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绝境中悟道

龙场悟道

自从挨了廷杖，下了诏狱，王守仁一直在思考，可一年多来他脑子里想的始终是忠而见弃，退隐山林，说穿了，就是一个“冤”一个“怨”，来来回回在这两个字上打转。及至到了龙场，日子虽苦，毕竟瓮里有粮，袋里有钱，身边还有两个仆人伺候着，远不至于到了绝望境地，王守仁却一味地自伤自怜，甚至专门写一首《去妇叹》向天下人诉苦，仔细想想，真正把王守仁逼入绝境的不是皇上，不是刘瑾，也不是这座沉闷恐怖的龙场驿，而是王守仁自己心底的私欲。

是啊，王守仁其实是个自私的人，不论做官的欲望还是归隐的念头，无不出于私心。在诏狱里受罪的时候，他肚里的小算盘打得山响，算来算去，算出一个归隐避世躲清闲的主意来。可王守仁半辈子读的是圣贤书，那上头分明有孔派曾子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按曾子的主张，儒生学的是政治，都是“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的，怎么能避世隐居躲清闲呢？

谁要避世？谁要躲这个清闲？说穿了，还不是王守仁自己吗……

可惜天不遂人愿，王守仁没能去躲清闲，反被扔到这荒山野林里受苦，于是王守仁或怒或骂，自怨自怜，又伤又痛，一颗心只在小算盘上打滚儿，两只眼睛只在自己身上转悠，越是这么任性、这么纵容私欲，人生之路反而越窄，弄到最后，竟成了住在“石棺材”里的活死人。

就是这么个撒娇使性、半死不活的纨绔子弟，却机缘巧合，意外地照顾了一回病人，忙碌了个把月，早先一直端着的那个名士、忠臣、大才子的架子也放下了，王守仁忽然感觉到了轻松，感觉到了充实。

儒家学说是个“存天理灭人欲”的学问，可什么是天理？什么是人欲？有时候还真难以分辨。以前王守仁只知道胡思乱想，可是经过一番苦痛折磨和一场小小的“解脱”之后，王守仁终于静下心，就在龙场这个小山洞，在黑沉沉的暗夜里，在这口结结实实的“石棺材”里试着整理自己的人生，分辨其中的“天理”和“人欲”，思考起世间的哲理和人生的意义来了。

王守仁是状元公之子，从小就是个聪明透顶胆大包天的孩子王，十几岁时对教书先生说过一句：“读书考状元不算人生第一等事，只有‘做圣贤’才是人生第一等事。”一语惊四座，知道这事的人都夸这孩子有志气。这“做圣贤”的志气是个天理吗？仔细想来似乎不是，因为王守仁说出这种孩子话来，不过是个争荣夸耀的虚荣心罢了，虽然长大以后他也着实在“成圣贤”三个字上用过功，苦读过几年圣贤书，累得生了一场大病，却一点儿收获也没有，究其原因，还是他心里根本不懂什么是“成圣贤”，说大话给人听也好，下苦功夫读书也罢，为的还是高人一等，让别人赞他，羡慕他。

这是“人欲”。

后来王守仁做了官，可他这个官做得马虎，心思不在事业上，先是与一帮大才子结交，和他们一起舞文弄墨写诗填词，可王守仁的才情又不如这些才子，时间一长觉得无趣，退出来了，又自己学道，学佛……可写诗也罢，学佛道也罢，和早年“成圣贤”的空话一样，还是做给别人看，说给别人听，想让别人赞他，羡慕他。弄来弄去，还是在“人欲”里打转儿。

正德皇帝发动政变驱逐阁老的时候，王守仁上奏劝皇帝停止迫害大臣，立刻释放御史，现在想来，这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最接近“天理”的事，可他心中这个“天理”显然并不牢靠，以至于受了廷杖下了诏狱，“天理”就瓦解了，改而一心归隐，想回家去做个乡绅。

这归隐的心思，又是“人欲”。

现在王守仁到了龙场，苦不苦？实在很苦；但细想起来，他所受的苦也还未到极点，这半年来他自怨自艾，躺在“石棺材”里流泪，写那些哀伤悲切的诗，都是在撒娇，是做个受苦受冤的样子给自己看，也给身边的人看，说穿了，还是希望别人赞叹他忠直，同情他受苦——就算龙场这地方没人赞他，没人同情他，王守仁还可以赞叹自己，同情自己。

说来说去，还是“人欲”。

只有最近这一个月，王守仁做的事与前面三十多年所做的都不同，他眼睁睁看着两个仆人病得要死，为了救人，立时抛下一切空想法，放下所有空架子，煮粥浣洗，说笑唱曲，尽一切力量照顾这两个仆人，这样照顾人，对这位公子哥儿还是平生第一次，这么做不是为了让两个仆人感激他，更不是要让别人称赞他，王守仁做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真心实意地希望两个仆人能够尽快恢复健康。

这一次，王守仁的想法十分诚恳，毫无私心杂念。

没有私心杂念，只是一片真诚，王守仁照顾病人这件小事，竟是个“天理”。

王守仁自认是个正直的儒生，自以为半辈子都在“存天理灭人欲”，可现在他才明白，这些年来他的所作所为大半皆是“人欲”，“天理”竟是极少。最可怕的是，王守仁心中的“人欲”竟然泛滥不绝，而“天理”只是偶尔一闪念，就算抓住了也把持不住，顷刻又消逝了。

古圣先贤说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现在经过一场反思的王守仁真正明白了什么叫“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人欲泛滥不止，天理稍纵即逝，“人心”之危急险恶，“道心”之微弱渺茫，真是触目惊心，让人越想越怕。

好在当下的王守仁手里还握着一个“天理”，没有被险恶的“人欲”吞噬。他也记得《孟子》里有一句要紧的话：“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善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又说：“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这句话里，“知皆扩而充之”是个根本，找到心底的良知，把它放大，这是最要紧的。

王守仁手里握着一点“天理”，这一点天理是如何来的？是在全心全意照顾病人时自然从他心底生发出来的。按孟子的话，这“全心全意照顾病人”当然是个“恻隐”，而恻隐之心是“仁之端也”。

仁，孔夫子最看重这个字。孔子对弟子说过什么？他说：“仁者，爱人。”这么看来，“爱人”就是“仁”。王守仁真心实意照顾两个仆人，就是“爱人”，虽然他爱护的仅仅只是两个人，但就从这一点小小的“爱护”中，已经生出一个天理良知，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天理良知，已经足以让王守仁摆脱痛苦，感觉充实。

