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的时刻——马礼逊与柏格理
我们都希望进入神的天堂，但在此刻，我们就可以与他同在天堂。与他同在的意义是：如他一般地慈爱，如他一般地助人，如他一般地给予，如他一般地服务，如他一般地拯救，24小时都与他同在，在他苦难的化身中接触他。
——特瑞萨修女
一 彼将进入异族的国土
马礼逊去中国传教——眷恋尘世的家园——天朝既熟悉又陌生——令人向往也令人恐惧
1807年1月最后一天的下午[1]，伦敦东郊格雷夫桑码头，马礼逊告别亲友与伦敦传教会的同事，登船驶向泰晤士河口。暮色降临，远处教堂的尖顶与钟楼渐渐隐去，在故乡的屋顶下，还有一两点温暖的亮光，为他送行。
马礼逊将去中国传教。那些年里，去中国像是去另一个星球。他将穿越大西洋与印度洋，那是世界上最危险也最有诱惑力的大洋。漫长的航程里，把自己交给凶险莫测的大海，波涛击碎生命，像击碎一朵浪花。他将在陌生甚至充满敌意的中国异教徒中生活，各种传闻都证明，中华帝国是不欢迎基督徒的，在中国的英国商人，也不欢迎传教士。他将像囚徒或逃犯一样，经验孤独、疾病、劳累、猜忌、迫害，甚至死亡。
上帝的孩子为什么眷恋尘世的家园？马礼逊在日记中写道：“我爱生我、至今仍然养我的祖国。”他知道，“从今以后，可能再也不可能活着见到祖国的土地了”。启程后的第一个夜晚最痛苦，他“哭得很厉害”，“在思想上感到无所依托”，只能靠“读《圣经》和仰望上帝以寻求支持”。[2]进入异邦传教，早已不系挂生死，最大的苦难是孤独。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人与他同行。马礼逊曾期望苏格兰青年威廉·勃朗以及自己在伦敦霍克斯顿神学院的至交同学可罗尼，能够与他同去中国传教，伦敦传教会也在积极为他物色伴侣，但最终他还是一个人，独自前往。生活在信仰中，就不会孤独，可是，孤独是无边的，信仰是否有极限？
马礼逊乘坐的“雷米敦茨号”在纽约港靠岸。短暂停留美国，让马礼逊感到温暖。但此时的他，已经沉静坚定了许多。离开纽约的时候，同船前去印度传教的戈登牧师激动地话别，泪流满面。马礼逊却一言不发，神情肃穆，空旷的目光凝视着天边。当时的《纽约观察报》发表了“马礼逊博士访美纪事”，描绘道别的场景：“马礼逊话不多，也不激动，他像屹立在码头上的一尊庄严的塑像，看来他脑中充满了思考，只是无法全盘托出。他心中唯一所想的是与上帝在一起，对他周围的送行的人视若无睹。”[3]
彻底出世的人，才能做成入世的大事。真爱决绝，但谈何容易？那一刻，站在码头上的庄严与节制，需要莫大的努力。船沿着东海岸向南航行，启程10天以后，就看不到美国的土地了。他在日记中表白，离别是极度的痛苦。从纽约到广州，将近4个月的旅程，马礼逊在船上读《圣经》、学中文、为水手们布道，并且不断地写日记，给每一位亲人朋友写信。尽管这些信件很少能到收信人手里，更少能得到回音。
写信是慰藉孤独的方式。马礼逊所乘坐的美国商船“三叉戟”号在大洋上漂流了将近4个月。临近好望角的那两周航程，遇上了可怕的风暴。当年葡萄牙若昂二世的巴托罗缪·狄亚斯船长，也正是在这里，一场狂野的风暴之后，望见蔚蓝的洋面上浮现出一道山峦起伏的白色海岸。绕过好望角后的航程，平静了许多。跟在船尾的信天翁不见了，前方海面上出现飞鱼。夏日里印度洋温润的西南季风，送他到南中国海。接近中国了，他开始想象到达广州后的种种场景。天朝是一个让他感到熟悉亲近，又疏远甚至恐惧的地方。
他不是不熟悉中国。从小就在家中的瓷器上，看到中国山水与人物的图画。中国像是一个点缀着梦幻般的宝塔与亭阁、垂柳与飞鸟的童话世界。那里有精美的瓷器、丝绸、嫩黄的生姜、清香的茶，还有假山、亭榭、溪水、池塘的园林，菊花开在白塔畔，雀巢筑在古枝上，牵牛花大得像屋顶，蝴蝶像飞鹰。那里不仅有奇异的植物，还有各种各样奇异的动物，大山深处呼风唤雨的怪龙，田野里美丽的飞鸟鼓起雨虹般绚丽的翅膀。中国人都矮小精巧，穿着高高的靴子，戴着高高的帽子，长着高高的颧骨，留着长长的指甲、长长的胡子、长长的辫子，他们都穿着五颜六色的鲜丽的衣裳，彼此的长相几乎一模一样。
