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叶裙》的囚掳叙事与白人身份重构
邢春丽(1)
摘要：帕特里克·怀特的小说《树叶裙》以澳大利亚历史上伊莉莎·弗雷泽的囚掳叙事为原型，反思欧洲殖民者与原住民之间的接触与冲突。小说女主人公艾伦·格鲁雅思被原住民囚掳之后，肉体上饱受折磨，生活习惯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丧失了阶级和种族优越感的艾伦从自然万物和原住民文化及信仰中得到精神抚慰，并在与原住民和流放犯杰克·常斯的近距离接触中与他们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认同感，对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霸权、种族歧视和等级贵贱等价值观提出置疑。小说以海上航行开篇，又以海上航行结束，代表着女主人公实现自我发现、重构白人身份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树叶裙》；囚掳叙事；原住民；白人身份；重构
Abstract：Patrick White’s novel A Fringe of Leaves，inspired by Eliza Fraser’s captivity narrative in Australian history，reflects upon the contact and conflict of the European colonists and the indigenous people．Captured by the Indigenes，the female protagonist Ellen Gluyas suffers various kinds of physical tortures，and her whole life has been transformed．Having lost her former social status and racial privilege，Ellen gains spiritual comfort from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the religious rites of the indigenes．Through close contact with the indigenes and the convict Jack Chance，Ellen develops a sense of belonging with them and begins to challenge such Euro-centered values as cultural hegemony，racial prejudice and class distinctions．The novel both starts and ends with a voyage，coinciding with the female protagonist’s spiritual journey to discover a new self and to reconfigure her own whiteness．
Key Words：A Fringe of Leaves；captivity narrative；Indigenes；whiteness；reconfiguration
一、引言
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成立以来，在文学作品探求民族身份、建构地方历史的过程中，原住民成为至关重要、无可回避的话题。被宗主国抛弃、被西方文明边缘化的欧洲移居者力求在原住民文化中寻求一种精神归属，从而使澳大利亚文学摆脱一直以来面临的“文化卑微”(2)的困境。文学评论家J．J．希利指出，作家们对澳大利亚的文明根基“普遍持有一种悲观主义态度”，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原住民才能体现出生活在澳大利亚的真正价值”，“20世纪澳大利亚文学的主要能量是通过想象使原住民得以回归”(3)。
