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我该送什么样的礼物”
2003年，当弗兰克·洛伊着手创办了一个智库时，他的朋友们都感到困惑。虽然他们不太清楚那是什么，但是听说这是他花了3000万澳元创办的，是送给国家的礼物。弗兰克解释说，智库就是一座“思想工厂”。这个特定的工厂专注于研究外交政策，旨在加强澳大利亚的声音，使其在世界舞台上能够被更好地听到。这个智库还将为人们提供一个在国内就能够更好地了解世界问题的论坛。
朋友们仍然觉得困惑。为什么像他这样的商人会关心地缘政治？弗兰克表示，他的早年岁月完全是被几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所主导的。童年时期，国界变化如此频繁，以至他的小镇一会儿属于捷克斯洛伐克，一会儿属于匈牙利，一会儿又属于斯洛伐克，每一次变化都影响着当地的居民。自他们一家搬到了布达佩斯，他感受到了德国极端残酷的外交政策的冲击。1944年，纳粹占领了这座城市，带走了雨果，给洛伊家族的剩余成员带来了安全感消失殆尽的恐惧。
然而，在被占领的布达佩斯生活时，瑞士大使馆提供了允许弗兰克和他母亲进入受保护的房子居住的文件，这也使弗兰克感受到了外交政策的亲和效应。这与瑞典外交官及商人拉乌尔·沃伦伯格（Raoul Wallenberg）所提供的保护相似。作为瑞典驻布达佩斯的外交特使，他通过向难民提供保护性护照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犹太人在街上被追捕，这些文件帮助他们存活直至苏联军队的到来。到14岁时，弗兰克的人生就已受到了5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
战争结束后，当他离开欧洲并试图偷渡到巴勒斯坦时，弗兰克·洛伊受到了英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英国海军拦截了这艘摇晃的小船，把船上的所有难民都送到了塞浦路斯并做了安置。英国人表现得较为人道，几个月后便将营地里包括弗兰克在内的年轻男子作为部分犹太应征者送到了巴勒斯坦。
在他抵达中东的一年后，联合国通过“巴以分治”决议，弗兰克又在最大程度上感受到了全球政治的影响。经过各国代表对这一议题的公开辩论，投票过程在世界各地进行了实况转播。最后33个国家投票支持分治，13个反对，10个弃权。
这是弗兰克终生不会忘记的有关国际政治的一课。当时居住在巴勒斯坦的60万犹太人欣喜若狂，但140万阿拉伯人却心情沮丧。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浩劫（al nakba），亦是大灾难的开始，成千上万的人即将失去他们的土地与家园，他们并不想被隔离。他们觉得分治是不公平的，而且阿拉伯人不该是纳粹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牺牲品。战争爆发了，弗兰克应征入伍为建立犹太国家而战斗。此前一直饱受其他国家政策打击的他现在终于可以穿起制服，为自己的民族而战。当多支阿拉伯军队联手对抗以色列时，他感到了强烈的使命感，部队里其他的难民孩子也是一样。
与弗兰克并肩作战的是他的朋友约纳·萨默菲尔德（Yona Sommerfeld）。萨默菲尔德记得当自己卧在岩石后面向1500米以外的敌人射击时，旁边的士兵拉了他的手臂。他回头看见一个小男孩正在哭泣。“怎么了？射啊！”萨默菲尔德用希伯来语大声叫着。“我不知道怎么用，我不知道怎么用……”男孩用意第绪语抽泣着回答，并称自己两天前刚从一艘难民船上下来，以前从来没有使用过枪支。“所以在交火的间隙，我用意第绪语一步一步教这个男孩如何射击。”萨默菲尔德说道，“随后他因为自己可以射击而异常兴奋，甚至当停止射击的命令下达以后，他还不肯停手！ 指挥员用希伯来语、意第绪语、波兰语、俄语和捷克语持续命令他停火，然而他继续射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弗兰克准备留在以色列和大家一起建设这个年轻的国家，但能与在澳大利亚幸存的家人团聚的吸引力更大，而且澳大利亚宽容的难民政策意味着他会像他的家人一样受到欢迎。