中国也是一个分外现实的世界。英国人的日常生活已经离不开茶，那“神奇的东方树叶”就来自中国。伦敦城里有许多茶园，春和景明的时候，社会显要，名门淑女，都在那里消磨时光。英国人喝茶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了，如今在大多数英国家庭里，都有喝下午茶的习惯，那是英国家庭感受生活温馨与精雅的时刻。[4]美丽的英格兰，还有中国的瓷器、丝绸、漆器，半个世纪前流行过一段“中式园林”热，皇家建筑师威廉·钱伯斯爵士建造的孔夫子堂与佛塔，成为伦敦丘园的一景。中国总让人联想到一种带有东方情调的、精致的，甚至奢侈的生活风格。
然而，中国又很陌生，甚至有些恐怖。那是个异教国家。有着难以接近的、不近人情的、专横暴虐的政府，和不计其数的生活在物质与道德贫困中的人民。10多年前马戛尔尼勋爵被乔治三世委任为“特命全权大使”出使中国，一位使团成员这样描述他们的出使经历：“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5]那是大英帝国的耻辱，英国社会为此闹得沸沸扬扬，舆论热潮持续了10年。使团成员纷纷出版他们的日记、见闻录，描绘的天朝帝国，像是一个破败的、怪诞的、遥远而模糊的，同时让人感到诱惑与恐怖的庞然大物，人民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暴政不仅扭曲了人们的心灵，甚至扭曲了中国人的体型。他们终日弓着腰，驼着背，一副奴颜媚骨，“他们天生就胆小怕事、温顺被动，加上严刑酷法的摧残，就更加冷漠、麻木甚至残忍……”[6]这段话出自使团总管约翰·巴罗的《中国旅行记》，这部书出版于1804年，畅销一时；那年，正好马礼逊向伦敦传教会提出申请去海外传教，伦敦传教会决定派他去中国。
“彼将进入异族的国土，将在万事中经历祸福。”远处已经望见了中国海岸。将近8个月的漫长旅程就要结束了。往往越是快到目的地，就越让人难以等待。澳门的教堂钟楼与红瓦屋顶，掩映在葱茏绿树间，已经看得清楚。但海面出奇的平静，没有风，帆松弛，船无法移动。马礼逊有些不安，甚至激动。马礼逊想起那些在荒远年代里为蒙昧人开教的先驱们，想到主的吩咐：“我己立你为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船终于在广州靠岸，马礼逊在日记中记下：“那集结在岸边的多艘货船装卸的喧闹声，河上数百艘民船来往穿梭时有上千船民的大喊大叫声，都令我的情绪极度亢奋。”[7]
二 在万事中经历祸福
初到广州举步维艰——英国人的冷漠与美国人的热情——三项任务：学汉语、编字典、译《圣经》——为谁服务：上帝、国王、财神——贸易、征服、传教三位一体的扩张
马礼逊选了一个最为敏感的季节来到广州。
十三行的英国商人们一边大张旗鼓地做事，贩运印度的鸦片、英国的毛织品，收购茶叶、瓷器、丝绸、药材；一边小心翼翼地做人，生怕惹恼了广州的官府与北京的朝廷。茶叶与鸦片贸易实在太重要了，直接影响到大英帝国的财政与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可是，中华帝国却始终未能在制度上保障这种贸易。官吏的私利、皇帝的喜怒，随时都可能改变局势。商人们必须万分小心。尤其是在英法战争期间，拿破仑皇帝的军队封锁了英国与欧洲的贸易，大英帝国就更离不开东方贸易了。就在马礼逊到达广州前一年，英王乔治还遣使来广州，卑辞厚礼，希望仁慈威武、享四海承平之福的天朝大皇帝，能够照顾到英国商人在华的利益。同时，也捎带说了许多法国的坏话。[8]