帕特里克·怀特（1912—1990）是澳大利亚文学界的泰斗，1973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是迄今为止澳大利亚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作家。他的作品为澳大利亚文学摆脱宗主国文化附庸身份、走上民族化道路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怀特的小说中，有三部涉及原住民与白人的关系，分别是《沃斯》（Voss，1957）、《战车乘客》（Riders in the Chariot，1961）和《树叶裙》（A Fringe of Leaves，1976）。怀特积极支持原住民争取自主和土地权益的运动，这三部小说“将被边缘化的原住民展现在聚光灯下”(4)，对原住民在澳大利亚民族—国家认同中应有的位置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将原住民写入了澳大利亚的奠基叙事。
《树叶裙》的故事情节基于1836年伊莉莎·弗雷泽在澳大利亚的亲身经历，并赋予其新的象征意义。在官方历史记载(5)中，伊莉莎是詹姆斯·弗雷泽船长的妻子，她与丈夫所乘的船只“斯特灵堡号”在距离现昆士兰州弗雷泽岛北部几百米的地方撞上了珊瑚礁而沉没。根据伊莉莎的讲述，船上当时共有18个人，分乘两只小船逃生，她与丈夫所在的一只小船在弗雷泽岛的瓦迪角靠岸。船上的人在这里被巴加拉部族（Badtjala）的原住民俘获，他们在岛上被原住民剥光衣服，她的丈夫可能死于饥饿，也可能是因为不能搬运木头而被原住民杀害。大约5个星期之后，伊莉莎在一个从殖民地逃跑出来与原住民生活在一起的英国流放犯的帮助下回到了莫顿湾的殖民者定居地。伊莉莎·弗雷泽的故事对殖民想象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因为这是“第一次白人女性与传统原住民社会的接触，她的‘囚掳’经历为初次接触提供了想象空间，她对‘原住民’生活和习俗的描述体现了一个优等民族对低等民族、文明进步对野蛮状态实行帝国控制的政治意图”(6)。这一事件成为多部戏剧、电影及绘画的主题，也为帕特里克·怀特创作小说《树叶裙》提供了素材和灵感。
二、欧洲价值观与澳大利亚社会现实
在澳大利亚的殖民开拓时期，传统的欧洲价值观在澳大利亚大陆上显得格格不入，社会结构也不再像宗主国英国那样分为泾渭分明的上层贵族和下层工人阶级。自1788年指挥官菲利普（Arthur Phillip，1738—1814）率领他的英国舰队在现在的悉尼湾登陆、宣布建立新南威尔士殖民地之后，宗主国英国不断地将国内无处安置的囚犯运往澳大利亚这块新大陆。这些囚犯成为殖民开拓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的辛苦劳作使英国政府的殖民区域在澳大利亚大陆上沿着海岸线不断延伸。如果流放犯能够忍受各种非人的折磨，几年之后就有机会获得赦免，恢复自由身，并能拥有自己的土地。除了英国政府任命的行政官员、监督犯人并维护安全的军队，流放犯和获得赦免权的自由民构成了殖民开拓时期的主要社会力量。
小说《树叶裙》的故事发生在1836年的范迪门地（现在的塔斯马尼亚岛），这是一块“偏僻、残忍的流放地”(7)。擅长戏剧创作的怀特为小说的开篇设计了一段马车上进行的开场白，从三位乘客的交谈及心理活动中，可以综观当时的澳大利亚社会现实。三位乘客分别是国王任命的测地员梅瑞维尔先生及太太，还有斯克利姆索小姐。他们刚刚与即将乘船返回英国的罗克斯巴勒夫妇道别，马车上议论的中心是罗克斯巴勒夫人，也就是小说的女主人公艾伦·格鲁雅思。尽管梅瑞维尔先生对罗克斯巴勒夫人大加赞赏，说她“美得像一幅画”，而梅瑞维尔太太却“总是着眼于物质的东西”，只夸赞罗克斯巴勒夫人的披肩“美得出奇”(8)，而斯克利姆索小姐则对罗克斯巴勒夫人的出身表示不屑，认为她空有其表，“缺乏内在的东西”(9)。梅瑞维尔太太和斯克利姆索小姐代表着爱慕虚荣、歧视平民的英国上层社会的贵妇形象，而作为土地测绘员的梅瑞维尔先生则代表着已经适应了新大陆环境的欧洲白人，他的价值观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他摒弃了欧洲上层社会泾渭分明的阶级意识，能够欣赏罗克斯巴勒夫人身上所展现出的自然美，并与刑满释放犯迪兰尼成为朋友。
