革命的策源地广东时，不能不问未来中国革命将向何处去。为此，“在妥善处理了广州起义善后事宜后，周恩来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对广东的土地问题和党组织状况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有关周恩来调查研究的情况，《周恩来传》一书作了评介：
周恩来对广东顺德、广宁、英德、琼崖、曲江等地的土地占有及耕作情况和土地革命中遇到的问题做了细致的调查，向中共中央写了书面报告。他在报告中讲到：没收地主土地已在宁水一县和乐会四区进行，分配土地尚未实行，“分配原则依人口多少、耕田能力、田地肥瘠而定，没收是彻底的，自耕农尚未没收，分配以乡为单位，先从乡分起”，“小地主亦预备分与土地”。对广东全省的党组织状况，他也做了详细的调查，并写了书面报告。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已到极严重的时期，党的组织极弱，它的力量决难发动暴动。“北江暴动局势紧张时，任省委、特委如何指示，下级党部亦无法可以号召。及群众自发起后，党的领导力量也极弱”。城市支部减少，秘密工作尚差。上之如省委，次之如广东、汕头市委，都被全部破获。有的党员只知表示个人勇敢，反对秘密工作。有的却只顾个人安全，躲藏不见。
周恩来在广东进行的实地调查研究，使他全面地了解了城乡基层的实际情况，得出了“它的力量决难发动暴动”的正确结论。自然，这也是周恩来自觉地对去年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路线的否定。正当他严密思索如何结束这盲目暴动所造成的无谓牺牲的时候，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在二月二十五日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该决议案是由“苏联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等所提出之草案”。它明确提出：
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民权革命在经济上既没有完成(土地革命及封建关系之消灭)，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权斗争上也没有完成(中国之统一及民权解放)，在政权的阶段性上更没有完成(工农独裁制)。认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已经生长成了社会主义的革命之主张，是不对的。同样，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共产国际执委驻中国代表之主张)也是不对的。要想跳过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同时并认为革命为“不断革命”之倾向，其错误与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时的错误相类似。如此设问并且得出“不断革命”的答案，显然是将中国革命之最大特性，就是半殖民地的革命，一笔抹煞，所以这种错误大为有害。
该决议案在批评罗明纳兹提出的“左”的“不断革命”理论的同时，还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目前全国还未出现革命运动新高潮”。该决议“给予广州起义以高度的评价，但对国际代表诺伊曼在广州起义时的具体指导提出了批评”。实事求是地说，该决议案“对纠正‘左’倾盲动主义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证明周恩来在广东基层调查研究后所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
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后，一是需要学习、研究，并对照检查前一段执行“左”的“不断革命”论的错误，再是中共中央于三月底收到共产国际来电，让六大代表到莫斯科去开会。这样，六大开会的地点最后总算确定下来。因此，党中央要周恩来结束在广东的工作，立即返回上海。