仁，竟有如此效力，爱，能使自己充实，若再依孟子所说的“扩而充之”，由爱身边人到爱周围人，以至爱天下人，这效力将是怎样，这感觉又会是如何呢？

这是孔子说的“天下归仁”吗？这是《礼记》所说的“天下为公”吗？这是传说中的“圣人”境界吗？

王守仁是个正直的好人，他心里原有个“成圣贤”的志向，只是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做。现在他知道了，“爱人”就是“仁”，“仁”是个“良知”，把这个良知“扩而充之”，由爱身边人到爱周围人，直至真心实意去爱天下人，这就是“扩大公无我之仁”，这就能成圣贤了！

就在不经意间，睡在山洞里的王守仁忽然找到了天下儒生都在追求的“成圣贤”的路，又惊又喜，猛地坐起身来，嘴里发出一声响亮的欢呼！

黑暗中这一声叫喊，顿时把王祥、王瑞给吓醒了，不知王守仁这是发什么疯，或是让什么毒虫咬着了？赶紧点起灯火凑过来，见王守仁席地而坐，满脸喜色，王祥忙问：“公子怎么了？”

这时的王守仁满心都是热切的想法，必须找个人倾诉一下。见王祥过来，立刻一把扯住：“你坐下，我跟你说几句要紧的话。”

听说是要紧的话，王祥也就呆头愣脑地坐下了。王守仁立刻问：“孔夫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话你听过吗？”

王祥其实不知道这话，可是被王守仁弄糊涂了，下意识地点点头。王守仁也不管他，急火火地说道：“孔子说：‘仁者，爱人。’这‘立人’和‘达人’其实都是‘爱人’的意思，可见爱人、立人、达人，都是一颗仁心，在这上头没有分别。可孔子为什么又说‘己欲立’、‘己欲达’呢？这才是关键！谁想成仁？是我自己！谁想爱人、立人、达人？还是我自己！你看，孔子在这里说的首先是个‘自我’，你说对不对？”

王守仁这些话说得没头没脑，王祥一句也没听懂，瞪着两眼嘴里勉强“啊”了一声。

有这一声答应，王守仁就当王祥听懂了，接着又说：“孔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以前我只看到前半句，心里总琢磨着：三个人走在一起就有一个可以当我的老师，可见人生在世应该谦逊到什么地步！可刚才一闪念间，忽然想起这后半句来，原来孔夫子要说的并不是‘必有吾师’一句，而是告诉学子——别人身上的优点要学习，别人身上的缺点也要留意，自己若有这个缺点，务必改正。这里头所说的‘师’其实不是老师，而是个‘借鉴’的意思。别人的优点要借鉴，别人的缺点也要借鉴，谁在借鉴呢？是我！”

王守仁着急忙慌地说了这些话，王祥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只知道王守仁没被毒虫咬着，看起来也没什么病疼，不用去管，于是昏昏欲睡。可一只手被人家扯着不放，想躺都躺不下，只得胡乱问了一句：“公子要借鉴什么？”

这时候王守仁满心都是想法，也没工夫理会王祥，自己略想了想，又说：“小时候父亲对我说过，整部《论语》里头最要紧的只是一句话：‘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这话我记在心里三十年了，却怎么也不能理解。你说，我连懂都不懂，又怎么能做到‘克己复礼’，又如何能够‘归仁’呢？可刚才我突然想到了，原来父亲告诉我的话也只是半句，孔子当时说的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前面告诉我们，‘仁’的最高境界就是要‘克己复礼’，后面这半句却是告诉我们怎么才能‘成仁’！我光看了前半句，却忘了后半句，把成仁的‘法门’给丢掉了，‘仁’都成不了，‘克己复礼’又如何做呢？这真是贪其小而失其大了。”

王守仁这些话王祥勉强听进耳朵里一两分，稀里糊涂地问了句：“为仁由己’是个什么？”

给王祥这一问，王守仁更来了精神：“仁’这个字眼儿了不得，此是儒学的核心根脉所在！古人对‘仁’的解说庞杂无章，大而无当，似乎天下万事万物无所不包，但我觉得‘仁’就是个圣人境界罢了，关键是要明白什么才是圣人境界。孔子认为‘克己复礼’就是仁，也就是说，能够达成‘克己复礼’的就是圣人了。可他却又说，‘仁’这个境界是由自己来寻找，自己去实现的，并不能从别人那里求来，所以才说‘为仁由己，岂由人乎哉？’也就是说‘圣人境界’本来就在咱们的心里了，不必到外面去找，而这个‘圣人境界’说穿了又只是个‘克己复礼’，这‘克己复礼’究竟又是什么？”

说到这里，王守仁放开了王祥的手，又坐在那儿呆呆地出神。王祥虽然脱了身，急着想去睡觉，可看王守仁这个痴痴呆呆的样子又不放心，只好强打精神在边上陪坐。

好半天，王守仁终于抬起头来：我想起来了，《大学》里讲了一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还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也就是说齐家、治国、平天下都由‘修身’而来。谁在修身？自然是‘我’！修的是什么？修的是我心里的念头。人心里的念头何止万千，可仔细想一想，这千万个念头其实只能分作两类，一个是良性的，一个是不良的。这良性的念头就是‘良知’，不良的念头就是‘人欲’，良知只有一个，人欲却可以有几百几千种变化，但不管它有多少种变化，总之都是错的，这就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一句的注解！良知是天理，是道心，是成圣人的正路，所以保持良知摒弃人欲，就是修身。可良知和人欲都在我心里，旁人无从知道，所以判断良知和人欲的‘修身功夫’只能自己来做，绝不能假手于旁人。

良知、人欲如何判断？孟子说过：‘不学而知是良知。’这‘不学’是说良知不必去问人，后面的‘知’是个判断的意思。整句话连起来，意思是说：‘不去问人就能自己判断对错的这个灵明知觉，就是我们心里的良知。’说来说去，还是着落在‘我’身上。我心里的良知灵明不昧，自能知善知恶，在什么事上知善知恶呢？又必须从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大事入手。见了身边的事，就以良知来区分善恶，辨别善恶是非以后就护其善，斥其恶，这就是齐家了。比身边事更大的是官府的事，比官府更大的是朝廷的事，然而事情再大，变化再多，仍然跳不出一个是一个非，一个善一个恶，一个良知一个人欲，而处事的办法也无非是良知以为是善的就护持，良知认定是恶的就责备，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变成了一回事，只要把自己心里的良知提炼纯净，大是大非上头明白无误，齐家、治国、平天下说来说去也只是在心里做一个修炼良知的功夫。能修身者必能齐家，能齐家者就能治国，能治国者就能平天下。