梅瑞维尔太太将自己看作是高高在上的贵妇人，虽然不得不追随丈夫从英国来到澳大利亚，但是在她眼里，这里是“地球上最荒凉的角落”，她“一想到曾经在烈日炎炎下被一只蜷伏在枯草中的蜥蜴直勾勾地瞪着，就满身起鸡皮疙瘩”(10)。她的生活完全脱离了澳大利亚的现实世界，整日隐居在格列博的一处别墅中。在她眼里，“因值得信赖而从英国本土被移植过来” 的梅瑞维尔先生显然已经适应了当地的生活，他“历经风吹日晒，皮肤晒得如皮革般黝黑，如帆布般粗糙，与他通常用的马鞍尤其般配”(11)。梅瑞维尔太太生活空虚，靠与斯克利姆索小姐这样的女人一起编织他人的闲言过活。
斯克利姆索小姐在小说中担当着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她作为一位“女预言家”，指出罗克斯巴勒夫人身上存在一种不安分因素，认为“她是一个谜”(12)，虽然看似“一张白纸，呵口气却能显露出隐形的文字”(13)，给人的感觉是“她在生活中某些最根本的方面被欺骗，并为此做好了随时受苦的准备”(14)。结果斯克利姆索小姐一语中的，罗克斯巴勒夫人将面临人生的严峻考验。而斯克利姆索小姐本人则像是戏剧开场的报幕人，她以先知的身份为小说的囚掳叙事预设了悬念，却又不能参与其中，到了曲终人散、演出落幕之时，我们才会再次看到她的身影。
故事开篇不久，代表另一个澳大利亚社会阶层的典型人物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刑满释放犯爱尔兰人迪兰尼“靠着不知什么有利可图的勾当”(15)发迹，成了当地的一位富翁。梅瑞维尔先生与迪兰尼打得火热，决定在回程中绕道拜访，拿上迪兰尼许诺给他的在农户家里得来的一条猪腿。而马车上的梅瑞维尔太太和斯克利姆索小姐则对迪兰尼的出身非常不屑，拒绝下车到他家里做客。在迪兰尼将梅瑞维尔先生送上马车时，在他的眼里，“油光水滑”的梅瑞维尔太太和“精瘦奸诈”的斯克利姆索小姐“永远不会允许他步入她们的世界”。但是，迪兰尼却“偏要把她们当作是他那个世界的成员”，他故作不知地大声与她们开着玩笑，这种“公然蔑视传统”的挑衅使两个女人非常恼火。(16)听到斯克利姆索小姐将要到莫顿湾的司令官家里给司令官夫人当随身护理，“没有足够的自制力约束人性之恶”的迪兰尼“忍不住撩拨面前两只笨鸟竖起来的羽毛”，“满脸诡诈”地谈起莫顿湾的牧羊人与当地原住民的冲突，并描述了牧羊人被原住民开肠破肚、砍去一条腿的惨象。在他们眼里，生活在丛林里的原住民就是“讨厌的野蛮人”(17)，是低等的人类，完全被排除在他们的世界之外。尽管迪兰尼遭到代表英国上层社会阶级的梅瑞维尔太太和斯克利姆索小姐的歧视，被看作是英国社会下层的边缘人，他本人的观点却与以欧洲为中心的帝国叙事达成共识，他的态度代表了那一历史时期殖民地白人对原住民的刻板化印象和殖民叙事中体现出的白人霸权思想。
至此，开拓者、流放犯和原住民这三个澳大利亚奠基叙事的核心元素在小说中逐一登场。复杂的澳大利亚社会现实为白人女主人公艾伦·格鲁雅思（以伊莉莎·弗雷泽为原型）的坎坷经历做好了铺垫。善于戏剧创作的帕特里克·怀特堪称是艺术大师，尽管只有寥寥数语，却让人对当时的澳大利亚社会现实一目了然，清晰地再现了当时英国社会尊卑分明的阶级意识与新大陆定居者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女主人公虽然还未登场，形象却已通过三人的对话深深植入了读者脑海之中，梅瑞维尔先生提出的问题“不知道罗克斯巴勒夫人面对苦难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18)使接下来艾伦的囚掳经历成为叙事中心。在小说中，艾伦对白人身份的反思与批判是叙事的主线，歧视社会底层、贪慕虚荣的两位上层社会贵妇人从小说叙事中的退场，也代表着阶级和种族意识分明的宗主国文化价值观的退场：“马车上的乘客在颠簸中融入了越来越浓的暮色，最终，就像说完开场白的配角演员一样，退到了舞台的边厢”(19)。