半个世纪后，他反思是什么造就了他人生中的悲情事件并探究了它们背后的成因，之后产生了一种冲动：建立一个专门的能够促进开明外交政策的机构。
1999年，新南威尔士大学授予了弗兰克荣誉博士学位。在为授予仪式专门举办的午餐会上，他发表了关于“人口对于支撑社会繁荣的作用”的演讲。通过国际比较和经济理论的应用，他以澳大利亚的这个令人信服的案例诠释了更为开放的移民政策的作用。在之前的几年里，这个问题曾因为有争议的政治家保利娜·汉森（Pauline Hanson）的观点而引起骚动，她公开强烈反对亚洲人入籍，呼吁保持这个社会最原始的属性。站在对立面的弗兰克认为，更开放的移民政策才能确保澳大利亚在21世纪的持续发展。他的演讲成为举国上下热议的话题，弗兰克决定趁势成立一个鼓励移民的政策研究所。
正当筹备研究所的工作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关于难民及边境保护的新一轮争议却传遍了整个澳大利亚。2001年10月，作为竞选活动的一部分，自由党-民族党联盟为了煽动对难民的敌意，声称有证据表明，在澳大利亚海岸的非法船只上的难民曾将自己的孩子丢下船。虽然这不是事实，却可以被利用来增加选民对于人口走私、非法移民及当时已经在民意调查中支持率堪忧的执政当局的恐惧，并且该联盟也如愿在此后一个月的选举中获胜。选举过后，移民问题被进一步政治化，弗兰克决定搁置成立人口研究所的计划。
可是2002年1月将迎来他抵达澳大利亚的50周年纪念日，弗兰克希望可以对这个接纳了他，给予他机会并使他一直心存感激的国家有所表示。应该送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呢？为一个朋友选择礼物已经够困难了，更何况是一个国家？他、洛伊家族和西田基金会已经捐赠了许多大楼、礼堂、研究基金及奖学金。弗兰克·洛伊想要为国家做一件不一样的事情，即使在他过世后还能一直延续贡献。为国家能留下一个智库作为自己的遗产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过去的20年里，弗兰克在国外度过了自己1/3的商业生涯，所以他知道面向世界的价值。虽然他鼓励自己的儿子和高管人员都要接触世界，但他也希望海外的澳大利亚人能够更加重视自身的价值。弗兰克当时说道：“当我在海外看报纸的时候，有时我发现提及澳大利亚的文字仅限于鲨鱼袭击、丛林火灾或是网球。澳大利亚被视为一个小国并在地理上被孤立的地方，坦率地说，我觉得这有些居高临下。澳大利亚人在许多方面与众不同。”他认为澳大利亚对国际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且其位于亚太地区的地理位置就是优势之一，能够为任何国际思想交流带来一种独特的视野。现在是时候抛开地理阻隔这个陈旧的观念并开始挖掘其作为近邻的潜力了。所谓的“亚洲世纪”正在迎面走来。在未来的十年中，澳大利亚的邻居们将引领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化。
在美国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高管们一起工作，弗兰克经常会说如果以同样的标准衡量，澳大利亚人是最有成就的。但是他问道，为什么澳大利亚在国际舞台上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呢？为什么它的关于国际问题的声音没有被听到？这些想法一直徘徊在他的脑海里，他的儿子彼得建议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
彼得在洛杉矶生活了大约15年，是美国政治的热心追随者。他对于民主党的参与越来越深入，对政策也越来越感兴趣，为此在华盛顿度过了不少时间。智库的总部通常设在一个国家的首都，华盛顿也不例外。一位报刊专栏作家曾评论说，华盛顿的智库“堪比别的城市的消防站”。
华盛顿是美国约五分之一的智库所在地。彼得曾访问过一两所，并对它们制定政策的能力非常感兴趣，这些政策往往会改变数百万人的日常生活。