说到这里，王守仁发现自己无意间竟把如何“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讲了出来，不由得一愣，半天才说：“大学》里专门讲到修、齐、治、平，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成圣贤的大路。我以前不懂这些道理，只觉得以我的本事，修身尚可，齐家也还勉强，‘治国’却万万做不到，‘平天下’更是连做梦也不敢想的事了。可现在这么一解释，修、齐、治、平都是平常事，无非凭良知确认一个善恶，人人可以去做。这个‘成圣人’的路人人可以走，而且只要肯下功夫，把善恶区分明白，见善即护，见恶即斥，人人都能从修身而齐家，再治国，再平天下。也就是说，修身是个‘克己’功夫，齐家是个‘克人’功夫，治国是个‘克官府’的功夫，平天下是个‘克皇帝’的功夫……”

猛不丁地，王守仁嘴里竟说出“克皇帝”三个字来，自己也给吓了一跳，再看王祥，已是睡眼惺忪，人还勉强坐着，可身子却直打晃儿，根本没听见王守仁说的是什么。

其实刚才王守仁是本能地怕王祥听见“克皇帝”三个字，可发现这小子根本没有在听，心里又不甘，忍不住把声音提高了些：“现在我明白了，原来孔子说的‘克己’并不是只克自己就算了，而是先修炼自己的良知，再去克他人，克官府，克朝廷，克皇帝！自己心里有了人欲，用良知去辨别，然后去除人欲，就是‘修身’；看到别人因为人欲而作恶，就出来指责，这是‘齐家’；看到官府因为人欲而作恶，就出来斥责，这是‘治国’；看到皇帝因为私欲犯了错，就出来谏争，这叫‘平天下’。如此说来，人人可以修身，人人可以齐家，人人可以治国，人人可以平天下！无论是谁，只要肯在修、齐、治、平四个字上用功，就能成仁取义，达到圣人境界。古人说‘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人心中有仲尼’，原来是这么个道理！”

人人可以成圣贤，个个可以为尧舜，这是一个天大的道理，可是有一个前提：必须有心要成圣贤，这话才有用处。

读圣贤书的儒生们人人明白成仁取义，人人知道“克己复礼”，无形之中心里已经立了成圣贤的大志，王守仁更是志大才高，心里早就有这个念头。所以在这荒山古洞之中给他悟出“人人可以成圣贤”的大道来，顿时快乐得不能自已。可王祥连字也不认得，这一辈子从没生过“成圣贤”的古怪心思，既然不想成圣贤，对于“成圣之道”当然没兴趣，所以王守仁说了半天，王祥一个字也没听懂，什么也没学到，见王守仁并没发疯，也没犯病，只是絮叨个不停，觉得不要紧，垂着头闭着眼，嘴里勉强哼哼嘿嘿的，只想把这位发神经的主子应付过去，好赶紧睡觉。

此时的王守仁眼前一片光明，心里满是想法，哪里睡得着觉？忽然又说：这倒让我想起《大学》里的‘格物致知’一说来了。以为我看过朱熹的《格致补传》，里头说：‘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以为‘格物致知’是要把天下道理都弄懂，天下学问都学会，以至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才是个圣人境界。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八个字不要说是人了，就算大罗天仙能做到吗？要依朱子之言，天下应该没有圣人才对，可是天下分明又有孔孟两位圣人在。若说孔孟二位已经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不信！可若说这二位不是圣人，更讲不通。现在依我领悟出来的道理来看，修、齐、治、平无外乎良知，那么‘格物致知’的‘格’是个处置的意思，‘物’指的就是修、齐、治、平这些具体事物而言，‘致’是个提炼的意思，是个升华的意思，‘知’就是个良知。要把天下事都处置得当，其法门就是提炼良知，只要把良知提炼得纯净无比，心里有了这么一个准绳，灵明不昧，时时觉醒，不论什么事，良知一唤就醒，有了良知立刻照办，善就护，恶就斥，天下事物再繁杂，处置起来也都不在话下了。

既然良知如此要紧，人生在世只要把握住一个良知，就能成圣贤，成尧舜，而这良知又是从‘我心里’生出来的，正是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只要抱定良知不放手，凭着一颗真心为天下人做事，天地之大任我遨游！心里自然充实，人生自然圆满。我以良知护善斥恶，天下一切邪恶者皆是我仇，天下一切善良者皆是我友，于是朋友满天下，甚至与仁义天理融为一体，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只要护得一个良知，我的心就与天地同光，与日月同明，又怎么会沦为‘弃妇’而无所归属呢？

我被贬到龙场来，是皇上的旨意。表面看来似乎是皇上抛弃了我，不用我了。但若从‘良知’上头论起来，我劝谏皇上不要逼害御史，不论当时我心里的良知是否纯净，可我这个道理是对的！因为道理合于良知，我劝谏皇上之时，我的心就与仁义天理合而为一，却偏偏被皇上视为寇仇，岂不怪哉？这么看起来，被贬逐的不是我，被孤立的不是我，反倒是皇上！如今我被皇上一人仇视，可天下将我引为至友；皇上却只和几个太监结党，而与天下人形同寇仇，真正被天下人厌恶的那个‘弃妇’并不是我，反倒是皇上……

到这时，王守仁把道理越想越深，越解越透，只觉浑身大汗淋漓，回思半生所读的圣贤书，条条句句都通了，都透了，都懂了，心里这份舒畅满足无法用言语形容。激动之下，说出的话越来越大胆，已经到了毫无顾忌的地步。到最后，连王守仁自己都有点慌张起来，虽然明知道深山野林没人听见，可还是不由自主地压低了声音。

至于王祥，此时早已昏昏沉沉，嘴里连“哼嘿”之声都没有了。隐约觉着王守仁的话似乎说完了，顿时身子一歪躺在草垫上，眨眼工夫就打起呼噜来了。

至于王瑞，只是王守仁呼啸尖叫的时候醒了片刻，转眼即睡，王守仁说了什么话，他一个字也没听到耳朵里去。

孔子说的“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这话对。

在龙场的这片暗夜里，王守仁凭着心中的坚韧执著终于找到了仁义良知，明白了克己复礼，认出了脚下一条成圣贤的大道。可与他睡在一起的两个仆人什么也没悟透，什么也没想到，只管睡他们的大头觉。于是王守仁悟道之时冲口而出的那些道理心得，此二人一丝一毫也未能分享。