小说《树叶裙》的情节发展有一明一暗两条线索。表面上看来，小说遵循了传统囚掳叙事的基本结构，女主人公艾伦经历了被掳、磨难和回归三个阶段；而暗中的线索则是艾伦展露自然天性、反思白人身份、得到精神救赎的心路历程。怀特意图通过艾伦远离殖民者的文明理性社会、在原住民部族里求取生存的囚掳经历来挑战殖民叙事中种族和阶级的界限，通过对艾伦精神世界的展现，反思殖民者对原住民狭隘的种族偏见，解构殖民叙事中的白人身份霸权。
三、艾伦的囚掳经历
在小说中，女主人公艾伦代表着19世纪初英国社会中的皮格马利翁。她出身低微，本是一个粗鲁、不懂礼节的乡村女孩，与上层社会的奥斯汀·罗克斯巴勒先生结婚之后，在丈夫和婆婆的精心打造和调教下，脱离了朴实无华的农家女形象，变身为举止得体、养尊处优的上层社会贵妇人，成为身体羸弱、性格抑郁的罗克斯巴勒先生的得意作品。罗克斯巴勒夫妇乘船去澳大利亚看望奥斯汀的弟弟加内特，但是在返回英国途中，船只在范迪门地附近遇难，奥斯汀和其他船员死于和当地原住民的冲突，艾伦则沦为原住民女人的俘虏和奴隶，再一次面临被改造的命运。
面对这个“仿佛超自然存在的生物”，原住民女人先是感到惊奇、胆怯，但逐渐平静下来后，她们开始向她投掷沙子、揪拽她的头发、抢夺她的戒指，并把她身上的外衣一件件撕扯掉，直到艾伦“得到了彻底的解放”(20)。然后，原住民女人又开始进一步在赤身裸体的艾伦身上实施她们的改造工程。她们先是用手揪扯、用贝壳乱砍她的头发，然后弄来腐臭的动物脂肪在她的身上涂抹，继而“又满脸厌恶地（如果说不是鄙夷的话）将炭揉进她那让人感到羞耻的白色皮肤里”。她们把蜂蜜涂在她流血的头皮上，一位年长的妇女把一束束羽毛插到她的蜂蜜“头盔”上。最后，“原住民女人看着自己的工艺作品发出了温柔的赞叹声”(21)。在原住民女人的努力下，艾伦的外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强加在艾伦身上的代表英国上层社会的道德说教和阶级意识压抑了她的自然天性，只有剥除束缚她的层层外衣，才能令她解脱。如果说剥除层层外衣象征着艾伦从欧洲文化规约中解脱出来，那么砍短头发、插上头饰并且抹黑皮肤的过程则抹杀了艾伦的身体“现实”的“转喻角度代表的所有‘可见的’差异表征”(22)，使她成为原住民女人中的一员。
尽管艾伦对于这一系列原住民女人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表演性行为”(23)只能被动地接受，身体现实的改变却为她心理上和精神上的转变奠定了基础。当她身上虚伪的文明外衣被原住民女人剥光、从外貌上与原住民女人形成认同之后，她身上农家女孩的天性也逐渐显现出来。虽然原住民女人对她身体的摧残使她痛苦不堪，她却从大自然中找到了慰藉，“无法对四周美丽的自然环境无动于衷”(24)。对自然界万物生来就有的亲切感使她认识到“岩石是她的圣坛，泉水则是她的圣餐”，尽管在这块“为折磨人类而专门设计的土地”上，“土地的精灵不属于她”，“她对它们没有招之即来的魔力”，自然界万物却能带来“一种让她如痴如醉的宁静感”(25)。艾伦通过适应原住民的生活习惯，重新建立了与自然界的联系，在自然环境中得到了精神上的抚慰，“脚下踏着的野草和行进时擦肩而过的灌木散发出一股清新的露水香味”使她对原住民的“厌恶和反感有所减轻”(26)。
在丛林中，自然界的壮美图景与人类生命的渺小脆弱形成鲜明的对比，英国上层社会的道德说教让位于自然界的生存法则。丈夫的死切断了艾伦与欧洲上层社会的联系纽带，她的精神信仰也面临着危机，她发现自己崇拜的“至高无上的存在”不过是“机械地照搬照抄”了“罗克斯巴勒家的万军之主”(27)。艾伦的心灵长期受到英国社会道德说教的禁锢，身体刚刚解开束缚时，精神上还处于一种茫然无依的状态，婆婆和丈夫所信奉的“万军之主”和欧洲社会各种虚伪的繁文缛节在残酷的生活现实面前也失去了约束力。与原住民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之后，艾伦从熟悉的原住民宗教仪式中找到了精神依托，“原住民的恸哭”帮她铲除了“身上一些比较难缠的幽灵”(28)。