马礼逊到广州，凭着美国国务卿给美国商行大班的介绍信，住进了美国商行。英国商馆是十三行最大的商馆，但他们不接待他们的同胞，就像他们当初拒绝马礼逊搭乘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前往中国一样。跟中国做生意的英国商人都知道中国禁教，惹怒了朝廷，英国人和他们的商品会被统统地扫荡到大海里去。英属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曾经形成决议，认为用公司的船运送传教士到东方，是一件异想天开、荒唐愚蠢、极端危险、有百害而无一益的事，应该绝对禁止。在马礼逊看来，这是英国商人的堕落，他们在东方待久了，“脑袋已经彻底东方化”，只想金钱与享乐，忘记了基督教真理。
美国人似乎更有基督教热情。他们在纽约、费城热情地接待马礼逊，安排马礼逊乘美国商船，船长布力民先生听说马礼逊要去中国传教，还慷慨地免了他的船票。如今，又是美国商馆暂时收留了马礼逊。青春的美国与世故的英国不同。这个由一批狂热的清教徒创立的国家，时刻感觉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肩负着在地上建设天堂的神圣使命。近代以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有一半以上来自美国。奇妙的是，同样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建立的国家，对中华帝国的热情却不一样，英国人感兴趣的是钱袋，美国人感兴趣的是灵魂。当时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规模很小，十三行里十三个商馆，有英国的、美国的、丹麦的、瑞典的、荷兰的、西班牙的、法国的，数美国的最小。[9]
马礼逊初到广州，举步维艰，不但不敢公开传教，甚至不能公开露面。天朝除了从事贸易的“夷商”外，根本不允许其他人驻留广州，而广州又是中华帝国唯一向“外夷”开放的口岸。马礼逊聘请中国教师教他中文，这位可怜人来时还装作是补鞋的，或者带着毒药，准备一旦官府拿人就自尽。清朝官府严禁外国人学中文，更不允许中国人教外国人中文。鸦片战争前十三行的洋人在中国，像关在动物园里的珍稀动物。清政府对他们的活动有严格的规定。比如说，不许私带妇女与枪械进商馆，不许随意与广州城里的中国人交往买卖，不许在馆外过夜，不许在珠江上划船宴乐，不许直接拜访官府……当然，他们被严格限制的同时也被严格保护。官府派兵把守商馆的出入口，严防当地的中国人骚扰这些“番鬼”。亨特说：“在世界各地，再也没有一个地方当局，对外国人的人身安全比这里更加重视了。”[10]而商馆里的商人们，花天酒地，过得像王子。
马礼逊则感觉自己像乞丐或囚徒。他不适应广州的气候，溽热的天气几乎使他无法阅读。伦敦传教会给他的经费也不够。马礼逊在日记中记载，1808年4月1日那天，他早餐只吃了一片面包，喝了一杯茶，晚上吃了一小块牛肉加米饭。因为没有钱，他已经严重营养不良，虚弱、头晕。生活上入不敷出，事业上一筹莫展。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读《圣经》、写信，用功学中文，但传教的事却无从开始。不仅中国人不听他的福音，连商馆里的英国人、美国人，都不理会他。他曾邀请他们到他那里做集体礼拜，被拒绝了。商人们警告他不要在商馆里从事宗教活动，否则麻烦无穷。半年过去了，马礼逊感到绝望，有时甚至希望缩短自己前往天国的路程。尘世的圣功太艰苦。他经常头痛，身体虚弱到极点，在自己的房间里行走都困难了。
1808年，马礼逊接受医生的建议，两度去澳门小住疗养。而第二次澳门之行成为他传教生活的一个转机。首先，他在澳门认识了他第一任妻子莫顿小姐，使他孤寂的传教道路上有了一位温馨的伴侣；其次，他的汉语水平已经能够给英国商人当翻译了，商行决定聘用他，年薪500英镑。斯当东爵士回国，马礼逊接替他的翻译工作，年薪又翻了一番，1000英镑。