克己复礼，两劝土司

自从经历了龙场悟道，王守仁找到了自我，知道了良知的重要性，明白了“仁者爱人”，体会到了良知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的境界。又从此生发，琢磨出一个“知行合一”的道理来。

所谓知行合一，知，就是一个良知，行，就是良知一旦发动，践行立刻跟上，不做丝毫犹豫，不留一点空子。也就是说，良知是行动的主意，行动，就是做一个良知功夫；良知是行动的开始，行动是良知的成果。

“知行合一”，是王守仁一生学术的核心，也是他修炼了一生的功夫。自从悟到知行合一，王守仁的心态发生了一个重要转变，再回过头来看待自己在龙场的生活，发现处处都和以前不同了。

以前的王守仁懒惰至极，宁肯缩在“石棺材”一样的破山洞里混日子，也不愿意自己动手做点有用的事。可现在心底的良知告诉王守仁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两个仆人大病一场与石洞里的阴冷潮湿有很大关系，不管为了仆人还是为了自己的健康，这个石洞都不能再住了，必须立刻想办法。

石洞不能住，这是良知发动，必须想办法，这是行动跟上了。

朝廷有王法，犯罪的官员就算担任驿丞，也不能住在驿站里，可王法并没规定驿丞不能自己盖间房子住。反正有的是时间，力气也现成的，王守仁就走出山洞，领着两个仆人砍树为梁，打坯成砖，在驿站上盖起房子来。这几个人都没什么手艺，只会下笨功夫，胡乱搞了些日子，居然平地建起一座不大的土坯房来，虽然这种沉闷严实的土坯房并不适合贵州深山里炎热潮湿的气候，可比住在山洞里还是强得多了。

在学着盖房子的同时，王守仁似乎也在不知不觉间学会了与人为善。平时在龙场附近走动，偶尔能遇到附近寨子里的苗人，以前王守仁从不和这些人打招呼，现在他却觉得大家都是邻居，何不交个朋友？

大家是邻居，何不交个朋友？这是良知发动；走上前去打个招呼，这是行动跟上了。

结果王守仁立刻发现苗人远不是想像中那副凶恶模样，倒是些直率和气的人，而且因为这里距离贵阳城不远，苗人时常到城里和汉人做些买卖，会说几句汉话，交谈起来也不费力。

就这么一来二去，王守仁交了几个苗人朋友，这些人就请他到苗寨做客，闲谈间，王守仁知道了一件事：苗人没有文字，只能结绳记事，也不会算账，拿山货药材跟汉人做生意的时候全听人家摆布，有时候一篓贵重药材换不到一篓盐巴，几张上好兽皮换不回几斤茶叶，总是吃亏，也没办法。王守仁顿时想起“己欲立而立人”的话来，心想自己别的本事没有，教给苗人写写算算总还做得到吧，于是找到苗寨的首领，告诉他，自己平时很闲，想到寨子里来教苗人识字，不知首领愿不愿意？

对王守仁的提议苗人求之不得，于是王守仁顺理成章成了苗寨里的教书先生，讲了一段时间的学，苗人觉得这位阳明先生每天到寨子里来讲学太辛苦，也不和王守仁商量，就自己砍了木料，在龙场驿站上盖了几间房子给王守仁住。王守仁给这几间木楼取名叫“寅宾堂”、“何陋轩”、“君子亭”，有了这些住处，生活比以前又改善了不少。

龙场驿站是官府设立，吃的是官家俸禄，可驿站在大山深处，粮食不一定按时送来，有时接济不上，驿站上的几个人难免吃糠咽菜。王守仁看着驿站旁边有几块空地，就学着苗人的样子烧出一块荒地，刀耕火种，种起庄稼来。

可种庄稼并非易事，山里土地贫瘠，长不出几颗粮食来，鸟雀又多，又有野猪之类的东西，庄稼快熟的时候，鸟雀飞来一吃，野猪跑来一拱，弄到颗粒无收，王守仁也不觉得可惜，反而以为有趣。于是就有了这么一首小诗：

投荒万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

心在夷居何有陋？身虽吏隐未忘忧。

这首诗平白朴实，却活力充沛，比《去妇叹》不知强出多少倍去了。其中“得自由”、“何有陋”两句是王守仁的心境，而“未忘忧”一句，则是王守仁的志向。

有了良知了，知道为别人着想了，交到朋友了，生活充实了，心境开朗了，连久违了的志向也回来了，王守仁在龙场，或者说在这个世界上，重新站稳脚跟了。

不知不觉地，王守仁在龙场已经住了一年多。正在大山深处享受这份难得的自由之时，一件意外的小事打断了他平静而快乐的生活。

正德四年是个多雨的年份，入秋之后大雨一直不停，从龙场到贵阳的道路断了，从省城送来的给养没了着落，驿站上又一次断了粮。好在王守仁已经有了不少苗族朋友，知道他没饭吃，这些人送了些粮食过来，让王守仁不至于挨饿。哪知这天下午，忽然从山里来了一支彝族马帮，给他送来十石白米，还有猪肉、鸡鸭、柴炭，不由分说就往屋里搬。王守仁急忙拦住一问，才知道这是水西大土司安贵荣派人送来的礼物。

在贵阳城外以乌江为界盘踞着两家实力很强的大土司，乌江以西称为水西，土司以“安”为姓，乌江以东称为水东，土司以“宋”为姓。这位送礼物给王守仁的安贵荣是水西地方的第七十四代土司，他家族的族谱可以一直追溯到汉代。在贵州省内所有土司之中，水西土司领地最大，兵马最强，安贵荣不但受封为三品宣慰使，还因为替朝廷打仗立功，得了一个昭勇将军的头衔，威震一省，雄霸一方。

和所有霸主级的人物一样，安贵荣雄心勃勃，总想借一切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于是招兵买马，结纳贤才，现在龙场驿站来了这么个驿丞，专门给苗人讲学，安贵荣就留了心，稍一打听，知道王守仁是个名士、忠臣，被皇帝迫害贬到龙场受罪，立刻觉得这个人可以招揽，就给龙场驿送一批礼物，以此向王守仁示好。

王守仁是个被贬的官员，朝廷里刘瑾那帮人正想着找他的麻烦，贵州土司却又来结纳，王守仁哪敢接受土司的礼物，坚决不收。想不到安贵荣会错了意，以为王守仁嫌礼物太轻，立刻又给他送来一箱金银，几匹好马。

