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感 卡斯特罗的个性
从1963年4月开始，我作为馆长翻译进入了古巴驻华使馆。每天同使馆人员，还有来来往往的各类古巴代表团的接触，使我对卡斯特罗有了间接了解的机会，也逐渐体会到古巴人民对他的爱戴之情及产生的缘由。
直面了解卡斯特罗
1963年3月，我们的年级进入学业的最后一个学期，大家都在忙于毕业前的“冲刺”，紧张程度比以往更为浓烈。此时，发生了一件让很多人特别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校领导意外的变故。
我们的学制是5年，比以前和以后的学生都要长一年。在我们的学习过程中，也正由于中古关系的发展，同时入学的大部分同学都被临时借调出去参加了工作，主要是做前来中国进行航空和石油工业方面培训的古巴实习生的翻译，另有两名同学被抽调改学葡萄牙语。我和班上的另外3位同学被北外“看中”，准备让我们毕业后留校担任教员，故而学校不让我们4人去任何地方，坚持按部就班地上课，就连教育部想让我们出国留学的动议也被校领导拒绝，因为生怕我们成为“打狗的肉包子，有去无回”。可是，3月初的时候，学校突然接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通知，让我们全班6人（还有因为身体原因从我们的上一届留下来的两人）提前毕业，集体去新成立的《北京周报》编辑部西班牙文组报到，加强刚创刊的西班牙文版的工作。虽然此项安排令北外让我们留校当教员的计划完全落空，但学校也只能执行，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我是我们班的负责人，学校通知我代表其他同学去办理离校手续。对于我们而言，当然是件高兴的事情，因为毕竟是要结束“寒窗苦读”了。正当我在办理各种离校手续的过程中，我个人又得到另一项通知，也是从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发来的，要我改去外交部报到，而且要“越快越好”。我在办完了各项手续之后，实际上是同其他同学一起，于3月5日分头离开北外，他们去了外文局，我则去了外交部干部司。
在外交部干部司，我得到消息，原来是古巴驻华使馆急需一名西班牙语翻译，四处寻找，未能解决问题，故经周恩来总理办公室批准后将我从北外商调出来，准备让我去该馆为其大使担任翻译。在我们那个时代，国家的需要就是命令，我表示愉快服从安排，随时可以去古巴使馆面谈，只是不知道能否符合他们的需要。这样，我拿了外交部的介绍信，当天就去到负责解决各国驻华外交机构和新闻单位所需人员的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在听取了他们关于对工作的要求和应遵守的各种纪律以后，同古巴驻华使馆进行了初步接触，还接受了简单测试。同年4月1日，我被通知可以去使馆正式上班，从而开始了我在那里长达8年的大使翻译工作，先后陪同了他们使馆最初的三任馆长。
在古巴驻华使馆工作期间，我得以参加接待古巴方面的多起重要访华团组，包括1965年再度访问我国的格瓦拉，还曾与古巴驻华使馆外交人员赴满洲里办理古巴援越物资过境中国事宜，并陪同使馆临时代办加西亚冒着七级大风去琼州海峡处理遭遇大风搁浅、断裂的古巴万吨货轮事件，还为卡斯特罗送给胡志明的生日冰淇淋蛋糕运送奔波，这些都使我增长了许多处理国际事务的见识和经验。此外，则是有机会见到多位中国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人，为他们担任翻译，其中有刘少奇、周恩来、陈毅、邓小平、谢富治、郭沫若等，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经历。我记得，周恩来总理1971年1月曾通过古巴使馆临时代办加西亚向古巴领导人捎话，表达了中方寻求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1964年10月16日晚邓小平在出席古巴大使为他举行的宴会上，曾亲自谈及中国首次成功爆炸的原子弹及中国政府的有关政策。总之，那几年在古巴驻华使馆的工作，让我知道了中古关系的进程，明白了中国政府的对古政策和基本考虑。
于我而言，那段时间的工作，让我从每日相处的古巴同志那里感受到古巴人民对卡斯特罗的感情，间接地受到了我对卡斯特罗的感情熏陶。
1966年，中古关系曾经出现过被当时的媒体称之为“大米事件”的插曲，并且从那以后，双边交往逐步减少，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颇长的冷淡时期，但双方依然保持着外交关系，贸易往来更没有出现过间断。
关于“大米事件”，中古双方各有自己的解释，情况和理由也有所差异。我猜想，中古双方围绕大米问题引发的争论，应该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20世纪中期，中国和苏联之间曾经发生过绵延数十年的论战，主要是要不要和如何坚持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分歧的论争，有人也将之总结为要捍卫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与要搞修正主义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赫鲁晓夫之间开展的一场意识形态斗争，并认为是国际共产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次论争。当然，这场国际政治斗争也有由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欲凌驾于中国之上，并从而背信弃义地撕毁了中苏两国间众多协议的国家背景。中苏论争曾使许多国家和政党，特别是共产党性质的政党和由其执政的政府，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排队”行动，古巴则可能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对某些情况的不完整了解，使得其对苏联的关系显得更加浓重一点，这应该是在当时历史情况下的客观事实。