如今，马礼逊成了英国商行的职员，可以住在广州和澳门的英国商行豪华的房子里，吃英国牛排。而那位嫁给圣徒的莫顿小姐，在一年之内却得了可怕的忧郁症。她的父母弟妹在她婚后两周就返回英国了，马礼逊蜜月结束后也不得不回广州赴任，留下新婚的马礼逊夫人一人在澳门，广州官府严禁“夷妇”进入商馆。孤独是现世生活中最可怕的疾病。马礼逊夫人连续生了三个孩子，孤独、恐惧、长时间的失眠折磨着她，忧郁症已经使她到了精神崩溃的地步，不得不带着两个幸存的孩子回英国疗养。传教士最大的敌人是孤独，但他们还有《圣经》与圣工支撑着。可是那些传教士的夫人们，她们被命运抛到世界某一个陌生的角落，成为传教士孤苦的天路历程中的一根脆弱的拐杖，随时都可能被折断，抛弃在荒远的山谷里。六年以后，马礼逊夫人带着两个孩子返回澳门与丈夫团聚。再次怀孕、再次陷入忧郁症，极度的恐惧、失眠、彻夜大汗淋漓、阵发性呕吐，产前最后一阵痛苦的痉挛之后，传教士的妻子告别了这个世界。她痛苦的子宫，成了马礼逊第四个孩子的坟墓，而澳门陌生的山冈，是她自己的坟墓。
告别家乡的时候，伦敦传教会给马礼逊布置了三项任务：一、努力学好中文；二、编纂一部中文字典；三、把《圣经》译成中文。对那个时代的英国人来说，中文像另一个世界的语言，难懂、难学，还有某种神秘感。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时，在整个英国，竟然找不到可以充当使团中文翻译的人，只好到中国听从不怀好意的葡萄牙天主教传教士的翻译，那种难堪，一言难尽。英国人必须自己学会中文，编一本好的英汉字典，让更多的人掌握中文。把《圣经》翻译成中文，让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可以从自己母语中聆听上帝的声音。马礼逊在英国时曾跟一位中国的天主教徒学习中文，到广州不久，就投入编纂一部华英字典和中文文法书，并开始翻译《圣经·新约全书》。
马礼逊万里迢迢、九死一生地来到中国，是来传教，不是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做中文翻译的。但是，不为商人们服务，马礼逊根本无法生存，更不要说传教。接受东印度公司的任命后，马礼逊写信给伦敦传教会解释自己这样做的理由：一、可以留在中国，否则不论是澳门还是广州的英国商人，都容不得他；二、借商务翻译促进自己的中文学习，学习语言光学不练不行；三、减轻教会对他的经济负担，还可以与在华的英国商人多接触，免除误会。
《圣经》中说，人不能同时侍奉上帝与玛门（财神）。马礼逊很快就发现，为东印度公司服务与为上帝服务实际上是无法并行的。沮丧的时候，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既要为东印度公司当译员，又要当传教士，这二者是不可兼得的，长此以往，二者必须分开。”可是，马礼逊终其在中国的传教生涯，也没有能将二者分开。
马礼逊一边忙于公司的事务，一边抓紧时间翻译《圣经》。1814年，《新约全书》的翻译完成，马礼逊印刷了2000部，开始在广州、马六甲、槟城、新加坡等地散发。伦敦东印度公司总部紧张了，急忙下令免去马礼逊东印度公司译员的职务，害怕因为他冒险的传教活动得罪了中国官府，影响到英商的在华利益。但广州的英国商行并没有马上辞退他，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找到合适的接替者。
马礼逊到广州已经第10个年头了，《华英字典》的第一卷出版。新来的英国传教士米怜正在协助他翻译《旧约全书》，《华英字典》的第二卷也将完成。马礼逊本人对东印度公司的决定尽管有些失望，但并不痛苦。因为各有利弊。如果在广州待不下去，他就去马六甲或槟城。那样也可能全身心地投入传教工作。就在伦敦的东印度公司总部、广州的英国商行、伦敦传教会三方为马礼逊的去留问题商讨不决的时候，英国政府准备派另一个使团出使中国。马礼逊被任命为英国国王特使阿美士德勋爵的中文秘书，随同使团前往北京，觐见中国皇帝。