按照当地习俗，土司送来的礼物是不能拒绝的，否则可能引发不必要的误会。收了这些礼物，又可能被朝廷怀疑，甚至因此获罪，进退两难之际，王守仁只好采取一个折中办法，收下了两石米和鸡鸭、柴炭之类的东西，至于奴仆、金银、好马则坚决退回，又写信给安贵荣表示谢意，对安贵荣解释说：龙场驿站是国家设置的，安贵荣身为宣慰使，知道驿站断粮就送来粮食，这是宣慰府对驿站的接济，王守仁可以接受，也十分感激。至于金银、马匹之类实在过于贵重，已经不属于“救济”的范畴，这些东西王守仁万万不敢接受。请大土司不要再强人所难了。

王守仁的做法有理有节，既保全了土司的面子，又洗去自己身上的嫌疑。安贵荣明白了王守仁的心思，也就不再提礼物的事。王守仁刚松了一口气，想不到大土司又把另一件更棘手的事推到了他的面前。

明朝初建之时，朱元璋封水西大土司为从三品宣慰使，这个职位在土司之中已经是最高的。可自从明朝建立以来，贵州、四川等地一向多事，民族冲突不断，水西土司奉朝廷之令派兵东征西讨，尤其正德二年普安州苗人大举起事反抗朝廷，在香炉山一带与官军恶战，安贵荣奉朝廷征调亲自带兵出战，立了大功，于是安贵荣上表请求朝廷封他为“都指挥佥事”，这是个正三品的武官头衔，比宣慰使的职位更高。但朝廷以为对土司的封赏最高只到宣慰使，封土司为指挥佥事没有先例，而且认为安贵荣凭着军功向朝廷讨封，有些桀骜不驯的味道，于是不理他的请求，只封给安贵荣一个“贵州布政使司参议”的职位，这是个文职，而且只是正四品，比宣慰使的品级还低……

朝廷对安贵荣不升反降，其实是在警告这位土司不得跋扈，可安贵荣自恃兵强马壮，又有军功，根本不把朝廷的警告放在眼里，反而连上奏章请求朝廷封他的官。朝廷大员对土司本就不放心，见安贵荣闹个不停，更是多心，就决定在贵阳附近建一处千户所，增派官军监视水西。安贵荣知道消息后大怒，立刻决定裁撤龙场驿站，切断与朝廷之间的联系。

龙场驿站是水西九驿中最大的一座，本是水西土司为了表示归附诚意主动请求修建的，现在安贵荣要裁撤龙场驿，就等于公开向朝廷挑战！朝廷和土司一来一往互相斗气，再闹下去，只怕就要兵戎相见了。

安贵荣虽然骄横霸道，可他并非全无智谋，也知道公然裁撤龙场驿站等于对朝廷挑衅，事情一旦做下，就没有转圜的余地了。所以安贵荣想了个办法，先把这个风声透露给龙场驿站的驿丞，由此人把消息转给贵阳府，也就是说，先间接通知地方官府，看看官府有什么动作，再做进一步打算。

得知安贵荣要撤销龙场驿站的消息王守仁十分惊愕，马上意识到这是朝廷与土司之间一场大规模冲突的前兆。此时的王守仁第一个冲动就是立刻飞马赶到贵阳，把“土司将要裁撤驿站”的事报告官府，可再往深处一想，王守仁又犹豫了。

王守仁是个进士出身的官员，从小就受到“忠孝”观念的绝对灌输，愚忠，早已成了本能。可龙场悟道的时候王守仁悟出一个“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也就是说他已经恢复了“自我意识”，学会了自己思考。而这场思考的“定盘针”就是他心里的良知，思考的走向则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

孔子的“克己复礼”，是“克”皇帝的私心，“复”天下秩序，解民倒悬之苦。现在朝廷和土司较起劲儿来，王守仁知道，朝廷奉的是皇帝的命令，而土司则是水西地方的土皇帝，这是一大一小两个“皇帝”之间私心人欲的较量，也就是说，皇帝和土司的决定都是错的，让他们任性胡闹下去，受害的只能是百姓。王守仁要凭心中良知做一个“克己复礼”的功夫出来，就必须既克住土司的人欲，又克住朝廷的私心。

这一夜王守仁在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睡，前半宿想着是不是该把土司的意图转告朝廷。到后半宿，他已经凭着良知把朝廷和土司都抛在一边，专门想着怎么保全水西四十八万百姓的身家性命，怎么凭自己的良知同时克制皇帝和土司这两股人欲，把一场邪恶的战争制止在萌芽之时。

到天亮的时候，王守仁已经有了主意。于是给安贵荣写了一封信，告诉他：祖宗制度非同小可，无故不能轻改。水西安氏从汉代开始就在水西做大土司，这股势力能延续千年，靠的是历朝历代遵守朝廷礼法，竭忠效力，不敢有违。龙场驿站是安贵荣的先辈们为了表示归顺大明朝廷的诚意自愿建立的，这是水西的祖制，不能擅改，否则驿站撤销，朝廷一定不能接受，地方官府要出来阻止，就连水西内部有权势的人物也会出来干涉，责备安贵荣“变乱祖制”，闹到后来，安贵荣很可能落一个众叛亲离的下场，别说挑战朝廷，就连土司的位子都坐不稳了。

另外，王守仁还告诉安贵荣，大明王朝地方千万里，拥兵百余万，这股强大的势力不是安贵荣可以抗衡的。现在安贵荣对朝廷稍不恭顺，朝廷就决定在水西附近增建卫所，布置军队，如果安贵荣再进一步挑衅，裁了龙场驿站，朝廷一怒之下很可能革除安贵荣水西宣慰使的职务，那时土司与朝廷实力悬殊，水西内部又有人出来指责他变乱祖制，要推倒他，内外交困之际，安贵荣将如何下台？

信写到最后，王守仁决定以诚待人，直话直说，告诉安贵荣：不但土司有祖制，大明朝廷也有“祖制”，宣慰使这个官职也许不算很高，可这是太祖皇帝亲封的职位，能做宣慰使的，就是朝廷认定的大土司，这是朝廷要遵守的“祖制”。可都指挥佥事也好，贵州布政参议也好，都是朝廷委任的官职，一旦做了这样的官，就要接受朝廷调遣。要是朝廷真的下来一纸公文，把安贵荣调离水西，让他到别处当官，不去，就是违抗旨意，会被朝廷治罪。如果奉命离开水西，这水西土司之位立刻就被别人接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都成了别人的产业，安贵荣就算想回水西也不可能了。