人们对于西方智库的起源有着不同的观点。有人说它起源于19世纪30年代初期的英国，惠灵顿公爵当时想要做一些国防和安保的研究，因此成立了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 Institute）。也有观点认为，智库从本质上来说是美国20世纪初的一个发明，罗伯特·布鲁金斯（Robert Brookings）等人组建了一所私立学会，仔细审查公共政策并对其进行客观的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多的智库以各种形式出现了。虽然澳大利亚早在1924年就出现了第一家智库，而且它们以各种形式存在，这其中也包括最早的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但这些大大小小的智库并没有很亮眼的公众形象。
一天晚上，在弗兰克和彼得·洛伊飞往华盛顿的途中，他们的对话内容转向了遗产的问题。彼得解释说，在美国，拥有巨额财富的人会创立智库来促进公共政策的讨论。他建议父亲如果想要做出持久的贡献，他就应该像美国的商界巨子那样建立一个国际智库，但基地要设在澳大利亚。
经过了晚餐时的长谈，弗兰克开始确信智库会是献给国家的一个完美和永恒的礼物。这可以包括他原来设想的人口研究所的各个层面，而且范围更广。他看不出澳大利亚为什么不可以像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那样产生一流的思想。想要澳大利亚的声音更容易被全世界听到，这个国家就必须传达更强有力的思想。一个专业智库提出的卓越的学术观点可以赋予这个声音更大的力量。
这种机构在知识与权力之间搭建的桥梁作用也在吸引着弗兰克。智库存在于大学和政府之间的中间地带，从两个方面着手并以学术的力量建立公共政策。智库的存在范围很广。从微观的方面讲，它们表现为重要公共问题的研究中心，但实际上却是自主的空谈俱乐部，推销其赞助人的利益。从宏观的方面讲，它们是杰出的研究机构，提供智力资源来推动那些影响千百万人生活的政策趋于完善。很显然，弗兰克对宏观层面更感兴趣，但他的计划能否在澳大利亚执行还需探讨。
回到悉尼后，弗兰克·洛伊与他的顾问马克·瑞安（Mark Ryan）探讨了这个想法。作为西田的董事，瑞安的办公室与弗兰克的办公室仅有4门之隔。这俩人每天都在辩论问题。由于瑞安拥有新闻记者的背景和长达十年的从政经历，包括曾经有一段时间担任前总理保罗·基廷（Paul Keating）的高级政治顾问，所以他能够提出其他人或许不敢提的意见。他知道弗兰克不会容忍那些考虑不周的妥协，而且需要经受挑战。
瑞安听了这个想法后非常欣喜，并着手寻找可以做可行性研究的人员。他致电迈克尔·富利洛夫（Michael Fullilove）——一位也曾在基廷总理办公室里工作的罗德学者（Rhodes Scholar）。巧合的是，富利洛夫也在到处散播着自己想建立一个小型智库的想法，他甚至已经构想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灵活的、充满活力且反应迅速的智囊团。弗兰克的想法更加宏大，很快他们便举行了一次会议。在会上，富利洛夫阐述了智库的独特文化。他所描述的智库需要有大学那样的深度、新闻编辑室的速度、部长办公室的政策常识和企业那样的业务效率。空气中弥漫着兴奋的气息，富利洛夫被委派探讨其中的各种可能。
2002年8月，在采访了24位澳大利亚及海外的专家之后，富利洛夫的报告已准备就绪。当时人们对于国内三大智库——公共事务研究所、独立研究中心及澳大利亚研究所的认知还非常有限。澳大利亚并没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外交政策智库，虽然有一些组织已经开始观察澳大利亚与其所在的亚太地区的关系，却还没有人着手分析澳大利亚与世界的关系。
这个国家的知识表层被薄薄地涂抹在报纸与学者之间。［这是来自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澳大利亚小说家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的讥讽，他曾描述澳大利亚是一个“由记者和校长统治着知识”的地方。］在那些既要天马行空的创造性思维又要脚踏实地的人中间，没有可供活动的中间地带。富利洛夫看到了为自己的国家建立第一个世界级的、无党派的外交政策智库的机会，它将具有把澳大利亚带入国际主流智库，制定实际可行的政策选项和教育新一代领导人的潜力。