传教士必须跟商人结合，否则没有生存的基础；传教士必须跟政治结合，否则没有发展的力量。这是历史的条件，个人无从选择。西方现代扩张，从一开始就有三重力量：商业贸易、军事征服、基督教传教。这三重力量，尽管有时冲突并相互排斥，但总体上相辅相成。有人研究伊比利亚人扩张的四种动力（4G）：GOLD、GOD、GUN、GLORY。黄金（GOLD）：海上贸易可以带来巨大的财富，黄金、香料、象牙与奴隶；上帝（GOD）：海外传教是高尚的事业，冒险的意义在于将异教世界的财富运回基督教家乡，再将基督教送到异教世界；大炮（GUN）：大炮是贸易与传教的保证，三桅三角帆葡萄牙式远洋快船成为一座活动炮台，可以在200码之外击毁各个方向的敌船，赢得了大海洋的制海权；荣耀（GLORY）：那是堂吉诃德式的骑士精神，追求荣耀，将宗教狂热与世俗精神结合起来，创造出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西方现代扩张，贸易、征服、传教，三位一体。荷兰扩张、英国扩张可能缺乏伊比利亚人的骑士精神，但金钱、上帝、枪炮还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商人们唯利是图的冒险，传教士不可能到东方，更没有条件传教，谁资助他们的旅行与在异邦生活传教呢？没有传教士投身荒远、万死不辞，谁来安慰那些远在异乡漂泊的灵魂、让当地人从内心接受这些外来者和他们的神，变得温顺卑微？当然，最终解决问题的还是军事征服与殖民统治。坚船利炮保佑那些贩运美洲的白银、非洲的奴隶、亚洲的香料与毒品的商人，和散发劝世文、准备为人洗礼、许诺敞开天堂之门的教士。
马礼逊不得不为商人做事，也不得不为政府做事。而且后者在他看来，作为大英帝国的子民，与他传播福音的使命几乎同样重要，同样神圣。如今，在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熏陶下，上帝的孩子同样眷恋尘世的故土，有强烈的世俗爱国主义激情。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访华，英国终于可以找到自己信得过的中文翻译了。马礼逊作为使团秘书，先行天津照会清朝官员。遗憾的是阿美士德勋爵的遭遇，远不如20年前的马戛尔尼勋爵。阿美士德勋爵赶了一夜路，从通州到圆明园，又是因为不肯给皇帝磕头，当天下午就被赶出北京。英国人三进圆明园。马戛尔尼勋爵风光地住进了圆明园，等候去承德给乾隆皇帝祝寿；20多年后阿美士德勋爵灰头土脸连夜赶到圆明园，可能在园内连一顿饭都没有吃到就被赶走了；40多年后，额尔金勋爵率领英军攻占圆明园，一把火把这个皇帝的园子烧了。按照他的逻辑，只有用野蛮的方式，才能教训野蛮人。
送走倒霉的使团，马礼逊又回到广州，继续他以前的工作：编字典、译《圣经》、为商馆做翻译。在写给伦敦传教会的报告中，他只描述他出使沿途的所见所闻，没有加任何政治议论。许多事是迫不得已的。妥协并不等于背叛。评价传教士，我们首先应该做历史与制度的考虑，然后再评论人性与道德。历史的真正意味在于其内在的合理性。如果马礼逊继续留在中国，他可能有其他选择吗？更何况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的历史，从来如此。当年景教僧侣阿罗本及烈主教等东来大唐传教，靠的是粟特商人的襄助。蒙元世纪里圣方济各会修士来华，孟德·高维奴主教在北京、佩鲁古人安德鲁在泉州，都得到意大利商人的捐助。300年后耶稣会士到北京，不论是利玛窦还是汤若望，都离不开在粤闽浙沿海活动的伊比利亚商人与热衷行使“保教权”的葡萄牙、西班牙君主。如今，福音第四次浪潮涌入中华帝国，新教传教士们还是乘着商船或兵舰到来，利用玛门侍奉上帝，同时为商馆、政府与教堂奔走。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马礼逊被任命为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爵士的秘书和翻译，穿副领事官服，缀皇家领扣。马礼逊有些得意，或许也有些无奈：“这对于一个传教士来说是颇不寻常的，穿上一身副领事的官服，而不是牧师的道袍！”