面对中古关系突然发生的戏剧性变化，我有点茫然，但始终相信，这一页必将会翻去，中国和古巴重新修好的时候必然会到来。大约20年后，这个变化终于被我等到了，但没有想到的是，我不仅是其中的见证人，还是个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的直接参与者。
中古关系中一段涉及我的插曲
1967年，我亲历了中古关系中的一段插曲，感觉到了两国关系脉搏中的跳动，也意识到双方都有维护良好关系的意愿。我在这里记述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后来在哈瓦那同卡斯特罗的晤谈中，隐约地感觉到他不仅知道这件事的基本事实和经过，还明白我在其中的角色和作用。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67年2月的一天深夜12点，时任古巴总统的多尔蒂科斯由其外交部长陪同，紧急约见我国驻古巴使馆临时代办李善一，就“在北京发生的一件不愉快事情”向中方表示歉意，并称古巴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予以解决。由于使馆事前未得到过任何通报，李善一同志被这种总统单独召见、外长在旁亲作记录的场面弄得一头雾水，只能简单表示“将尽快向政府报告”。
说起来，这件事情还是因我而起并最终由我参与解决的。
此前几天，在苏联首都莫斯科发生过中国红卫兵的“红场事件”。事情的梗概大体上是这样的：1月25日，一批途经莫斯科回国的留学生到莫斯科的红场向列宁和斯大林墓敬献花圈，因为守卫红场的苏联士兵不让在斯大林的陵墓前摆放花圈，双方发生了冲突，期间有中国学生被打。因为学生用的是“中国红卫兵”的名义，而“红卫兵”在当时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影响，从而在中国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规模的“声援”留学生的活动。为了表示对红卫兵的声援，北京各界在前苏联驻华使馆门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也通知其各个部门组织人员前往参加。我是古巴驻华使馆中国雇员的工会负责人。平时，我与使馆中外双方的人员都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几乎没有发生过矛盾。接到服务局关于组织人员参加游行的通知后，我立即进行了安排，并请古巴使馆有关负责人给以协助。当我去使馆的一位随员家催请在那里工作的女工时，该随员不仅不放她走，还举起拳头向我示威。我感到很为奇怪，下意识地挺起胸膛迎了上去，并用手指着胸口部位对他说：“要打就往这儿打！”当然，他没有敢打我，我们也没有同他纠缠，很快离开了那里去参加了游行。次日，我向使馆的有关负责人说明了此事，表示无法理解，要求对方道歉，并能确保中国职工的政治权利。那位随员向我道了歉，并说当时是因为孩子发烧而态度不好，请我原谅。我以为此事已经解决了，就没有再把它搁在心上。谁知过了没有两天，使馆突然通知我，要求把原作为中国职工休息的房间腾出来，将我和另外3位中文秘书（西班牙文翻译夏文钺和英文翻译徐人龙、张希林）的办公桌搬到那里去。我对此没有表示异议，并告诉对方我们是使馆的雇员，在这些问题上愿意听从使馆的安排，即便包括取消中国职工多年来一直就有的休息室。搬到只剩下电话机时，我问他是不是要找电话局的人来移机。他回答说不需要，并强调称要打电话或接电话仍然到原来的屋里来。此时此刻，我稍微明白了使馆这一举措的意思，便告诉他说，全世界大概也不会有这样的工作方式，我们无法理解，也不能接受。他再次问我是不是不愿意这样使用电话？我明确地回答他说，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是这样根本无法工作。听到我的回答后，他说他只能将我的态度报告给大使。我表示，那就悉听尊便了。他走后没过5分钟，便从楼上跑了下来，以一种气急败坏的腔调对我说，大使决定立即解雇你，请你马上离开使馆！我非常平静地对他说，我是你们的雇员，你们有权力使用我或者解雇我。按照合同，我应该有在接到解雇通知后继续工作一个月的权利。但既然你们大使要我马上走，我也没有必要再继续赖在这里！好在我没有任何东西需要收拾，说完话后就转身离开了使馆。
当天上午，我将前后情况向服务局的领导作了报告。他们对我的不卑不亢态度和有理有节的处置给予了肯定，但因此事背后明显隐藏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应向外交部请示处理办法。就在那天下午，外交部安排服务局的领导和我一起去向乔冠华、章文晋等同志作了汇报。乔冠华、章文晋同志都认为，古巴使馆的做法是没有道理的，中方不应该接受。但为了不把事情闹僵，可以请古巴驻华使馆的职工派代表去与馆方谈判，要求使馆收回成命，恢复我在使馆的工作。