艾伦的变化并没有停留在外貌上，随着小说叙事的展开，她逐渐融入了原住民女人的日常生活并开始学习各种生存技能。作为原住民女人的战利品和俘虏，艾伦要像她们的用人一样承担起各种劳动，包括帮助一个比较有权威的原住民女人照看满身脓疮、奄奄一息的孩子，在不停迁徙营地的途中背负最沉重的包裹。同时，她也开始跟着原住民女人学习丛林求生的本领。开始，看到原住民女人寻找可食用的植物根茎时“在坚硬的土地上兜兜转转”，艾伦感觉“像走迷宫一样”，但“在经验和科学的指导下”，她们“几乎总能取得成功”，而艾伦“在地上瞎捅半天，却大多一无所获”，“灼烧着肩膀的烈日”使艾伦“渐渐地开始憎恨起这块又灰又硬、上面长着一撮撮半死不活却又坚硬如铁丝般的野草的土地”。然而，“经过在一块块土地上反复挖掘的尝试，她意识到自己掘‘土豆’的技术竟在慢慢地提高”(29)。不仅如此，艾伦还在一群原住民的逼迫下练就了上树捉负鼠、掏鸟蛋、找蜂蜜，下水挖莲藕的本领，从一开始的“一个白人，一个窝囊废，一个伫立着被这群鄙夷不屑的黑人团团包围的文明女士”(30)，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原住民女人。
这些技能在她的体内深深地扎了根，变成了一种本能的习惯。在杰克·常斯带着艾伦从原住民部落逃离的路上，她不自觉地跳入水中去挖掘莲藕，又因脑海里不时浮现捉负鼠和掏鸟蛋的经历而敏捷地爬上了一棵大树，尽管这时已经没有原住民在下面逼迫她，这些生存本领却已经内化成了她的本能，或者也可以说激发了她体内原本受到压抑的农家女孩的天性。
四、艾伦对白人身份的反思与重构
在与原住民近距离的接触中，艾伦开始以欣赏的眼光重新审视原住民，发现他们与自然美景相得益彰，生活得有尊严，并且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暮霭的余光把黑人的体形抚弄得雍容高贵，给这个尘土飞扬乱七八糟的营地增添了生动的图案”(31)。这与前面迪兰尼将原住民描述为残忍可憎的野蛮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艾伦的视角与高高在上的殖民者立场两种叙事版本并置在一起，它们之间的张力使小说变成了反思白人身份的叙事战场。
在19世纪的各种媒体报道和官方记载中，都将欧洲的文明进步观看作是判断种族优劣的标准，把原住民描述成原始的野蛮人，说他们对大英帝国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建设构成了威胁。在欧洲殖民者眼里，原住民是令人厌憎和受到鄙视的“他者”，他们是“一个低等、野蛮、奸诈的种族……是地球上最为低劣的种族。他们是肮脏、懒惰的……人类物种”(32)。然而，通过与原住民社会的近距离接触，艾伦的生活习惯和精神世界已经发生了质的转变。在重返文明社会、恢复贵妇人身份之后，她会经常“为自己的慵懒感到一阵阵良心上的谴责”，即使在睡梦中，都会时常“因为没有加入寻找甘薯或劈蕨茎的行列中，害怕马上招致手掐或责打，而突然从无精打采的状态中惊醒过来”(33)。而在艾伦眼里，原住民在丛林中为了生存奔波忙碌，他们的生活方式积极而有意义，反而是她重返白人社会之后的无所事事才是真正的懒惰，让她感到了自责，这是对背叛自然天性的一种忏悔，也置疑了基于种族主义歧视思想的殖民者意识形态。
艾伦与共同生活的原住民女人产生了一种身份认同感。如果说原住民是受到白人殖民者歧视的社会边缘人，那么原住民女性则遭受着双重的苦难。在小说中，她们与高高在上的原住民男性相比，总是无精打采、垂头丧气，为了争得男人的宠爱而大打出手，甚至因此丧命，而原住民男人却如看客般无动于衷。吃饭时，她们只能看着享有特权的男人们狼吞虎咽，等着他们扔过来一点儿残羹冷炙。艾伦作为这些原住民女人的俘虏和奴隶，苦难则更深一层，地位更为低贱卑微。然而，返回殖民地之后，面对司令官的问询，艾伦却毫不避讳地谈起她在丛林中与原住民女人在一起时的经历：“人们指望女人做的一切我都参加了。表演舞蹈的是男人。女人们只是唱着单调的歌，拍着大腿给男人伴奏。噢，对了，我也这样做了，因为我是她们中的一员。”(34)