三 尘世的苦难与荣耀
传教士的成就与无奈——茶叶与鸦片污染福音之路——尘世的荣耀不过如此——在极度的痛苦中解脱
遥远的远方，有许多痛苦，也有幸福。
马礼逊忍受了巨大的孤独与劳累。妻子死了，留下的两个孩子被送回英国。来协助他的米怜牧师和他善良的妻子，也死了。那些年到东方的传教士，很难活过40岁。马礼逊年轻时就有的头痛病，越来越严重，发作的时候，几乎痛不欲生。大概从北京回来不久，他的肝区也开始疼痛，同时视力急剧下降。1822年是灾难的一年。马礼逊无法从新近丧妻的痛苦中恢复过来，又接到米怜牧师蒙召归天的消息。夜间突然降临的一场大火，烧尽了十三行繁华的商馆，清晨的太阳照见余烟点点，废墟一片。[11]那年秋天，马礼逊写信给英国的一位夫人：“我对天意要他们离世没有埋怨，却因我孤苦伶仃而啜泣不止……我在中国工作已有15年了，其中有一半时候是相当孤独的。上帝分担了我的软弱，赐福给我的工作……当初我并没有想到我会活得这么久。”[12]
经历苦难的人不惧怕苦难，没有不幸的人才真正不幸。马礼逊已经40岁了。这位25岁到中国的英国青年，在异族的国土上辛勤工作了15年。为了神圣的事业承受巨大的孤独与苦难的人，也将享有巨大的收获。1819年，圣经全部译完，1823年印刷出版，取名《神天圣书》，线装21卷，其中《旧约》的部分章节是由米怜牧师完成的。同一年，《华英字典》也大功告成，6大本，4595页。当年离开英国时伦敦传教会布置给他的三大任务，都完成了。此外，他还与米怜牧师在马六甲创办了英华书院。那位写作《广州“番鬼”录》的亨特，就是在英华书院学的中文。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马礼逊都在扪心自问，这些年在中国开教，自己究竟做了些什么？1822年年底，马礼逊感觉有必要对自己的工作做一番总结。在那年给伦敦传教会的年度报告中，他欣慰地写道：
“当初伦敦传教会决定开创中国的传教事业时，英国对中文的知识，要比欧洲其他各国都要落后，而且如有人想要学习中文也得不到帮助。然而，在今天，由于伦敦传教会派往中国的传教士的努力，以及东印度公司的资助，英国在掌握中文知识这个领域里，已经超过了所有其他的欧洲国家。”
我们可以引用蒙土奇博士的话为证，他是著名的德国汉学家。他说：“我敢断言，马礼逊博士在过去10年所出版的多种中文书籍，要比过去100年来印行的天主教传教士的著作和文章，对欧洲的学者们要有用得多。”这是他在1821年12月22日在东德莱斯顿所讲的话。另外还有一位法国著名的汉学家汉慕萨在巴黎说：“马礼逊博士编纂和出版的《华英字典》巨著，是所有其他欧洲学者难以与之比拟的。”[13]
巨大的成就是令人幸福的。现世的生命还能希图什么更大的报答呢？1823年年初，马礼逊前往马六甲，关照米怜去世后无人照管的英华书院。英华书院的中国青年用中文唱赞美诗，欢迎他们的校主。歌声响起的时候，马礼逊在激动的泪光中，仿佛看到天堂紫晶色的门廊。马礼逊在英华书院为学生们授课，内心充满阳光。雨季到来的时候，他启程返回中国。路过新加坡，他拜会了新加坡总督莱弗士，决定将英华书院迁到新加坡，组建马来书院。马礼逊为筹建的马来书院捐了一大笔钱，而这笔钱原来是他为回英国度假准备的旅资。
马礼逊终于要回家了。17年前告别家乡时，他没想到此生还能活着再见到英格兰的土地。1823年年底，马礼逊带着上万册中文图书和一位中国仆从，登上东印度公司的“滑铁卢”号商船。东印度公司批准他一年半的休假并为他提供旅费，当然，不是因为他的《圣经》翻译与词典编纂，而是因为他为公司效力。四个月的旅程，他在船上编写一部《中国简史》，英国人对中国了解太少了。怎么能对一个与个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与大英帝国命运紧密相连的东方帝国一无所知呢？