根据外交部的指示，代表使馆中方职工的7名同志直接向皮诺·桑托斯大使提出了应该让我返回使馆上班的要求。桑托斯在问明了每个人的身份后，竟然决定将所有中国职工全部解雇，并且要求他们立即离开使馆。当时，服务局安排我在局里与使馆职工保持联系，了解情况的发展变化，并磋商解决问题的办法。听到桑托斯大使的这个决定后，我下意识地猜想到使馆有可能采取强硬手段驱赶中国职工。我一方面要求中国同志坚守住岗位，另一方面请新华社摄影部派记者到使馆附近观察形势。新华社的相关部门立即接受了我的建议，并马上选派了摄影记者去到古巴驻华使馆附近。
没有想到，我的猜想竟然得到了证实。下午3时许，古巴驻华使馆的人员开始了强行驱赶中国人的行动，形成了外国人强拉、中国人不从的混乱局面。其间，还出现了个别古巴外交官显露小型武器的动作。这些场面全部被守候在大门外的新华社记者拍摄了下来。古巴使馆的人员没有想到会有人拍照，因而未敢过于造次，只能听任被拖到大门外的中国人重新进入使馆，并草草收兵。到了正常下班的时候，中国职工如常离馆回家。
我还估计到，中国职工第二天再进入使馆上班就比较难了，但是必须照常前往，以免给对方留下任何口实。根据我的意见，除我以外的所有中国职工于次日准时到了使馆门前，并按响门铃要求进门上班。但是使馆大门紧闭，无人搭理。当时，经常有红卫兵在外国驻华使馆区游行，见此情景便问是否需要支持。职工们在电话里问我的意见，我根据外交部关于不要把事情闹僵的指示告诉他们没有必要，事情完全可以由我们自己来解决。
可能是因为没有了中国人的协助，古巴驻华使馆在工作和生活上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其中之一是天气冷，无人给他们烧锅炉，也没有人为他们做饭，他们的日子异常难过。因此，使馆不得不在事发约一周后向其国内作了报告。随后未几，就出现了本文开头所说的那个场面。
三月初，古巴驻华使馆通知外交部和外交人员服务局，说其国内即将派外交部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前古巴驻越南大使加西亚作为“政务参赞”前来北京，并将由他“带领”大使拜访中国有关方面的负责人，请求中方在某些问题上的谅解。加西亚在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即拜访了服务局的领导，就在使馆发生的不愉快事件向中方表示道歉，请服务局尽快安排我返回古巴驻华使馆工作，并让其他所有中国同志回到各自原有的工作岗位。
三天后，桑托斯大使以“休假”名义回国，实际上结束了他在中国的任职。在与他的见面会上，我代表全体中国职工祝他旅途愉快，并告诉他，我们在等待他返回期间，将全力协助新任临时代办的工作，请他放心。
至此，中古关系中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插曲，在双方高层领导的直接关注下，得以圆满解决。
但是，在近30年后，这个插曲却又有了新的、另外意义上的续曲，与我依然有关，这是我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1993年9月，我以我国驻古巴大使的身份到达哈瓦那。在进行了必要的到任拜访和礼仪活动后，我首先想做的事情之一是找机会见见老朋友。在古巴外交部礼宾司的协助下，我找到了基本上退休赋闲在家的桑托斯大使、加西亚司长，还找到了相当一部分在华担任过外交官的老相识，包括那些与我闹过不愉快事情的人。我不仅分别走访了他们，对他们以礼相待，还在使馆为他们举行过几次电影招待会，向他们介绍中国的发展变化。古巴外交部的人对我的开朗大度、不计前嫌之举大为赞赏，还多次主动在其他国家驻古巴使团中广为宣传。
加西亚接替桑托斯后在北京担任了4年多的参赞职务，直到1971年中才离开中国。期间，我有机会受外交部的委托多次陪同他在国内访问，到过韶山、井冈山、延安及上海、杭州、海南、东北等地，还协同陶大钊同志向有关领导部门反映了他对井冈山陈列馆将“朱毛会师”篡改为“毛林（林彪）会师”的批评，因而与他的友谊更深些。在我去拜访他时，曾详细告诉我他当年是如何受命前往北京的：当时，他正与外交部的许多干部一起在砍甘蔗，突然有人让他立即返回首都，有要事相托。此时已有汽车在劳动营地门口等着他，他都未及洗手便被拉上了车。返抵外交部时，立即有人将一张机票交给了他，让他回家简单收拾一下即行上路，有关指示将通过电报发到途经的古巴驻柏林使馆，由他们负责转告。加西亚笑着告诉我，他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接受了一项重大而特殊的使命，匆匆地离开了哈瓦那。到了柏林，看到了电报，才知道去北京的目的。不过，他对于能有机会到北京常驻确实感到高兴。
我在古巴任职的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和这些老朋友们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还得到了他们的许多帮助。可以说，由于双方处理得都比较得当，这个不很愉快的小插曲并未对双边关系产生什么太大、太多的负面影响。我对此感到庆幸。
毛泽东主席关于井冈山“毛林会师”的批示
1971年，我还经历过中古关系中的另一事件，但是一件完全正面的、应该受到肯定记载的事件，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加西亚关于“毛泽东和林彪在井冈山会师”油画的批评。
在一次同卡斯特罗的谈话中，我向他讲述了古巴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加西亚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批评一些人篡改历史和毛主席的相关批示，他给予了完全的肯定，并指出“加西亚完全应该这样做”。