艾伦在丛林中与逃跑的流放犯杰克·常斯达到了灵与肉的结合，与殖民地处于社会底层、失去自由的他产生了一种身份认同感。杰克想方设法帮助艾伦逃离了原住民生活的丛林地带，他自己却对公正不抱希望，也不相信艾伦能够说服官方使他脱离罪责，又返回了丛林。艾伦逃离丛林、回归所谓的文明世界，却同时意味着要埋葬身体欲望、远离心灵圣地，这是对爱人杰克·常斯的背叛，这种背叛使她受到了良心的谴责。当她在清晨外出散步的路上看到殖民地士兵押解着一群男犯人向她走来时，“一种魔鬼般的欲望让她想再次参与她在苦难经历中早已知晓的一切，她像生了根一样站在这些男人要经过的道路上”(35)。尽管这群久未接触过女性的男犯人在见到艾伦之后，“诅咒、下流话、狂笑和一股股无法得到满足的欲望倾泻而下”，艾伦却“在一阵可怕的骚动之中与这群乌合之众融为一体”(36)。艾伦选择与这些犯人亲密接触，并承受他们的谩骂和羞辱，是对自己背叛自由天性的一种自我惩戒。
重新回到了代表西方文明社会的殖民者定居地之后，艾伦与原住民和流放犯杰克·常斯所产生的身份认同感使她能够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审视阶级分化鲜明的英国社会制度。艾伦对虚伪的文明社会不抱任何信心，在她看来，白人社会的等级歧视和虚伪的道德说教带来的精神束缚远比在丛林中身体上忍受的痛苦要可怕得多，她和杰克·常斯不过是“从一座地狱逃向一个最后或许会比地狱更糟糕的地方”(37)，这是对殖民叙事中欧洲中心主义的文明价值观的置疑和批判。在艾伦逃离丛林、回到殖民地的所谓文明社会的一刹那，恨不得“四周的墙在某个时刻向她开启”，那样“她也许会转身跑回丛林，宁可选择她已熟知的危险和赤身裸体的生活，也不愿在人前遮羞蒙耻”(38)。在司令官问及原住民怎样对待白人时，她为原住民杀害罗克斯巴勒先生和船员进行辩护：“他们并非不友善——毕竟是我们先朝他们开枪的”(39)。
从艾伦以及另一位海难幸存者身上表现出的“食人”倾向打破了“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原住民部落中两个年轻女人因争夺男性宠爱而大打出手，其中一个女人因此丧命，部落人为她举行葬礼时禁止艾伦参加，但是她在清晨散步时无意间撞上了刚刚举行完仪式的原住民，看到他们像“刚刚走出教堂的礼拜者”一样，“脸上一副被主宽恕、怡然温和的表情”，“一心想与这些单纯的野蛮人分享这份不曾期望的精神体验”的艾伦却发现了地上有一张黑色的人皮(40)。艾伦先是站在高高在上的欧洲文明人立场上对原住民的这种食人行为进行评判，“她不清楚自己是感到恐惧还是惊奇，是厌恶还是对这些挨饿又愚昧的野蛮人，也是她的主人，生出了某种怜悯之情”。然而，就在这时，她突然看到了不知从哪个原住民女人包里掉出的一根大腿骨，“她发现自己弯腰把它拾了起来，这可怕的东西上面还连着一两片半生不熟的肉和一些烧焦了的脂肪”。接下来，艾伦竟然“把骨头打扫得干干净净之后才把它扔掉，然后在她这些吃人肉的导师后面跟着”(41)。当艾伦回想起自己的所作所为时，尽管有些恶心，但更多的却是“为自己竟然会这样做感到震惊”。然而，在格外清纯、万籁俱寂的森林里，在单调的笛声中，艾伦却“不由得相信自己参加了圣餐仪式”，尽管“按照基督教的道德标准，她永远不能再想这件事”(42)。
沉船事故之后，除了艾伦之外，船上的二副皮尔切也得以幸存，最终回到了定居地。在司令官安排的艾伦和皮尔切的单独会面中，皮尔切闪烁其词地说当他和其他几个乘舢板漂流的船员靠岸后，由于食物短缺，其中有些人被其他人吃掉，尽管他没有承认自己参与其中，但表现得烦躁不安。两个经受过人性之恶洗礼的人内心波涛汹涌，都无法正视对方的眼睛。当然，这里仍然有对原住民文化不了解的臆断和对食人场景的想象，但是怀特却避开描写原住民，而是反思白人身份自身存在的问题。白人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为了生存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或者表现出同样的倾向，野蛮和文明之间的界限被消解，欧洲白人自恃高人一等的种族优越感不复存在。只有亲身经历过同样的苦难，才能平视另一个种族和文化，这是澳大利亚作为民族—国家寻求身份认同的寓言式解读。