英国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一个喝茶的国家。“我们的生活已经完全离不开我们的贸易与财政体系，茶来自世界的东方，糖来自西印度……”[14]茶“曾是富人餐桌上的时尚，如今变成穷人的食粮”。1825年前后，英国每年的茶叶进口量已经增长到3万余担。茶成为大多数英国人不可或缺的饮料。“茶叶贸易长时间以来一直是英国政府获益最大的税收来源。”马礼逊出生的时候，英国政府征收的茶税已高达120%，以后有所下调。拿破仑战争爆发后，英国为增加财政与军费开支，再次将茶税提到按价100%。茶税一直是英国政府的金库，调节茶税几乎成为历届财政大臣的点金术，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15]
茶凝结着大英帝国发展的历史，而鸦片贸易则是大英帝国世界经济体系的拱顶石。[16]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商人一直要用白银采购中国茶，大英帝国“白银外流”。乾隆皇帝回答马戛尔尼的通商要求，天朝无所不有也无所需求，而聪明的英国商人很快就发现天朝没有鸦片也需求鸦片。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孟买生产鸦片，由私商运到粤闽沿海，1825年前后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近3万箱，货值近2000万元。鸦片贸易扭转了中英贸易逆差，如今是大清帝国“白银外流”了。鸦片贸易的巨额利润，不仅能够支付收购茶叶的资金，还能够为大英帝国统治印度提供财政支持。鸦片贸易“是一种无往不利的生意，而且眼见着每年的需求量增加了又增加，哪里会轻易地放弃呢？”鸦片战争爆发后，宾汉上尉在《远征中国纪实》中说了实话。[17]
马礼逊为英国商行做事的那些年里，英国商人正热火朝天地贩运茶叶与鸦片。为上帝服务、为金币服务、为国王服务，而所有这些伟大的事业，又都建立在为茶叶与鸦片服务的基础上。马礼逊的中国事业的出色的继承者、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就明白这一点。他1831年到中国，穿着中国人的衣服，说中国话，乘鸦片烟贩的飞剪船，往来于中国海岸，一边帮商人推销鸦片，一边帮上帝散发福音书，还自愿潜入吴淞宝山一带，刺探军事情报。他的间谍结论是，如果进攻上海，清朝军队的抵抗绝不会超过半个小时。有人说他既像一个牧师又像一个海盗；既像一个骗子又像一个天才；既像一个慈善家又像一个无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像郭实腊那样，把天使与魔鬼的品行，如此完美地融合在一个人身上。
马礼逊不是不知道贩运鸦片的罪恶，而是无法摆脱这种罪恶。不为英国商行做事，不靠那些大鸦片商贩的资助，又如何在中国传播福音呢？马礼逊回英国度假的那些年，中英鸦片贸易额飞速增长。1823年鸦片的年进口量是7000余箱，到1828年，几乎翻了一番，达到13000余箱，这还是不完全统计。马礼逊在给伦敦传教会的信中也提到贩运鸦片是“一桩声名狼藉的走私买卖”，广州的鸦片商越来越多，社会犯罪也越来越严重。但是，当大鸦片商马地臣办《广州志乘》请马礼逊撰稿时，马礼逊欣然同意，不仅为了每年300银元的稿酬，还因为他与当时的大鸦片商贩马地臣、查顿，都是朋友，尘缘难断。
马礼逊尘世成就的高峰到来了。1824年3月23日下午，马礼逊回到阔别17年的伦敦，码头上挤满了迎接他的人群。当年那个忧郁、羞涩、寡言少语但志向远大的青年神学生，如今成为大英帝国的英雄。在温莎，马礼逊成为英国国王的座上客，伦敦东印度公司总部设宴招待，不知是出于感激还是悔过。马礼逊10年前已因为散发《新约全书》被公司免职，而这10年里，马礼逊从未停止过为公司工作。马礼逊荣归故里，在纽卡瑟尔的几场证道会上，竟“有数百人无法入场”。东印度公司给了他新的任命，英国皇家学会未经他申请选举他为会员，伦敦传教会破例增补他为董事会董事。马礼逊在写给伦敦传教会司库的感谢信中说，自己做一个普通的传教士已经很满足了。生命短暂，可以做的事并不多，他准备尽快回中国去。中国与英国之间，航路漫长，自己的健康状况也不好，恐怕没有机会再回来出席董事会的会议了。