关于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事情的主要当事人陶大钊同志（“文革”期间曾任外交部欧美司拉美组组长，后来出任过我国驻哥伦比亚、巴西大使等职）在其所著《古巴临时代办“文革”期间所提建议及毛主席批示》（见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五辑）一文中有这样一些揭示，仅抄录如下：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中共中央陆续批发了粉碎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斗争的三批材料，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其中的一份材料上刊载了一篇外交部的《外事活动简报》（第29期），题目是“古巴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加西亚访问外地的几点反映”。简报前有如下一段毛泽东主席的批示：第4条提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
材料摘引了《简报》第四条的全文：（四）（加西亚）向江西外事组同志建议，在介绍中国革命时应该提到南昌起义和朱德上井冈山这两段历史。在参观井冈山时，讲解员不提井冈山和朱德上井冈山这两段历史。加说，这两件事应该提，不提对中国人来说可能容易理解，对外国人不容易理解。对历史事实不要不提，应该提，但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照耀下去正确评价。提这些历史事实不仅不会损害毛主席的形象，相反，人们会通过对当时的各种错误路线的了解，更加体会到毛主席路线的正确。尽管是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但江西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左、右倾机会主义决定性胜利的根据地。”
加西亚这次去江西访问是我陪同的，回北京后写了这份《简报》。这段历史至今仍萦绕脑际，难以忘怀。
1971年1月12日至26日，加西亚一家先后访问了西安、延安、上海、南昌、井冈山、杭州等地。因当时我国的民航路线很少，访问杭州后又回到上海，再飞返北京。同行的还有徐贻聪同志，当时他是古巴驻华使馆的中文秘书，担任加西亚的西班牙文翻译。
我们到南昌的当晚，省革委会外事组负责人同我谈加西亚一行的日程安排。日程上没有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我提出能否加上。这位负责人说，纪念馆现在不对公众开放。我问能否单为加西亚一行安排进去看一看，他表示很为难，而后无可奈何地告诉我，纪念馆被红卫兵封了。我一听也犯难了，谁敢得罪红卫兵呢？这样，加西亚就没有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外事组负责人对他解释说：“纪念馆正在整修。”
那时，井冈山根据地各处遗址都在刻意突出渲染林彪。“黄洋界”的地名碑是林彪写的，毛泽东的旧居旁是林彪的旧居，甚至有一处还展示了林彪死党黄永胜的旧居，却没有一处提到参与领导井冈山斗争的朱德、陈毅等人的名字。
尤其令人吃惊的是，在井冈山根据地历史纪念馆悬挂着一幅林彪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的大油画。年轻的讲解员像背书一样介绍说，“1928年春，林彪同志率领部分南昌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在这里会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离开江西前夕，加西亚向江西外事组负责人提出建议说，在讲述中国革命时应该介绍南昌起义和朱德上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的这两段历史。不提这些历史事实，对中国人来说可能容易理解，但外国人不容易理解。加西亚还特别提了一下江西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
在杭州参观两天后我们又回到上海，下榻于和平宾馆。返京前夕，我和徐贻聪同志到加西亚的房间去随便聊聊，收集一点反映。他请我们喝他自备的速溶咖啡（当时我国还没有速溶咖啡），很坦率地同我们谈了这次访问的观感。
他重复了在江西提的意见，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不仅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是“朱、毛会师”，是朱德将军率领部分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不是“林彪副主席”。《毛泽东选集》和斯诺的《西行漫记》上都有记述。加西亚还拿出一本他随身带的英国出版的介绍中国的书，翻给我们看有关章节。他说，应该尊重历史事实，任意篡改会有损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伟大形象。他在大学念书时就钦佩中国革命，敬仰毛主席，提意见完全是出于这种感情。
陶大钊同志在他的文章里还说，毛主席的批示在外交部各单位通报后，4月4日作为《外交部文件》印发，分送范围包括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外事组。当时负责掌握宣传工作的中央宣传小组也将毛主席的批示和《简报》作为宣传工作通报发至全国各宣传部门。这样，加西亚很快就扬名全国各外事单位和宣传单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