周恩来于四月中旬从广东返回上海之后，一面向中央全面报告广东之行的成果，一面研读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与此同时，他还详细询问了向警予被捕、郭亮惨遭杀害的经过，以及营救陈乔年等同志的进展情况。其中，他对郭亮英勇就义是非常悲痛的！在他看来，我党各级组织一个接一个被敌人破获，尤其是中央与各省委的主要领导人相继落入敌手，其根本原因就是在敌人的心脏机关中没有眼睛与耳朵。他痛定思痛，遂向中央提出建议，在中央特委会中设立情报科，由陈赓出任科长。很快，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在中央特委会宣布组建情报科的会上，陈赓汇报了有关利用鲍君甫建立反间谍关系的情况：
就在周恩来离开上海南下广东近一个月的时间内，“陈赓同志经常同鲍(君甫)直接联系，除对他大力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外，还同他研究情况，找出办法，以增强他接近敌人的勇气和工作能力，进一步争取他忠实地为我党工作”。由于这时的鲍君甫在国民党内地位不高，陈赓就“让他利用陈立夫、国民党调查科另一负责人张道藩和杨剑虹的关系，极力接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市公安局、英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等有关敌人”。为了提高鲍君甫在上述敌人心目中的地位，或曰使敌人觉得鲍君甫有本事得到共产党的材料，“我们将党的宣言、传单和公开刊物，如《红旗》、《布尔什维克》等，都优先送他十份，作为他接近敌人的资本”。另外，为了使鲍君甫尽快打开局面，陈赓等还有意“给他一部分经费，作为他请客应酬和建立秘密接头机关之用”。
陈赓还报告说：“鲍君甫这个人很聪明，有侦探才能，表面听话，心里机灵，很快就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例如：鲍同陈立夫、张道藩相识之后，就积极投靠他们。而陈立夫、张道藩这些人也因留学欧美，十分欣赏鲍君甫那特有的文化气质，把一些重要的私事都交由鲍办。举例说，张道藩这个伪君子，一边在私下追求画坛宗师徐悲鸿的夫人蒋碧薇，一边又在上海宣布与一位法国女人完婚。张为了把自己的婚礼办得有声有色，选中鲍君甫负责具体操办。鲍借此不仅可以加深与张道藩的私交，而且还等于向国民党中人宣布：他是陈立夫、张道藩的私党。因此，他乐助其成，并受到了张道藩的表扬。但是，调查科的负责人杨剑虹却是一个狡猾的政客，遇事用人包括对鲍君甫都留一手。一次，杨指示鲍君甫用“杨登瀛”的名字去见新上任的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询问关于要求英巡捕房发拘票并派人会同去搜捕某处共产党人的手续时，事前什么情况都不告诉鲍，直到杨、鲍会同英巡捕房包探到马立斯新村去搜捕时，才知道搜捕的地方是共产党人的驻地。幸而住在这里的人已经转移，敌人才扑了空”。
周恩来听后指示道：
“告诉他，不要心急，要一步一步地去做。只有完全变成他们圈内的人，才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是！”接着，陈赓又报告，“据鲍君甫说，他从他们的语气中感到有大的事情将要发生，可就是不知是什么事情。”
周恩来沉吟片时，以命令的口吻说道：
“立即通知有关的领导人，停止开会并转移住处。”
九
周恩来认为鲍君甫提供的线索——“感到有大的事情将要发生”非常重要，他当即指示陈赓，要鲍君甫利用方方面面的关系，尽快提供比较准确的情报。
这时的鲍君甫，已根据杨剑虹的指示改名杨登瀛，并用这一名字在上海与租界中的外国人打交道。他接到陈赓的紧急指示的同时，恰好收到英国巡捕房兰普逊的电话，希望今晚拨冗赏光，能到他的宅邸叙谈。鲍君甫想到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均住在租界区中，如有“大的事情将要发生”，这发事地点一定是租界区。故当即决定以杨登瀛的身份赴约。
兰普逊为什么突然邀请杨登瀛到自己的私人宅邸叙谈呢？他从杨登瀛为张道藩操办婚礼等事分析，认为这位杨登瀛先生有来头，其后台一定是南京国民政府中的党政要员。另外，这位英国鬼子的嗅觉极灵，他很快又听说这位杨登瀛先生与到任不久的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有私交，如能和这位刚刚在上海登台的杨先生攀上关系，今后在上海如遇到一些棘手的事情就好办了。于是，他学着中国社交的习俗，主动向杨登瀛发出了邀请。为了表示是私人之交，故把会面的地点选在了自己的私人宅邸。因此，当仆人报告杨登瀛先生到后，他分外热情地走出客室，一边说着“杨先生驾到，不胜荣幸”，一边挽着杨登瀛走进客室，奉为上宾。接着，仆人端上刚刚煮好的香浓的咖啡。兰普逊热情地说道：“杨先生，我听说你时来运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