尘世的荣耀，不过如此。回英国两年的热闹，似乎在加倍甚至过分地补偿他过去漫长的孤寂。马礼逊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一直要工作到11点。他没有时间跟自己久别的孩子团聚，他回到英国很快又结婚了，也没有时间跟自己的新婚妻子团聚。连续不断的证道会等着他，他必须匆匆忙忙地从一个城市赶到另一个城市。而最让他难过的是，英国人只对他个人感兴趣，对他介绍的中国，根本不关心。就像今天人们对待从太空归来的宇航员，欢呼雀跃，不是因为人们渴望关于太空的知识，而是人们崇拜这个人，他去过人们去不了、也从未想过要自己去的地方。没有哪一间大学愿意接受马礼逊冒险从中国带回来的1万多册中文图书，这批费了许多周折才从海关免费提回的珍贵书籍，封藏在伦敦传教会的仓库里无人问津。马礼逊游说英国大学开设中文课程，而英国第一个中文讲座开在牛津大学，已是半个世纪后的事。马礼逊在英国期间参与创办的语言学院，也只维持了三年。学习中文实在太难。有人感慨，“一个人要学会汉语，要有铜铸的身体，铁铸的肺，橡木脑袋，苍鹰的眼，要有圣徒的心灵，天使的记忆，麦修拉的长寿”。[18]
新年到了。1826年1月1日是个星期天，马礼逊在这一天写给新夫人的信中说：“我的性格里，既有柔情，也有对工作的执著，是两者的一个混合体。在作战的日子里，我不能待在家里当一个懦夫。上帝会帮助我，你也会鼓励我，因为我们所拥护的神圣事业需要我们有勇往直前的表现。我亲爱的，即使在患难和死亡中，你也要有镇定的心啊！”[19]在英国度过了愉快而繁忙的两年，1826年5月，马礼逊带着新婚的妻子和孩子返回中国。行前向老朋友斯当东深情地道别：这一次该说“长期的再会了。但愿我们最终能在天国再相会”。这位斯当东爵士，就是当年随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使团副使老斯当东的儿子。据说乾隆皇帝很喜欢这个乖巧的、学说中国话的小男孩，还赐给他一个香荷包。后来小斯当东成了澳门东印度公司的翻译，退休回英国后，荣华富贵。鸦片战争爆发前，这位英国最早的“中国问题专家”主张开战，“在中国，屈服只能导致耻辱，态度坚决则可以取胜”。
日子又回到从前。妻子与孩子留在澳门，马礼逊在广州，忙完商务后，独坐在旧日的桌椅前，给家人亲友写信。那些年里，英国商人的鸦片走私越发红火，中国的政治局势日益动荡，而上帝的福音事业，依旧没有指望。上帝的事业是没有失败的，所有的成功与喜悦都在不断的努力中。而这一切的意义都在于，不要在生命尽头的尘土与灰烬中懊悔。“我已经为我这一代人服务过了，上帝知道我必须在何时入睡。”马礼逊经常感到体力不支，头痛病也加剧了，1830年前后马礼逊写给妻子的信中，不断提到头痛病折磨他。马礼逊的第二任妻子也很痛苦，第一任妻子的噩梦似乎又重演在她身上。她7年内连续生了4个孩子，劳累、孤独同样击垮了她。1833年年底，她不得不再次带着孩子返回英国休养。在查顿的鸦片船上，马礼逊悲苦地与妻小告别。但凡有一点办法，他都不会让她们走。这一次的别离是没有期限的，生离将成为死别。
马礼逊必须留下来。传教的路，就是殉教的路。在生命的最后半年里，他焦急地盼望家人的消息。家人的返程需要4个月，平安抵达英国后寄出的家书，还需要4个月，如果一切顺利，他将在8月初读到妻子的信。广州的夏天热浪滚滚，夹着难熬的潮气，夜以继日。马礼逊时常感到筋疲力尽。英国政府收回了东印度公司对华的贸易专利，澳门的东印度公司解散了。为其服务24年的马礼逊，竟然没有得到公司理应支付的养老金。而他必须挣钱养活他在英国的妻子孩子和在中国的福音事业。