话说到这里，王守仁坦率地劝诫安贵荣：裁撤龙场驿站的想法极不明智，趁着外人不知道，赶紧收拾起来别再想了！至于朝廷封给他的“贵州布政参议”之职，对安贵荣来说是个烫手的山芋，应该立刻辞职，同时上奏向朝廷表示感谢，言语要恭顺，免得朝廷生疑。至于那个“正三品都指挥佥事”的职位，从此提也别提了。

王阳明这封信有理有据，真心实意，彻底把安贵荣说服了。于是大土司放下了架子，急忙上奏辞去贵州布政使司参议，而且对朝廷说了一大套谦恭的客气话。

正德皇帝在位这几年把朝廷闹得乌烟瘴气，正是自顾不暇，当然不想和水西大土司翻脸。现在土司服软了，朝廷见好就收，在水西附近设置卫所驻扎官军的计划不了了之。

王守仁一封信，劝得安贵荣收起了争强的野心，朝廷那份霸道的私利也顺势收起，这是一次成功的“克己复礼”。王守仁以良知先正了自己的心，然后又用这良知“克”住了土皇帝安贵荣的私欲，就势消解了朝廷的私心，于是水西地方的战争阴云迅速消散，社会秩序得以恢复，四十八万水西百姓的身家性命被成功保全下来了。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孔子这话一点没错。

哪知贵阳城外这片荒凉的深山里实在多事，水西大土司安贵荣和朝廷的暗战刚结束，乌江对岸的水东土司又发生了叛乱。

原来水西土司的领地对面还有一个水东土司，这两个土司的地盘以乌江为界。水西土司势力大，属下人口多，所以受封宣慰使。水东土司下辖十个“长官司”，大土司住在大羊场官寨，手下亲领洪边十二码头，实力比安贵荣略逊一筹，受封为宣慰同知。水西、水东两大土司平时都住在自己的领地里，可他们都是朝廷命官，在贵阳城里同居一处“宣慰使”官署，宣慰使大印掌握在安贵荣手里。也就是说，安氏土司一直压着宋氏土司一头。

身为贵州省内最有实力的两大土司，平时难免要给贵州布政、兵马都司这些官员行点贿，送点礼，可安贵荣骄横，待人比较冷淡，宋然为人却很活泛，特别会来事儿，哄得贵州城里的大官儿高兴，就明着暗着偏袒宋然，两家土司有什么纠纷，只要让官府来断，总是宋然得便宜，安贵荣吃亏，后来安贵荣因为一点小事受了朝廷的处分，宋然就借机要求安贵荣把“宣慰使”印信交出来，安贵荣不肯，于是两家闹到官府面前，哪知官府偏帮宋然，硬逼着安贵荣上交了印信。因为这事，安贵荣对宋然十分厌恶，两大土司水火难容，闹得挺僵。

水东土司也和水西土司一样，属下封地分归与土司有血缘关系的十大宗亲首领统管，这些宗亲被统称为“土目”，平时各土目守着自己的官寨，过自己的日子，如果有事，各土目都听大土司号令。但土司之位人人觊觎，宋然手下的十个大土目很不老实，各怀异心。就在这一年，水东土司治下的阿贾、阿札、阿麻三个大土目联手起兵攻杀土司，把大土司宋然包围在大羊场的官寨里。因为大羊场靠近贵阳城，战事一起贵阳震动，官府手里没有足够的兵马，又知道土司内部情况复杂，官军不便贸然介入，就下了一道公文，命令安贵荣出兵平定叛乱。

安贵荣心里深恨宋然，对官府也很不满意，当然不肯轻易出兵，一直拖延时间。贵阳方面只得连三数四地催促，后来催得急了，安贵荣终于带着人马渡过乌江直捣大羊场，叛乱的阿麻头人急忙带兵阻击，一场大战，阿麻兵败被杀。

安贵荣杀了阿麻，阿贾、阿札两个头人都害怕了，官府也以为叛乱指日可平，这才放下心来。哪知安贵荣却耍了个滑头，打败阿麻头人之后立刻缩了回去，渡过乌江的人马也不声不响地回撤，两个叛乱首领见安贵荣退兵，立刻回师重新围住大羊场，宋然大惊，急忙再向官府求援，官府又命令安贵荣出战，可安贵荣觉得已经出了不少力，给了官府很大的面子，于是对外称病，不肯再出兵了。

在安贵荣想来，他这个装病不出的计划很巧妙，前头已经出兵给官府帮了忙，官府也不好意思再催他。至于大羊场那边，最好是让水东土司兵和叛军斗个两败俱伤，最后不管谁胜谁负，水东土司肯定元气大伤，水西就能坐收渔人之利。可他哪能想到，就因为他的立心不良，便宜没有占到，反而弄巧成拙，不知不觉间，一场巨大的危机已经降临在他的头上。

安贵荣是贵州一省势力最大的土司，如果他出兵帮助宋氏，叛军一定无力抵抗，可现在他在家称病，反叛的阿贾、阿札两个头人自然抓住机会放出风声，说安贵荣送给他们一批武器，暗中支持叛军攻打水东土司。

安贵荣毕竟是朝廷任命的宣慰使，就算他有纵容叛军之意，也不会做得这么明目张胆。阿贾、阿札是走夜路唱山歌——给自己壮胆儿，同时也吓唬一下被围困的宋然。可这个消息一传出，第一个误会的倒不是宋然，而是贵阳城里的贵州布政使、都御史和兵马都司，这三位官员本就责怪安贵荣不肯出兵平叛，又听说安贵荣竟然暗中支持叛军，顿时起了疑心，立刻上奏朝廷。得到水西土司支持叛军的奏报，朝廷大员也很惊讶，命令贵州官员严密监视，一旦有变，立刻调动官军征讨。

与此同时，在水西内部也传出谣言，说水西地大兵多，地势奇险，不怕朝廷，这次安贵荣已经下了决心不为朝廷卖命，且看朝廷能把水西怎样！

显然，这些话绝不可能出自安贵荣这个宣慰使之口，这是他手下那些有权势的贵人故意放出风来诋毁安贵荣，想挑起他和朝廷之间的直接冲突。

因为水西土司治下共有四十八个族支，分别管辖十二个“则溪”，这十二则溪、四十八族支的首领个个都有与土司相似的贵族血统，这些人做梦都想当上大土司，如果安贵荣被朝廷废了，这些人就有机会了。

到这时，水西大土司安贵荣外被叛军诬陷，内被宗亲算计，朝廷对他也生了疑心，真是内外交困，生死已在顷刻之间，可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安贵荣自己身在局中，居然看不到危机已成，大祸将临，只管躲在家里装病，等着看水东那边的笑话。