在艾伦身上发生的从外貌形态到生存方式再到内心世界的转变，作为一种反叙事手法，带有一种跨疆域性，具备着“潜在的、富有创造力”的“生成少数”（becoming the minoritarian）的力量，与主流叙事形成对抗，“能够引发不可控的机制”，使“主体解域化”(43)，成为对抗和解构殖民历史叙事中白人身份霸权的有力武器。艾伦只有以这种“卑贱”(44)的身份经历过痛苦和磨难，才能激发出她天然的生存欲望，从自然界和原住民的信仰和宗教仪式中获得精神上的抚慰和无限的力量，使她摒弃华而不实的束缚人性的欧洲上层社会的价值观，摆脱强加在她身上的阶级意识和宗教枷锁，从虚伪的道德说教中解脱。
五、结语
小说《树叶裙》通过对伊莉莎·弗雷泽囚掳叙事的改写，从白人主体角度对殖民历史进行反思，置疑英国社会的阶级差别及种族歧视思想，揭露欧洲文明霸权的虚伪本质。海难幸存下来的女主人公艾伦被原住民俘获后，虽然身体上遭受了种种折磨，丛林中的生活却使她返璞归真，摆脱了阶级意识的桎梏，并从大自然和原住民信仰中获取了神奇的力量，找到了精神依托。在自我反思、寻求精神救赎的心路历程中，白人主体摆脱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宗教文化及等级观念的禁锢，在原住民文化和自然力量的帮助下得以重构。
把文学作品纳入更为广阔的历史和文化视域中进行思考，才更能体现其现实和社会意义。对于像澳大利亚这样的新兴国家，为了满足自身的精神需求，“迫切需要不断地进行自我定位”(45)，如果说艾伦选择逃离原住民部族、回到殖民地是历史的必然结局，那么作家帕特里克·怀特借助文学想象对殖民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进行重新阐释则是向读者展现了一种可能性，甚至是一种必要性。怀特的作品成功地“把握了不同历史、文化和景观相互交错的澳大利亚空间的精髓之处”(46)，通过探求与原住民的关系，对澳大利亚国家民族身份进行了思考和书写，融合了原住民主题的小说也成为澳大利亚文学彰显地方特色、摆脱宗主国附庸身份的重要途径。通过女主人公艾伦与原住民共同生活的经历，作者想要表明，原住民文化和信仰可以为新的民族身份提供精神源泉，原住民与自然界的密切关系和他们身上展现的适应能力都是澳大利亚民族—国家身份认同不可或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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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邢春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博士，2015—2016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澳大利亚文学、文体学。
(2) “文化卑微”（Cultural Cringe）一词出自澳大利亚文学评论家A．A．菲利普斯1950年发表的同名文章，他指出澳大利亚的读者往往将澳大利亚文学看作是英国文学成就的附属品，澳大利亚作家写作时会有一种文化卑微感，要努力迎合读者，因而制约了他们的创造力。参见Richard Nile ＆ Jason Ensor．“The Novel，the Implicated Reader and Australian Literary Cultures，1950-2008”，in Peter Pierce（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518＆ p.5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