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隐姓埋名的无私坚守
1999年，当邓稼先被追授“两弹一星”元勋的称号时，他已辞世整整13年。而这时距他投身原子弹的研究，也整整过去了41年。邓稼先用28年的无悔奉献向中华民族、向祖国献上了忠心。
1.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建国初期，新中国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能把小麦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毛泽东说“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掷两颗原子弹，让世界真切地看到了原子武器毁灭性的力量，根据2002年美国解密的41份绝密文件表明，美国曾多次企图对新中国发动核突袭。朝鲜战争期间，装有原子弹的导弹，一度运至日本冲绳岛，美国人扬言要将核武器作普通炸弹来用。国际舆论称，自广岛和长崎被毁灭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新中国一样临近核威胁。约里奥·居里曾经转告毛泽东说，“要保卫世界和平，就要反对原子弹。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必须自己先有。”邓稼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任核研究院理论部主任，接受了“放一个大炮仗”的任务。
1958年8月的一天，夜深了，辗转反侧的邓稼先久久地盯着窗外，窗外的夜色中有一轮圆月，他的妻子许鹿希回忆说：“邓稼先喜欢月亮，常望着月亮出神。”那天邓稼先却突然坐了起来，他将一只手轻轻放在妻子的手上，眼睛却盯着窗外的月亮，也是轻轻地说了声，“我要调动工作了”。是什么样的工作让他下这样的决心，邓稼先没有回答，却说道，“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这件事做成功，我这辈子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了它，粉身碎骨也是值得的”。那一夜，妻子许鹿希哭了，但她还是没有想到，这次调动重新安排了邓稼先后半生的生命路程。在邓稼先沉默的背后，还有一层更深刻的东西，就是建立在国家情怀与责任上的那份初心。那一年，邓稼先34岁。
2.“老地方就是保密”
邓稼先被任命为中国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但他的妻子许鹿希以为只是普通的工作调动，她根本想不到丈夫是去造原子弹，因为邓稼先的专业是核物理理论。没有人知道邓稼先在哪里工作，他白天消失，晚上神秘回家，其实，他那时候工作的地方，与家只隔着一站路，严格的保密纪律，让邓稼先的生活方式完全变了，他从此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没有做过一次学术报告，甚至，亲友间的聚会也避开了。
有一天，邓稼先的妻子骑车碰见他，就问他怎么在那里，当时她根本没想到那就是邓稼先的工作单位。于是邓稼先就骗了他，说“我去看人，在这下错车了”。然后他看见公共汽车就赶紧上去，一直以来，他的妻子都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
邓稼先每天深夜回家，总是坐着愣神，愣愣地看着月亮。他经常靠在床上，眼睛就盯着很远很远，你可以觉得他在想什么东西，小孩不管怎么玩，他好像就看不见小孩在旁边玩，妻子还是全然不知丈夫干的是什么，她只是常常梦见丈夫背着包，拿着书，像是去工作，又像是去学习，问他上哪去了，邓稼先回答“老地方”。那“老地方是什么地方”？“你忘了，老地方就是保密”。
就在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的第二天，组织上送来了一张回北京的机票，邓稼先母亲病危，早在原子弹试爆成功之前，母亲就已经病危。当邓稼先赶回北京，母亲已不能说话，他跪倒在病床旁，捧着母亲苍老的双手，长跪不起。每一次核试验后，邓稼先都要回北京向中央报告，这使他与家人有难得的相聚，大半辈子过去了，这是他唯一的探亲时刻。
邓稼先说自己的梦里常常有两个场景，一个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时的蘑菇云，一个是妻儿们欢笑的场景。当许久之后许鹿希终于见到丈夫，丈夫已是一头白发，穿着灰布衣服、部队的便鞋，她伸手去接丈夫的皮包，邓稼先也习惯性地紧紧拽着包，两人面对面抓着同一只包，彼此相望却无言。
3.一切靠中国人自己去摸索
理论设计是制造原子弹的“龙头”，在邓稼先接受任务时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能行吗？”这时的理论设计小组只有邓稼先和几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而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科研队伍，仅诺贝尔奖得主就有14人。在“一无所有”的中国，邓稼先所承受的压力，是现在人难以体会的。尽管他是留美博士，学的是核物理，但在造原子弹方面却缺乏经验，这使他的团队不得不受制于苏联专家。这不仅在研制技术上增加了难度，同时给研究人员精神上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这一切都没有击退邓稼先，而是平添了他带领团队在初心路上前行的勇气和决心。
1957年，毛泽东出访苏联，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表示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中国用农产品交换苏联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当时，中国人对苏联指导充满期待，以缩短原子弹研制周期和战线。但事实上，即使在常规武器上，苏联老大哥也只允许中国人仿制他们将要停产的武器装备。在指导过程中，苏联专家总是强调不要急躁，并指定了14本书目。邓稼先初期的工作任务是向苏联专家学习原子弹的设计理论。但苏联专家的这一招就好比将邓稼先的理论小组带进了“迷宫”。邓稼先归纳出几个问题希望能够及时得到苏联专家的帮助，但是得到的答复几乎等于零。苏联专家不传真经，而列举出和制造原子弹有关的上百个专业，其中甚至还包括学习“花儿匠”。苏联专家不允许理论设计小组马上动手，邓稼先则坚持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在苏联专家来检查的时候，就把工作本放到抽屉里，把苏联专家指定的教科书放在桌上，通过一次一次的游击战术，研究和学习才得以艰难推进。
但很快由于中苏关系彻底逆转，连这样的老师都没有了。因为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带走资料，赫鲁晓夫扬言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而毛泽东却说，“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很难还。”我们首颗原子弹之所以被命名为“596争气弹”，正是因为苏联撕毁协议的日期是1959年6月。
以苏联切断援助为分水岭，中国从此走上了独立自主发展核武器的道路，但摆在邓稼先面前的问题很现实，这是怎样的一种艰难。首先要在“迷宫”中找到方向。终于，他将目光锁定在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这三个方面也是他对中国原子弹研究的最大贡献。
在邓稼先的带领下，这支研究队伍虽然专业不同、性格迥异，但相同的是为国“争气”的劲头和工作热情。就这样，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在两年中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原子弹理论在朝着邓稼先确定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终于他们走到了一个关键处，要寻找原子弹的一个重要参数。当年，苏联专家曾给过一个参数，竟导致邓稼先他们首先用“成千上万的数据”去验证这一数据的准确性。上万次的计算结果与苏联专家的爆炸参数相差甚远，计算用的纸装进麻袋，堆满了几个仓库。邓稼先带着研究团队24小时倒班，带个军大衣，睡在计算机房的地板上。带着面包，算累了，饿了以后就吃点面包或者吃点冷馒头，喝点水。终于关键性参数被确定，整个核武器研制的“龙头”昂起来了。数学家华罗庚说“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