安贵荣这个大土司心里打什么算盘，和王守仁没有关系。可王守仁却知道大羊场那边战事紧急，贵阳城里的官府表面无所作为，暗中正在调兵遣将，一旦水东土司被叛军杀害，各省兵马立刻就会进入贵州平叛。大军一到，乌江两岸全是战场，不论汉人、苗人、彝人皆是板上鱼肉，任人宰割！

王守仁心里有个良知，追求的是一个“惟务求仁”的境界。“仁”是什么？孔夫子说得明白：“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克”什么，克的是大人物内心的私欲，“复”什么？是要维护天下的正常秩序。现在土司动了私心，兵劫已在眼前，王守仁不能不尽力而为。仁至义尽，认真做一番“克己复礼”的良知功夫。

良知这个东西是人心里的镜子，越磨越亮，越擦越明。上次大土司和朝廷暗中角力，王守仁曾一度陷入愚忠，想着替朝廷卖命，犹豫良久才做出一个“朝廷和土司皆是人欲，拯救百姓才是天理”的决定来。这一次水西、水东两个“土皇上”互相算计，朝廷在后头虎视眈眈，王守仁一眼看透，这三股势力都不值一提，真正需要拯救的，还是乌江两岸的百姓们。

心里有了这个“定盘针”，王守仁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良知一发动，行动自然跟上。王守仁片刻也不犹豫，立刻写了封信送到土司官寨，一上来就问安贵荣：听说水东地方的阿贾、阿札两个头人正领着叛军攻打土司官寨，外面很多人都在传，认为这件事是水西土司在背后唆使，阿贾、阿札更是公然宣称安贵荣“锡之以毡刀，遗之以弓矢”，给叛军提供武器，指使他们攻杀宋然，不知这件事是真是假？贵阳方面的官府是否已经听说了？

安贵荣在家装病，不肯发兵平叛，所有人都知道他是装的，只有安贵荣以为大家不知道；阿贾、阿札趁着安贵荣犯糊涂的时候给他栽赃，硬说安贵荣支持叛军，这事所有人都听说了，只有安贵荣一个人没听说。现在王守仁一句话把这两层意思都点了出来。正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安贵荣一下子警觉起来了。

点醒安贵荣之后，王守仁又把当下的时局分析了一遍，告诉他，水西、水东两家土司都是朝廷封的，水东有事水西不救，一旦水东土司官寨被攻破，宋然被杀，朝廷必定怪罪安贵荣。水西并不是唯一的土司，在安贵荣周边就有播州土司杨爱、恺黎土司杨友、保靖土司彭士麒等人，个个兵强马壮，如果朝廷要攻打水西，甚至不必亲自发兵，只要给这几家土司下一道命令，这帮人就会争相割取水西的土地，面对蜂拥而来的饿狼，安贵荣一个人能应付得了吗？

当然，王守仁也明白“外患易拒，家贼难防”的道理，先把“外患”的威胁说出来之后，立刻话锋一转，告诉安贵荣，水西内部已经传出谣言，说水西“连地千里，拥众四十八万，深坑绝坉，飞鸟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纵遂高坐，不为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以安贵荣的口吻公然向朝廷挑衅。说这话的是什么人？难道安贵荣还不肯三思吗？

确实，安贵荣手下有十二则溪，四十八族支，这些宗亲族支中到底哪一个生了异心，想趁机扳倒安贵荣取而代之？王守仁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可此事关乎安贵荣的土司大权和身家性命，安贵荣实在不能不知道。

随后，王守仁告诫安贵荣，他这个族支在水西担任土司已历三世，能够站稳脚跟靠的是朝廷的支持。如果安贵荣一意孤行，失去了朝廷的信任和支持，水西内部必然发生动乱，后果不堪设想。

信的最后，王守仁直接劝说安贵荣：“宜速出军平定反侧，破众谗之口，息多端之议，弭方兴之变，绝难测之祸，补既往之愆，要将来之福。”这些话句句切中要害，安贵荣若再不听劝，那就真是自己找死了。

安贵荣为人骄横暴烈，可他不傻，接到王守仁的信后仔细一想，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片刻不敢犹豫，立刻调集手下最强的兵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水东平叛。此时叛军围困大羊场的土司官寨已经很长时间，水西方面全无动静，这些人也放松了警惕，哪知水西兵马忽然倾巢而出，星夜飞驰而来，叛军毫无防备，顿时被杀得大败，安贵荣一击得手，乘势强冲猛打，一直把叛军撵进深山才罢手。

大羊场一战安贵荣花费不大，折损不多，却立了一场大功，水东土司宋然对安贵荣感激涕零，官府也急忙上奏朝廷嘉奖安贵荣，一时间水西土司风光无限，捞到不少实在的好处。而王守仁没从这件事上得到一两银子的好处，仍然待在龙场驿当他那个无品无级的小小驿丞，要说有所收获，大概就是又一次成功地“克己复礼”，克住了土司的私心，维护了乌江两岸的百姓，仅此而已。

今天距离大羊场上那场战斗已经过去五百年了，如果你到了贵州省修文县——也就是明朝龙场驿的所在地，问问当地人：谁是安贵荣，谁是宋然？一万人里也不会有一个知道的。可如果你问“王阳明”，当地百姓大都还记得他。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正德五年三月，王守仁在龙场驿的三年贬谪之期已满，依例被朝廷重新起用，委任为庐陵县的县令。从此离开偏远荒凉的龙场，重新踏入艰险的仕途。

王守仁二十七岁考中进士，到被贬为驿丞的那年，他已经当了七年京官。但那时的王守仁还没有接触过良知之学，不懂“仁者爱人”的意义，只是一个把做官当成儿戏的纨绔子弟。可是经历龙场悟道之后的王守仁已经找到了人性中的自我，悟透了内心深处的良知，再次出来为官，他的心态与早先截然不同了。早在赴任之前他就暗下决心，一定要依着良知为百姓们做些实实在在的好事。

庐陵县隶属于江西吉安府，在吉安府下辖的庐陵、泰和、吉水、永丰、安福、龙泉、万安、永新、永宁九县中庐陵县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吉安知府与庐陵知县也在同一座县城里办公。这样一座在江西省内排得上号的大县，境内有山有水，物产还算丰富，又紧邻章江，是个货物集散的水陆码头，原本算是比较富裕的，可惜天时不好，前后闹了两年旱灾，王守仁到任这一年地方上照样缺雨水，一进县境，只见溪瘦塘涸，四野焦黄，田里几乎看不见一片像样的庄稼，穿过村镇的时候每每看见成群乡民呆坐在屋外，一个个面黄肌瘦，脸色阴沉，衣衫褴褛。县城里到处是沿街乞讨的流民，买卖铺户看着也不很兴旺。