这一切听起来很完美。想法付诸行动总是有成本也有风险的，但是如果有效，它将是赠予国家的一份可以持续做出贡献的礼物。因为这个领域里没有别人这样做，它可以拥有整个市场并形成一个鲜明的属于澳大利亚的世界观，同时也有关于政治方面言辞尖锐的警告。不过，这样一个智库也需要保护自己不会成为国内政治议程的工具。
弗兰克与一些备选的参与者交流了意见，其中包括BT（英国电信）澳大利亚的前主管兼西田资深董事罗布·弗格森（Rob Ferguson）。他还征求了自己所在的董事会同僚、时任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行长的伊恩·麦克法兰（Ian Marfarlane）的意见，并请教了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主席罗伯特·奥尼尔（Robert O’Neill）教授，他也是安全与战略研究领域的世界级专家。大家普遍的共识是“前进”。
富利洛夫在弗兰克格外忙碌的时期提交了一份报告，因此他预计这需要些时日才能等到回复。但是第二天一早，弗兰克便打通他的手机：“迈克尔，我一夜没睡读完了你的报告，我想马上行动起来。过来我们谈谈下一步要做什么。”
弗兰克憧憬着自己在比较悠闲的日子里，在智库里待上好几个小时，见证着新的知识图景在自己眼前开启。这时的弗兰克不知道他必须严格约束自己，因为他将被要求完全置身于和奖学金有关的所有事宜之外。当然他会亲自决定自己的这家“思想工厂”的规划、构架、执行和推广，但是关于问题的选择、探讨的方式及得出的结论必须取决于专业人士。
在西田存在的头20年里，弗兰克或桑德斯亲自签署了每一张支票，甚至清楚每一个纸夹的价格。弗兰克经常说，没有任何一个细节会比另一个细节更重要。在他后来的岁月里，公司的全球性战略渐渐占据了他的全部时间，但只要碰到需要克服的障碍，他还是事无巨细地参与其中。他从对细节的关注和对大局的掌控中获得了几乎同样程度的快乐，他支持业主享有企业所有权这一观点。就这个智库来说，因为是他自己掏钱，所以在他的预期里，自己至少应该有些发言权。大家向他解释了为什么独立性对于智库的成功至关重要，为什么他不该在知识领域拥有发言权，他倾听这些意见后放弃了自己最初的想法。
弗兰克在20世纪80年代时也受到过同样的限制。当时，他的电视网络有一个时事节目，他被告知对此不能有任何干预，即使要播报反对以色列的内容。不管这对弗兰克会构成多么大的痛苦，电视公司必须有权这样做。“我的词典里没有‘不干涉’这个词。”弗兰克说。在该节目计划对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进行对其有利的采访时，为了让此采访播出，弗兰克努力与自己的内心抗争，播出的时候他几乎不敢看。
然而，主席却有权期望节目获得好评并调查为何有时结果不尽如人意。智库的情况也一样。董事会不能干预，却可以期盼成功。虽然关于如何鉴定成功的辩论还在进行中，但弗兰克却明确地指出了他的目标：他的跨党派研究所应该成为全世界最好的智库之一。
2002年9月，弗兰克向全澳大利亚宣告了他的礼物。“1952年，我带着一个小手提箱抵达这里。这个国家给了我如此之多，我希望能回馈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他告诉《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2002年，他已是这个国家薪资最高的首席执行官，加上奖金其薪酬预计高于1100万澳元。他将会把这一年的薪酬作为这件礼物的启动资金。
与此同时，他还需要做出许多决定，首当其冲的就是如何称呼智库。弗兰克偏爱用严肃的通用名称，并且可以简化成容易记忆的首字母缩略词，以强调其独立性。但他最终被说服了，并承认这样的名称会被淹没在一堆相似的智库缩写名里。而另一方面，他的姓氏已经成了一个品牌，这是独一无二的，如果以此命名可以使人们觉得这个机构与澳大利亚商界的伟大品牌有天然的联系。这样的名字就像美国的类似机构一样，比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及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