听说新任县令已经到任，庐陵县的主簿宋海、典史林嵩、书办陈江赶紧出来迎接，王守仁也没歇息，先在县衙里转了一圈，见这庐陵县衙破败得很，只有大堂、二堂和东西两列班房还算齐整，班房之侧有个小小的监狱，六七间牢房里并没关押一个犯人。

到庐陵之前王守仁已经跟别人打听过，知道前任知县名叫王关，是个出了名的窝囊废！到任三年毫无政绩，后来干脆挂印辞官而去，把这个穷县扔下不管了。现在看着衙门里这死气沉沉的破烂样儿，王守仁满肚子都是气，心想大明朝实在不是个东西，满天下竟找不到一个肯为百姓办事的好官，看来人人皆无良知。对这些没良知的东西，王守仁也不拿他们当人看，干脆学着孟子叫他们一声“禽兽”罢了。

禽兽们当官，是治不好地方的。现在王守仁自己做了县令，就下决心要认认真真给百姓们办几件实事，回到房里想了想，前任县令三年不办正事，百姓们一定有冤无处诉，看来替百姓办实事，正该从这申冤诉苦的事上做起。于是把书办陈江叫来，命他立刻写一个告示贴出去，让四乡百姓凡有冤屈的，都到县衙来告状申诉，新任县令一定秉公办理。

想不到新到任的县令不过问政务，第一件事却是打开大门接百姓的诉状，陈江整个人都糊涂了，瞪着两眼发了半天愣，才问：“大人的意思是要审查庐陵县的积案吗？若是这样，不必发出告示，旧案的卷宗都在主簿手里，我叫他拿给大人查阅就是了。”

王守仁虽然没做过地方官，可他以前在京城却做了多年主事，在工部、刑部、兵部都待过，知道这些办事的胥吏个个狡诈无比，办正事看不见他，受贿一定有他的份儿。现在陈江说这种话，王守仁立刻把他当成奸猾胥吏之类，对陈江很看不起，冷冷地说：“本官刚到庐陵，新案尚未审结，查阅旧案做什么？”看陈江黏黏糊糊的劲儿，显然是不想动弹，心里更气，干脆说道，“告示我自己写，你等会儿来取，明天一大早就贴出去吧。”把陈江打发出去，立刻找来笔砚趴在桌上写起告示来了。

王守仁叫百姓来申冤告状的告示一出，把所有人都惊呆了。

自古以来，地方官员和乡下的百姓之间有一条不成文的默契，叫作“民不举，官不究”，做县令的没事从不下乡，百姓们的事能不管就不管。想不到新来的县令竟与众不同，刚到任就要给百姓们主持公道，当地人以前从未见过这样肯为民办事的好官，又新奇又感动，一时民情如沸，整个县城都轰动了。宋海、林嵩、陈江这几个衙门里管事的人却面面相觑，私底下交头接耳不知说些什么。王守仁对这几个家伙从一开始就瞧不上眼，也不理他们，只管照自己的主意办。

第二天一早，王守仁早早起床吃了早饭，拿出前一天就特意压得平展展的官袍穿起来，戴起乌纱帽，又在铜镜前反复照看，觉得浑身上下周正威严，端肃齐整，果然是一任县令的仪容，为人父母的做派，有了十足的信心，这才深深吸一口气，迈着四方步子稳稳走上大堂。

这时庐陵县主簿宋海、书办陈江早已在正堂上伺候，衙役们也提着水火棍站班已毕。

王守仁虽然初任县令，可他任刑部主事的时候曾到淮扬、直隶一带巡视冤狱，参与会审过几件大案，处置过一批十恶不赦的死囚，见过世面，颇有经验，知道抓差办案之时面对的都是凶邪罪人，这些人或哭、或叫、或诉冤屈，一律当不得真。手底下办差的衙役们又最容易受贿徇私，对这些人只能使唤，不能尽信，所以办案官员仪态威严最要紧。尤其今天初次审案，从四乡赶来告状的人多，来看热闹的更多，要是第一天的案子审不好，就会在一县百姓面前失了威信，于是更端起十二分的架子，摆足了官威，先把案上卷宗略翻看了一下，这才问宋海：“今天来告状的人多吗？”

宋海在庐陵办事多年，跟过几任县太爷，什么事都经过，可这一次新到任的县令气势决心与众不同，宋海摸不清新县令的底，心里也不免紧张，听王守仁问他，忙说：“外头来告状的人极多，一大早就收了一百多份诉状，后头还有来递状子的，我想案子接得太多也不是办法，就叫这些人拿了号牌回家去候着，等前面的案子审结了再传他们。”

听了宋海的话，王守仁暗暗吃惊。

想不到庐陵县里冤情如此之多，头一天就有上百人来喊冤递状！多亏宋海有经验，没把状纸全接下来，可一百多件案子压在这儿，王守仁这个县令就算别的事都不做，光是审案，怕也要审上几个月了。

可王守仁身为县令，平时政务繁杂处处要操心，哪能诸事不管只审案子呢？

事到如今骑虎难下，无论如何还是先办案要紧。王守仁也来不及多想，黑着一张脸问宋海：“第一桩案子告的是什么事？”

“是父亲告儿子忤逆不孝。”

忤逆不孝，这可是个大罪！王守仁立刻把原告被告传上堂来。

片刻工夫，只见两条乡下汉子互相揪扯着上了公堂。一个五十岁上下头发花白，另一个二十来岁，一路吵嚷，上了公堂还揪着不放，王守仁把惊堂木一拍，喝了一声：“在公堂上还敢胡闹，都把手放开！”

见县令发威，这两个农民才知道害怕，赶紧放开手并排跪好。王守仁沉声问：“你们谁是原告，谁是被告？”

那五十多岁的乡农忙说：“小人是原告。我要告这忤逆不孝的东西，竟敢公然打骂老子……”

一听这话，王守仁顿时变了脸色。还不等他说话，那年轻人已经高叫道：“大老爷明察，我爹平日好赌钱，每天都往赌场里钻，家里的钱都让他输光了，这次竟把耕田的牛也输给别人了！我一气之下去找他说理，哪知我爹根本不讲理，拿起橛把子就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